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江枫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3期，注释从略
1933年日军兵临平津，黄郛奉蒋介石、汪精卫之命，北上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华北局势暂趋缓和。此后国民政府外交政策全面转向对日妥协，主张中日亲善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政整会”）委员长黄郛开始在国民政府对日交涉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然而待至1935年，日军先后策划河北事件、张北事件，华北危机无以复加，6月黄郛坚辞本兼各职，并向四川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表示，“事态至此，再叫我去，不啻驱我入穴，等于专制时代赐巾自缢”。8月28日政整会宣布撤销，黄郛及其部属逐渐淡出华北政局。黄郛从权力中心逐步走向边缘，即如张群所言：“所以演斯巨变，固由日人得寸进尺，亦因华北组织复杂，机体分歧，不能通力合作，一贯应付所致。”学界对20世纪30年代的黄郛已有诸多精深研究，但重点围绕黄郛与1933年《塘沽协定》及其善后展开论述，关于黄郛与1935年华北危局的关系，李君山与内田尚孝虽曾有所探讨，但受资料所限，未能全面展现黄郛面临的内政外交的结构性困局。本文试图利用蒋介石、黄郛等人的日记、档案等核心文献，从中日关系与国内政局互动的视角，重塑1935年黄郛在华北危局中的多重面相，进而窥视以黄郛为代表的妥协外交派面临的内外困境及其深层原因。
一、 妥协外交的顿挫
1934年国民政府围绕北宁路关内外通车以及东北与关内通邮等问题与日本展开谈判，在黄郛主导下，与日方达成若干协议，两国关系出现一丝曙光。1935年1月5日，黄郛会见即将辞行回国的日本驻平领事馆武官柴山兼四郎，气氛甚为融洽，柴山转述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意见称“外间虽有微波，但可信赖彼之诚意，不必过听杂音”。蒋介石对中日外交同样较为乐观，“倭态渐转，或可达成预期目的乎”。1月15日察东事件爆发，使黄郛猝不及防，为迅速消弭纠纷，“黄膺白（黄郛）许酒井（酒井隆）往中央说蒋先生，改变一向对日方针（蒋为联英美以制日者）为条件者”。1月20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以下简称“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又致电中央，“目前华北情况之下，关东军、驻屯军均可随时以一纸声明书，即发生直接行动，绝不循国际外交之常轨。若中央对日外交政策，有一根本决定，则宜直接与日本中央部门恢复外交常态，遇事乃有对手方可寻，即使其结果，我仍不免吃亏，但较目前之临时应付，顾虑多端，有时至对手方亦寻不着者，总觉稍为值得也”。1月26日，蒋判断日军此举意在“强我开始交涉，谈判两国关系乎”。恰巧1月2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演说，期望中国觉醒，共同负担东亚和平的责任。故而，蒋、汪、黄等国民政府政要群集商讨对日外交方针实施方案，“总计前后五日，共讨论十二小时有半”，最终确定对日妥协原则。
1935年1月30日，汪精卫在此基础之上，向中央提交《对日外交方针提案》，具体内容如下：“原则：（1）东四省交涉原则（保全主权、和平手段），（2）相互间平等和好之言论行动，（3）悬案之平等互惠之逐渐解决；办法：甲、执行机关，乙、执行事项（一、党部，二、军政机关，三、华北局面，四、排货，五、教科书，六、内部联络），丙、折冲事项（一、关于政治，二、经济，三、债务，四、减少经济冲突，五、交通，六、技术，七、接洽机关）。”部分中央元老对此大加责难，黄郛则“力为解释，谓日寇现军政意见均已一致”。同日，在黄郛陪同下，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携带“中日经济提携案”，与蒋展开会谈，双方均表满意，蒋坦言“上午见有吉公使，语之出以诚恳与自动，未知其能万一之感召否”。2月1日，蒋向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号召国人“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动，以示信谊”。外间认为此乃蒋、汪“改向亲日主义之表示”，一时之间，“中日亲善提携”似乎已成现实。黄郛对此颇为自得，2月6日向陈仪表示，外交转向势在必行，“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年来举国彷徨，莫衷一是，国家损失如水益深，中央深痛乎，彷徨之非计，惟国策之故，力求转向，辱承奖勉，愧不敢当，今后但盼能统一步调，循序以行，则国难或可稍舒”。2月11日，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致电黄郛，告知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即将南下，特别强调此前“大连会议后，少壮派仍主急进，土氏极力劝阻，如此行无办法，以后难免不另生事端”。黄郛自是不敢怠慢，2月18日按照此前拟定的《对日外交方针提案》在沪与土肥原会谈，“聚精会神对付他二小时，结果似尚圆满”。20日，黄郛向汪精卫乐观地表示“日本还有何求！惟一般少壮军人或尚有未明白真实内情者，予当尽力说服之”。问题是伴随着激进派主导日本驻华陆军局面的形成，黄郛并无制止日军的实力与后盾，即如黄郛高级顾问何亚农所言“日方在平津之捧黄脚〔角〕色，现均调走，所易者皆轻视黄”。黄郛劝说在华日军更易方针，无疑异想天开。再看日本方面，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召开大连会议，对华北采取急进态度的意见占据上风，主张“与中国经济合作攻守同盟，对国民党绝对反对，蒋如不能改变对日方针，决援助广西倒南京，必要时，日且占福州、厦门，华北则驱黄拥阎，事实之发见，时间问题耳”。2月15日，何应钦与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矶谷廉介会谈，矶谷强调对中日亲善“未能即表示如何乐观，甚盼中国能速有事实表现，最要之点为党部组织及蓝衣社”。虽经何应钦极力解释，“彼似仍未释然”。2月18日，何应钦致电蒋、汪、黄，暗示缓和中日关系绝非易事，“观其言行，似必须我对于排货及排日教育先有具体表现之后，方肯推诚，与土肥原、梅津所述亦复如是，已不难窥见彼方之真意所在也”。果不其然，华北局势因中日联航问题再掀波澜。
1935年2月，土肥原与汪精卫会晤期间，提议华北中日合办航空公司，汪表示予以考虑，“彼乃遽谓为允诺，日人惯弄此伎俩”。关东军航空课长岛田隆一遂即计划赴平商谈联航事宜，因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已决议缓办，故而2月23日黄郛致电北宁路铁路局局长殷同，表示“联航事，中央为领空关系不止一国，慎重起见，决议缓办”，示意殷同会见岛田“只可用中央正在通盘筹划之词暂加搪塞，俟兄南来时妥商后，再与对方交换意见为妥，必不得已亦只能暂作私人谈话，备我参考而已”。2月24日，蒋介石急电黄郛，“中日空气渐次缓和，我方于可能范围内，似宜先下决心，续有较为切实之表示，例如华北联航通电等问题，为彼方屡次催办者，不妨与之续商，以了申合事项未完之尾项，同时要求战区日军实践撤去长城线外之约，此事务期双方于近数月内办结之”，建议“最好指定数人专责主办”，“似可面告有吉公使，俾其于回国时资为报告”。黄郛当即与唐有壬协商，认为外务省与关东军互成系统，主张“此事与有吉说，无甚关系，不如与土肥原说，决定由有壬兄转告土”。27日，殷同致电黄郛，主张“似可先作为桐（殷同）个人意见与彼商定大纲，再呈政府请示，以预留修改或缓冲地步，如此则彼方亦可较易就范”。2月28日，殷同与岛田隆一就关内外通航展开会谈。黄郛与殷同所议中日联航解决方案重在“（一）公司自营，（二）航线暂限沿长城及平津，（三）资本以北宁运兵费充之”。孰料关东军诉求绝不止此，“今彼方提案内容绝对无得中央同意之可能，且从前柴山任内屡言我可以完全独立自营之立场，与之联络，故去冬始允与岛田见面，且申合事项上亦仅言航空之联络，并无合办与交航之说”。黄郛遂即示意殷同中止会谈，“酒井、仪我（仪我诚也）等始终取此种态度，真是苦痛，弟意如彼等依旧要挟，我方不妨暂时冷静”，痛责日方“如此情态，老弄雕龙〔虫〕小计，不能不令人重起全部撤退之感”。更令黄郛愤懑的是，交通部部长朱家骅主张将中日联航问题纳入欧亚、中航架构内，延长航线至关外。黄郛中日合办的建议，因朱家骅的强烈反对，陷入僵局。而汪精卫一方面“顾虑航空委员会最近对外联航缓办之决议”；另一方面对交通部意见又“不加意见，过手照转”，态度模棱两可，黄郛因此颇有微词，向殷同抱怨汪之回复“亦系官话”。3月9日，黄郛被迫向蒋请示机宜，“兄以为能仍在自营立场上说话，则谓运用外交方针，诚有如尊电所称我方应先下决心，作进一步之具体表示之必要”，“不知弟对此事意见何若”？ 3月17日，蒋示意黄郛“联航只能自办，若委托他公司延长，徒令日人增加要求合办之口实”。黄郛对此深表赞同，“真是一针见血，与弟看法完全相同”，立即电汪，“倘先生亦以为然，敢请主稿会复介兄，并请示及，以便转知殷桐生〔声〕兄接洽，交部方面亦盼就近重商决定”。无奈此电石沉大海，毫无回音。与此同时，日方态度有所转变，关东军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仪我诚也向殷同表示希望继续联航会谈，“惟际此中日两国当局力谋好转，尤其蒋委员长下大决断，挽回危局之今日，关东决不愿感情用事”，“亦请中国主管机关负责商一办法，现在之通融办法只可变通于一时，决非可以永久如是，日方对以上种种决不强中国以政治上之所难，但事务上或技术上之联络协商，务请中国勿再支吾”。3月20日，黄郛将殷同报告转发至蒋，却因“有线电之迟滞”，“隔一月乃到”。一时之间，中日联航交涉成无人负责之局面，会谈陷入停滞状态。
4月9日，何应钦获悉日方或将自办关内外航线，急电黄郛，“关东军为谋军事交通便利起见，拟备飞机数架，自行办理两线航运，（一）由承德到北平，经山海关锦州回承德；（二）由多伦往返张家口等语。不知系日方故作威胁，促成合办航空，抑系确将自动办理”。黄郛当即向汪精卫报告，日军“如果径情直行，竟然实现，实属无法善后，值得中央切实注意”。然而南京中央政局犹如“闷局”，“此间一切均沉寂”，毫无回应。4月17日，局势突然转向，关东军强行实施华北自由飞航，定每周两次。国民政府左右为难，“放任之，则空权被侵，而默不一言，将来群起效尤，国将不国。抗议之，则彼方既决心为此，空言可决其无补。若以实力扣押，或取妨碍手段，则事态必日益扩大，循至不可收拾”。黄郛极为愤慨，4月19日，示意殷同向日方抗议：“两年以来，我方因环境困难，办事或有迟缓之处，然车邮关卡等项均已次第实行，从未失信，联航不过为最后一阶段，正在谈而未决之时，彼方亦决无迫不及待之必要，乃竟悍然出此，是彼方自越联航范围，自爽申合信约，吾人已卸下相谈相〔对〕手方之责任，并自管联络之义务亦已解除。非彼方正式道歉，不能再谈，并即日停止自由飞行。”同时，黄郛致电汪精卫，颇有质问责难之意，华北联航事“迁延迄今，始终因其他各方见解不一致，未能与对方开始商谈，演成今日狗急跳墙之局。万一将来无法补救，或至事态扩大，影响及于剿匪，将何以对介兄？更何以维大局”？事态至此，黄郛自感联航谈判已成死局，“中央既议论庞杂，十议而九不通，对方又径情直行，信义概置不顾”，决意置身事外，“内则任国防会议如何主张，外则听强暴者为所欲为可矣。盖既越出申合范围，无论将来抗议扣押或重商合办，均不属于停战协定善后事项之内故也。法理人情皆如此，莫说我亦唱高调”。4月23日，黄郛命令即将访日的殷同，“对此事似以不插嘴为宜”。黄郛极力促成的中日亲善、国策更张已然受挫，待至5月亲日分子天津《国权报》社长胡恩溥、《振报》社长白逾桓先后被刺，日本驻平领事馆武官高桥坦公然质疑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天津之暗杀事件，系蒋介石政权对日二重政策之实证”，“我驻华公使馆不日即行升格大使，中国方面或将利此机会放弃其从来以暗杀手段威胁亲日亲满华人之失策，若蒋氏政权无此决意，即换一百大使，恐中日亲善提携亦难办到”。
二、 冀府迁保的纠葛
就在妥协外交面临挫折的同时，来自华北政局内部的挑战亦扑面而来，此时黄郛可谓举步维艰。事实上，自1933年北上执掌政整会后，黄郛始终难以有效统合华北各派地方军政势力，1933年张群就曾向黄郛坦言：“（一）北洋系对兄取不即不离态度，坐待政权旁落其手。（二）东北军人派以兄在北方足以碍汉卿（张学良）之行动及东北军之前途，有主向日挑衅，与兄为难者，有主在平津举动倒兄者，又有人认为此种办法未必果能夺去政权，徒为他人造机会，且夹阴险无把握，不如勾结日伪军以和平手段迫兄者。（三）东北文人派计划在使兄失去日方信仰，不能立足。”黄郛尤其与东北军的矛盾愈演愈烈，无从解决。1934年9月，日方以日商宫越予三郎误被玉田民团击毙为由，向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施加压力，天津局势再度紧张，张学良为缓解日军压力，提议冀府迁保，黄郛亦认为情势迫不得已，惟有采取此举，政整会遂即明令冀府迁保。但于学忠对此颇有异议，公开表示“近来外间盛传河北省府有即迁移保定之说，但因事实上之种种困难，暂时恐难实现”。《于学忠昨返津，在平曾两度谒蒋》，天津《大公报》，1934年11月5日，第4版。故而，政整会“明令发表多月，尚未实行迁保”，尤其是在黄郛与东北军宿怨已久的背景之下，难免不夹杂派系纷争的纠葛，“在此期间一般不知历史沿革者，不免怀疑或议论，甚或有所策动，此亦当然之事也”。面对于、黄分歧，与东北军积怨已深的汪精卫明确表示支持黄郛，1934年11月30日杨永泰转告黄郛：“冀府迁保问题，昨与汪先生谈及，谓政院久已议决，以兄曾电请改组，三星期后乃可发表。”不过此事的最终决定仍待蒋的表态，然而蒋忙于“围剿”苏区，迟迟未能返京，冀府迁保暂时搁置。
于学忠与黄郛因冀府迁保矛盾渐呈激化状态，“汉卿仍催孝侯（于学忠）速移保，以便与日方避开正面冲突，惟孝侯言词对弟感情日益尖锐化”。1935年1月6日，黄郛与于学忠谈战区清理事，不欢而散，怒言“内外夹攻，真是气闷”。黄郛计划以三十二军军长商震替换于学忠，主掌天津，“省府迁保，津方确须有人坐镇，以策安全，人选问题总以能与内外融洽者，为最要条件，环顾平津将领中，自以启予最相宜”。然而，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在对待东北军的问题上与黄郛意见分歧，主张北人治北，令其自行掌握。因此，“孝侯运动敬兄（何应钦），且攻击直卿（张廷谔），敬兄耳软，被其所动，故反对移保，东北人得此声援，气又为之大壮”。1935年2月16日，何应钦致电蒋介石反对冀府迁保：“（一）天津为华北重镇，汉奸、浪人藉租界之掩护，伺机思逞，危险程度深于北平，不可无统兵大员坐镇。省府移保后，于必偕行赴保”；“（二）天津市保安队约二千，干部均系于部军官调充。故孝侯有将该部仍归省府直辖，或市府管辖，此次问题骤视之甚小，细考之直接关系天津安危，间接影响华北存亡。盖石友三辈日思夺取天津，成立华北国，两次便衣队扰乱，未遭陷落者，实缘当地保安队与附近驻军协同一致，危机一发时，驻军即换警察衣服入市，共维秩序，若省府移保后，市长既不满人望，又与保安队有隔，紧急时易为汉奸占领。即平时汉奸辈探悉，易起觊觎之心矣”。蒋认为何应钦所言甚有见地，但冀府迁保事涉东北军，2月25日蒋与张学良商议，颇费思量，“心甚不妥，夜不成寐”。
1935年2月26日，黄郛致电蒋介石，逐条驳斥何应钦的主张，首先，“所谓汉奸浪人伺机思逞一层，兄以为问题全在有无背景，如中央对外交把握得住，汉奸失去背景，无从作恶”；其次，“视津市为尾闾之外，俯视保安为暗扩之兵力，此种明白而且大胆之表示，未免时代错误”；再则，“从前石友三之便衣队扰乱确系由保安队与驻军协同击退，然此乃战争时期，现在情形不同，国家又经不起再有此类变化，全赖政治上能潜移默化，加以内外运用，能消患于未形耳”；此外，“至市长人选必须与驻军最高长官能切实合作者，方足膺此重任一说，则更难索解”。黄郛特别强调天津市市长张廷谔与于学忠本属东北军系统，“就私论私，本是同根，何来不能合作之说，如此关系未能合作，则又谁能担保谁与谁可合作乎”，仅因如今于张反目，即弃之不用，更难理解；最后明言于学忠不欲迁保，关键或在天津税收的利益，“冀察两省及平市协饷均已先后豁免，独津市至今向隅，迭请而未能邀准”。黄郛对何应钦反对冀府迁保颇为不满，向蒋表示“北方之事本系敬之兄负责，只因前年战况紧迫，承弟之命前往协助，公谊私情，两不容诿，今情势既已转变，今后仍应请敬之兄多负责任，为弟计，似应多采纳敬之兄意见为妥”。经黄郛苦劝，蒋介石决定仍令冀府迁保，3月1日致电何应钦：“孝侯昨由汉转京北上，据汉卿兄与之商谈者：一、省府即日迁保；二、天津设一警备司令，以陈冠群任司令，属中转征吾兄之意。孝侯回平，即与兄来商议，请酌定”。在蒋、张压力之下，于学忠被迫应允，3月11日前往莫干山与黄郛协商具体事宜，承诺：“（一）省府决即迁保。（二）津方派陈师长冠群为警备司令，带兵一营驻津。（三）东北军改编为四军。”此事表面似已解决，但事涉东北军切身利益，谈何容易，“汪先生曾来电拟催冀府早日迁保，介公已由黔电汉卿转催于，张别有用心，当然不易实现”。于学忠试图联络日军、宋哲元，掀起倒黄暗流，“东北以张（学良）于（学忠）为中心，极拉拢日方，于在津大事联络，张亦派员参加”；并且“于、宋（哲元）有联合运土利益，且同系鲁籍，前因察东事件，宋部又已慑服，且已密聘日籍顾问。故于、宋自然而然形成一气，日方视为较政整会易于利用而有力”。
日方有鉴于此，试图打破自《塘沽协定》以来东北军与黄郛共同主导的华北政局之微弱平衡，对华北军政势力重新洗牌，一方面强调黄郛领导的政整会毫无力量，已无利用价值，矶谷廉介向殷同明白表示“政会内外左右均受夹板，不如撤销”。另一方面，日军以冀府迁保纠葛为由，指责“张汉卿仍暗中操纵河北省府，于孝侯因持张之厚援，漠视南京政府之命令，如省府迁保事，彼不遵行，欲华北中日关系良好”，非将此原因除去，“决无改善之望”，逼迫东北军退出河北。随着1935年5月“胡白案”的爆发，驱于再次成为日军必欲首先实现的目标。5月22日，高桥坦会晤何应钦期间，特意强调“蒋委员长之二重外交及张汉卿之势力在河北不除去，以后演变至何种现象，则不可知也”。何应钦当即致电蒋、汪、黄，“目前于孝侯与日驻屯军感情恶劣”，“顷又欲借题发挥，其用意所在，殊难逆料也”。次日于学忠分电蒋、汪、张、黄，“胡白案”善后处置，“在彼终觉未甘，在我将穷应付，演进酝酿恐或一触即发，牵动大局，似宜预筹对策，不可长与委蛇”。蒋介石立即转电张学良，请其“切实商办，嘱其速复”，25日又电黄郛，“关于冀省府根本处理办法，俟汉卿电到，即当决定，转达汪院长外，请兄即与汪院长共先妥筹应付，力予消弭为盼”。5月27日，汪精卫致电蒋介石，认为冀府迁保时机已过，建议河北省主席另易他人，华北“目下情形宛如九一八之前夜，若不从速处置，一经爆发，收拾愈难。孝侯已成矢的，即使勉与周旋，已必无效，前电主张调为河北绥靖主任，移驻保定，但时机已逝，反有引敌深入保定一带之虞，似宜别求安置，可否令率所部加入川鄂，担任剿匪”。问题是，于学忠“表示不甘辞职”，5月27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也明确反对于学忠他调，“若遽于此时，忽将迁保之令取消，主席易人，外间必将认为系由日方胁迫所致，对于中央威信似有妨碍，且日方狡诈，贪图无厌，如于此时易人，则彼方益得骄横，此风一启，恐无宁日”。蒋介石无奈于29日将汪电转张，“窃意若于张岳军（张群）、黄季宽（黄绍竑）、陈公洽（陈仪）三人中择一调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必能胜任，若三人均不能调任，则暂以敬之兼领，或以商启予（商震）补授，亦足转移危局”，“未审吾兄意见如何，切盼并为切实研究，即予电复”。张态度含糊，致电黄郛，“做意不便详告，仅空洞复之，盼弟斟酌，代为应付”。但日军咄咄逼人，国民政府已无选择余地。蒋介石愤懑不已，“倭寇逼迫，横暴无理，警报频来，而国人又不识大体，私利是图，成见难除，不知危亡之待至，可痛极矣”！ 5月31日蒋又电张，强调如果为于学忠一人而牵动全局，当非谋国之道，“以中之意，此时孝侯应不待保署修理之完成，于此三五日内自动迁保，一面发表，一面同日实行。而于津市警备问题，一面派人负责主持，一面请由中央另派大员接替，先示其对于津京一切权位，绝无恋栈之意，然后审视内外局势，再定去留。则于公于私，皆有回旋之余地，此乃为孝侯一人之私谋，亦为党国全局之公谋，知我罪我，非所顾也”。于学忠在内外压力之下，被迫接受去职他调的建议。
冀府迁保既夹杂有黄郛与东北军派系纷争的纠葛，亦凸显出日本已成为影响国民政府政策制定与政局走向的关键因素。故而，汪精卫哀叹：“此次事件故不能专怪孝侯，然去冬迁保之令既下，孝侯有见于近来中日关系之好转及惑于一二人之言，遂不复以迁保之令为意，直至最近日军在省府门前示威，始张皇迁保，中央命令不若强邻恫喝之有效，思之可为痛心。”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矶谷廉介又向黄郛明言，“默观贵国中央情形，似犹不十分认识此案之严重，仍以为关键全在冀于去留问题，此乃大大错误”。蒋介石亦感到日方真意或在重塑华北权力格局，“或且乘省府迁移，新旧不接之际，对方节外生枝，重加阻闹，仍不肯罢手，而反引起意外之变故，则不惟为于等所怨恨，而社会亦因之激起反动，致为不平者所利用”。但是在日军步步紧逼，国民政府中央政局空虚散漫之下，华北政局的多米诺骨牌已然倒下，乱象纷呈。
三、 黄郛与河北事件交涉
有鉴于中日联航交涉与冀府迁保的现实困境，“黄郛认为日本外务省及军部的对华政策未必一致，考虑到这种状况，现在正在好转的中日关系能到哪种程度，不得而知。一方面应该维持现实的亲善关系，另一方面抱着种种疑虑，试图打探蒋介石的真实意图”。同时，黄郛希望蒋授其处理华北事务的全权，“如果不改组政整会为不受中央政府掣肘、全权委于黄郛的制度，等同以前一样，恐怕不会再接受这个职位”。然而蒋并未予以回应。客观而言，自1933年黄郛北上后，政整会始终面临空虚无权的局面。1934年黄郛就曾向徐永昌直言：“政府于外交急迫时，什么权都给，只要情形稍好些，则又恐怕应付裕如”，“谈话间颇以政府不予其特权为憾”。因此，当“胡白案”爆发后，5月11日，黄郛向杨永泰抱怨：“华北形势渐将恶化，其主要原因不外尊电所举之迁保、联航两题，久延不决，而导火线恐将借战区换防、胡白被刺两题而发，总之地方当局迎拒均不合度，中央各部步骤又未能一致，遂演成今日之僵局。” 5月22日，黄郛虽决定赴沪与日交涉，但却毫无信心，感叹“力将难回劫后灾，莫干小住赋归来。檐头春雨连宵滴，塞外迷云那〔哪〕日开”。
5月23日，黄郛抵沪，闻悉汪精卫在此，试图先与其详商应对策略，汪却以牙病为由，避不相见。25日，黄郛无奈决定先向矶谷廉介探悉日方实情。矶谷公然批评蒋介石的对日亲善政策，强调“若南京政府不能根本上改变过去及现在的对内对外政策，取消党部之活动及蓝衣社、宪兵等的暗中活动，则中日关系不可能有根本性的调整。蒋介石若有一丝诚意，则须迅速做出计划，弹压蓝衣社、宪兵等。另外，要采取断然措施，不能只在口头上高喊日中亲善，暗地里却采取指导上述各机关煽动排日、威胁亲日者等阴险政策”；认为政整会毫无实权，实乃国民政府执行对日二重政策的产物，必欲打倒之，强调“日本决定由关东军及天津军趁此机会，扫荡潜伏于其背后的祸根，以推动日中关系的正常化，此事应没有异议的余地”。黄郛极力向矶谷表明心迹，“称视中日关系的调整为自己的生命，一直在为该目标的达成而努力”，表示事态缓和之后，将断然辞职。对于日军质疑蒋介石对日政策的二重性，“极力为蒋立场辩解”。黄郛遂急电蒋介石，“现在燎原势成，而军事、政治、经济三者牵一发则全身皆动，至盼早定方略，以挽危局，月末不欲多扰清神，留待面商，兹乃不能不一吐之，乞恕为幸”。然而此时“介无切实指示，汪又未能负责”，尤其令黄郛愤懑的是，直至5月27日，黄郛“始由汪精卫电约赴曾仲鸣宅谈晤”，感叹“计抵沪至今已第五日矣，然亦谈不出要领”，故而黄郛当日再电蒋，“本日傍晚六时始晤汪先生，商议结果（一）以为最近天津情势已非迁保所能缓和，若此症结所在之处，未能即决，恐无论如何应付，力求消弭未必有效；（二）现在局势紧迫，端赖当机立断，抢先发表，若转待相商，迁延时日，万一对方作为条件正式要求，实于主权体面两不相宜时候，弥补较难收拾”。5月27日，蒋介石本已致电黄郛，请其来川详商华北局势应付办法，但当蒋阅悉黄郛25日来电后，判断“倭寇威胁备至，膺白实非其敌也”。因此，28日蒋示意黄郛不必来川，“矶谷谈话之意义与目的，究竟为何，请即详告情势，如此请兄暂勿来川为宜”。5月30日，黄郛向蒋报告与矶谷谈话详情，“撮其要点如下：（一）政治，以省府为大目标，市府为小目标。（二）党务，以党部为大目标，政训处为小目标。（三）军事，以东北军为大目标，中央军为小目标。此次非求一彻底办法不止”。同时谈及矶谷向其表示，“君若回华北，事不至增重一分，君若不返华北，事亦不能减轻一分”，希望当面向蒋陈述一切，“本已决意不欲多言，承电询不敢不撮要以闻，何日何地可晤面，尚乞即复为感”。至于矶谷斥责蒋对日二重政策的内容，黄郛在电文中却只字不提。5月30日，黄郛再电蒋、汪，汇报5月29日政整会秘书长俞家骥与酒井隆、高桥坦的会晤详情。首先，日方提出三项质询：“（一）平津一带中国官宪对于日满方面治安，时有扰乱行为，彼方已查有证据，南京政府是否知情。（二）天津白胡案中国官宪显有关系，自不难查得证据，白胡与日军有关系，此举不啻对日挑战，南京政府是否知情。（三）中满两国交界时有义勇军发现，有由中国委员接济，如此次遵化滋扰之孙永勤，曾有接济粮食指示途径情事，南京政府是否知情”；同时，日方向国民政府提出两项警告：其一，塘沽协定实施后，中国方面“今竟以平津为根据地，不断发生扰乱治安之事，或将扩大战区，包括平津在内，以杜乱源”；其二，“排外行动之结果，辛丑条约曾经规定，白胡被害案无异排外，以后倘再有类此事件，日方即根据辛丑条约自由行动”；最后日方提出解决事件的两条建议：一、“中国政府应自动将蒋孝先、曾扩情等免职，并将宪兵第三团、蓝衣社、政训处、各党部及中央军一律调开”；二、于学忠所部“中国政府宜自动迅速撤调，否则日方势必演成自由驱逐之一途”。黄郛强调日方所提七条主张，“已极正式表示意旨所在”，认为“前三条系质问性质，问中央是否知情，只能作为临时地方发生事件，中央实未知情，应亟派员调查。四、五两条系警告性质，六七两条虽谓为供参考，而实系真正之要求条件，换言之，即六、七两条如不办到，将演成四、五两条之极端局势”，建议蒋、汪“迅为商定，饬办为要”。
汪精卫认为日军所提各项要求“不过是日本方面恫吓性的宣传”，寄希望于日本政府节制在华陆军，5月30日致电驻日大使蒋作宾，命其迅速与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展开交涉，“值兹中日关系好转之际，互换大使既已实现，国民提携亦在萌芽，而忽有此逾越外交常规之举动，致过去双方当局努力归之泡影，殊非两国之福。盼广田外相鉴此危机，设法制止，庶收釜底抽薪之效”。问题是，军方势力在日本政府内部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即如时任内府秘书官长木户幸一所言：“以往关于满洲方面是以军方为中心，但对中国政策方面也开始由外务省为中心转向以军方为中心”，汪氏此举自然难以达其初衷。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此时蒋汪体制之下，汪主政、蒋主军，日军所提七项要求涉及华北党务、军务，已超越汪之权限范围，在蒋意见未明确之前，汪实难负责。唐有壬向黄郛明言：“撤换于孝侯为行政院力所能及，且为汪先生久已决定之计划，故壬敢向其作明确之表示，至撤退第三团及党部蓝衣社各点，则或属军事范围，或属党部系统，非壬所能遽作答复，故只能就暗杀事件，请其着重法律的责任，而弗渗入政治的作用，答非所问，当然为渠所不欲，闻归京后即与楚伧、立夫诸公商议党部办法，立夫谓此事确与党部无关，何能代人受过，颇示不平”，可是“截至现在止，成都尚无复电，为可异耳”，特别强调“今日汪先生所感受之痛苦，正如我公在北时相同，或恐非持久之局也”。然而“俞电转蒋、汪后，蒋尚无复电，汪仅复‘症结全在撤于，奈何介公始终未复，殊深焦灼’数语了之，事实上，决非撤于可了也”。在此情况之下，5月30日黄郛再与矶谷廉介交涉。黄郛提及已收悉俞家骥转来日军所提各项条件，“但未涉及蓝衣社及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等中央军的撤退”。至于各项条件能否实现，黄郛表示：“以上诸条件的解决，非蒋介石之力不可，因此向蒋介石报告。但蒋远离南京，且错综复杂，困难异常，不期待该问题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建议“不妨各个条件依次解决，这是比较实际的”。矶谷当即指出黄郛转述各项条件与其所得报告不符，黄郛无奈向矶谷承认“确信为俞秘书长故意省略”。矶谷态度强硬，强调“我军的希望之意，并不期待仅仅依据中国方面的处理就能将其实现”。同时，矶谷询问黄郛29日与蒋孝先会晤详情，指出“蒋孝先逃亡上海，是因宪兵团直接、间接与暗杀事件有关”，语间颇有警告的意味。黄郛惊出一身冷汗，“幸予始终以公正坦白之态度处世，故尚无局促之必要也”，感叹“彼等均息息相通，南北呼应者也”。
何应钦虽说与黄郛分别掌管华北军事与政务，实则权责交叉、互不统属，“何、黄有意见，而两人手下亦分派”。此前，何应钦对华北局势颇多悲观，认为“华北十之八难保”，而黄郛则不以为然，强调日之窥窃华北“不如何说之甚”。吊诡的是，5月29日酒井隆向何应钦提出七项条件后，何应钦对日军各项要求，“则分次报告，先举起轻者，而后始言及去国民党及中央军问题”。5月30日，何向黄郛表示已向中央建议答允日军要求，“经再三考虑，目前可否自行办理下列三事：（一）于张他调，津市公安局长李俊襄免职。（二）分会政训处长曾扩情、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团附丁昌即行他调。（三）河北省党部今后专做内部工作，停止其外部活动”。黄郛此时反却深感局势危急、时不我待，立即向蒋报告全文。显然，何、黄在处理河北事件初始，意见有所歧异。正因如此，乃至于“蒋及中央初且致疑两报告之不符”。黄郛感到此案解决“恐非介在一二日内回京一次，实无法收拾”。5月31日，黄郛与陈光甫商谈时局，“约定晚间庸之（孔祥熙）来商之后，我与庸之各发一电，主张介石回京一行，方有办法”。故而，黄郛当日再电蒋，认为我方寄望于日本外务省制约在华陆军的计划恐将落空，“本日东京电谓昨午陆次桥本、参次杉山、外次重光、大使有吉会议，结果以外务当局名义发表谈话如次，帝国为谋中日亲善，东亚和平起见，最近十分努力之结果，始有交换大使之议，今正在实现之际，不幸中国对日态度未能全般的改善，致地方仇日之举续出不已，离帝国之亲善理想距离尚远云云。不啻外务省已表示屈伏矣”；惟有蒋返京主持交涉，方能挽回危局，“若稍犹豫，万一对方态度扩大，影响范围至广，且亦无法收拾”。6月2日，蒋就黄郛转发的日军七项要求，指示如下：“其中前三条自应作为地方临时发生事件，中央何以知情，当先喻之以理，一面派员调查真相，如政府人员查有实据，则当照律惩处。六、七两条，宪兵三团及军分会之政训处亦可调离北平，否则不宜易之太骤，以免后难为继。至河北省市党部当令其停止活动及宣传。”同日，蒋又电汪精卫、黄郛、何应钦，强调“日人真意并非去于所能了事，直欲中央军他移，而迫中央放弃华北，使平津构成中立区，果以此为目的，则吾人应付似应特别审慎，其所集矢之宪兵三团、政训处、河北省市党部及冀于等问题，纵依其要求，一一办到，恐仍将节外生枝，不肯罢手，届时对内对外又更感困难”，直言若日军坚持中央军必须撤退，“则宁可一切不为采纳，坐听日军之所为而已，如彼方尚有止境，并无构成平津中立区之意，则请斟酌实行”。至于返京主持全局的建议，蒋明确拒绝，6月3日致电黄郛，“已另电汪院长审择时机，酌定发表，弟当同负其责，则弟之飞京自可从缓，盖此间一切固尚待部署，亦不能遽行也”。在此情况之下，6月3日，黄郛向蒋表示“对方所提各项，蒙大体均有所指示，当依此标准与汪先生妥商应付，至要求中央军撤退一层，实属万难承受之件，亦当遵照与彼方切实解说”；并告知何应钦与日方交涉进展，“曾托人转告酒井，谓已建议中央，据云中央如能照此办到，彼亦认为中方极有诚意”，强调“如果敬之兄所托之人传言无讹”，判断事机或有转圜，“彼方目前尚不至决行此策也”。6月5日，黄郛再次向蒋转达酒井隆对蒋的建议：“（一）盼望蒋委员长实现中日真正亲善，勿再为二重之外交政策。（二）平津党务宜一律完全撤退，勿再外示约束，而内部仍工作。”黄郛由此判断日方“要求虽层出不已，而口气似已缓和，前此将平津划入战区之说已不复再提”，然而局势恶化的程度显然已超出黄郛所料。
6月6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联合制定《北支交涉问题处理要纲》，明确表示华北交涉问题的处理由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负责实施，“为援助天津总领事对胡白案的抗议，要求天津驻屯军严格取缔排日团体”，提出包括驱逐中央军、取缔国民党党部、蓝衣社在内的多项主张。由此即可说明日本军部与外务省看似对华政策歧异，实则故演双簧以便谋取利益最大化。6月9日，日方下达最后通牒，“限文日（12日）正午以前答复，否则断然处置”。汪精卫获悉何应钦报告后，当即“召集中央负责同志共议，五十一军本已调川陕甘，排外本已禁止，只须重申前令，关于河北省内党部取消，可由中央秘书处密令处理，不见痕迹。至于中央军现驻河北只有二师，即便撤退，其他军队为数尚众，忍痛承诺，较之平津重开战祸，为害较轻”。6月10日，汪精卫向国防会议报告，“颇起议论，谓宜待介兄处决”。汪极力争辩，“当华北纠纷初起，弟即电介兄至不得已时，当由弟负责决定，如介兄不以为然，可加改正，若事事取决于介兄，无论时不我待，且介兄远在前敌，若后方同志一毫不负责任，何以对之”。最终，汪在未获蒋明确表态的情况下，断然决定电令何应钦“相机办理，弟决共负责”。事实上，此时蒋对日军强令中央军南移，极为愤怒，但权衡利弊后，仍选择妥协之策，“战则尚有一线之希望，但万一之转机与万分之忍耐，则仍须慎重也”。因此，蒋对汪的擅自决断，并未提出反对意见，何梅协定迅即达成。6月11日，黄郛闻悉何梅协定内容，“交相感慨”，“今后之河北必将成为有实无名之非战区，哀哉”！此时黄郛无论对内对外，均感无以自处，14日请杨永泰向蒋转达辞意。次日，杨永泰表示“委座并无强兄即返华北事之意”，但望其“根据正月在京所定之四原则，切实进行，以期改善两方之关系”。最终，6月18日行政院以黄郛因病未能视事为由，决定由王克敏代理政整会委员长。黄郛如释重负，向蒋直言，“华北事件在目前亦只能做到此，当可告一段落，嗣后如何打开僵局，非弟躬临与各方切实面商，恐难有妥当办法”。面对蒋汪无人负责的局面，同为政学系的张群向黄郛抱怨：“现在全国意态分歧，枝节横生，如仅在用人上着想，而不从办法上打算，纵再牺牲数人，复何裨益？”
四、 政整会撤销与黄郛隐退
1935年6月13日，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因拒签何梅协定备忘录而仓皇南返，华北政局俨然形成权力真空状态，群龙无首，各方势力伺机而动，国民政府在华北苦心构建的两会体制已呈瓦解之势。6月28日，“丰台事件”爆发，二十九军趁势进入北平，并与日方秘密联络，意图夺取华北政治主导权，“宋明轩（宋哲元）方面由秦德纯、萧仙阁（萧振瀛）与日人拉拢，双方已有相当谅解，宋希望中央予以冀察绥靖主任，刻正在酝酿中”。此前，“张北事件”交涉期间，6月16日土肥原向殷同提议罢免宋哲元职务，殷同乃将与土肥原谈话经过急电黄郛，黄接电后立即与何应钦商议，最终汪精卫、何应钦鉴于情势严重，在未报告蒋及征求宋意见的情况下，决定免除宋察哈尔省主席职务。讵料6月24日，萧振瀛却倡言土肥原并无罢宋之意，全案乃殷同捏造。从此，二十九军与黄郛及其部属势若水火，必欲取而代之，萧振瀛公然斥责“汪、黄外交，对日委蛇，决不能厌其所恶，此等媚敌求荣之辈，无视国家，不要华北”。王克敏、殷同、袁良均属黄郛部属的核心人物，自然成为二十九军重点攻击的对象。6月28日，萧振瀛致电孔祥熙，要求中央任命宋为北平绥靖主任，萧为北平市长，取袁良而代之。29日，汪向蒋极力反对，“冀事甫告解决，无端立一绥靖主任，徒滋纷扰，以北平包括在内，尤为无理，袁良在北平颇有成绩，似无易人之必要”。7月2日，王克敏向黄郛告急，黄郛怒斥宋萧“不识大体至此，亡国条件真是十足具备矣”。此时黄亦无可奈何：“汪未置可否，现托明晨再访汪，务请指示应付方法，俟得复再报”，仅嘱咐王克敏、殷同谨慎从事。有鉴于此，王克敏为稳固权位，转而向日军求助。为见重于日方，“梅津回国时，曾谈其能促成华北五省联合的与日亲善”，王计划8月召集察秦、冀商、晋徐、鲁韩等举行联席会议。会议目的重在：“一、使五省团结并增强实力，与中央成对立局面；二、促各省聘用日人充当顾问；三、绝对扫除一切抗日反满团体；四、在中日满共存共荣及日本领导下订立各种协定。”与此同时，王克敏将黄郛每月10万元收入缴部，二人因利益纠葛“隔阂甚深，其矛盾情形全出意外”。7月22日，黄郛致电杨永泰，建议中央迅速撤销政整会，“政会令王代理，原属不得已之举，可暂而不可久”，“若此局过于持久，小则端拱无为，徒耗巨额之经费；大则为人挟持，酿成甚大之流弊，至可忧虑”，“速电中央断然下令结束为宜”。
政整会成立初始，黄郛亦试图有所作为，“欲于北方五省政治整理有所进行”，“然因权责混淆，机构不完，环境牵掣，推进为难”，政整会终究未曾改变内外无力的局面。而国民政府内部对于政整会的不满日益累积，建议废除政整会、重塑华北权力机构之声不断响起。5月16日，王世杰、彭学沛等联名致电汪精卫，认为“政整会之设立，本为应付特殊外交，特殊外交告一段落，该会即应力避对外活动。且华北全局现在日人极端威胁之下，任何华北机关或华北当局均不便为对外活动，否则徒为日本开方便之门”，吁求中央“对于政整会之对外宜取逐渐缩小其权限之方针，对于黄膺白氏，似宜嘱其力避对外活动”。因此，当政整会演变为日军策动华北自治的有利工具之时，伴随着宋哲元势力在华北迅速抬头，蒋迅即考虑重组华北政局。同时，地方各实力派亦希望中央改革华北两会体制。6月17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闻中央对华北有主张仍设总政权者，有主张各省市直接中央者，山征往验来，各省市直接中央可以减少以后困难，请钧座裁夺。” 6月21日，蒋向阎表示：“弟意亦以为军政两会拟即待时撤销，使一切简单化也。”相较于黄郛，负责北平军分会的何应钦更能获得地方实力派的认可。二十九军萧振瀛就曾向蒋“力陈黄郛之不当，请由何应钦主持北方大局”，“蒋允诺”。8月5日，蒋介石征询何应钦意见：“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两机关，与其合并另立名目，不如取消其中一个，而将取消机关之职权归并于存在之机关，中意仍存军分会，请兄从速北上主持。又，两机关合并时，发表宋哲元为平绥绥靖主任，未知兄意如何？”蒋认为“对华北因势利导，撤消北平政整会，委宋为平津卫戍司令，则华北当能安定一时”，故而决定“改组北平两会为行政院驻平长官办事处”。8月28日，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撤销政整会，社会舆论反应极为冷淡，“政会撤销之日，除大公报曾略有公平论列外，其他甚为岑寂”，黄郛心灰意冷，“一场春梦做了两年，今则东方微白矣。回首往事，亦复自笑”，再无恋栈之意。
事实上，即如佐佐木到一对政整会的观察：该会是由依靠蒋介石支持的黄郛与华北地方政客、将领、异己分子结合而成的对日妥协机构，其自身权威的强弱，“无疑与中央政府在华北的势力强弱，也可说是与收拾华北政局所需资金的多寡以及黄郛的政治手腕娴熟与否紧密相关”。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华北政客误信日本应该对黄郛施以友善援助，不能否认这种错觉无意间帮助了该委员会的成立，并赋予它力量”。然而随着1935年日军华北政策的更张，必欲将黄郛打倒以代之，而国民政府中央在华北的影响力又丧失殆尽，政整会存在的权力基础已不复存在。可是政整会撤销后，何应钦对北返主持华北政局，颇为犹疑，9月10日致电蒋介石，“俟对日问题有具体办法及联航问题解决后，方可赴平一行，否则去平不特无益，反为难也”。平津地区在此无人主持局面之下，更呈乱象，尤其商震与宋哲元互争地盘，势若水火，“宋以职在卫戍平津，当以所属一部驻津，且商已全省保安司令矣，何以又要居津沽保安司令职？商谓平津卫戍名义在前，津沽保安发表在后，王司令（庭午）时可以，何以宋司令不许”。二人为占据有利态势，竞相与日联络，“宋恃萧振瀛的外交，谓日将驱商离河北，商恃张璧的活动，谓日决拒宋军入津”。黄郛曾执掌华北政局两年之久，迅即成为地方实力派拉拢的目标。商震乃运动殷同请黄再度出山，意欲引黄制宋，在华北权力格局中占据有利态势。商震向殷同表示：“何既不来，军分会已无存在价值，不如一并裁撤，另设华北长官，统辖五省三市，政府授以全权，处理华北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诸事，以求顺应环境，挣扎努力维护此残破之局面。领袖人选非公莫属，惟彼则颇以未知公意为虑。”殷同当即表示“此项计划颇有考量价值”。
1935年10月10日，殷同致电黄郛，请其重返华北，“由商联络阎韩，合词电请中央速决大计，公现时毋庸有所表示，切任其进展如何”。黄郛明白华北局势已今非昔比，10月11日致电殷同坦明心迹：“冯妇可一不可再，此后拟立于对中央建议地位，较为公私两利。”然而殷同并未停止游说，11日再电黄郛，详细分析事尚可为，首先，经济方面“要键所在，此须在解款内尽先每月提存一百万元指充北方建设基金，即一切问题均可解决”，“以此与彼方实行经济提携，将各种必要事业次第举办，则三数年内，一切问题皆可化解”；其次，对日交涉方面，“由我自动聘请最高顾问一二人，厚与彼方联络，其人选如坂西等较可信用，亦较合宜”；此外，政治方面“无妨独裁，班底重新组织，免却种种牵掣，是亦不失为措施上之好条件”。为消除黄郛顾虑，10月14日，殷同又密告黄郛，日方态度及华北局势将有改观，“（一）关东军对军分会主撤销，酒井则主仍由公北来主持，但关东则指摘，谓酒井软化。（二）北方新酝酿中，有组织军政府及共同防卫委员会之说，均无中心势力，无成功可能”。10月15日，黄郛复电殷同，明言其计划“未免过于轻率，而对内之无把握，一如往昔，且尤过之”。殷同请黄郛再度出山、北上与商震合作的计划无果而终。与此同时，日方在政整会取消之后，“认为我方一意规避，对于华北有关之问题与中央即国民党已无商谈之余地，因之遂积极进行华北政权独立运动，派人与合肥（段祺瑞）接洽，经合肥拒绝，乃谋拥立曹锟，或于阎韩二人之中择一为之”。1935年10月之后，日方加快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必断于六中全会或五全大会时达成其目的，对各省主官威胁利诱无所不至”。11月7日，蒋介石致电黄郛“请兄即来京面叙，但决不强兄参加”。黄郛乃处于幕僚地位，赴京与蒋商谈对日问题，最终“归结到非日方了解‘华北仍须由中央派员主持，无法进行谈判’一层，总算连日商谈，始行到题”，蒋迅即命令何应钦北上，与日周旋。但事态演变，已非黄郛所能左右，仅能自叹“形势险恶，有左右皆非之感”。此后，黄郛避居莫干山，远离华北尘嚣。
余论
1934年10月7日，黄郛向徐永昌请教华北政局应对良方，徐建议黄应洁身恬退，“九一八以来，中央事事敷衍，惟君为国家做了一件事（塘沽协议），然此等事不容常做，且因当时应付环境，做后亦不容继续再做他事，只好避开”。黄郛询问此间政局该如何善后，徐乃直言“不管他，盖君在平，无异为日军人开一寻问题之机关也”，黄郛虽极言其是，但“神色间总少意致”。然而一语成谶，未及一年，黄郛即黯然离场。通过考察黄郛与1935年华北危局的演变过程，或可窥悉全面抗战爆发前妥协外交派无以为继的现实困境。首先，自1932年蒋汪体制确立之后，蒋主军、汪主政，中央政权逐渐趋于稳定。蒋汪体制看似并行不悖、权责清晰，但随着蒋介石权力地位的巩固，在中央政局内部越发占据强势地位，汪精卫往往需要获取蒋的表态后，方能决断。但因1935年蒋前往川贵“剿共”，与汪信息沟通多有不畅，“每与蒋先生电商，又因通电不便，如上月致蒋先生之漾电（23日）较养电（22日）早达，而巧电（18日）迄今未达，挂一漏万，殊感困难”，“汪先生极为焦虑”，决策过程颇多踌躇犹疑。“河北事件”汪精卫也曾临时代为决断，但事后又特意向孔祥熙表明心迹，“有时迫不及待则先行之，而留介兄改正之余地，虽有时不谅于同侪，然得介兄及兄二三人相了解，则至慰矣”。因此，黄郛乃有“在平不如在京，在京不如在渝”的感慨。问题是，蒋介石一方面对日军愤恨不已，意欲反抗，“与其南移后再与易地抵抗，不如死守平津，使之同归于尽，以其死中求生也”。另一方面，蒋又感到中日国力悬殊，尤其“先匪后倭这原则不可忘了”，强调“无论对内对外，一以忍字为重”，需要以黄郛为代表的妥协外交派缓冲日军压力。因此，在外界看来蒋介石内政外交政策充满矛盾性，难窥真意，“以事实证之，对内则钧座留汪，而京中乃进行倒汪，对外则钧座方使雨岩（蒋作宾）衔命赴日，而京中乃欲使五院共负其责，是钧座真意何在，不惟国人致疑，即外人将更致疑，不惟局外之人不能共信，即内部亲信之人寖且亦不敢深信”。正因蒋介石内外政策的矛盾性与双重性，使得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呈现摇摆与纷争的态势。华北危机日趋恶化，国民政府实难辞其咎，诚如徐永昌所言，“似今日中央对华北政治取次层的或推委〔诿〕性的政策，结果是不负责的，即地方对外固然不负责，而中央对内亦不负责”。
其次，国民政府各派势力为争权夺利，彼此互相倾轧，使得华北危机更趋复杂化。一方面，中央内部派系纠葛盘根错结，中日交涉成为派系攻伐的工具，“此间党政以外交攻汪甚力”，中央政局因此动摇，无以为继，“已造成汪先生欲归不得之局面”。而汪复职时，又试图挟日以制内，“必兼外交，唐有壬谓，不兼更无办法，盖外交已成为对内的武器或是一种倚仗”。另一方面，黄郛与东北军、宋哲元势若水火，彼此攻讦，不仅为日军蚕食华北创造良机，更使得华北乱象纷呈，各方对日策略均夹杂派系因素。1935年8月28日政整会撤销，外间即认为此乃“政学系失败之表现也”。问题是黄郛作为政学系的核心人物，相较于拥有地盘与军队的华北各地方实力派，1933年初至华北时或能依靠蒋汪与日方的支持，但至1935年华北事变，日方认为“黄膺白者殆一宴会之外交家也”，将其弃之如敝履；同样蒋逐渐对汪、黄主导的妥协外交心生不满，“倭寇急求交涉，京方不察，一意顺从，人才缺乏，精神被制，思之痛心”。黄郛及其部属内外无所凭借，只能步步退让，10月31日许修直致电黄郛，日方要求撤换北平市长袁良，“为两全计，惟有自动迅予内调，对外尚可不以要挟为辞”。至此，黄郛在华北的权力布局被蚕食殆尽。此外，黄郛“虽不否认日本有并吞中国之意，但谓在此世界大通时代，无并吞中国之可能。又谓，英美对日绝于近将来不致有战争，日俄或有战争，中国宜守中立，俟其战争疲敝时，要求其交还三省”，主张“日既极言亲善，不如转利用之，令其助我款械，布置国防，一旦有事，则我炮口岂不可转向日耶”。显然黄郛对中日关系的认识有失客观，并未窥悉日军的侵略意图，甚至将1935年的中日关系比喻为：“黑夜深山为持枪强盗所逼，不能不尽献所有以全性命，今日对日亦犹是也”，更是自欺欺人。关键在于，蒋介石采纳汪精卫、黄郛的中日亲善主张，重在利用其缓和日本在华北步步紧逼的压力，为安内攘外争取更多时间。否则蒋也不会向张嘉璈明言：“助汪即助己。”但是随着1935年日方确定武力逼蒋改变对日二重政策的方针之后，黄郛及其主导的政整会亦被日方视作蒋二重政策产物，必欲打倒而后快，5月25日矶谷廉介向黄郛明言：“南京政府热衷于欺瞒性政策，权限与实力俱无、空有其名的政整会无论由何人来担任，也无法做出任何实际上的成绩，看过去两年间黄郛的成绩便可知晓。帝国认为政整会乃南京政府欺瞒政策的一个表现，此为理所当然。最近在华北发生的暗杀事件，亦为此政策派生之产物。”主张中日提携的黄郛反被日方遗弃。6月28日，黄郛向有野坦言：此次华北事件未能适当解决，“将使此类出身日本的亲日派的活动，陷于犹豫不决的境地”，并“感到悲哀与绝望”。随着日军在华北步步紧逼，蒋逐渐转向联苏制日，7月4日孔祥熙向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探询“苏联政府是否打算同中国签订互助条约？”蒋对日态度逐步强硬，被日方遗弃的妥协外交派更无用武之地，无怪乎唐有壬向黄郛哀叹：“弟无论如何均宜告退，即不告退，亦等于废物。” 1934年何亚农就曾对黄郛此后的内外困境有所阐释：“盖有三误焉。从前日本以为黄有办法，所以捧之，近以其诸凡听南京，因之颇不满，此一误也。黄之来也，以为蒋必事事听之，孰料不然，此又一误也。蒋之约黄出来，本利用其做二重外交，……孰料黄亦系求国民叫好者，岂非亦一误耶。”正因如此，以黄郛为代表的妥协外交派，政治外交主张并无实现之可能，然其所展现的另类历史面相，亦是不争的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