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谦平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注释从略
内容提要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由“一边交涉、一边抵抗”转变为“积极抵抗、预备交涉”。为了支援第19路军抗战，蒋介石于2月上旬将两个德械师组成第5军，以第19路军名义驰援上海。由于日本向淞沪地区增兵，迫使蒋介石对淞沪抗战“必死力一拼”。但他也认识到中国的实力不足以赢得淞沪战事，因而决定采取“对沪事取和缓，勿使扩大”的政策。“积极抵抗、预备交涉”政策的着眼点在于抵抗，抵抗之目的是要促使英美国家出面阻止日本对上海地区的军事侵略；一•二八淞沪抗战达到了抗击日本侵略、迫使英美出面干预的目的；提升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保家卫国的民族主义激情，为局部抗战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日本称霸亚太地区的图谋由来已久。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就曾假借履行英日同盟而对德国宣战，并占领了德国在中国胶州湾的租借地。1915年1月，日本向北京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4月底，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一切权益让与日本，但美国构建的华盛顿体系迫使日本将胶州湾德国旧有租借地交还中国、日本军队撤出山东、同意中国赎回胶济铁路，这就遏制了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不干涉中国内政”遂成为1922年至1927年间“币原协调外交”对华政策的核心。1927年4月田中义一组阁后即制定了将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和武力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并派兵侵入山东，阻止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日本政府的一贯目标，就是要将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自济南惨案发生以来，中国政府和各界有识之士便对日本的野心有所警惕。1928年5月13日，田中义一通过国民政府驻日外交特派员殷汝耕转告蒋介石：（1）“济事虽难，然自大局言，乃一小事。万勿因小事牺牲大局”。（2）派第三师团赴济南之目的，“除护侨外，实另有深意，此节虽不便明言，然绝非对南军”。（3）“张作霖不久必处决，请注意勿使满洲化为战区，否则日方舆论颇难抑制”。田中义一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传递的信息十分明显，即已将东北三省和山东省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不过，蒋介石对济案的冷静处理，使国民政府在国际道义上占得先机。而田中内阁积极对华干涉政策不仅未能将东北三省同中国本土相分离，反而激化了中国民众对于日本的不信任和仇恨。在民族大义面前，张作霖最终表明了“停战息争”的态度。在田中义一的怂恿下，关东军炸死了张作霖，但其结果不仅导致东北三省于1928年底宣布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而且加深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近几年来，国内学界关于蒋介石与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学术成果不是太多，真正算得上学术论文的只有两篇。其中吴景平的研究运用较丰富的史料，基本复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原貌。本文通过大量史料，对蒋介石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对其制定的“积极抵抗、预备交涉”政策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认为该政策之目的在于通过军事抵抗达到促使英美国家出面阻止日本军事侵略的目的。本文同时认为，一•二八淞沪抗战为局部抗战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九一八事变与蒋介石下野
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4个半月内占领东北三省。蒋介石于9月18日上午乘永绥舰赴江西，19日抵达南昌后即得悉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长春的消息。20日下午，蒋介石从南昌乘船赶回南京，行前分别致电党政要员即赴南京，“会议对日方策”。通过从二次北伐以来国民政府在华北和东北所遭遇的种种危机，蒋介石此时已经认识到“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所谋之道唯有“团结内部”和“注重外交”二途。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国联制约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因为从华盛顿会议到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国际联盟对日本在远东侵略的遏制卓有成效。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日向日本公使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日军停止一切行动，即日退回原防地点”，并电令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请求联盟“主持公道”。20日，外交部又向日本公使提出第二次抗议，“除要求日军立即退出占领区域，恢复原状外，并保留提出正当要求之权”。蒋介石于21日下午到达南京后，立即召集党政军高层开会，主张立即将“日军占领东省事实，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会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认为“此时惟有诉诸于公理也”。当时的中国能否以一己之力单独抗击日本，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此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抱定“力避扩大”宗旨，同时期待英美列强遏制日本的侵略。不过，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国家自顾不暇。英、法两国认为关东军对于中国东北的进攻威胁了苏联远东地区，反而予以默认和鼓励。美国则对日本独占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深为反感。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 Stimson）表示应“使日本人知道美国正在关注日本的行动”，而国联和中国政府均希望“美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美国本想与英国一起施压于日本，但因英国没有明确表示意见而作罢。9月22日，国际联盟决议，“通知中日两国停止战时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防，听候联盟会派委员查察裁判”。蒋介石认为“此为一外交之转机，亦为我对内统一之良机”。对于张学良“要求外交早日解决”东北事变的请求，他让万福麟转告张学良，“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不如委诸国际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虽败犹荣”。
但日本政府不接受国际联盟决议，主张中日直接交涉，国联的态度因而软化。9月25日，美国政府照会中日两国，表示希望依照有关国际条约和平解决事变。10月11日，英国公使蓝普森（Miles Lampson）会见国联调查团中国代表顾维钧，称他接到英国外交大臣电报，令其劝说蒋介石“勿坚持以撤兵为交涉之条件”，并称英美舆论在此问题上已经“渐趋一致”。蒋介石当即表示：“不论各国之态度如何，不计国联会议之结果如何，为保障我国国土与世界公理计，任何牺牲，在所不惜……非与日本决一死战，则我中国断难完成革命也。” 法国总理白里安（Aristide Briand）主张中国政府同日本“直接交涉”，蒋介石命令驻法公使施肇基“必严词拒之”，并令其“必以确定中国主权、门户开放、利益均等、共同开发经济及不得有特殊地位之原则”，提交国联大会讨论。苏联虽在舆论上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但“只要没有苏联所担心的最后可能性——苏联领土将遭到日军的直接进攻” ，苏联实际上就会采取严格的中立主义立场。斯大林最终决定苏联不干预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9月23日，他致电联共（布）中央书记卡冈诺维奇，指示“我们的军事干预当然要排除，外交干预现在也是不利的”。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值集聚在广州的反蒋力量派军北上、讨伐蒋介石之际。尽管广州国民政府旋即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以改组派、胡汉民派、孙科派、桂系和粤系军人为核心的广东当局则借九一八事变逼蒋介石下野。蒋介石表示“对广东以诚挚赤诚，求其合作”。他提出三种解决方式：“一、令粤方觉悟，速集南京，加入政府。二、只要粤方能负统一责任，到达南京，改组政府，则我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断无异议。三、如粤方以胡汪蒋合作……则我方亦当不顾一切，完全以国难为重。”
蒋介石于1931年9月23日致电汪精卫、古应芬和孙科，向广州国民政府寻求和解。蒋介石批评粤方“激于意气，纠纷错迕，各走极端，演成今日亡国之惨祸”。他呼吁广东当局“牺牲一切，共赴国难”。10月14日，蒋介石在南京会见胡汉民，并派员送其赴上海。不过，粤方仍然坚持以蒋介石下野作为宁粤和解的必要条件，蒋介石不得不于12月15日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上提出辞呈，同日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本兼各职。蒋介石在通电中指责“在粤同志，迄未能实践约言，共赴国难”，胡汉民等将“中正下野，解除兵柄”作为粤方赴南京参加中国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的条件，“是必欲中正解职于先，和平统一方得实现”。蒋介石尽管下野，但其在南京国民政府内的影响力依然强大，尤其是对中央军拥有绝对控制权。下野期间，蒋介石确定了“一边交涉、一边抵抗”的政策。早在1931年10月28日，他即指示在沪协商对日外交的李石曾、张群等人，将“先撤兵，而后交涉”作为对日外交的核心与要旨。尽管中国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以后蒋、汪、胡均被选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但有职无权的安排造成国民党内握有实权的三巨头游离于权力中心之外。无论是林森还是孙科，在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军事侵略和外交压力时，均感到一筹莫展。当孙科请求蒋介石回南京帮助其应付复杂的国内外政局时，蒋介石却称其自从“顺从国民与党中之公意准辞职责”起，“对于党国既无职守，又无责任，自无重来南京之理”。但他也表示在孙科任内，“所有一切难事，弟必尽力为兄排解，决不使兄独任其难也”。
1932年新年伊始，蒋介石即制定了基本国策和国防主旨。基本国策包括：（1）对外政策，“美德亲善，俄法妥协，英意联络”。（2）对内政策，“以政治建设为目的，不主张内战，亦不参加。树立中心势力，巩固七省基础”；“对西北掌握、西南联络，对南部妥协，对北部亲善，放任”；“国防以交通为中心，对外贸易以政府与商会合作”；“东北之事最后决牺牲个人以求保全，政府维持党治则尚有救国之道”；“第一步肃清赤匪，整理政治，以巩固基本势力”。国防主旨包括：（1）速定独立战斗群，全国分区备战。（2）速定各根据地。（3）决定东北与长江战斗序列。下野期间，蒋介石集中精力应对的事情有：其一，政治上力挺张学良。他多次指示宋子文，“此时以巩固汉卿兄地位为惟一要旨”，“如汉卿兄能不辞职，务请勿辞”。其二，集中力量打击粤系集团。他指示宋子文，“此时我方当设法促成各方攻粤为惟一工作”。他不失时机地分化汪、胡、孙各派系，以孤立胡汉民为重点。1931年12月31日，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致电蒋介石，请其“迅速来京，主持大计”。次年1月17日，蒋介石在杭州与汪精卫联名致电胡汉民，邀其即日北上，“一同入京，协助哲生”。18日至19日，他在杭州与汪精卫、孙科多次会谈后，决定同汪共赴南京。他坚持“外交问题全在国内自强，故非先统一国内不可。如广东能切实归附中央，则对内对外一切问题，皆可迎刃而解。否则，以广东人而亡国民党，以国民党而亡中国，亡国之罪，应由广东人负之”。其三，加强同英美列强的关系。1932年1月9日，他获知孙科准备接受陈友仁提出的与日本断交主张时，立即电告何应钦、朱培德等人：“如对日绝交，即不能不对俄复交……战而不宣，尚尤可言，如绝交，即为宣而不战，则国必危亡。若对俄复交，则列强对我，不但不助，且将反助日本。” 19日，他对孙科表示，对日断交是“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灭亡”。由于美国政府已经公开谴责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三省的行径，德国也“允暗力助我” ，所以，这一时期蒋介石外交工作的重点在于加强同英国的沟通。当他获悉蓝普森即将回国述职时，请张学良“代表弟转达好意”，并务必告诉蓝普森“我二人一致之意”。1月22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张学良，询问“蓝使回国是否过沪”，“如其经沪，中尚有面商之事，愿与约期相晤”。
二、蒋汪联手与“积极抵抗、预备交涉”政策的确立
1932年1月21日晚，蒋介石抵达南京汤山。孙连仲、卫立煌、胡宗南、何健、陈调元等一批军事将领纷纷电请蒋介石“主持中枢”。由于蒋、汪联手，孙科于25日提出辞职，26日避往上海。蒋介石遂劝汪精卫“速行组院，主持大政”。28日上午，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政治会议开会，“汪兆铭必推公为主席” ，蒋介石遂复出，还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负责调动军队作战。当天下午，蒋介石往访汪精卫，与之商谈外交方针。见“汪有愿任行政院长之意”，当晚由临时中央政治会议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日军此时正在上海挑起战衅。1月26日，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苍松向上海市政府提出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张静江、张继、何应钦等来上海，“传达中央对于解决此案避免冲突与保全上海之意旨”。不过，第19路军“官兵皆甚激昂，或不赞成政府解决此案之办法。甚或愤日人无礼之压迫，惹起意外……贤初（蔡廷锴）、孝悃（戴戟）极愿不惜牺牲”。为避免冲突，27日中午，参谋总长朱培德、军政部长何应钦令宪兵司令谷正伦派“宪兵一团即刻开往上海闸北一带接替防务，归淞沪警备司令戴戟指挥，以资缓冲”，“力图避免彼我双方军队发生冲突”。28日午夜11时，日军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通牒，“限本军撤退，尚未答复，突于十一时半以天通庵车站为根据，利用战车机枪掩护，自虬江路沿宝山路及横滨路、青云路，向我第七十八师第六团防区猛袭，并放火助势”，师长区寿年“督率官长，奋力抵抗，将其击退”。“至今辰四时，其步兵已不敢再进，惟以飞机四处活跃”。由于有了“东北经验”，日军指挥官认定中国守军不会抵抗。但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第78师官兵奋勇杀敌，并调集在苏州的第60、第61师驰援上海。关于一•二八淞沪抗战，大陆学者多认为蒋介石当时依然坚持不抵抗政策，不愿意支援第19路军的抗战，只是后来由于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向蒋介石面陈抗日主张，蒋介石才同意派第5军赶赴淞沪前线，令军政部长何应钦具体安排。实际上，蒋介石早在1月26日即电令河南省主席刘峙调第2师两个山炮连开赴上海，归戴戟指挥。淞沪抗战爆发前七八小时，蒋介石与汪精卫商讨并确定了“积极抵抗”和“预备交涉”的对日外交方针。淞沪抗战爆发后，经过讨论，蒋介石决定实施“积极抵抗的政策”，“一面严密布置国防，抵御侵略；一面运用有效之外交方法，务期不丧国土，不失主权”，并由行政院将该政策转发给各省市政府及各军事长官。同时决定“先迁移政府于洛阳免受炮舰之威胁，与之决战，并为长期抗战之策”。同日，蒋介石手书了“固守京沪、迁都洛阳”的决策：（1）十九路军全力守上海；（2）前警卫军 全力守南京；（3）各部迁往河南人员之行动归何（应钦）部长指挥。同时规定：军政部长何应钦“留守南京，所有政、党、军留守机关人员概归何部长指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留驻京沪，所有上海行政人员归宋部长指挥”。同日，蒋介石电告湖北省主席何成浚、湖南省主席何健、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我军决与（日军）死战，其在汉浔海军，必有军事行动，务望严密戒备自卫，万勿为其所屈。第四师应集中武昌严防，切勿分散。” 1月30日，林森与汪精卫联合签署《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蒋介石亦于当日通电宣布“整个政府及军事委员会迁洛阳继续办公”。对于迁都洛阳的原因，蒋介石的解释是：“与倭长期作战……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 蒋介石于1月31日晨由浦口火车站出发，2月2日抵达洛阳。途中，他致电何应钦：“如日本飞机、军舰向京轰击时，则可令长江各要塞对日军舰开始射击；如日本陆军在上海登陆时，应令十九路军及前警卫军全部，以全力夹击，期收歼灭之效；至镇江、南京各处，配留部队维持秩序足矣。”
2月3日上午9时，日军再启战端。“日飞机开始轰炸，同时日军进攻……北四川路及宝山路等处房屋着火延烧，极为猛烈”；下午4时，“日海军陆战队已在吴淞登陆”。4日，军事委员会将全国划分为4个防卫区，并命令川、湘、赣、黔、鄂、陕、豫各省随时预备出兵援助淞沪前线。2月5日，蒋介石向淞沪前线派去了中央空军第2大队战机9架，飞机从南京起飞，在昆山上空与日本海军陆战队空军发生空战。当日中午，中国飞机又从虹桥机场升空迎敌。2月6日，他向航空署署长黄秉衡了解中央空军升空作战的战况，询问“空军战结果如何？我方有否损失？”并指示黄秉衡“既经一二次参战后，不必每日参加，必待切实整顿数日以后，再相机袭击，方能有效”。他同时向黄秉衡强调“南京机场切不可用”，飞机可分别降落在杭州机场和蚌埠机场。18日，蒋介石指示何应钦，供空军起降的“机场必置于蚌埠，而南京万不可停留”。为了进一步遏制日本攻势，蒋介石还命令何应钦将驻扎在河南的胡宗南第1师调往南京，先后驻守常州和无锡，以为淞沪后援。2月7日，驻赣绥靖主任朱绍良致电蒋介石，告以何应钦“谓日寇增援，我方为自卫计，欲调第九师由赣东经浙开京”，蒋介石复电，令其“照调勿缓”。次日，蒋又应陈铭枢请求，指示何应钦“调山炮一营，归十九路军指挥”。自淞沪抗战爆发以来，军费支出巨大。“京沪一带军队及战务费，每天至少需十余万，购买飞机需款尤急”。蒋介石于2月8日致电宋子文和军委会军需署署长朱守梅：“军费关系重大，希速勉筹。又郑州中央分行已陆续支借二十万元，亦希速汇兑一百万元来，勿延。” 2月9日电令宋子文：“中央钞票，无论如何，必要运数百万元，存储郑州，准不动用，而以一元与毫洋钞票为尤要。”为了增援第19路军作战，蒋介石于2月上旬将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第87、第88师组成第5军，以第19路军的名义驰援上海，并随时准备投入作战。关于第5军军长人选的决定，可见何应钦2月6日致蒋介石鱼亥电：“张文白（治忠）兄以国难当头，愿抱牺牲精神，率领军旅，效命疆场。查第八十七师师长之职正在遴员候委，可否即以文白充任，并加给军长名义，使其指挥第八十七及八十八两师？”蒋介石于2月8日复电：“中甚赞成，希即委任。” 2月7日，蒋光鼐电告“日军有一师团即将到沪增援”，蒋介石立即电令第88师师长俞济时“率部推进黄渡” ，并令第87师第161旅即日开到昆山，归俞济时指挥。蒋介石令俞济时“勖勉将士，努力杀敌”。2月9日，蒋介石电令驻守上海的宋子文和朱守梅：“俞济时师及警卫第一师伙食，请即派员往南翔接济为盼。”鉴于上海前线战局升级，蒋介石于2月12日决定“自愿赴京负责，对军事外交处理一切”。13日上午，蒋介石抵达浦镇，当天下午“过江入京……晚仍宿浦镇”。截至2月13日，第19路军第61师在曹家桥、纪家桥一带与日军激战。当晚9时40分，“我军以包围情势，向渡河之日军猛力出击，卒将敌驱逐于河之东岸。迄十二时前后，完全恢复我原阵线”。中国军队“伤团长一，阵亡营长一，其余官兵死伤约五六百人。敌官兵死伤在千人以上”。日军不得不增派第9师团和第24混成旅团赴沪增援。2月14日上午，蒋介石获悉日援军万余人在江湾至张华浜一线集结完毕，当即“决以警卫军全部加入”，并“催令第五军军长张治中速往前线督战”。他表示，“如倭军无和平诚意，不肯退让，我誓必与之决战”。他还命令何应钦致电俞济时与宋希濂，要他们对蒋光鼐的指挥必须“绝对服从，并严守规定时间，确行援予任务。而对于友军，尤须抱共患难、同生死之精神，团结一致，协同动作”。张治中率第87师孙元良旅亦于16日到达南翔。这样，第87、第88师已经全部集结，在江湾、庙行一线构筑阵地。2月16日，蒋介石致电张治中、俞济时，命其“对于蒋光鼐指挥命令，尤当切实服从，万不可稍生隔膜”。18日再致密电，强调“抗日为整个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之荣辱问题。……故十九路军之荣誉即为我国民革命全体之荣誉，决无彼此荣誉之分”，第5军“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更足以表现我国民革命军战斗力之强”。
三、“战与和”之间的抉择
由于日本向淞沪增兵，迫使蒋介石对淞沪抗战“必死力一拼”，但他也认识到中国的实力不足以赢得淞沪战事，因而决定采取“对沪事取和缓，勿使扩大”的政策。2月13日，他命何应钦和陈铭枢致电蒋光鼐等：“蒋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亦不能达到任何目的，在全般〔盘〕计划未定以前，仍取攻势防御为要。”2月18日上午，在蓝普森的斡旋下，中国军事代表范志陆和日本军事代表田代皖一郎在上海进行晤谈。田代提出中国军队必须按照日方所划定的停战线撤退、中国撤除吴淞与狮子林炮台军事设备、中国须保证居住在沪南的日侨安全、肃清中国便衣队、取消抗日运动、日军的撤退须经日本军官勘验证明中国军队已经撤退后进行、退出区域治安问题由两国外交代表商议等停战条件，并声明“此为最低限度”，而“炮台之解除为绝对必要之点”。范志陆当即表示中国政府和第19路军对日方的停战条件“碍难赞同”。当晚9时，蔡廷锴接到日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派人送来的最后通牒，同时接到村井苍松送来的内容相同的函件。通牒要求中国军队从速终止战斗行为，“于二十日晨七时以前将现据之第一线撤退完了，并于是日午后二时以前，从黄浦江东西岸指定地面各离租界界线二十公里之地域内撤退完了”。通牒还开列了其他条款，要求实行，否则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2月19日上午，蒋介石在南京浦镇与汪精卫商谈对日问题。蒋介石主张“一面对倭寇提抗议，一面对各国亦提抗议”，对各国抗议的要旨为，“以国际公约为据，则对中国之不平等条约早宜废除”。蒋介石指出：“以倭寇行动为例，则对中国之不平等条约更应宣告废弃。”蒋介石还天真地认为此次事件“或足以唤起各国对倭制裁之行动也”。当日晚，蒋介石审定由宋子文、顾维钧、孔祥熙、吴铁城等起草的对日本军队的复牒文稿。复牒列举了日军“在沈阳无端开衅，侵占东省各地”，又在上海闸北地区调集海军陆战队进攻中国军队，挑起军事冲突的无礼行径后，指责日军“违约向我进攻，或则漠视各友邦苦心调停之好意，使各国整个调停计划成为一片空言”。复牒指出，日本政府“对于停止战斗、恢复和平一节，毫无诚意”。复牒指责日本政府“藉口保护三万日侨”，调动陆军两个师团和海军陆战队，出动航母2艘、军舰40余艘、飞机100余架以及不计其数的野战炮、重炮，“将闸北及吴淞地方悉成灰烬”，“吾国无辜良民……以及妇孺等，遭杀戮者数千余人，而其他被难人民之流离失所者，何啻数万？”复牒指出，“本国军队始终抱定自卫宗旨”，而日军“所指出兵区域，均系吾国管辖领土，吾国驻军毫无撤退义务”，因此对于日军的撤军要求，“本国政府尤难承认”。对于日本要求中国政府禁止排日运动一节，复牒指出：“贵国军队在本国境内多方挑衅之际，本国人民之愤慨，自必日增。假使贵国不将贵国军队从速自本国境内撤去，一面诚意表示尊重本国主权与领土行政完整，则本国人民之所谓排日运动，恐亦无从之消灭。”复牒最后向日军严正指出：“贵国来文所指各节，吾国碍难接受。倘贵国军队再行进攻，本国军队仍必遵照本国政府命令，竭力抵抗。因此发生一切影响，当由贵国政府负其责任。”
2月20日，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对日政策，“会谈逾五小时，仍无结果”。蒋介石当即表示：“抵抗外侮，为当然之责任，复何待言？但抵抗至少须做一年计划，又须使全国心理一致，此为目前最要之急务，应迅速进行。”回到中山陵园住所后，蒋介石自思，“余不出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何能与暴日抗战”？故决心“以个人名义密问英、美对于中国决作长期抵抗之态度如何”？同日，他致电宋子文，要求其在上海“切实进行”“对英美外交”，特别要求宋子文向美国方面探明：“如蒋某出任总司令与日作永久之抵抗，美能为助否？” 从2月20日晨8时起，日军第9师团“以四五千之众及战车二十余辆，飞机二十余架，向我八字桥、江湾、小场、庙行镇各线阵地进攻”。同时，“日舰约三十艘及飞机三十余架，对我吴淞及狮子林炮台猛烈攻击”。由于第5军参与作战，第19路军官兵士气大振，日军第9师团的进攻屡遭挫败。在江湾、庙行、八字桥一线，第87、第88师和毛维寿第61师通力协作，奋勇抗敌。其中庙行镇之战，俞济时第88师和第87师宋希濂旅将日军第9师团盘踞的杨家宅、孙宅和西港一线阵地占领，毙敌2000人。21日，日军在沪海陆空军“全部出动，向我全线猛攻，始以炮火之压迫，继以唐（坦）克车掩护陆军突击，并企图突破我中央，故江湾车站及江湾镇间战事激烈。该处受敌机数十架之盘旋掷弹及炮火之轰击，所有房屋工事被毁净尽。嗣以陆军数千藉唐克车十余辆之掩护，拼死来冲。经我死力抵抗，毙敌甚多”。在刘家行方面，一架标号为“846”的日军战机被中国军队击落。不过，中国军队亦伤亡惨重。在江湾镇的第61师“第二团官长伤亡殆尽，士兵亦伤亡甚多”。而第88师“旅长钱伦体以下死伤官兵二千余人，几失兵力三分之一”。鉴于战争升级，蒋介石紧急调动各路军队增援淞沪前线。2月21日，他电令熊式辉和朱绍良将原本派往赣南“剿共”的陈诚第18军（下辖第11师、第14师和第52师）调往浙江，以为淞沪前线的后援与补充，并命该军“迅即出发”。不过，因江西“剿共”需要，陈诚部的行动一再拖延。23日，蒋介石电令熊、朱，“无论如何，先派第十师与第八十三师（属卫立煌第14军建制）主力乘民船秘密水运东下”，至江浙地区待命，“不得有误”。为什么卫立煌军要乘民船秘密由水路东下呢？因为“日本海军对我过江部队既有警告，不能在浦口渡江。即采石矶渡口亦应注意”。他指示何应钦“先在采石（矶）征集船只，试探日海军是否注意”。同日，他再电令蒋鼎文率第9师从江西调往杭州，严令其“星夜兼程前进”，限3月3日以前到达。他电令上官云相率第47师“全部来京”，先在浦镇集结，然后渡江，并叮嘱其“过江方法，仍照前所规定”，且该师抵达南京后，“应分散驻扎，秘为隐藏”。24日晨，因胡宗南第1师还未开到南京，蒋介石两次致电刘峙，限该师于“本月二十七日集中浦镇完毕，万勿迟延”，并命刘峙“再准备有力之一旅待命”。25日又电熊式辉，令其速将卫立煌军和郝梦龄第54师调来京沪一线。这样算来，为了保证淞沪和京杭地区有充足的作战部队，蒋介石已经从江西“剿共“前线调回5个师。再加上胡宗南第1师和3月8日调回的第6师，援军总数已在7个师以上。2月27日，蒋介石再电卫立煌，要其“饬电八十三师与第十师尽数乘民船秘密东下，至荻港以东、芜湖以西登岸候令”。 此外，蒋介石也向在淞沪前线作战的军队补充兵员。2月14日，蒋介石命令上官云相挑选的“现役兵五百名”，于17日前运送至南京。同日又命令韩复榘从山东选调“徒手兵千名赴京”。18日，蒋介石电令刘峙从第80师和河南省保安处“各挑五百名”，共计“现役徒手兵一千名”，于20日“由汴乘车来浦”，由第19路军军官在南京接收。24日，蒋介石从南京调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和第87师独立旅莫我若第1团赴上海补充第5军。26日派上官云相第47师1个团赴上海前线归蒋光鼐指挥。还派宪兵一团和铁道炮队的铁甲车队分别驻守昆山、苏州、无锡、常州一带。
由此来看，国内学界以往对于蒋介石与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关系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关于蒋介石打压第19路军的评价有失公允。
同时，鉴于上海战事紧张，尤其是军火消耗量极大，蒋介石于2月21日指示宋子文向到达上海观察第5军作战的德国军事总顾问佛采尔（Georg Wetzell）商请从德国购买七九式步枪及机枪子弹各3000万发，战斗机100架，防毒面具10万套，以及可以装备四个师（六团制）兵力的军事装备（包括坦克、新式轻重机关枪、高射炮、野战炮等）。此笔军火购置案金额达600万元。22日，蒋介石再电宋子文，嘱其与佛采尔商谈的购买军火计划“以六团制之师，六个师之兵器为准。最新式武器、飞机、毒瓦斯等，如昨电所言者，皆在其内”。由于远水救不了近火，蒋介石又于3月3日电令刘峙将该部“所有的三八式及卅一式野炮……带足炮弹，全数调来南京”。
四、国际调停与《淞沪停战协定》
上海是西方帝国主义各国在华权益最集中的地区，日本挑起一•二八事变引起了西方列强的不安和反对。从蒋介石的决策来看，淞沪抗战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逼迫英美出面调停。1月29日，中国驻国联首席代表颜惠庆在国联会议上提请国联关注日本进攻上海以及东北事件。同日，英国驻日大使“奉其政府令，对沪事有所警告”；“法、德、义、比各大使亦均向日质询真相”。1月31日，国际联盟秘书长提议由英、美、德、法、意驻沪总领事组织预审委员会，“调查上海事变原因，并搜集证据，以备调查委员会调查时考查”，但因日本代表坚决反对而未获通过。同日上午10时，英、美驻沪总领事出面调停，他们召集上海市长吴铁城、第78师师长区寿年、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苍松以及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指挥官等在租界开会，要求“日方退回原防，退出地段暂由中立国军队警备，作为缓冲，以待解决”。后来英国防军司令提议“日军应退至租界线内，退出区域暂由中立军队驻防，一切待外交方法解决”。中国军队“亦撤至相当距离”。但日方对这样的处置方式予以反对。芳泽谦吉向英国驻日大使表示，希望英国政府“尽快帮助阻止中国增援军队，并使中国军队向后退却一定的距离”。同时，芳泽谦吉也请驻日美国大使向美国政府发电报，要求美国“帮助缓和危局”。2月1日下午，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罗文干会晤法国公使韦礼德（Henry A. Wilden）、英国驻沪临时代办应哥兰（E. M. B. Ingram）和美国驻华使馆参赞，强调“此次上海事变，中国所取是正当防卫，并非与日人开战，日人非加我压迫至不得已之危害，我决不还应”；请美、英、法各国“协助”中国“缩小上海危险范围，使日本不得在租界为军事之根据地”。“各该国使领甚同情上述谈话”。当第19路军在上海抗击日军侵略之时，在全国舆论压力之下，国民政府许多高官呼吁对日宣战。颜惠庆于2月1日从日内瓦致电外交部，力请政府“万勿对日宣战。盖一经对日宣战，不仅无形中破坏将进行之程序，且巩固日方之实际地位，或予日方以机会，正得援引第十六条，而以自卫为辩护”。颜惠庆指出，“此间同情我方诸友之意，均以此时宣战大有损于中国之利益，中国显可采取一切正当之手段，以为自卫，而不宣战”。
2月2日，美国总统胡佛（Herbert C. Hoover）通过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副主席顾子仁转告中国，“深盼中国组织强有力政府，贯彻美国务卿通牒之主张，继续以前之和平抵抗政策，万勿衅自我开，与日宣战”，强调列强“可用有效办法，以防止日本之武力侵略”。同日，美国政府向中日两国政府同时递交通牒：（1）中日两国依照下列条件“停止暴力行为”；（2）不再进行更多的战争动员和战争准备；（3）在上海的中日军队立即从现在的接触点向后撤退；（4）在中日两国战斗部队中间地带“设立中立地带以保护公共租界的安全，中立地带的警备由中立国负责”。（5）中日两国接受上述条件，“迅速展开交涉，使两国间一切的纷争都以巴黎协定及12月9日国联决议的精神为基础进行解决”。然而，日本政府对美国的通牒予以回绝，表示“帝国军队不会中止战斗行为……帝国军队有保留其自由行动的权力”。日本“不可能停止战争的准备和动员工作”。芳泽谦吉特别告诉美国政府：“第五点我方绝对不能同意”，因为日本人所谓“两国间现存的一切纷争”不能包含“满洲事件”。2月4日，蒋介石与汪精卫确定对日外交方针：“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守土，日寇不提难以忍受之条件，则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机，与之交涉，不可以各国干涉，而我反强硬，致生不利影响。” 蒋介石当晚即指示国民政府接受美国政府的劝告，次日上午又致电吴铁城和顾维钧，对于英国外相“向中日双方建议调解办法”（即“依照非战公约及十二月九号国联决议之精神，双方即开无条件谈判，由中立国代表参加，以解决一切争端”）表示完全接受，指示他们“速即进行，勿失时机”。2月4日，英、美政府“向东京续提抗议，请日海军退出租界”。2月7日，顾维钧向宋子文提出：“一、沪案不能单独解决，以免英、美冷淡。二、应明了美国是否预备即刻或过一时以武装调停，俾我方得以应付。” 2月10日，英、美、法三国公使告知汪精卫等人，他们9日在上海同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进行的斡旋工作失败，“日本因在淞沪未得逞，决续派大批陆军来援”。在这一时期，英外相西蒙（Sir John Simon）和美国务卿史汀生经过商谈，认为出面调停中日冲突时机未到，因为他们“深信召回驻使与经济抵制”将引起持久战事。法国则“惟英之马首是瞻”，“苏俄对日似有谅解之意”。而上海的英、美、法公使则“甚愿以个人资格调停”。蒋介石与何应钦、陈铭枢等因而推断欧美列强“不肯与日开战，亦不肯使日单独得志矣”，因此，中国政府必须采取军事与外交并重的方针。12日，英国公使提出上海停战的条件：（1）中国军队退出上海特别市区域，由警察维持至下月国联调查委员会到沪调查后再定。（2）日军退至未战前原防，并退出吴淞所占各地。汪精卫提出停战“须有切实保证。倘日本不依约撤退，甚或于我军撤退之后，乘势进占，则应有如何制裁”，应有所应对。2月14日，中方告知三国公使：中方认为“撤退可行，惟距离须以最小限度”。蒋介石同时电告吴铁城：“外交委员对英、美、法使提议，无论赞成或拒绝，均须征求中央同意。” 而芳泽谦吉2月15日在东京对西方驻日各大使表示：“如果中国军队不撤退，日本军队有必要将他们统统赶走。”
2月16日，国联行政院主席代表十二国致函日本政府，指责其“并未尽量以和平方法解决纷争”，要求日本“于世界舆论之前，应负处置公正及对中国不得任意行动之责”，以尊重华盛顿公约签字国“关于中国之领土行政完整”的承诺。20日，国联理事会决定将中日冲突移交国联大会处理。日本政府一则尚不能与西方列强全面对抗，二则从中国军队的抵抗中感到亦不具备全面侵华实力，三则其真实意图本来就在于胁迫南京政府在东北问题上承认既成事实，所以在2月23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要求日军将战线限制在上海附近。而美国舆论界“则迫切地期待看到英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站在同一阵线”，联手向日本施加压力。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参议院和国务卿都同意这样的观点”。由于实力上的差距，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把争取国联和英美介入作为工作重点。2月24日，蒋介石在南京与汪精卫、何应钦、李济深、陈铭枢商讨对日问题。在第19路军和第5军作战取得优势，国际联盟未能积极调停中日冲突的情况下，蒋介石主张：“我方应仍照原定方针，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他指出：“在此时间，不可不少示退让，以表我确有和平之诚意耳。而我之根本计划，则准备抵抗到底也。”2月23日，日本内阁决定向上海增兵两个师团。军部遂于24日增派第11、第14师团驰援上海，并组成上海派遣军，由白川义则大将担任司令官。这样，连同在上海的第9师团和海空军，日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2月28日晨，日军第11师团抵达上海。其中一个旅团在张华浜登陆，开赴江湾会攻大场，另以一部北攻吴淞，其战略意图是“隔断我方吴淞与江湾之联络线”。29日晨，日军第14师团乘坐的5艘运输舰在长江口某岛停泊，据推断，该师团会在浏河、宝山、吴淞一带长江口登陆。
2月28日，蓝普森来见蒋介石，商谈对日停战一事。当其“言及吴淞卸除军备一节”时，蒋介石明确表示“不愿再谈”。蒋介石向蓝普森申明：“如向我中国再有新设租界之要求，或如庚子年污辱之事，则我中国四万万人虽死无孑遗，亦在所不惜。”蓝普森赧颜而去。蒋介石认为，这是日本政府欲“利用外人畏惧我国战胜后收回租界之心理，乘机宣传日军此次纯为保护租界而战”，日本之所以让英国公使和英军司令出面调停，意在“欲于三月三日国联开会以前了结沪案”。2月29日，村井苍松致函上海市政府，内称：“据各方面之确报，贵国军队近日以来，陆续由各地方增派援军，集中此间，而此种援军多系利用铁道而运来者，此种举动，足以使事态日益扩大。如贵国军队仍继续增援，日本军为自卫上不得已之措置，将于三月二日以后，对于自嘉兴及苏州至上海之间供贵国军队使用之铁道线路及军用之列车，将有破坏之企图。” 这实际上是在为日军进一步扩大淞沪战事制造舆论。同日，吴铁城复函村井苍松，指出上海事态“之所以日益扩大者，皆由于贵国屡派援军，增加战祸所致。倘贵国军队仍复攻击，我国军队自不得不采取相当自卫方法。因此发生之一切责任，仍应由贵国负之”。2月29日深夜，日军即发动全线进攻。张治中3月1日上午报告：“昨夜以来，我正面与敌接触决战甚烈，敌并用炮及飞机向浏河、七丫口、杨林口方面轰击甚剧。”蒋光鼐3月1日上午报告：“杨林口、七丫口有敌二千余人已强行登陆。”蒋介石立即电令上官云相，命其让“该师驻京镇附近之部队本晚由驻地出发，乘车至昆山站，徒手开驻太仓，对于杨林口、浮桥镇方面上陆之敌严密警戒，相机驱逐”。当天下午，蒋介石接到蒋光鼐电报，称“小场庙以南十九路军阵地为倭突破，请增援”。蒋介石立即命上官云相率“四十七师前赴太仓，向上陆之敌驱逐”。同时电令张治中：“望速派队至太仓，对付浏河方面之敌……望兄等竭力支持，与十九路军共同进退，勿失连系为要。” 当日晚，日军攻占浏河，中国守军因侧背受敌，战略上陷于被动。由于第19路军第78师小场庙以南地区阵地为日军所突破，军委会下令第19路军和第5军后撤。蒋介石于当天夜半电令张治中：“该军及十九路军血战结果，阵地全毁，伤亡甚重，既决定撤退，则辎重应由太仓向常熟移动，务望服从蒋总指挥命令为要。”而白川义则迫于西方的压力，也下达了停战命令。
3月2日上午，第19路军右翼军主力撤至江桥、南翔、广福一线；左翼军主力撤至嘉定、太仓之线；第5军所部撤至嘉定、太仓之线。张治中报告说：“敌武器占绝对优势，东日（1日）之战，我军伤亡过大，预备队使用已尽。”俞济时第88师伤亡惨重，只剩下“兵力约四营，步枪千六百枝”。蒋介石乃电令俞师撤至太仓休整，由上官云相师进驻太仓接替俞师防务。3月3日，重光葵正式宣布，“日军本日二点钟停止战事”。英国海军司令亦将日本停战之事通告国民政府外交次长郭泰祺。3月4日，国联做出要求中日两国进行停战谈判的决议，并要求在上海租界有特殊利益的第三国给予援助。英国公使要求在“中日双方成立停战协定前，日本军能够即刻撤退”，芳泽谦吉则指示重光葵告诉英方，日本“绝不可能无条件撤退”。继而，在英、美、法、意四国的参预下，组成了联合委员会进行协商。3月18日，蒋介石通电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3月19日，联合委员会6方签定了停战基本协定。3月24日，中日停战谈判在沪正式开始。中方代表为南京政府外交次长郭泰祺等，日方代表为重光葵等。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美国驻华公使詹森（Nelson T. Johnson）、意大利驻华代办齐亚诺(Gian G. Ciano)等出席了谈判会议。由于中国在日本撤军区域和中国驻军区域问题上作了重大让步与妥协，4月30日，国联大会通过《中日停战协定决议草案》。5月5日，郭泰祺与重光葵分别代表中日两国在上海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余论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采取了“积极抵抗、预备交涉”的对日政策，这一政策经过深思熟虑，也符合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本人不认同那种认为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蒋介石对日政策的核心是妥协投降的观点。首先，“积极抵抗、预备交涉”政策的着眼点在于抵抗，抵抗的目的是要引起西方列强，尤其是英、美共同出面干预日本对华的侵略。蒋介石和汪精卫之所以要同日本进行交涉，是因为当时中国国力羸弱，不具备独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能力。交涉是手段，交涉的目的是阻遏和延缓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交涉是为了更好地抵抗，是为抵抗赢得宝贵的时间，来进行抗日战争的各项准备。淞沪停战以后，蒋介石也认识到：“今日对倭一面交涉之方针，已失其效，惟有抵抗之一面而已，与其坐而待亡，不如抵抗而亡，以留中华民族光荣历史最后之一页，况抵抗决无灭亡之理，而且惟有抵抗为图存之道。” 《上海停战协定》签字后，监察院长于右任以该停战协定未经立法院通过为由，对行政院长汪精卫提出弹劾案，汪精卫解释了当时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为目前应付国难之根本方针，抵抗不是宣战，停战也不是媾和。” 那么，一•二八淞沪抗战有没有达到这一效果呢？由于国民革命军在淞沪地区对日本侵略的顽强抗击，迫使日本不得不停战，以避免事态恶化。日本政府表示“在中国本土，必须执行与各国合作以维持和平市场之主义，因此，希望我军在上海之军事行动，应与各国协调”。而国民政府也赢得时间在京沪暨江浙地区部署军队。为了防止日军窥进南京，蒋介石下令在苏州—常熟之线和福山、鹿苑构筑防御工事，并在苏州、常熟和无锡一线部署了7师又1个旅以及1个炮兵旅、2个野炮团和1个山炮营；在沪杭一线部署了3师又2个旅及2个炮兵团；在南京部署了1个师及各师预备队；在从江阴至靖江的长江北岸地区也部署了3个团及炮兵部队。
其次，一•二八淞沪抗战赢得了欧美列强的同情，尤其是推动美国出面维持华盛顿《九国公约》体系，从而争取到国联对日本侵华的干预。蒋介石认为日本“色厉而内荏”，为“先天不足之国，最忌久战”。而“英美现虽未悟，久而久之，必被迫而取干涉行动”。因此，他决心“与日持久抵抗，如日不悟，必欲欺余，余必使日陷入泥淖，不能半途休战。如是，则我之最后胜利至矣”。淞沪抗战爆发以后，史汀生做出了向上海增兵的决定，美国海军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各1艘，于1月30日搭载一个团的海军陆战队从菲律宾驶往上海。2月4日晨，“美驻小吕宋三十一营陆军二百名”抵达上海。2月23日，史汀生致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波拉（William E.Borah），指出《九国公约》“代表一个慎重发展而且是已经成熟的国际政策，其用意一方面在乎保证缔约国在华与对华的权益，另一方面在乎保证中国人民能有最充分的机会，按照世界上现代的开明的标准，不受侵扰地发展他们的独立和主权”。史汀生强调，“九国公约实为缔约国间一个自制的约束，意在放弃任何倾向于干扰中国发展的侵略政策”。史汀生表示：如果《非战公约》和《九国公约》“被忠实地遵守，现在的局势便可能已经避免了”。他建议其他国家与美国“联合一起，不承认任何中日两国所成立的……任何情势、条约或协议”。英国驻美大使林赛（Sir R. Lindsay）向西蒙指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史汀生这封信所引起的反应，对英国政府和国联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而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全体会议通过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日本退出国联的举动，导致其在外交上陷于被动。“上海事变后的国际环境对于日本来说极为不利。而且，当看到不仅美国，甚至国际联盟成员国也采取了不承认‘满洲国’的方针时，日本政府为防止对外关系恶化，行动更加谨慎……来自国内外的压力，使日本政府陷入极端的窘境中。”
再次，在日本军国主义对华肆意侵略与挑衅的背景下，在中国国力羸弱而民族主义情绪又十分高涨的情势下，国民政府当如何应对？是战是和？对于蒋介石来讲，其尺度实在难以拿捏。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日本政府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对日决策显然存在误判。他们散布“这次中日冲突，正是广东派唆使十九路军惹起来的”，而“十九路军的后方及侧面有蒋介石军队的监视”的流言。芳泽谦吉判断“孙科和陈友仁无力把持政府，将政府再次让给蒋介石”，其后又“给蒋介石添加麻烦，在上海高唱对日绝交”，污蔑十九路军的抗日是“一种自暴自弃”的行为。日本政府更误认为蒋介石“在十九路军背后安置十万大军”的目标，是要从粤系手中“夺回上海这个财源”之地。所以，蒋介石十分注意第5军与第19路军之间的团结和协作。2月9日，他致电已抵达南翔的张治中，要其勉励俞济时等将领同第19路军将士团结一致，共同抵御日军。蒋介石告诫张治中，最近外界盛传“第五军官兵无战斗经验与胆识，临阵奔逃，士兵慌乱且乱放空枪，未见敌人而弹已发罄。又言官长配备无方，任部属牺牲”，目的在于“挑拨十九路军与五军间荣辱之感情”。他要求第5军官兵“更应与十九路军团结一致，努力牺牲，期得最后之胜利”。同日，他致电俞济时，“推进南翔，抗御暴日，望服从蒋总指挥命令而与第八十七师各旅务须切实掌握，不可失却联络，只要团结一致，必操胜算”。对于仅凭一腔热血或一时冲动的空喊抗日，或者以血肉之躯抵挡日本军队的飞机坦克和大炮的做法，他斥之为“义和团”式的“救国办法”。他抨击国民政府内一些高官鼓吹对日绝交、对日宣战的做法，认为根本无法阻止日本侵略，只有坚持“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为原则” ，才能赢得时间来进行国内的现代化建设，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充足准备。蒋介石自然了解当时的中国军队无法抗击日军，因此在“战”与“和”之间，他最终只能选择“和”。日军第二次增兵上海时，据守淞沪前线的第19路军和第5军并没有得到生力军的支援。北方调集来的援军，因受日本海军的牵制，只能化整为零，利用民船渡江。但就事实而言，蒋介石也并不想扩大淞沪抗战的规模。沪战后期，他认为“抵抗得有胜利，稍稍退后，即以交涉途径进行；交涉不得胜利，乃再力与决战。是交涉之时，即为我秘密准备抗战之时机也”。因此，他拒绝向淞沪前线增加援军。2月29日晚，张治中致电蒋介石，期望立即将部署在镇江的上官云相师两个团调到淞沪前线实施增援。张治中指出：“以国际情形观之，敌断无扩大战争来犯京镇之可能。” 蒋介石尽管认同张治中的分析，但此时他已经不想扩大上海战事，而是寄希望于3月3日召开的国联大会向日本施加压力。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依然被蒋介石视为心腹大患。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尽管他不得不从江西“剿共”前线调回5个师的精锐部队，但他在给汪精卫的电报中明确表示他的担忧：“近日残匪西窜，如弟远虑，剿匪必形停顿，则功亏一篑。” 一•二八淞沪抗战已成为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的最经典战役，并提升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保家卫国的民族主义激情，为局部抗战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