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1期，注释从略
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驻日使领馆已在日本执务达60年，驻在东京的大使馆及遍布日本本土及其殖民地的各领事馆，组成了中国驻日使领馆系统。
卢沟桥事变爆发之际，驻日大使馆试图借地利之宜，直接与日本当局展开交涉，并释放和平善意。当时驻日大使许世英正在国内述职，由参事官杨云竹代行日常外交事务。7月9日，杨云竹接受《朝日新闻》采访，表示相信能“坚持不扩大，平稳解决”。 在同日本外务省次官堀内谦介的交涉中，杨云竹也强调，国民政府鉴于现实国力和国际形势，并无同日本对抗之意。 7月19日，大使许世英紧急返日，并于当晚在东京召开记者会，声明国民政府以“不扩大事态、中日双方停止军事行动、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为方针，呼吁日本当局“悬崖勒马”。 但在接下来的外交交涉中，许世英的停战呼吁并未得到日本外务省的积极回应。7月20日、21日，许世英连续同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谈，提议立即停战撤军，但广田强调要先谈“作为纷争源头的华北的现状”。淞沪会战爆发后，广田更是向许世英表示，日本的要求已不局限于华北，而是“包括在中日国交整体问题上，中方要向日方表明自己实实在在的举措”。 许世英则试图避实就虚，回避日本所提权益条件，直接以中日订约方式实现停战。许世英向来访的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透露，自己有一个“打开中日局面的方案”，即“缔结中日互不侵犯条约” ，并在其后与广田弘毅的会见中提出，中国愿与日本签订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性质相同的条约。 然而，这一提议并未得到广田等的积极回应。
8月14日，面对日军不断扩大的侵略行动，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举行会议，决议对日抗战，只是在方式上“暂不取宣战或断绝国交方式”，仍向英法俄等国协洽，并诉诸国联。 而若诉诸国际公法，根据伦敦《侵略定义公约》第二条“凡首先向他国宣战，即为侵略行为” ，中国抗战在于反侵略自卫，对日本“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日本不宣战，中国自然不宜主动单方面宣战。此外，这一决定也受到美国《中立法》的影响。如果中日两国正式宣战，根据《中立法》规定，美国将同时禁止向中日双方运送物资，中国没有船队，且港口遭到封锁，势必无法得到援助，而日本仍可利用“现购自运”的规定，组织船队自行购买、运输美国物资，国民政府判断，此种情势“有利于敌而有害于我”。中国放弃对日宣战，那么除非日本对华宣战断交，否则中国驻日使领馆并无撤离理由。1937年8月，国民政府命令留日华侨全面撤退回国，指示驻日使领馆组织华侨撤退事宜，并撤回驻日武官。 但驻日使领馆其他馆员，并未收到撤退通知，仍然淹留在日，等待日本的进一步动作。但日本当局通过研讨后，最终决定放弃主动对华宣战断交。1937年11月初，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各自分析宣战得失问题，结果均认为不可对华宣战，其主要考量包括：如果美国启动《中立法》，对中日同时实行禁运，固然会对中国的武器输入造成巨大打击，但对日本而言，除军火外，必不可缺的石油等资源贸易，也会受到巨大影响；此外，中国会以宣战为由，撤销中日间不平等条约，废除日本在华权益，激扬抗战热情；宣战同日本鼓吹的“中日提携”相矛盾等。 11月中旬，日本政府决定，放弃对华宣战 ，参谋本部方面也对宣战采取了消极态度。
日本当局放弃对华宣战，亦无意与国民政府维持外交，于是准备以“否认”国民政府方式与之断绝关系。12月初，日军进逼南京并准备扶持华北伪政权正式成立，日本当局开始讨论“否认”国民政府。 12月7日，《朝日新闻》披露，日本政府准备“否认”国民政府，正在讨论发表声明的时期。 同日，国民政府驻日大使馆向外交部发去电报，报告“日方近日不承认我中央政府之说甚盛，万一竟见诸事实，本馆人员势必全部回国”，询问撤退方法及馆产处理等善后措施。 外交部在处理了馆产存放等问题后 ，于12月22日指示驻日使馆准备撤退：“日果实行否认，我使领人员只得回国，但馆长馆员同行为宜”“若以临时人多为虑，可先将眷属陆续送回”。
然而，日本当局要“否认”国民政府，并不合乎国际法理。外务省条约局从国际法的角度判断，当时中国并没有能取代国民政府获取国际承认的“新政府”，日本很难单方面否认国民政府代表中国的资格。对此日本应既不宣布断交，亦不明言“否认”，而代之以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等对手”、召回驻华大使的方式，造成中日外交关系实质性断绝的“事实”，实现“事实上的否认”。为避免给外界日本主动断交的印象，日本政府仅召回日本驻华大使本人，保留在华代理大使及使领馆馆员，相对等的，对中国驻日使领馆，尽量规劝其自发撤离，不采取强制行动。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声明，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根据外务省的内部解释，这一声明法律立场模糊，系“从事实之行为、事实之关系着眼，避免明确法律关系，以采取对我方有利的解释”，通过召回驻华大使川越茂，“表明帝国政府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决心”，但参事官以下各馆员及各领馆，则继续留华维持。日本模糊自身在华使领馆态度，对应地只能“避免在法律上明确对中国使领馆的态度”，劝告中国大使及使领馆馆员撤退，但不可强行驱逐。在国民政府方面，蒋介石原已对日本“宣战否认我国民政府”有一定心理准备。 1月16日，驻日大使许世英以急电将近卫声明内容传回国内。 蒋介石“接许大使世英急电报告”后感慨，“此项声明，早在意料之中，彼倭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未明言否认二字，此乃无法之法，唯有一笑而已”。 从此可见，蒋介石认为日本“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不过是“未明言否认二字”的“否认”，如前文所言，双方关系还是要按照“否认”的情况来处理，国民政府外交部遂通知驻日大使馆：“日方虽尚未正式与我绝交，亦未正式否认我政府，但我驻日使领馆事实上恐难维持” ，要求其做好撤离准备。
然而，国民政府很快注意到日本撤使留馆的后续措施，并决定亦采取同样措施，以避免外交陷入被动。1月17日，国防最高会议就驻日使领馆问题通过决议，要求“许大使回国报告，酌留馆员维持馆务”，各领馆亦“应仍努力维持”，“至不能行使职权时，始行回国”，外交部随即以“万急”电报，将决议内容传达给大使馆，要求继续坚守。 据本次与会成员王世杰的记录，此举是对日本保留驻华使馆的因应：“日本调回其驻华大使川越茂，中国遂亦调回驻日大使许世英，日方因已声明不再承认国民政府为交涉对手，故有此举，但日本所采方式，亦与国际通例中之绝交不同，因日本使馆仍留沪，日本政府亦未通知中国驻日大使（此处两字模糊）返国，中国使馆及其若干人员亦留存东京。” 中日双方相互保留使领馆的同时，均回避己方主动断交之嫌。1月19日，驻法大使顾维钧根据国民政府的指令，同法国外交次长会见时，“告以日方对我驻日使领馆及驻朝鲜领事馆种种不法行为，意在逼我首先绝交，我未就其计”。 1月20日，许世英和部分使领馆馆员离日回国，率其他馆员继续留守的参事官杨云竹向日媒强调，许世英系奉令回国报告，并非断交撤退。 日本大使亦回避明言断交。1月28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应召返国，在行前的声明中承认其余馆员不会撤离，但强调此举目的并非是要与国民政府交涉，而在于“与沪上外国外交人员讨论将来可能发生之事件”。 由于中日双方仅宣布相互召回大使，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月18日宣布，美国不将中日两国召回大使视为正式断绝国交，故无需启动《中立法》。中国驻日使领馆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命运，取决于中日两国整体国交的变化，但实质上处于全面战争状态的中日双方，虑及国内外各种因素，均回避主动宣战断交。日本当局试图以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并召回大使的方式，对国民政府实行“事实上的否认”。正如日本当局所承认的，此举避免明确中日国交问题上的法律关系，亦为双方使领馆的继续存在留下了空间。为应对日本当局举动，避免造成中国主动断交的形势，国民政府命令驻日使领馆在“事实上恐难维持”的情况下，“仍努力维持”。
日本当局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后，宣布将继续对中国驻日使领馆提供保护。1938年1月21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发表讲话，表示日本政府“在大使以下外交官及领事馆人员撤离日本以前，承认其外交官及领事官特权，予以充分保护”；“对不撤离者，一如既往保护其身体财产”，“中国使领馆房屋在中国新政权接收之前由日本官府保护、不让人进入”。 这一谈话中保护中国使领馆的立场，依据了外务省的《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后相关处理方针》，而此文件中未公开的内容，则提出了更多对使领馆的限制政策，包括“禁止为衣食住以外的问题即公干与外部接触”，一定时间后“为防范谍报的目的，禁止收发密码电报”等。值得注意的是，文件特别指出，虽要以限制政策配合劝说使领馆主动撤离，但务必注意“我方官府不随意侵入大使馆及领事馆、或逮捕馆员”。 1月18日，外相广田弘毅将外务省的这一方针有针对性地转知内相、拓相，要求将之传达给所属官宪。 正是内相下属的警察部门，及拓相所辖的殖民地部门，在此之前已制造了暴力干涉中国领事馆，乃至“官宪闯馆”“逮捕馆员”的事件，其中尤以日本殖民地朝鲜为典型。
朝鲜华侨人数占在日及其殖民地华侨总数近半 ，中国在朝鲜设置的领事机构也数量较多，除驻京城总领事馆外，还设立了驻新义州、釜山领事馆，驻元山副领事馆，以及总领事馆驻镇南浦、仁川办事处等。朝鲜当局对散布在朝鲜各地的中国使领馆系统极为警惕，朝鲜警视总监安倍源基的报告认为：“事变突发以来，在朝鲜的民国（中国）领事馆以釜山领事馆为中心，频频进行谍报活动，将我军队移动等军事方面之情报，准确而迅速地发往中国方面。” 朝鲜警察当局将驻釜山领事馆而非驻京城总领事馆指控为所谓“谍报中心”，可能与驻京城总领事范汉生的变节有关。早在1937年8月9日，范汉生即秘密访问朝鲜总督南次郎，以担心被视为“亲日派”回国会遭受主战派迫害为由，请求在领事馆撤退时，庇护其前往日本控制的平津地区。 而在得到朝鲜殖民当局支持后，范汉生积极展开附逆活动。 12月14日，华北伪政府宣告成立，范汉生于18日公开宣布向其效忠，并赶赴天津进行联络。 20日，“长期追随范汉生”的镇南浦办事处负责人张义信首先响应，宣布易帜五色旗 ；22日，日本媒体报道，驻釜山领事陈祖偘、驻元山领事马永发也决定参加“新政府” ；28日，日媒又报道驻新义州领事金祖惠也准备易帜 ，营造朝鲜各地领馆均随范汉生附逆的气氛。实际上，陈祖偘、金祖惠及大部分驻朝鲜领事馆馆员并未附逆。为促使各馆馆员屈服，朝鲜当局不时进行暴力骚扰，国民政府除提出抗议外，试图通过调整人事来控制局势。12月23日，国民政府以釜山领事陈祖偘接替范汉生任京城总领事，于次日指示驻日大使馆备具节略递送外务省，声明“中华民国驻京城总领馆系我国有财产，政府从未授权与该馆馆员或其他人处分”，对日本“警探包围领事馆，宪兵直入办公室”的行为，提出口头警告。此外，要求大使馆催促陈祖偘从速赴任，且“注意马永发行动”。
12月27日，得知陈祖偘已被任命为总领事的范汉生紧急返回朝鲜，并联系朝鲜当局，试图赶在陈祖偘接任之前，控制驻京城总领事馆。28日上午，范汉生回到总领事馆，强令馆员易帜，遭到馆员坚决抵抗，被迫退出。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随即发布《朝五十七号作战令》，命令朝鲜宪兵队司令官二宫晋一“于二十八日下午一时前，派遣若干将校赴京城中国总领事馆进行警备，以援助范总领事达成企图”。 “后遂有日本宪兵三卡车到馆，即行将馆员等逮捕扣押于宪兵队”，范汉生得以易帜。范汉生窃据总领事馆的同时，陈祖偘亦赴任受阻。在赴日向大使馆报告朝鲜情况后，陈祖偘于28日回到釜山，当即奉命动身前往京城赴任，但遭到釜山宪兵队长阻止。 釜山宪兵队长要求陈祖偘“暂勿前往京城为宜，又称‘暂’字之意又或可以竟解为无期”。 朝鲜之事传至中国驻日大使馆，经过了一段时间。12月29日，大使馆参事杨云竹同石射猪太郎交涉之际，仍不知日本当局暴力行动，仅询问“京城总领事交接事，我方早已照会，鲜督方面似尚未接到通知”，石射允诺查明。 次日，大使馆收到陈祖偘电报，方得知驻京城总领事馆遭日军干涉，范汉生强令华侨易帜，“否则必遭拘捕，并非恫吓，必见实行”，总领事馆主事叶永青则通过电话报信，表示“此刻尚有六人被拘未回，其余不便多说”；新义州方面，金祖惠亦受到巨大压力，表示“必将力持，决不易帜”。大使馆闻讯，要求陈祖偘“奋勇前往京城，纵令接收困难，亦可实地调查详情具报”。同时准备以“日方不能协助我领馆遂行职务，我方势不能不考虑停馆，以免反为彼所利用，污损国誉”为由，同外务省进行交涉。 陈祖偘接到命令后，欲强行赴任，但复遭日本官宪阻止，最终未能成行。
范汉生占据驻京城总领事馆后，数日之内，各驻朝鲜领事馆相继遭到朝鲜当局武力冲击或占据。12月29日，仁川办事处易帜；30日，元山副领事馆馆员被捕，被迫易帜；31日，陈祖偘在日警“强力不法限制自由，迫令离去釜山”的情况下，率馆员乘船撤离，领事馆“被日警宪占据后，情形不明”；附逆的驻元山领事马永发则派人赴新义州，在地方当局的协助下，“接收”驻新义州领事馆，领事金祖惠于1938年1月2日被迫率馆员撤退。至此，国民政府驻朝鲜领事馆全数沦陷，不愿附逆的馆员多赴东京向大使馆报告，随后撤退回国。得知朝鲜使领馆被占，大使馆试图与外务省据理交涉，但屡次遭到对方拖延塞责。1月2日，杨云竹赴外务省交涉，因正值日本新年假期，未能见到相关负责人。 1月3日，驻朝鲜各领馆已全数被迫撤退，而外务省次官堀内谦介在会见杨云竹时，仍表示对“范汉生赴北平”“虽有所闻”“釜山事则毫未闻及”，并强调“外务省当已转知关系当局，不得有干涉领事馆之行动，果如所云，诚堪遗憾，目前中日国交并未断绝，日方亦希望维持正常之外交关系，当俟查明后，考虑善后处置方法”。 当日，杨云竹就陈祖偘不能赴任并遭驱离釜山事，向外务省提出“书面严重抗议”。 收到杨云竹的抗议后，外务省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于1月5日向杨云竹表示，外务省就此事“正与朝鲜总督府电洽办理中”，“日方方针，在使国府所派驻外使节照常维持其馆务”。 1月7日，杨云竹“下午催石射，据称今日即可回答，晚七时又催，据上村课长称，因故本日不能办，明日午间定可回答”，外务省方面还向杨云竹表示，“此事因非一省所可主持，外务省已办好文件以送达关系省，奈负责人不在，致未得复”，“日方务当尊重我方意见处理”。
日本外务省的屡次拖延，让大使馆对其诚意深表怀疑：“日方对于我方抗议虽口头答复，对各领馆云可回馆办公，但对过去事实，犹不承认有压迫情事，将来保证自难凭信”，于是在1月8日，大使馆召集领事会议，决定正式宣布停闭各驻朝鲜领事馆，于当日下午向外务省送出照会。外务省收到照会后，石射猪太郎向杨云竹抱怨“已与各方妥洽，何故闭馆”，杨云竹回答“如根绝妨害，随时准备复馆”，对此石射表示“范汉生此举，彼（注：石射猪太郎）未能赞同，朝鲜当局对此事有误解之点”。 其回答暗示，中国领馆被非法逼迫易帜问题，责任主要在于朝鲜殖民当局。朝鲜当局急切于驱逐乃至占领中国领事馆，与朝鲜作为殖民地与侵华战争兵站的地位，及原驻京城总领事范汉生的附逆行动有密切关系，也契合了日本当局希望迫使中国使领馆撤退的政策方向。但中国驻日使领馆居于日本领土，日本当局可用对付手段很多，而朝鲜当局使用暴力的急躁行动，会给日本在国际社会带来额外的外交与道义风险，因此外务省对此事既不承认，亦不处理，采用拖延方针，直至日本政府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中国驻日大使馆无法对日交涉，此事亦不了了之。之后国民政府要求驻日使领馆继续坚守，并就朝鲜当局对外交机构使用暴力的非法行为，向国际社会积极申诉，而日本当局则加强使用非直接暴力手段，继续压迫中国使领馆，以使其“主动”撤退。
中国驻朝鲜各领事馆宣告撤退后，为争取国际支持，国民政府将驻朝鲜领事馆撤退缘由，向国际社会广而告之，强调中国努力维持现状，而日本企图通过威迫中国驻日使领馆，迫使中国主动断交。1月18日，外交部致电驻法、美、英、苏大使馆，简述日本压迫中国驻朝鲜领馆种种情由，表示在日本当局的压迫下，“我驻日使领馆人员恐不易行使职权，惟政府昨已训令，非至最后实在不能行使职权时不得撤退”，并要求各使馆将以上情况“转告驻在国政府外交部”。 但对中国的申诉求援，国际社会应者寥寥。如驻法大使顾维钧赴法国外交部交涉，希望法国对日本压迫中国驻朝鲜领馆一事进行干涉，得到的回复却是：“本年欧洲能否避免战事，颇是问题”，“（注：对中日事）法不能单独为力也”，而“国联之无能，早已暴露，尽人皆知，已无试验之必要”。 无法得到国际社会支持，中国驻朝鲜各领事馆之事已难回天，中国大使馆请求准备撤退其他各领馆：“台北及日本内地各馆，坚忍应付，亦势难久支，届时自亦以停馆返国为宜”。 事实上，自大使馆之下的各领馆，均屡受日本当局的严重压迫。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警察在华侨及留学生中，大肆抓捕所谓“国民党支部”“蓝衣社”成员，大使馆亦受牵连，大使许世英和驻日陆军副武官严泽元，分别被指为所谓“情报网”和“军事情报网”的重要领导人。 1937年8月7日、10日，大使馆属员章苍萍和研究员张先基先后遭日本警察逮捕。此事虽有大使馆通过外务省与内务省交涉，然而内务省并不愿释放2人。 一直到次年2月，章苍萍刑期服满获释，张先基则继续羁押。
日本各地方警察当局，也加强了针对中国使领馆的“防谍”措施。长期以来，驻东京大使馆、各领馆乃至办事处均遭日警监视，主要馆员的每日行程被日警一一记录，送交地方当局长官及内务大臣、外务大臣等人。全面抗战爆发后，监视工作进一步加强，如神户警察当局以加强保卫为名，将驻总领馆的日警由2人增加为7人，来“确保详细监视各馆员之活动”。 即使是对僻在北海道的驻函馆办事处，日本警察当局也在“事变爆发以来，配置便衣警察，进行监视”。 对东京的驻日大使馆，警察当局更是一度以加强安全保卫为由，向许世英提出在使馆内增派宪兵、警察各30名的要求。除日警的监视管控外，中国使领馆还遭到了华侨易帜运动的直接冲击。至1937年底，约半数华侨已经撤离回国 ，继续留日的华侨中，有很多人长期居日，产业、经营均在日本，难以回国生活，较易受日本当局胁迫控制，改变政治立场 ，这种情况在横滨尤为典型。华北伪政府成立后，横滨华侨何直次郎在华侨间发起“五色旗运动” ，企图驱赶国民政府驻横滨总领事馆。1938年1月7日，总领事邵毓麟就此事向神奈川县知事提出取缔要求，对方称“尚未奉中央命令促进此项运动，当设法阻止”，其后邵毓麟催促县知事“履行七日口约”，但“日方下级宪警仍在暗中策动”。 事实上，当地日警在对上级的报告中，虽未明言参与“暗中策动”，但认为华侨“表明拥护北京临时政府的态度”，是“抓住机会努力于日中亲善”，并详细论及“福建联合会干部，中国人何直次郎纠集数名同志，在该联合会事务所掀起升五色旗运动”之事，其态度显而易见。这种态度亦并非“日方下级宪警”所独有，日本政府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后，横滨中华会馆组织宣布拥护北京“临时政府”庆祝会，“神奈川知事及横滨市长等大量日方要人出席”。 正是在日本当局的纵容和鼓励下，华侨的“五色旗运动”迅速超出了总领事馆的控制。
1月14日晚，侨团领袖组织横滨中华会馆召集横滨、东京华侨代表80多人，准备商讨易帜事宜。当天，总领事邵毓麟前往现场，试图阻止华侨易帜。根据《朝日新闻》对现场的报道，会议开始后，不等组织者提出议案，到场的邵毓麟抢先发表演讲，每讲完一段，华侨都报以热烈掌声，在演讲的最后，邵毓麟高呼“赞成五色旗者留下，不赞成者请离开”，在场华侨“有人当即起身离场，有人犹豫数分钟后离开，最后仅剩下十几人，包括组织者中华会馆的四人在内”。 值得注意的是，1937年5月，邵毓麟方由外交部日俄科长转任驻横滨总领事，在当地华侨间根基并不深厚；而且当地华侨多为广东人，身为浙江人的邵毓麟，用北京话演讲，再由随员翻译为粤语，华侨才能理解。可见此事关键，在于华侨真实态度，而非邵毓麟的个人影响。对此事《申报》评论道：“我侨民之不甘受敌利用之心理，亦可以洞见无遗。读当日彼方报纸记载，足见其新闻记者亦多同情于我者，盖天下事最雄辩者，莫如事实。” 横滨华侨的易帜运动虽然现场“因横滨总领事馆的压力而受挫”，但并未停止。1月15日，横滨中华会馆的4名理事及京滨华厨会会长等人共同决定，先同国民政府驻横滨总领馆断绝关系，其后再议易帜。 随着华侨宣布脱离管辖，横滨总领馆难以维持日常执务。1月20日，邵毓麟会见神奈川县知事，强调因为“县厅及宪兵队积极援助侨民悬五色旗”，“在此实不能行使职权”而不得不回国。 同日，邵毓麟与许世英同船返国。
在邵毓麟登船之际，中华会馆4名理事以个人名义送行，并向邵毓麟表示“此次被迫悬挂五色旗，实非本意，总之吾辈精神不死，务请鉴原”，且“言时局促不安，面有惭色”，最终4人“因有日警监视，不便多言而返”。 从华侨“被迫悬挂五色旗”的表述，到“日警监视，不便多言”，可以看到，迫使总领馆撤退的华侨易帜一事，背后是日警对华侨的巨大压力，日警也在报告中认为，横滨中华会馆为代表的大部分华侨“脱离南京政府，支持北京临时政府”，是为了“安居乐业，明哲保身”。 而华侨选择“明哲保身”的压力源，不难想见。日警监视控制华侨的同时，也试图阻碍总领事馆的正常工作。日警在报告中认为，“横滨中国总领事馆员纠集华侨各团体代表，成为华侨的中心势力，进行刺探我国情，昂扬（华侨）抗日意识等与我国家利益相悖之行动”，于是日警在操纵华侨易帜运动，将华侨与总领事馆相分离的同时，“在总领事馆前设置移动哨所，配置着制服警察，在事变的背景下保护馆员的同时，隔断其与外部的联络，防止外谍活动”。 总领事邵毓麟陷入“在此实不能行使职权”的状况，从此也可见一斑。驻横滨总领事馆所面对的冲击，在各驻日领事馆普遍发生。邵毓麟随许世英撤离后，驻神户总领事馆报告“侨民均已先后易帜，无法行使职权”，“再硬撑下去，势必生变，辱及国格人格” ；驻台北总领事馆亦认为“若再强事支撑，必有他变，危于我人员者事小，辱及我国家者事大”。 最终国民政府外交部同意各领馆撤退，其原因正是“日方官宪叠有嗾使无知侨民通电易帜，并对各馆无理取闹，虽经我方屡次交涉，迄未获纠正”。 随着大使馆设立领事部接管侨务，各领事馆在2月1日至7日先后闭馆。2月7日，中国驻日大使馆向外务省送交照会，宣布各领事馆因环境压迫，无法行使职务而宣告撤退，将馆产交由日本地方官厅代为保管。在领事馆的撤退过程中，不仅受到外部压迫，馆员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和动摇。
一方面，经济原因让馆员直观地感受到了抗战前景的严峻。以驻神户总领事馆为例，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扣除占工资一成的“政府献金”，领事馆每月可收到工资3200日元及馆费800日元，而全面抗战爆发后，又有四成工资因抗战而扣减，每月仅得馆费、工资共计约2000日元。 有职位较低的馆员，工资遭扣减后，每月只能拿到60日元，因难以维持生活而请假回国。 拖欠经费更是让馆员对未来充满不安，驻神户总领事馆反复催讨后，才收到12月的馆费，“馆员们都认为，这将是在日期间最后的馆费了”。 神户警察当局观察到，国内来的“汇款减少，让馆员感到了蒋政权的没落，总领事考虑其后若仍然没有汇款，便提出辞职”。 朝鲜警察当局则认为，驻朝鲜领事馆馆员产生动摇的原因，是“馆费问题和自己国家的失败”。 另一方面，一部分已在日本定居的馆员的回国意愿较低。中国驻日使馆除在甲午战争之际，因中日两国宣战断交而撤离外，建制、人事长期保持稳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留日时间较久的馆员，已经在日成家置业，准备终生居日。驻名古屋办事处负责人耿善飚向驻神户总领事王守善 表示，自己生于亲日家庭，成长、娶妻、购置物业均在日本，准备在日永住，不愿随国民政府撤离，计划参加“临时政府”，并以经历相似为由鼓动王守善与之共同行动。 在得到早有此意的王守善同意后，二人就进一步的行动和目标达成了约定，即王守善回国联络“临时政府”，耿善飚留日观察情况，二人争取担任“临时政府”的驻日大使或领事。 而驻大阪办事处负责人杨雪伦，在送别许世英时向其表示，自己有很多好友参加了“临时政府”，自己要是加入，也能得到高位，但自己既不愿撤离，也不愿意回国参加“临时政府”。自己人生的2/3时间在日本度过，社会关系皆在日本，子女也都在当地读书，因此希望留在日本，然后再图出路。 可以看到，耿善飚和杨雪伦虽然在附逆问题上态度不一，但都着眼于继续留在日本。相较遭日本当局暴力侵犯的驻朝鲜各领馆，中国驻日本本土及台湾各领馆，其撤退原因更加多面和复杂。日本警察操纵华侨易帜，并冲击中国领事馆以逼迫其撤离。而原本负有护侨职责的领事馆，已无自保能力，亦难以从国民政府处得到足够的政治乃至物质支持，其内部馆员出现动摇分裂，最终不得不被迫撤退。而来自日本当局的压力，更集中地聚集于驻日大使馆，日本当局逼迫各领事馆撤退的行为模式，亦被运用在了逼迫大使馆撤退的过程中。
在中国使领人员被迫撤离的同时，部分附逆人员开始组织伪政权领事系统。尽管国民政府宣布停闭驻朝鲜各领馆，但在原驻京城总领事范汉生等人的长期经营、以及日警胁迫的基础上，仍然有部分馆员留下附逆，如驻京城总领事馆的叶永青、王永晋，驻元山副领事馆的马永发、冯文雄等。附逆的领事人员中不少人长年驻在朝鲜，根基深厚。如马永发早在1906年就被清政府任命为驻元山领事 ，历经黄龙旗到五色旗到青天白日旗数次易帜，对国民政府的向心力相对有限。在附逆后，马永发、范汉生等人以附逆领事馆员为基础，招兵买马，借助在朝鲜领事系统的长期积累，和日本殖民当局的协助，迅速拼凑出了一套“领事系统”。包括驻京城总领事馆，驻新义州领事馆，驻元山副领事馆，驻仁川、镇南浦办事处，共有馆员18人。 1938年2月4日，华北伪政府在并未得到日本承认的情况下，借国民政府驻朝鲜领事馆的外壳，将范汉生、马玉发、张义信等人“正式任命”为其驻朝鲜的总领事、领事等。为避免使领馆馆员因不愿回国而附逆，国民政府外交部指示各领事馆：“允许驻外公馆人员辞职，辞职者若以后回国，仍按照原待遇加以任用。” 然而，抗战形势严峻，国民政府前途未卜，使领馆馆员回国后可能无法得到相应职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多数馆员还是毅然回国，但也有馆员选择了附逆。1938年4月9日，大使馆前二等秘书孙湜携华北伪政权首脑王克敏给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的信件，来日建立华北伪政府办事处。4月12日，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驻日办事处”在距中国大使馆不远的麻布区西町正式开张。日军在华中扶植成立“维新政府”后，办事处则同时接受华北、华中两个伪政府管辖。《朝日新闻》报道称，办事处将作为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临时政府”前的过渡手段，负责侨务和联络事务等，待日本承认“临时政府”，办事处便将成为正式的驻日大使馆，并接收中国大使馆馆舍。
孙湜在东京开设华北伪政权驻日办事处的同时，中国驻日大使馆被日本当局从外交团名簿中剔除。1937年9月，日本外务省确定各国外交团名单之际，尚请中国大使馆申报人员名单。 12月29日，驻日大使馆应日本外务省仪典课的要求，根据使馆人员名单将照片发给外务省仪典课，用以制作身份证明票。 1938年3月，大使馆再次向仪典课发函补充人员照片，但仪典课此时已在“考虑是否暂停向中国大使馆发放外交官身份票”。 最终外务省决定，向各外交团发放新身份票，回收去年的旧身份票，而对中国大使馆不发放新身份票，也不回收旧身份票。 结果，驻日大使馆发现，“四月，各馆已接到贴有照片之证明书，本馆独未被发给，外交团名簿亦将本馆部分删除”。 1938年4月，日本外务省将删除了中国驻日大使馆的驻东京外交团修订名单分发各单位。 日方名单内无记录，说明中国大使馆员已无正式外交身份。杨云竹认为，“这与日本外务省发言人所发表之保证我使馆人员身份之谈话不符”。 大使馆同他国驻日使节间的交往也受到影响，如意大利大使馆召开茶话会，对中国大使馆“柬邀本馆同人参加，但本日竟派员请我方回避”。 在物资方面，日本当局对大使馆的限制也愈见严重。杨云竹认为，王克敏访日后，“军部强硬分子主张对本馆压迫” ，“内务省强硬分子知我方无法交涉，主张对本馆实行压迫” ，警察厅限制大使馆汽油，“此专系对本馆限制”。 杨云竹特别担心的是“今后警署难免进逼，即外传将不准发电报亦有可能”，“尔时交涉无路，发电不可，将何以应付”，因此请求“早做准备”、“定期停馆”。大使馆所处境遇日益恶化。1938年5月，所谓“华侨代表”向日本政府和华北伪政府请求，在横滨、神户、长崎、台北增设办事处。 杨云竹注意到，日本当局“近来唆使伪组织在此设立办事处，嗾使华侨请愿增设办事处”，尤其是“日内华侨拟开大会，请积极承认伪组织，并请伪方速派代表”等行为，导致“我处此情势，留馆殆无作用，随时有招辱可能”。 5月18日，东京成立“全日本华侨联合总会”，宣称有来自全日本各地的28个华侨团体，402名代表参加，东京华侨张则盛就任会长。 杨云竹注意到，此次华侨会议“将决议拥护伪组织等”，同时“汽油事无消息，似已绝望”，因此“拟准备结束，请速示机宜”。
次日，大使馆遭到冲击，杨云竹担忧的“招辱可能”成为现实。下午16时，张则盛等30多人分乘8辆插五色旗的汽车，未经门警阻拦，闯入使馆，而杨云竹等10余人遭到包围。张则盛等人要求馆员回国，将使馆交给伪办事处。 在使馆于19时18分向外交部发电报告之时，张则盛等“尚盘踞未去”，并威胁“将施最后手段”。杨云竹屈辱备至，特别是“此事显有日方嗾使，门警准其插伪旗闯入，尤为侮辱”。 杨云竹在事后进一步调查，“接有谍报”确认：“馆门警察拟只准五人追入，卒以警厅中级官吏命其勿加阻止，遂有分乘汽车公然插五色旗之举，而此汽车退出时，有日人分将各车五色旗收去携走，事后并闻日警向华侨募集用费”，通过一系列调查结果，杨云竹更为确信华侨闯馆“足见出自彼人嗾使矣”。 张则盛等人是否系日警直接唆使，虽少见日方直接史料确证，但从部分相关史料中，可管窥到张则盛与日本当局具有密切关系。张则盛担任会长的旅日华侨联合会，召开“维新政府”成立庆祝会之际，可以请到日本原驻华武官坂西利八郎等日方军政要人参与。 内务省报告评价华侨附逆易帜之举为“勇敢之行动”，并例举张则盛领导的旅日华侨联合会等团体组织的活动，以“盛会”形容之。 而内务省正是日本警察部门的主管机关。在后来，张则盛也以所谓华侨代表的身份，与日本政军两界均保持着密切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张则盛冲击大使馆，系借支持伪办事处之名。但据伪办事处负责人孙湜的报告，“东京杂货商名张则盛者，自称该会会长”组织的这一所谓华侨组织，虽然“近在东京”，却并未在伪办事处登记，而且“该会一切活动均未通知职处”，相反极力向日本各部门靠近。 从孙湜的报告亦可看出，张则盛系附日而非附伪，其背后的支持力量自然也来自日本方面。此次华侨闯馆事件，杨云竹认为日本当局压迫使馆的意图已极为明显，大使馆已无继续坚守的余地，因而以辞职相逼，坚决要求停馆：“综合叠次事实，我方已忍无可忍，而又无法纠正，万乞顾及恶劣情势，准予停馆，以保持国家体面，否则准竹辞职，以免陨越。” 随着大使馆所处环境的恶化，国民政府不得不应使馆人员要求，调整大使馆固守方针，“授权该馆（注：驻日使馆）认为最后必要时”，“所有馆员撤退回国”。 据王世杰日记记录，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正是因为使馆遭日本当局唆使华侨进行的骚扰。 而杨云竹收到指令后，随即于5月21日报告，“职认为至此不可再撑，亦不能再撑”，表示将“整严撤退，以保全国家体面，拟于下月十一日撤退”。
5月22日上午，张则盛等20余人再次来到大使馆，但遭到门警阻拦，未能全数闯入，经杨云竹同意，其中3名代表进入馆内同杨云竹交涉。由于形势得以控制，杨云竹从容驳斥张则盛等人，对其“勉以知耻之道”。 《朝日新闻》等日本媒体报道杨云竹“若无本国政府命令，决不后退一步”的表态后 ，杨云竹颇为振奋，向外交部汇报“昨晚各报大载本馆态度坚决，华侨盘踞运动失败”，“职等经两次试探，益加振奋，不辱使命，具有决心”,而华侨背后，“日方警宪”再次出现：“朝日新闻载，警察厅派员入馆采静观态度，查昨日该团体中杂有日探八人之多。”遭遇此次华侨滋扰后，大使馆仍然按照既定计划准备撤退。5月28日，外交部指示杨云竹准备对日照会，“说明迭受阻挠，而日本政府不予保护，致不能行使职务” 的停馆理由，对日在舆论上进行抗争。这一消息不久似为日本政府所知，日本政府即试图提前进行舆论反制，撇清自身责任。杨云竹亦注意到，“日政府虑我方借撤退使馆作宣传，有一部分主张重申一月十六日声明，着我先鞭”。 6月8日，外务省赶在中国大使馆提交照会的前一天发表情报部长谈话，重申“一月十六日声明”（即“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并针对大使馆准备的照会内容，强调一直对大使馆予以“充分保护”，“实为国际法上所罕见”，“最近闻汉口政府决闭锁在日使馆，其理由虽不得而知，此自系汉口政府任意措辞，非日本所过问”。 6月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和驻日大使馆分别发表声明与提交照会，宣布驻日大使馆在日方压迫之下，被迫停止办公。大使馆在向日本外务省及各国驻日外交团提交的照会中，强调并非主动撤退，而系受日方压迫限制，无法自由行使职务，不得不停止办公，全体馆员回国。 国民政府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调日本“于法律上对我驻日使领馆仍负有国际法上所规定之一切义务”，但“不顾其在国际法上之义务，且不惜采取卑劣手段，图迫我使领馆撤退” ，对这一事件应负有完全责任。国民政府被迫撤回驻日大使馆，但其避免主动撤馆断交的立场并未改变。在大使馆撤离前夕，驻美大使王正廷向外交部发电表示：“报载我政府有拟召回驻日使馆人员，宣布绝交之说，廷意使领馆人员似可密饬回国，藉免造成绝交形势，以利美当局行动。” 为此杨云竹撤退至香港后向媒体特意强调：“此次我使馆实为停止办公，并非闭馆，亦非宣示绝交,此为希望各国所应注意者。” 中国大使馆撤退后馆舍遭到封存，日本政府并未承认华北伪政府，亦未应其要求移交大使馆馆舍，一直至1940、1941年之交，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汪伪政府后，大使馆馆舍才被移交给汪伪驻日“大使馆”。
日本当局迫使中国驻日大使馆撤退的手段，与其对待各驻日领事馆的办法有相承之处。一方面，日本当局顾及国际影响，对外宣布对中国大使馆继续提供保护，而在另一方面，则加强对大使馆的种种限制的同时，并在幕后操纵华侨入馆直接冲击，使馆员在无法正常办公的同时，精神上备受压力，以迫使其主动要求撤离回国。国民政府虽了解日本当局这一企图，但缺乏对日博弈能力与应对办法，仅能凭馆员艰难苦撑。从这一角度来看，国民政府驻日大使馆能够在卢沟桥事变后维持近一年，在日本政府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后，仍维持近5个月，实属不易。
从卢沟桥事变爆发到中国驻日使领馆最终撤退回国，在这个过程中，有几项问题值得研究者注意：
一、全面抗战爆发后中日外交关系的处理与国民政府驻日使领馆的命运。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驻日使领馆在日本的处境，其决定因素是中日间外交关系的处理方式。由于中日双方均未宣战断交，日本采取了并非明确“断交”“否认”，而通过发布声明、召回大使来事实否认的“国际创例”。日本并未撤回驻华全部使领馆人员，国民政府亦对应地仅召回大使，要求驻日使领馆继续坚守。如此一来，中日两国实际处于战争状态，日本当局亦通过“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否认了与国民政府存续外交关系的可能性，而中国驻日使领馆却需要顶着压力，试图继续存续并保持工作能力。但在中日战争持续的大背景下，这样的努力终将归于无效。
二、日本通过官宪闯馆等方式，暴力干预中国使领馆的违法行为。为了驱逐或控制中国使领馆，日本警察部门多次煽动华侨甚至直接闯馆，暴力阻挠中国使领馆正常工作，威胁使领馆工作人员人身安全。针对这一显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国民政府曾多次提出抗议，但反响寥寥。
三、日本外务省、内务省等多部门，合力逼迫中国使领馆撤离所采取的多种手法。虽然外务省明确宣布，保护中国使领馆馆员相关权利，但实际上对中国使领馆加以包括外交资格在内的种种限制，而内务省在对汽油等使领馆所需物资上加以限制的同时，其下属的警察部门，监视、限制使领馆馆员，纵容、甚至可能煽动华侨直接冲击领事馆。
四、在缺乏博弈手段，身处敌国领土的情况下，中国使领馆馆员的抗争精神。客观上说，使领馆内部也因为各种原因出现了馆员的动摇，甚至有部分馆员附逆，但在总体上，绝大多数使领馆馆员据理力争，坚守原则，展现了爱国情怀与民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