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道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注释从略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能力和领导艺术日臻完善，贯彻机制的效能日益凸显。中共革命是一个系统工程，贯彻机制也是环环相扣。在革命理念和政治文化的范导下，会议、巡视、检查、突击、竞赛、群众路线、数目字管理这些具体的落实机制交相影响，共同打造着一个效能优先、有令必行的落实体系。1949年初，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行将崩溃，失败阴影下的蒋介石自我检讨之余，更把眼光投向对手方，发掘其成功之道。蒋介石发现，中共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为理论和实践打成一片：“政策确立之后，有战略指导，有战术上工作之分配，每一干部思想上搞通，始可自觉的去做。此所谓思想上搞通即为政治教育。共党之结合党员，吸引青年，控制群众，几乎全恃其政策及战略战术，而战略战术实为青年兴趣与热情之所寄。”蒋进一步把中共践行层面的优点归结为七条：“一、组织严密。二、纪律严厉。三、精神紧张。四、争斗彻底。五、军政公开方式：甲、检讨；乙、研究；丙、批评；丁、学习；戊、坦白；己、计察；庚、侦探。六、办事方法：甲、调查；乙、立案；丙、报告；丁、审查；戊、批准；己、执行；庚、工作检讨。七、组织内容：甲、干部领导；乙、由下而上；丙、纵横联系；丁、互相监督（节制）；戊、监查彻底（情报）；己、审判（迅速）（纪律执行）；庚、主义第一（革命利益与思想错误为定罪标准）。” 和中共往复争斗二十余年，蒋介石临失败时的总结可谓真正窥透了中共的优长。来自对手方的观察常能切中肯綮，蒋介石遭遇切身之痛后的观察就是如此。蒋谈到的中共优长，归根结底就是两个词：理念和执行。中共是一个有主义、有理想的政党，同时还是一个具有高度执行力和贯彻力的政党，这些，不独中国党为然，可以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性。如中共革命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样，其贯彻机制的发挥也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一批具有献身精神的干部、组织和制度的严密、数目字管理、突击运动、系统思维等，这些环节互为促动，共同推进着各项政策和动员、贯彻落到实处。
一、支部——顶到基层
中共是个纪律严明的意识形态政党。李雪峰曾经论述：“党不但有思想威信，还要有权力威信，也即有组织的物质基础。小资产阶级同情分子可承认思想威信而不肯承认权力威信，这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争论之基本分歧点。” 这里讲的权力，实际就是组织力。也就是说，中共党员不仅要在思想上服膺党，还要在组织上听从党。抗战时期，中共一方面抓住机会，迅速实现党组织的生根落地、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努力巩固党的组织，强化党的控制，保持党组织在运作系统中的枢纽作用。中共的贯彻落实机制，如果离开了党组织这一核心，是无法想象的。中共革命是系统工程，组织建设也是系统工程，这一点，中共自己讲得很明白：“党的组织建设是党的整个工作的一部分，它必须与党的整个工作相联结，才能够有真正的建设。建党不是技术工作，如果建党脱离了党的整个工作，而孤立起来去进行建设，那就要把它降低到技术工作的地位，就谈不到经常与系统，也就没有真正的建设。” 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政党，理念、目标的一致催化了中共的内聚力，而严密的组织则保证这种内聚力持续得到巩固，两者相互激荡，共同强化组织意识和效能。中共组织力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向下植根，组织向下渗透看起来只是组织层级的伸展，背后却是巨大的人力动员。组织的金字塔形结构决定了其向下延伸一层，会使覆盖面巨量增长，相应地也会极大加重运行体系的负担，对组织效能提出更大挑战。例如，中共努力通过支部把权力末梢渗透到最基层，但控制的递减效应及基层可利用资源的欠缺，使得最末梢的基层组织并不尽如人意。尤其是根据地建立初期，为在各地迅速扎下脚跟，中共经历了一个大发展阶段。突击发展不可避免带来许多问题，1939年突击发展党员，“内黄之邢固支部—次群众大会吸收有二十人，并有罚入党者(支部开会，群众偷听，被捉住提出罚打一百棍，或罚你入党，叫群众选一)。一张党员志愿书卖多者一百元少者四十元，发展组织形式无奇不有”。这样看起来令人沮丧的涣散状态，换个角度看，却是中共组织快速扩张的结果，罚入党、党员志愿书卖钱，恰恰显示权力下探后对基层社会的扰动。而且，随着组织的逐渐落地，中共会不断严密组织，提出整党任务，冀鲁豫根据地的文件列出整党办法五条：“应当了解支部的具体情况”；“在保护人民利益及群众本身的各种革命的斗争中去整理”；“从加强教育中去整理”；“发扬民主，从改造支委中去整理”；“从建立各种制度中去整理”。
尽管中共强调建设严密组织不仅仅是技术问题，组织效能的发挥是系统性运行的结果，但细致周密的组织技术无疑仍是严密组织不可或缺的环节。中共一直在致力完善组织生活，冀鲁豫区党委的报告谈到：“现在组织生活是比较严格的，5天一次小组会，在小组会上向支部干部汇报，党员3天向小组长汇报一次。……由支部干部讲课（内容是支部工作，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小组的同志经常互相帮助，识字（帮助）不识字的。” 作为中共组织最基础的原子，支部担负起组织基层的重任：“是乡村政权机关的领导者，地方武装（如自卫军）的领导者，民众团体的领导者。党、政、军、民、学的工作都是支部所必须管理的工作。” 支部建立严格的工作制度：“支部10天布置一次工作，1个月总结一次工作。3个月大总结一次。支部干部大会10天一次，在会议上支部干部具体分工，领导各个小组，负责小组里的教育，监察小组工作。” 尽管不是每个支部都能达到这么高的要求，但是绝大多数支部确实都在运转，支部开会成为家常便饭，“支干平均一月至少有半月开会，多至每日在开会”，以致造成“某些同志的‘开会愁’”。开会的好处是支部成员经常见面、沟通，一起学习、讨论：“支部每逢上级给予任务以后，首先支干讨论如何执行，然后支干分头到每小组传达与讨论”，“按‘作什么’、‘怎么作’（办法）、‘谁去作’（分工）的顺序讨论，最后还有总结。” 这样有针对性的训练，面临考验时特别能够见出效果。山西榆社反“扫荡”时，党支部有序组织群众，“事先选好几个退却地点，估计敌人从那个方向来，群众从那个方向逃，在敌人搜山时向那个方向转移，并有严格的分工。以四个中心人物组织四个游击小组，规定打游击与护送群众、情报联络等工作，又有专门负宣传解释工作的，村中还留有支应军队的。” 可以想象，在长期缺乏组织的广大乡村，这样一个经过系统训练，有主义、有组织、有执行力的政治力量的出现，对乡村既有秩序和结构会形成多大冲击。当时，党已经成为乡村一股大势力，不少人谈到自己的入党动机就是“不拿负担”“领导红旗者(可以威风)” ，甚至有人“把党认为是‘帮口’，在了可以仗势欺人”。
实现党对乡村的全面领导，一方面必须让支部“特别注意掌握村政权，只有掌握与坚强地领导着村政权从公开方面推动与配合各方面的工作，才能掌握一村全局”。另一方面还要让支部成员成为乡村社会网络的联结者，中共对支部现状的评断实际就代表着他们的期望：“党的支部，必须具体规定每一个党员团结三个到五个、三家或五家党外的积极分子。这个任务在1942年2、3月间在《党的生活》上已经提出，除冀中实行了，并且收到较大效果以外，其他多未做到。” 至于怎样具体去实现领导，也有规定的路径：“对群众团体的领导。由群众团体直属系统布置工作后，支部再布置给群众团体的党员干部，叫他起党的保证作用，完成工作任务”；“对政权的领导。村长是统战委员，在支部干部［会上］布置工作后再到村委员会讨论布置工作，决议具体分工执行”；“对武装的领导。自卫队长是党内的支部的武装干事，在支部布置工作后，自己再去执行”。当然，从规定到落实有很长的路要走，支部具体怎么提高，不是给出办法就万事大吉，还要经过艰苦的努力。开会看起来简单，经常召集也不容易，极端的例子，“有一个支部用请吃酒名义骗一个党员来开会，这个党员到会场一看，说道：‘这回我算来开了，下回谁还受骗呢？’” 要克服诸如此类的问题，必须不断摸索加强基层组织的办法，改进组织结构，比如初期行政村设立几个支部，实践中发现：“一个行政村，只能有一个支部，以便于统一领导政权、群众团体。现在有些地方，一个村有两个支部，由于村的大小、土籍客籍等等之分，往往形成支部间的对立，这是不好的。” 这是从实践中获取经验教训。同时，中共更重视推广成功经验，以模范影响全体。中共中央西北局要求：“责成每个分区搞一个模范支部，看他去年给老百姓作了什么事，今年给老百姓做了什么事，上月给老百姓做了什么事，这个月又给老百姓做了什么事，共做了几件事。……从实践中创造出模范支部后，其他的支部就都向他看齐，这就是具体的领导，提高了干部，也提高了自己。”
抗战时期，中共创制一套运动式管理和动员的政治运作模式，这和抓中心搞突击、以斗争求进步、严密组织、一竿子插到底的权力运用及群众路线的思路均有关联。中共的社会政治运动，具有翻动社会政治秩序、加速政策落地的功能，可以说是中共贯彻机制中最为独特的一环。1945年春展开的民主运动，就是用运动形式改造基层组织的一次努力。民主运动的目标在于改造乡村政权，时任中共淮安县委书记的邹屏记录了运动中改造乡村政权的典型案例，从中可窥探中共组织改造和动员的具体路径。嘉树区郑杨村是民主运动的试点村，4月1日，运动展开。按照中共的工作惯例，先是开会，公开落后和破坏分子名单，要求他们在会上坦白错误。这实际是政治层面的动员。接着召开干部会议，讨论分配斗争果实，“群众要求平均发放，干部认为发粮不普遍不行，不优待积极分子也不行”。4月2日下午开群众大会发粮，进行经济层面的动员，是为政治、经济两条腿走路。4月3日起，运动多头并进，一是继续开村民大会，进行坦白运动；二是开展个别谈话，发动落后群众；三是集中党员上党课，教育党员，讨论“共产党为什么人办事？为什么要保守党的秘密？为什么要过组织生活？”4月4日下午，召开村民大会，进入运动的核心环节，开展村选动员：“讲解为何进行村选？对村长候选人的条件进行讨论：和共产党一条心、联系群众、办事公正、有能力、负责任。严防坏人、二流子混进来。”会后，陆续召开小组会讨论村选意义，酝酿村长及村委候选人名单。作为民主运动的试点村，郑杨村驻有工作组。4月8日，工作组开会讨论，议题包括：“如何创造模范公民、模范村？如何发动竞选？竞选的对象、竞选材料？竞选人从小组、小会活动到大会活动的程序办法。”作为运动的指导者，显然工作组负有将运动引向深入的责任。8日下午起，村党支部积极介入村选的具体操作，“党员郑××为村长候选人到各组活动，支部也为之活动”。9日上午开党支部会，讨论竞选大会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后，10日全村公民大会开幕，“用丢豆子在所有竞选人的碗里的办法，选举了村长和村行政委员。会后群众玩花船”。村选完成，并不意味着运动结束。接下来，还有一系列工作要做：“开支部会总结村选工作，搜集群众的反映”；“了解互助小组生产情况，总结春耕”；“剧团开会，总结村选活动，并调整剧团干部”；“民兵开会，建立了制度”；“运输队开会，整理、健全运输队”；“搜集村学报名的名单，准备开学事宜”。从中可以看出，通过运动实现组织改造后，各个工作系统的运作马上就全面启动，相互间的衔接丝丝入扣，这也就是亲历者反映的：“共产党做事神出鬼没，一会这个，一会那个，花样多。隔没几天就给你一个本事看看，事情做起来还真是好。我们的老脑筋，现在真该换一下啦。”
二、检查与会议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中共革命的具体落实，都特别强调践行，特别重视把计划落实为行动，中共为人称道的执行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通过不断的努力达成。黄敬曾批评道：“一次提出巩固党是中心任务，附带提出打狗、杀鸽子；到支部中一问就剩下了打狗、杀鸽子。” 类似的材料还有很多。即便有强调实践的理论和效率优先的追求作为铺垫，仍然需要领导者持之以恒地贯彻、教育、督促，建立制度化的行为机制，逐渐形成重视实践的政治性格，才能保证各项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在一份要求开展检查运动的文件中，可以读到这样的表述：“A.‘检查决定一切’，检查巩固组织，检查深入工作，检查提高干部。B.检查的动员与领导，组织检查运动，检查检查运动。” 最后一句绕口令式的“检查检查运动”，十分传神地显示中共层层递进的工作方法：一切工作都要检查，检查成为制度；为防止制度流于形式，辅之于集中突击的运动，在一个时间段内大张旗鼓推展；最重要的，在制度和运动的双重机制后面，还有一重监督措施，即对检查工作本身的检查。这样不断地强调、督促、推动，尽管成绩未必总是尽如人意，但做和不做，做得多和做得少，结果肯定会不一样。不仅如此，中共的检查不单纯是外在的督促，检查者本身也参加到问题的解决当中，出乎其外，又入乎其内，这种看似逾越常规的做法，背后支撑的是中共理念一致下的党的团结。比如有关春耕检查队的报告中，明确强调：“检查队下去工作时即确定了不仅检查而且要具体地帮助与推动，同时到每县的工作检［查］队都又和各县的工作同志混合编制，故每一工作问题，检查队都能参加解决与规定，的确实现了深入具体的领导。”中共检查工作的主要职能包括：“一、在检查工作中认识干部；二、在检查工作中搜集经验教训；三、从检查工作中了解自己决定的正确与否。” 本文不拟赘述检查、巡视的具体条规，仅以张南生日记所载巡视过程为例，窥察巡视、检查的基本路数。
1938年10月，刚刚到任八路军129师后方司令部政治部的张南生，通过师政治部的巡视工作总结发现游击梯队存在军阀土匪主义、贪污腐化等现象，决定展开巡视。24日，张南生到达游击梯队，“上午参加游梯一、三营干部会，检查数次战斗优缺点。午饭毕，到四连去检查工作，该连工作比较差，尤其组织上的马虎”。25日到27日，张南生一直在部队谈话、检查，先后到数个连队和小组长、巡视员等谈话，召开青年晚会，参加总分支委会，收集各方面意见。这是调查和发现问题阶段。28日，检查有了初步结论，进入处理和解决问题阶段。先是指出问题：“下午四时开总结巡视各营工作会；晚上开特别小组会。准备明天活动分子会，这次会要得出反国焘路线遗毒的结果。”接下来展开思想斗争：29日，“今晚小组一般斗争批评在游梯是第一次，个别同志比较进步，还有顽固不改。”30日，“早饭后继续大会讨论，发言二十余人，一般还好，特别是下午发动了斗争，开展反国焘路线遗毒，……晚上开特别小组会，检查游梯过去的领导工作，准备明天会议。”31日，在斗争基础上，作出组织和纪律处理：“继续开大会，讨论给予最严重者以处罚。我下午做党的工作报告，下午做紧急动员指示选举出……等七人为党委员。晚饭后，公审强奸妇女的王书堂，执行枪决。”通过大小会议的检查、总结、斗争，纠正问题、教育干部的工作基本完成，巡视进入鉴定和健全制度阶段。11月1日“上午即开党委会，分支书记参加，讨论计划和经济制度，决定经济委员三人。……晚上开特别小组扩大会。……由我报告鉴定排以上干部问题，特别二、四、九、十一连，特务三个连问题更多。”检查工作由此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对检查自身的检查，2日巡视团召集会议自我检查，得出的结论是：“一般还好，主要本身学习差，在二营巡视差一些。”张南生日记只是对自己工作的记载，在他本人，或许就是本流水账，但放到后人眼中，却可从中看到中共当年检查、巡视的工作流程。尽管可以相信，不是所有的巡视工作都能做到这个程度，但在中共政治文化、行动方式和追责机制下，巡视者面对自己担负的重大责任，的确不敢大意处之。
张南生在巡视总结阶段讲到的斗争，不仅体现于检查工作中，也是中共革命中的日常。斗争作为一种具有强制性的政治手段，一般而言，是非常态的政治运作形式，但战争年代，中共却在其意识形态及效率优先导向下，把斗争变成常态。斗争遍及政治生活的各个角落，基本逻辑是以斗争求进步。革命阵营内部，甚至自身都要展开斗争，比如：“巩固党不是闭户幽居，和平巩固。巩固党必须从领导群众斗争去锻炼党、巩固党。” 冀鲁豫区党委的报告谈到：“滑县区委书记私自罚款自己用，让富农的儿子做干儿，……因此要在分区委会和支书联席会并到地委机关中斗争他。其他区委干部来后知道此事，有的说：‘我不参加这会了，为什么得罪人呢？我不干！’有的说：‘斗争他可不行，他要用枪打人哩！’……经斗争说理揭穿后，这个区委书记表现很好，把错误认识了，转变得相当好。从此以后大家才知道思想斗争是可以用的，是不可怕的。”党内政治和思想斗争的方式多种多样，会议则是最常用也最有效的一种。中共会多，这一点人们耳熟能详。1939年7月12日到1940年1月12日半年时间里，高鲁 抗战爆发后到根据地参加八路军。在华北联合大学学习，期间参加各种会议近60次，差不多平均3天一次。会议形式包括时事讨论会、专题讨论会、总结会、生活会、思想斗争会、批评大会、工作会、小组会、组织生活会、政治学习会等。李公朴写道：“在晋察冀就是一位老乡，当他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他就这样的讲：‘开个会讨论讨论。’”开会是人类久远的传统，恩格斯曾经描写处于母系氏族阶段的北美易洛魁人开会的情形：“议事会公开开会，四周围着其余的部落成员，这些成员有权加入讨论和发表自己的意见；决议则由议事会作出。” 近代社会的集群化、细密化更让会议变得不可或缺。共产党人重视组织、追求效率，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个贯彻渠道，会议能够有效上传下达，是追求集体主义的中共能够想到的快速下达命令、动员和组织起来的便捷办法。中共对会议制度有高度的期许，强调会议制度“是一切制度的中心，是一切‘制度之母’。……没有会议就没有集体和分工。” 将会议和巡视列为“保证各级行政机构（其实其他组织也是如此）执行正确政策，完全工作任务的两大机动纽带”。会议有经常性的，定期召开，比如党代会及各级组织的经常性会议，如太行区晋冀地委要求：“地委在‘五卅’前三个月内分别举行县书会议、组联会议、宣联会议、军联会议、群众工作会议各两次。” 也有临时性的，针对某项具体工作展开布置。抗战中后期，“县委与地委兴起了一种会议形式——座谈会”，“多是由下边的好坏典型的汇报开始，然后座谈，交流经验并提出问题大家讨论，大家决定。”对这种形式的优缺点，中共也有具体的总结：“好处是：1、民主，大家有言就发，无顾虑（因为没有结论在那里限制着大家）。2、表扬与批评联系密切，而且是到会的大多数的批评与表扬，容易公认优点与纠正弱点。……3、经验交流具体深刻。4、思想便于统一。其弱点是：1、开会时间长；2、掌握不好，容易失掉中心。” 座谈会不拘一格，形式灵活多样，兴起于1930年代前后。根据《申报》和“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结果，“座谈会”一词，1920年代可以零星检索到，1930年后频繁出现，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无疑大大促进了这一形式在中共区域内的推广。
从当年的总结中，还可以看到中共对会议的布置和期许，比如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杨尚昆总结的大会成功之处包括：“一、总结了两年来的工作。在本区，就是在华北，恐怕都是第一次。二、大会上讨论了目前形势，国际新形势，中日战争新阶段，华北战况与山西统战新形势。三、在发言中把各地区工作的优点发扬了些，并用事实证明了大会报告的正确。四、在发言讨论中，也揭露了晋冀豫党的一些弱点，并指出了克服弱点的办法。”弱点则为：“对大会报告讨论得不够，特别是对政治问题的展开讨论不够……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很少，这是大会很大的缺点。” 可以看出，像党代会这样的常规性会议，预定的任务大致包括总结工作、评估形势、讨论问题、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对促进党员群体政策水平和能力的提升以及党的力量成长，不可或缺。会议符合中共善于利用集体的政治文化，又推动着集体主义政治文化的进一步深入。上行下效，中共干部在自己负责的范围也在努力运用会议机制。景晓村出任渤海区党委书记后，就考虑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他设想的会议程序先是学习文件，打通思想；然后各区报告工作，对几年来各方面工作予以总结；再就是工作检讨，发现问题；最后是全面总结。中心目标为：“思想上是整风打通思想，工作上接受过去的经验及研究今后方针，政治上把干部的质量及全盘工作提高一步。”学习—报告—检讨—总结，形成一套会议模式，暗合中共开展工作的基本思路。中共干部之所以能够养成相对较高的战略眼光，除去重视学习外，会议形式的指导、交流特别重要，中共清河区委书记景晓村参加山东纵队总结会议后的感想是：会上肖华传达北方局及太行分局财政经济工作经验，“其中包括材料之丰富，调查研究的周密与透彻，给每个同志很大的感动”。这就是跨区域的经验传递。集体会议的形式使这样的经验传递可以大面积迅速覆盖，达到效率最大化。正因此，当年的中共干部对会议多有期待，高鲁日记列出的克服自身毛病的办法有：“一多讲马列主义，二在工作中筑造自己，三在讨论会中检讨我们的生活、行为等。” 会议成为组织和个体求取进步的重要载体。如中共自己所说：“工作最好的县份是哪些呢？是那些会议制度最健全的县份；工作最坏的县份是哪些呢？是那些会议制度最不健全的县份。”
各种会议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像村一级基层组织的会议，要求有具体的针对性：“不同会议要有不同讲话。（1）村干部会：反扫荡总结要点，发扬模范例子，强调村干部及村指挥部的作用。（2）村会员会：村干部决议传达之，强调各团体的模范作用。（3）村民大会：讲上边的动员材料，强调五日备战与百姓的好处。” 具体解决问题的会议应该像李雪峰所说的：“讨论一两个问题，有头有尾，源源本本，弄清楚，有办法，切合实际；不是无所不议，样样都谈，而又样样谈不清楚。” 晋冀豫区党委甚至对各种会议召开的大致时间也有规定，每月初旬开下级会议，“下级（地、县）来开会或区委下去”；每月下旬召开同级会议，区党委之外，“吸收军区、政权、群众工作主任委员参加，检讨总的计划及配合问题、下边意见等”；每周六区党委开一次“自身例会”。从一般的工作规律看，这个时间规定应该不是随意为之，月底的同级会议旨在研究、总结该月工作，计划下月工作；月初的下级会议则为布置本月工作并听取意见；每周的例会用于随时研究、发现、解决问题。几个会议周而复始，形成时间上的循环链条，至于空间上，则有一层层往上开的情况汇报会议和一层层往下开的落实会议，形成上下的通联。大事小事都要开会，会议成为经常的工作方式，连妇女工作都能熟练地运用会议形式：“太谷南庄村有一妇女，整日在村上乱搞，挑拨得很多夫妇不和睦，妇救会便召开妇救会及老婆会，将她叫来批评。她不承认，并且继续与人乱搞。妇救会又与她个别谈话，并召开了全村妇女大会，诚恳地向她提出很多意见……这样一来她才接受改过。” 会议过多，也不是没有问题，1941年12月辽县下庄村因为开会，“干部误工占全月时间50%，群众误工占全月时间13%”；“有些农民说‘政策样样都好，就是开会太多。’” 毛泽东曾经设想用报纸乃至墙报取代开会的部分功能：“现在我们边区，开会是最重要的工作方式，报纸发出去就可以省得开许多会。” 但文字的传达毕竟难以和现场的互动相提并论，开会仍然是最重要的工作方式，高鲁日记记载：交城七区干部不顾日伪军的威胁，在敌我交叉控制地区召开青年干部会，结果开会时“敌人路过村公所，听到了掌声，便包围了村公所” ，几名干部惨遭杀害。这样的代价本不应付出，但在中共政治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会议依赖路径，又使这样的代价很难完全避免。
三、中心突击与劳动竞赛
革命向来强调能动性的发挥，共产主义革命中，能动性可谓马克思主义自带的底色，渗透到革命的每一环节，中共革命也深受能动性思维的影响。中共革命中常常可以看见的突击运动，作为效能导向政治运作模式的一种，即为革命能动性发挥十分独特的一环，通过突击造成的纵深推进，可以大大强化政策落地生根的效能，实现跳跃式发展。和中共革命中的大多数新鲜事物都能追溯到苏联一样，塑造积极分子以及由此为基础展开的突击、劳模运动，基本模型也源自苏联。共产党人强调效率优先和能动性，区分先进、落后并努力以此塑造争先恐后的进步氛围，本为这支政治力量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因此，苏维埃革命刚刚成功，列宁给出的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就包括组织竞赛：“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把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吸引到这样一个工作舞台上来，在这个舞台上，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发现有才能的人。” 斯大林对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竞赛也心领神会，20世纪20年代末期，经由苏共的号召，群众竞赛在苏联广泛展开，如斯大林所言：“目前广泛展开的千百万工人群众的竞赛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事实，也是最重要的事实之一。” 1935年苏联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苏联劳动竞赛进入高潮。苏联世界革命样板的地位，使劳动竞赛迅速在中共党内激起回响。1931年，中共中央发出在苏区展开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号召“开始革命竞赛，模范队，轻骑队，共产党礼拜六等的运动”。轻骑队、共产党礼拜六、革命竞赛这几个概念实际都直接来自苏联。苏区时期的革命竞赛基本也限于在生产和练兵中展开，和苏联别无二致。同时，各种各样的冲锋运动在苏维埃时期广泛存在，冲锋季、冲锋月，都代表着通过冲锋、突击，以超常的动员获取额外能量的思路。
劳动竞赛的关键是通过相互促动，造成争先恐后的局面，抓重点、树典型是落实劳动竞赛的必由之路。抗战时期，此前的竞赛思路进一步拓展，扩展到工作的各个环节和领域。和中国传统政治讲平衡、守中庸的思路相异，中共把“行政命令及平均主义的领导方式”视为“深入工作的两大死敌” ，要求掌握中心、厉行突击，反对平均用力，这样的思路和苏共也有直接关系，黄敬曾经引用斯大林关于直接领导的论述：“找出问题的中心，形成具体的工作计划，接着组织这一计划的执行；然后考察执行的程度。” 从中不难看到苏联阐释的辩证唯物主义中抓主要矛盾的影子。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讲课提纲——《唯物论辩证法讲授提纲》中阐述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后来正式发表的《矛盾论》延续了这一提法，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由于中共政治文化覆盖深广，抓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思路，迅速浸润整个干部阵营，时任冀鲁豫区党委宣传部长的张玺在日记中写道：“考虑问题一定要把特殊性放在头里，将共性放在次要地位。这是一个原则。” 1944年，中共淮安县委书记邹屏谈到减租减息运动抓典型的数种方法：“①实行了骨干与群众相结合：先开积极分子会议进行动员，打通了思想，然后由积极分子团结群众，带动群众，群众思想也通了。②突破一点，推动坦白：先突破了重点减租对象潘××，让潘在三个乡主佃大会上坦白，带动了别的减租对象。③一般号召与个别突破相结合：开大会号召后，亲自动手搞一个汴塘，突破了汴塘的主佃双方。”这种利用骨干、重点突破、带动一般的办法在中共的工作总结中经常可以看到。甚至民兵训练也运用典型示范的方法，“从群众中抽出一个典型人物，叫他作给大家看，关于步法、卧倒、跑步、齐步、利用地形地物、射击等等，然后大家评议、领导指导。这样进行比较生动，引起大家兴趣，收效较大。”典型的意义，不仅在于推动工作，还是各级组织体现自己领导方式和能力的一部分：“泾口区生产代表大会上，拿一个最好的互助组的典型来教育大家，实现区的领导。并让大会各组讨论这个典型，批评与完善这个典型，推广这个典型。” 能不能找到并推出好的典型，是考验各级组织政治领导力的一部分。突击运动的关键是要拉动革命力量中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推进工作的先导力量。中共进入乡村地方社会、动员群众时就十分注意这一点。青年、儿童、妇女被列为重点突击对象，基本判断是：“青年、儿童是农村中最易活跃的部分，一个突击力量，经过他［们］可以活跃全村。妇女是一个雄厚的后备力量，也是一个落后的、难以动员的力量，这一工作如果作得好，它可以起‘动’［的］作用，如果作得不好，它即起‘拖’的作用。” 青年、儿童容易呼应中共的革命动员，动员起来后又可以有效调动社会，是突击运动依靠的主要力量；妇女则容易成为落后的部分，也需重点施策，补足短板。按照中共坚持的平等理念，突击运动固然要奖勤罚懒，但又注意尊重落后分子的人格，不主张单纯用惩罚措施对待落后分子，指出：“以落后分子为教育部队的典型，并企图以此使落后分子知道耻辱，激发其自动性，结果常是相反。他更加落后，使他恼羞成怒，‘一贯的落后’。”提倡的正确做法是：“对他们多鼓励，只要他们有一点好处，就讲他们一点好，少批评，但不是不批评。”
一个群体，先进、落后都是少数，中间总是大头，树立先进，不仅可以激励落后，更重要的还在于带动中间：“凡是一个运动在开始的时候都是两头小中间大的。……对好的就拉他一把。对落后的就挤，一头拉一头挤，把中间的就挤小了。假定不挤中间的，还可以说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二流子总好的多。二流子被我们挤的转变了，那我们说你还不如二流子呢？这样就使中间的分子起了分化，这不仅是简单的改造二流子的问题，而是使中间都不能向下看，都向上看，中间的就没有了。”突击运动既针对人群，也针对地区：“所谓突击，不仅是指时间，而且是按地区。” 中共的工作部署，根据抓中心、以先进带动一般的原则，通常会在地区上重点突破，即选择和创造基点，通过此一基点实现力量的扩散和覆盖。一般来说，“选择基点时必须选大村镇，因为大村镇是农村政治、经济及文化的自然首领，它对小村有着传统的影响”。基点的选择要尽可能顺其自然，先把中心村的工作做好，再以这个中心为基础，向四周按照“经济的联系（商业、合作社、集场等）” 自然发散，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当然，突击运动具体展开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起码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突击运动和日常工作的结合。如中共自己反省的：“突击是推动工作中起吗啡作用的一种方式，绝不是经常工作的方式。如经常地采用，不是变为不突击，就是会忽略了经常的基本工作，终于使工作陷于麻痹。” 突击要抓重点，不能用突击代替日常，以致“一切工作均突击化，所有干部都参加了突击队，而把经常工作混乱。” 过多依赖突击，则失去突击效果，所谓“样样竞赛，样样都不竞赛”。二是要防止树先进带来的副作用。常人都会有虚荣心、嫉妒心，树先进没有处理好，有时会使之成为出头的椽子，造成这样的问题：“对同级则嫉妒，谁好就看不起谁，缺乏虚心诚恳互相学习的态度。战士中讽刺积极分子，多数连队都成了严重的风气。” 更进一步，有可能形成为评比而评比的形式主义。克服这些问题的办法，还是中共一直强调的群众路线，突击要深入群众，积极分子也要从群众中产生，“只有群众公认的积极分子，在群众中才有作用，有力量”。
劳模运动是中共的突击工作紧紧围绕群众展开的典型。抗战之初，中共开展劳模运动，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解决根据地面临的经济问题，基本还是苏联的翻版，尽管已经体现共产主义运动能动性的威力，但没有充分挖掘中共革命的独特性及其潜力。中共政治运作机制的独特性在于：中共通过党组织，逐渐构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政治体系，在这里，一切经过政治，一切服从政治，而这个政治的基础总是希望下探到民众当中。毛泽东说得很清楚：“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 劳模运动随着其不断扩大和深入，迅速向着全面的社会政治改造运动迈进。劳模运动起码在三个方面建立了上下的通联，拓展了中共的群众基础，包括乡村精英与权威的再造、民众生活和思想观念的更新以及中共与民众间联结的加强等。劳动英雄的选拔自下而上，民众是直接的参与者，选拔过程中人人机会平等。如果说干部的选拔更多体现组织的意旨，劳动英雄则由于其以能力为导向，有民众直接看得见摸得着的标准，更具直观性。推出先进分子、先进村，中共大致期待的路径是：“①运动全面展开：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运动，从农村、工厂、部队机关的生产运动，推广到文化、政治、军事及其他各项建设方面。②英雄大量产生，从各行各业中产生了大批的英雄和模范。七十二行，行行有英雄。③由个人英雄走向集体模范，模范村、模范班、排连及工厂机关中的模范单位，相继出现。④经过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宣传，推广选举运动，把广泛群众吸引到运动中来，群众对此运动的认识有进步，并开始积极参加运动。”正因为中共对劳动英雄有这样的期许，劳动英雄的评选，特别强调人格上的忠诚。劳动英雄不仅是生产突击的带头人，还应是乡村社会风气的转换者，因此，当中共谈论劳动英雄时，人格的标准、思想的境界、处事的方法、风气的转移特别受到关注：“处处为大众着想，了解大众困难，想法解决大众困难。特别是做事有民主精神，不独断，不强迫命令，遇事同大家商讨，不锋芒，不骄傲，为人憨厚。这样自然使人心服，大家容易齐心，事情容易办好，社会风气也会随之改变。” 劳动英雄既是群众的代表，更是效率优先的实践者，还是优良政治文化的传播者，这样的要求，远远溢出生产范围，在突击的思路下，劳动英雄效应被不断扩展，这正是中共革命实践总是力图推向极致的一个例证。
中共强调群众路线，群众路线需要往下看，即代表权力的干部到群众中去；也需要群众的纳入，即从群众中来。群众路线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应该是多层次的落实和实践，由于普遍人性带来的权力惰性，实践群众路线的难度不言而喻。谢觉哉日记中总结：“闷在工作上的两个问题：一是上级领导，传下去总在打折扣，甚至走样；一是新的积极分子不易产生，旧的干部又日在减少或蜕化。” 非常准确地道出了权力向下落实尤其是实施群众路线的困难。劳动英雄运动的开展，某种程度上为群众路线的落实提供一条渠道，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劳动英雄可以起到带头、骨干和桥梁作用。如当时文件所言：“每一个地方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只要他们和群众密切联系着，群众信仰他，他就成为这一种核心，成了领袖，他去推动群众，组织群众和领导群众……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就是改进工作，培养干部和联系群众的运动，是边区生产和各项工作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典型示范，推动群众，突破一点影响全局，把一般号召与具体领导相结合，把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最好方法。”或有人会怀疑对中共贯彻机制的上述解读过于合目的性，是根据结果反推得出的逻辑，这样的质疑自有其必要。中共是一个具有高度理论和政策自觉的政党，其贯彻机制的背后有强大的政治文化的支撑，绝非误打误撞，但也不是一马平川、天造地设。其间，有种种曲折、回流，还会有巧合、意外，只是历史书写对于这样的复杂性常常捉襟见肘。当年中共干部以文会友时，相互之间的批评中就有“纯正话多，复杂事物的分析少” ，这样的批评放到历史研究中同样有效。不过，的确也不能忽视中共贯彻机制的本身逻辑，读一读1942年刘少奇留下的讲话，会发现中共领导者对于政策和策略问题思考之缜密超乎想象，引文很长，但第一手的材料往往比任何解读都更有说服力：“中心区、村在发动群众运动之前，由区政府负责人与工作团负责人访问地主，说明群众运动要来，不要紧，不要怕，即由区政府召开几天士绅、地主座谈会（请请酒，唱唱戏），这样调虎离山，以便工作团挨家挨户去访问农民，和农民谈话，进行情况的了解并注意发现积极分子。干部每天将调查研究所得，加以总结，对自己的工作方式、态度加以检讨，使每天的工作有进步（顶多和农民谈三四天）。个别谈话完了之后，即召集农民中积极分子开会，商讨减租减息办法。由工作团最负责的人和他们谈话，使他们彻底了解，并给他们以任务，去找更多的农民来开会。开好了，第二天就召集全村农民大会，决定几个问题，并在大会上选举农会筹备会。……这时，就加紧教育那几个积极分子，开一个临时的比较深入的二三天训练班。马上成立农会。成立农会时要悬榜，农民对于悬榜，非常重视。……这影响一传开去，非中心区也自动起来了，也要求组织农会。这就是非中心区被中心区所推动。” 虽然，这样具体、细致的方法本身也是经验累积的结果，但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中共对经验的总结、提升并由此形成规律性指导意见的能力，的确不能低估。
四、数目字管理
抓中心、定方向，是中共革命重视原则、讲求效能的一极，与之相对的一极则是精细化管理。在辩证思维下，这样看起来各执一端的两极其实是对立统一的，经典的表述就是后来流传甚广的“抓革命，促生产”。相较于中国传统政治的粗放管理方式，无论是组织，还是具体的管理者即干部，中共都以精细管理为取向。早在1938年初，黄敬在晋察冀边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谈到：“今后工作必须有计划性，不要一、二人包办，手工业工作方式，而要把党的机构现代化。” 要求建设现代政党，不独黄敬为然，时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舒同也提出：“把手工业方式，包办主义转变到集体的分工与现代化产业的工作方式。”当年中共的自我要求中，不约而同都提到数目字管理。数目字管理思想的源头，相信和苏联五年计划的影响不能分开。宋绍文的讲话里透露了这样的源流：“我们以后一切工作都要用数目字表现出来，如苏联五年计划里边的数目字。” 对于数目字的重视，宋绍文的讲话里表达得很清楚：“适当的分工，积极的负责，一切找原则、找体系、找数目字。一切工作都用统计表表现出来。……‘一切要有数目字’‘一切要具体’，这是我们今年提出来的两个口号。”具体而言，各级政权应该对区域内的各种数字有详尽的掌握，“村里边的人口数目，人的好坏，耕地面积，土地分配情形，产粮数量种类，村中副业，消费与运销，参加部队的人数，抗属人数，负担数目，文盲数目，学生数目”等。晋察冀对数字的注重，被更高一级领导者所注意，杨尚昆在北方局召开的黎城会议上提到来自晋察冀的“一切要有数目字” ，促进数目字理念的推广。对数字的注重，在中共党内成为风气，八路军干部王紫峰在日记中自省：“今天赴军区政治部开会，八点到达，饭后就开会了。会上，首先由一分区政委罗元发做工作报告，他的报告准备充分，数字具体。这使我感到，我在工作中有时确实有些主观主义，不注意搜集数字和材料。” 整风运动中，也要求“用统计的方法调查各种份子的比例、变化情况，指导各阶级的份子运动”。苏联五年计划的影响更直接地可以在根据地的年度生产计划中看到，1941年晋冀豫边区确定的农业生产计划为：“增加粮食10%，副产20%至30%”，“种棉花50万斤到60万斤”，其中更具体规定“平均要做到1人养1鸡，3人至5人养1猪”。
管理要精细化，有计划，纵的方向是要数据，横的方向则是健全制度和机构、加强干部培养。长期的战争状态，客观上导致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各种制度的密切联系，互相作用，与省时省事省人省钱的一套科学的事务技术，我们获得的还很少；不是没有，而是没有习惯，没有经常把它追索、整理、系统起来。” 为此，北方局召开的黎城会议明确要求：“建立检查制度，如半年一报告一检查。‘三个月不算帐’必坏干部。” 战争年代，尤其是游击状态下，像财政经济这样的领域，严格制度化确实存在困难，中共制度化要求更显著的推进还是在干部的培养和选拔上。精细化管理要落实到人，数字和制度，都需要人去贯彻，如中共自己所说：“只有上级正确的决议，下面如没有贯彻决议的干部，决议总是要落空的。” 体现精细化管理原则，干部培养的计划处处可见数字：“（1）两小时学习制度……干部一月能举行五次的集体读书，大多数排以上干部有日记和笔记，各直属队的集体学习比较好一些，一般每月能做到20次以上。……（3）上课制度——正规军每月四次，游击队每月二次，教育内容甲组为联共党史，乙组为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政策初步，丙组为政策初步。（4）定期测验——每月月终测验一次。此外并在各种会议中进行测验，军区曾在几次大的会议中进行了测验。” 风气所及，中共干部养成精细统计的习惯，1944年张玺总结自7月26日到8月24日个人的生活流水，不厌其烦地统计出如下数字：“学习共4次，15小时，平均每日半小时，每次约4小时。开会共28次，166小时，平均每日约5个半小时，每次约6小时。……个别谈话共13次、44小时、平均每日约一个半小时，每次约3小时。行军走路共15次，29小时，平均每日约—小时，每次约两小时。上课共8次，8小时，平均每日不足半小时，每次4小时。” 这些数字虽然枯燥，却可以让我们看到当年他们都在干些什么，及其对时间的计划和分配有着怎样的自觉。干部培养应该有目的、有计划，中共文件专门谈到“带徒弟”式的培养办法：“a.确立培养干部制度，如逐级培养及‘带徒弟’制度；坚持与固定中心干部。b.提拔制度，有计划地设副职，逐级提拔，从战争、中心工作及日常工作中提拔干部。c.坚持各系统培养制，干部一般不作系统的转移。” “带徒弟”的方式、副职制度、系统培养，充分显示中共在培养干部上所花的心思，背后则是精细化管理思维的作用。一般政治力量设立副职多是为了配合、协助正职，中共则增加了培养干部和接班人的考虑，顾虑之周全，和其一盘棋的治理方式和目标密切相关。一些敏感部门的制度建设尤其紧要，冀鲁豫区明确规定特务员之调动问题：“某些干部把特务员当作私人的，随便自己选定，只因漂亮而不考虑其政治坚定性，这种现象应该取消。以后特务员之选择、训练、调换，完全由锄奸部、公安局负责，首长无权力决定。这在部队中应成为一种制度。政权及地方党应向这一方向努力。”
精细化分工不仅体现在机构的设置上，还要求到日常事务以及同事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能不能按计划展开工作成为讨论的重要内容，《战斗报》记者铁冲在日记中自我检讨道：“对工作多是热情，缺乏计划，……对自己的许多样的工作有计划的逐步的去完成还作的不够。” 《解放日报》1944年刊出的一个典型家庭，重要经验就是“家庭内部实行了精细的分工”。延安柳林区委的尹登高区长堪称数字化管理的典型：“区委存有各种精确的记录册，如报告，决定，指示等留底，下乡收集的材料，一切数字统计，各种会议记录册，党员登记册，汇报记录，学习记录等，细致整齐，有条不紊。此外，尹登高同志还作日记。他特别熟悉上述记录册，需要查用哪种材料时举手即得。上级检查工作时，他可以不加思索地讲出一切情况和细节。”毛泽东对推进数目字管理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44年，毛泽东表态：“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注意计算数字，实事求是，联系群众。” 事实上，注重数目字管理的思路和毛泽东一直倡导的调查研究直接相关，当时的文件明确把数目字管理和调查研究联系在一起，提出：“一切工作要有数目字，一切工作要经过统计调查。”调查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近代以来在西方迅速发展，中国则兴盛于20世纪初。李章鹏统计，1912年至1937年间，全国共出现调查报告6507篇 ，可见调查研究在世纪初中国的热度。调查研究旨在了解实际状况，取得第一手材料和数据，即中共要求的：“团以上的干部必须详细研究驻地一个县一个区域的社会状况、阶级关系及其政治态度，从实际中学习掌握政策及策略。” 在另一段话中，中共对此有更具理论高度的解释：“为发扬这个点滴的走一村作一村的精神，无论专署、县、区，凡在某村住半天以上者，要召开群众大会或村干部会；住3天以上者检查本村之工作；住10天以上者要保证本村之公平负担彻底完成，并建立民众夜校。” 对数据的重视，是中共一系列工作和思维方法中的一环。
为保证调查研究落到实处，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下设中央调查研究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按照中央的要求，各根据地政府也成立相应组织，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要求“行署在民政处设统调科，专署与县级民政科应责成专人负责统调，区级由行政助理员负责”。不同级别调查机构职司不同任务，县级以上主要负责研究统计，区级以下则主要负责调查，提供材料。各部门都要编制系列统计资料，形成完整的数据链条。以司法部门为例，需要完成如下统计：“受理刑事案件月报表，受理民事案件月报表，羁押人犯月报表，司法收入月报表，没收赃物月报表，犯人生产教育月报表，犯人消费月报表，司法人员学习月报表。” 只有掌握了充足的材料和数据，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才有扎实的依据。北岳区党委要求调查要有清楚的材料：“实际材料应占90%（但须有一番整理工作），分析结论10%。如有不符此种类规定，空洞无物的抽象的长篇大论的东西，一律退回原地。”调查要有一套落到实处的办法，中共中央决定中讲到调查的七种办法，包括收集报刊资料、开调查会，写名人列传、口头询问、收集志书加以研究等。高鲁日记记载了调查村子富户的具体方式：“方山一区某村有一老财藉口没粮食不能献军粮，我们利用从前在他家受苦的雇工，知道了老财的粮，使老财被迫交粮。利用小孩。最好选择一些既懂事又不懂事的小孩，送他们一些东西，打听他家里的钱粮情况，……不懂事的孩子不会知道家里的钱粮放在何处，而太懂事的孩子又不会告诉家里的情形。” 当然，毛泽东也提醒：“怎样使对方说真话？各个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
1941年，陕甘宁边区党委秘书长高克林写出关于边区组织运盐的调查报告，被毛泽东赞誉为“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 ，加按语在《解放日报》发表。读一读这篇报告就知道毛泽东为什么会欣赏它：“城关区去牲口二十八个，人十四个，沿路自做自吃，每顿共需米七升（约二十五斤，大家一致感觉‘出了门吃得多’）给店里柴钱多则八元，少则三元（完全看你和掌柜的关系弄好或弄不好来决定）。走路时唱戏，说古今——说相公招姑娘很多，大家很高兴，满不觉苦痛，牲口的草是轮的割，草很多，吃不完。”该文简洁、着实，介绍的主人公城区副区长鲁忠才可谓中共努力培养的干部类型：“有经验、灵活、负责（每到一地遇一事即开脚户大会讨论——连每个驴应驮多少盐都讨论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前提是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具体问题，鲁忠才是这样做的，中共希望自己的干部都能做到这一点，包括小组长这样最基础的一级主管人员。中共中央党校秘书张子珍的日记记载小组长们围绕着如何开展小组工作所作的讨论：“1、会前应帮助当天的发言同志准备（引导不是替他准备）。2、在开会中注意引导，如优点没说出来就发问（学习的态度），缺点应如是，随时注意掌握会场情绪。3、会后除发动大家漫谈外，可调查补充材料（具体数字等），供给记录同志。”小组长们讨论后，相关出席领导根据讨论意见作出补充：“首先，他说大组小组都应采取自动报名的方式，不过大组组长事先应鼓动积极举手先发言；其次调查补充材料应从群众口中说出来，如听XX说，XX有什么好的地方，你看如何？” 这样结合具体工作，围绕着实际事务的讨论，对干部工作能力的培养远非走过场式的指导可以比拟。关于战时中共如何贯彻自己政策的考察，还可以有许多面相，本文只是攫取了其中可以形成长效机制的问题予以解析，像一元化领导、三三制这样具体的组织措施，即未列入考察范围。即便如此，中共的行为机制也还有很多面相，本文无意也无力穷尽这个话题的所有方向。比如文中谈到的许多贯彻机制，都不为中共所独有，何以中共能够将其力量充分发挥，值得深究；又比如在中共革命中极具特色的运动和斗争，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亦可继续讨论；还有就是联系的、辩证的观点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普遍存在，其在中共革命中如何焕发活力，现有解释尚欠充分。本文所做的种种努力，面对中共这样一个无限丰富而又充满活力的政治力量，都只能算是略涉皮毛，如果能够由此引出值得继续深入讨论的话题，则于愿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