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民 | 南桂馨和刘师培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3期，注释从略

 

        从民国肇建一直到1930年代初，南桂馨（佩兰）（1884—1968）长期系阎锡山的得力干将，也是一个巨商，不但在山西地方政界、商界、警界举足轻重，还一度活跃在北洋政界和平津商界，交通甚广，影响匪浅。只是今日的我们往往以后见之明，将其作为不够重要的“小人物”来看待，从而忽略了对类似南桂馨这样人物的研究。尽管一些学者在研究刘师培时曾涉及南桂馨，特别是涉及南桂馨后来出钱资助《刘申叔先生遗书》编印的情况。但这些研究依据的均是南桂馨本人的叙述，所论比较简单。之所以如此，大概是涉及南刘关系的材料，由于刘师培的早逝及有关记载的缺乏，我们看到的都是南桂馨的一面之词，且多是其时过境迁后的追忆，即便有钱玄同、张继等人曾谈及南刘关系，所据也都是南桂馨单方面的回忆及其愿意出巨资编印刘师培文集的善举。这种出自个体的回忆材料，虽然价值很大，但也太具有主观性和遮蔽性，若是我们缺乏旁证与考辨，又太过依赖之，无疑会被误导，等于是站在南桂馨立场上发言，不利于更全面地认识南刘关系及南桂馨本人的真实情况。所幸有关南桂馨的材料尚有不少，特别是北洋时期京沪津报刊上即有很多关于他的报道与记载，可以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南桂馨及南刘关系提供一些旁证。若是再综合其他资料尤其是阎锡山的材料深入考索，当可展现更为丰富的历史细节，进一步描述南桂馨的所作所为及其与刘师培的交谊，乃至南桂馨、刘师培和阎锡山间的互动情况，或可补前人所未逮，并避免偏听偏信之弊。

 

一、 南刘交谊

 

       南桂馨是山西宁武人，根据南本人在1959年的回忆，他是1906年去日本东京自费留学的，之后与张继、刘师培、章太炎时相往还，同时还与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北一辉次郎、大杉（山）荣等交往。南桂馨于1908年秋天回国。在留日期间，南桂馨与刘师培建立了密切关系，还一度介入刘师培与章太炎的决裂事件中。那么，南桂馨是如何涉入刘师培、章太炎这段公案的呢？大概在1907年年底至1908年3月刘师培回国再返回东京这段时间，章太炎和刘师培、何震夫妇的私人关系才开始恶化，后来终至不可收拾。在双方矛盾逐步激化的过程中，章太炎曾在1908年6月20日出版的《民报》第21期上发布了一则《特别广告》，为自己辩诬：近有人散布匿名揭帖，伪造仆与锡良之电报。又有人冒名作信，在上海《神州日报》登《炳麟启事》一则。其散布匿名揭帖者，查得是山西宁武府人；其匿名告白，尚待调查。合并声明。

 

       章太炎此则启事中所言的：“其散布匿名揭帖者，查得是山西宁武府人”，这个所谓的“山西宁武府人”到底是谁？章太炎没有明说，也没有追究，而后来的研究者亦未对此加以注意。但据笔者推断，其人应为当时正在东京留学的南桂馨，以下我们先从南桂馨如何讲述他与刘师培的关系开始。1937年7月，在为即将出版的《刘申叔先生遗书》所撰序言中，南桂馨表明了他与刘师培关系之密切与双方友情延续时间之长久：“桂馨非能讲明申叔之学术者也，然交申叔于弱冠之年。曩来太原，实主余家。及其殁也，蒙以身后之事相托，情意缱绻垂十五载，不可谓知之不深。”严格来讲，上述序言中所说的“交申叔于弱冠之年”存在问题，明显是南桂馨将认识刘师培之时提前到1904年前后了，实际上两人结识时间最早不超过1906年南去日本留学时。至于说刘师培到太原投奔他的情况，亦是语焉不详。接下来，该序言又较为详细地讲述了章太炎、刘师培的学术次第与学术理念之异同，特别说起刘章决裂情况：“申叔与太炎初以说经而交密，晚以政治而途分，离合之故，天下人皆能言之，桂馨尤深悉其本末。”随后，序言又表示刘在校雠学上成绩高于章太炎：“申叔初年所主与太炎悉同，晚亦未甚变迁，独其遍校古书，勤恁过于太炎。”进而该序言又暗示刘师培的学术成就其实已经超过章太炎，因为“申叔之学一切以校雠为基”。此序言虽然为南桂馨倩人代作，但内容肯定要经南桂馨过目和首肯，部分内容且应来自南桂馨口述，所以序言能够代表南桂馨的立场与看法，当无问题。南桂馨亲信郑裕孚（友渔）在《刘申叔先生遗书》“后序”所言及的刘南交谊，亦大致相似，同样突出南桂馨对于刘师培的仗义相助、雪中送炭：“申叔与南公交最笃，曩同游学东瀛，相得欢甚。鼎革后由蜀来晋，主公家，公奉之若骨肉，申叔亦以兄事公。后客京师，侘傺而卒。”同南桂馨的序言由人代作一样，此处的郑裕孚后序亦出自“郭元叔君”代笔，但其内容应该闻之于南桂馨郑裕孚曾致信刘师颖说他在太原时曾受到刘师培的教诲：“南公佩兰与申叔先生前在东洋，即系至好。申叔旅晋，交谊尤笃。彼时弟在晋供职，亦时相过从，备聆教益。”郑是南桂馨亲信，所述也没有超过南桂馨所言之外，文中所述虽有代作者本人的坚持，仍应能够反映南桂馨之意见。可惜的是，两则序言对刘章早年交谊破裂情形仅仅一笔带过，或许是因为不少当事人像张继、汪东、钱玄同、丁惟汾等均健在，故南桂馨在此不愿多说。不仅在此序言中不愿多说，在别处，南桂馨对清末留日时他与刘师培的交谊情况也讲得非常简单，而对于民初之后他跟刘师培夫妇的交谊，同样简单带过，但所欲突出的亦是南本人“不负死友”的“古道热肠”。然而20多年后，除了汪东（1890—1963）、景梅九（1882—1961）外，有关当事人均已去世，在此情况下，拥有后见之明的南桂馨遂借撰写辛亥革命回忆录的机会开始重构50多年前的故事，借此突出显示自己昔日光荣的革命事迹，并再度强调自己当年与刘师培的亲密关系：章炳麟、刘师培之间，因主张不同，意见日益加深。章主张单纯民族革命，彼以为世界革命远而无望，反而松懈了我们的民族革命事业。刘和我们以为联络世界革命党人，对于我们的革命事业有益无害。章大不以为然。彼此的分歧就此发生了。记得章让他的弟子钱复（玄同）通知我们，不可参加幸德秋水他们的会议。而刘师培、汪公权、丁惟汾及苏曼殊等，均主参加。因此，刘和章炳麟也互相轧轹。刘（刘母亦精说文）评章讲小学之无当，章亦反讥。我本来是个穷学生，章为照顾我，使我兼任《民报》会计，但此时要禁止我和刘师培往来，我就愤而去职。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的回忆中，有许多夸大或想象性的记述，重点在于展示南桂馨自己的革命先行作用与光辉业绩，但在说及章太炎、刘师培之决裂时，字里行间的态度却是很明显，现实意味也非常强烈——对主张“世界革命”的刘师培的支持与对只愿进行“民族革命”的章太炎的反对。假若再参照当事人钱玄同之前的叙述，上述之言要详加辨析：“弟与南公面谈两小时，承彼告我关于刘氏夫妇至山西事甚详。南公本系老同盟会，彼在东京时与弟差不多同时。惟前此虽曾在民报社见过数次，而未曾交谈。”在钱看来，当时南桂馨在东京与章刘交往过程中并没有给他留下突出印象，双方甚至都没有谈过话。但对于刘师培的另一个挚友丁惟汾（1874—1954），事过近30年，钱玄同仍记忆深刻：“丁君昔年亦刘君挚友，刘戊申冬归国，其母尚是丁君送归也。”进言之，钱玄同语出现在钱致南桂馨的好友兼代办郑裕孚的信中，自然不会无中生有，瞎编乱造关于南桂馨或丁惟汾的故事。不仅钱玄同对南桂馨当年所作所为全无察觉，即便当时同在日本留学，同为刘章决裂一事见证者的张继、丁惟汾与汪东在为《刘申叔先生遗书》写序时，亦均未提及南桂馨当时在日本的事情及其与刘师培的关系。不知道他们是在有意避讳不提南桂馨在当时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或是对南桂馨在刘章决裂中的作用如钱玄同一样全无意识？事实上，在刘师培发起的社会主义讲习会活动中，钱玄同一直是一个很积极的参与者，朱希祖也比较积极。但在他们保留下来的这一时期的日记中，一直没有关于南桂馨只言片语的记载。而关于章刘交恶的情况，钱玄同在日记中却有详细记载，而且完全不像南桂馨回忆中所言的那样不堪——章太炎禁止南等同刘师培交往，还禁止南桂馨等人参加幸德秋水等人组织的社会主义讲习会。其实，即便是在章刘交恶后，对于爱徒钱玄同与刘师培的私人交往，甚至钱玄同参加刘师培组织的世界语讲习班，章太炎都未曾加以劝阻，遑论阻止南桂馨同刘师培交好？但南桂馨事隔50年后，却依然对章太炎耿耿于怀，甚至不惜歪曲事实对章太炎进行构陷中伤，由此可见南在感情上对于刘师培和章太炎的厚此薄彼，或可证明当初在刘章矛盾中那位宁武的“散布匿名揭帖者”，南桂馨有很大嫌疑。

 

二、 各取所需

 

        在1959年的“命题作文”中，南桂馨曾对民国以后他同刘师培的关系有详细的追忆：初时，刘（师培）入清廷两江总督端方的幕府，颇得信任。辛亥端调四川总督，入川后为革命党人执杀，刘的性命也有危险，幸章炳麟有电营救，才得保全。因此就暂留川省，由谢无量资助衣食，始免冻馁。民国成立，刘妻何震从汉口辗转入京，行李萧条，生活无着。这时同盟会老同志杜羲，因事到了太原，向我谈到何震的落魄情况，我即请她到了太原暂住我家，由我把她先荐到女子师范任教，后又转任阎锡山的家庭教师。后来，何震探知师培在川之消息，由阎及我各赠川资百元，何遂引师培入晋，任都督府顾问。迄都督府改编为将军府，编制缩小，顾问裁缺，刘的生活因此无着。我正替他着急，适逢帝制议起，我认为有机可乘，遂建议阎锡山专电保刘入京，请袁任用。袁既素闻刘名，而袁的亲信秘书闵尔昌，又系刘的亲戚，也向袁称道他。所以翌日即得袁电，命刘入京。刘到京后，由袁的长子克定带领觐见，初任总统府内史，后兼参政院参政。关于筹安会的文件宣传，刘也费了一番功夫，所以颇得袁的青睐。这就是刘师培作莽大夫的由来，以及他和阎的关系。

 

       透过这段事过40多年后的描述，我们可知在民国初年刘师培夫妇陷入困境之时，南桂馨提供了雪中送炭式的帮助，曾收留过何震，只是南桂馨这里并没有详细说刘师培夫妇何时到太原及何时被保荐给袁世凯的，同样没有提及刘师培在四川的情况如何。不过，我们通过报刊（尤其是可以方便检索的《申报》）等材料上的报道与记载，并结合既有的研究成果，对刘师培在四川的情况稍作钩沉，不但可以弥补纠正南桂馨叙述中的空缺和错误，还能对刘师培夫妇远赴山西投奔南桂馨的情形有更全面的了解。1912年一二月间，刘师培在四川资州被释放后，即被四川都督尹昌衡聘为新成立的四川国学院“院副”。此后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刘师培在成都颇受尊敬，他认真讲学答疑，并结交了不少学者，相互之间往还论学，交情匪浅。此间，刘师培偶尔发表一些政论与学术文章，收获颇丰。加之何震亦从太原寻夫到此，刘师培暂无后顾之虞，却为病体所累，且又动了思乡之情。刘师培决定先回扬州省亲。刘师培回扬州办理的手续是“请假回里”，表明他依然有重回成都任职的打算，不过却在返乡途中遭遇劫匪，损失惨重。限于材料，我们不能确切知道此次遇劫事件带给胆小多病的刘师培心理影响到底有多大，常理推测，这桩意外可能会让刘师培就此完全打消复返四川的计划，代之以北上太原——这一决定对之后刘师培的生活影响深远。返回成都短暂休整后，该年夏天，刘师培还是顺江而下，经由上海到扬州，在扬州停留一段时间后，刘师培夫妇又取道上海北上太原，投奔南桂馨。至于南桂馨，他于1908年秋从日本返国后，即在太原同阎锡山等一起开展反清活动。其间，南阎成为密友，为之后两人长期的政治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武昌起义爆发后，阎锡山、南桂馨等成功策划了太原起义，最终山西成功独立。袁世凯成为民国大总统后，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南桂馨则相继在阎锡山麾下出任多个要职，为阎锡山出谋划策，尤其是其只身犯险，帮其解决盘踞河东一带的李鸣风势力，居功至伟，深得阎锡山信任。刘师培夫妇到达太原后，深谋远虑的南桂馨即将刘师培推荐给其上司阎锡山。阎锡山则聘请刘师培为都督府顾问，何震依然被聘为阎锡山的家庭教师。这时，急于巩固自己在全国统治地位的袁世凯对山西王阎锡山并不真正放心，特派亲信金永担任山西巡按使，以牵制和监视阎锡山。为求自保，并为了取信于袁，阎锡山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攀附、贿赂袁世凯亲信梁士诒与叶恭绰，收买袁世凯家奴仆和亲族，请他们代向袁世凯说情保住阎锡山禄位。不仅如此，阎锡山又把南桂馨等一帮亲信干将推荐给袁世凯，进一步向袁输诚，同时让南等在京四处活动，打探情报。而为了笼络阎锡山，袁世凯回应称南桂馨：“才识明通，堪膺艰巨，实为不可多得之才。”随后，袁又赐封阎锡山为“同武将军”。其后，在南桂馨的建议下，阎锡山又推荐到太原尚未满一年，但同袁世凯亲信闵尔昌有亲戚关系的刘师培给袁世凯，为阎说项。可以说，南桂馨、阎锡山这样的做法明显是在把刘师培当作一笔政治投资来预谋的，借刘师培为自己换取政治利益，根本没有顾忌这个做法对刘师培个人可能带来的伤害。如南桂馨接下来的回忆，他们送刘师培入京的主要目的在于让刘师培在袁世凯面前为阎锡山辩护，缓和同袁世凯关系，麻痹袁世凯亲信山西巡按使金永，保住阎锡山的山西都督之位，而刘师培不符合此目的之作为，如他想做山西巡按使的计划即不被南桂馨支持：我到京后，和孙毓筠、胡瑛均见了面，但主要方面还是请刘师培设法疏通，请袁世凯不必偏信金永的话，说阎锡山也是赞成帝制的。同时，阎并拨款二万元，作为筹安会的经费。经过此番刘的奔走，阎的表现，因而袁对阎的疑忌也颇释然。这时，刘师培妄想代金永作山西巡按使，因为我和刘有多年的朋友关系，所以他和我商酌，这事如何进行。我当时不假思索地说：“你的想法，未免书呆子气!袁世凯因为章炳麟不但不听他说，而且还要找到总统府里骂他，他迫不得已，才把章关到龙泉寺。但是袁作皇帝，不能不维系海内的人望，更不能不粉饰太平，所以才要严复和你加入筹安会。我之所以请阎保你入京，就是看到了这一点。袁之所以用你，也只限于这一点，其它都是妄想。请你考虑，并且必须冷静的考虑，你若能作山西巡按，不但我欢迎，阎更希望。但这事不是从我们愿望出发而就能实现的。”刘认为我说的不错，也就打消此念。

 

        为了能够让袁世凯重用刘师培，阎锡山、南桂馨等煞费苦心，于1914年10月特意由阎锡山具名写了一封保荐信，高度评价刘师培，请求袁世凯能够马上接见和重用刘师培。袁世凯收到推荐后，即发批文把刘师培“交政事堂饬铨叙局查照履历”，最后任命刘为“政治咨议”这样的顾问闲官。即便如此，让“不能亡情爵秩”的刘师培已经感到“皇恩浩荡”了，他马上用骈文形式写了谢恩折呈给袁世凯，表示自己终于遇到明主，以后“惟有勉竭涓埃，冀图报称”。此后，刘师培大肆攻击革命党，尽力为袁世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在为袁世凯卖力鼓吹之余，刘师培也为阎锡山出力不少。如他以筹安会名义连发两次电报给阎锡山，嘱其速派代表来京“讨论国家安危根本问题”。阎锡山非常重视刘师培的通报，马上复电筹安会表示：“两电均悉，贵会讨论国家安危根本问题，卓识伟论，无任纫佩。已遵嘱派遣代表崔廷献、南桂馨赴会讨论，乞赐接洽。”之后又专门致电刘师培：“筹安会刘申叔先生鉴，来电诵悉，除前电已派代表崔廷献、南桂馨赴会，兹复加派邢殿元、马骏、徐一清、范元澍为代表，请即转达为盼。”阎锡山不但让南桂馨赴会，还指令南桂馨立即拜见袁世凯，当面向其表达支持之意，但这个要求被袁世凯婉拒。或可说，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阎锡山能够率先劝进，最终获得袁世凯的信任，南桂馨、刘师培功不可没。在刘师培的催促下，阎锡山充当了帝制急先锋，9月3日发电吁请袁世凯早日改定君主政体，9月16日又率先代表地方军政大员致电参政院，要其尽早“主张君宪”。同时阎锡山又指使南桂馨、谷如墉、崔廷献、徐一清、邢殿元等人以“山西省公民”名义呈请袁世凯及早实行君主立宪。1915年10月底，阎锡山又让由北京返回太原的亲信孙殿枫、崔廷献等组织国民代表会议，选出102位代表，在阎锡山、金永与军警监督下伪造民意投票，表示一致赞成恢复帝制。最后阎锡山让南桂馨以山西国民代表身份名义，伙同其他101位所谓山西国民代表联名致电筹安会主事者之一的孙毓筠，敦请袁世凯及早称帝。该电报的署名人即为南桂馨：“北京孙少侯先生鉴：国民代表已于今日投票君主立宪，全体一致赞成，并推戴今大总统为大皇帝，全晋人民，同声欢忭，谨飞电以闻。南桂馨。”大概正是因为率先拥护袁世凯称帝有功，南桂馨被袁任命为“陆军军需监”，阎锡山更被封为“一等侯”，稍后，阎锡山亦上谢恩折表达被封侯爵后的“叩谢”之情。有意思的是，刘师培甘心为袁世凯、阎锡山、南桂馨卖命，“阿谀取容”，成为袁世凯称帝用的棋子，被时论讥为“龌龊书痴”。这固然跟其做帝师心切、喜以经术文饰政论有关，但又何尝不是被南桂馨、阎锡山当作保全自己权位的工具蓄意利用所致？在这场复辟帝制的活动中，大家实际上各有算计，各取所需。

        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介入其中甚深的刘师培受到牵连。为避免受到惩罚，被当时的钱玄同认为“身败名裂，一钱不值”的刘师培不得不仓皇逃往天津租界避祸。其时刘师培“几无以为生”，亟须援助。这时真正帮刘师培解困的还是一直都极为看重其学术水准的老友蔡元培。作为新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念旧情切”，顶住舆论压力，聘“是时病瘵已深”的刘师培为北京大学教授，使其得以“生活赖以不匮。自兹谢绝交游，神志颓丧。年未四十，而疾疚缠萦，体日衰弱”。到北大任教后，刘师培不但健康欠佳经常请假停课，其经济状况也很窘迫，这大概同刘氏夫妇长期看病吃药花销较大有关，所以刘师培才会在临死之前写给弟子陈钟凡的信中，对陈肯借钱给他表达感谢，还希望陈能继续代他借钱缓急。然而此时刘师培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1919年11月19日夜间，刘师培病逝于北京寓所。此后，其妻何震发疯失踪，被找到后送回扬州老家。刘师培之母悲伤过度，40多日后亦去世。1920年2月，刘师培灵柩由其门人刘文典护送回扬州安葬。刘师培死后的凄凉情境，当时《申报》记者“野云”曾有跟踪报道：刘君师培，字申叔，江苏仪征人，粹于经术，其历史世多能道之。蔡孑民长北大后延为国文门教授，讲授文学。学生信仰之者，颇不乏人。自北大有新文学派之提倡，刘氏极不谓然，自居于国故派首领，学生笃于旧学者，辄趋和之，至编辑《国故》杂志，以示与《新潮》杂志相对抗。近年患肺病极剧，然时犹力疾入校任事。前日竟卒于京师寓所，身后萧条一无所有，历二日始入殓，所有殓资均系陈君独秀代为经理。现闻北大方面已议给恤金若干，而学生中亦已提议为开追悼会云。

 

        20天后，“野云”又在《申报》上进一步报道了刘师培身故后的情况：文科教授刘申叔之死，身后极其萧条，校中只有国文门数班学生与之素有感情者，曾赴其寓，一为吊唁。至于开追悼会之举，现已无形取消矣。其著述之稿，存于寓所者颇多。闻死之次日，蔡校长即派人移运到校，以便保存之。杨亮工在回忆录中对此也有简单记述，正好可与《申报》报道对比参看，不过杨误记刘师培的去世时间为“十一月十日”：刘先生在北大授课时肺病已到第三期，身体虚弱，走起路来摇摇欲倒，真是弱不禁风。他在刮风下雨的时候，照例是请假。他在北大教学总计不到两年，于民国八年十一月十日夜间去世，年仅三十六岁。除其夫人何震已疯外（于刘先生死后即神经失常），别无亲属同居，丧事由陈独秀先生主持，我们十几位同学帮助料理。一棺在室，空庭悲风，真是极身后凄凉之惨。而人在成都讲究生活安逸才能读书做学问的吴虞从北京朋友的来信中得知刘师培“贫病以死”的消息，特意在日记中感叹“可为学者一叹”，并关心刘师培遗稿的下落。以上种种情况或可表明，刘师培晚年乃至病死之后，南桂馨应该未曾予以资助，否则刘师培晚年及去世后当不至如此凄凉。然而时隔近18年后，在为即将出版的《刘申叔先生遗书》所写序言中，南桂馨却说，刘师培临终之际：“以身后之事相托。”郑裕孚则说南桂馨资助了刘师培丧葬事：“公首以兼金赙之，始得成丧。”两处表达各有侧重，似乎均表明刘师培临死前曾托付南桂馨处理身后之事，南桂馨也确实曾出资帮忙。但这样的说法应该是南桂馨、郑裕孚事后的美化与掩饰，因为当时（1919年11月11日）南桂馨刚获得北洋政府的奖励，应该无暇顾及刘师培：“兼署内务总长朱深呈：山西全省警务处处长南桂馨办理警学，卓有成绩，拟请给予警察奖章。”大总统徐世昌随即批示：“由呈悉准，如所拟即奖。”有意思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刘师培外甥梅鹤孙撰成《青溪旧屋仪征刘氏五世小记》一书，仍求序于南桂馨。在标识为1962年6月25日完成的序言中，南桂馨深情说道：“民国壬子，申叔自西川间关入晋，夫妻同馆余家。西窗话旧，情好靡殷。如是者二年，始复入京……其在太原时，每以生平述作见托。情意缱绻，敢不引为己任？”与1937年7月的《刘申叔先生遗书》序言相比，该序言除了更具文学性以外，南桂馨在文中把刘师培托付他帮忙整理出版著作的时间提早到也准确到刘氏夫妇尚在太原时，跟之前的模糊表达明显不同。这里暂且不论南桂馨前后相隔25年的两序言所述刘师培托付事之真假，我们从1962年这则序言中至少可以确定，刘师培临终时并没有委托南桂馨处理身后事，南桂馨也没有资助刘师培丧葬事。那么南桂馨最后为何又资助刘师培遗著出版？

 

 

三、 资助《刘申叔先生遗书》

 

        类似刘师培，刘师培的东主、南桂馨的上司阎锡山同样深深陷入袁世凯复辟的泥潭中，最后依靠南桂馨等人的奔走才得以脱困。此后阎、南两人依然亲密合作，然而1928年9月，南桂馨在天津特别市长任上遭遇重挫，却没能得到阎锡山的有效支持，从而被迫辞职。之后，像其他许多“仕而优则学”的旧官僚一样，闲居北平、亦官亦商的南桂馨在做生意之外，也开始把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学术文化事业中，资助《刘申叔先生遗书》的编纂出版就是其中一项工作，所谓“南公自卜居旧都，优游文史，独居深念，每以国学废坠为忧。申叔经学名家，宜有不可没者”。然而郑裕孚的话太具有遮蔽性和误导性，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刘申叔先生遗书》编纂的真正源起。其实，根据当事人之一广东名士张伯桢之子张江裁的叙述，《刘申叔先生遗书》是由其率先提议编纂，然后经由郑裕孚说服南桂馨资助，再合众人之力汇编而成。原来张江裁在天津法院工作时与郑裕孚正好是同事，南桂馨其时恰任天津市市长。在此期间，张、郑结下了深厚的忘年友谊。后张转至国立北平研究院工作，郑也别走。1933年，郑裕孚由绥远经北平顺道访张，张设宴招待。酒酣耳热之际，郑裕孚向张江裁说出自己同样希望“表扬学术”的夙愿，深为张赞许。张遂建议郑“取先哲之著述，而悉心勘订以刊行之，乃为有造于世”，并向郑裕孚推荐了自己的父执藏书甚富的同乡伦明——即“伦丈哲如”，认为可以从其收藏中“求假一二”“刊行之”。不过郑裕孚对于选择何种书籍刊行并无判断力，张江裁即向郑具体推荐刊印刘师培的著作：“二十年来，谈学者往往称仪征刘氏申叔，谓太炎章氏之外，斯人仅见。”年近古稀的章太炎著作“泰半已得行世”，但刘师培早逝，“遗著复散落人间，而湮晦莫彰者比比皆是”，让后来者对刘师培的学问著作“殊难以见其精深博大”。所幸“哲如丈”“秘有先生佳著多种，当年抄校又极精深”，若是张本人去求借刊行，必能如愿。张又激将郑裕孚，说伦明“夙重然诺”，如果郑能够将刘师培遗稿刊布，他就去代借，否则不必借。经此劝诱，郑裕孚极力赞同张议，表示愿意游说南桂馨赞助此事。恰巧政治上失意的南桂馨也住北平，正闭门谢客，“以潜研儒释诸藏”。在郑裕孚的游说下，南桂馨最后答应资助编纂，“不数月而议诸事举。”可以说，为刘师培编辑遗文集，首倡者为张江裁，“玉成此事”者为郑裕孚，财力雄厚的南桂馨则提供了最重要的经济资助，而其他参与遗书收集、编纂、校对工作的学者还有很多，如赵羡渔、余嘉锡（季豫）、蒙文通、吴承仕、张少元等人，皆由张江裁或张托伦明介绍而来。知人论世，如果不了解南桂馨所作所为及其之前在政界的挫折，不知道张江裁的提议与郑裕孚的中介作用，我们就不容易理解为何在刘师培去世13年后南桂馨才想起为之编纂文集，而刘师培处于困顿中乃至去世之时为何又不出现。而当南桂馨愿意资助刊刻刘师培遗书的消息传开后，《大公报》对此也有报道：刘师培字申叔，一名光汉子，江苏仪征人。学问博通，为近代冠，逝世时年才三十六。身后著作稿本，散佚各处。往岁赵万里氏曾潜心访辑，亲自抄撮，所发不少。最近闻南佩兰氏桂馨拟刊刘氏遗书，即以赵君所录为据，计书已就，即可发刊，诚盛事也。按刘氏学问末年殚心《三礼》，《礼经旧说考略》、《周礼古注集疏》二书尤为精粹。又入蜀讲学为刘氏学问转变关键，其在川所出《国学杂志》而外，其他关于《左传》之作不少，俱可以见其为学之概。此等书外间不无传本，发刊遗书，允宜肆意搜求，以成全璧也。

 

        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也为了昭示在13年后资助整理出版刘师培遗文集的合理性，南桂馨不得不在多个场合强调当年他与刘师培的深厚友谊，以及过去他对刘师培夫妇的关照情况。为此南桂馨甚至不惜夸大其词、乱改年月，从而不仅误导和欺瞒了像钱玄同这样的当事人，还成功影响了后来的研究者关于刘师培与南桂馨关系的认知。现在看来，南桂馨一生中最为文史学者所纪念之事，应该就是他资助编纂出版这部《刘申叔先生遗书》了，南桂馨聘请跟随他多年的亲信郑裕孚负责刘师培遗文的收集出版事宜，但实际的承担者主要是钱玄同。在郑裕孚、钱玄同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三年多时间，《刘申叔先生遗书》才告竣工。而南桂馨的大名竟然赖此得以流传后世，反倒是其过去的政商风云，包括后来沦为日伪“合作者”，也曾成为首届“国民大会山西代表”，以及1949年后主动将家产、房产和煤矿尽数捐出等重要过往，却渐渐被历史研究者遗忘，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吊诡！

不过，《遗书》出版以后，南桂馨马上表现出另外一面。当为编印《遗书》出力甚大的刘家后人刘师颖与郑裕孚联系赠书事宜之时，郑裕孚居然避而不见，刘师颖不得不致信南桂馨求助：“请其见赠若干部，以备分送亲友”，然而南桂馨也只让人代复：“称南公患病，不能见客及阅信。”此种态度，较之以前南桂馨亲自写信求助于刘师培家人时的谦逊，简直判若两人。刘家人对此也无可奈何，原来希望在《遗书》出版后索回原版纸型和版权的事情也无下文。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南桂馨对居上位者的态度。据胡适1948年1月1日日记记载，当时为北大校长、学界领袖的胡适在北平时曾收到南桂馨主动赠予的定价不菲的《刘申叔先生遗书》一套：“刘申叔遗书七十四册，南佩兰出钱编印的。南先生送我全部，昨夜翻了一部分，今天又翻看一部分。”为此胡适第二天专门致信南桂馨道谢。至于刘氏后人一直关心，而被南桂馨一直居为奇货的《刘申叔先生遗书》原版纸型，直到1949年后，才被南桂馨拜托时为北京市副市长的旧友张友渔转赠给北京的古籍出版社。南桂馨在《刘申叔先生遗书》编纂过程中绝非仅是挂名，在很多问题上他的意见都起着决定性作用。如关于《攘书》是否该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时，刘师培弟子刘文典与编纂者钱玄同产生了意见分歧，刘文典以其系排满宣传，不够学术，“主张不刊”，主事者郑裕孚亦认可刘文典的想法。钱玄同则认为不论是从学术价值，还是从其对反满革命的贡献乃至现实意义来讲，该书都应该被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以为凡申叔有价值之文章，必当乘此机缘，为之刊布，故不愿独缺此《攘书》一种也。”此事最后由郑裕孚呈请南桂馨裁决，南决定依照钱玄同的意见处理。另外一个例子是，钱玄同搜罗到的刘师培发表在第十八号《民报》上的《辨满洲非中国之臣民》一文，在印刷时也出现争议，除了刊布该文会导致卷数多出外，更关键的是南桂馨认为再发表该文（南桂馨误将该文名字写为《满洲非建州卫考》）会有利于日本侵略东北：“但在余校刊《遗书》时，正值日寇侵略东北，成立伪满洲国之际。恐资藉口，因而考虑再三，终于割爱。”关键时刻，老谋深算、历仕多朝的南桂馨并不糊涂，所以他在后来加入日伪组织，包括被日军命令去太原组织伪政府时，都曾称病暂避，据其事后自谓：“避入德国医院二年有余。”南桂馨之言或许存在自我美化、避重就轻的嫌疑，但此语出现在初向新组织交心的自我陈述中，大体上可以采信。

 

 

四、 结语

 

        阎锡山晚年回忆为什么他没有选择与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对抗时，自谓是受到孙中山的劝告，为了保留革命党在北方的基地不得不委曲求全，完全不顾自己当年为了保全个人权位而主动逢迎袁世凯的事实。在回忆曾为自己投靠袁世凯卖命的刘师培时，又不惜倒放电影：刘师培是个左倾学者，他参与筹安会，并非主动，他有一次曾到山西，但始终未劝我赞成帝制，因他与我的警务处长南桂馨私交甚笃，经南介绍，我对他谈话较为恳切。我曾告诉他说：“今日大势所趋，世界各国均向民主途径转变，中国民主力量尚在萌芽时期，但亦是日长一日，诸君子出谋筹安，固有苦衷，然逆势亦当顾虑。”他对我这话未表赞成，亦未表反对。较之阎锡山的存心作伪，前引南桂馨在回忆文章中的所述并不算太过分，然而却更容易误导读者。因为两个回忆录虽然都是在根据当下的形势和需要来重新诠释与建构过去同现在自己的关系，都是在投合时代需要和宰制者的意识形态来重新描绘自己的昔日经历，不过就接受程度而言，后来相关问题的历史研究者不太容易被阎锡山的回忆迷惑，然而研究刘师培的学者却几乎都被南桂馨的说辞所误导，对之信而不疑。无他，因为阎锡山留存下来的资料太多且太容易找到；但对于研究刘师培，以及考察刘师培和南桂馨关系的学者来说，可以据为佐证或反证的材料难以见到，很容易让后来者与研究者有意无意地把历史当事人南桂馨的个人回忆当作过去历史的真相，从而忽略了其中的歪曲与虚构成分。研究刘师培，很容易涉及南桂馨，可惜几乎没有学者曾深入关注过南桂馨其人其事。可以说，当前史学界对南桂馨的研究非常薄弱，这与其在近代史上的作用和实际地位大不相符。职是之故，本文更多地使用了当时的报刊报道、当事人的回忆录、书信、日记等材料，以与南桂馨、阎锡山等人的回忆进行参照比对，借此进行旁敲侧击式的史实重建工作。最终，笔者希望本研究能够有助于较为全面、深刻地认识南桂馨本人及其与刘师培的关系，乃至《刘申叔先生遗书》最终得以出版的前后情况，同时期待拙文能对南桂馨研究及刘师培研究起到些许提示或拾遗补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