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3期，注释从略
1937年11月布鲁塞尔会议后，国民政府一直希望英法美等国能出面制裁日本，并给予中国实际的物资援助，而非仅仅道义上的支持。但英法对于公开制裁日本行动消极，表面上奉行中立政策。在日本侵占海南岛之前，国民政府虽有结盟抗日的方针，但在实际的外交行动上动作迟缓，主要原因在于结盟抗日的外部条件尚未成熟。已有研究认为，1938年3月确立的《抗战建国纲领》可以视为中国结盟抗日方针的确立。国民政府虽具有此种结盟思想，但其具体提出，尚需等待适当的时机。
1939年2月10日，日军登陆海南岛。2月11日，蒋介石发表谈话，称日本侵占海南岛之行为，无异造成“太平洋上之九一八”，“地区容有海陆之分，影响却完全相同”。蒋介石向新闻界表示“海南岛日军登陆问题，吾人应就远东海洋整个局势上观察，乃可认识其意义与影响之重大”，并进而分析认为“盖海南岛在东亚为太平洋印度洋间战略上主要之重心，敌军若占领该岛，不仅可完全阻断香港与新加坡间交通，切断新加坡澳洲间之联络，而且使菲律宾亦受其控制，此不仅直接威胁法属安南，实为完全控制太平洋海权之发轫”。蒋介石还指出，一旦日本完成在海南岛的军事部署，则“太平洋上之情势，必将突然大变，法国纵欲在安南设置海军基地，美国纵欲从事关岛之设防，亦将时不及待”，“日本之决然南进，并非欲藉此以求中日战事之结束，而实证明其不惜最后之冒险，以造成太平洋战局之开始也”。基于上述分析，蒋介石认为日军侵占海南岛为“开战以来对英法美最大之威胁”，“此后战局必将急转直下”，预料“英美法俄列强不久必有积极行动之表现”。结合远东局势的新变化，蒋介石有意重新考虑新形势下与英、法之间的关系，开始试探组建远东军事同盟的可能性。日军侵占海南岛亦使得国民政府重新思考对苏、对美关系。在对苏外交方面，自七七事变以来，蒋介石一直希望能签订一个互助条约，但苏联出于自身的考虑并未接受。蒋介石不仅谋求中苏订立互助条约，而且一直密切关注苏联与其他国家进行的谈判，“中国积极推动苏联与英法之间进行的订立集体安全条约的谈判。这一谈判的目的是要遏制德国在欧洲的侵略势头，建立集体安全体制”，“国民政府认为，苏联与英法结盟，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它将使欧洲安定，使英、法、苏有余力关注远东问题”。
为应对德、意、日三国进行中的军事结盟谈判，英、法、苏三国亦开始讨论欧洲的集体安全保障。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C.Grew）、驻意大使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曾在海南岛沦陷前向美国国务院报告称：据各种可靠情报，可以断定，德意日三国之间正进行政治军事同盟谈判。在英法苏协商建立欧洲集体安全时，蒋介石有意在远东订立一个军事性质的协定，其理想目标是让美苏加入到此协定内。在此国际政治背景之下，国民政府希望能将远东问题列入英法苏所讨论的欧洲集体安全保障范围之内。鉴于海南岛对于越南的安全具有重要影响，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能否与法国达成某种军事协议。为达到此目的，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开始具体着手准备。1939年2月14日，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郭泰祺拜访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子爵（Viscount Halifax），探询英国对于日军侵占海南岛的态度。哈利法克斯告诉郭泰祺，英国和法国已经通过各自驻日大使向日本提出了质问，要求日军通报行动的目的及占领期限。哈利法克斯称，至于英国将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则取决于日方的答复。2月15日，驻苏大使杨杰收到蒋介石关于中英法军事合作计划的电文，“养日在英将钧座删电提商英参部”。
据英方外交档案记载，1939年2月22日，蒋介石曾通过正在伦敦的驻苏大使杨杰试探英方的态度。在与英国鲍威尔（Henry Pownall）将军进行会谈时，杨杰向其转达了蒋介石关于中法英远东合作的意向。在谈话中，杨杰向英方分析了英法在远东所面临的危险处境，建议英中两国合组空军。杨杰称，对英国而言，日军侵占海南岛后，香港事实上将被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并处于日军的掌控之下；如果组建中英联合空军，可将基地设在广东、广西，以便保护香港的空中及海上运输路线；即使组建联合空军有困难，至少可以向中国派遣空军专家并帮助训练飞行员。鲍威尔回应道，他本人确信蒋介石应明了英日之间并非战争状态，如英中两国合组空军，将违反英国的中立立场。至于帮助中国建设空军基地，鲍威尔表示将向英国外交部转达此事。在事后向蒋介石的报告中，杨杰将英国军方的答复总结为3点：（1）“海南岛被占，影响至巨，尤以新加坡至香港之航行大受威胁，英颇感形势险恶，但军事行动尚嫌过早”；（2）英方“对于远东迭用外交方式阻止日本一切超出轨道之行动，因距日本遥远不得不尔”；（3）关于蒋介石的提议，英国军方的态度是“倘英与日在作战状态中即考虑接受。现形势不同，惟提议之后部分以义勇军助华一节，尚有实现之可能。拟建议贵国以外交方式提出于英外部”。在联络英国的同时，蒋介石亦亲自指示了对法外交机宜。在致驻法大使顾维钧俭电中，蒋介石称“合作方针此时更为切要，请与法当局切商，询其应否要我准备以防日本万一南侵，如需我准备，则此时尚非难事，并请就近与郭大使泰褀商洽”。
3月21日，外交部致电顾维钧，要求顾维钧探询英法对于远东合作有何计划，“英法政府想正在加紧策划战事展开后之全面办法，其对于远东领土与利益究将如何维持，我方愿尽力与之合作，极盼预示方案，协商进行，希迅与法政府密洽”。与此同时，蒋介石开始拟定军事合作的具体方案，并很快拿出了草案。外交部致电顾维钧的同日，蒋介石与相关人员“再商外交进行计划，决定向英法提出在东亚军事协定”。3月2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己）决定对英法协商条文原则”。在蒋介石的直接授意之下，外交部草拟的中英法合作原则如下：（1）“中英法三国对于远东之军事及经济合作应于适当时期邀请苏联参预并通知美国，请其作平行行动，以期对敌采取一致步骤，共同维持在远东之权益”；（2）“参预对日作战各国不得单独与敌停战或议和”；（3）“在军事方面，中国允尽量供给兵力、人力及物力，其他各国允尽量调遣海空军至远东为共同之作战，其详细计划及实施办法由参预各国各派军事全权代表一人商议决定，分别执行”；（4）“在经济方面参预各国允许尽量共同维持各该国法币及商务，并共同对敌实施制裁，其详细计划及实施办法由参预各国各派经济全权代表一人商议决定，分别执行。”外交部于3月24日发出该原则，并在电文中强调“此事系蒋委员长发动，目下欧局急转之下，此项计划值此时或有若干可能，惟上开原则已经蒋委员长核准”，要求顾维钧迅速密商法国政府。蒋在日记中写道，其对英法外交的根本目的在于“必使远东问题加入欧局之内”。确定具体的合作方案后，国民政府向英法分别递交该方案，征求意见。驻英大使郭泰祺于3月27日会晤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探询英方态度，“奉政府训令，为中英合作保护双方远东利益，向贵国政府提交合作计划”。哈利法克斯表示，该计划的提出比较突然，英国政府已经在上周国际局势最为紧张的时候收到了中国的提议，“因该计划所有的建议都是基于某种假设而做出的，如让英国政府给出任何具体的回答都是困难的”。婉拒了郭泰祺之后，哈利法克斯在向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C.Kerr）通报时解释道：大使阁下必能了解，为了避免欧洲战火，英国在远东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的态度。只要日本仍保持中立，哪怕是非善意的中立，英国均将避免一切能增加敌国力量的可能。因此，英国会尽力避免与中国政府的公开结盟。哈利法克斯还称，如果日本变成一个公开的敌人，英国必然会尽力去援助中国抗日，英国同样也能从中国获得帮助。哈利法克斯强调“中国能为英国提供直接帮助的途径有限，限于人力和矿产品”，但也指出“当然，中国可以吸引大批日本军队，阻止或妨碍日本的南下计划”。哈利法克斯总结称：只有当日本公开反对英国时，中国的计划才能被予以考虑。此番谈话表明，英国方面对于国民政府的提议态度消极。为能促使计划实现，法国的态度变得极其关键。
3月30日，顾维钧以中英法合作之意探询法国态度。在顾维钧会见法国外交部次长莱热（Alexis Leger）时，该次长称中国“对法忠实友好，法政府殊深感荷，所云万一欧战发生，中法如何合作一层，法政府亦曾筹及，在原则上颇赞成，惟以欧洲局势紧张，忙于应付，目前故对远东问题尚无具体方案”。顾维钧遂乘机提出外交部所拟中英法具体合作方案，“告以，我意中英法三国之合作,应于适当时期邀请苏联参加，并商美国作平行行动，以取一致对敌步骤”，并称中国正与英国接洽此事。得悉中方有合作计划后，莱热对于美国能否参加此项计划表示了担忧。顾维钧表示可以将中国的具体方案以书面形式密致莱热个人，以便法国方面加以讨论。在外交部已经开始试探法英两国对于军事合作的态度之后，王世杰单独提出一个专门针对法国的军事合作计划。王世杰在4月1日向蒋介石建议“督促外交当局，向法国政府密洽中法两国在越南军事合作办法（日方如侵越南或促暹罗犯越南，我可助越南以兵力，但法方须预备大量军火储存越南，以接济我方）”，“蒋先生大体同意，并云已与法使有所接洽”。得到蒋介石首肯后，王世杰等于4月4日拟就一个中法合作的具体草案，呈送给蒋参考。在1939年4月的“预定大事计划”中，蒋介石亦将“中英法联系之计划”列为国际形势与外交方针的重点事项。王世杰等所拟中法军事合作计划共有7点：（1）“我国准备精兵十师或十五师，于欧战爆发或安南受外来威胁时开往安南，助法国防守其属地”，“关于此军队之指挥，可由双方另订办法”；（2）“必要时此种军队尚可依两国政府之同意，酌予增加”；（3）“此种军队需要之重军器由法方供给，其细目另定”；（4）“战争结束后，中国兵士立即撤回中国”；（5）“法方应允，此后经由安南输入中国之一切物品（包括军需品在内）不论在何种情形下，法国或安南政府不加以阻碍”；（6）“法方应尽欧战未爆发之前，将大量武器及军需品输入安南存储，并在安南境内迅即筹设规模较大之兵工厂及飞机工厂，俾欧战爆发海上交通发生阻碍时即可作为保卫安南并备中国订购之用”；（7）“法国应允，除现拟借与中国之小借款外，另以较巨款项贷与中国”。此计划相较于外交部所拟的中法英合作计划而言，更为具体，落实到了双方合作的细节。中法英合作计划主要是一种原则性的规定，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参事室的计划可视作外交部计划的具体执行条款。
经过10余天的等待后，法国方面仍未给出明确态度。4月13日，顾维钧密电外交部，汇报法国方面对于中法英联合提议的最新进展，“顷访法外次催询法政府意见，并问已否提出阁议，彼答已转主管各部研究，尚未告竣，并经转商英政府，亦未据复，故无从提付阁议”。顾维钧表示，远东问题与欧洲形势存在密切关系，应一并通盘考虑，希望法国能早日给予答复。同日，郭泰祺已经得悉英国态度消极，在致电胡适时，称英国方面“认为目前远东局势尚未发展至相当阶段，足使其对于中国政府提议为有用之研讨”。为避免英国方面的消极态度影响到整个合作计划，蒋介石致电郭泰祺：“对于中国加入集体行动事，要求英国（以）不即否认或在考虑中，答复议员”，希望英国政府不要正面拒绝此事。同时蒋介石亦思考在“英不愿将中国加入反侵略战线”情形下，“中英法联防问题之促进办法”。蒋介石的要求很快转达到英国外交部。郭泰祺希望英国外交部能关注到议员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向张伯伦首相（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所提的问题，即英国政府是否有意考虑在远东联合中国抵制日本的侵略。郭泰祺希望英国政府在该问题上尽可能予以同情理解，不要正面拒绝。哈利法克斯表示：一方面，英国不可能给予任何具体的回答；另一方面，亦不会将中国的要求弃之不理，“我们并非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至于英国所能做什么，事实上是一个需要集方法、机会和策略综合考虑的问题”，“蒋委员长必能理解此种情况，欧洲的形势必将影响远东，我们所努力期望的欧洲和平亦将使中国获益；同样地，中国人民及军队的行动亦将反过来影响到欧洲”。哈利法克斯向郭泰祺暗示，不论美国还是英国，都在尽自己的努力。哈利法克斯的言论表明，英国虽然不欲加入中国所提议的远东中法英军事同盟，但仍对中国的提议予以同情性考虑，因此蒋介石的要求得到英国方面的配合。英国首相张伯伦在下议院回答议员咨询时，并未直接否定中国提议，而是“请英政府当考虑中国加入反侵略集团问题”。收到中国所提方案20余天后，法国的态度仍比较暧昧，既未表示赞成，亦未表示反对。面对举棋不定的法国，顾维钧希望能从法国政府内部争取更多的同情。4月20日，顾维钧往访法国财政部部长雷诺（Paul Reynaud）“密谈中法提携事并交阅致法外部节略，托其在阁议席上赞助”，该部长称对“我所述理由完全同意，现轴心集团除德意日外，又有法（佛）郎哥之西班牙加入，意欲在北非策动，俾牵制法国一部分军队”。同日，顾维钧还建议外交部注意运动苏联，提议建立中法英苏协议，“现英法正以提携合作共制欧洲侵略商俄，而俄在远东亦有被日侵略之危险，较英法处境尤甚，况日为防共协定签字国，与德义（意）提携尤密，似应要求英法根据集团安全原则商定互助协定许包括远东在内，如能办到，则我所希望组织之和平阵线共同对日，正可脱胎于此事”。
为推动法国内阁通过中方提议，4月22日，顾维钧与法国殖民部部长孟戴尔（Georges Mandel）会谈，促其支持中国。孟戴尔表示“对说帖所提办法完全同意，本月九日开最高国防会议时，法外长对华方提议只字未提，迨属地军总司令发表意见，谓欧局紧急，和战难卜，法在远东地位重要，如何保护应通盘一并筹划，并主张积极与华提携合作，不仅助华抗日，亦为法之需要”，孟戴尔称，“如将中法提携问题提出阁议，彼殖民部长必尽力赞助”。在此次会谈中，顾维钧询问了孟戴尔关于进行中的英法苏互助协定谈判情形，要求法国将远东包括在三国谈判范围内。孟戴尔认为“战事似属难免，非以德意存心欲战，实因德意仍以为英法在威逼下必再屈服不敢应战，致弄假成真，现在对俄谈判拖延，系以英法方面折冲主持者仍不甘与俄提携，但大势所迫，必有结果，至包括远东，目前英法仍虑范围太广，负担太重，但如得美之坚持，终可照允”。法国将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中国向英法提出军事合作方案后，从英法两国得到的回复并不如人意，英国事实上已经表示不可能加入这样一个军事同盟，而法国则一直态度不明。对于英法而言，为解决中日问题，两国一直希望美国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中国亦认为美国的作用举足轻重。获得美国在远东军事结盟计划中的赞助，非但是中国的希望，也是英法的希望。
海南岛沦陷后，美国国务院曾就远东政策进行过深入讨论。1939年2月12日，蒋介石关于日军登录海南岛的谈话要旨已经被送达美国国务院。2月25日，美国国务院远东政策顾问亨贝克（S.K.Hornbeck）将4份有关美国在远东政策的报告一并呈报国务院，这4份报告的作者中，长期研究日本和中国问题的各有2位。两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认为，美国不但可以而且应当在远东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一位日本问题专家认为目前尚不是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另一位日本问题专家则反对采取任何行动。美国外交界亦将日本侵占海南岛视为其南进政策的反映，亨贝克认为，美国国内援华制日的观点值得美国国务院加以重视。其中一种代表性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坐等观察太久，在中日冲突中，时间是站在中国方面，但在极权政权与民主国家间，时间同样也站在极权国家方面”。美国国内虽然存在要求积极行动的声音，但对于军事结盟这样的行动，其尺度显然过大，美国没有积极响应中国的呼吁，对于法国的要求，也同样并未予以采纳。美国的作用为法国所看重，在中国向英法推介军事合作计划时，法国特意要求中国寻求美方赞助。1939年4月4日，顾维钧向法国方面递交中法合作计划后，向外交部汇报称“欧局紧张，英法对远东问题遇事每商之华府，意惟美之马首是瞻，料彼此次亦必以我所提与美商谈”，建议由驻美大使胡适向美方寻求支持，“应否电由胡使密告美政府，或由钧密托此间美大使迳电罗斯福总统接洽，以示一律信任”。
外有法国建议，内有自身需要，外交部遂于1939年4月10日致电驻美大使胡适，称“迩来英、法鉴于欧局之危急及日本之南进，正式筹划合作办法。我国拟乘机加入其关于远东之连锁关系。因拟就中、英、法合作原则，电顾、郭两使”，而“法谓此类事，必须商之华府”。外交部同时将合作方案通过电文转致胡适，要求胡适密达美政府，并请美政府赞助此项计划。同日，外交部致电顾维钧称“可托美大使密电罗斯福总统接洽，并望取得其赞助”。国民政府同时通过两种渠道向美国寻求帮助，一是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二是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William C.Bullitt）。4月14日，中国驻美大使馆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有关中法英军事合作的备忘录。备忘录除将中法英军事合作的具体条文一一列出之外，还注明英法两国对合作的态度。“法国政府允诺充分考虑合作计划，并建议必须与美国协商；英国政府4月12日亦进行了回复，表示对远东局势发展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目前尚未具备考虑此计划的条件。”15日，驻美大使胡适约见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威尔斯（Sumner Welles），询问美方对于中法英合作计划的态度。威尔斯问，协议备忘录第一条所提出的平行行动究竟何指？胡适解释道：他个人认为，该词语是指中国政府并不预期美国将与中、法、英一起联合对日采取军事行动，而是希望当中法英采取对日军事行动时，美国能够以经济或金融举措予以相应支持。威尔斯告诉胡适，在他向国务卿报告之前，无法对此计划发表任何评论。
4月18日，顾维钧约见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向其递交了中法英合作提案的节略，提请美国总统赞助。美国驻法大使询问顾维钧，中国“用意是在要求英法即行对日宣战而参加华方军事，抑俟欧战发生后共同对日”？顾维钧答以属于后者。蒲立德又问，如果互助条约成立，是否会即刻对外公布。顾维钧称不会公布，待适当时机予以施行。蒲立德表示，该计划的一个预设前提是英法已经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据他所知这并非事实，他本人希望了解为何如此设计。顾维钧答以，该计划的前提是欧洲战争必然爆发，日本必将随之攻击英法在远东属地，中国政府是希望在战争爆发前未雨绸缪。顾维钧最后称，他接到蒋介石的指示，要求就此计划寻求美国的帮助。与顾维钧会谈后，蒲立德致函美国国务院，称：据顾维钧所谈，中国驻法、驻英大使于1939年3月29日（顾维钧档案中的记载是3月30日）同时向法、英两国提出了军事合作的建议，法国还要求中国提交了一份书面形式的备忘录，虽然英国并未要求书面备忘录，但英国在中国驻英大使提出该计划时作了书面记录。为求证法方态度，蒲立德遂访问法国外交部部长博内（George Bonnet），探询法国方面的态度。博内告诉蒲立德，法国尚未正式答复中国，但英国政府已经给出了回答，不愿卷入以假设为前提的军事结盟计划。除通过正常外交渠道外，驻美大使胡适亦直接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进行试探。4月19日，胡适将中英法合作计划面告美国总统罗斯福，以期能从美国得到更为积极的消息。在等待美方消息的同时，顾维钧对于外界有关美国动向的传闻极为关注，4月23日，顾维钧询问驻美大使胡适，“此间传说，美望英法俄三国协定能将远东包括，俾共同对日，确否”。外交部亦催问胡适，“美政府考虑中、英、法合作原则后，有无何种表示？”虽然深知美国对此事“不愿担任何项积极行动”，但仍希望“美方至少能于此时向英、法、苏联秘密表示：对中、英、法、苏合作计划原则完全赞同，借以促进此事之成功”。某种程度上而言，法国之所以犹豫不决，亦是在等美国方面的态度。4月24日，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思默（Henri Cosme）密告顾维钧，称“现欧洲时局日见紧张，我所提中英法提携合作问题时机或已成熟，可望进行，因法深愿得美国之合作，但觉不便启口，如我已将所提办法告知美政府，法可顺便与商”。顾维钧告以，中国已经将合作之事告诉美国政府，高思默即表示将“电令驻美法大使与美政府商谈”。得悉法方此种意愿，外交部催促胡适询问美方态度，外交部认为中英法合作成败“美国态度关系甚巨，务望美政府表示赞助”。
值此关键时刻，顾维钧建议外交部“将内外与主要各国商议接洽情形每周或随时密示梗概”，其理由是“方今世局紧张，各国连锁关系日密，而对于远东，彼此以问题棘手，每推脱观望，不肯出头，尤以法国为甚，迨事事视英美苏为转移，非明悉各国对我实情相互参较，殊不易应付裕如催促效助”。的最后态度终于在5月1日通知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昨得美外部口头答复，云美政府关于合作及平行行动之态度，均已见诸外部及白宫所发表各种文件，谅邀洞鉴。又据非正式谈话，美国政制不容其参预此项计划，英法两国政府应能明了此种限制”，美国拒绝参与此项计划。得悉美方态度后，外交部致电顾维钧，分析指出“本部默察美方语气，如英法进行至相当程度，美或可采择适当之平行行动，但挌于政制，不能预受拘束”，“在此情形下而论，应有基于了解之合作，而美国只可望其临时事实上之合作，但前者现在即应进行，后者至适当时期协助促进，希再相机进行”。如何能在英法两国身上取得突破，仍是军事合作计划的关键。在中国国内，蒋介石亲自过问对英交涉，希望英国能考虑合作方案。4月29日，蒋介石约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谈及中法英军事合作，希望卡尔能予以推进。“中国正密切关注欧洲局势的发展，因为中国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总体而言，中国权衡利弊后认为，欧洲战争的爆发将使中国所得大于所失”，但是卡尔也表示了担忧，“在有些人中，目前正在流行一种观点，即中国不能完全信任英法”。卡尔认为，中国正被其所追求的错误表象所误导：（1）美国公众舆论的压力将足够阻遏英国对日妥协；（2）英法任何形式的退让均将破坏联合苏联一致对抗法西斯的努力。卡尔强调，问题在于，中国并未能充分意识到，欧洲各国力量的重组并不顺利。
在4月30日日记“注意事项”中，蒋介石提出“促英国与苏俄速订军事同盟使俄倭对欧战不能旁观坐大，并告其欧战如不牵涉远东即使将来英国战胜德国，则其远东势力如不为倭，亦必为俄取代矣”。为达到目的，促成英法苏的合作，5月4日，蒋介石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有一次长谈。蒋希望英国政府在与苏联的谈判中，不要错过任何机会。卡尔在向哈利法克斯汇报时表示，据他了解，蒋介石绝非俄国人的朋友，蒋之所以要促成英法苏的谈判，是因为英法苏的谈判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在此次会谈中，蒋介石仍希望中法英之间能缔结某种形式的军事同盟。蒋向卡尔提出，一旦战争爆发，日本进攻香港，中国愿意向英方支援20万名训练有素的军人，指挥权完全归英方。与此同时，顾维钧加紧做法国政府的工作。5月2日，顾维钧催问法方外交次长莱热法国政府关于合作问题的最新进展，告以“如有关于进行手续及合作范围等欲知我方较见具体之意见，深愿转电政府询问”，还表示“欧局前途变化难定，如欲待战事发生再行商订，恐措手不及，如法对原则可同意，则最后签订虽可不急，而先期磋商似不宜从缓，俾有准备”。法国外交次长回答称“英方除非正式表示态度谨慎业由亚洲司密告外，尚未见复；美方除关经济问题外，亦尚未与彼接洽”。顾维钧总结认为，法国政府的态度与布鲁塞尔会议时相同，如果英美赞同，法国亦同意，英国的答复意见是第一步；但如果欧洲战争爆发，英法必将全力在欧洲应付战争，势难分遣海空军赴远东，实际上需要美国之实力。此时法国已经禁止日本从越南进口五金材料，希望英美能采取同样的对日制裁措施，以收明显效果。同日，顾维钧从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思默处得到的消息是，高思默本人已经请外交部先咨询华盛顿的意见，至今尚无消息；与英国已经接洽数次，英方态度谨慎，“日人心目中已认英法亲华，现日本对于欧洲局面既在观望，不愿卷入漩涡，英亦不愿迫其与轴心列强作更进一步之合作”。事实上，5月3日，法国已将其态度告知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据美方所得消息，法国认为，中国所提议的计划很吸引人，但是目前形势尚未发展到需要执行该计划的阶段。
在法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肖维尔（Jean Chauvel）与美国驻法大使馆参赞威尔逊（Edwin C.Wilson）谈话中，肖维尔表达了法国政府的真实想法：从法国政府角度而言，直接拒绝中国的提议是不明智的，并指出，就远东实际情况而言，蒋介石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一直在保持或多或少的接触，关于和平条件的谈判亦在进行之中，如果断然拒绝中国的建议，蒋介石可能会受到打击，并因此倾向于同意日本所提出的和平提议。肖维尔认为，就目前国际局势而言，远东地区中国对日本的任何妥协对法国都是不幸的。美国不愿参与中法英合作计划，打击了法国参与的积极性，但国民政府仍未放弃努力。5月10日，顾维钧晤谈法国外长博内，谈及中法英合作问题时，顾维钧表示“法外次曾云正征英政府意见，故请外长乘日内英外相来法之便，面商为盼”，博内表示极愿与英国外交大臣商谈此事，并希望能在日内瓦进行中法英三国协商。法国政府对于中方提议一再拖延正面回答。“商议互助问题，虽经向法当局再三催促，尚无确复”，法国政府内部“少数阁员颇表同情，但大部分集视线于欧洲，不暇顾及远东，并不能完全了解欧亚局势之连锁关系，又以英方意欲缓和日本阻其与德意作进一步之合作故，不愿单独决定”。顾维钧建议“目前宜先从侧面进行”，并向外交部汇报称“现正密与法方中国议员团接洽，在下院本集体安全原则，以法国自身利益为立场，主张协助我国，并与我合作，期造成多数一致意见，俾鼓励政府积极进行”。5月20日，顾维钧在会晤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思默时，对方仍以“仍在研究”及“候英答复”为由拒绝正面回答，并称“我方注重游击战而法对越防均需正规计划，彼此情势及策略不同，不易遥相援应”，顾维钧则告以“若越南需兵力人力，我可供给”。高思默还表示，法国军方认为，以想象中的事实为依据恐于事无补，如果时局变化，确有中法军事合作之必要，则再来商洽，当比较容易。高思默以个人意见告诉顾维钧“似不妨先从经济方面入手，如中国以法所需要之钨锑等原料供给，法可将中国所需要之货品供华，作为合作初步，然后逐渐推展”。此时，法国下议院华法议员团会员已经有353人，为说服法国政府赞助中国所提议之合作计划，国民政府驻法大使馆通过这些亲华议员做法国当局的工作，“昨开会决定派代表分谒国务总理外交及殖民当局，促其注意：（一）中越唇齿相依关系，（二）法在远东商业利益，（三）越南自由通运之必要”。美、英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加入中法英军事同盟计划，法国没有最终表态，仍存有一线希望。为了实质性推动中法之间的军事协定，蒋介石部署研究中法两国之间军事协定的草案。5月23日晚，蒋介石约王世杰等研究中法军事协定草案，“该草案系由杨耿光（杨杰）自巴黎拍来”。5月27日，蒋介石调整了中法军事协定的条款“中法军事协定事，蒋先生已照前日余所签呈意见，训示杨使”。
业如前述，因担心中国彻底倒向日本，法国不愿断然拒绝中国的提议。6月5日，法国驻美大使约见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M.M.Hamilton），再次与美方会商中国所提议的远东军事结盟计划。虽然美国业于5月1日以口头形式婉拒了中国的提议，但法国方面仍希望能从美国得到一些积极建议。法国驻美大使表示，相信美国已经收到中国政府向英法两国做出的军事互助的提议，汉密尔顿予以肯定。法国大使接着提出，“由法国政府断然拒绝中国的提议是不明智的，因为拒绝可能严重挫伤中国的信心，法国建议继续与中国政府进行有关谈话”，该大使还告诉美国方面：法国政府已经答复中国，为防止可能的特殊紧急情形，此时针对一些特定提议，中国的提议可予以一般性考虑。为了应对远东危局，防止日本继续侵占两国在远东的利益，英法准备在新加坡召开一次军事会议，这引起中国的关注，并给蒋介石以希望，“廿二日英法在新加坡会议远东军事合作问题，以讨论合作参加与否为主题，外交日有进步也”。6月25日，蒋介石致电顾维钧、郭泰祺，要求注意英法在新加坡举行的军事会议。蒋提出“此次英法在新加坡军事会议是否中国与英法在远东军事合作之一部分，可以秘密决定，务请法政府注意”，并希望法国政府能详告细节，“俾我国亦可有所准备与决定也”。英法在新加坡召开会议之际，顾维钧致电蒋介石，汇报称，此次英法新加坡会议其起因在于“以此次欧战再起，势必蔓延至两国所有属地，故先期就当地情形派员会商合作办法”，英法在新加坡会议上讨论内容“亦即如何设计共同防守远东各属地以及届时邀华合作与何种合作等问题，为未雨绸缪之准备”，此种讨论“并非对远东之特殊办法”。在与殖民部部长孟戴尔会谈时，顾维钧向对方提出，英法新加坡会议所讨论的正是国民政府外交部在3月份向法国提案的用意所在，即“与其临时抱佛足，不如先期商定合作步骤，俾届时逐步施行，有条不紊”。顾维钧进而指出，“前与法外交部商谈数次未得要领，个人以为第一步最好由被指派高级军官授权密与我国商议军事合作办法”，并对该殖民部部长言称，“钧座亦必乐派军事大员与议，会议地点可在河内”。孟戴尔建议绕开法国外交部，称“外部不甚接洽，可勿与谈，此次新会亦由彼与殖民军总司令商议后电令指示越军总司令办理”，至于商议地点之选择“如在河内商议，易为地方注意，恐多纠葛，且训令顷经越督之手，亦感不便，仍以在法商议为宜”，至于所商议的具体军事合作计划将于何时签订“亦可预为规定未签字前双方不发生义务，至签字时，彼自须得国防部之许可，并以法英关系密切，亦须预先商得英之同意”。对于法国殖民部部长的上述建议，顾维钧表示将直接致电蒋介石。
6月29日在与英国外交次长贾德干（Alexander Cadogan）会谈时，顾维钧再次促英国考虑军事合作方案，“昨日因赴英讲演之便，偕郭使访英外次，催询合作问题，彼亦因欧局将入严重时期，以预先密商合作计划为是，但须接到新加坡会议报告后，方能决定”。8月2日，顾维钧与法国殖民部长孟戴尔再谈中法军事合作问题，“彼意军事之外，彼此人力原料之互助亦宜讨论为通盘之筹备，假如日本参加欧战，则须亦共同防守远东权益为要著，如日本守中立则我国如何协助法国在欧作战一层，亦曾商定”。顾维钧向其探询英法新加坡会议的内容，殖民部部长答“大致商定如欧战发生，日本加入德意作战，则所有英法在远东军力归英负责指挥以及如何防范暹罗与邀请中国协力办法，如日守中立，自未便邀华合作，以免促进日本对英法之侵略”。自1939年6月至1939年8月，围绕中法英军事合作计划的交涉几乎陷入停顿，但前线外交人员仍在适当的时机予以提及。从效果而言，虽然此次与英法的军事合作计划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英国向中国亮明了其对华外交的底线，即英国视日本为其远东利益的最大敌人，但为了欧洲安全，只要日本没有公开敌视英国，英国所能给予中国的只能是道义以及暗中的支持。
海南岛沦陷后，国民政府一直希望能与英法订立军事协议，以期共同抵御日本在远东地区的侵略活动。国民政府虽然为此做了很多工作，但英国认为对于欧洲大局而言，订立军事协定尚非其时，法国亦一直不肯正面回答。在缺乏美国支持的情形下，中法英军事合作计划并未取得进展。1939年秋，欧洲局势发生改变，苏德之间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紧接着德国突袭波兰，这均影响到中国的抗战外交。已经搁置的中法英军事合作计划，再度被国民政府提出。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现场
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法国所预设的外交环境已经发生改变，有意转变对华外交，以求在远东地区牵制德苏两国。法国开始主动联系中方，这无疑促进了中国重提前议。8月22日，即在苏德条约订立前一日，法国各界已经确认苏德即将订约，顾维钧将法国的反应表述为“舆论极为震动”，其原因“一因全欧外交形势发生变动；二恐但泽问题即将爆发，左派则认为苏俄外交胜利，打破防共协定”。8月23日，苏德正式签署互不侵犯条约。8月24日，顾维钧就其涉及中国因素部分向外交部汇报称“据柏林电讯称，德于签字前承认苏联所提条件：（一）对波罗的海各国，（二）接济中国，苏联均保留自由”。法国外交次长莱热派人密晤顾维钧，表示“法因德苏妥协，拟变更远东政策”，对于中日战争“思联合英美出为调停”。法国当局曾向顾维钧分析苏德协定后的远东态势，认为对华有利，“至于远东，英法原已商定共同防守计划，并不顾虑，其以日本所以号召之防共阵线既被打破，势成孤立，且将受苏威逼，认为有利于我”。8月24日，孔祥熙致电顾维钧，询问其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订立后中国外交方针的考虑，“德苏骤然宣布订互不侵犯条约，演变非常，牵涉世界整个外交问题，驻在国当局对此观察及态度如何，对于远东又将如何措置，今后我方外交应付方针亟待检讨，盼将实情及高见电复”。8月26日，顾维钧又特别致电重庆外交部次长徐谟，并请其转外交部长王宠惠，务请将法国提议英法联合之事限制在有限的知情范围内，以免“法国作出妥协而给中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为此事“不论对于国内还是国际而言，均属极端敏感”。
在同日致蒋介石长电中，顾维钧就苏德条约订立后的国际形势及中国外交的应对之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此时，如我商俄乘机与我积极军事合作，共谋达对日一劳永逸目的，实为上策”，“如苏联志在保境，或在欧别有所图，不愿在远东积极用兵，则至少应于形式上助我，在远东造成苏英法美和平阵线，以逼日本”。顾维钧所设想的战略图景是“北由苏联增调重兵陈师满蒙边疆，南由美海军往西太平洋推进，隐示与英法一致，再由英法美三国出为调停劝告日本停战撤兵议和”，“此时日本正在仓皇失措，另筹外交途径对苏，既多顾虑，又因怨德，未必愿与苏联妥协，势将谋与英法美提携，果尔，当能重视三国劝告而对我让步”。如果不能利用此局势，则“英法既怀恨苏联思欲报复，又疑苏德另有互助密约，不得不亲日以谋抵制，如美不肯出为领导，积极对日，则在此欧局危急之秋，更难阻止英法与日妥协”。8月26日，法国外交部密派亚洲司官员吉立脱（Pierre Eugène Gilbert）往访顾维钧，告以法国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订立后中日问题的政策建议及对日立场，意在表明，法将转变对日态度。此时，法国认定苏德条约附有互助密约，苏德终将订立军事同盟，英法为应付国际均势之转变，“恐不得不与日本妥协俾牵制苏联，现日方似已放弃联德政策转与民主国集团接近”，“现英法拟乘机与日恢复友好关系，法国政府当局注重国际政治影响，阁员中多主张从速联日者对中国之利益似不能兼顾，但外部同仁虽不能阻止此种趋势，然极不愿妨害我国利益，逼我加入德苏集团”。法方认为，目前的两全之策是“乘机联合英美调停中日战争”，为达此目的，法方“极欲知我方对调停之议意见如何及我媾和的最低条件，俾向内阁提一整个计划”。顾维钧分析日本方面态度时表示“英法在欧形势固甚困难，但日之孤立焦虑更为显明，其求与英法妥协之心似较英法尤切，且此时北有苏联威胁，英法似宜与我乘机共谋解决日本侵略问题，俾可永久保障英法在远东之权益”，顾维钧认为英法非但不宜妥协，反而应该坚定立场：“此时如与日本妥协徒以示弱，适足以壮其南进侵略之欲望，一旦欧战爆发，日仍必进占英法属地，故英法此时对日应持坚强态度，就日本谋和心切之际联合美国，劝告日本停战撤兵，逼其放弃霸占东亚之野心，使中国恢复失土及一切主权”。顾维钧还指出，中国的和平富强是英法在远东地区权益的永久保障。虽然不建议英法对日妥协，但顾维钧仍向法方表示，将向政府请示中国的谈和条件。吉立脱称法国“视撤兵为当然条件，似可做到或逐步由第三国之军队暂时接充以便议和之进行”，并表示虽然日汪之间将联合组织傀儡政府，但法国只认可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法方相信日本应该可以接受。至于具体发起国，吉立脱认为，由英美作为后盾，法国发起最为合适。顾维钧正式表示“兹事体大，我政府从长讨论，自需相当时日”，并“托其转达法外次，在未得我方答复以前，不取任何决定”。
得悉法方态度后，顾维钧立即向蒋介石发出一封电文，汇报英法调停之提议，“又密询钧座对共党态度”，“当以国共合作条件内容及近年一致合力抗战情形答之”。顾维钧称，法国外交部此番话语的用意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愿我加入英法集团，俾易向日本接洽，且可免我被逼投入德苏集团”；二是“虑我以苏联关系不能自由选择决定”。1939年9月1日，德国突袭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面对世界大战，美国此时建议成立包括日本在内的集团，以应对新的国际局势。二战爆发的当日，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告诉顾维钧，德国此时有意组建德意苏日集团，因此“英法之欲与日接近，实不足怪”，对于中国欲乘机解决远东问题，以便保全中国领土与主权，“不特同情，且愿继续努力效劳，并允即密电美总统设法”。蒲立德询问顾维钧中国希望解决中日问题的条件，顾维钧答以“日本撤兵与尊重九国公约原则为不可少之条件”。蒲立德提出“或由美总统发起召集第二次比京会议”，此会议“即使苏德意不加入亦属无妨”，甚至认为“如苏履行对德密约，派兵攻波兰即为英法之敌国，届时或即组合美英法中日集团，亦非不可能”。顾维钧请蒲立德致电美国政府，“勿对日本示弱，致助长其侵略野心”，“一致向东京警告停止利用汪某组织伪中央政府”。蒋介石对于蒲立德所提议的组建美英法中集团极为看重，“对于此集团如何组合与如何准备”，要求顾维钧“与美使相机协商积极进行”。但蒋介石所要组建的只是美英法中集团，将日本从中剔除了。针对新的战争局势，国民政府先行一步，拟议了一份三国军事合作的联合宣言，该宣言在原来的中法英军事合作方案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9月15日，国民政府将三国宣言的备忘录递送法英两国。备忘录开头写道：“中国政府注意到法英两国政府合作承担起援助波兰的义务，对此深表赞赏。地处亚洲的中国与位于欧洲的英法波都是在抵抗侵略。实际上，亚洲与欧洲的局势是相互关联的，英法两国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对中国而言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接着备忘录分析指出，一旦欧洲战场旷日不决，日本必将乘机实施其传统大陆政策，攫取英法在远东的殖民地及利益，中国政府热切关注法国政府将采取何种远东政策，是否将坚定执行国联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政府希望法国能通告如下：一旦日本攻击法国在华权利及利益，为了联合抵抗日本侵略，英法需要中国予以全方位的合作；另一方面，正如英法在新加坡会议上所达成的精密计划那样，中国政府将做好充分准备配合英法两国，通过谈判订立一个针对日本侵略的秘密防御协定，并迅速予以执行。
致英国备忘录开头部分与致法国的大致相同，但在希望英国所执行的对华政策上有所不同。对英国的备忘录强调：中国政府希望英国政府能再次确认其在远东的政策，尤其是对中日两国的政策，仍将忠实信守现有的国际条约，尤其是遵守《九国公约》《国联宪章》及历届国联决议；希望国联成员不要采取任何有可能削弱中国抗战力量的举措，并对华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为预防日本进一步侵害英法两国在亚洲的利益，中国政府希望英国政府能够与中国成立互助机制。作为此种互助机制的预先安排，双方可以订立一项针对日本的秘密防御协定。英国对三国宣言持消极态度。宣言递达英国外交部的当日，英方分析认为：只要日本仍保持所谓中立，中国对欧洲战争就不会有任何帮助。“如果接受中国为盟国，中国更多地是个拖累而非帮手，因为一旦中国正式加入英国阵营，也意味着中国的敌人可以有借口进一步对英国采取敌视态度。”另一方面，英国还顾虑：一旦中英结盟，尽管日本在欧洲战争中仍保持目前的半中立状态，日本在华傀儡政权仍将英国视为敌人；英国在华将会面对各种不利情况，却无力解决。英国外交部在总结此时的对华政策时指出，“目前，我们不应鼓励中国与英国保持过于紧密的关系，这样的政策不是反对中英两国合作，而是希望一旦将来需要时再相互走近”。在如何回答中国备忘录方面，英国外交部的建议是“不需要以书面的形式正式回答中方，建议以口头的形式作出回答即可”。英国所建议的口头回答内容如下：英国无意摆脱现有的国际协定和国联决议，也无意采取任何削弱中国抵抗力量的措施。中国政府当能理解，英国已经倾尽所有资源应对欧洲战争，而这严格限制了英国向中国提供物资帮助的能力。英国政府感激中国政府所表达的缔结军事同盟的善意，感谢中国愿意为英国利益而战的决心，感谢中国愿为英国提供人力和物资援助，“英国政府将善加考虑中国的提议，时机适当时，英国政府很乐意采纳此种建议”。英国外交部还准备在口头回答中国提议时解释为何不能结盟的理由：目前而言，日本宣布不会参加欧洲战争，只要日本保持远离欧洲战争的态度，对中国及其欧洲友好国家而言，最大的利益就是使中国政府远离欧洲的冲突。
9月17日，顾维钧往访法国外交次长莱热，建议法方与英国一起发表一个宣言，“我与法英在亚欧同为抵抗侵略，宣言表示立场，更示一致，免滋各方误会”，但法方认为“所提宣言办法类似一种手段，并非妙策”，“中国立场迭在国联阐明，举世咸晓，此时宣言于实际无益”。虽然不能得到法国发表一纸抵抗侵略的宣言，顾维钧仍希望法国能在国联所确定的关于中日问题的立场上继续援助中国，设法使各议决案继续得到遵守。莱热认为“此皆理论，实际因欧局关系，原来能尽力协助，现法英自身忙于作战，今后对远东更不能兼顾，或致放弃在华一部分权利，对华协助能力更必减少”。面对法国既定的后退方针，顾维钧希望法方不要因为与日本妥协而损害中国利益。针对中国所提此项最低要求，法国外交次长的回答是“法政府断无牺牲中国利益之意”，但“为牵制日本，不使加入德苏方面而与英法为难起见，自愿缓和日本，以谋接近，俾易协商一切，此与中国亦属有利”。对于法国的保证，顾维钧表示怀疑，并以一战时期英法与日妥协损害中国利益为例进行了说明，莱热称“此次可保证断无此举”。对国民政府而言，保持越南的运输通道是对法关系的重点之一。顾维钧希望法国所提出的“缓和日本”不要影响到越南国际通道。顾维钧问“法对华政策拟变更否”，希望“越南运输便利等当能如旧”，法国方面称“并无变更之意，亦可谓法对远东现无政策，对运输问题亦不拟变更”，但又强调“自须格外审慎，免致激起日本反对”。对于日本提出的法军从越南撤出军队的要求，法国外交次长亦承认，如果形势所迫，“或须勉允，因不值为此而与日本冲突也”。
9月25日，顾维钧再次约见新组阁后的法国总理兼外长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不得见，遂由实际主管外交的副国务秘书里贝（Champetier de Ribes）接见。里贝为法国总理之心腹，颇能代表总理之态度。顾维钧向里贝表示，“此次欧战，我政府本拟宣言对英法波表示同情及愿以人力物力协助英法，共同保护其在远东属地与权益，嗣以法政府认为时机尚早，故未实行”，而现在欧战已经扩大，中国政府希望知道法国政府对以下三件事情的态度：（1）法国对远东究竟持何种政策，在支持中国抗战问题上“前此所定协助政策及所予越南一切运输便利，是否完全持不加变更”，为了早日结束中日战争，“是否会同英美出为调停，使日放弃侵略，尊重我领土与行政完整，以九国公约为议和根据”。（2）法国将对日本容忍至何种程度，“是否仅谋越南安全”，或者“阻其不再与德提携”，还是“联日以图牵制苏联而助其巩固在华侵略所得”。对于此点，里贝明确表示：“关于此层可声明，法之基本政策在援助中国富强，决无牺牲我（中国）权益之意，对日仅求避免纠葛，不欲使生反感”。（3）法对苏联抱何种态度。顾维钧表示据他所知，苏联入侵波兰仅仅为安定边境，并非欲参加德英法之间的战争，苏对英法仍守中立，因此，中国希望法英两国不应对苏联持敌视态度。里贝表示，法国接受苏联的中立声明，不加敌视，而且还对苏联声明“法在国内取缔共党为求一致对德作战，并非对苏，望勿误会，至在国际上仍盼苏能合作”。针对顾维钧所提出的3项咨询，法国政府于9月27日正式给予回复。关于第一个问题，“法政府对中国之同情一如往日，现不拟谋为日本之良友，更无反对中国之意”；关于第二个问题，“中国如能获得体面之和平，法极愿尽调人之力”，在阐述此点时，法国副国务秘书里贝问顾维钧日本是否尊重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顾维钧给予了否定回答；关于第三个问题，“钧询苏方对法有何表示，彼谓虽无正式保证声明，然说明苏联并非对英法作战，其所取处置系为防阻德军侵入苏境”。里贝强调，“远东问题关键全在美国”，询问顾维钧是否尽力运动华盛顿方面。顾维钧答以“一切对英法重要接洽，均密告美方，现美对日态度仍颇坚决”。顾维钧还询问法方是否已经决定撤退在华法国驻军，并告诉法方，美国已经拒绝了日本撤军的要求，希望英法亦不要接受日本的要求，里贝表示“此息属确，日对此事现并不催促，法亦未决定”。顾维钧建议法国“至少宜拖延不复”，法方深表赞同。
9月27日下午，顾维钧又去拜访法国殖民部部长孟戴尔，询问对苏联及中国抗战的政策。顾维钧将中国原拟宣言助法事又告以孟戴尔，表示因法国反对而未成。对于法方的反对，孟戴尔解释称“因外交方面恐引起日本反感之故”，并进一步表示“此次欧战中之国际形势初未料及，今后变化尚在不可知之数，重要关键即苏联之实在政策”。当顾维钧向其表示“苏无敌视法英之意”时，孟戴尔答以“全视苏联是否接济德国，据最近密报，苏已在美为德采购茶与咖啡，如继续接济德国，即为破坏英法对德之封锁，岂非敌视英法，将来或致勾结日本，亦不得不防”。顾维钧表示，苏联仍在继续援助中国，希望英法美亦能切实援助中国抗战。孟戴尔再次向顾维钧强调，法国对华援助政策并无任何变更，并举例说“日昨尚电令越督将河内至滇省公路继续积极建筑以便中国运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订立后，法国方面虽有意改变远东政策，但一方面由于欧战过快爆发，使得法英两国根本来不及考虑国民政府起草的中法英三国宣言；另一方面因英国对宣言本身并不持积极态度，中国所提议的三国军事合作计划再次陷入停顿。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针对德意日法西斯的军事结盟计划才真正迎来转机。
七七事变至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之前，为抵抗日本侵略，中国在外交上采取了两条路线：一方面通过国联和《九国公约》组织，寻求从国际上联合制裁日本侵略；另一方面，积极向英、法、美、苏、德等国求援。在寻求制裁日本以及向列强求援的过程中，已有研究亦充分注意到了英法美德等国的调停活动。事实上，在二战爆发之前，除一般性的求援外，国民政府基于抵抗日本侵略而作出的外交应对还有更为积极的一面：提议成立针对远东地区的中、法、英军事同盟，并建议让美、苏加入。具体而言，在日本侵占海南岛后，为打破僵局，蒋介石就曾希望组建由中法英苏等参加的军事同盟类组织，档案资料表明，国民政府确曾向英法美等国提出过正式建议，并被认真讨论。从1939年2月日本侵占海南岛，至1939年9月德国突袭波兰，国民政府为组建由英法加入的远东军事同盟曾与多方交涉。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政府相关部门先提出了中法英军事合作计划，二战爆发后，又主动提出了中法英军事合作备忘录，目的在于希望与英法结成军事同盟。对于蒋介石所提出的中法英远东地区的军事合作计划，英国态度消极，但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并未断然拒绝，而法国一直态度暧昧，并不正面予以回答。英法两国，尤其是法国，寄望于美国的参与。美国方面态度明确，不会加入类似计划。英国认为，中国对欧洲局势保持中立，将有益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因为中立意味着日本无法公开在远东排挤英法两国；法国虽然也不愿成立军事同盟性质的中法英协定，但不愿公开拒绝中方的提议，其担心在于，中国会因而倒向日本，进而会威胁到法国在远东的利益。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订立后，尤其是德国突袭波兰之后，欧洲战争终于爆发，英法被迫对德宣战。为了集中力量应对可能的德苏军事同盟，美国在此时还建议成立美中法英日集团，此意见与中国一直以来的倡议其实是相同的，但国民政府不愿日本加入此集团。至此，中法英美苏之间已经有两次联盟构想提议，此种中法英等结盟的最初构想，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反法西斯同盟的成立提供了参考，可谓反法西斯同盟的初步酝酿。三国军事合作计划的最终流产，就其消极影响而言，一是该计划并未对英法两国的远东政策产生实质性改变；二是该计划的提出，某种程度上使国民政府内部一部分人士对联英法政策产生了动摇。就其积极影响而言，作为国民政府的主动外交的实践，不但试探出了英法对中国抗战外交政策的底线，而且为以后建立反法西斯同盟提供了一个蓝本。两年后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英美苏等终于缔结反法西斯同盟，走上了并肩作战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