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循春 | 日本陆军与第二次直奉战争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4期，注释从略

 

内容提要

      1924年5月，日本清浦奎吾内阁制定了新的对华政策纲领，确定了在中国扶持张作霖的政策。日本陆军在该政策指导下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对直奉军事力量分别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直系有战胜奉系并危及日本在满蒙特殊利益的可能性，因而坚持干涉战争。但是战争爆发时日本国内政治、外交环境不允许对张作霖进行直接的援助，陆军只能采取隐蔽的手段以助张。这些秘密的援助包括向奉军提供武器、情报、铁路运输等。不过，对于最终影响战争结果的北京政变的发生，日本陆军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系胜利结束，但失败的奉系并未被伤及根本。张作霖于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在东北进行了军事改革，积极备战，为第二次直奉战争做了充足的准备。1924年9月初江浙之战开始后不久，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从第一次直奉战争到第二次直奉战争，日本外务省整体上秉持了“对华不干涉主义”的原则，但日本陆军不同于外务省，其对华政策发生过一个从“不干涉”到“干涉”的明显变化 ，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日本陆军的对华行动上。在以往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对于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日本援张的具体问题论述不足，对这一阶段日本陆军之对华政策亦少有提及。日本学者在研究中肯定了陆军对张作霖的援助，并认为陆军对北京政变的发生起了关键作用，但也未论及日本陆军援张的具体内容及陆军对华政策之形成过程。日本陆军对张作霖的援助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其在北京政变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这一阶段又有什么样的对华政策，这几点都是研究20世纪20年代中日关系时需要进一步补充的地方，本文拟利用中日文史料对这几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日本陆军对奉直力量的调查与认识

 

        日本从原敬内阁时期开始，标榜“协调主义”的外交政策，在中国问题上做出“不偏不党”、“不干涉内政”的姿态展现给列强，华盛顿会议后这一方针被进一步强化。但是从1923年开始，中国排日风潮、苏联对华外交政策、英美舆论“对华共管论”这三重因素影响了日本在华利益，进而改变了日本对华盛顿体系的认识。日本国内以陆军为首的部分势力认为华盛顿体系根本无法维护日本在华权益，对华“不干涉”等于对华“无为无策”，因而呼吁修改“协调主义”外交和对华“不干涉主义”政策，使得调整对华政策问题在日本国内日显重要。关于这一问题，日本政界不同势力又有着不同的意见，例如以币原为首的外务省主张继续坚持“不干涉”的政策、以宇垣为首的陆军主张同中国各军阀都保持联系以干涉中国内政、以松冈洋右为代表的一批对华强硬论者主张“抛弃鸡毛蒜皮的小干涉，采取全面的大干涉” 的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府认识到，分歧的政策无法应对中国变化的形势，面对第二次直奉战争的阴云，日本必须确定一个明晰的对华政策。为此，1924年1月成立的青浦奎吾内阁在2月初的内阁会议上，要求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大藏省联合制定新的对华政策纲领。1924年5月该纲领被制定完毕，但由于青浦内阁的垮台而未能公开。不过，关于其制定过程的史料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其中包括陆军省和外务省各自的提案及对彼此提案的修改意见），可以帮助我们清晰地了解日本高层当时的对华战略意图。在四省联席制定纲领的过程中，军务局局长畑英太郎在3月14日提出了陆军方面的“对华政策纲领草案” ，其内容直接反应了1920年代日本陆军的对华政策意图，在日本陆军此后的对华行动中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3月14日“对华政策纲领草案”中提出，“帝国的对华政策同列强相比大异其趣，因此决不能一味坚持国际协调主义。帝国当以自主的态度面对中国，使中国民众将日本视为可以信赖的盟主。所以，第一，要改变过去的消极方针，放弃内政不干涉主义，促进中国内政改善，同时杜绝列强对中国的共同监督管理；第二，不仅要注重同中国中央政府的往来，还要同地方实力派发展关系，以促进帝国势力的伸展；第三，鉴于东三省同帝国的特殊关系，要对东三省实权者（当下即为张作霖）给予特别的援助，以维持该地治安，获取经济领土方面的实际利益”。以上内容基于当时日本陆军对中国状况的认识，这种认识包括以下几点内容：第一，国际上出现对中国实行共同管理的声音，在中国问题上实行国际协调对日本无利益可言，所以要使中国保持“和平而不统一”的现状；第二，中国的分裂混乱将长期持续下去，所以只有同各个地方实力派保持关系，才能扩展日本势力并保持对华政策的灵活性；第三，日本有能力控制张作霖，因而给张以支持将有利于维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3月14日“对华政策纲领草案”反对原敬内阁以来日本政府一直提倡的对华不干涉政策，主张干涉中国内政并希望中国长期分裂以获取利益，要求援助张作霖以保证日本在满蒙的长久特殊权益，体现了日本陆军在一战结束之后的对华战略构想。该方针虽然最终没有被公开，但却成为陆军后来对华行动的指针。在纲领的第二部分，陆军提出对华政策的具体要求，其中包括扩展日本在“北满”的势力并开发其资源、修建在“满洲”的战略铁路、增加对华军事顾问的派遣、向中国供给武器、加紧对华地形测绘、增加在华宣传机关等内容。这些具体要求贯彻了该纲领草案的基本方针，也反应了日本陆军20世纪20年代露骨的侵华意图。就在日本政府制定新的对华政策纲领的过程中，直奉之间再次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增加。为了对战争的可能性和结果进行预判，日本陆军中央派遣驻华各地的“中国通”对奉直双方进行调查研究。

 

        在1924年7、8月，日本陆军分别派遣张作霖的顾问本庄繁少将、奉天特务机关长贵志弥次郎少将对奉军进行调查。8月初，本庄繁前往吉林、黑龙江视察奉军后备力量的强弱。在视察报告中他表达了对吉、黑部队的极端失望，称“抛开装备不良、武器不全、耐久力不足等情况，单从教育、训练上说，我认为我帝国士兵一个能抵得上他们五六个。即便和奉天的军队相比，吉黑两省的军队也是很差劲的” ；“步枪射击照尺本来有800米、600米之分，但是无论哪一个队伍、不管在何处，都采用同样的射击照尺，和实际距离完全不相符合”。这样的军队素质让本庄感到，在同直军对战时，奉军取胜的可能性不大，若想保持张作霖在东北的地位以及东三省治安的稳定，必须给予其相当的援助。贵志弥次郎在调查后建议对张作霖援助的程度至少要达到让其能够在中国拥有巨大发言权的程度，但是该支持应该是有限度、有条件的，他表示：“张作霖要求帝国对他进行彻底的武器援助，答应他的话，帝国的满蒙政策就黔驴技穷了，所以对张作霖，要在支持的同时收紧操纵的缰绳。” 战前日本陆军对奉系力量的调查为战争开始后的援张行动提供了前提，也划下了相应的界限。日本军方在中国东北势力强大，对于奉系军事力量自然有很好的掌握，但对直系的了解则相对欠缺，因而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日本陆军中央多次派人调查直系力量。1924年2月，关东军派遣高级参谋松井七夫大佐前往华中、华南，以了解吴佩孚的战争态度以及直系军阀对其麾下各实力派的真实掌控程度。吴佩孚在同松井会谈时，毫不客气地斥责日本“善恶不分，对中国一些势力进行盲目援助”，并警告日本“利用一群马贼，绝非正道，如若继续，必将难免于失败，因为像张作霖那样的人绝对不会理解什么叫中日亲善”。吴佩孚表达了对日本援张活动的激烈批评，同时也暗示了自己希望得到日本援助的想法。松井七夫结束洛阳之行以后，即前往两湖、四川、江西、广东、浙江、江苏调查，在给陆军中央的调查报告中表示：两湖势力完全听命于吴佩孚，江西势力不会给吴佩孚的行动造成任何麻烦，四川基本被吴佩孚平定，广东自顾不暇，江浙将保持现状，因而，直系势力的基础逐渐巩固，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来撼动它，就很难瓦解，“所谓的反直派不过是略有共同防御性质，根本没有固定的方针，段祺瑞、孙文等不过是想借奉系的力量获得好处，甚至只为自保而已”。从松井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吴佩孚力量强大，直系势力逐渐巩固，最终会走向同奉系的战争之路，中国混乱的现状也将会持续下去。同年7月，贵志弥次郎也被派往洛阳调查，在考察直军实力后他认为，“洛阳军队中战争氛围非常紧张，而奉天方面无法与之相比”，“吴佩孚军内有十数名朝鲜军官，并有不少朝鲜籍士兵，吴同在满朝鲜人不逞分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战争爆发后将派这些人去搅乱奉天治安”。贵志弥次郎在报告中暗示了直军相对于奉军的强大，赞成支持张作霖，但同时劝告陆军中央保证支持限度，既要确保张不会彻底失败，也不支持张的绝对胜利。从后来对张作霖的援助来看，日本陆军在实际行动中并没有接纳贵志关于限制性援张的建议，而是对张作霖提供了很大力度的援助。陆军上述人员在对直奉双方进行观察后，向陆军中央表示第二次直奉战争必然爆发，且直系力量强于奉系，暗示日本应当在援张的同时发展同直系的关系。但是，“中国通”对直系力量的强调，却进一步加强了陆军中央对援张之必要性的认识。同时，陆军中央在陆相宇垣一成的指导下，从对苏关系的角度出发，也进一步明确了对张作霖进行援助的政策。那么，从1924年开始，日本陆军采取了哪些具体的行动来援助张作霖呢？

 

二、日本陆军援助张作霖的具体方式

 

        20世纪20年代日本陆军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对华行动，受到了日本国内外政治、外交压力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以大正民主运动为社会背景，以军制改革为焦点，以出兵西伯利亚“无功而返”为直接原因，日本国内出现了批判军部的声浪。政党势力利用民意，在第45届帝国议会（1922年3月）上对军部大加批判后提出了军制改革案，要求改变军部对政治拥有干预权这一体制弊端。面对社会和政党的压力，军部势力颇为狼狈。但是就在其乏力应对时，政党内部出现了分裂，使得军部得以喘息并采取自我改革的方式避免了军制基础的覆灭。对军部持续的批判浪潮虽然没有能够最终瓦解“统帅权独立”等军制基础，却使陆军大大收敛了日俄战争以来的强势气焰。再加上“华盛顿会议”后的国际环境压力，以及日本外务省“对华不干涉主义”对外声明的影响，日本陆军在制定对华政策以及实施对华行动的过程中，便不得不有所顾虑。在这样的背景下，陆军的援张行动只能秘密进行，该活动主要包括供给武器、提供军事运输、提供军事情报、提供军事顾问等，下面对之进行详细论述。

 

        第一，向奉军提供武器。1924年初，张作霖就曾向日本请求过援助，这一请求虽然遭到外务省的拒绝，却得到陆军省的支持。1924年1月，张作霖派杨宇霆前往东京，向日本政府进行武器援助方面的交涉，但是遭到了日本外务大臣松井庆四郎的拒绝。2月13日，张作霖又向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和关东军提出同样的请求，希望以“维护满蒙治安”的名义获得日本的武器援助。此时日本陆军因国内政治压力的影响，无法直接出面处理此事，便将相关事务委托给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负责办理。在前往大连、途经奉天的3月9日，儿玉秀雄同张作霖就援助计划进行了会谈。会谈中，儿玉向张作霖转达了宇垣一成的计划，称“为防万一，陆军将向旅顺或者其他口岸运输步枪2万杆、步枪弹2000万发、炮弹1.5万发，同时给奉天兵工厂以充分援助”。作为交换，张作霖同意在“铺设铁路、鼓励日本实业发展、解决土地问题、取缔朝鲜动乱分子”等问题上给日本以便利。协议达成后，日本陆军中央即以增加关东军武器储备为名，在4月15日前后向大连运送了三八式步枪5000杆、三〇式枪刺5000把、三八式步枪弹500万发。战争开始后，日本陆军虽然有意对奉军进行武器援助，但是外务省的反对使得武器援助活动进展并不顺利。如上文所述，日本陆军在4月15日已经向东三省运送一部分武器并提供给奉军，但是已经运送的武器数量还不到儿玉和张作霖原定计划的一半。1924年6月币原喜重郎开始担任日本外务大臣后，多次强调不得向中国各军阀进行武器援助，因而到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日本陆军对张作霖的援助活动无法进一步展开。张作霖多次派人催促后，儿玉在9月13日向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发电报表示：本厅和关东军司令官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协商，认为战争开始后，应该在警备方面采取最充分的措施，以提前向本地补充兵器弹药为当务之急……之前贵官同意增加守备队武器弹药的储备，并已经向对方（张作霖）暗示了供给武器的数量，但是到现在还没有达到那个数额，这样会失信于对方，在全局上，使对方怀疑我国的真意。鉴于此时时局之重大，当以充实守备军实力为理由，速速输送武器弹药至此。从这份电报可以看出，迟至9月13日，日本陆军还没有向张作霖提供原计划的另一部分武器。但是根据日本人的调查，当时奉系最大的兵工厂奉天兵工厂的生产力如下：德式步枪日产25杆、三八式步枪弹日产5万发、德式步枪弹日产35万发、日式野炮弹日产最多100发。从数据看，日本陆军原打算提供的武器援助数量约等于奉天兵工厂半年多的生产总量，即便已经在4月15日前后交给奉军的武器，在数量上也已相当于奉天兵工厂三个月左右的产量。儿玉替张作霖向宇垣一成索要武器的消息被币原获悉，后者即于9月12日致电宇垣一成，表示：“政府一直以来禁止对华武器出口，但是，鉴于最近中国的时局，难保不会有人借此机会向中国输出武器，所以，有必要采取特别严厉的取缔方针，望各部门向本部所属人员传达此意。” 同时又于9月16日致电儿玉，以严厉的态度表示“满蒙于我帝国自然有特殊关系，但中国之其他部分同我国也有重要利益关系。此际我国官宪如果偏向中国政界的某一派别，与中国各势力造成恩仇关系，则无异于将中日邦交的未来置于非常危险的地位，且将会使我帝国之威信失坠于世界，望阁下谅悉，慎重为念”。币原的坚决态度进一步加重日本陆军向奉军提供武器的困难，而儿玉在币原的警告下也在对直奉战争问题上有所收敛。缺少了儿玉的出头，张作霖只好通过关东军向日本陆军中央请求武器。9月25日，关东军参谋长在给陆军次官的电报中称“七月份就已经向参谋本部提出过给独立守备队增加新武器的的意见书。我处对守备队亲自检阅后，对此感触更深，而且鉴于中国之时局，增加新武器亦更加必要。为了完成其任务，望紧急添备武器”。陆军中央经过研究后，即表示“鉴于中国时局，以增加独立守备队武器为名，借予之（关东军）一部分武器”。为了掩人耳目，陆军在官方往来文件中为守备队增添的武器包括机关枪、狙击炮、探照灯等，但是实际运输的武器远超过这些内容。10月11日，陆军省指令陆军兵器厂和陆军运输部门，要求其向关东军紧急输送武器150吨，包括三八步枪5000杆、枪刺5000把、步枪弹500万发、炮弹2000发等——此即为儿玉与张作霖武器运送原计划的第二部分。10月14日，陆军省再次指令兵器厂追加武器运输100吨，其中包括三八式12厘米榴弹600发、三八式15厘米榴弹1000发、要塞攻击武器等。但是，由于运输船短缺，日本陆军中央方面迟至10月25日才将这批武器隐藏于商船内从门司港运送至大连。

 

        此次运输极为机密，为了骗过外务省，陆相宇垣一成、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可谓费尽心机。宇垣一成一方面在往来的电报文件中记录少量的武器运输，一方面却在给白川义则的私信中说“自己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以实现之前交付武器的事情，但是此事很有可能会引起重大的内政变故，尚在努力奔走”。关东军方面则派松井七夫告诉驻奉天总领事船津辰一郎“我等交付武器一事，望君不做报告”，船津对此表示“将来发生问题我会说自己完全不知情”。儿玉秀雄明知陆军已经着手向奉军提供武器，但为了将戏做足，依然在10月24日向日本首相加藤高明发送电报，要求日本对张作霖进行武器援助，称“张作霖为维持治安恳请日本提供武器援助，其心诚可同情”。被蒙在鼓里的加藤在回复儿玉的电报中表示：“虽然对张表示同情，但是援助武器确为困难，虽然遗憾，唯有拒绝。”日本政府极力反对向东三省运送武器的原因在于，它违反了列强在1919年签订的“对华武器禁运协议”，违反日本政府标榜的“对华不干涉政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种大规模武器运输活动太容易被英美人发觉，给日本造成外交上的麻烦。所以加藤高明和币原喜重郎极力反对陆军以“增加守备队武器储备”的名义向东三省运输武器。但是，此时陆军中央与关东厅、关东军联合援助张作霖，意志坚定，对外务省连蒙带骗，使币原的反对没有发挥作用。用于援张的武器很快就被转运到奉天。运送武器的任务完成后，白川义则在给宇垣一成的信中表示：“我方将第一批移送到铁岭的步枪弹500万发巧妙地转运到了奉天，第二批500万发子弹在运送的途中经过奉天时，随同另外2000发山炮弹被秘密留在了奉天”。如此，加上1924年4月份所输送武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后，日本陆军秘密供给奉军的军火至少包括步枪1万杆、枪刺1万把，步枪弹1000万发，各类炮弹数千发。向奉军提供武器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日本陆军对奉张最有力、最直接的援助，对于奉张取得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二，帮助奉军进行军事运输。除了武器援助外，关东军和关东厅还对张作霖进行了铁路运输方面的援助。战争爆发前一周的9月8日，张作霖派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前往大连，请求铁路运输方面的援助。关东军司令部随后即与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制定了利用“满铁”帮助奉军进行军事运输的计划。9月10日，儿玉秀雄同“满铁”社长安广伴一郎组织召开“满铁”理事会，主张“今后直奉战争过程中，当奉军请求满铁帮助运输军队及武器时，无须征求当地领事的同意，且运费支付一事，无须等待奉天满铁公所之核算统一，要毫无障碍地帮助奉军实现运输”。在该项计划遭到多数理事的反对后，儿玉秀雄和安广伴一郎强行通过该决议，并表示两人对此事负一切责任。9月11日，“满铁”总部即派人前往长春铁道事务所，告知以上决议。日本驻长春领事知悉该事后将之报告给了币原，称：“本件指令既没有文书也没有通知本地警务局知晓，却被告知了本地的中国人。外务省在此前的电报第七十九号中已明令，运输奉军武器和军队一事，需得到各地领事同意。不明白儿玉长官何以如此无视规则下达此等指令。” 接到长春领事的电报后，币原即回复表示“奉军运输武器依然按照前例，必须得到贵官和关东厅长官的承认” ，即否定了儿玉秀雄的指令。但是在实际过程中，“满铁”人员根本不同各地领事商议，协助奉军完成了大量军事运输工作。币原对此多次表示反对，但是耐不住关东厅、陆军的压力，最终放弃了在军事运输方面的原则。9月30日，币原致电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指令“奉天军队运输一事，可当做满铁普通业务来处理，只要不威胁沿线治安，各官宪不得对其造成障碍”。针对吴佩孚要求直军将来利用“满铁”进行运输一事，币原则指令“要随时局的变化给予应对” ，等于告诉芳泽，除非吴佩孚取胜并开进了东三省，否则不予以铁路运输方面的协助。芳泽依此照办，后来多次拒绝了吴佩孚关于协助军事运输的请求。

日本陆军和关东厅指示“满铁”协助张作霖，使得奉系能够通过“满铁”将黑龙江、吉林的部队和武器运往奉天，将集中于奉天的部队运往营口，进而转至锦州、山海关前线 ，这成为奉军在战争中保持战斗力并最终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向奉军提供军事情报。除了提供武器和协助军事运输，日本陆军对奉军的援助还表现在情报供给方面。第二次直奉战争过程中，日本驻华军事机关在双方军队、前线都安插有耳目，各军事顾问之间、各顾问和使领馆之间、各使领馆同日本驻军之间都有联系，可以说日方对中国各地以及各军阀的状态了如指掌。其中，总统府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驻华使馆武官林弥三吉坐镇北京，通过吴佩孚的顾问冈野增次郎，收集直军情报，报告给参谋本部并转电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关东军司令部；天津驻屯军司令吉冈显作通过山海关、秦皇岛的日军收集直奉前线战况情报，向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关东军司令部报告；关东军则将对奉军有影响的情报直接传递给张作霖，其中包括冯玉祥所率直系第三军的动向、直军后勤运输、山海关前线直军布阵情况，等等。这些情报为奉军获得战争的主动权提供了条件。就日军对奉军进行情报援助一事，吴佩孚、顾维钧曾先后向日本驻华使馆提出过抗议。10月9日，吴佩孚在同芳泽谦吉进行会谈时提到“现在贵国的军人在滦州地区对直军进行日夜侦查，然后将情报转达奉军，有损贵方中立态度”。10月14日，顾维钧在会见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时向其抗议，称“前几日日本军人直接跳到直军战壕里去收集情报……（直军）军用列车通过（天津）的时候，总有日本军人在停车场内出现，并详细侦查军用列车内的情况，还将相关情况记录在小本子上……此类行动甚为无趣，有碍贵我两国关系”。为了禁止日军向奉军传递情报，吴佩孚还曾派其参谋长李成林带人前往秦皇岛日本守备队检查日军无线电通信状况，并予以警告。吴佩孚和顾维钧对日方的指责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日本陆军向奉军提供的情报不仅多，而且发挥的作用很大。10月19日，值奉直两军山海关决战之日，杨宇霆在给奉系镇威军第一军军长姜登选的电报中提到“最近据日人探报，敌军拟以有力部队，攻击榆关内北方高地，使石门寨处于孤立地位，此节尤宜顾虑”。此处所说“榆关内北方高地”是指“角山高地”，该处为山海关至九门口最高峰，海拔519米，登顶可看到锦州至滦河间情形，实属战略要地，其后直军和奉军围绕此地展开激烈战斗，直接决定了山海关之战的结果。由此可见日本人所传递的军事情报之重要性。日本陆军在对奉军进行武器援助方面，受困于内部压力而无法肆意行动，但在不易被英美人所察觉的情报支持方面，则尽其所能地帮助奉军，这是奉军在同直军对抗中非常有利的一个方面。

 

        第四，向奉军派遣军事顾问并组织“义勇队”援张。一定量的武器援助和大量的军事情报援助以外，日本陆军还向奉军派出了军事顾问帮助其作战。据奉军将领魏益三回忆，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时，十几人的日本军事顾问团便到达了张学良的一三联军司令部，要求奉军修改作战目标，奉军将领不同意，张学良则取双方折衷之方案。可见日军顾问团对奉军战略、战术有着重要的影响。除了一三联军，其他军内也有日本顾问团。1924年10月2日，杨宇霆在给奉系第二军司令部电报中称“译转滨本先生鉴，东电悉。所论极是。现枪炮弹已备妥即运，计可敷用”。从电报可见滨本作为第二军参谋此前曾向杨宇霆提出了增加第二军武器的问题。第二军作战路线为锦州、朝阳、建平、凌源、滦州一线，节节胜利，给直军左路以重大打击，日军顾问在其中发挥了相当的作用。根据日方材料，当时在奉军前线的日军顾问包括吉林督军顾问林少佐、奉天军事顾问仪我大尉，此外还有滨本少佐、是永少佐、荒木炮兵少尉，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蒲澄江则一直伴随张学良在前线指挥。在张作霖身边，日军则派出了原关东军参谋长中将浜面又助。浜面又助自1918年起就在关东厅陆军部任职，1919年担任关东军第一任参谋长，在关东军内有很深的人脉。1923年10月1日，浜面又助以退役军人身份携家眷前往奉天，战时多次到前线视察，一方面帮助张作霖参谋战事，一方面同日军特务机关、各军事顾问密切往来，负责奉军同关东军的联系工作。除了高级参谋，关东军还默许日本国内的退役士兵以“义勇队”的身份参加奉军作战。驻奉天总领事船津辰一郎在给外相币原的报告中称，奉军将领张宗昌在战争开始时即得到奉天特务机关菊池武夫少将、关东厅以及关东军司令部的默许，派遣日本人仓谷箕藏、川崎力到大连募集日本退役军人组织“义勇队” ，并成功招募到66名日本人，分别由预备役军人东朝来和落合荣七郎担任正副队长，开往奉军第二军前线。该“义勇队”身着奉军军服，随同第二军转战朝阳、建平、军粮城等地，最终进入天津。日本外务省虽然知道此“义勇队”之行径，但在战争过程中也是无可奈何，直至其进至天津，才强行命令其解散，使其队员经大连返回日本国内。天津国际势力复杂，外务省担心服役于奉军的日本人“在京津之间出没时会夸耀武力，说些豪言壮语，存在各种不谨慎的行为，于对外关系上产生恶性影响”。“义勇队”解散时，奉军已经取得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胜利，无论发挥作用的程度如何，其全程参加战斗，已经可见日本陆军援张之态度。从上述内容可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日本陆军不顾外务省的反对，在武器、情报、顾问等方面向奉军提供了相当程度的援助，对于奉军取得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对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结局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北京政变，对于北京政变，日本陆军究竟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三、日本陆军与北京政变

 

        日本部分学者认为，对于北京政变的发生，日本军人进行的秘密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国内部分学者也借鉴了这个观点。但是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梳理，可以认为日本军人在北京政变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日本学者大多以《宇垣一成日记》及《续对华回顾录》《会津士魂风云录——町野武马及其周边》等资料为依据，认为日本军人在北京政变前联络各方、阴谋策划方面居功至伟。但是实际上关于北京政变，宇垣一成在其日记中的记载十分模糊。第二次直奉战后，宇垣日记中提到：反直派若失败，直系将进入全盛之期，必会从中原扫清已经萎靡的日本势力，余势将威胁满洲，以英美为后盾驱逐日本势力……双方均势将被打破。在此之前，我们用这样的思想动员了政治家、实业家和政党等。为了加强日本在满洲的地位，我们必须通过可见和不可见的渠道向张作霖提供大量援助。就在此次战役的前夕，由于我们提供的大量秘密援助，形势发生了变化。1925年12月22日宇垣再次在日记中提到“外务省派系的小师爷……对去年直奉战争之际张作霖取得胜利的原因完全不知道，还自鸣得意于自己无为无能的政策，真是让人觉着可怜又好笑”。这两条日记确实足以说明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日本陆军对张作霖进行了实质性的援助，但是并不能从中看出北京政变过程中日本军方所起的作用。《续对华回顾录》和《会津士魂风云录》的描述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战争爆发前，身在日本的陆军预备役大佐寺西秀武将战争即将爆发的消息传递给段祺瑞，并前往奉天劝告张作霖同段祺瑞合作，接着又去策划冯玉祥倒戈，负责张、段、冯之间的联络工作。第二，张作霖的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劝告张作霖以金钱收买冯玉祥，并称“以一百万为代价来获得战争的胜利，天下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事了”。张作霖被松井说服，但是要求必须由日本人转送这笔钱。其后松井委托三井银行奉天分行行长天野悌二将钱交给日本驻天津军司令官吉冈显作，后者将之转交给段祺瑞，段祺瑞又经松室孝良、王乃模、段祺树将之转交给冯玉祥。第三，直奉战争刚开始时，曹锟通过顾维钧向美国求助，而求助的信息被总统府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获得。坂西将之告诉土肥原贤二，土肥原则将之转告时任教育总长的黄郛，怂恿其阻止曹锟的计划，最终导致黄郛劝告冯玉祥发动政变。《续对华回顾录》和《会津士魂风云录》虽然一定程度上记载了事情的线索，强调北京政变中日本军方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其依据仅为日本方面一些参与者的回忆，对于北京政变前后中国方面主要人物的活动并不清楚。

 

        通过梳理中文史料可知，上文三点内容或为史实，但对北京政变的发生并不具有关键作用。第一，张作霖、段祺瑞、冯玉祥、孙中山之间的反直联络早已存在。1923年8月8日杨宇霆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说道“闻公曾谓，现在北方诸事，听合肥筹划云云，此用意乃宇霆所极端钦佩者” ；1924年1月，张、段、孙即已结成反直同盟，表示“此次讨贼，合肥为领袖，关于进行及政治善后事宜，悉请合肥主持一切”。所以，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很长一段时间，张作霖同段祺瑞就有合作，战争爆发的消息根本用不着由日本人向段祺瑞传递。第二，张作霖同冯玉祥的联系也久已存在。据张作霖亲信副官马炳南回忆，1923年春张作霖派其司令部参谋科长傅兴沛进京联络冯玉祥，其后多次向冯军进行军需品的接济；战争开始后，张作霖又派马炳南与冯玉祥接洽。至于以金钱收买冯玉祥一事，也是早在张作霖、杨宇霆的计划之中。1923年奉系同皖系人物的往来信件中多有提及以金钱收买直系军阀内部人士一节，如“经上元许可，即按照所议进行，日内先汇上五万元，听候上元拨用，惟第二批之款，务须俟有确实动作之后，方可照付”；“其他尚有吴新田部，亦正在接洽中，最近冯焕章及田蕴山两处，均来接洽”；“款事亟盼从速先行汇到，二马接洽，亦专待款到再办”。可见，张作霖早在1923年就通过段祺瑞向吴新田、冯玉祥提供贿赂，以为将来之准备，并非如日文资料所记载是由日本军人说服张作霖来收买冯玉祥的。第三，黄郛同冯玉祥之间也早有联系。黄郛素有“首都革命”的想法，1922年入职北京政府后，即认为冯玉祥军队可以引为同志，并多次前往冯玉祥驻军的南苑向兵士进行演讲。其同冯玉祥关系比较亲近，发动北京政变的计划早在二人交往中即已制定。冯玉祥率军前往古北口之前即留密码本给黄郛，双方一直保持直接联络。因而，并不能说是土肥原等日本军人利用黄郛策反了冯玉祥，也不能说是寺西秀武等日本间谍帮助制定了北京政变的计划。北京政变发生的原因首先在于直系军阀内部存在固有矛盾，尤其是冯玉祥同吴佩孚之间的矛盾。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升职为河南督军，但吴佩孚暗中将其调任为没有地盘的陆军检阅使且不兑现每月给冯20万元军饷之承诺；1923年曹锟逼退黎元洪事件中，冯玉祥出力甚多却未受封赏；曹锟亲信李彦青担任军需处长，多次克扣冯部军饷，冯与曹锟亦生间隙。其次，张作霖、段祺瑞处心积虑拉拢直系内部与吴佩孚不和的势力，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早就与张作霖暗通款曲，战前约定奉军若不入山海关，冯军即发动北京政变。再次，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后，吴佩孚派胡景翼暗中提防冯玉祥，冯察知后坚定了倒吴决心，值奉直两军拉锯于榆关、九门口一带而直军略显颓势时，冯趁机发动北京政变。可以说，以上因素皆与日本无涉，对北京政变之发生起关键作用的，是战前已存在的张作霖与冯玉祥等人的秘密合作倒吴计划。日本军人在北京政变前后所发挥的主要作用在于帮助冯、张、段更加有效地传递信息。对于各军阀而言，利用日本人进行联络，主要是因为这样能够保证情报传递的安全性。战争期间，山海关两侧信息隔绝，由中国人传递信息有一定的风险，而日本军人在各个军阀内都有眼线，情报系统发达，利用他们传递信息可保证万无一失。从日军的角度来看，帮助反直派居间联络，一方面有利于奉军取得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也能够保证对战争情报的全面掌握。但并不能以此为依据，证明日本人在北京政变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况且，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即便没有日本人的情报传递，各军阀也有自己的联络渠道，如张作霖和段祺瑞之间多通过姚震进行信函往来，段祺瑞则通过袁良联络黄郛、冯玉祥，只是这个渠道在效率和安全性方面不如日本人渠道。所以说，日本陆军在直接影响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果的北京政变中，所起的并非关键性的作用。

 

四、结论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张作霖和吴佩孚都曾派人同日本进行接洽。张希望从日本获得武器支援，吴希望日本同意直军利用“满铁”运输军队进攻奉天。但是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认为坚持“不干涉主义”的对华方针于日本更为有利，因而拒绝了双方的援助请求。然而，日本陆军对此次战争的态度不同于币原，由陆军在1924年3月14日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草案”可知，陆军高层此时已经构建了明确的援张政策。不过这种援张政策无法获得日本政府的批准，在内外形势之下，陆军只能采取较为隐蔽的援张手段。具体而言，援张行动包括向奉军提供数量相当于东三省兵工厂半年产量的武器、提供铁路运输支持、提供军事情报和军事顾问等，但对于北京政变，日本陆军并没有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日本对张作霖的态度问题是研究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陆军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日本陆军从对抗苏联的角度出发，在1923年至1926年间采取一贯的援张政策，保证张作霖作为中国之一大势力在东北的存在。这是因为日本在东三省利益的维护需要利用张作霖，张作霖在东三省地位的巩固需要日本的支持。在这种关系中，日本陆军认为张作霖是能够被掌控的，扶植他统治东三省将有利于日本对抗苏联。所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及郭松龄事变中，日本陆军都无视外务省的反对，采取了援张的态度和行动。但是1926年后，张作霖进入北京，拒绝履行同日方的口头或书面协议，增强了与日本的对抗态度。张作霖的这类行为同此前日本陆军对张的“真诚援助”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使得日本陆军认为张作霖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对张作霖的厌恶以及“北伐”开始后中国变化的局面，使日本陆军产生了杀死张作霖，使“满洲”陷入混乱并在混乱中派出军队占领东三省的战略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