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注释从略
近代中国的革命包括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两方面内涵。民族革命是要反对外国列强，争取国家民族独立。民主革命的内涵前后有所变化，辛亥之前是反对清政府的专制统治；民国建立后，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并未稍减，国人进入长达十余年的探索时期。国民党“一大”之后，在苏俄指导及中国共产党的推进下，军阀作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与其“主子”一起被确定为革命目标。这一革命目标的确立，使民初在黑暗中摸索的国人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推进了国共合作下包括军事北伐在内的“大革命”的开展，结束了军阀割据混战局面，使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军阀及军阀政治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在主流的近代中国历史书写中，军阀系一极端负面的存在，研究者对其大多是做全称否定判断（universal negative judgment），认为军阀皆一丘之貉，整体形象丑陋，且忽略其前后变化；同时认为军阀统治的北洋时期，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这一认知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逐渐固化。国民党的宣传且不论，知识界也多持此议。梁漱溟就认为，帝国主义、军阀是中国人民的最大敌人。他在1930年4月致胡适的一封信中指出：“在三数年来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认为第一大仇敌是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的封建军阀。”对胡适于此大敌视而不见，别出心裁提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之说，梁漱溟予以严厉驳斥，他特别强调，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说的”。“三尺童子”皆能说者乃是常识，胡适无言以对，只好表示，这也是“我的意思”。这种源自“大革命”时代对于军阀整体负面形象的描述，反映了部分国人的观察认知，有其历史依据，是研究军阀及军阀政治重要的思想与学术资源。
然而，北洋时期诸多民意调查在提供这一认知客观证据的同时，也揭示出一些不同的历史面相。首先，军阀自身的表现及时人对军阀的认知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前，即便军阀之间多次交战，一些军阀仍被视为结束分裂割据实现国家统一的希望所在。苏俄记者维连斯基曾称赞吴佩孚是“好军阀”。共产国际和中共一些领袖（如李大钊）也一度持此认知，致力于促成吴佩孚与孙中山联合，以推进国家统一。其次，在处理对外关系问题上，军阀固然有“勾结帝国主义”的负面表现，但在日本已成中国国家民族命运主要威胁的严峻形势下，军阀中的一些派系坚持抵制日本侵略的立场，在外交上联络美、英制约日本，符合民族主义上升语境下主流民意的取向。不惟如此，军阀存在明显的个体及派系差异，有恶有善，同一军阀或派系，前后表现亦多变化，并非一开始就呈现出整体负面形象。1924年北京政变发生后，标榜武力统一抵御日本侵略实施民主政治并因此得到一定民意支持的直系退出政治中心位置，沦落到曾被其列为打倒对象的割据性军阀的地步，从此军阀政治未见其利而徒见其弊。与此形成对照，改组后的国民党军政集团在民意调查中得票剧增，开始被视为拯救中国命运的新的希望。在“大革命”的政治语境下，经国民党宣传，加上军阀自我表现趋劣，军阀整体负面形象逐渐形成。在1926年以后的民意测验中，军阀大幅丢失选票，近乎完全失却民意。本文拟将北洋时期民意调查中涉及军阀的投票和主持者的调查报告，悉数搜罗，在分析数据的基础上，梳理出军阀在各次民意测验中的得票率，并与调查资料之外的其他文献与史实相互印证，做一个动态考察，庶几对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重要存在的军阀，获取较为完整的历史影像，补充修正对军阀认知中的某些“前见”（preview），并以此为基础，揭示北洋时期中国政治的症结所在，以便为北洋时期中国政治史的研究，奠定更加全面的历史事实与认识论基础。
民意调查是以社会学理论为依据，通过局部调查寻求全体民意的调查方法，在中国大致兴起于1920年代初。1922年4月，直奉交战，曹锟、吴佩孚获胜，国会恢复，民主国家须尊重民意的认知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同年8月，日本人在北京办的《顺天时报》做了一次名为“理想政府各员选举票”的民意调查。这次调查很可能是近代中国运用社会学方法就国家政治问题进行的首次民意调查。之后，各报刊、学校及社会团体纷纷效法，民意调查蔚然成风，各式各样的调查在“民意测验”“假选举”“草选举”“名人选举”等名目下展开，截至1926年北伐开始，相关调查多达数十起，其中涉及军阀的调查不下10起。这些调查，从不同时间、地点及社会层面，提供了全面认识军阀的珍贵史料。《顺天时报》所作“理想政府各员选举”旨在征求对大总统、副总统、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选举的民意。据统计，从1922年8月1日至28日，该报共收到5658张有效票。投票人所在地区以北京为最多，天津、山西、河南、九江、汉口、辽宁等地次之，西南各地因距京较远，交通不便，未收到选票。报社本拟将得票者概行发表，考虑到人数过多，报刊篇幅有限，凡得50票以上者始得列名，余则从略。兹将该报投票结果，按照正副总统、国务总理等得票多少之顺序，列表展示如下（见表1）。
按得票数计算，在全数5658张大总统“选票”中，军阀或出身行伍者共得票2147票，占总票数的37.9%。副总统得票人中可以算作军阀者，合计得2198票，占全部投票数的38.8%。国务总理一职虽“候选人”较多，票数分散，但军阀得票同样不少。位列第一的是段祺瑞，得1072票；徐树铮得162票；靳云鹏得75票；曹锟得59票。内阁各部，文职且不论，陆军总长投票，吴佩孚得731票，排名第一；而曾任海疆巡阅使的萨镇冰在海军总长选举中得1340票，遥遥领先其他军界人物。 如果说《顺天时报》有日本人的背景，不妨看看与之有激烈竞争关系的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密勒氏评论报》所做“中国当今十二伟人”问卷调查。此次问卷调查从1922年10月7日开始。这一天，该报刊登公告并发放“选举票”，邀请读者选举“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一周之后，同样内容的公告和选票以中文发表。公告制定了“选举”规则与办法，强调被选举人须系“名望素著堪为一业中之代表者”；无论中外人士皆可投票，可附一署名信函说明选举某人的理由，选票在每期密勒氏报刊出，选举结果逐期揭晓。选举截止后，经汇总统计，得票在4票以上的被选举人共195名，全部有效选票为18904票。因一张选票可填写12位被选举人，以12除总票数18904票，投票者总数为1575人。若按同期其他“选举”20%左右的废票率计算，投票人总数约在1900人上下。
1月6日，《密勒氏评论报》正式公布选举结果，并对进入前12名的“大人物”逐一作生平事迹简介。该报公示的“前12名”名单及得票情况如下（见表2）：
由上表可知，在得票最多的12个“大人物”中，被称为“军阀”或出身行伍者有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黎元洪4人，共得3607票，占前12名总得票数11375票的31.71%。在次12名“大人物”中，被视为军阀及类军阀者还有段祺瑞、陈炯明、李烈钧3人。总计在前24名中，军阀或出身行伍者共占7个席位，比例为29.1%。得票在4票以上可列入“军事”类的被选举人有39位，其中不少是军阀，占被选举人总数的20%。《顺天时报》《密勒氏评论报》此举，开中国问卷调查之风，不久各地大、中学校闻风跟进，一些社会组织也不甘人后，由此形成一次大范围的民意调查热潮。国内大专院校最早开展民意调查的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11月14日，适逢北高师成立14周年纪念，该校新创办的心理研究室决定开展民意测验，以窥“真正舆论之所在”。调查方法为发放油印问卷，内含8问，包括“你赞成女子参政吗”“你最喜欢读的中国旧小说是那一本”等，其中第2、4两问有可能关联军阀：2、假使你有选举权，你将举谁做下任大总统？4、当今活着的中国人你最佩服哪一个？问题要求即时答复，不记姓名，不许旁窥，答毕由答题人亲自或由招待员代为投入票匮。共收931票，问答统计数据，由主持人做出。北高师的调查由社会学家张耀翔主持指导。张在分析大总统得票数据时指出：主持人在统计时对文人做了记号，计文人共得398票，占全数之68%，“即超过三分之二的选举人赞成文人作总统”，颇有赞叹文胜于武的意味，却于无意中透露，有大约1/3的人将其选票投给了武人。虽然文人之外乃非文人，非文人未必即是武人，但从被选举人的情况看，大总统得票人中属于军阀或出身行伍者有黎元洪、段祺瑞、曹锟、冯玉祥、阎锡山、陈炯明、张作霖、徐树铮、张勋、唐继尧等11人，共得180票，占总数578票的31.1%，入围人数占全部31位得票人总数的35.48%，可知1/3的武人得票率大致可信。几个月后中国大学于创建十周年纪念之际所作民意测验，似可支持北高师的调查 结论。在拟定的10个问题中，第5问“你最愿意哪一个人组阁”与军阀有所关联，投票结果，有13位军阀（或类军阀）入围，占41个入围者的31.7%；13人共得357票，占全部合格票的21%。不过并非所有调查军阀都能得到较高选票。东南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调查就与上列调查有较大数据落差。1923年1月，东南大学政法系及经济系学生组织大总统选举委员会，选举结果，入围的军阀或出身行伍者有冯玉祥、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阎锡山、齐燮元、韩国钧、刘冠雄8人，共得81票，占总票数806票的10.04%。同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于创办25周年之际举行民意调查，军阀得票情况也不佳。此次调查由北大学生会主席、中共党员朱务善主持，由中共党员、北大在校学生金家凤等协助，被试者共1007人，共设计问题10个，与军阀相关的问题为第1、6两问。第1问：“你对于曹锟做总统有何感想？”答题结果：赞成19票，不赞成782票，合计801票，持反对态度者占97%，赞成者仅3%。第6问：“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那几位？”投票结果，入选国内“大人物”者共32人，其中军阀或武人虽有10人，但仅得97票，得票率占有效票789张的12%。如果说北京、上海、南京等地调查反映的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的民意，不足以代表北洋时期大范围民众的认识意向，不妨再看看处于南北军阀夹缝中标榜自治以求生存的湖南人对军阀的认知。
1923年6月中旬，湖南妙高峰中学举行建校十五周年纪念，特设民意测验，征求长沙市民对于国家社会的意见。投票结果：大总统提名人数共30名，总票数734张，其中军阀或行伍出身者入围12人，占入围人数的40%，共得票367张，占总票数的50%。副总统“选举”军阀或出身行伍者入围15人，占全部35名被提名人总数的42.9%，得票235张，占总票数734张的32%。湖南省长选举，谭延闿得245票，位列第一。谭氏曾任两广和湖南督军，是公认的军阀。在全部入围者中，属于军阀者还有赵恒惕（27票），鲁涤平（5票），曹锟、冯玉祥（各2票）等。这一选举结果，或与湘人即便实施自治也需武力作为凭借的认知有关。湖南在自治运动中，曾有“三个秀才携手，可以统一中国”的说法，指的是文武兼修的军阀吴佩孚、赵恒惕、陈炯明，可见湖南人对军阀的认知。至于各次调查的平均得票率，从上列调查看，军阀入围“大人物”、获总统或内阁职务提名的得票率高低不等，颇为悬殊。《顺天时报》的调查军阀或出身行伍者得票占总票数的37.9%，副总统得票率为38.8%；《密勒氏评论报》的调查位列前12的“大人物”中军阀得票占31.7%，次12名中军阀得票占29.1%；北高师的选举军阀有11人入围，得票率为31.1%，东南大学的选举军阀得票占10.0%，北大的选举军阀得票率为12.0%；中国大学投票军阀得票率为21%；湖南妙高峰中学总统投票军阀得票率为50%，副总统为32%。基于统计学立场，考虑到异常值的整体波动（overall volatility）影响，去掉数据组中的“极值”即通常所说的最小数（10%）和最大数（50%），则1922—1924年民意调查中军阀平均得票率为29.2%。值得注意的是，个别军阀在民调中得票率一直较高，排位也相对靠前，其中最突出的是吴佩孚。在《密勒氏评论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中，吴佩孚得995票，排在蔡元培、王正廷、张謇、黎元洪、胡适等人之前，位居第5。在北大25周年校庆问卷调查中，吴得15票，排在王宠惠、伍廷芳、康有为、唐绍仪、顾维钧、颜惠庆、袁世凯、黎元洪、曹锟之前，位列第6。在中国大学十周年纪念“你最愿谁组阁”的问卷调查中，吴得31票，排名第12。在东南大学的“国内大人物”调查中，吴得27票，排名第7。在妙高峰中学的未来大总统候选人提名中，吴得20票，排名第3。段祺瑞在民意调查中得票也居于前列。如在《顺天时报》“民意中之理想政府”投票中，段得2059票，占总票数的36.4%，与得2073票、占总票数36.6%的孙中山，几在伯仲之间。这固然与该报系日本人所办且段被认为有亲日倾向有关，但段曾“三造共和”，从维护民国政制的立场看，他获高票，也有依据。吴、段二人在各次民意调查中的得票及排位，说明军阀在民众心中的形象存在个体差异，不宜一概而论。
问题在于，上列数据基本是从1922年至1924年所作民意调查中采集，对应的是两次直奉战争之间的时局认知，难以反映动态民意，要全面了解北洋时期民众心中的军阀形象，尚需做历时性考察。1926年初，军阀政治已呈乱象，国民党即将北伐，“打倒军阀”被确定为国民革命的重要政治口号，国家政治即将出现重大变化。在这一背景下，《京报副刊》举行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方式为投票选举“新中国柱石十人”及各类“柱石”。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投票中，没有一个军阀入围“柱石十人”。另外，在军政交叉，军阀兼任中央和地方民政及行政长官已成政治常态的情况下，《京报副刊》民意测验中“政治类新中国柱石”投票，前15名中，仅黎元洪一人出身行伍，其他全部是政治家或文人，与三年前的调查结果相较，明显不同。更为显著的变化是国民党人得票率剧增。《顺天时报》的问卷调查，总统、总理和内阁总长候选人，孙中山之外，没有一个国民党人达到该报纳入统计范围的起码票数。《密勒氏评论报》选举“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如果当时处于“脱党”状态的蔡元培不算，进入前12名和次12名的国民党人只有孙中山和李烈钧两人。但当1926年《京报副刊》作民意调查时，尽管孙中山已去世，国民党少了一个受人拥戴的重要因素，入围人数却未减反增。“柱石十人”名单中，有蔡元培、汪精卫、蒋介石、吴稚晖、李烈钧、于右任、徐谦等7位国民党人入围。政治类人物得票前15名中，国民党人占了近半，汪精卫排列第一，于右任、徐谦、胡汉民、谭平山、孙科、戴季陶、叶恭绰（曾加入同盟会）等“抱团”入围。虽然这次民意测验选出的军事类“新中国柱石”人物中，“旧军阀”仍占一定比例，但相较而言，未列入本文讨论范畴的“新军阀”已异军突起，后来居上。蒋介石在《密勒氏评论报》选举中仅获4票，在综合类大人物中未列名，在军事类人物排第19位，现在居然位列“新中国柱石十人”第3名，军事类“柱石十人”第1名，可见变化之巨。不过，尽管在北伐前夕民意已发生变化，在直皖战争结束至第二次直奉战争之间的各次问卷调查中，军阀毕竟得到了29.2%的选票。这一得票率究竟是何概念？讨论这一问题有一认识前提，即任何民意调查数值的高低都具相对性。就个人得票而言，孙中山在各问卷最高层级投票（即总统、伟人、柱石十人等投票）中，稳居最高位置，没有任何一个军阀能望其项背。但作为社会群体，考虑到整个社会文、武人数比例，文人和不是武人的政治家占绝大多数，则武人这一得票数值并不低。中国大学的“内阁选举”，武人得票率为21%，组织者王惟英尝窃喜武人得票不多。其实就组阁而言，内阁各部属于武职者只有陆军部、海军部和参谋部，其余各部均是文职。文职总长，军人很难入选。武人能在文职为主的内阁官员“假选举”中得到21%的投票，已属较高的得票率。而作为军阀的吴佩孚，居然与张謇、李恩浩、聂云台等同列，在财政总长选举中各得1票，票虽甚少，却耐人寻味。
中国传统重文轻武，文人向来蔑视武人。在此传统下，民调组织者和投票人的构成，多少包含对武人的不利因素。北洋时期的民调可分三类：一类由报刊组织，如《顺天时报》《密勒氏评论报》两报的民调；一类由学校师生组织，如北大、北高师、东南大学、中国大学、妙高峰中学的选举；一类是社会组织举办，如湖南旅京同乡会的测验。就组织者看，主要是报社编辑或学校师生；就投票人看，则大多是在校师生、报刊读者，政界人士和商人只占少数。比如《密勒氏评论报》系英文报刊，读者基本上是懂英文的知识人或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商人。湖南旅京同乡会的测验，学生占全数70%（中学生和小学生占学生全数30%，专门学校学生占70%），政界占全数20%，其余各界占10%。北大的选举，发起人是在校学生，在被试的1007人中，学界752人，占74.7%。可大致反映投票人的构成。白鲁恂在分析《密勒氏评论报》十二位伟人问卷调查时注意到，这次选举的投票者主要是学生和商人，他认为：“这一组人群是最不尊重督军的，若是调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将会出现对军事领袖更高的支持率。”此言不无道理。当然，投票给某人并不意味着价值上认同或佩服某人，有时功利主义考虑也会支配投票，由此引出对民众投票与价值认同的关联性思考。这对厘清斯时国人究竟如何认识军阀，关系极大。对此，一些调查的主持人似有所意识，专门设计出相关提问。如北高师的问卷在“假使你有选举权，你将举谁做下任大总统”提问之后，设计了“当今活着的中国人你最佩服哪一个”一问。在该问题的投票中，军阀或类军阀的入围人数及得票颇高，吴佩孚、冯玉祥、黎元洪、段祺瑞、李烈钧、徐树铮、阎锡山、张敬尧、张勋等9人均在其列，占全部得票者31人的29%，9人得票数共181张，占列入统计的518张选票的31.9%。关于被选举人与受佩服人的关联性，北高师“心理测验”或可部分揭示（见表3）。
由此表可见，当被佩服者是政治家时，武人被选举率为22%；当被佩服者为文人时，武人的被选举率为33%，而当被佩服者是武人时，武人被选举的几率为58%。平均计算，武人被佩服与被选举的百分比为37.7%。其他的一些调查甚至在名目上便提供了投票与价值认同关联性的提示。如《顺天时报》“民意中之理想政府”选举，其“理想政府”与丁文江、胡适等人期盼的“好人政府”一样，均须由“好人”组成，投票即表示佩服或价值认同。《密勒氏评论报》选举“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大人物”所用英文原文是“the greatest living Chinese”，即“最伟大的健在华人”，钦佩含义甚是明显。北高师的调查第4问“当今活着的中国人你最佩服哪一个”，要求须“最佩服”才投票。《京报副刊》“新中国柱石十人”问卷调查，主持人孙伏园强调：正如人体离不开“白血轮”一样，这十枚“白血轮”可以称作“新中国之柱石十人”，“1926年以后新中国的命运便寄托在他们身上”。调查名目及主持者的说明，均体现出投票与价值认同的统一。因此，上列各次调查中军阀的得票数与得票率，应能反映投票人对军阀的正面认知。然而在调查技术上，这些民意调查是否存在瑕疵？如果存在，又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调查结果的可信度？总体而言，上述调查按当时的调查技术及运用水准衡量，上述调查大多做得较好。比如北高师的调查，很大程度上被当成刚成立的心理研究所的“心理测验”研究项目进行，由留美归国社会学家张耀翔组织并指导，所作调查结果分析中性客观，以至其他学校纷纷邀请张氏前往指导。中国大学草拟的10个调查问题，就经他复核方付印发放。不过，因民意调查在中国尚处于学步阶段，这一时期的民意调查也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1、区域覆盖面不广。学校的调查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长沙，订阅《顺天时报》《密勒氏评论报》两报者或不止分布在这几个城市，但地域范围也不大，基本局限在华北、华东和华中，西南、西北、东北及华南则很少。2、投票人主要是学界人士，比例超过70%，其他各界人士偏少。3、参与人数不多。如《京报副刊》在投票截止日仅收到220票，延长投票期限后共收到432票；再次延期后，一个月内发放票数达20万张，回收的还不足500张。4、能够反映军阀统治后期民意变化的调查偏少，目前仅发现《京报副刊》所做的一次调查，若有偏颇，难以从技术上作数据修正。5、一些调查组织者有意无意在设计问卷时对投票人作引导。如东南大学总统选举委员会《举行草选举宣言》宣称，因现实中的总统选举即将开始，“议员仆仆于京津保洛之间，奔走于军阀武人之门”，无视民意，故举办这次“假选举”，这样做“纵不必寒武人之胆，戢狼子之心”，也可让世人知真正民意之所在。明显包含对武人不利的价值引导。
最有可能遭受訾议的是调查的基本方法。北洋时期民意调查大多采用问卷法，调查对象乃特定人群，属类别调查。类别调查在方法上是“以种判属”，用以调查普遍民意，成功几率有限。如果限于条件不能普查而被迫抽样，方法应是随机的。然而，从世界范围看，以随机抽样法采集民意始于1930年代中期盖洛普（George Gallup）在新泽西创办美国民意研究所之后，即便在美国，1920年代的民意调查也还是在特定人群中进行。典型案例是美国《文学文摘》进行的民意测验，其方法是从电话号码簿和汽车登记册上选取遍布全国的选民作为调查对象。北洋时期的民调与此相似，方法并不随机，无疑存在可议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类调查没有价值。以《文学文摘》杂志的调查为例，尽管在1930年代后期罗斯福总统连任预测上惨遭失败，但它毕竟曾成功预测了1924年、1928年、1932年的总统选举结果。原因在于，民意会相互渗透，有时一部分人的意向可能会影响多数人。该杂志的调查对象基本属中产阶级，社会地位承上启下，其意向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从而代表多数民意，这是批评者所忽略的。这表明，北洋时期基于学界或媒体受众展开的民调，同样有可能超越被测试人的狭小圈子，反映较大范围的民意。
1922年至1924年的各类民意调查，军阀得到29.2%的选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民意对现实政治的完全认同，毕竟还有70.8%的选票另有所投，从这一得票率背后甚至依稀可见对军阀及军阀政治否定性因素的存在。学者业已指出的军阀割据、军人干政、纷扰战乱等问题或许正是影响军阀得票率的重要因素。不过学界对军阀问题的既有研究仍略显表浅，所指陈的问题虽客观存在，却大多只是现象而非造因。它是这样一个问题的表征，即国家在政治转型中推翻旧有集权政制，却未能建立起新的权势重心，导致政治统治失序。对北洋时期的中国政况，杨荫杭尝有历代乱世之喻，但他更习惯拿北洋时期比况五代，认为斯时的北京政府好似梁、唐、晋、汉、周居于中原；督军各有地盘，犹如南唐、吴、越、汉、蜀、楚、闽各踞一方，因而发出“今日之时局，五代之时局也”的感叹。与杨荫杭不同，有世界眼光的蒋梦麟将北洋时期的中国比拟印度，认为中国军阀“像印度土大王一样统治各省”。欧洲人贝内特则认为，中国18个行省里军事领袖的地位“与中世纪的莱茵诸侯很相似”。在国外受过现代政治学训练的周鲠生习惯“透过现象看本质”，故能意识到军阀割据状态与国家权势重心缺失的关系。他指出：“就民国全体言，则为无政府，因为事实上国中已无一权力的中心可以支配全国或其大部分。”
这种情况不独就国家层面而言，即便在一些与中央政府抗衡的“地方”，内部也存在离心因素，未能形成稳固的区域性权势重心。西南各省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就是如此。齐锡生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该地区军人群体中并未产生个人才干、军事及其经济实力方面极为突出的“中心人物”，致使“南方军人缺少促使结合的动因”。国民党北伐时，直系后起巨头孙传芳以南京为根据，凭借苏、浙、闽、皖、赣五省联军司令地位，“颇想作三国时代的孙吴”，终因“联军”联而不合，也未能遂愿。与清季湘淮军兴起导致的兵为将有、地方势力坐大现象不同，斯时貌似与中央离心的现象，是一种客观上有利于合的“中央方向上的地方主义”（center-oriented regionalism）。而北洋时期的地方主义显然已偏离中央方向，成为一种在承认“民国”名义下的割据性分裂。随着地方势力坐大，中央权力虚化，国家政局陷入动荡，大局变化周期由民国初期的三四年变成两年一年甚至更短。短暂的执政，使中央政府沦为五日京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统治国家的能力。在此政治格局下，北京曾经具有的俯视天下的崇高地位迅速下降，国内政治家对它的重视程度亦远不如前。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暮色笼罩，时论已将北京政府视为世界政治史上“最无权能之政府”。民初国家权势重心失却有其历史成因。人所共知，辛亥革命不是以秦王扫六合即武力推翻旧朝建立新朝的方式进行，而是以武昌首义，各省宣布独立的特殊方式进行。各省独立后，要建立政治共同体就得整合分散的军政力量，整合方式是南北谈判。结果虽在形式上达成统一，但南北对峙的内在因素并未消除，南北内部也未能有效整合，从而预埋了权力分散的种子。不唯如此，民国肇建之初，百废待举，制度建构，类多从权，一些军政制度的建立，明显将国家政治引向军人干政的方向。军人一旦干政，便可获得地方政权在民政、财政上的支持，强化对于中央的独立性，导致权势重心进一步失却。在应当对此承担责任的诸多制度中，督军制度最受诟病。所谓“督军制度”就是军人兼任省长的制度。“大革命”时期南方高呼要打倒的军阀，基本都是督军及以上层级的军人。然而为研究者普遍忽略了的是，最早主张军事官员兼辖民政者，大多是后来声称“打倒军阀”的南方阵营的人。阎锡山回忆说：1912年7月，广东都督胡汉民电称，中央现主极端集权，实行军民分治，收军权财权暨一切重大政权，悉褫中央。补救之法，唯有联络东、西、北各省反对力争。后接江西都督李烈钧来电，赞同此意。阎锡山对此亦“深表同情”，其复电称：“地方分权，古今通义，征诸历史，根据甚深。且中国省界之大，动逾千里，非东瀛府县西欧州郡所可比拟，即授以各国地方行政之权，尚觉轻重失当，遑论集权中央。况当建设时代，伏莽未靖，军政民政其权不容分属，宜授各省都督以行政特权，限以年岁，使其厉行整理。”经李、阎等人广为联络，最后由江苏都督程德全领衔电京。可见，都督兼摄民政在民国肇建之初，已被包括国民党人在内的地方势力当作与中央抗衡的重要手段。这一主张自然不会得到正在谋求中央集权的袁世凯首肯。
但历史仿佛在故意制造曲折。由于政令推行困难，一贯主张中央集权的袁世凯在否定上述联电之后不到半年，下令“各省应设民政长除江苏、江西、福建、湖北、山西、四川等省业经任命外，其余各省应由各该都督暂行兼署”，即便有专任民政长的省份，都督也兼任民政。事实上同意了胡汉民等反对派的主张。但此举仅系从权，压垮“二次革命”后，袁氏厉行军民分治，再度否定都督兼管民政，并借用前清制度，以巡按使为一省民政长，而将都督改为将军，专掌武事。袁世凯死后，其拔识的文治派失去依傍。而段祺瑞执政，威望顿减，袁氏一度强调的“军人不得干政”的思想，完全打破。1916年7月6日，段下令各省将军一律改称督军（即都督与将军之合称），同时将巡按使改称省长，看似军民分治，却无袁世凯那样的强制执行力。有民初一度实施的兼管民政的先例，各省督军皆以兼管民政为应享权利。1916年7月，湖北督军王占元首开其端，各省督军接踵效尤，兼任省长，军民两政，操于武人，遂成通例。从发轫及形成的历史看，督军制度经历了都督、将军到合二为一的督军的发展，后来几乎被对等界定为“军阀”的督军，其兼管军民两政之议，实际是起源于反对袁世凯集权中央的以南方革命党人及东南立宪派为主的地方势力。可见若论军阀制度的起源，责任尚不尽在军阀本身。督军制度之外，巡阅使制度亦广受诟病。巡阅使是民初地方高级职官，该制的建立被认为是在“督军之上更设高级之督军”。相较而言，盘踞一省的督军多满足于“保土安民”，巡阅使则不乏兼并它省甚至统一国家的抱负。因其官阶更高，彼此矛盾在更大范围展开，冲突也更为剧烈。吴佩孚和张作霖之间关系颇能说明这一点。1918年9月段祺瑞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本为北洋旁支的奉系军政地位开始显赫并逐渐将势力插入关内，这与直系尤其是吴佩孚发生了矛盾。1920年直皖战争，吴佩孚居打倒皖系首功，但因资历浅，战后仅得一直鲁豫巡阅副使头衔，为张作霖所藐视。后来凭借援鄂战功，升任两湖巡阅使，京汉一线为其控制，地位与张作霖相埒，从此张不再藐视吴，但直奉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因此上一台阶。不过民初权势重心失却的主要原因并不在此。军阀割据战乱，至多只是权势重心失却的表征而已，其根本原因是民初根本法设计触犯政治技术禁忌，因人立法，导致政体设计畸形，从制度上促成并固化了这一现象。本来，南北统一之后，袁世凯致力于权势重心重建，已取得一定成效。但袁的政制建设被认为趋向专制，制约性的根本大法《临时约法》及相关法规很快由其政治对手近乎单方面炮制出来。作为宪法性质文件，《临时约法》的贡献在于确定了共和民主制度，从国家根本制度建设上否定了封建帝制，厥功甚伟，但《临时约法》及相关根本法在政体设计上却存在严重的技术缺陷。
按照西方政治学理论，权力需要制衡，分权是制衡的有效手段。但《临时约法》的分权设计却十分蹩脚。这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立法与行政权力不平衡，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重大决定有同意权，对政府首脑有弹劾权，行政方面却无相应的对于国会的解散权，造成单向制约状况；二是行政上府、院并立，而总统职位并未虚置，造成既非总统制，也非内阁制，府、院并列，行政体制二元，难以发挥正常的政府功能，徒惹府、院纷争；三是军队统帅权归属不明。关于前两方面问题，本人曾著文讨论，无庸赘述。这里只着重讨论民初国家建构中有关兵权归属的问题。为使讨论能够深入，本文将扩大讨论的文本范围，以资比较。民初国家政体建构中，可以决定兵权归属的根本法除了《临时约法》，还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中华民国约法》。比较这三个文件可以看出，《组织大纲》和《中华民国约法》将政体设计为总统制，总统为“陆海军大元帅”，负责“统帅陆海军”。而《临时约法》设计的是责任内阁制，仅规定大总统“统帅全国陆海军”，没有军职，已呈区别。在总统制下，大总统以大元帅身份统帅陆海军，虽然政府机关也有陆军部、海军部和参谋总部，但总长系总统僚属，按照《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规定，其职责是为大总统行使权力服务，因而大总统实际拥有军队的统帅权，军权一元化。而《临时约法》实施责任内阁制，虽规定大总统统帅陆海军，但内阁是对国会负责而非对总统负责，陆军部、海军部及参谋总部各总长，是在内阁总理主持下开展工作，这就使《临时约法》有关统帅权的规定在理解上发生歧义。不仅如此，民初颁布的《都督府暂行条例草案》又使这一状况进一步恶化。该草案第3条规定，都督统辖该省各项军队，有维持地方治安之责。第4条规定，“都督于军政事务，受陆军总长之指挥监督，于军令事务，须受参谋总长之指挥监督”。《草案》直接赋予陆军总长及参谋总长以军政军令大权，于是统帅权归属一分为二，大总统对于军队的统帅权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
《临时约法》及相关法规对统帅权的双向赋予，看似有他国先例可援，实则差别甚大。如日本《明治宪法》采德意志军政与军令分离的二元制，将军权分割为军令权与军政权两部分。军令权又称“统帅权”或“兵马大权”，包括战略计划，临战动员及作战指挥等事项；军政权包括编制、训练、后勤供给等。军令权名义上归天皇，军政权归内阁。军令长官有“帷幄上奏权”，凡有关军令事项，可以不经内阁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断，体现了“统帅权独立”的原则。不难看出，在日、德等国，统帅权就是军令权。《临时约法》规定总统统帅全国海陆军，是赋予总统对于军队的统帅权，但直接负责军政、军令事务的陆海军部和参谋总部却属内阁，已从中央层面架空总统对于军队的统帅权。加之《都督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各省都督府统辖本省军队，其军政、军令事务分别向陆海军部及参谋部负责，导致各省军政与军令均由内阁统辖，又从地方层面将总统对军队的“统帅权”抽空。于是总统对于军队的“统帅权”近乎完全丧失，仅留下《临时约法》总统统帅海陆军的空头规定以及总统要求名实相符的法理依据。这一严重的体制缺陷，势必引发府、院矛盾，为军人干预政治提供机会和条件。蒋方震尝以1917年对德宣战问题上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冲突，说明府院之争与军人干政及直、皖两系军阀对峙局面形成之间的关系。所言追根溯源，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思考，却未意识到，《临时约法》的制度设计应对此承担责任。一个为其忽略的事实是，府院之争并非仅围绕对德参战展开，而是反复发作，其间凸显的是制度设计上的问题，要害在于分权而不得要领。《临时约法》的分权设计貌似体现了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实质上与现代政治学的理论与实践背道而驰。亨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落后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需要一个政治上实行集权主义时期的理论。为此他提出建立“强大政府”的对策，强调政治权威制度在政治现代化及政治发展与稳定中的重要性。在讨论军政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时，亨廷顿认为，在复杂的政治结构中，最需要关注的不是权力的相对划分，而是这种分权对其他群体权力的影响。两个同等级别团体的存在，意味着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对其他群体所能发挥的权力都要弱于存在一个完整主权权威的情形。他特别强调：“分权对于军事领导人参与政治冲突而言，即便不是不可抗拒的力量，也是一种长久的诱惑。”亨廷顿虽被认为是保守主义政治学者，但他并不是在为集权主义张目，而是在把脉转型中国家的政治通病，所言对认识民初因军阀割据、军人干政的原因，从国家制度建构层面提供了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说明。对于分权易启纷争，不利国家实现政治转型，民初国人并非毫无体认。鲍明钤指出：“当国家从绝对专制转为民主共和,缺乏议会民主的实践经验和程序,立法机构便立即获得任命总理、内阁部长、大使等的同意权,这给议会干涉国家行政以众多机会。”鲍氏甚至认为,《临时约法》这一缺陷,“使中国付出了内战的沉痛代价”。谭人凤指出：《临时约法》不适当地赋予参议院“干涉军事计划之大权”，以参议员操持军务，正所谓“筑室谋道,安有成功之冀望”。曾经是革命队伍中一员的章太炎更是明确指出,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在政治建设方面表现得无能为力,了无建树；“政府之无能力,在参议院之筑室谋道,议在锥刀,破文拆字。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因而提出尽快“改定约法”的建议。
然而政制弊端不仅表现在政体设计上，在国体设计上问题同样突出。传统政制颠覆后，国家到底是实施单一制还是联邦制，是实施中央集权还是地方自治，国人并未思考成熟，先后制定颁布的几个根本法均未能妥善处置，导致中央与地方关系缺乏根本法的制度规范，国家权势重心无法形成。
从文本上看，《临时约法》偏重中央政制层面的立法与行政分权，基本回避了地方制度问题。《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通过强化总统权力，体现出集权中央的倾向，暂时解决了独立各省事实上的分权自治的问题，但稍后的“天坛宪草”已透露出分权意向。袁世凯死后，地方分权趋势愈加明显。1920年代，地方自治运动高涨，一些地方开始自订宪法。在此背景下制定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明显受到影响。与此前几个根本法比较，该宪法虽内容和形式相对完备，但在国体问题上却表述暧昧。其第一条虽开宗明义，规定中华民国“永为统一民主国”，但因未能界定国体构建与区域集合方式，在强调“统一”的前提下，又做出了联邦制的实际规定。宪法标榜“统一”反映了北洋领袖的一贯主张，若宪法不言统一，曹、吴“武力统一”的主张便会失去合法性依据，故须首先揭示“统一”宗旨。而“联邦”则反映了南方各省的“自治”诉求，与“统一”背道而驰。两者在宪法中并存，看似寻求政治平衡，然而正如民初政治实践中南、北无法合辙一样，宪法文本中“统一”与“联邦”的规定也很难协调，一旦付诸实践，“联邦制”就会走样。很明显，这种在强调“统一”前提下暧昧表述的以省为单位的“自治”乃是一种畸形“联邦制”。陆鼎揆说：“今之新宪法中既列举中央与省之权限于国权彰矣，而又居然以‘统一’字样加之国体条文之中，宪法精神内部之不融洽，未有若此者也。”可谓一语破的。在军阀割据的现实状况下，联邦制的国体建构无疑是导致权势重心进一步失却的制度原因。问题在于，有了国宪暧昧的联邦制规定，此前并不合法的省宪也就变得合法，而省宪有关省长权限的规定又与军阀割据及军人干政形成支撑关系。以湖南制定颁布的《宪法》为例。该宪法的制定者虽多少意识到文武分治的必要，但正式公布的宪法并不限制军人对全省最高行政长官省长的被选举权，只规定当选后须解除军职，同时又规定省长有统帅全省军队及管理全省军政的权力。刚解除军职的省长马上就可以统帅全省军队，且其“统帅”“管理”权并不限于军政，而应是分别对应军政与军令，与既有兼统文武的督军有何区别？（身为湘军总司令的赵恒惕就经历了由军到民的身份转换而实际上一身二任的过程。）这样的规定能体现以文制武精神吗？
显然，20世纪20年代初自治思潮下中央及地方两个层级的制宪，都在事实上步入与解决军阀割据、军人干政问题相反的政治方向。如果说北洋时期中国政治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权势重心失却，根本原因则是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出了偏差。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控制北京政权，解决军阀割据、国家权势重心失却的政治机会终于若隐若现展示出来。《北华捷报》观察家意识到，中国的军事政治力量过于平衡，现在出现了难得的因各方力量不均衡因而可能重新统一的机会。美国《星报》发表社评，对吴佩孚寄予希望：“吴氏今日正有绝好机会，扫除国中离携分子，统一全国，建树莫大之勋。”甚至共产国际的马林也从直系的获胜看到了“造成一个有力的独立的中国”的可能。如果说外国人只是在观察现象并表达其愿望，那么总统府军事咨议卢静远在给大总统的条陈中提出的建立权势重心的建议，就是具体的政治建设主张，触及问题要害了。卢静远指出：华会以后，各国皆愿我国组织强有力之政府。物理家言，凡物皆有重心之点，能握重心之点，则万事万物俱可举重若轻。直奉一战，吴胜张败，全国之重心点，将集于吴佩孚，正可利用此重心点，解决时局问题。为此，卢静远提出任吴佩孚为陆军总长，整理全国军政，厉行裁兵练兵；裁撤各巡阅使、各省督军等缺，督军改任省长；各省军队裁并后，即顺次编为号数（如陆军第几师之类），一律隶属中央；迅速召集国会，制定制度，修明政治，树自治之规模，定民国之基础。然而问题亦随之出现。直系虽先后战胜皖、奉军阀，但奉系的军事力量并未摧毁。不仅如此，西南、东南地方实力派作为中央政权的离心力量仍然存在，皖段、奉张及孙中山反直“三角同盟”正在酝酿组合。就国际环境言，巴黎和会至华府会议期间，和平主义思潮弥漫全球。受其影响，中国国内裁军反战的和平呼声甚嚣尘上。被视为北洋“文治派”的徐世昌当选总统，就是这一时势的产物。在这一语境下，若主张武力统一，显然触犯时忌。由是实现国家统一究竟应经由和平途径还是经由武力途径，对政治家来说，成为两难选择。从政治技术角度分析，像中国这样一个事实上已呈分裂气象的大国，要实现统一，离开武力，将无以为功。胡政之就认为没有武力支撑，“和平统一”只是幻想。徐世昌担任大总统后，胡发表《徐东海果当选大总统》一文，质疑在分裂割据局面已成的形势下，“欲和平，是否可以统一？欲统一，是否应当和平？”认为若无彻底的办法，局势将愈加破裂，“徐公果将以何法，令和平与统一，二者打成一气耶？”
显然，在当时特定形势下，“武力统一”是国家重建权势重心无可奈何的选择。选取这一路径固然会造成破坏，殃及民生，但这是国家实现统一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政治军事力量的平衡需要借助强力才能打破。就权势重心的构建而言，北洋时期，军阀不是问题，“军”而不“阀”才是问题；战争不是问题，战而不胜才是问题。这并非危言耸听，有见识的时人早就表达过类似意见。杨荫杭曾表示，段祺瑞“果有统一全国之武力，段家将亦未可厚非”。罗文干就认为，战乱并非北洋时期的时局特征，“非战非和”，战争打得“不痛不痒”，不决胜负，才是这一时期政治军事局势的特征。他认为，“使其战而一方胜也，则力胜者理强，可以统一”，所有问题均迎刃而解。“今则不然，有时战，有时不战，而胜败不分，无强弱之别”，这种不战不和，不生不死的局面，是“国家统一之最大障碍”。可见“民意”并不完全厌恶武力，而是厌恶不能实现统一，却又带来战乱的武力。如果学者能就罗氏所言达成共识，则对直系坚持“武力统一”路线，认定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达至统一目标，就应从现实主义立场予以肯定，即便实施武力会造成诸多负面影响。以往论者总以此批判直系军阀，其实曹、吴的政治对手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走的也是与直系同样的“武力统一”路线。孙不甘做山大王，坚持北伐，其后继者沿其指示的方向一往直前，就是因为中国两千余年大一统的政治结构和由此形成的政治传统牢不可破，而现实的分裂割据局面非诉诸武力无以破局。在统一道路的选择上，直系军阀与国民党可谓不谋而合，共趋一途。不过南北双方中原逐鹿的结果，一胜一负，包含一个重要提示，即武力之外，双方所凭借者或有所不同。这是研究军阀政治需要从更深层次加以认识的问题。政治运作需要讲求“合法”与“合道”。就法律言，南方国民党军政领袖揭橥“护法”旗帜，认定《临时约法》是民国一切政治存在的法律依据；北方军阀则凭借武力，以“北洋正统”相标榜，自认是袁世凯之后中华民国统治权的合法继承者。然而如时论所言，南方的“护法”，到1920年代，已是一个既不合法，事实上也已丧失号召力的政治主张。就合法性而言，南方所护之法为《临时约法》，但该法只具临时性质，且如时人所论存在诸多政体设计缺陷，所以才会引来持续不断的改订呼声，而有后来通过“合法程序”产生的正式约法和宪法。就立法机关而言，自民八国会分裂之后，南方召集的“国会”始终未达法定人数，只能开“非常会议”，由“非常会议”选出的政府是否合法，本身就是问题。钱基博说：“若夫民党，尤为可哀。侈言自由，假途‘护法’。至其所谓‘护法’者，亦不过所奉之辞而已。一旦手握重权，则破法者亦即此辈。”胡政之更一针见血指出：南方日日高喊“护法”，然“迹其所为，则无往而不与法律刺谬”。在这种情况下，标榜反对军阀的南方国民党军政势力，实际上已与其反对的军阀同质，以至共产国际也认定其与军阀无异。
北方祭出的“北洋正统”更成问题。“北洋”曾是中国政治中一面有影响力的旗帜，所谓“北洋为世所重，民党为俗所轻”，可以证此。然而经过北洋军人三番五次的内讧及裂变，曾经响亮的“北洋”招牌已被彻底砸毁。1922年5月，当直奉战争结束之际，杨荫杭曾作文讨论时局。他认为，所谓“北洋正统”在今日已不是让人敬畏的名词，而已败落成诋毁性的“丑语”。他以史实对此作了论证：清末就有“北洋正统”，却未能拯救清之覆亡。民国肇建，袁世凯作为北洋首领，却走上注定失败的“帝制”道路。以后的直皖、直奉战争，皆标榜“北洋正统”者相互厮杀的“丑剧”。杨氏据此总结道：“今日果能觉悟，自当绝口不谈‘北洋’二字，一洗北洋之余臭，乃可与民更始……若犹以‘北洋’二字为号召，国人将掩耳而走矣。”陈叔通说吴佩孚的“根本谬误，即在‘北洋正统’四字”。可见“北洋正统”旗号，早成明日黄花，光鲜不再。对此，北方并无觉悟。北方军人每以“北洋”自况，如北洋元老王士珍与人通函，常用“我北洋团体”之句，王占元在大庭广众之中，每自称“我们北洋派”。北京政变后，段祺瑞被推举担任临时执政，在奉军将领何柱国看来，原因在于“段以北洋元老的资格，对于北洋军阀，无论哪一个，虽然都吸不住，却都罩得下”。北洋观念在北方军人心中根深蒂固，以致内部也有“嫡庶之分”。吴佩孚自认承袭冯国璋、曹锟衣钵，“一向不把张作霖当作北洋正统”，即其显例。后来发现北洋招牌不灵，一些北方军人曾尝试改弦易辙。比如直系在先后战胜皖、奉之后，将南方正逐渐废弃的“护法”旗帜加以改造，借尸还魂，试图通过“恢复法统”，获取合法号令天下的“中央政府”地位。第二次对奉战争结束后，吴佩孚不甘失败，又以“法统重光”期间国会确立的宪法体制为正统，打出“护宪”旗帜。然而这不过是重蹈孙中山的“护法”覆辙而已，对于挽救北洋命运尚且没有实际作用，遑论国家权势重心重建。从军队归属上讲，北方军队事实上的私兵体制，也未改变。北洋军事领袖普遍被定义为“军阀”，军队的非国家属性，是为基本原因。与北方军人固步自封不同，南方的国民党却能与时俱进，不断追随时代步伐。1924年“一大”召开之后，国民党丕变。学界有关国民党变化的研究已很充分，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明确了革命纲领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现实目标；二是通过带有容共色彩的改组，在组织上实现了新陈代谢，具有革命性的“左派”掌握了主要权力；三是通过联俄，获取了从英美方向未曾获得过的军事及经济援助；四是组建军校，并对军队进行改造，创立了一支由政党领导的军队，改变了军队的性质；五是明确了政治与军事双管齐下的北伐方略。
国民党的变化可谓脱胎换骨。通过改组，国民党明确了党纲，其军队从此成为有主义并有严明纪律约束的“党军”，这与北方军队始终未能祛除“私兵”性质形成巨大反差，并因此摆脱护法期间遭受“南北军阀皆一丘之貉”讥讽的政治尴尬，而北方则被定格在“军阀”位置。就合道性而言，直系联络美英、抵制日本的外交路线选择固然看准了日本这个潜在的最大敌人，但其借助的两个国家之一的英国在“五卅惨案”之后被激愤的国人视为应当重点反对的帝国主义，这一突变形势，降低了其外交路线的政治认同度。至于后来提出的连究竟什么是“帝国主义”都未界定清楚的“反赤”及“打倒赤色帝国主义”的口号，比起国民党气贯长虹的“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及由此掀起的大革命运动明显逊色，对社会各界的政治吸引力也自然不同。于是，时人心目中建立未来的国家权势重心的希望，开始由1920年代初的直系，逐渐转移到改组后的国民党方面。1926年9月，国民党北伐刚开始，傅斯年在巴黎与胡适论政，傅表示“希望中国能有一个Dictator who will impose some order ＆ civilizaion on us (有能力的独裁者，以整饬社会秩序，再造文明)”。无独有偶，不甚赞成傅斯年主张的胡适不久去看罗素，他记载说：“奇怪的很，他（罗素）说苏俄的Dictatorship（专政）办法是最适用于俄国和中国的。他说这样的农业国家之中，若采用民治，必闹得稀糟，远不如Dictatorship的法子。我说，那我们爱自由的人却有点受不了。他说，那只好要我们自己牺牲一点了。此言也有道理，未可全认为不忠恕。”曾经将结束割据分裂建立统一民主国家的希望寄托在直系军阀身上的胡适，尚且发生认识变化，转而勉强接受他以往并不赞成的国民党的俄式“Dictatorship”，无疑是社会心理发生变化的重要表征，这对包括直系在内的北方军阀来说，绝非吉兆。1920年代初的各次民意调查，军阀尚能得到29.20%的选票，但是到1926年《京报副刊》举行民意调查时，军阀在最高层级的“新中国柱石十人”投票及政治类柱石人物投票中全面败北，仅仅得到若干军事类柱石人物投票，而国民党得票则大幅上升。个中原因，从注重“实验”的胡适微妙的政治转向，或可窥出究竟。
军阀整体负面形象主要是南北军阀以其拙劣的政治表演自我塑造的，这一结论毋容置疑。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直系军阀的内外政策，虽招致政敌反对，但毕竟还有诸多认同者。战后直系严重削弱，不能再侈谈武力统一，失却了构建国家权势重心的可能，继续诉诸武力，也就沦为当初其所反对的割据性地方军阀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段祺瑞，虽头顶“三造共和”光环，并因主张召开和平会议受到各界推举，出任临时执政，但好景不长，“三·一八”事件之后，也失去民心。于是，曾在一段时间内控制中央政权并因主张“统一”而获得部分民意支持的直、皖军阀在民心中的地位彻底沦落，军阀整体负面形象逐渐形成。但民意的类别及性质也提示这一形象的形成有可能包含外部构造的因素。格莱茵（Carroll JGlynn）等人曾将“民意”区分为个人意见的集合、多数人信仰的反映、具有利益冲突的团体意志、媒体与精英的意见以及虚构五类。其中第五类是“虚构”，事实上，所谓“集合”“反映”与“精英意见”，相较未经折射的直接民意，也未尝没有“虚构”成分。就北洋时期的民意测验而言，民意支持或反对的“军阀”，在概念上即便不是虚构（fiction），也应该有建构（construct）成分。
中国传统政治语汇中并无近代意义的“军阀”概念。虽然至迟唐代，典籍中便已出现“军阀”一词，却另有所指。在中国古籍中，“军阀”是个复合词，“阀”为仕宦人家“自序功状”而立在门外的柱子，“军阀”则是用来指代自序军功的人家，词性平正。“近代国人所用带有贬义的“军阀”一词可能来自日本，徐勤就说该词是梁启超从日文翻译而来。这与欧战之后形成的国际和平语境有关。基本上，巴黎和会之前，不用说“军阀”，就连“武夫”“藩镇”一类带有贬斥意味的用语亦较为罕见，人们更多看到的是“军人”“武人”“督军”一类的中性概念。陈独秀曾注意到，1918年12月，当日本东京庆祝协约国战胜，庆应大学学生提灯游行的旗子上书写“倒军阀”时，天津南开学校学生所开庆祝会却做了一个“国魂舟”，由学生装扮关羽、岳飞，端坐舟中，游行街市。日本学生的“倒军阀”，或与大正时代文治主张短暂抬头有关，而中国学生的表演，说明尚武精神还受到推崇。巴黎和会之后，和平裁军呼声高涨，对黩武主义的批判趋向激烈，带有贬斥意义的“军阀”称谓才流行开来。徐勤所说梁启超的翻译工作有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所为，其间已带有为适应新的国际政治语境而人为塑造“军阀”负面形象的意味。然而“军阀”的定义与判断一个军人是否“军阀”的标准却十分模糊。研究四川军阀的柯白曾以刘湘为例指出：“刘湘和追随他的军人是‘军阀’吗？刘湘自己当然绝不会承认他是通常定义军阀时所说的‘持械烧杀掳掠者’。一位善思考的学者认为：‘军阀应指称在特定区域内凭借实力发动战争的任何人。’照此定义，四川的5个地位最高的军人（二刘、邓、田、杨）均可明确无误地界定为军阀。确实，当其在位期间，有关论著也都普遍称之为军阀。但如此界定他们几乎什么有价值的内涵也未能揭示，盖军阀这一词组中决定性的词汇‘阀’（lord）的翻译仍不清晰。事实上，在民国时期，这一词汇的言外之意或隐含意味很可能因人因地而大不相同。‘军阀’这一所指宽泛且词义极不确定的中文翻译，与其英文原文一样让人费解。它是一个用起来方便省心、可塑性极大的词汇，但却是一个含有贬义的俚语。”
不仅地方军阀刘湘，就连一度控制中央政权的“军阀”中的一些人究竟可否界定为军阀，也需要重新考虑。段祺瑞便是如此。按照通常定义，“军阀”的必备条件包括具有直接控制的私属军队和长时间占据的地盘。段祺瑞入围袁世凯麾下的“北洋三杰”，虽属北洋新军创始人之一，但进入民国后却未直接掌控军队。后因对德宣战，组建“参战军”，也是以国家名义行之，所部编制及饷械均出自国家，不宜视为私人军队，最多只是处于国家军队与私人军队之间。就地盘而言，段在民初基本是在中枢执政而非割据一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奉、直军阀分别占据该两省及其他地盘不同，这位被称为“皖系”首领的军人甚至从未对安徽实施过区域性统治。美国学者内森指出：“虽然段祺瑞是位将军，但他的政治基础不是军阀式的直接指挥或对地盘的控制，他的影响是以资历、声望和本领，特别是以他的大批个人追随者为基础。”可见，称段祺瑞为军阀，实在有些勉强。此外，因军界新陈代谢，“少壮军人”或第二代军阀崛起，其思想行事与其前辈明显不同，“军阀”内部出现新、旧分野，故有“旧军阀”及“新军阀”的说法，而何为旧何为新，又有不同界定，以至在一些激进人士眼里，军阀也有“左派”“右派”的区别。更有甚者，因“军阀”一词被滥用，不仅陆军有军阀，海军也有军阀，曰“海军阀”，有人甚至认为“海军阀”之丧权辱国，不亚于“陆军阀”。在对“军阀”的定义及判断均属困难的情况下，军阀的整体负面形象也无由形成。然而，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由于军阀自身形象败落，加上北伐期间国民党的宣传形塑，国人对军阀的认知根本改变。国民党的北伐早在1920年代初就已开始，但斯时标榜反军阀的国民党军队自身形象亦不佳。就连已开始与国民党接触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1923年3月还认为国民党是在“以军阀派系之一的身份活动”。至于一般国人，更是普遍将一直忙于南征北战的国民党与西南军阀一同视为南方军阀，故有“南北军阀皆一丘之貉”的判断。苏俄及共产国际为帮助国民党摆脱“军阀”地位作了大量工作，在要求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同时，对国民党的宣传工作进行指导。越飞在讨论与孙中山的合作时曾明确指出：北伐计划“应当不仅以军事手段，而且以开展国内最广泛的鼓动宣传方式来实现”。宣传的主题是反帝反军阀。为推进这一宣传，俄国人向孙中山提出在上海成立中央新闻社，以便为所有的中国报纸提供新闻和具有国民党精神的文章等具体建议。
加拉罕说，国民党“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在成功对自身进行改组之后，国民党开始遵循苏俄指示，致力于国民革命的政治宣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案》指出：要统一中央及各省执行委员会的实际宣传工作；中央及各省的宣传部，须致力于目前政策的解释；本党所颁布的一切论文、杂志、日报、传单、布告、指导群众集合的训令，和为示威运动所拟定的口号，都应集中于此目前的政策；本党的宣传，应注意普遍于全国各处，举凡乡村、省县、商埠重镇的大小事件，均不应脱离本党的视线；本党中央和各省的宣传部，就是本党处决各该事件的设计者。五卅之后，鉴于各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国民党的宣传转而注重强调军阀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同时对动员社会各阶层参与革命运动做出具体部署。国民党“二大”《关于工人运动的决议案》强调：“须随时引起工人群众更大的对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与大商买办阶级之反抗运动，并极力扶助之。”值得注意的是，改组后的国民党十分重视军阀负面形象的塑造。国民党“二大”宣言定下了军阀丑陋形象的宜传基调：军阀是“帝国主义所以挟以为暴之工具”；“军阀之大者，借口武力统一，把持中央。其小者，借口联省自治，把持地方。其唯一目的，在掠夺国家及人民之利益。其唯一手段，在拥兵自卫。其所豢养之军队，不知有国家，不知有人民，只知为其受豢养之军阀而效死。顾其豢养之程度，乃至为微薄。军阀掠夺所得国家及人民之利益，只以自肥其身家，及分肥于同恶共济之将领。”根据这一定调，《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将“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归结为“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指出“过去数年间之经验，已证明帝国主义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势力之仇敌”。在宣传手段上，借鉴苏俄革命的成功经验，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主导下的反军阀宣传广泛深入，形式多样：
2、组织演讲队向民众演讲。演讲包括“讲”和“演”两部分。“讲”是组织宣传队深入城镇乡村及各级学校宣讲军阀的罪行以及国民革命的意义。“演”是宣传性质的表演。胡政之曾亲眼目睹这类表演，他记载说：1927年春，正值容共时代，武汉满街都是标语口号。有一天，工会组织上演“帝国主义大出丧”，抬着一口大棺材，标上“帝国主义之灵”，前面装着三个“孝子”：一叫吴佩孚，二叫张作霖，三叫孙传芳，麻衣丧棒，情景逼真，鼓乐喧闹，招摇过市，吸引了大量民众围观。
3、组织民众举行反军阀示威。这类示威在各地都有。以长沙为例，1926年4月21日，在国民党党部组织下，长沙市民为反对吴佩孚，于省教育会举行示威运动大会。到会者五万余人。夏曦登台演讲，略谓“帝国主义走狗吴佩孚”将举兵寇湘，这完全是帝国主义者破坏中国国民革命的行径。帝国主义每次进攻中国，都借国内军阀为工具。“我湖南历年迭受北洋军阀蹂躏，困苦异常，若再任吴佩孚入湘，不独人民倍加苦楚，且以三千万人民拱手送与英帝国主义宰制，这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到会者群情激奋，决定与军阀吴佩孚决一死战。
4、对军队灌输打倒军阀的思想。在苏俄指导下，国民党军队须接受全面的政治思想教育。为此，国民革命军政治部批准并颁布了军队政治课程教学大纲，“其中既有关于军阀制度、帝国主义的课程，也有关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课程”，规定必须达到数十课时，方为合格。
5、组织新闻检查，控制军阀的敌对宣传。北伐推进过程中，北方军阀控制的区域，革命言论受到压制。胡政之说，汉口的报刊无不骂国民革命军的罪恶，在汉口做报纸没有人敢说吴佩孚的不是。针对这一情况，国民党进入武汉后，立即“把报界拉在手里，封了两家很反动的报馆。同时组织了一个新闻检查委员会，所有的报纸都要经过我们的检阅才能够发行”，从而控制住了舆论方向。
国民党的反军阀政治宣传产生了明显效果。在宣传效应产生之前，除一些文人在报刊上骂军阀之外，普通百姓对军阀并无特殊好恶，他们评价一个人往往是依据传统道德观念和自身的感受。澳大利亚人菲茨杰拉尔德在北京曾亲眼目睹的一件事，可以证此。他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不久，警察在街头抓到一个小偷，将其捆绑，并按当地习俗让被盗人痛骂小偷，以发泄心中愤怒，引来路人围观。被盗者最初用不堪入耳的脏话破口大骂，但围观路人都觉得不过瘾，无人喝彩。被盗人突然改变骂法，提高嗓门道：“你这个家伙，你，简直就像冯玉祥！”话音刚落，“骂得好！骂得好！”观众的喝彩声顿时响成一片。围观者之所以喝彩，是因为按照传统观念，背叛主子是一种有违道德的卑劣行径。故被冯玉祥背叛的军阀曹锟没有成为骂的对象，反倒是已“脱离军阀立场”、号称从事“首都革命”将曹锟囚禁的冯被骂，让围观人感觉痛快并大声叫好。但是经过宣传，情况就不一样了。1926年3月，北伐前夕，黄绍竑到广州，闹市通衢上，看到众多游行民众，手里拿着五颜六色写着标语的纸旗，高唱的国民革命歌曲与响彻云霄的“打倒军阀”“打倒列强”口号声，相间而作，随处可闻，使黄绍竑“感觉到一种特殊的刺激”。北伐推进到武昌附近的一个村庄时，郭沫若惊讶地发现，吴佩孚的军队败走后，“村里人就像自己打了胜仗一样，非常高兴，他们都称我们是南军，有的还在“南军”上加上“我们”两个字。他们说：“我们南军怕有几百万人马啦。”又说：“南军是搭救我们老百姓的，南军胜利，我们老百姓就有出路了。”不难看出，经过国民党从早期北伐便已开始的政治宣传，到国民党大举北进，在社会认同层面，军阀已遭到社会各界普遍唾弃。蒋梦麟回忆说：当是之时，国民革命运动以一日千里之势发展，国民党的革命运动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甚至连北洋军阀中的一些开明分子也开始同情国民党。而北方的情势一年不如一年，终至普通百姓对军阀政府的“最后一点敬意”也消失殆尽。学生帮同破坏它的威信，军阀们则把它整个埋葬在北京的尘土里。蒋1925年7月，“环心”在《共进》刊文指出，“现在中国一般人心中，都知道军阀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到1926年北伐期间，军阀则进而成为社会各界口诛笔伐的“民贼”。最能体现宣传效果的是，一些本属“军阀”营垒里的军人也纷纷脱离既有阵营，投身革命。北伐期间一个最为诡谲的现象是，为反军阀的国民革命征战者竟然主要是清季以来先后成立并造就了无数军阀的“陆军四校”的毕业生。李宗黄说“四校”历年训练出的六千余名军官“泰半投向革命阵营”。吴虬说，在大革命背景下，“凡怀才自负者，几无效用之地，北走胡而南走越，不期而归于革命一途”。他举例说，像胡宗铎、邓演达等人，皆出身北洋军校并曾供职徐树铮统率之边防军，以郁郁不得志于北洋，乃投效革命。大量出身北方军政系统的军人转而为南方服务，表明北伐期间北方军界的政治认同已发生转移。曾经的军阀政治渊薮变成革命军人的摇篮，除了部分军阀因怀才不遇而思改换门庭之外，国民党的政治宣传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既然是宣传，国民党的军阀形象描述也难免有虚构成分。胡政之在国民党北伐之初就发现，“国民党素以宣传见长”，随着北伐胜利推进，“民党消息，益多过甚之词”。所谓“过甚之词”，是指言过其实的宣传，这在国民党有关军阀负面形象的描述中比比皆是，司空见惯。然而，国民党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在虚实之间运作，盖很多历史认知的基础本来就处虚实之间，虚可以转化成“实”，实亦可能转化为“虚”，宣传上的虚实之辨，尤其艰难。汪精卫就曾为国民党的宣传与事实的不符感到困惑。他说国民党的做法，“不是用事实改变宣传，而是用宣传改变事实”，国民党第一次大会以来，党人每为此感觉痛苦。但到第二次大会时，“事实居然被宣传改变了，很多宣传已变成事实”。汪氏所言，旨在说明国民党对宣传工作认知的变化，却于无意中透露出国民党对军阀整体负面形象从“虚”到“实”的建构。从学理上看，汪精卫感到困惑的虚实转化现象可能内含某种社会心理的“共振”因素。黄绍竑曾注意到一个奇特现象，他说国民党有左右之分，其宣传工作以民众为对象，事实上无论口头还是文字的宣传，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彼此针锋相对地在那里争论。民众听了宣传讲演，是否了解所讲的意义，有何感想，演讲者未必知道。但是“民众都是一样的拍掌，一样的呐喊”。对此有人解释说：“民众的意识和行动，多是被动的，盲从的，宣传的效果，就是从这里发生出来。”黄绍竑认为，这一说法“不无相当理由”。黄氏未必通学理，但社会心理学“从众心理”的理论解释，已隐含其中。冯友兰在当时各地举行的“大人物选举”中，也发现类似的“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的盲目从众现象。他说群众心理与个人心理不同。群众易于激动，易于偏信某事，原因在于相互刺激和影响。他举例说，前年直奉战争期间，当吴佩孚初退，胡景翼未来时，开封人心惊恐异常。忽有一人因事在街上疾走，旁人疑有乱而跑，其人见旁人跑亦跑，于是满街之人皆跑。但究竟为何而跑，皆不知也。冯氏由此得出结论说：“一大人物之得人信仰，亦是如此。”反之，不受人信仰，也未尝不是如此。
显而易见，“军阀”作为一个带有贬义的概念从产生到成为大革命时期对北方政府不满者的口头禅，军阀本身的劣行固然是基本成因，但国民党的政治宣传导致人们认知中军阀整体负面形象由虚到实的变化，也有以致之。然而国民党对军阀形象的建构并未因北伐成功而终止。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为取得统治的“合道性”，继续进行反军阀的政治宣传。而在国民党宣传部及训练部指导下的民意测验，则成为宣传的重要手段。在这类民意测验中，影响较大的有“总理纪念周”民意测验以及“革命心理测验”。“总理纪念周”民意测验是1929年3月9日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训练部为纪念孙中山总理逝世四周年而举办。测验设计了10个问题。其中第5个问题是“最害中国的，请举出五件来”；第6个问题是“办了那几件事中国便好了?”公布的调查结果为：“最害中国的事”有军阀、帝国主义、共产党、鸦片、不平等条约、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盗匪，其中选择军阀与帝国主义者最多，各占40%。第6个问题共有8项答案，包括废除不平等条约、振兴实业、普及教育、收回租界、禁烟、清共、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可能是鉴于军阀在北伐中已被打倒，国民政府正谋求与外国人修复关系，所以此时主张“打倒军阀”和“打倒帝国主义”的投票比例较低，只分别占5%和1%，但“最害中国”的两个选项依然是“军阀”与“帝国主义”，足以说明调查问卷设计者的用意所在。“革命心理测验”为中国大学举办。该校是民初孙中山、宋教仁及黄兴在华北创办的旨在培植“革命人才”的学校。国民革命军进入北平次年（1929年），该校举行十六周年纪念，各界人士聚集，学校当局遂在国民党党部指导下，举行测验，借以考察各界人士的“革命心理”。这次测验共出14个题目，内容包括：你信仰什么主义，三民主义是什么，三民主义的内容是什么，帝国主义是什么，帝国主义该打倒吗，革命军人与军阀有什么分别等。对与本文论旨直接相关的“革命军人与军阀的区别”一问，最终公布的答案为：革命军人是为民众谋利益的，军阀是摧残民众的；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军阀是害人民的；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军阀是以压迫手段压迫人民，价值导向异常明显。有此导向，每个问题均获得相当比例的符合题意的回答。
以上仅系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由国民党中宣部指导进行的诸多民意调查中的两次。这两次调查与1922—1924年间的众多调查一样，都是在“民意测验”或“心理测验”的名义下举办。但前后比较，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调查于“民意调查”仅有其名，实际已完全纳入国民党中宣部的宣传体系当中，成为国民党政治宣传的工具。主持总理纪念周民意测验的国民党党部曾明确表示，这次民意测验的目的在于，以“尊重民意起见，定立办法，希望达到多数的主张，作为党政改革的依据”，可见调查的政治宣传用意。通过这类号称“民意调查”的政治宣传，加上对报刊杂志内容的审查和历史教科书编写的规范，军阀的整体负面形象于北伐成功之后几年内，趋于成型，并逐渐固化为后来人们看到并视为常识的历史书写。
在1922至1924年的各次民意调查中，军阀或类军阀得到29.20%的选票，在政治家、文人及武人三类调查对象中占了近1/3比例。从调查方法及取向看，由于调查者意在获取类似“海选”而非有特定候选人的支持性选举的选票，倾向于做“正面”判断，很难从中提取不赞成甚至厌弃被选举人的“负面”信息，依据这种性质及取向的民意测验，不可能全面了解时人对军阀整体形象的认知。但即便未投票给军阀的70.8%的投票人中多数人都不认同军阀，29.2%的得票率，用于说明军阀系由不同派系及个体组成，薰莸同器，善恶共存，应当还是恰当的。然而，这一民意状况并未维持多久。1926年《京报副刊》的调查显示，改组后的国民党逐渐为民心所系，军阀却因不能跳出传统政治窠臼，整体形象败落，民意丧失，选票大跌。若作长时段考察，将这次调查与此前的调查并观，一幅既能反映军阀共性与个性、又属动态的军阀形象的民意趋向坐标图也就可以大致完整地绘制出来。讨论军阀现象涉及对中国近代军事力量崛起的认知。近代中国遭遇东西列强侵略，割地赔款，主权丧失，国将不国，无以自立，制度落后之外，重文轻武观念的束缚是重要原因。科举制度废除后，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德、日军事强国路线一度取得成功的影响，一些中国思想家、政治家极力鼓吹军事主义，提倡军国民教育，呼吁中国“军魂兮归来”，倡导“中国的武士道”，尚武精神开始得到提倡。短短数年，观念顿改，入伍当兵，成为时尚，投笔从戎，更成佳话。大量过去不屑于当兵的优秀人物加入行伍，使中国现代军事力量在科举废除后的二十余年时间里得到大幅提升。对于中国这样处在近代世界弱肉强食国际环境中的传统东方国家，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欲结束国家分裂割据状态，若无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撑，只是梦呓。章太炎说：“承平者尚文，处乱者任武，无中坚爪牙之力，而倔居于骄将乱卒之上，虽唐尧不能终日安也。”蒋廷黻说：“如果没有武力作后盾，任何国家也不可能建立一个为世界各国所尊重的政府。章、蒋之言，可谓审时度势。但中国现代军事力量兴起生不逢时，正当国人观念改变、军事受到重视、军人地位上升之时，欧战突然发生。这场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在造成大量物质性破坏的同时，也在精神信仰层面亵渎了对军事的崇拜，随着和平裁军呼声高涨，军人地位在短暂上升之后陡然下降。这对军人中具有统一国家政治抱负及抵御日本侵略民族主义意识的某些军阀而言，明显是不利的政治语境。
民初军人地位一度提升是国家在摆脱重文轻武观念束缚之后正常的现象，具有正面的价值和意义。作为军人地位提升的副产物，军人干政、军阀混战导致国家政治动荡，社会不宁，应当受到谴责。但这一现象暴露的不尽是军阀个人素质和品格的问题，制度性缺陷才是关键。客观地说，军阀中一些人也有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但民国建构过程中的制度性缺陷却将他们置于为害国家的地位而不自知。都说军阀跋扈，其实在那个制度幼稚、道德失范的时代，政客、文人同样跋扈。一些有识见的时人曾多次指出北洋时期的政治乱象是军阀、政客及“无行文人”共同为恶所致，有时文人之无行甚至远过军阀。以致时人有“军阀学阀政阀”，其“根性决无二致”的判断。从文武关系上看，北洋时期，文人基本不怕武人，武人却甚怕文人；军人打压文人只是个别现象，文人骂军人却是普遍现象。说明军人受到的内外约束或比文人稍多，因而尽管不守规矩，有时也还有所顾忌；亦说明军阀固然表现拙劣，但将北洋时期一切罪恶都推到军阀身上，有失公允。北洋时期中国政治最根本的问题是权势重心缺失，构建新的权势重心需要武力。但武力要成为国家的建设性因素，除了军人自我约束之外，关键是通过制度规范，将军事力量纳入国家政治的可控范围。北洋军队在清末吃皇粮，受国家调遣，本属国家军队。但袁世凯死后，国家陷于分裂，中央权力式微，不再被视为国家存在的象征，军人的效忠对象缺失或模糊化，由北洋裂变出的诸多军阀派系，遂各为其主，其原有的国家属性完全丧失，沦为私人性质军队。面对这一问题，被认为最有实力且相对具有改革愿望的直系军人亦一筹莫展，依靠北洋军人重建国家权势重心的努力终成画饼。
从军政关系上看，北洋时期一个受到广泛訾议的现象是军人干政。这一现象得到督军制的制度性固化（institutional solidification），以致北洋军人普遍认为军人就是应该懂政治、谈政治。白坚武说：“乱世师长以下可以不通政治”，“师长以上则应具政治之常识及其方略，不然则（无）自立之道。有时以善因而得恶果，更无从言报国之一途矣。”军人懂政治当然无可非议，但公开谈政治则无异对政治实施干预，这与军人不干政的现代政治原则，明显冲突。在这个问题上，终北洋之世，没有一派军阀提出切实的解决之道。这意味着军阀对解决军人干政乱政这一民初政治的要害问题，已无能为力。只要这一问题一天不加以解决，国家政治的黑暗就一天不能终止。而一度在不少国人心目中沦为“南军阀”且屡战屡败的国民党军政力量，在历经失败之后幡然悔悟，改组政党，重建军队，使军队成为有主义有信仰的武装力量，并通过政党组织形式，以文治武，将军队纳入党的领导指挥之下，成为“党军”，并提出“国军”的未来构想。为实施党对军队的领导，国民革命军推行党代表制与政治工作制，设立政治部，建立起党领导军队的军政体制。虽然在国民党统治下，其军队始终未能由“党军”蜕变为真正意义的“国军”，但“党军”较之军阀的私人武装，差异亦是实质性的。随着国民党改组及军队性质的明确，国人观感亦发生变化。1926年11月4日，胡适在一个有“一班社会上重要的人”参加的晚宴上“开诚布公”发表讲话，一改以往对国民党的怀疑态度，断言军阀将在南北战争中失败，转而看好国民革命军北伐。后来胡适回顾历史，仍坚持认为，经过改组的国民党已然成为一个“簇新的社会重心”，1926年至1927年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国民党”，是中国六七十年来没有过的“新气象”。胡适观察到的人心向背变化，与“南北”“新旧”形成对应性认知，营造出中国政治运作的崭新社会环境，并从社会心理层面，支持国民党取得北伐的最后成功。第二次北伐成功落幕不久，蒋介石来到北平，各界举行欢迎会。也许是为了体现新政府的政治大度，特邀当初列为头号军阀应首先打倒的吴佩孚出席并发表讲话。吴在会上表示：“说起来我和蒋委员长可算是志同道合，完全一致，因为我讲的是武力统一，他也接受了武力统一。”面对曾经的政治敌手，作为手下败将的吴佩孚口出此言，应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不过更加值得品鉴的是，已彻底失败的吴氏，居然还未意识到自己与国民党在国家统一路径选择上存在实质区别，这大概正是直系乃至所有军阀在近代中国军政大角逐中最终败北的根本原因。英雄识短，不亦悲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