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3期，注释从略
很高兴看到潘佐夫教授对我书评的回应，尽管他的回应过于情绪化，而我读下来还是有所获益，注意到我也有不够仔细的地方。照理我不应再作回应，只可惜，他的回应或因用力过猛，出现了多处无中生有和否认事实的情况，涉及史实的回应多数表现得很不专业，因此我还是不得不有针对性地稍做说明。关于无中生有，比如他说“杨教授声称，他比较了我的各个版本的《毛泽东传》（除德文版之外）”事实上我在评论中从未如此“声称”过。至于为辩白而否认白纸黑字的事实，就做得更过分了。比如我指出其俄文版译本（简体中文版）与英文版译本（繁体中文版）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对传主的认知与评价上，都有明显差别，这是从其两个译本的序言（绪论）、后记（尾声），以及两个版本目录和正文的译文表述，包括从其简体版比繁体版多出的十几万字中很容易看出来的。他在回应中却信誓旦旦地表示：二者“没有什么差别”，还反过来讽刺我说：“从各种迹象来看，杨教授的英语能力有限，而他的俄语能力则完全没有，这可能是他没有意识到的问题。”（第105页）然而就在其《回应》的篇首和正文中，他又几度提到他不能接受这个简体版存在的一系列翻译错误特别是对“最敏感的部分”的剪辑和改动。也就是说，他是清楚知道两个版本有明显差异的。对他所谓的“剪辑和改动”我想要说的是，这个版本是潘教授自己认可、授权出版的，出版后潘教授拿了版税，参与了新书发行宣传活动，为什么他在长达一年时间里未曾发表过只字片纸的声明，只是看到我的书评后他才宣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做了很多违反我和出版社之间协定的剪辑和改动，我不能接受这些剪辑和改动”（第112页），同时把自己书中出现的各种史实错误，也一并归罪于中文翻译和出版社？他声称这是因为出版社没有给他充分的校对样稿的时间，但这显然不成其为理由。许多外国学者都曾经历类似的情况，不少人还因此放弃大陆版的出版。他声称自己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没有“检查翻译的质量”（第112页），并接受了出版社对书稿的剪辑和改动，有谁会相信呢？
另外，我也很怀疑潘佐夫教授关于他书中出现的质量问题主要都是翻译造成的说法。从他的回应中我们能看到的他自称掌握有证据的翻译错误只有两个：一个是1936年12月13日季米特洛夫日记的保加利亚文的翻译问题；另一个是1936年12月15日清晨电报的翻译问题。他说这两处错误都是简体中文版的译者搞错了，他并有中文译者就后一则错误给他的道歉信为证。那么，除此之外的各种错误是谁造成的呢？潘教授并未举证说明。因此，许多错误到底是中文翻译的问题，还是原稿本身就是错的，恐怕还应该听听译者们是怎么说的。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读一下这篇回应中潘教授自己翻译的几则明显佶屈聱牙甚或文意都不大通顺的引文，当不难发现，即使他自己有时间来校对译稿，恐怕也无法减少问题的发生。第二，粗略比较英、中（繁、简）版部分内容也能发现，有些问题并不只是出现在简体中文版上，也同样出现在繁体版，包括英文版（相信也存在于俄文版）中。这说明，他辩解说许多问题是翻译错误，多半是他转嫁责任的一种托词罢了。回到学术层面，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即有理由拒绝批评，坚持己见。但否认自己讲过的话，把有说成无，甚至拿批评者的批评来批评批评者，就远不是学术的态度了。由于此一回应只能限制在一定篇幅内，故对可能有见仁见智空间的问题暂不作说明，只依次就潘教授提到的几个史实性问题，稍加剖析和讨论，目的在于使读者了解其在史学方法及辩难方法上的问题所在。
我不同意潘教授根据张国焘回忆所得出的判断，即所谓毛泽东在中共三大期间是蔡和森、张国焘激进主张的支持者，而且投票反对陈独秀、马林起草的决议草案，最后眼看风向不对，又倒向了陈独秀和马林的说法。我举出马林在会议期间所做的笔记和信件指出，在马林留下的远比张的回忆具体且可靠的这些文字资料中，既没有谈到潘说的“毛泽东支持张国焘和蔡和森”，也没有谈到毛对陈的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同样也没有谈到陈的决议草案通过后毛马上倒戈，“宣布，他接受多数人的决定”。我指出，无论就逻辑还是就情理而言，如果毛是蔡、张的支持者，反对陈的决议草案，只是事后倒戈，他是不可能在这次会上被陈独秀和马林看中，并被推举成为中央委员，还被任命为中央局秘书的。潘教授在这一问题上的回应，典型地反映了他的论辩特色。一是他并不理会我关于马林资料与张国焘回忆对毛泽东当时立场、态度完全不同的举证，一口咬定“张国焘的回忆录与马林的会议记录并不冲突”。二是明明是他突出强调“毛泽东支持张国焘和蔡和森”，发现自己的引证和说法有误后，却转而拿我的观点反过来批评我，说我“没有注意到”甚至是“拒绝看到”毛比马林、陈独秀还要“悲观”。言外之意，他不仅早就看出毛和蔡、张的立场、态度根本不同，而且还看出马林因毛太过“悲观”，对要不要用毛也是有所“犹豫和怀疑”的。基于此，他不顾自己书中认为毛站在张、蔡激进主张一边的白纸黑字，反而列举出马林记录中毛在会前会中几乎所有“悲观”的说法，批评我在举证毛不可能是蔡、张主张的支持者时引用马林记录不完整，甚至说我是有意隐瞒了其中几句他认为是“偏见”或“错误”的话，然后声称：“杨教授很明显地曲解了马林的原话”，“试图表明毛泽东没有犯错误”。（第107页）
我完全不关心毛泽东当时有什么“偏见”或“错误”，我关心的是，潘教授为什么回应我之前没有这样的“发现”呢？为什么他在自己的书里不做这样的引述，不讲毛如何“偏见”“错误”，而要去声称毛支持蔡、张的激进主张，声称毛公开投票反对陈起草的决议呢？可以肯定，潘教授其实已经发现他书中对中共三大时毛之立场、态度的判断和描述是错的，但他还是没有弄明白，比陈独秀更“悲观”的毛，何以最后投票时还会站到主张激进的蔡、张一边，对陈的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呢？他之所以转而承认毛并不激进，并且认为毛比马林、陈独秀还“悲观”，同时却依旧坚持“张国焘回忆录与马林的会议记录并不冲突”，就是因为他至今还认为马林记录中记有毛投票反对陈的决议草案的情况。因此，他一方面为反击我不惜逐条列举马林资料中所谓毛的“悲观”言论；一方面却还是强调：“马林的报告显示，毛泽东和其他湖南省代表至少是反对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对国民党的工作（决议）这一点的。”（第108页）问题是，潘在这里犯了一个历史研究者不应犯的错误。毛泽东真的投了反对票吗？潘教授认定马林有此记录，是因为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陈独秀的意见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获得通过。有10票是湖南的，（湖南）代表说，在中国不仅共产党，而且国民党也不可能建成群众性的政党。中国若有资本主义，也只能是外国资本主义。中国若发生革命，也只能由俄国军队从北方发动。另外有6票是汉口的，有强迫命令的味道。工人代表、罢工领导人张连光同意陈独秀的意见。”潘教授所以会相信这段话证明毛泽东是投了陈独秀决议案的反对票，仅仅是因为马林讲有16票反对，接着又讲到，有10票是湖南的，有6票是汉口（湖北）的。后两个数字加起来刚好16票，这好像是再清楚没有了。但史料是不能这样读的。上述文字中“有10票是湖南的”之后，马林紧接着讲的是，湖南代表说：“在中国不仅共产党，而且国民党也不可能建成群众性的政党；中国若有资本主义，也只能是外国资本主义。”说这几句话是毛泽东讲的，应该不错，但这是表态支持陈、马，还是表态支持蔡、张呢？一个历史研究者不应该看不出来。蔡、张的观点恰恰是认为，中共完全可以在工人运动基础上，靠自己建成群众性的政党，毛在大会上如此发言，毛及其湖南的10位代表又如何会投票支持蔡、张而反对陈独秀关于国共两党联合起来才能强大的决议案呢？即使潘教授读不懂或不同意我的上述解读，他把“有6票是汉口的”一并视为反对票，也是太过低级的错误。因为，马林讲得很清楚，和比较一致的湖南的10票不同，汉口的6票或多或少是靠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罢工领导人张连光“强迫命令”才得到的。张连光的立场如何呢？马林写得很清楚：“张连光同意陈独秀的意见”。很显然，汉口的6票是赞成票，不是反对票。如此也就决定了10票+6票=16票反对票的推测根本是不成立的。
潘教授在回应中写道：“杨教授提到我错误地理解了1924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以及毛泽东当时的立场，因为我写到了毛泽东的意见与这份决议相同。”（第108页）他的这句话大致讲了两层意思，一是说我认为他错误地理解了1924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一是说我不同意他所说的毛泽东当时的立场与这份决议的精神相同。首先，我已经讲过，我既没看到过潘提到的那个《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也不认为1924年2月中共中央批准过一个《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我自然不可能在意他是否正确理解了他看到的那个《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我在书评中写得很清楚，在我看来，后来成为共产国际批评对象的那个“二月决议”，是《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不可能是他引用的那个《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而他看也不看我说的“二月决议”即《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坚称他引用的《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就是被共产国际后来批评的“二月决议”，显然是不讲道理的做法。至于他声称《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的“俄文标题就是《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并说“这可能是一个共产国际翻译员的错误”，也纯属猜测。因为我看不到他引用的那个《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故请他读一下很容易就能查到的《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对照一下他引用的那个《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就能够了解这两个文件是不是一个东西了，总之他坚持他引用的那个《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就是“二月决议”，坚持只是文件名翻译出了问题。至于我说的那个中文原版的《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他拒绝去查、去看、去作比较。
其次，他的后一个说法也不是我的意思。我在书评里只讲到，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认为中共中央指派给青年团的代表毛泽东观点右倾，因此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另派新人。潘教授指出：“达林是在自寻烦恼。由于鲍罗廷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持差不多同样的见解。”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意见与当时中共中央呼吁团结的“二月决议”相同，我并无异议。我的问题是，他接着举出的证据，却不是中国学者所熟悉的那个呼吁团结的“二月决议”，而是一个中国学者没有见到过的，主张“把自己转变为国民党内的非法组织，做好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的秘密准备”的，相对激进的《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说“毛泽东的意见与这份决议相同”，就不是我能接受的了。实际上，还是那句话，潘教授如果真的想弄清楚这个问题，他只要去读一下《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并和他认定的那个“二月决议”，即《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具体比较一下，就一清二楚了。当然，如果他比较了两文之后，仍旧坚持它们只是标题有别，那就请将两个文件关键段落用直接引文对照着排列出来，让大家看看两个文件是否像他说的是同一个东西。但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潘教授必须用直接引文的方式来做对照。他所谓“从决议中直接引用它或者间接转述它”“无伤大雅”的说法，是相当荒谬的。比如，潘在书中用间接引文的方式介绍《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其概括及文字是否准确就很让人怀疑。当他意识到自己关于鲍罗廷、毛泽东的观点与他归纳出来的《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的间接引文明显矛盾之后，他在回应中又改口称决议中还有符合鲍罗廷、毛泽东当时主张的内容，即“呼吁共产党员们要尽可能扩大国民党作为一个合法政党的地位”，说这和“毛泽东的立场是一样的：他非常激动地在中国大地上推广国民党”。（第108页）然而，这段所谓引文又是出自他的概括，并非直接引文，中国读者也无从查对其概括是否准确。如此“无伤大雅”的随意举证，简直就是听凭其信马由缰了。
我和潘教授围绕中山舰事件问题的主要争论之一，是中山舰事件发生过程中鲍罗廷在不在广州。潘书对此语焉不详，只是说当时布留赫尔不在了，“只有鲍罗廷好歹能够维持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部脆弱的力量平衡”。潘教授显然也意识到他的这一表述有问题，但他不是承认表述不确，而是转过来指责我没有看明白他所做的表述。他说：“我的表述并非‘1926年中山舰事件的过程中’而是‘到1926年春天的时候’”。言外之意，鲍罗廷这一年春天还在广州，中山舰事变发生时他已经不在了。如此给自己解套后，他一下子就显得理直气壮了。他质问道：“这是一个错误吗？不。1926年春节是2月13日。那是什么错误？”（第109页，原文误为“那什么是错误？”）那意思是说，中国的春节才是春天，3月20日已经不是春天了。很显然，潘教授太缺少对中国节气和历法的了解。“春节”虽然有个“春”字，却并非指春天，而是除旧迎新（春）的意思。即使在广州这样的地区，春节时气温通常仍较低。中国的春天，一般要到农历二、三月，即仲春和阳春才算数。因此，阳历1926年3月20日，即农历二月初七，在广州正值春天。潘这一辩解，反给自己又添一错。潘教授如此辩解，还会产生更多可质疑之处。一是说1926年春天鲍罗廷还在广州致力于国民党中央内部的力量平衡问题，那么鲍罗廷具体做了什么？二是他既然同意说3月20日事件发生时鲍罗廷已不在广州，那么，鲍罗廷什么时候离开的呢？因为如果像他在回应中所说，鲍罗廷春节时还在广州，那么蒋介石2月中旬前后与季山嘉矛盾公开化，执意辞去一切军职的过程中，我们为什么看不到鲍罗廷有任何表现与作为？三是如果鲍罗廷2月中旬就已离开广州，那么说鲍罗廷在这一年春天还起着维持作用，根据何在？事实上，就像潘教授回应我的许多质疑一样，他在做出很强势的回应甚至是反驳前，不是没有弄明白相关史料和史实，就是完全没有做好该做的功课。在这个问题上，他竟然没有想到应该去查对一下鲍罗廷当时的行程，至少也应该确保他所谓2月13日春节时鲍罗廷还在广州的说法不会出问题。很不幸，他又错了。鲍罗廷2月4日就奉召回国述职，马上就动身北上了。由于当时的交通条件，他在路上花了较长时间。但现有史料证实，2月13日春节当天，他已经在北京了。第二天，他已经准备好书面报告，正式向在北京的联共（布）中央派出的布勃诺夫使团汇报广州的情况。
潘教授同样也不承认他误把中山舰舰长李之龙的职务写成了“政委”，他也不承认他关于事变起因和汪精卫利用苏联军事总顾问季山嘉来败坏蒋介石声誉的说法是错的。他的辩解是：他是根据阿基莫娃和切列潘诺夫两人的俄文回忆录。我在评论中已经指出，这两位的回忆录都有中译本，里面都称李之龙为中山舰“舰长”，且没有任何关于汪精卫利用季山嘉做败坏蒋介石的事情的真实证据。即使潘教授认为这又是翻译的问题，我也专门讲过，我的质疑更主要的还是针对他对这一事变原因、经过、现场情形等史实的描述，因为他利用资料时太过草率了。中山舰事件问题的研究自1980年代末以来中国大陆已经发表很多研究成果，蒋介石日记资料也已公开许多年，再加上还有潘教授的俄国同事们出版的相关档案资料，相比之下，潘利用的这两个一个不在广州，一个层级过低，对上层情况了解不多的亲历者的回忆，许多说法都太过陈旧，而且准确性也颇为可疑。当然，潘教授绝不认错。他甚至声称，他是在写毛泽东的传记，“因为毛泽东没有参与”中山舰事件，所以“我只想在这里简单地用一个著名的故事片段来叙述当时的历史”（第109页），这有什么错？而这一回答，倒也解释了潘书在历史细节方面为什么很容易出错的部分原因之所在了。
我们之间对所谓“立三路线”问题的分歧，是潘教授认为传统的说法并不正确。传统的说法认为，莫斯科在李立三问题上纲上线至“路线”高度的标志性文件，是1930年10月下旬《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他认为时间要早得多，因为他发现8月25日在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名义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斯大林就“对李立三发出了一道威胁性的命令：‘立刻到这儿（即莫斯科）来’”。他的依据，是8月4—7日在上海的远东局曾经摘录了李立三在8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应当立即发动大城市暴动的几句话，用电报发给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我的质疑很简单，第一，如果真是斯大林发出了“威胁性的命令”，会使用“立刻到这儿来”的用语吗？第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8月25日电对李立三的批评，即“不尊重事实”和“最有害的冒险主义”两点，能够和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的批判，即“反马克思主义、非列宁主义”，“非布尔什维主义的”，“玩弄共产主义的一切右派叛徒和‘左’派叛徒破了产的理论”等等相提并论吗？第三，如果斯大林真的在8月中下旬已经对李立三发出了必须惩治的命令，何以此后两个月里中共中央还能拒绝接受，直至十月指示信到来，才不得不马上送李去莫斯科呢？历史研究中的很多问题，都需要依据常情、常理、常识，并基于逻辑来判断，不能仅凭某个所谓新史料，就去大胆突破前说。就这一史实而言，无论从情理、常识，还是从逻辑上，说有了远东局8月4—7日电报，斯大林就大发雷霆，发出威胁性的命令，却被中共中央拒绝了两个月之久，最后不得不把李立三的问题上纲上线到路线斗争程度，才迫使中共中央交出李立三，是说不通的。没有人知道斯大林是否读过这封短电，可以知道的是，这封电报摘录的内容，是李立三在8月2日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冒险提议，联共（布）政治局8月2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批评的也正是李立三的提议太过冒险，不顾事实。远东局电报中虽然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声称共产国际执委不了解中国具体形势的话，并认为这是“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攻击”，但联共（布）政治局8月25日指示电对这一点只字未提，这清楚地反映出莫斯科这时从远东局电报中并没有得出李立三具有“反马克思主义、非列宁主义”和“非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倾向的看法。直到10月前后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初的会议记录送达莫斯科并译成俄文，摘要报给斯大林之后，莫斯科方面的看法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才有了共产国际十月指示信的无限上纲上线。因此，说8月25日电报是斯大林定性“立三路线”的关键性文件，是很难成立的。
潘教授坚持我对他关于1935年夏天中共中央几次会议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理由之一是说我只注意到他引用了《毛泽东年谱》，而没有看到他还利用了其他4则资料。奇怪的是，潘书并没有注明他还引用了其他资料。当然，他确实在注明其说源自《毛泽东年谱》（上）第463—466页的同时，也附带注了Stuart R.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vol.5(Armonk, NY: M. E. Sharpe, 1999)，xliv这一出处。我之所以没有提及这一附带出处，潘教授自己恐怕是再清楚不过了。因为施拉姆的这个引注就是《毛泽东年谱》（上）第463页，潘不过是重复引注罢了。而且，无论是第463页，还是第463—466页，都没有他所谓张闻天“准备把总书记一职交给张（国焘）”的记述。也许，潘的这一说法原本就来自施拉姆，但他没有发现施拉姆引注的第463页并无这样的记述，照引不误。他即使后来增加了《毛泽东年谱》的引注，还多注了几页，但他恐怕也并没有具体读过463页那个相关的段落，因而不知道这一页及随后几页都没有他提到的内容。潘教授应该是在读了我的书评之后才发现了自己的这一失误，只不过他照旧不承认自己引用有误，反而马上另找了3则可供支持其说法的资料，又反过来批评我的指责“毫无依据”，甚至质问我为什么不向他“征询其他的来源”。这种质问实在让人难以接受，因为我为什么应该“征询”他并没有注明的其他的资料来源呢？他的说法的引注是《毛泽东年谱》，我的“指责”也写得很清楚：“年谱完全没有提到洛甫也准备交出总书记一职的事。”至于他随后又找到刘英回忆录中的说法以证明他不是妄说，而是有资料可依的，也并非不可。问题是有什么必要否认自己原注有误，并且还要质问批评者为何不征询他的其他资料来源呢？
潘教授声称我批评他关于1935年夏天中央会议问题的表述站不住脚的另一个理由，是说我“没有仔细读过《毛泽东年谱》第1卷”，并批评我引错了毛年谱的页码，说我没有注意到那里面“确实写了毛泽东对于张国焘‘严重错误’的批评”。（第111页）不过，我在书评中提出的质疑在于，7月下旬“毛和洛甫决定对张国焘进行反击”了吗？7月21、22日（不是潘所说的7月20日）会议上“毛对张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责张放弃老根据地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了吗？两个星期后，即所谓沙窝会议上“洛甫又指责张国焘放弃了川北的新根据地”，迫使张国焘反唇相讥，批评了中共中央吗？值得注意的是，他不得不承认书中关于7月20日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这一说法是错的，但他依旧把责任推给别人，说是“我的中文翻译误译为7月20日”。（第111页）潘教授的这一类辩解总是会让人错愕不已，因为翻一下他这本书的英文版和繁体中文版，关于这个会议的时间都写的是7月20日。实在不明白，潘教授真的认为中国大陆学者不会去读他的英文版，甚至读不到台北的繁体版吗？潘教授同时还认为中国学者和他一样，也只能从《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等官方出版物中来了解1935年夏天的这几次中央会议的内容。因此，他判断他只要找到《毛泽东年谱》中摘录的诸如“严重错误”的用语，就足以用张国焘回忆中的说法来描述7月下旬到8月上旬毛泽东和张闻天是怎么“反击”张国焘的，和张国焘是如何激烈回应毛和张的了。殊不知，有关1935年夏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冲突问题，在中国大陆学界已经研究得相当深入了，这几次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许多研究者早就看过了。简而言之，这期间开了3个会，7月18日会议主要解决了中央军委的分工问题，会上并无争论，更无批评。7月21—22日会议是3个会中唯一有批评声音的会，但会上并未发生任何争论，张闻天和毛泽东对张国焘所做报告的发言，都是以肯定和鼓励为主。张闻天对四方面军退出川北根据地，只是说：“打了胜仗还是放弃了，有这样缺点；把所有干部、游（击）队通通带走，也是不好的。”毛的发言基调和与会者一样，他只是在发言最后才讲到：“放弃通南巴，这是个严重错误，找不出理由为何要放弃。”而8月4—6日，即沙窝会议上，除了讨论战略方针外，就是在组织方面增补了四方面军几位领导干部为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会上全无张国焘回忆所讲的批评与反批评的情况发生。
对于潘所谓7月下旬后“毛和洛甫决定对张国焘进行反击”的说法，其实从情理上和逻辑上看也都是难以成立的。试想，以当时一、四方面军的军力对比，毛、张假如真的这样做了，能解决什么问题，又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8月4—6日沙窝会议所以能达成共同的战略方针，并且将多位四方面军领导人增补到中委和政治局中，也足以说明此前7月21—22日会议上并未发生导致双方关系紧张的情况，8月4—6日会议上也没有出现严重影响双方感情的意见冲突。相信由上已不难看出潘教授对史实的把握及其辩解的方法存在怎样的问题了。限于篇幅，后面他关于西安事变、洛川会议、新民主主义、任弼时、七届二中全会、朝鲜战争等史实错误的辩解，只能留待以后有机会再做回应和剖析了。最后想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无论我对潘教授的这本书有多少批评，我对他能够在不长的时间接连创作出两部重要的人物传记（即《邓小平传》和《毛泽东传》），还是深为叹服。但也正因为他过去所做的实证性研究还主要局限在20世纪中共早期与苏共关系问题上，只用了十多年时间就接连推出两部大部头人物传记，要想在微观史实上不出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并不认为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发现了，纠正了，并且让自己更加警觉和细心了，这理当还是一件好事。而让人遗憾的是，潘教授似乎对自己的写作过急、过糙这一点还并无自知之明。这恐怕才是他最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