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4期，注释从略
引言
对于清王朝而言，东北地位特殊，既为陪都所在，又系“龙兴之地”与战略后方，正所谓“朝廷根本，畿辅屏藩”。然而，因长期封禁造成地广人稀、积贫积弱，咸同以后，转为强邻觊觎，日益成为日俄两国争夺的目标。至光宣之际，“东三省无内政不与外交有密切之关系”，局势益危。为加强对“龙兴之地”的管理，抵制强邻侵蚀，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改三个将军辖区为行省，分设巡抚，其上置总督一员。东三省总督加钦差大臣衔，系东北最高军政长官，位高权重。尽管如此，由于内外局势日益恶化、地方政务推进艰难，大吏多不愿主政于此。首任东督徐世昌莅任未及两载，因谤议太多，奏请开缺。宣统元年（1909）正月十九日，清廷调云贵总督锡良接任。选择这位屡任封疆、实心任事的大吏继任东督，意在以其稳慎纠偏救弊，收拾乱局。此外，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清理袁世凯影响、强化旗人权力的考虑。然而，东北政情极为复杂，内外事务繁重棘手。种种施政主张又因无法获得朝廷支持加之日俄掣肘，难以付诸实施。面对“尸位素餐”的窘境，锡良不免自责于事无补，考虑让贤，加之清廷在东事上的态度，使其大为不满,乃屡次称病请辞或荐贤自代，急于开缺。面对锡良日益坚决的请辞，清廷也在寻找更加适合的留守人选，以便有效维护主权，守护其战略后方。然属意之接替人选，纷纷敬谢不敏，力荐他人自保。可以说，宣统庚戌、辛亥之际东督更替，颇多周折。宣统三年（1911）三月二十二日，此事终于尘埃落定。清廷允准东督锡良开缺，以四川总督赵尔巽继任。笔者以为，此次东督更替，内情复杂，反映了辛亥革命前朝廷与地方大吏之间的微妙关系、东北地方敏感而复杂的内外局势暨清廷之对策。然而，学界并无太多关注。考察此一过程，有利于厘清上述问题，更好地理解辛亥鼎革之际的政局变迁。
锡良留守陪都，本非其所愿。受命之初，即曾因东事棘手借口无法胜任请求收回成命，未获允准，无奈北上陛见。在京商议东三省事宜期间，复因财政困难和外交棘手再作推辞，但终未如愿，只得领命东行。锡良督东，尽管并非情愿，但以其性情，既已领命东来，便不愿敷衍了事，而颇想有一番作为。在出京前奏陈施政主张的密折中，锡良将充实内政与谋求外交抵制相结合，请求朝廷主持于上，各部统筹于下，共济东事：东省介于两强，一切设施均非内地行省可比。……至于外交之危迫，全在我无实力以为抵御，故相逼而来，几无余地。然我急欲筹抵御之方，则必先扩充实力。而所谓实力者，如开银行、修铁路、开放商埠、兴办实业、广开屯垦、筹边驭蒙诸大政，均属急不可缓之事。然非有大宗巨款，断难集事。此非东省之力量所能办而必须国家之全力以图，亦非奴才之权力所能为而尤仗枢部之协谋以应。其各项主张，既出于改革弊政，推动地方发展，又是应对日俄侵蚀、保卫边疆的当务之急与终极解决之道。揆诸其日后举措，可见所言不虚。
正如前文所言，以锡良继任东督，清廷自然期望甚殷。然而，锡良很快发现，自己的施政主张往往难以落地。除客观条件限制或外交阻挠之外，还有内部的掣肘。很多主张——即便是借款、筑路等挽救危局的关键举措，亦屡遭中枢否定。尽管锡良曾以开缺要挟、晋京面陈监国等办法力图实现自己的主张，但终究无济于事。无奈之下，乃坚请让贤。因此，锡良历次请辞的真正用意，不可一概以真心离任视之。前期更多的是以退为进的要挟，意在引起朝廷重视，争取支持或抗议朝命，表达不满。后期则是决意乞退。为获取朝廷支持，宣统元年七月二十二日锡良以旧病复发奏请开缺。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初八日，又以旧病增剧奏请休假半月调养。尽管此前锡良曾不止一次请假调理身体，但是以其后来的坚决请辞反观此次调养之请，不能不令人怀疑是为其奏请开缺预埋伏笔。未及半月，锡良便以“假期届满，病仍未痊，恳恩开缺”；同时，自责莅任以来一事无成，“辜恩溺职，罪无可逭”。对于国际关系波谲云诡的东北边疆而言，大吏尤其不能轻易更动。因此，清廷再次给假半月调养，强调毋庸开缺。二十五日的朱批颇具深意：东三省地方重要，正当提前筹备宪政之时，该督自应力任其难，毋得诿卸。
显然，清廷进一步看清了锡良托病开缺的心思，所以，除给假挽留之外，又有“自应力任其难，毋得诿卸”之语，但言辞尚属平和。半月假期届满，十二月初八日，锡良再请开缺，被拒。给假半月的同时，朱批重申“东三省关系重要，仍责成该督认真经理。毋得诿卸，不准开缺。凛遵旨行！” “凛遵旨行”四个字，已然颇具申斥味道。然而，此时的锡良去意已决。在锡良请求开缺的同时，北京的家宅已然在着手准备其回家事宜。只是碍于当时东北日益严重的疫情，锡良不便继续请辞，遂于十二月十九日致电军机处，“力疾销假”，全力投入到鼠疫的防控事务之中。据报道，待翌年春疫疠基本消除之后，锡良在继续请辞的同时，还极力推荐袁世凯、赵尔巽、程德全等人接任。其中，推荐赵尔巽自代之电文极为恳切：窃谓外省官制，现正协商厘订。论者佥谓边省总督责大任重，必须加重事权。而东三省总督一缺，所处地位关系尤为重要，非有声猷卓越、洞悉内政外交之大员不足以资镇抚。查现任四川总督赵尔巽魄力雄厚，素著公忠。前任奉天将军，日俄战后收回主权、创办要政，勋绩昭著。其才望实胜锡良十倍，久荷朝廷洞鉴。锡良为东省地方重要起见，谨本以人事君之义，冒昧奏陈。伏乞朝廷特降恩命，俾令督东，该督必能胜任愉快。
锡良与赵尔巽颇为交好。荐其自代，是否曾有沟通，尚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赵尔巽无疑是继任东督的不二之选，朝廷属意（详见后文）。此外，不排除尚有为其旧属、赵尔巽之弟赵尔丰谋求进身之阶的用意。赵尔丰追随锡良辗转山西、河南、四川等地，锡良对其青眼有加，几度专折力保其堪当重任。二人合作既久，于公于私均颇为默契，相交密切。赵尔丰对这位有知遇之恩的老上司极为尊重，亲笔致书多正楷书写。所谈内容又多推心置腹，极为私密，颇见真情。锡良也自视为赵尔丰之知己。尝言与赵交谊最厚，知之最深。由此说来，锡良推荐赵尔巽自代，可谓一举两得，不仅有助于自己迅速脱身，而且也为赵尔丰开辟了一条上升通道。更何况赵尔丰曾一度护理川督，以其继任川督似乎也更加顺理成章。事实也是如此。赵尔巽奉命陛见之际，川督一缺本由布政使王人文护理。赵尔巽调补东督公布翌日，即改由赵尔丰署理，以布政使王人文改充川滇边务大臣。对于赵尔巽而言，继任东督既可以成全锡良，又有助于乃弟升迁，自当乐见其成。正因为如此，在锡良荐其自代之时，赵尔巽已然受命继任东督。锡良此电，大概意在催促朝廷尽快公布决定，以便自己早日开缺。
面对锡良日益频繁的请辞，清廷在极力挽留的同时，也开始考虑寻找适合的接替人选。鉴于东北地方内外局势的特殊性以及危迫局面，是否熟悉地方政情以便迅速入手政务，成为甄选继任者的一项重要指标。加之与日本的交涉愈益繁重、棘手，曾经主政东北地方尤其是奉天的大吏遂成热门人选。庚子以来，曾主政奉天者主要有四人：盛京将军增祺、盛京将军赵尔巽、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奉天巡抚唐绍仪。此时，徐世昌已入中枢，协理内阁。唐绍仪继徐世昌署邮传部尚书。但任职期间，唐绍仪因反对载洵抵押铁路筹借海军部经费而与亲贵不协。任职不久，又因被指奢侈无度而遭弹劾。加之作为“项城旧人”，亦不免遭忌于摄政王载沣。如此，则只剩下曾经担任盛京将军的两位人选。考虑到强化“龙兴之地”旗人权力的需要，此二人遂成热门人选。然而，具体继任者的确定，却颇费一番功夫。鉴于增祺此前留守陪都的糟糕表现，朝廷令其再度主政东北的可能性不大。此外，增祺舆情亦不洽，奉天民众极力反对，甚至“拟联合团体拒绝增祺到东”。地方民众的态度自然不可能左右清廷的决策。但是通过他们的反应，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朝廷的选择。而增祺本人亦向枢臣申明“以东三省大局不可收拾，且己之资望亦不足以震慑之，不欲前往”。于是，尽管枢臣各执己见，但赵尔巽无疑成为接替锡良的不二人选。在清廷的催促之下，赵尔巽趱程北上。抵京后，摄政王多次召见。当被问及整顿东北政策时，赵尔巽答以东三省今非昔比，“盖中日战争以后，俄人之势力范围未广。日俄战争以后，俄人又以元气未复且与日本互相猜忌，故尚易着手。今则日俄协约既定，无事不称棘手”，要求假以事权，深信不疑；遇事不加掣肘，尤应在财政上全力支持，或可补救于万一。“监国闻之，颇韪其议。”赵之应对，颇具深意。若摄政王载沣采纳其主张，则可能以此留住锡良。更主要的是，即便锡良开缺，也能够为继任者——很可能是他自己，谋求更大的自主权力与转圜空间。对于清廷以其继任东督的意向，赵尔巽或力言锡良心细才长、公忠体国，所办外交内政均能力持大体，不可轻易更动，“否则，多一番更动，必多一番棘手。不但启外人轻视之心，且恐为边陲之患”；或自称才力不足，请以岑春煊、袁世凯、端方或程德全自代。鉴于其离川督东，川督一缺可能由其弟赵尔丰继任，愈见赵尔巽大概并非绝然拒绝东行。赵尔巽之所以推让，应与锡良之坚辞大体相当，既有畏难情绪和对朝廷的不满，又意在以退为进，博取更多的特权与支持，尤以后者为主。正是这种“矜持”，迫使“摄政王面许种种特权，遇事随时电商，不任独自为难”。赵尔巽得到清廷在东北地方人事、行政、外交等方面的特权承诺之后，亦即欣然领命东行。
宣统年间，清廷内外交困。内部，革命与改良风起云涌，南方革命形势持续发展。北方，尤其是迫于内外压力的东北，在轰轰烈烈的国会请愿运动中表现异常激进。外部，边疆危机益亟，东北尤为严重。在东北，除中韩界务交涉之外，日俄两国的侵略态势咄咄逼人。面对东北日益严峻的外部局势，两任东督的应对又多以失败告终，清廷需要一位既能控制地方，又极具外交经验的大吏留守“龙兴之地”。宣统庚戌、辛亥之际，东三省总督锡良与赵尔巽的更替，即反映了这一情形。以后见之明来看，赵尔巽接替锡良颇合时地之宜。有学者认为：“赵尔巽在当时所有汉满封疆大吏之中，最适合东三省的特殊情况；清廷在当时，也只能作这一人事安排。”清廷选择赵尔巽接任东督，亦与其履历不无关系。从知府到总督，赵氏曾主政多地，对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以及推动地方发展转型贡献良多，在清季督抚中颇负盛名。尤其是日俄战争后赵尔巽出任盛京将军，主持战争善后，颇孚人望。在清廷致力于旗人集权以及面对日俄咄咄进逼，尤其是在日本侵略之下东北日益危迫的大背景下，旗人身份、执政能力以及当时迅速改变内政外交危局的现实需要，使赵尔巽成为继任东督的不二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