张永|1932年北方会议与中共的华北建军尝试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1期，注释从略

 

内容提要

       从1931年到1933年，日本关东军对东北和华北的入侵严重削弱了国民党在北方的统治。在抗日浪潮中，中共的革命机会显著增加。上海临时中央顺应形势变化，积极在抗日活动中扩大影响，对北方革命的重要性也有了新的认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1932年4月对日本宣战后，临时中央于6月召集北方会议，提出反对“关门主义”，在北方有条件的地方发动游击战争，建立红军。华北党组织在河北、山东等地发起了一系列农民暴动，建立了一些游击队。1933年1月，中共又发表宣言，表示愿意与任何不反共的爱国军队建立合作关系，同时派出中央驻北方代表，相当于重设北方局。中共特科与地方组织对西北军、东北军等国民党军队也加强了渗透，并在1933年察哈尔抗日活动中掌握了数千人的军队。这些尝试虽然都遭遇挫折，但扩大了中共的声威，在北方军队和地方社会中散播了很多革命的种子，建立了不少关系网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华北的崛起打下一定的基础。兴起于南方，而成功于北方，这是中共革命的空间轨迹。始于“北伐”，而终于“南下”，这是革命战争的历史过程。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南方革命受到极大关注，而北方的革命活动则相对受到忽视，其中1932年北方会议及其推动的华北建军尝试更是少有人问津，甚至在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内，因其与“王明路线”的联系遭到彻底否定。比如《中国共产党会议概要》中提到：“‘北方会议’的召开和会议决议的贯彻，使北方各省党的工作纳入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轨道”，“对北方各省党的城乡实际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危害”，这是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实际上，在1935年日军推动华北自治之前，国民党高层没有下定抗日决心，倾向于以长城为界对日妥协，集中力量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当时建立统一战线的机会很少，1935年以后成功的政策未必适用于1932—1933年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虽然北方会议存在不少缺点，也造成了一些损失，但同时也是中共对日本入侵带来北方局势变化的积极回应，推动了中共在华北军事活动的展开，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北方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中共的军事政治实力在北伐战争中崛起于南方，红军和苏区主要分布于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四川等南方省份。在南方，共产党的力量很强，但国民党的力量更强，在1932—1934年的残酷战争中，中共南方各苏区先后陷落，红军被迫先向西，后向北，长途转战，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在北方，共产党的力量相对较弱，但国民党的力量也比较弱。在1930年前后，北方国民党势力尚能压制革命势力，中共在北方的暴动和兵变大多失败，仅在陕北保存了小规模的红军游击队。但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由于日本军队的大举入侵，国民党在北方的统治遭受重创，东北军、西北军和晋军人心浮动，北方群众运动重新活跃，抗日义勇军蜂拥而起，这些都为革命势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共临时中央1932年夏天在上海召集北方各省代表联席会议，提出了在北方加强军事活动的计划，并很快在河北、山东等地发动了农民暴动，中共组织对东北军、西北军的渗透也明显加强。在1933年察哈尔抗日活动中，华北建军尝试取得重大进展，组织了数千人的、受中共领导的军队。这些尝试虽然都遭遇了挫折，但是为后来中共力量在华北的发展做了铺垫。实际上，长征到达北方的红军只保存下来约3万人，至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共的100多万军队和100多万党员大多数是在北方发展起来的，此时革命的重心已经从南方转移到北方，中共最终是依靠北方的根据地打赢了解放战争，南下夺取全国政权。我们不应以一时的成败来简单论断，闲棋冷子，在变化了的棋局中可能会重新显示价值；一个具体事件，只有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段中，才能获得更准确的定位。

 

一、九一八事变与1932年北方会议

 

       由于罗章龙等人的分裂活动和顾顺章等人的叛变，1931年中共中央在上海遭遇严重困境，米夫、王明等去了莫斯科，周恩来、任弼时等去了苏区，博古、张闻天等组成临时中央，维持中央机构运作。共产国际驻华机构虽然大大削弱，但临时中央与莫斯科的联系没有中断，与中央苏区的联系也比较稳定，所以这一时期中共的重大决策仍然是在共产国际的遥控指挥之下。苏联在这一时期的对华关系中是“三管齐下”，充分表现出斯大林老谋深算的特点，正如熊彼特说的：“斯大林政权的外交政策中，再也没有（比）它的小心谨慎的忍耐更惊人的了。”一方面，苏联对于日本建立伪满洲国态度暧昧，1932年6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对日本表示“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原则上都不拒绝承认‘满洲国’的法律地位”，而且后来确实在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中承认了“满洲国”；另一方面，苏联政府应国民党政府要求，在同一次政治局会议决定与南京开始复交谈判，并于年底正式恢复邦交，结束了1927年广州起义和1929年“中东路事件”导致的断交状态，并在抗战初期给南京政府大量军事援助。同时，苏联又通过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支持扩大红军和苏区，希望共产党在中国逐渐发展壮大，取得优势地位。1930年中原大战以后，东北军在中国北方占统治地位，张学良坐镇北平，成为国民党在北方的最高统治者。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遭受沉重打击，失去了东北三省的财政、人力根据地和兵工厂。张学良的威望急剧衰落，东北军在向南溃退中军心涣散，新派与旧派、抵抗派与不抵抗派矛盾激化。近20万东北军大部分拥挤在河北，再加上其他派系军队，沉重的负担把河北人民逼向了绝境，农民抗捐抗税的反抗情绪日益激烈。同时，随着东北军的衰落，西北军、晋军和其他杂牌军对张学良的态度也不再驯服，开始各自寻找出路，国民党在北方的统治大大动摇了。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很快认识到日本入侵给政局带来的巨大变化，努力争夺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1932年4月15日对日本宣战，在宣言中严厉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号召白色统治区域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及一切劳苦民众自己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夺取国民党军阀的武装来武装自己，成立指挥这一行动的各地革命军事委员会，白军的兵士要暴动起来，打倒反动军官，自动对日作战，成立工农红军”。中共在人力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选派了一批党员深入东北三省，努力把分散的抗日义勇军组织成东北抗日联军。1932年6月下旬，临时中央在上海召集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史称“北方会议”。会议在上海法租界一栋独门住户的小楼房举行，总共开了7天。参会者共10人，包括上海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张闻天、康生、李竹生和河北省委书记孟永祥、山东省委书记武平、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河南省委书记吉国桢以及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中央组织局巡视员李实刚巡视过北方各省，也获准参加会议，会后他被派往东北担任满洲省委书记。会议每天从早上6点开到半夜12点，为了保证安全，开会期间除了4位中央领导，其他人不得自由出入。会议的议程主要包括：博古介绍开会目的，然后各省代表汇报各省情况，最后由博古做总结。会议决议基本就是博古的总结经润色定稿，包括《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关于北方各省职工运动几个主要任务的决议》《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这几个决议难免带有留苏派掌权时期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比如强调日本侵占东三省是对苏联的威胁，“加重了北方各省共产党的组织的保护苏联的任务”。但总体来讲，北方会议还是及时认识到了北方政局的巨大变化，提出了更为积极的革命策略，号召打破关门主义，在抗日热潮中努力争夺领导权，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中共领导的军队，这些都有利于推动中共在北方的发展。北方会议决议提出：“今后北方党在这方面的任务是：最大限度的开展北方的反帝国主义争斗；用一切力量争取群众的领导权到我们的手里。”决议提出了针对工人、农民和士兵的三项政策，其中后两项都与北方建军密切相关。决议要求“发展农民与灾民群众的各种各式的日常争斗，发动革命的游击战争，并尽量的在游击队的积极行动之中创立新的红军与苏区”；“努力组织国民党士兵的革命兵变，瓦解反革命的武力”。决议严厉批评关门主义，认为“一切关门主义对于革命是极危害的，应该尽量的把千百万劳苦群众用各种形式组织（起来），应该最大限度的吸收几千几万的觉悟的工人、雇农、贫农到党里来”。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往往强调刘少奇1936年到华北后反对关门主义，但实际上这种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早在1932年，反对关门主义已经是北方会议的重要议题，而且一些重要的中共外围组织比如反帝大同盟、社联、左联等也积极活动，为扩大中共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方会议特别通过了一个《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要求北方党组织抓住机遇，积极开展军事活动。决议严厉批评了北方落后论、北方特殊论和关门主义，认为由于日本入侵、灾荒和军阀战争，北方劳苦民众“完全陷于饥饿悲惨、流离死亡的境地”，“不仅革命危机在南方存在着，而且也在北方”。决议最后给北方党提出了四项任务：第一，“创造、巩固与发展陕甘边新的苏区”，加强陕北红二十六军的建设；第二，“开展义勇军运动与树立党的领导”，有计划地选派干部和赤色群众到东北义勇军中；第三，“开展农民日常斗争，发动和扩大游击运动”，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民的武装队伍”；第四，“争取广大士兵群众”，“征调广大赤色群众与同志给以适当训练，送到白军中去，尤其是白军的主要部队，树立和加强我们的营内活动”，积极准备发动兵变。此决议给北方党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加强陕北红二十六军的建设，因为这是当时中共在北方唯一长期活动的红军。不过当时陕北红军只能算是游击队，陕西省委书记杜衡说：“马上成立红军二十六军编制一师，是不可能的”，可以将“游击队中成份好的、党员、团员集中起来，成立红军一团”。陕北红军虽然实力很有限，而且后来由于杜衡的拙劣领导损失惨重，但仍然在苦战中开辟出了小块苏区，为后来长征北上的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在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时刻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步步紧逼的情况下，特别是在1933年日军开始进攻热河之后，中共也开始尝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有利于中共党员对北方国民党军队的渗透。中共的政策转向突出体现在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中，宣言称红军愿意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可以看出，中共从孤立主义到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转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935年《八一宣言》、瓦窑堡会议和1936年西安事变是众所周知的关键节点，但1933年1月宣言标志着转变已经开始，这个宣言针对的显然是与蒋介石有矛盾的各派军事力量，从而为1933年中共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与冯玉祥西北军的合作以及在福建事变中与十九路军的合作打开了大门。当然在这个时期，统一战线的对象只能包括比较失意的军政势力。交朋友是要两厢情愿的，国民党当权派正在全力镇压共产党，当时还不可能与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直到1935年日本推动“华北自治运动”之后，中共与张学良、蒋介石等建立统一战线的机会才开始出现。

 

二、河北、山东党组织尝试发起农民暴动、建立红军游击队

 

       在革命群体中有个说法：一次暴动胜过千百万书报的宣传。军事活动是革命运动向上发展的高潮，对社会人心的震动非常巨大，会把更多的人卷入到革命潮流之中，播撒更多的革命种子，这是少数党员的秘密活动无法比拟的。尤其在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村，很难像在学生中那样，通过建立读书会、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去发展党组织，只有通过具体的、激烈的斗争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大批参加革命运动，进而扩大党组织。在南方各省，凡是经过1927年秋收暴动洗礼的地区，即使暴动失败，很多人被杀，党组织扎根也比较深，后来发展红军和创建苏区也比较容易，湖北红安、湖南平江出了大批革命将军，原因就在这里。北方会议《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要求北方党的第三项任务是：“开展农民日常斗争，发动和扩大游击运动”，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民的武装队伍”。当时中共在北方的主要领导机构是河北省委。中共中央在“立三路线”高潮时期曾经重新设立北方局，但“立三路线”遭到批判后，中央于1930年12月决定将“北方局的组织取消”，成立河北省委，领导范围包括北平、天津、河北、河南北部、陕西、甘肃，后来因组织抗日义勇军一度延伸到东北。北方会议后，中央于1932年7月专门给河北省委发出长篇指示信，严厉批评了河北省委的各种错误，要求“省委必须以最大的坚决性，去动员全党的同志来完成北方会议的一切决议”，“无情的打击深痼的关门主义，努力发展党的组织”，“必须无情的打击对于目前形势估计不足的北方落后论，对于创造新苏区和红军没有信心”，“在北方会议旗帜之下彻底地转变你们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河北省委在1931年遭受三次大规模破坏，前后数百人被捕，但每次都能在中央的帮助下顽强地重建。北方会议后不久，河北省委就在保定附近发动了高阳、蠡县暴动。应该说，暴动有相当深厚的群众基础，当时河北农民在残酷压迫之下确实已经忍无可忍。“高阳、蠡县农民破产的现象非常严重。去年石友三和张学良的混战，这两个县正靠火线，双方军队来往光顾，要粮要饷，抓车抓夫，以致抢掠奸淫，几乎个个村庄都被蹂躏。”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丢掉了东北三省，20万东北军大都驻扎河北，“一年来这一带所征收的军事特捐，起码十次以上。这以外的苛捐杂税，更是屈指难数”。1932年春天，“蠡县有五千余农民组织起来反对捐税，包围县政府”。另外，还有一些国民党徐源泉部的退伍士兵，曾经到鄂豫皖苏区与红军作战，他们回到家乡“到处宣传红军是真正老百姓自己的军队，红军如何的勇敢”。沉重压迫下的农民群众想要反抗，很期待共产党和红军来领导。

 

       1932年8月22日，河北省委派有军事经验的南方人湘农到保定地区领导暴动。23日，湘农与当地党特委常委、中青团特委开会，远期计划是在当地比较有群众基础的3个区成立红二十七军3个团（蠡县西区、东北区和高阳东南区），近期先在3个区组织3个游击大队。25日，党组织接到紧急情报，国民党已发觉暴动计划，正组织军队和民团下乡搜查，于是召集紧急会议，一致决议28日三区同时暴动。但是，蠡县西区宋家庄的宋洛曙按耐不住，领导农民于27日提前行动。当时河北民间流散有大量枪支，所以暴动的第一步是到有枪的农民家收枪（这些人大多并不是地主），西区一共收了28支枪，成立了约50人的第三游击大队。28日，第三大队开到蠡县东北区，帮助组织了约80人的第二游击大队。29日，第二、三大队开往高阳东南区，“路上打了一些豪绅，枪决了一个地主”，下午到东南区后“没有打一枪便将公安局解决了，同时也将保卫团解决了，共得枪三十余枝”，组建了第一游击大队。30日，缺乏警戒的游击队遭到敌军突袭，“大家没有作战的经验，不敢冲锋，还拼命向后面屋里退，以致完全被包围。后没有组织的跳墙等零碎出来，以致队伍各散，三五人一群，不能集合，本地人也就可回家去了”。暴动领导人湘农是南方人，无法立足，只好逃回保定。至此，高阳、蠡县暴动只持续了4天，就宣告失败。暴动领导人宋洛曙在战斗中牺牲。高蠡暴动的悲壮故事后来成了著名革命小说《红旗谱》的素材。高阳、蠡县暴动失败后，湘农回到河北省委担任军委书记，继续推动华北建军计划。河北省委在10月3日给中央的信中提到，虽然“许多游击队员跑散，被捕，牺牲了，蠡县高阳党的组织，失掉关系，最近特委书记又被捕”，“但保属游击战争条件完全存在着，部分游击队还在积极活动”。当时华北党组织最需要的还是像湘农那样有经验的军事人才，信中提到：“我们最需要的还是政治委员、军事干部，不只保属要，直南也要，义勇军也要。”湘农这样一个有军事经验的南方干部到高阳，就给了当地干部群众很大的鼓舞，“大家都来看南方人，嚷着‘南方人来了，共产党真要动了’”，有的地方干部还说：“非有南方蛮子领导不可”，“我们不是蛮子没有经验”。不过，当时中央没有从南方红军调派更多干部到北方。一直到抗战爆发，八路军挺进华北，北方革命群众才得到大批有军事经验的南方干部的领导，北方群众与南方干部的结合造就了中共的巨大发展。

 

        1932年10月，河北省委又在直南磁县、濮阳组织暴动，建立红军游击队。磁县、濮阳等直南各县苛捐杂税繁重，高桂滋部、刘桂堂部“动辄数百万的米面，草料军服，及其他杂费的勒派之外，本地豪绅地主富农更趁火打劫，强迫缴纳什么民团捐，枪弹捐，学校捐，打更及区公所办公费”。当地农民悲叹“难过的三月，饿死的四月”，春荒时期不少贫农不得不“携妻抱子逃往关外和山陕就食”。磁县的车夫和濮阳的盐民强悍好斗，不堪压迫，反抗情绪很强烈，也有自发的组织。濮阳盐民屡次驱逐盐巡，甚至包围县公安局，与缉私队挖壕作战。濮阳盐民七八百人成立“晒盐会”，决议与缉私队作战“死一人由大家集洋二百元作殡葬及养家之用”，中共党员已经渗透到晒盐会之中。王维纲当时担任中共磁（县）（临）漳中心县委组织部长，他与磁县小车社建立了深厚联系，并且把曲沟村民团团长田裕民发展为中共党员。直南党组织认为有条件把穷人中的勇敢分子组织起来，发动游击战争。河北省委派刚刚出狱的陈原道去领导，但陈原道是留苏学生出身，并没有军事经验。党组织从9月17日开始在磁县筹备，计划10月4日发动，组织150—200人的游击队。不料事先走漏了风声，数人被捕，4日发动时，各处均没有按计划实现目标。最重要的小车社民团逃走，没有缴到枪支，只拉出四五十人；“马头王、许二村因下午被破坏，领导者先走了，晚上带出二三十人，枪支七八支”；“光禄镇最好的也只夺取八支枪”；“岳城未劫到枪即来汇合”。10月5日，党组织集合了五十多人，有“大枪十支，盒子六支，土枪十余支”，准备向西进山打游击，不料半路遭到敌人围攻，10月6日暴动失败。虽然磁县暴动失败，王维纲等被捕入狱，但基层组织损失不大，而且在暴动声威的影响下，直南各县党组织有很大发展。“濮阳发展五倍，清丰一倍，南乐二倍。在群众组织方面，成立了小车社、朋友社、段工会、农会（滑县有千多群众）。召集了盐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八县的盐夫联合会，包括濮阳一千五百人，清丰三千，内黄一千多，滑县一万五千，东明、长垣一万多群众。很明显的，直南党的领导作用与组织能力是增加了。”1933年底，李菁玉到磁县担任县委书记后，对组织恢复发展起了较大作用。1935年，黎玉（李兴唐）到濮阳担任河北省委代表兼冀豫边特委书记，他利用濮阳的地方组织和群众基础，在徐庄发起了两次分粮吃大户行动，组织了二三百人的穷人会。黎玉说，濮阳农村支部“培养了很多干部，活跃在直南以致华北广大地区”。

 

        河北省委当时认为直南是华北建立苏区条件最好的地区，所以在1933年屡次指示抗日同盟军中的中共前委把队伍拉到直南，但河北省委似乎没有考虑到直南临近平汉铁路，交通便利，敌人很容易调动军队镇压。周恩来在上海领导中央军事部的时候，常常向各地介绍朱毛红军的经验，一般初建的弱小红军只有在井冈山那样交通不便、敌军薄弱的地区才能生存发展。留苏派掌握中央权力后，毛泽东遭到排挤，红军在艰苦奋斗中取得的宝贵经验被搁置一旁，这也给中共在北方的军事活动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失。1931年下半年，临时中央要求山东省委从相对安全的青岛迁往比较危险的济南，后又对山东省委书记胡萍舟（胡允恭）的工作不满意，于1932年4月派武平接任山东省委书记，胡萍舟回到上海后实际上被党组织弃用了。武平参加北方会议后，比较积极地贯彻会议决议，山东党组织在博兴、青州、日照等地发动了多次农民暴动，尝试组织红军游击队。当时原西北军韩复榘部6万多人占据了山东大部分地区，但胶东半岛的青岛被沈鸿烈部占据，烟台附近十二县被李珍年部占据，而且两地是富裕地区，税收几乎占山东全省的一半，这自然引起韩复榘的嫉恨。三方剑拔弩张，随时可能爆发混战。博兴暴动是山东省委准备较为充分的一次暴动。1932年7月，中共山东军委书记张鸿礼亲自到博兴县布置，“特别做了一个月的军事训练”。8月4日暴动开始，“当时游击队本身就有100多条快枪，并在开始的第一天就缴了地主豪绅的区公所四五处的武装，所以第二天行动的时候，我们已经有着很好的武装了——二百多支大枪，还有十几支短枪（盒子枪、短枪等），六架冲锋机关枪。至于队员的成分是很好的，雇农和佃农的成分占大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士兵群众，对于军事比较熟习的三十多个，队员的数量四百多个”。但是领导暴动的张鸿礼军事经验不足，惊慌失措，“拿了许多动摇群众的无根据的恐怖消息去吓群众，例如说：哪里开来了许多军队来打了”。后来张鸿礼竟然集合队员进行表决：“敌军四面包围上来了，你们要继续干呢？还是立刻解散了呢？”虽然当时大部分队员“都坚决的举手表示愿意干”，但领导人不够坚决，引发军心动摇，游击队不久即在敌军的进攻中溃散。

 

        青州的党组织是由从北平回乡的党员峰毅发展起来的，暴动前有100多名党员。1932年8月19日夜，青州县委发动40多农民党员和群众进攻郑母镇第十区区公所，打死了民团团长和区公所助理员，用土枪与民团交战1个小时，牺牲了4名队员，最后缴到20多支钢枪。游击队在几个村庄游击，但是没有召集群众大会，没有打土豪分粮食，“省委会同特委派了军事人才去，可惜未及到达”。游击队“如此跑了几个村子，做了几天游击，就遭到了敌人的打击，捕去同志多人。相持的时间久了感觉到疲乏（领导人的腿疼了），就把枪随便插下，四散远扬了”，解散时大家相约逃往大连。日照暴动是当时中共在华北领导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暴动。日照党组织是由几个回乡的知识青年安哲、郑天九、牟春霆（陈雷）等发展起来的。残酷盘剥之下的农民反抗情绪很高，“每一个支部开会时，支部同志就问：红军怎还不来？我们几时可以干起来？我们干起来就不用纳税纳租了”。9月，韩复榘与李珍年在胶东爆发战争，中共日照县委决定乘机举行暴动。10月13日，郑天九、牟春霆等领导暴动在南部首先发动，但是由于有队员酒后狂言走漏了消息，里应外合进攻涛雒镇的计划没有成功。南部游击队活动了12天，“人数最多到过三百余人，枪一百余支，到过十几个庄村，打了两次仗，实行分粮烧文契的地方两处（别的庄村因为贫富差不多，或时间的来不及，或村内无人等情，故没实行）”，“所到之处，农民多表欢迎，烧水做饭外，并有为探信者。同志的情绪在起初颇有精神，终因给养的缺乏、走路、怕冷等问题，遂逐渐走尽，最多一日夜偷走过三四十人”。北部暴动由安哲、于共方、杨德玉领导，游击队发动以后活动了10天，最多也到过300余人。日照南北两部游击队总计达到600余人，与敌军战斗了十几天，但是由于领导人是缺少军事经验的知识分子，游击队员也都是不会打仗的农民，这次规模较大的游击活动还是在优势敌军的围攻中失败了，少数游击队员牺牲，多数逃往外地，还有的逃到莒县和日照边界山区，加入史亦成部土匪武装以暂时安身。

        从中共发动游击战争的历史来看，只要有土匪武装活动的地区，红军游击队一般就有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莒县和日照边界山区仍活动着史亦成小股土匪武装，这说明小股红军游击队生存的机会是有的，可惜日照游击队里没有经验丰富的军事干部。当时南方有十几万身经百战的红军，完全有条件向北方派出一些军事干部，北方党组织也多次向中央提出要求。但是当时上海的中央领导人博古、张闻天等人只是召开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北方党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并没有切实地领导和布置，可以看出当时临时中央确实有经验不足、眼高手低的缺点。同时，中共在1932年华北的军事活动中没有充分考虑北方民众的反日情绪，高举抗日旗帜，而是强调阶级斗争和建立苏区，也表现出政治上脱离实际的倾向。这说明，中共虽然认识到日本入侵重创了国民党在北方的统治，带来了发展革命势力的机会，并为利用这种新机会做出了新尝试，但最初的策略还很不成熟，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6年西安事变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是长达5年的逐步探索和转变的过程。

 

三、中共对国民党北方军队的渗透

 

        北方会议《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给北方党的第四项任务是：“争取广大士兵群众”，“征调广大赤色群众与同志给以适当训练，送到白军中去，尤其是白军的主要部队，树立和加强我们的营内活动”，积极准备发动兵变。但实际上，中共在华北渗透国民党军队过程中，士兵工作固然取得了明显进展，但对中上层军官的工作成效更为显著。其实，如果没有中上层军官的包容，士兵工作也很难开展。1930年中原大战中，蒋介石和张学良联手打败了冯玉祥、阎锡山等，冯、阎等的北方军队被改编后颇受歧视，军心动摇，很多军官主动找共产党联系，寻找出路。1931年12月在南方发生了宁都起义，西北军17万人加入红军，类似的机会在北方也同样存在。北方党积极行动，在人力有限的情况下，选派了不少党员投身军队，加强对北方军队的渗透。冯玉祥一直比较艰苦朴素，同情穷人，这时南方红军迅猛发展，苏联建设成就显著，而欧美国家陷入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战败下野的冯玉祥一度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1931—1932年的日记显示，他几乎每天都在阅读革命书籍，包括《资本论》《俄国革命史》《唯物史观》《辩证法的唯物论》《新俄游记》《资本制度解剖》《马克思经济学说》《资本论解说》《唯物观经济史》《苏俄观察记》《社会主义社会学》《列宁主义的胜利》《苏联新经济政策》《苏联实行五年计划情形》《列宁传》《马克思资本论基础知识》等，这说明他正在积极寻找新的道路。

 

        冯玉祥在1931年2月的日记中写道：“《大公报》登江西苏维埃银行钞票像中有马克思和列宁，二人的势力日涨，私有制度恐不久要打倒矣。”4月日记又记载，苏联“机器生产量大增”，而“美国失业人数计六百零五万人，无衣无食，种种苦况，极为可怜。富甲天下，而其人民生活如此”，“私有制度为众祸之胎，万恶之源”。8月日记甚至说：“决心入共党”，不过紧接着又说，“然他们的糊涂办法实不赞成”。1932年4月的日记写道：“私有制度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决不会永存的，它将要被更新进的制度来代替，这是没有怀疑的。”11月的日记说：“共产党的分裂是危险的。共产党的主义是极高明的。我只能加入共党，我只能创造类共党的党为对。”12月的日记又说：“共产党的朋友是要交些个，不怕什么危险的”，“我今天同宣侠父谈谈，他不像谁的密探”，“不论共党何时能成事，只问道理真不真。如此，我为自己不作狗起见，必须起来加入共党，共同奋斗”。可以看出，冯玉祥此时对共产主义思想有相当的同情，对与共产党合作也有兴趣，但对中共的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相当隔膜。同时，冯玉祥也不甘寂寞，积极联络各方试图再起。在西北军的崛起过程中，苏联的军火援助起了很大作用，冯玉祥希望通过中共再次获得苏联的帮助。冯派代表赵彦卿主动找中共北方特科负责人吴成方取得了联系，邀请中共派人到汾阳军校帮助他训练干部。根据中共当时的组织原则，特科与地方党组织相互独立，一般不能直接联系。吴成方感觉人手不足，于是召集了一些因卷入罗章龙分裂活动被开除党籍的前中共干部，包括张慕陶（张金刃，前顺直省委书记）、吴化之（吴华梓，前河北省委秘书长）、肖明（前北京市委书记）、赵作霖（赵梅生，前北大支部书记）等。肖明到汾阳面见冯玉祥谈妥后，派王霖（王沛南）、赵作霖到汾阳军校担任政治教官。他们发现军校两个大队长贾振中、周茂兰和汾阳中学两个教师是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于是几个人组成了临时县委，很快在汾阳军校发展了40多个党员，在介休鲍刚部队也发展了20多个党员。

 

        1932年5月，河北省委指示汾阳“改临时县委为临时工作委员会”，“指定王、周、贾、周，另外产生一人，共五人为委员”，并指定王霖为书记。信中还特别提到赵作霖的党籍问题：“赵同志的组织问题，我们已大概明了了，但在未恢复党籍以前是不能负党的责任的，要他去做农民、学生、工人、士兵等群众工作。”这说明虽然赵作霖等参与了北方特科工作，但省委对这些曾因罗章龙分裂活动被开除的人是不信任的。7月，河北省委又在给汾阳工委的指示信中强调：“一定要把我们在军队中的基础建筑在兵士群众上，反对勾结军官而忽视下层兵士”，反对“关门主义”，还要“加紧军官教导团及鲍刚、张人杰等部的工作”。党组织对特科派出的曾被开除的党员始终不太信任，这一直延续到1933年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活动中。前委书记柯庆施在给北方代表孔原的报告中就提到，汾阳军校“党的领导是落在一般官长以及政治上不坚定或有问题的同志手中（如王霖、赵作霖等），以致不能有计划的正确的去领导党的工作”。在当时，这种怀疑也是有原因的，在罗章龙分裂活动中被开除的许多高级干部包括徐锡根、王克全、余飞、沈先定、许畏三、吴雨铭、韩连会、袁乃祥等都成了叛徒，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和总书记向忠发也相继叛变。他们给白区党组织造成了严重损失，中共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各省省委几乎每年都被破坏，甚至一年被破坏几次。据国民党中统头目徐恩曾说，如果被捕的中共党员叛变，答应做特务工作，就会被马上秘密释放，此人就成了潜伏在中共组织中的暗探。薄一波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他怀疑河北军委书记廖划平为何一直“平安无事”，1931年夏天廖被捕后，几乎供出北平全部党组织，导致400人被捕。河北省委刚刚经历过廖划平叛变带来的巨大损失，后来虽然恢复了部分特科脱党党员的党籍，但是对他们还是难以信任。总的来说，由于白区斗争的尖锐复杂，中共组织对很多参与特科工作的党员并非完全信任。

 

        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受冯玉祥的影响，也主动找中共联系。孙殿英对中共代表说，冯玉祥曾建议他“携所有的部队从速找第三国际的组织，将来红旗揭起之日即南京政府倒塌之时”。他也认为，自己不是蒋介石、张学良的亲信，“四万之众只分得了数县的地盘”，“士兵食不得饱，衣不得暖，怨言载道，如不设法引入于正轨，势必致落花流水，风吹云散”。不仅如此，孙殿英甚至担心“蒋不但解决其部队，亦必解决其生命”。另一方面，孙也佩服共产党凭借1927年的“几百个共产党员，不数年间竟增至数十百万，占地近十省，使铁军、钢军、长胜军与其各帝国主义无不胆战心寒”。孙甚至说：“现在如能拉至河南或晋北，则立时揭红旗”，因为“拉至河南可以联苏区，拉至晋北可以联苏联”。孙殿英接近共产党，还受河南著名政治人物王印川的影响。王印川本来是一个传统的北洋政客，当过国会议员和河南省长。他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任代表团秘书长到苏联谈判，亲眼目睹了苏联的建设成就，思想受到很大震动，回国后写了一部《苏联五年计划奋斗成功史》。当时欧美国家的经济危机与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功形成鲜明对照，推动了世界性的社会主义浪潮，这种潮流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政局。王印川向孙殿英“说明五年计划之成功，及说明世界的社会主义的生路和资本主义死路云云。孙大受感动，故又积极找关系，并云回去即将两个顽固部长加以免职”。孙殿英表示欢迎中共派人去他的部队，中共后来也确实派了一些党员，这种联系为后来双方在察哈尔抗日以及后来全面抗战中的合作打下了基础。东北军本来思想较为保守，还杀害过李大钊等很多共产党员。但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中受到的冲击最大，军心不稳，特别是张学良亲手提拔的东北军新派年轻官兵情绪激烈，非常有利于中共的渗透。黄显声是张学良的亲信，担任过卫队旅旅长，九一八事变时担任沈阳公安局长。他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文科补习班，思想比较进步。沈阳沦陷后，他率领警察部队在辽西坚持抗战，数次与日军交战。共产党员刘澜波是东北军师长刘多荃的堂弟，他在北京大学政治系读书期间曾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捕。获释后，他通过个人关系，在锦州加入了黄显声的部队。锦州失陷后，黄部撤到北平西南的易县一带，改编为骑二师。刘澜波担任黄显声的秘书，在黄的信任和支持下，积极在骑二师开展革命活动。当时东北军一一六师六四七团也驻防易县，团长吕正操也是张学良的亲信，曾担任张的秘书，他和黄显声很熟，与刘澜波、孙志远也经常来往，思想日益左倾。就这样，在黄显声和吕正操的支持下，刘澜波等中共党员在骑二师和六四七团引进和发展了不少党员，使这两支部队深受中共影响。1933年3月张学良被蒋介石逼迫辞职之后，东北军群龙无首，更多人因不满南京政府而接近中共。

 

        实际上，不仅仅是东北军，背井离乡、流亡关内的整个东北人群体都日趋激进，学生群体更为明显。九一八事变不久，阎宝航、杜重远、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熊飞等就在北京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他们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非常不满，发动群众到南京请愿，并组织训练热血青年出关参加义勇军，对流亡关内的东北大中学生有很大影响。这批情绪激烈的东北学生思想越来越激进，后来成为中共北方干部的一个重要来源，宋黎等在“一二•九”运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高鹏、纪廷榭等成为八路军的战将。阎宝航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东大三百余同学，绝大部分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很多人经过党的长期培养，以后都成了党的优秀干部。”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是北京汇文中学的中学生，1933年4月年仅17岁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在东北流亡群体这种悲愤激进气氛的包围之下，东北军首领张学良最终走上与中共合作的道路是很自然的。

 

四、察哈尔抗日与中共的华北建军尝试

 

       1933年1月，中共中央派孔原到北平担任中央驻北方代表，统领北方工作，相当于时隔两年之后重建了北方局，这显示中央对北方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同月，日本关东军大举入侵热河。3月，张学良下野。春夏之交，日军攻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长城防线，入侵北平和天津近郊。平津沦陷在即，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频临崩溃。在惊恐之中，以何应钦为首的北平军分会与日本关东军5月31日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越该线而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归还于长城之线。”这等于公开承认了日本对长城以外东北四省的占领，虽然延缓了日军对华北的入侵，暂时稳定了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但也激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北方爱国军队和民众的极大愤慨。在《塘沽停战协定》签字前夕，冯玉祥于5月26日在张家口宣布成立抗日同盟军。他的一些西北军旧部以及从热河西撤的东北义勇军加入进来，有数万之众。但是，同盟军来源非常复杂，人心不齐。军队主要包括：佟麟阁第一军，下辖第一、二师，每师1500人，共约3000人；吉鸿昌第二军，下辖第四、五、六师，共3000多人；方振武救国军，下辖张人杰部6000多人，鲍刚部4000多人，教导师1000人；李海青部1000多人；黑龙江义勇军邓文部3000人；察哈尔地方武装自卫军张砺生部3000人；孙良诚挺进军2000多人；出身土匪的义勇军马冠军、王英等部共约10000人。此外，还有冯占海部、刘桂堂部、汤玉麟部态度暧昧，若即若离。共产国际于1933年6月给中共发来关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指示，要求中共“重申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对民众的宣言，在先前所提的条件下，愿与任何部队作武力的共同战争，着重的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急迫的进攻与国民党无条件投降事实”。

 

       中共在抗日同盟军中积极活动，建立了不少秘密组织，掌握了少数部队的领导权。当时特科派出的张慕陶与冯玉祥住在一起，深得器重，担任抗日同盟军政治部的实际负责人。第二师是汾阳军校改编的，中共组织活动时间最长，党员最多，有百余人，三个团长尹心田、贾振中、周茂兰都是共产党员，这支约1500人的队伍是中共的主力部队。党组织还从第二师抽调了一些党团骨干到新建的第五师和第十八师担任营长、连长，包括张公干、韩庄、郭秉文、王政基、周学文等。吴化之担任第二军政治部主任，宣侠父担任第五师师长，许权中担任第十八师师长，不过这两个师是新组建的，实力较弱。第十八师是党组织可以完全领导的部队，这支作为“党军”建立的部队总共只有约400人，包括30多个学生、150多个失业军官、200名士兵和40多支枪。后来五十五军汲汉东领导的一部分义勇军投奔张家口，编为第十六师，也接受中共的领导，有700多人。李海青对中共活动感到恐惧，杀害了同情中共的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激起了兵变，士兵枪毙了十几个顽固分子，一部分骑兵分化出来，成立了骑五师、骑六师，受中共影响比较大。中共在同盟军各部队积极发展党员，其中党组织活动最久的第二师100多人，第四师50多人，鲍刚部40多人，方振武部30多人，邓文部20多人，李海青部、冯占海部、第一师各10多人。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党员大多是在抗日活动高潮中短时间内发展的，既没有受过严格的组织纪律训练，也没有经过革命低潮的考验。当时情况特殊，党的地方组织和特科不得不直接联系，但双方在工作中发生了尖锐矛盾。河北省委指示柯庆施在张家口成立前委，主要着眼于建立中共自己的部队，比较重视下层士兵和群众。而特科走上层路线，更倾向于对冯玉祥等妥协，他们从冯处得到上万元的款项，活动经费也比较充足。前委书记柯庆施在5月给上级的报告中对特科以及张慕陶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经过华北特派的关系，完全形成了华北第二个党的组织，他们干部的征调有他们的线索，他们可以不经过党的组织，派人到各方去”，“过去平津反四中全会的积极干部，都集中在张家口了”；“张金刃等完全离开党的立场来警觉的利用这桥梁而企图争取冯为抗日同盟”，“虽然是经过多少次的斗争，他们在主观上不得不承认错误，实际上仍是一无改变”。党组织更是直接向上级提出调走张慕陶，认为他“不可能执行我们给他的任务——引诱冯玉祥反对国民党”，把他“调到其他地方是合适的”。

 

        冯玉祥与中共的合作关系并不稳固。中共与冯玉祥在北伐战争中曾有密切的合作，但遭到了冯玉祥的背叛，这种背叛给中共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宣侠父1930年写的《西北远征记》记录了他在1927年被冯玉祥驱逐去武汉时的心情：“试问我们过去所干的是什么革命？我们是在瞎闹，我们简直是在肉麻！我们这些机会主义者，只是攀龙附凤地去拥护几个不世出的英雄，希望他们援救劳苦的群众。”“我们为希望一个英雄来参加革命，而要求获他的欢心时，我们极尽了迁就的能事，走入了臣服的境界，甚至于愿意给他去倒洗痰盂。”“这些英雄们，当他们蛟龙失水的时候，只要于他本身有利，本来什么主义，也会赞成的。”“当革命高潮澎湃的时期，他们每天呼喊着革命，也不怕牙齿会因此发酸”，“但是到了他们羽毛丰满，一飞冲天的时候，为维持自己眼前的政治利益，甚至于毁灭地球，也所甘心；群众的利益，他们早已抛入云霄去了！”“于是乎我们这批蠢蛋，就骨碌碌滚出十万八千里以外了”。宣侠父经过惨痛教训得到的结论是：“革命让本身最需要革命的群众来从头做起，自己来领导，来进行。”中共信仰共产主义，而冯玉祥只是同情民众的三民主义者。虽然在国民党内，他始终算是亲苏、亲共的左派，但是他终究还是一个国民党人，而且是国民党最高领导人之一，他信仰的仍然是孙中山的学说，因此双方在合作中难以真正相互信任。实际上，冯玉祥阅读共产主义书籍的热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到1933年以后就逐渐消退了，阅读重点变为《列国志》《春秋》等，后来又重新接近基督教。他在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与蒋介石、汪精卫和解，又开始相互称兄道弟，并入选国民党最高领导机构九人常委会，还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他还表示，自己曾是反蒋分子，“住于泰山而介石不忘我，连电约我来京，诸蒙厚爱”，对蒋介石十分拥戴，在感情上也与蒋日渐接近，在日记中说：“我看介石确有救国之能力及心田。”在1933年察哈尔抗日活动中，中共只是冯玉祥联系的各派势力中的一种，冯同时与南京政府、广东胡汉民、广西李宗仁、山西阎锡山以及西北军旧部宋哲元、韩复榘等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在国民党的框架内随时可能达成妥协，而中共也随时面临被再次背叛的危险。

 

        如果中共不能发动群众，掌握军队，可能又会重蹈1927年的覆辙。因此，中共参加察哈尔抗日活动有独立自主的目标，这个目标的核心就是在华北建立中共领导的军队。实际上，只是到了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自治”、预谋侵占平津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才下定了抗日的决心，中共与国民党建立广泛合作才有可能，很难将1935年以后的成功政策适用于1932—1933年，刘少奇在1937年白区工作会议上对张闻天等的过分批评遭到了多数白区代表的反对。1933年5月底《塘沽停战协定》签署以后，南京政府与日本以长城为界达成了妥协，可以抽调前线十几万军队进攻张家口。同时，抗日同盟军来源复杂，在北平军分会何应钦的威逼利诱之下，同盟军大部分军队包括鲍刚部、张人杰部、邓文部等相继叛离，剩余的1万多人已经势单力薄。南京政府本来计划派庞炳勋等部进攻张家口，但遭到实力雄厚的第二十九军反对，最后经黄郛斡旋，冯玉祥与南京政府达成妥协，由宋哲元担任察哈尔主席，带第二十九军回张家口。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军，离开张家口。宋哲元部队8月9日开到张家口，为避免被包围缴械，中共不得不把接受领导的部队紧急拉到张北，包括第二师约1500人，第十六师、十八师约1000人，骑五师、骑六师约500人，第五师第一团200人，总计约3000多人。当时一起退到张北的还有吉鸿昌、方振武、孙良诚的部队，共约15000人。9月4日，柯庆施等在张北召集受中共影响的部队干部会议，按北方代表孔原的指示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统一军事领导，委员包括柯庆施、张慕陶、吉鸿昌、宣侠父、刘振远、贾振中、柳青庭。但是，中共军队的主力第二师在王霖等的领导下，拒绝军委命令，为保存部队而接受了宋哲元的改编，党组织因此决定开除王霖、尹心田、贾振中、周茂兰党籍，同一时期张慕陶也因拒不服从组织被再次开除党籍。原本就不巩固的骑五师、骑六师叛变离去，第十六师被方振武部缴械，吉鸿昌部第四师和第六师也投降了宋哲元。就这样，中共直接领导的部队只剩第十八师700多人和第五师第一团200人，共约1000人，其中党员占20%。第五师另外两个团服从吉鸿昌个人，缺少基层党组织，只能算友军。第十八师和第五师都是新组建的部队，“军事上的训练非常之坏。同时因为有许多学生同志参加在里面，自由主义的思想发展得非常厉害，部队非常散乱”。柯庆施、许权中等中共领导人觉得势单力薄，不敢领导部队单独行动，仍与吉鸿昌、方振武部组成联军。

 

        吉鸿昌对中共比较忠实，甚至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而且很可能得到了前委书记柯庆施的批准。中共报告中提到：“吉鸿昌已经卖尽家产，准备从这方面购买武器，队伍完全由我们领导，武装由我们支配”；“吉鸿昌现时是一切听命于党，很热烈的工作，只是要求党的领导，要求加入党，现在他到多伦去时经过党的决定，去发展，争取那里的义勇军，他现有的部队，一切领导都交在我们手里”，他“想做北方的朱德、贺龙”。关于吉鸿昌在1933年是否入党的问题，学术界有很多争论，两种观点都有相关回忆录作为依据。实际上，柯庆施在10月的前委报告中曾提到，在二泉井子召集扩大会议“新改组革命军事委员会”，“推定老吉、金刃、我及侠父、刘振远、贾振中、柳青庭”，特别注明“除老柳外，余均同志”。也就是说，除了柳青庭，其他人包括吉鸿昌都是党员，这说明柯庆施领导的前委已经接受了吉鸿昌的入党申请。但是，河北省委12月的总结中还是把吉鸿昌和冯玉祥、方振武放在一起称为“投机军阀”，这说明省委否定了柯庆施的决定。因此，说吉鸿昌1933年已经入党或没有入党都有一定道理，实际情况可能是，柯庆施领导前委接受了吉鸿昌的入党申请，但后来又被河北省委否决。张慕陶曾提出把中共领导的部队拉到陕北苏区，这在当时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同盟军离陕北并不算远，路上有对中共比较友好的孙殿英四十一军可以呼应。陕北敌军比较薄弱，而且已经有红军游击队长期活动。1931年7月，谷雄一、薄一波等发动山西平定兵变，拉出2000人建立红二十四军，后来由于敌军过于密集，在阜平这样抗战中条件最好的根据地都难以立足，后来只有一小部分过黄河加入了陕北红军。这说明在抗战爆发前的北方，陕北是红军生存和发展机会最大的地区。张慕陶是陕西人，对陕北情况较为了解，他在1932年11月就曾向河北省委提交意见书，呼吁北方党重视陕北苏区，甚至提出“中国革命设法和苏联打通关联诚为要务，西北苏区的巩固和扩大即打通这个关联之途”，这与毛泽东在1935、1936年的想法相当接近。不过前委拒绝了张的建议，其无组织无纪律的缺点再次发作，干扰第二师接受改编，因此被第二次开除党籍。

 

        前委本想把部队向南拉到曾发动农民暴动的直南地区，但是又害怕被宋哲元部队截击，犹豫不决。这时，方振武、吉鸿昌与驻军热察边境汤玉麟、刘桂堂开会决定成立讨贼联军，进攻北平。但实际上，汤玉麟部按兵不动，后来被宋哲元改编；土匪出身的刘桂堂部游击经验丰富，后来经山西、河南一路打回了老家山东。只有方振武、吉鸿昌带兵向北平进发，柯庆施等中共领导人仍不敢单独行动，于是一起出发，希望找机会南下到直南，或东进到《塘沽停战协定》设定的冀东非武装区。部队到达北平附近时，主要领导人柯庆施竟然离开部队，进城找上级去汇报，部队在重兵云集的北平近郊遭到围攻，10月18日被包围缴械。中共在察哈尔抗日活动中的建军计划最终失败，大致可以总结出几点原因。

       第一，革命力量薄弱。中共虽然在冯玉祥、吉鸿昌等的支持下掌握了一些部队，但实力非常有限，撤到张北时约3000人，后来就只剩了约1000人，而且是新组建的、缺乏实战经验的部队。这样一支小部队只有在敌军薄弱的边远地区才有生存机会，在敌军密集的地区很难生存。

       第二，敌军兵力雄厚密集。当时的华北可谓大军云集之地，撤到河北的东北军约有20万人，山西、绥远的晋军有10多万人，察哈尔的原西北军宋哲元部约5万多人，山东的原西北军韩复榘部约6万多人，还有其他杂牌军和少量中央军，华北五省总计驻军约50万人。在国民党军队如此密集的情况下，千余人的红军很难生存，即使在太行山、沂蒙山这样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也很难。刘桂堂部土匪武装从察哈尔打回山东老家以后，遭到韩复榘穷追猛打，后来基本是全军覆没，只带几个随从逃到天津。这说明在当时的华北，即使像刘桂堂那样擅长游击的大股土匪武装也很难生存，或许只有数十人的小队伍能在大军夹缝中生存下来。

       第三、领导无力。当时孔原担任中央驻北方代表，统领整个中共北方组织，但实际上他只有27岁，而且没有军事经验，因此给前线发出的指示常常是脱离实际的。他自己在给中央的信中也承认：“我是深深的觉得我的无能与薄弱，实在不足以担任独当一面的责任。”从1933年夏季到秋季，河北省委两次遭受大破坏，也很难给抗日同盟军有效指导和帮助。柯庆施是前线领导核心，他曾在红三军团担任第八军政治部主任，但也没有独立带兵的经验。1927年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遭到挫折，当时因为有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的坚强领导，红军在极端困难中保留了两支几百人的骨干部队，成为后来红军发展壮大的源头。但是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领导者柯庆施、许权中、吉鸿昌等没有表现出足够的领导力，他们犹豫不决，没有决心独立活动，依附于方振武部最后被引入绝境。军事家刘伯承说过：“人心不定，输的干干净净”，“错误的决心也比下不了决心好”。柯庆施离军出走自不必说，吉鸿昌虽然是冲锋陷阵的著名猛将，但对游击战并不擅长，缺乏在险恶环境中保存军队的才能。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共产国际对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态度比较矛盾，一方面担心刺激日本，进而威胁到苏联的边疆安全，另一方面也考虑通过外蒙古直接给中共援助。共产国际8月9日给驻华代表埃韦特的电报称：“考虑到国际形势和冯玉祥想把蒙古人民共和国拖入挑衅行动，以便给日本人提供占领张家口和转向内蒙古的借口，我们认为，在张家口，组织站在我们方面的冯玉祥部队起义是根本不可能的”，“请采取一切措施阻止起义”，“让冯玉祥所熟悉的积极分子转入地下，如果需要的话，要离开张家口”。但是，后来临时中央又派李华生到北方传达建立西北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的指示，这显然是受共产国际代表认可的。这里也涉及对共产国际的总体认识。实际上，无论是王明还是博古，都不承认自己有独立的路线，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国际路线的执行者。共产国际提拔这些听话的年轻学生领导中共，确实由于他们的能力和经验不足带来了很大损失，共产国际的遥控指挥也常常是脱离实际的。但是，中共当时主要在偏僻地区艰苦战斗，有时连普通的报纸都看不到，信息比较闭塞。而苏联是世界大国，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角色之一，共产国际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更为敏锐准确。因此，虽然共产国际常常表现出苏联中心主义的倾向，但其对中共确立宏观政策上还是有帮助的，这一点在后来的《八一宣言》和西安事变中表现更为明显。

 

五、中共华北建军尝试的后续影响

 

       1933年7月河北省委遭受大破坏，北方代表孔原和全总代表饶漱石撤到天津，中央与河北省委及北方代表的联系中断。中央派出李华生到北方重建联系，传达关于建立西北根据地的指示，要求北方中共军队相机打通国际路线，以便取得苏联直接援助，这个指示与张慕陶以及后来毛泽东的想法类似，一直延续到三年以后的宁夏战役计划和西路军西征时期。9月，李华生在天津找到了孔原；10月，在北平饭店见到了从前线回来的柯庆施。但是，指示到达太晚，没等柯庆施返回军中，抗日同盟军就失败了。不过他们“仍未放弃开辟西北工作的计划，积极派人前往后套托克托、土默特、包头、达拉特、东胜、五原、临河等地区开辟工作”。抗日同盟军中的中共干部死伤不多，他们撤到北平后，又被派往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甘肃、绥远、热河各地，还有些被派往上海和南方苏区、杨虎城部队和北平附近的东北军。虽然中共在华北的一系列建军尝试都没有取得重大成果，但是散播了很多革命种子，建立了不少关系网络。1934年6月河北军委的报告提到，华北国民党军队中11个单位有中共关系：骑二师（黄显声部）、一一六师（吕正操部）、张允荣部步兵一团、张人杰部、四十一军（孙殿英部）、六十三军（冯占海部）、六十七军（王以哲部）、炮六旅、八十四师、二十五师、独立三十一旅。“张人杰、张允荣部，这是抗日同盟军改编的部队，同时也是我们组织力量及政治影响最大的两个部队。”黄显声部骑二师有党员20人，张允荣部步兵一团实际就是源自汾阳军校的第二师改编的，当时暴露身份的王霖和贾振中被迫离开，他们后来在北平被捕，判刑10年。多数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团员都保存下来了，党员有100多人。一营营长尹心田、三营营长周茂兰原来都是党员，他们虽然因违抗军委命令被开除党籍，但仍与党组织保持了联系。

 

        西安事变前，东北军骑二师师长黄显声和六四七团团长吕正操都被张学良召到西安，他们积极推动东北军与中共合作。黄显声后来遭到国民党政权的囚禁和杀害。张学良曾派黄显声到河北担任一一九师师长和五十三军副军长，准备取代原来的军长万福麟，但是由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押，黄显声也被万福麟软禁。张学良曾打算提升吕正操担任一一六师师长，但遭到保守派军长缪徵流的阻挠。吕正操于1937年5月加入了中共，抗日战争中率部脱离国民党，他在保定附近的高阳、蠡县一带得到中共保属特委侯玉田等大力支持，参与创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并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吕正操在中共七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后来成为解放军的开国上将。深受黄显声和刘澜波影响的东北军六六七团团长万毅也在1938年3月加入共产党，他在山东率部加入八路军，后来成为解放军的开国中将。孙殿英部在抗日战争中是八路军的友军，1940年八路军要打朱怀冰部时，邓小平特别派人通知孙殿英，希望他保持中立。结果孙殿英不止中立，还表示赞成，而且“还让我们到他的仓库里去取了一些枪支弹药”。一二九师干部郭瑾后来回忆说：“所谓友军就是国民党的军队，如孙殿英的第五军，叫新五军，孙殿英的部队里也有一些进步人士，所以跟他们关系比较好”，这些“进步人士”就是中共以前在孙部播下的种子。可见，虽然轰轰烈烈的抗日同盟军失败了，但是在很多国民党北方军队中播下了革命种子，他们在后来的西安事变以及抗日战争中都发挥了作用。革命种子不仅存在于军队中，而且更广泛地散播在华北大地。比如1937年吴富善带领一二九师第三游击大队到磁县，“只用了两三天的工夫，地方党便与我们接上了头，当时与我们接头的有王维纲、纪德贵等同志”，很快在磁县建立了第一个县级抗日政权，县长是本地党员田裕民。前面提到过，王维纲和田裕民都参与了1932年的磁县暴动。陈再道领导一二九师东进纵队挺进冀南平原，前来接头的地方党领导人李菁玉担任纵队政委。李菁玉是南宫县人，在当地有长期经营的人脉关系和组织基础，对八路军在冀南落地生根起了很大作用，后来冀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就选在南宫。八路军刚挺进华北时人地两生，甚至语言都不通，兵力也很单薄，很容易在各色武装林立的复杂环境里吃亏。王紫峰在河北完县（顺平）、满城、唐县、易县建立根据地时，在1937年12月的日记中写道：“此地不良分子很多”，“我们通过地方党的同志，深入了解，加以分析，采取相应对策。一般说，我们利用了他们，没有被他们利用”。原山东军委书记张鸿礼领导博兴暴动失败后，很快被捕入狱。他在抗日战争初期出狱后，又在潍县拉起一支武装，编为鲁东游击第七支队。诸如此类由中央党员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山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八路军主力一一五师挺进山东之前，这些队伍已经汇合成了强大的山东纵队。

 

       有学者在研究抗战初期太行党组织后得出如下结论：“在这段历史中，很引人注目的是老地下党对太行山区的组织扩容做出的重要贡献，他们是中共组织落地、切入地方社会的引导性力量，晋中、晋东南皆然，冀西尤为突出。中共在抗战前的北方地下党工作曾被视作完全失败。但当我们近距离观察抗战初中共组织的恢复和新建过程，我们会发现，尽管在1935年前北方地下党中上层组织均遭遇总体破坏，但地下党的人力资源、关系网络已在局部之地方社会中深深扎根，革命之地火已埋在太行山间，待到中共党、军力量到来时，便是外力点燃、遍地烟火的局面。这些地下党员的生存力或许也是中共革命成功之道的重要体现”；“我们应对1929年至1935年之北方地下党的历史有一重新评估”。本文大致算是“重新评估”的一次尝试。从1931年到1933年，日军对中国东北和华北的入侵削弱了国民党在北方的统治，在抗日浪潮中出现了很多革命机会。上海临时中央1932年6月召开北方会议和1933年初派出中央驻北方代表都是及时和必要的。虽然北方会议推动的华北建军尝试有些操之过急，在具体组织落实上也有不少缺点，同时由于华北敌军仍然强大密集，党组织发动的多次农民暴动和兵变都没有成功，并由此带来了不小的损失。但另一方面，这些尝试在华北扩大了中共的声威，把更多农民卷入到革命运动之中，在北方军队和地方社会中散播了很多革命种子，建立了不少关系网络，这为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在华北的大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俄国革命是先有1905年革命的挫折，才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功，中共1927年的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也都遭遇了严重挫折。任何革命力量的成长都不是一朝一夕的，都必须经过很多挫折才能发展壮大。只有把中共在北方的早期军事活动放到更长的时段中，才能认识其在宏大的革命历史演进中发挥的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