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中军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2期，注释从略
七七事变爆发后的国际交涉，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研究，但具体到英国在其中的作用及其扮演的角色，仍有一定的开拓空间。学界在论及英国与七七事变的关系时，对英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评价不高，认为其选择了一条“自私自利的，被迫援华的政策”，或者称其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务实原则”。新近的研究提出，英国“无力遏制日本独霸步伐”，其做法是尽力淡化七七事变的实质，希望中日双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事变。整体而言，学界在梳理七七事变后英国对中日两国的政策时，注意到了英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并以研究者个人各自的侧重点不同，在具体的解释上有所差异。在线索上，明确指出了平津沦陷之前英国曾筹划的两次联美呼吁。但是，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关于英国内部的讨论及与美方的交涉，仍缺乏深入论述。客观认识英国对七七事变的应对过程，需要从当时英国内部的外交决策出发，并重视其内部讨论。在资料的使用上，目前的研究虽然用到了英方材料，但限于条件，主要是英国外交事务文献。FO371中有关中国部分的大量函电仍未能充分利用。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对于七七事变初期英国为维护其自身利益而采取的行动多不持积极评价，整个抗战时期英国的对华表现亦经常被批评。其实，在事变爆发之初至平津沦陷前的3周时间内，英国的举动相较于美国还是积极的。美国在日本决定发动军事冒险之前，曾两次拒绝了英国的联合调解建议。英国不愿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意图是明显的，对其自七七事变以来的远东政策进行客观的认识，仍是非常必要的。
一、 英国第一次联美调停建议
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的最初几天内，英国政府一直持静默观望态度。英国驻华使领馆人员当被问及对此事的态度时，其回答亦属外交辞令。当英国议会向英国外交部询问时，外交部的表态是：在得到更为确切的情报之前，不宜发表言论。事变爆发之初，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虽不能判定日方的真实意图，但却迅速启动了预定的军事防御计划，调动部队奔赴华北。在最初的几日，国民政府亦并未立刻对外提出调停呼吁。目前可以见到的驻外使馆较早有关卢沟桥事变的交涉，是7月10日驻法大使顾维钧与苏联驻法大使苏利茨（M.Jacques Sourits）的会谈。当被问及卢沟桥事变的性质时，顾维钧依照外交部的统一电文向其说明冲突的原因，“是日本单方蓄意挑起的事件”，“目前双方已经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中国军队撤退到永定河右岸，日本军队撤退到永定河左岸”。直到7月13日，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才向英国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通报卢沟桥事件的进展情形。郭泰祺向艾登强调日本正积极加强在“满洲”和朝鲜的军力，在其本土亦正进行陆军和海军动员，希望英国能有所行动。郭泰祺还表示，虽然7月11日有一个暂时停火协议，但中国政府清楚，这只是日本当局为了拖延时间而暂时的妥协，并称，鉴于上述状况，他受国民政府指示，要求英国尽快采取调停行动。艾登告诉郭泰祺：他清楚地认识到日本政府此刻正在中国发动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并于7月12日晚上会晤了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提出了英方的担心；吉田茂已经向他保证，日本无意扩大战争。当郭泰祺建议由英国提议调查卢沟桥冲突的起因时，艾登表示，目前状况不宜于进行类似调查，如果提出任何调停建议，最好是能有助于和平解决眼下的紧张局势。7月14日，王世杰又密嘱杭立武以私人身份向英国表达调停之探询。与中日双方接触后，艾登向驻华大使许阁森（H.Knatchbull-Hugessen）通报了有关情形。艾登指出：“危险在于，中日双方均出于维护国家尊严的强硬立场而不肯让步，因此，最终我们将发现不得不面对谁也不希望出现的悲剧性结果。”艾登在电文中称，他仔细考虑了中国大使的谈话内容，并将谈话与其他国家进行了协商，即“不仅向中国大使通报了与日本驻英大使的谈话，而且还讲述了与美国大使馆一秘的会谈情形，目的是让中国大使相信，英国目前的唯一愿望是尽自己的所能解决冲突”。艾登评估后认为：中国政府的立场是清楚的，他们无意将日本逐出其已经在中国北部占据的区域，但也绝不准备再做任何让步。
此时，英国内部并不认为日本必定将发动军事挑衅，尤其是驻日外交人员倾向于认为形势不会变坏。7月13日，英国驻日代办道滋（James Dodds）向英国外交部汇报日本内部的消息时称：现有迹象表明（至少有例证说明，日本没有刻意鼓动大众情绪），日本并不准备扩大冲突规模；日本似乎认为，除非中国撤退军队或以其他方式挽回日本颜面，否则日本除继续加派军队之外别无选择；日本加派军队之举亦可被认为仅仅是出于一种预防手段，日本政府只是希望表明形势不应继续恶化；亦有评论指出日本将发现自身现在处境困难。驻北平英方外交人员亦不认为形势会进一步激化，但还是建议应联合出面调解。驻华使馆秘书郭万安（D.Cowan）13日向许阁森通报华北局势时称，只有在完全疯狂的情形下，才会允许中日冲突继续发展，以至于最终对第三方利益造成灾难性后果。郭万安建议应该由友好国家出面向中日两国提出劝告并进行调解。并强调，如果英国要有所建议，必须赶在双方支援军队达到事发地之前进行。需要劝说日本接受恢复事变前的状态。对于平津局势，郭万安认为是“表面平静下的暗流涌动”，他已经建议英国侨民搬进北平城内，以防战事。中日双方此时均向英国表明，无意扩大冲突。英国通过自身的情报系统，亦得出类似的认识。英国外交部有意尝试调停的可能性，其驻华一线外交人员（如郭万安）甚至提出了一些调停的先决条件。在中国向英国提出调停呼吁之前，英国已经开始试探与美国探讨联合调停的可行性，但美方的反应并不积极。7月12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与英国驻美大使林赛（R.Lindsay）就中日冲突交换了意见，并探讨英美合作处理远东危机的可行性。得悉艾登之意后，林赛遂探询美国国务院的态度。7月13日晚上6点，林赛将建议英美联名共同行动的备忘录送交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亨贝克（S.K.Hornbeck），并希望能在当晚8点半前得到答复。面对英方如此急迫的催促，亨贝克称当晚答复不太可能，但他会立刻将备忘录送交国务卿赫尔（Hull）。经过紧急协商，亨贝克于7月14日正式将美方意见答复英方。林赛仔细阅读了美方的答复后称：“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美国不准备加入共同行动？”亨贝克解释道：“美国愿与英国共同劝解中日双方停止敌对状态，但平行而独立的合作可能更有效果。”亨贝克并进一步向英方通报了美国国务卿与中、日驻美大使之间的谈话内容，并指出，美方与英国驻日及驻华大使所持观点一致，认为英美应在交换情报及协调立场方面紧密合作。美方之所以反对联合行动，因美方“可能的担心在于，协调一致的行动反而会适得其反”。此时，蒋介石亦从相关渠道了解到，英国有意联合美国斡旋中日冲突，在7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对芦案英美已有合作调解趋势。”
在美方拒绝英国提出的联合调停提议同时，国民政府意图通过法国向国联呼吁调解的尝试亦遭受挫折。7月13日，驻法大使顾维钧奉令向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博斯（Yvon Delbos）询问关于引用国联盟约和《九国公约》阻止日本发动战争的问题。顾维钧提出，“鉴于目前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拟根据国联宪章第17条，向国联提出请求”，并希望探明，法国政府会否支持中国。德尔博斯称，他业已于7月12日晚致电法国驻伦敦和华盛顿大使，“指示他们与英美两国政府接洽，协商在东京和南京共同提出调停，目的是说服中国和日本不要诉诸战争，应寻求和平手段解决争端”。顾维钧随即向德尔博斯指出，遗憾的是，美国并非国联成员。德尔博斯强调：美国的参与对于国联采取任何行动都是必不可少的。顾提出，依据《九国公约》第7条，签约国之间可以进行协商，但如向国联提出调停申请需要美国出面，以便获得美国对国联行动的支持。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博斯与顾维钧谈话后，将其指示于7月14日经法国驻英大使（Mde Margerie）传达给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奥德（C.W.Orde），即：中国希望向国联或《九国公约》签字国提出调停呼吁。法国向英方表示，“法国政府希望了解，中国政府是否在伦敦提出了类似的咨询，英国政府对此持何种态度”，“法国政府倾向于认为诉诸国联并不可取，因为国联在处理中国事务时有很不愉快的经历，另一方面，如果日本拒绝接受邀请，依据第17条，则很可能提出盟约的批准问题”，建议可以通过《九国公约》签字国提出调停，如此做的便利是“可以把美国包括进来”，不利的是“但却又把俄国排除在外”。英方告诉法国大使，中国并未在伦敦提出类似的调停咨询，一旦有类似咨询或英国政府对上述两个问题有何正式答案，英国都将及时通告法国。奥德表示，他个人不倾向于向国联提出申请。其实，驻英大使郭泰祺于7月14日已经奉外交部令向英国提出求助国联的咨询，只是英国外交部内部并未进行通报。14日，郭泰祺拜访了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贾德干（ACadogan），称中国政府正考虑向国联提出呼吁的可行性。贾德干谓，“中国此举既不会发生作用也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因为在日本政府反对下，国联盟约第17条很难起到作用”。虽然提议遭到否定，郭泰祺仍向贾德干提出，他认为日内瓦是个中国向世界呼吁关注的合适地点，而贾德干则认为，就目前形势而言，亦不会发生作用。
7月14日，英国内阁召开会议。为了等待关于卢沟桥事件的最新消息，以便总结远东局势，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特意推迟到会议临近结束才发言，“就外交部目前所收到的消息判断，北平附近的冲突并非日本刻意挑起。日本华北驻屯军长官并不在现场，而且有其他证据表明，日本本身也对事件感到吃惊”，但是，“日本政府正面临一种压力，有采取军事行动的危险”。英国领事及美国国务院都认为形势很危险。国民政府外交部认为，日本将于7月15日发动全面进攻，要求顾维钧尽速争取英、法等国帮助，以阻止日本的进攻。得此指示后，顾维钧立即通过电话将战争即将爆发的消息通知了法国外交部。7月15日下午4点半，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博斯约见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通知英美法三国的商谈结果：“他曾建议由英国、美国及法国三方出面，向东京和南京斡旋。可是美国主张三国单独行动。”至于顾维钧所建议的向国联呼吁，德尔博斯认为不会产生效果，他倾向于中国通过《九国公约》签字国提出呼吁，“因英国坚信，处理此事必须有美国的合作和参与”。在会谈中，德尔博斯还告诉顾维钧，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Bullitt）以其个人意见表达了对诉诸《九国公约》签字国的赞同。道滋在向英国外交部通报日本政府的动态时提出：他个人以及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Grew）均认为，“日本不需要此次事变，既无意策划，也无心挑衅，该事件是否能和平解决取决于中国能否控制住其自身的民族主义情绪”，“格鲁大使因此建议美国政府目前不宜采取行动”。格鲁亦向美国国务院发出了类似的建议：“（7月11日）和解协议的条款也是比较宽大和可行的。这清楚地表明日本政府不想扩大事件的原则，并希望可以即时和平解决纷争。”关于日本国内的情形，法国驻日使馆与英美两国的认识并不相同，法方认为：日本群情激昂，战争准备正在加速进行。不同于日本外务省放出的和平风声，日本军方此时向英国政府表达了较为强硬的立场，军方此举对英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或可再加评估。7月14日，甫从英国返回国内的日本驻英使馆武官本间雅晴少将向英国驻日使馆通报了日方的立场，共有5点意见。首先，“日本天皇及政府最为担心的是英国对卢沟桥事变的反应”。“如果英国误判形势，认为应由日本对当前的冲突负责，继而鼓动中国，但凡有任何此类倾向，日本均不会继续与英国进行双边修好谈判。而且，一旦英国有此倾向，在一些特权领域，不仅是航海或军事领域，还特别包括商业利益，将会在日本激起反英情绪。”本间雅晴称“迄今为止，伦敦发往日本的报告都试图让当局放心。报告对英国的不偏不倚的态度致以敬意”。其次，“是战是和，现在取决于蒋介石。让人担心的是，蒋正制造一个反日情感的魔鬼，而这种行为最终将会毁了他本人”。再次，“增派至华北的军队可能包括从满洲调动1个旅，朝鲜1个师团，日本本土的增派数量取决于形势的发展”，“目前，北平附近的少数日军事实上被孤立了，甚至驻天津部队的数量也处于严重劣势，而中国正源源不断向华北增兵”。第四，“日本不会允许日本人被羞辱、杀害或驱逐，即使唯一能够防止这种现象发生的手段是使用武力惩罚，一旦日本完成惩罚手段，日军就撤离该地区”。第五，“在日本国内，有些意见认为目前发生的事变提供了一个黄金机会，要求最后解决华北问题。但他个人认为日本政府会抵制住此种压力，尤其是如果局势可以和平解决”。本间雅晴的此次通报，态度强硬，威胁语气浓厚。日本通过军方亮出底线后，7月15日下午，英国驻日代办道滋向日本副外相堀内谦介回应称“英国政府一直在尽其所能发挥其作用”，堀内谦介表示感谢，并谓：“他本人确信日本内阁必将十分感激英国政府的友善行动。”
二、 国民政府呼吁调停及英国之反应
自7月12日起，国民政府相继与美、英、法等国进行接触，试图寻找外交上的援助。英、法、美三国并未给出积极的回应。虽然英、法均认为美国的参与非常重要，但美国不愿卷入中日之间的纠纷之中。此时，在各国不愿积极出面的情形下，中国所能够利用的外交渠道，形式上和法理上存在国联和《九国公约》签字国两种途径。鉴于英法等均不愿中国诉诸国联，因此可能发挥作用的途径亦只有《九国公约》。蒋介石在7月15日已经得悉，英美单独向日本提出了劝告，但并未能联合一致行动，“审察局势，英美各对中倭两国提出劝告，而不联合一致，减少力量”，并手拟了致英国政府的稿子。在向国际组织提出呼吁之前，国民政府首先通过英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和平解决冲突的诚意。7月15日下午6点，外交部长王宠惠会见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王宠惠告诉许阁森，中国军队的行动仅仅限于自卫，无意制造和扩大对立。中国军队已经准备停止前进，如果日本能与中国同时行动，中国军队将撤回到事变前的状态。王宠惠还表达了中国避免冲突升级的诚意，建议作为一项基本措施，双方军队在7月17日停止前进，然后再协商各自撤回到原来的位置。许阁森在致英国外交部电文中称，如果英国政府能够促使日本接受该项条件，中国将同意公开发表上述承诺。7月1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向除日本之外的《九国公约》签字国，还包括苏联和德国，递交了一份中国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备忘录。备忘录指出，日本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并无条约根据，中国方面虽尽力维持和平，但日本“每次获得解决办法后，类因日军重行进攻，以致立即成为无效”，日本的行为“实属破坏《九国公约》所规定之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中国政府仍准备进行“谈判何种荣誉之协定”。同日，顾维钧奉命向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博斯递交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备忘录，表达中国寻求和平解决的诚意，但亦同时表达了如日本扩大侵略中国将尽全力抗战到底的决心。德尔博斯认为，中国政府采取了适当的步骤。在与顾维钧交谈日方的态度时，德尔博斯称法国政府不偏袒中日任何一方，只是准备帮助中日双方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但日本大使“很自然地把所有责任推给中国政府，并指控中国具有反日情绪”。在会谈中，德尔博斯再次解释了诉诸国联的不利之处，认为并不会带来实际效果；并指出，美国虽然不倾向于联合调停，但美国必不可少，《九国公约》途径可能会发生作用。
16日上午9点，许阁森会晤王宠惠，转达英国政府的态度。许阁森不认为形势如王宠惠所言，即日本完全控制了军事态势。他认为，此种日本控制一切的判断与实际情形不符。将眼下日本军队的行动视为纯粹的自卫，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日本需要在中国军队数量远超过日本军队的华北采取必要的警卫措施。许阁森指出，中国本身正在调动军队，蒋介石也宣称中央军将派往保定。王宠惠回应称，中国军队不会越出保定地界。许阁森称，既然中日双方都无意制造危机，而且采取的军事行动都是出于自卫，因此，双方有必要马上停止军事部署，然后才有可能和平解决事件。许阁森发出上封电报后，又于9点30分追加发出一封密电。电文称，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向我递交了一份节略，并极端强调其保密性和重要性，因为蒋介石要求王宠惠只能将其传达给少数要员，该文件代表了蒋介石本人的态度。节略称：“鉴于大批日本军队正从满洲、朝鲜及日本本土派往平津、丰台等地，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中国政府出于单纯的自卫，被迫部署军队作为预防，无意挑起敌对行动。总而言之，中国的军事部署除准备抵抗外，别无他图，此点与日本军队的侵略和挑衅行为完全不同。”拒绝了英国7月13日的提议后，7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了一份声明，强调美国政府主张和平解决争端，呼吁中日不要诉诸武力。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认为，赫尔的声明“没有指责谁，没有点谁的名，却又明确无误地阐述了我们维护和平的政策、条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不会喜欢这个声明，因为“（日本）知道是针对他们的，但声明的形式却使他们绝对找不到发怒的理由”。林赛在与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戴维斯（Norman Davis）会晤时，戴维斯特别提及了艾登关于在东京和南京联合调解中日冲突的倡议。戴维斯称，美国驻南京和东京两位大使均认为，对日本而言，此时的联合调解反而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当戴维斯表示“美国政府此时无意在远东问题上与整个欧洲搅在一起”时，林赛认为，这等于什么都没说。在林赛个人看来，一定有其他因素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定。
国民政府发出致《九国公约》签字国备忘录的同一日，道滋致电英国外交部，称日本于15日晚宣布将自日本本土派遣一支部队到中国。在会见日本副外相时，道滋希望日本清楚，许阁森无法在日本坚持扩大驻华军队规模的情形下说服中国停止增兵行动。道滋希望日本接受他的建议，并称“虽然没有指示，但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已经准备结束所有的军事行动”，但日本外务省副外相辩称并未增派军力，所有的行动都是正常的军事运输和补给，但是他不能给出更为具体的信息。此时英国并非没有预察到日本的野心，也并非没有手段制止日本，但英国认为国际环境不允许，此时美英两国虽然不满意日本挑战远东现存秩序，但对于采取实际行动尚未下定决心。一个最为主要的考虑在于：虽然本国的利益会因日本在华行动受到损害，但如日本的行动限于华北地区，英美两国是可以接受的。林赛在致英国外交部电文中指出，“美国人整体而言对形势持悲观态度”，“无论美国还是英国都不准备将反对立场坚持到底，而日本深悉此点”。在北平，郭万安亦通过秘密渠道得到宋哲元与日本谈判所拟议的3项条件，其中包括惩罚中国负责官员、中国军队从平津地区完全撤离及严格遵守《何梅协定》等。宋哲元的态度是除“从平津地区撤兵不能接受外”，其余皆可商量。日本方面，关东军不满意上述条件。日本逐步加速了全面战争的准备，虽然内部仍有不同意见，但总体意见倾向于一举解决中日间悬案，“帝国之意图，始终期望将局面限定于华北，予以现地解决。因此，要求南京政府中央军恢复原来态势，停止对日挑战行为，且不得阻碍现地解决”。在仔细审查华北局势的前提下，提出了以7月19日为谈判限期的判断。“日华间的谈判，已不容拖延”，“要以19日为限期。同时，与华北当地的谈判也要以19日为限”。因为“估计中国驻屯军在7月19日前后可完成战略展开，故以此日作为华北谈判的限期”。这正是日本对华提出口头警告的背景所在。英国据此判断，中日之间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许阁森于17日向英国政府发出警告，称中日之间的状况极度危险：日本意图局部解决眼下的冲突，通过强行施加条件进一步控制华北，然后再恢复中日间的正常关系；中国政府在控制公众舆论方面面临极大困难，不足以防止局部事件演变成全面冲突；蒋介石本人态度目前看起来也处于进退两难的危险境地，即要么抵抗日本，要么在爆发的公众情绪前默不作声。许阁森认为，相较于蒋介石本人而言，国民政府整体上较为平和；日本政府则必须严格约束其军事力量。
7月17日，日本驻华代办日高信六郎约见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口头形式提出警告，要求“中国立即停止挑衅行为；不得限制华北当局执行7月11日协议”，否则形势发展实难预料。虽未要求中国立刻予以答复，但希望中国政府能在7月19日之前给出最终决定。此口头警告，已经有了最后通牒的性质。同日，蒋介石对内发表庐山谈话，提出中国决心应战，并提出了对日交涉的4点原则，提出了“最后关头”和“抵抗到底”两个判断，强调平津就是最后关头，绝不容失。英国政府于18日从蒋介石的顾问端纳（W.H.Donald）处得悉蒋谈话的要点，端纳将其总结为4点：中国的忍耐导致一直在损失主权和忍受痛苦；日本对当下的局势具有完全的主动权；如谈及局部解决，则不能忘记伪满洲国；如无和平希望，中国将战斗至最后一省、最后一人。日本却于此时建议派代表到庐山牯岭同蒋介石会谈，许阁森提议值此关键节点，应认真对待日本的谈判建议。而蒋认为这不过是日本的缓兵之计。
在与英国外交部交涉时，日本试探英国对从朝鲜和“满洲”派兵进入华北的态度，并有意暗示华北形势正在恶化。日本驻英使馆领事二等秘书富井周告诉贾德干，日本政府仍对华北局势感到忧虑，因为日军在北平仅有2000人，而在天津也只有8000人，日本需要向平津地区增派军力。对于宋哲元与日军签署的协定，富井周认为南京政府不会承认。贾德干评论说，事情总是存在这样的困难：当地方协议谈妥后，到最终签署难免会拖数月时间，因为总是会担心是否能签署，由谁来签署，协议应该包含哪些内容等。富井周宣称，“最近数起军事冲突表明，寻求就地解决是需要的，这绝非政治问题，不是由两国政府间的谈判能解决的”。对于日方有意用军事手段局部解决的倾向，贾德干“冒着影响英日关系的风险表态称不能认可日方的观点”，“据我们所知，他们（中国军队）并未超出某一固定的地点”，中国政府会同意就地撤出军队，并准备在不加强武力的情形下签署协议。富井周则称，许阁森并未听取日本驻华使馆的建议。
经过事变后10天内的交涉，日本坚定了增派部队到华北的决心，并做了全面作战的预判。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提出“如不坚决实行动员，对第29军给以打击，则今后类似华北事变的事件，仍将继续发生。其重点即在于防止类似事件的重演”。在作充分军事准备的形势下，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解决事件的外交谈判，不可受卢沟桥事件原委的拘束，希望根据新的设想，既要适应现状，又要按照确保既定权益、坚持三协定、尊重领土主权、树立共存共荣和华北特别防共地区的方针，以维持和平的方法进行交涉”。此时，日本外交与军事分头进行的方针愈益明显，外交在为军事方针作掩饰。受外相广田弘毅指示，副外相堀内谦介告诉道滋，除从朝鲜和满洲调动的军队外，日本无意从本土派遣军队，“就地解决华北事变前景明朗，为了防止中日间的军事行动升级，日本政府正尽其最大努力排除这种风险”。道滋认为，如日方所提条件合理，南京政府不会反对就地解决。7月18日前后，许阁森在与王宠惠的两次谈话中间，特意安排了一次与日方驻华代办日高的会谈。许阁森提议日方应与中方一道停止军事行动，因为如果日方停止，则中国非常乐意停止军事部署。日高问许阁森，南京能否确保约束第二十九军，王宠惠给予了肯定答复。在北平的郭万安则认为，形势极端严峻，他本人已经很难获得有关中日在天津进行谈判的真实信息，但可以断定，和平解决事变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微小。同日，王宠惠在回答许阁森对局势的看法时表示，日本所谓的就地解决，实际是要排除中央的参与，与第二十九军和华北当局直接谈判，南京国民政府将视谈判的结果再确定是否予以承认。王宠惠还告诉许阁森，可以确信，“日本的侵略要求将随着华北日军的数量而成比例增加，而军方的要求亦必然远超日本政府所批准的限度”。当晚，外交部次长徐谟紧急约见许阁森，称“希望英国政府能够发表声明，用以说明由于英国利益和人民在中日敌对状态中受到损害，因此和平解决事件具有重要意义”。许阁森避免正面回应此事，只是表示将向政府传达。徐谟又提及向国联呼吁之事，亦被许阁森认为“想法过于遥远”。在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面前，端纳抱怨英国国内完全被日本的舆论宣传所蒙蔽。“依据《辛丑和约》，日本无权在秦皇岛以西调动军队，令人失望的是议会在回应上述问题时竟然无人提及”，由于缺乏公众舆论支持，许多中国人会把日本所传播的谣言视为合乎情理，即“在华北的军事行动中，英国与日本已经串通好了”。对于日本的军事侵略，端纳认为日本不会从现有的态度上变得缓和，南京政府绝对会决心全力保卫华北地区，“全面摊牌难以避免，除非英美一起对日施加金融压力”。基于《辛丑和约》，法国驻北平大使此时提出了另外一条思路，即联合条约签字国向中日同时提出抗议，抗议双方的军事行动危及到了平津之间的公共交通。法国大使认为此提议具有“强烈的司法基础”，“会使日本认识到其他列强并不只是袖手旁观；也能促使中国更容易接受日本的强硬条款”。对此提议，郭万安认为发出一封文字倡议，并以个人名义签署，总是有益无害的事情。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奥德（C.W.Orde）收到郭万安转来的法方提议后，认为此举并无妨碍，通知许阁森和郭万安，可以照做。当7月19日日本预定最后期限来临之际，日本军方再次向英国表达了强硬态度。英国驻日大使馆武官应日本军部邀请往访，日方通告了以下事项：（1）日本理解，美国和法国并未有所行动，相信俄国也无意卷入。为了和平，为了不需要解释的日英两国间固有的友好，希望英国尽其努力警告蒋介石不要玩火。（2）日本已经做好跨海远征的所有准备，即使是将引发第二次中日战争，亦在所不惜。但现在主要军队尚未离开日本本土。也是在7月19日，蒋介石公开发表应战谈话，提出解决卢沟桥事变的4点立场：（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20日下午3点，许阁森将蒋介石的谈话内容致电英国外交部。4点45分，许阁森又把中日交涉的情形向伦敦进行了汇报，认为形势极端严峻。与王宠惠会谈后，日高信六郎告诉许阁森，“中国政府不会主动停止现有挑衅行为（指派遣中央军至保定）”，“尽管中国政府没有阻止地方谈判，但批准必须由中央政府决定”。王宠惠则急切要求探询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事件的一切可能性，而日本对中国政府的回答极不满意，称日本大使不会回到南京。国民政府在向国际社会提出调解呼吁时，日本则向国际社会释放出相反的声调，不希望英、美等介入到中日之间的冲突之中。国民政府诉诸《九国公约》签字国的行动，并不为美国所支持，这也决定了寄望于国际组织调停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当日本再一次向英国表露出强硬态度后，英国意识到，中日冲突已经箭在弦上。
三、 英国第二次呼吁美国共同行动
日本将7月19日视为中日谈判的最后时限，而蒋介石则在同日发表了应战谈话，英国认为，卢沟桥事变是否能和平解决的关键节点已经来到。能够阻止战争爆发的关键因素是美国的强力参与，虽然美国已经拒绝了一次英国联合调停的申请，但值此关键时刻，英国仍希望再做一次努力。7月20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见美国驻英大使宾厄姆(Bingham)，交换关于中日局势的看法，希望说服美国一起行动。艾登提出，为解决东亚危局，“英国仍一如既往愿意与美国政府进行任何它认为合适的合作”。艾登还表示，就目前与美国的沟通而言，两国的立场是非常接近的，赫尔国务卿的声明尤其令人赞赏。“如果现在美国政府有任何进一步的提议，英国乐于考虑”，艾登进一步指出，“我应该坦率地告诉大使阁下，英国并不担心单独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宾厄姆希望艾登能明了：相较于在欧洲问题上而言，在远东问题上美国政府更容易提供合作。关于英国所谓单独采取行动之说，并非套话。日本曾向英国驻日大使抱怨，除英国政府外，美国和法国都没有采取干预动向。而三国此前曾达成一致：各自单独向中日提出调停，以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宾厄姆在谈话中指出，“我们不会为了解决中日冲突而发动战争，我们没有人能够去这么做，但是除了战争，很难能想出其他有效的手段去阻止日本”。谈话到此种地步，艾登表示，“鉴于当下严峻形势，我仍希望能与贵大使就此进行交流，并再一次希望通过大使阁下，向美国政府表达英国愿进行任何可行性合作的愿望”。谈话最后，宾厄姆称会将此次谈话传达美国政府，艾登则告以他明日随时等待与宾厄姆的会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艾登还与首相张伯伦及驻美大使林赛之间保持了另一条联络渠道，透过该渠道，英国试探对日进行贸易禁运的可能性。在与宾厄姆谈话后，艾登以个人身份给林赛发出一份电文，没有编号，并同时注明：仅抄送首相张伯伦本人。在这封以个人身份发出的电文中，艾登强调，大使本人并未从美国政府收到任何指示，只是想以个人身份给英方以提示，并独自承担责任。宾厄姆向艾登提出的个人建议是：“我们可否考虑一下这种可行性，即要求美国政府与英国一起加入对日本的贸易禁运？”艾登追问“是指对日本出口到英美的贸易禁运，还是我们对出口到日本的贸易实行禁运”，宾厄姆回答是：两者都包括，应该停止日本所有的进出口贸易。宾厄姆的个人解释是，当前形势极端严峻，如果再不尝试阻止日本的侵略，英美两国不仅在华贸易将受损，即使是在远东的巨额投资亦将完全丢失。鉴于美国中立法的存在，艾登询问宾厄姆，美国政府是否可能绕过中立法实施此政策。宾厄姆认为可以绕过中立法案，但表示需要再深入思考一下。在此电中，宾厄姆请艾登务必守住消息来源，认为尽管实行该建议遥不可及，但出于私人友谊，仍愿意与艾登分享。艾登答应，除了通报首相之外，他不会扩散消息。
7月20日，艾登致电林赛，就英美联合向日本发出劝告一事作出相应指示，要求林赛将以下内容通知美国政府：英国政府极端关注近期远东形势的发展，并一直在考虑是否采取进一步的努力以避免因中日冲突而造成的深远影响。在此形势下，英国愿与美国政府联合提出交涉，向中日两国要求以下两点：（1）取消所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2）接受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为结束现有僵局而提出的倡议。艾登要求林赛收电后即可去约见国务卿赫尔，询问他是否同意此行动，会否加入英国的提议。并建议向美国说明：鉴于当前局势对远东繁荣的破坏，以及中日武装冲突对地区和平的伤害，英国深知成功的机会虽微弱，但仍要做一尝试。7月20日下午，林赛将英方的提议送交美国国务卿。晚上11点，美方派远东司司长亨贝克往见林赛，告以美方将于明日再次约见中、日驻美大使，强调避免冲突的极端重要性。亨贝克还称，“今晚不可能再作出任何进一步的决定，但明日可以继续考虑共同干涉一事”，亨贝克认为，“军事侵略思想已经控制了日本政府，没有什么能阻止日本发动战争，共同干涉行动只会加剧已经濒临崩盘的局势”。会见后，林赛告诉艾登“亨贝克的言辞表明，寄望于国务卿同意共同干涉的希望渺茫”。7月21日，艾登再次通过与林赛的单独联系渠道，通报其与宾厄姆的商讨结果：两人商讨后认为，既然已经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了联合干涉的倡议，在进一步行动前，必须等到美国政府的回应。得到英国再一次提出共同调解的建议后，美国当晚并未给予答复，而是电询驻东京大使格鲁的意见。格鲁持消极态度。英国驻日代办道滋与美国驻日大使格鲁之间相互交换了意见，在事后致英国外交部的电文中，道滋称，他认为格鲁大使确信共同调解一事不会为日本政府接受。照格鲁的理解，日本不喜欢各国对远东地区动辄予以调解的做法。直至此时，格鲁和道滋仍认为，日本是急切要避免战争的。21日，林赛终于等来了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其核心是：美国仍坚持单独行动，不愿与英国共同发起干涉。美国在备忘录中同意英国对远东严重局势的判断，完全认可英国提出的应尽力避免会造成深远影响的军事冲突的建议；美国希望能与英国政府一起呼吁中日双方，应避免冲突。依据目前所能得到的消息，“我们感到，英美两国一直在进行的平行行动事实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为了继续一起努力避免冲突，两国政府应该再一次各自向中日两国政府强调和平的重要性”。得悉美国国务院的不予共同行动的备忘录后，艾登再次与宾厄姆见面，商讨美方拒绝共同行动后的应对。宾厄姆称，他本希望赫尔国务卿不认可远东司的观点，可以同意与英国共同行动，但国务卿竟然拒绝了提议，他本人只能认为共同行动是个错误的建议。艾登表示，晚上他去见中日驻英大使时，会说些与赫尔国务卿在华盛顿对中日两国说过的类似的话，借此表明英美两国持共同立场。宾厄姆确信，美国不会反对此做法。
同日，正在英国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在驻英大使郭泰祺陪同下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及贾德干，建议英国考虑与德国一起对日发起劝告。郭泰祺向艾登提出，据其所知，法国和德国均向日本提出了交涉。郭谈及，德国政府很担心现在的中日争端，尽管德国与日本关系友好，但在中国亦有巨额贸易利益。艾登并未对联合德国的提议发表意见，只是对英国已经做的努力向孔祥熙做了介绍。.当英国外交部为联合美国而努力时，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与蒋介石的顾问端纳交流了对时局的认识，后者刚刚陪蒋介石从庐山返回南京。依据端纳的消息，蒋介石仍希望能和平解决事变，但答应日方的要求等于投降，他本人必将下台。“南京中央政府完全希望能与日本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现有争端，并曾提议通过仲裁或其他手段等方式，但是南京不允许日本戏耍中国，要求中国盲目接受足以使中国永远失去华北的现地解决方案。”日本此时要求的不是卢沟桥事件如何解决，而是要拿去冀察两省。“或者日本主动改变态度，或应别国的要求改变态度，否则军事冲突不可避免”。中国军力虽弱，但民众不允许依照日本所提出的方式妥协。从庐山回到南京的第二天，即7月21日，蒋介石召见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希望英美共同出面调解中日冲突。蒋介石向许阁森表示，“形势如此危急，唯一可能解决冲突的机会在于由英美联合与日本政府交涉，寻求和平解决方案”，“蒋介石对达成和平解决方案极端渴望，他唯一的限制条件是须遵守他庐山谈话提出的4点”。当蒋介石说“在4点原则下，他可以同意展开任何讨论，包括讨论7月11日的协定条款”时，许阁森建议蒋以此意见通知日本政府，蒋介石认为不妥。召见完许阁森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又对自己如此直白的表示心生悔意，“对英使说话太直，无论如何知交，对外交立场应留有旋转余地，不可自行束缚也”。许阁森与蒋介石的此次谈话，中文记录与英文记录大体一致。在中方记录中，许阁森提出“倘日方要求之解决，只限于如近日所传闻之数点，即道歉惩罚，卢沟桥不驻兵，由保安队接防，及取缔排日防共等，中国似尚可接受”。蒋介石答以“倘仅限于此数项，而并无其他所谓细目，我方非不可考虑为适当之解决。但吾人对于日人无信用，最好请许大使为中间保证”，在请英美出面调和一事上表示“只有英、美努力从中设法，或可变为缓和”。也是在21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召见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再次向日本强调和平解决的重要性。艾登要求吉田茂转达日本政府：据最近所得到的消息，中国将会限制其本国的抵抗行为，日本军方亦应信守诺言。吉田茂答以：他有一段时间曾希望通过英国驻北平领事提出调解建议来解决事变，但现在则已经不可能。
事实上，由于美国拒不合作，英国第二次提议的共同干涉此时已经不可能。虽然日方仍通过外交渠道向英方释放虚假信息，宣称已经与华北当局达成协议，但英方已经不再相信，并予以公开质疑。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英方仍向日方施加了压力，批评日方在北平附近的军事演习实则已经超出了条约规定。在7月21日的会谈中，贾德干对富井周说“我要公正指出，其他国家的公众舆论可能更倾向于认可中国军队在其本土内的调动，而不认可大批日本军队进入中国领土”。针对此种批评，富井周并不正面回应，只是称日本军队需要应对华北发生的军事冲突。贾德干又从历史渊源上讲述日军进入中国华北的非正义性，不认可富井周所指出的事件需要以发动军事冲突来解决。“英国自身也曾在36年前向华北派驻过军队，据我所知，我们从未在与中国人相处时发现有何困难”，“在英国自身的经历中，包括其他欧洲国家维持在华驻军的经历，我们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避免卷入任何冲突；我们非常小心地将军队保持在固定的地点，尤其是，他们从不会在北平使馆区外炫耀武力，他们只是警戒周围来复枪射程范围内的安全，他们的年度军事训练也是在山海关地区的指定地点进行”，如果考虑到英国自身的经历，“我不得不说，日本近2年来高调派军进驻北平，军队任意进行军事活动”，“日军甚至在北平城内使馆区外进行军事演习”。贾德干最后称“我不是要质疑日本这些活动的权利，而是要尽力指出日本所追求的正是引起事变的危险所在”。对贾德干的此番评论，富井周并未尝试任何辩解。在同日的会谈中，日本驻英使馆二等秘书富井周还将与宋哲元达成协议的消息通报给了贾德干，称这是现地解决的好消息。但当贾德干询问协议的具体签订者以及条款如何时，富井周并不知情。贾德干告诉富井周，如果现地解决协议已经达成，英方当然欢迎，这是结束冲突的第一步，但是有两点需要明确：（1）中国政府已经明确宣布，任何地方协议必须经中央政府认可方为有效；（2）地方协议的初步达成当然是走向和解的第一步，但是在两国政府达成总体协议前仍要警惕事变随时爆发。富井周亦承认，南京政府可能不欢迎现地解决协议。在21日当天的英国内阁会议上，外交大臣艾登汇报称，远东传来的消息并不鼓舞人心，他已经尽力与美国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昨晚刚刚与美国驻英大使见过面，通报英国对南京和东京所做的指示”。总结下一步的外交方针时，艾登表示英国不准备再采取独自行动，“当英国在东京做交涉时，而美国的行动仅限于华盛顿，以致使得东京认为只有英国对干涉日本兴趣强烈”。为了尽最后的努力避免战争，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首相已于20日晚致电华盛顿。首相此举无论如何都将记录下英国政府为共同干涉所做的努力。在回答议会质问时，艾登再次否认将把中日冲突诉诸国联渠道。
7月20、21日两天，英美两国为是否共同干涉进行的密集外交交涉事实上只限于口头，并未能体现为具体的外交行动。在形势判断上，英国认定军事冲突主要责任在于日本。英国确曾希望通过联合美国一起制止日本的军事冒险。即使是从公众舆论角度看，英国亦不认可日军增派军队到华北的行为。美国国务院对于艾登所提议的共同干涉不感兴趣，英国权衡之后，决定不再单独行动。美国拒绝英国共同干涉提议之后，外界传言，英美之间的合作已经破裂。为缓和因拒绝而产生的尴尬气氛，助理国务卿威尔斯（Sumner Welles）于22日向林赛解释道：外界传言只是一种对事实的错误理解，事实上，英美已经进行了有价值而且受欢迎的合作，业如21日备忘录第一段所讲述的那样。助理国务卿还表示，美国虽然拒绝了参与共同行动的提议，但这种拒绝完全是基于此种事实而做出的：英美两国政府对共同行动的效果持不同态度，美国认为，共同行动可能会在日本方面产生更差的效果，然而，这并不代表英美的合作已经破裂。至于宾厄姆以个人身份建议的贸易禁运，美国方面明确予以拒绝。“对日贸易禁运如无合法程序是不可能实施的，而且禁运亦完全背离了国务院的现有解决冲突的思路。”林赛本人也认为宾厄姆的提议近乎疯狂，“他竟然有如此无意义的提议，真是让人震惊”。为了获得程序上的合法性并获得立法许可，从现在就要开始为期5个月的最高法院辩论，作为中立国，实在是不值得考虑如此棘手的问题。在远东危机影响下，已经被英法等所否决的提交国联的建议又开始出现，这次提出建议的是曾经调查过九一八事变的李顿爵士（Victor A.G.R.Lytton）。应国联执行主席要求，李顿于7月22日致函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询问远东形势的发展，并要求国联召开一个特别会议讨论如何阻止日渐发展的冲突；建议成立一个下属委员会专门监督事情的进展。李顿将卢沟桥事变与九一八事变后的形势相比较，认为二者具有某些相似的特征，与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可比性更高。艾登在回函中称，“我向你保证，采纳贵建议的可行性不是故意被忽略了”，但与此事利益相关的日本和美国并非国联会员国，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把这些国家聚在一起，英国一直在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并已经向中日提出调解。
7月24日，许阁森向蒋介石通报英国政府对于21日提议各点的答复。许阁森重复了艾登面告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的话语，表示已经严正提出了英国的建议。蒋介石告诉许阁森“甚盼在日本尚未提出以前，贵国与美国能联合一致，设法防止”。外交部同时通过驻英大使郭泰祺向英国政府提出呼吁，希望英国政府与美国、法国一起联合行动，通告日本，中国已经做了能够让步的极限。蒋介石曾面询美国驻华大使詹森，“何以不与英国联合劝告日本？”詹森回答“美国政府政策受国会态度及中立法之支配，美虽未与英方联合劝告日本，但愿为单独与并行之行动”。蒋介石与詹森的此次会谈在英美之间还有另一层次的解读，许阁森在向外交部汇报此事时指出，詹森倾向于认为：如果发现英美两国政府有联合行动的任何可能，国民政府都将会特别予以重视，并促使两国以仲裁人的身份防止《何梅协定》之类的协议被故意隐瞒或歪曲。而如此做法，在詹森看来，将使英美面临进退两难之险境。此外，美国驻华外交人员不愿意过深卷入中国事件之中，1932年的淞沪战役可以作为一个前例。基于上述逻辑，许阁森建议“除非我们完全相信日本所声明的自我克制，除非日本所派特使宫崎龙介与南京谈判达成实质性协议，否则，我仍看不到协同政策的可能性，更不用说英美一致行动”。事实上，7月24日之后英国政府已经放弃外交上的努力，而是静观日本下一步的动作。而在此之前的4天，所有北平城外的英国侨民均已转移到城内，日本方面通知郭万安，华北地方当局已经同意从北平及其近郊撤离，但由于一些不得不面对的原因，撤离速度缓慢。7月27日上午9点30分，日本联络官通告称，将于中午12点以后随时发动军事进攻。郭万安紧急致电英国外交部，要求召见日本驻英大使，并要求英国外交部警告日本：如果29军37师在12点以后已经撤离，而日本仍然发动军事进攻，则其行为将被整个文明世界视为非正义性质。尽管日本保证不用航空炸弹和榴弹炮，但必须指出，任何攻击行为都将置大量使馆区外的外国侨民的生命于危险之中。日本内阁于7月20日通过了第二次动员的决议。25日，坚持不扩大方针的石原莞尔也改变了态度，同意动员国内师团进入华北。华北驻屯军于26日向参谋总长报告称“现今已至决断时机，拟于明日采取行动，断然讨伐平津一带中国军”。7月27日，战争已经到来，英国对七七事变本身的应对已经自然划为一个阶段，其对中日冲突的政策亦将随之发生相应的调整。
结语
七七事变是中国全面抗战的起点，从七七事变爆发到平津沦陷，英国对七七事变的政策是联美调停，前提是不希望中日爆发全面战争。平津沦陷后，英国调停中日冲突的前提发生了改变，因中日全面战争已经开始，英国的政策又发生了变化。因此，可以将这个时期英国的政策概括为最初因应。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最初一周内，英国并未视为特别严重的事件，因中日双方都在向英方表明，无意扩大冲突。另一方面，事变之初，日本在华北军力有限，而且主要军事负责人亦不在现场，使得英国误认为日本无意计划全面侵华，此点判断在美国亦有同感。但英国在中国有着重要的商业利益，英国担心卢沟桥事变有演变成大规模冲突的危险，在此顾虑之下，英国外交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施加可能的影响。为了限制事件升级，英国外交部尝试与美国进行了沟通，希望两国共同出面调解冲突。此时美国有其自身的判断，不愿与英国携手干预中日冲突，而更愿意选择单独发表和平声明。虽然判断形势不会恶化，但在中国呼吁下，英国仍向美建议一起向中日双方发起呼吁，不要升级冲突，此乃英国第一次呼吁美国共同参与行动。美国认为共同行动的效果会适得其反，建议各自分别向中日提出呼吁，倾向于平行的行动，而非一致的行动。当中国试探向国联或《九国公约》签字国发出呼吁时，英法美三国的态度大同小异。英、法作为国联的重要成员国，对于中国向国联提出呼吁之举，均表态消极，认为可以尝试向《九国公约》签字国发出呼吁。英法此举，系因希望让美国加入。英法两国的建议影响了国民政府的外交选择，外交部最终选择了向《九国公约》签字国发出呼吁，而非国联。
英国从日本的反馈中得悉，只有英国在认真向日本交涉。为此，日本军方曾两次于关键节点向英方提出态度强硬的劝告，不要干涉中日冲突，英国对此虽有不满，但在预估事变范围不会越出华北的形势下，默认了日本的安排。但是，日本的军事部署很快到位，其确定的所谓“不扩大方针”亦因国内扩大派的观点占据主流，使得全面冲突的可能性加剧。7月17日，日本发出了类似最后性质的谈判条款，要求中方于7月19日答复，而蒋介石则于此时决定公开发表应战性质的庐山谈话，英国感到战争迫在眉睫。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遂决定再次向美国呼吁共同行动，此乃第二次向美方呼吁共同行动。美国仍以相同的理由拒绝了英国的提议。中日全面冲突即将爆发之际，英国决定再次尝试联美调停，即第二次联美努力。在尝试第二次联合美国的过程中，经宾厄姆的建议，英国曾秘密提议对日施行全面贸易禁运的政策，但遭到拒绝。英国之所以要一再尝试联美采取一致行动，其主要考虑应是鉴于两点：一是美国在华同样拥有巨大利益，有可能出面调停；二是美国是当时世界第一强国，只有美国参与，方有可能和平解决冲突。当日本决定扩大军事侵略后，英国外交部通过贾德干较为罕见地直接批评了日本，指责日本违反国际惯例和既有条约，故意在卢沟桥周边进行军事演习。随着平津沦陷，英国应对卢沟桥事变的外交方针并未取得效果，但在此过程中，可以看到英国方面为避免中日全面开战所做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