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1931主力红军整编的源起规划与实践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2期，注释从略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发动了南昌起义，并在八七会议上确立了举行工农武装暴动的方针。自此，中共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独立武装，军事斗争开始在中共革命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不过，在1929年前，正规的红军建设并不被中央特别重视。中央对各地陆续建立的主力红军只有原则上的指导，而缺乏统一的规划、整编和指挥。这些武装大多由省委一级或特委一级的党组织自行规划和指挥。各地在组织武装暴动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如果过于倚重正规武装，就可能被上级扣上“军事机会主义”的帽子。随着各种形势的变化，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提高了对红军重要性的认识，将“分开以深入发动农民群众”的策略改变为“集中游击以发动群众”的策略。1930年2月，中央军事部首次向中央提出将全国红军编为8个军，由此揭开了主力红军整编的序幕。学界至今对主力红军整编问题研究甚少，仅有的一些零星研究也只是介绍了各支红军队伍整编的结果，而未触及整编过程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及其解决办法。实际上，主力红军的整编过程甚为复杂，远不是按照中央一纸命令来执行的。这里面既涉及中央和主力红军之间的关系，也涉及主力红军与地方党组织之间的关系、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之间的关系以及主力红军与主力红军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些关系的复杂性，使主力红军的整编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类型，展现出不同的组织形态。1930—1931年是红军整编的高峰时期，红军历史上63个军（含不同部队的重复番号，不含同一部队的不同番号）中的32个、10个军团中的4个和3个方面军中的2个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整编的。我们通过对这一时期红军整编中复杂的组织关系的研究，既可以深入理解作为中共基本组织制度的民主集中制在红军中的发育过程，也可以揭示出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历次整编过程中的基本特点和机制，尤其是可以展现出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所形成的“伴着发展”的军事战略思想对中共军队成长的重要影响。此外，红军整编中所面临的一些张力也使我们能够从一个侧面深化对苏区后来发生的大规模肃反现象的认识。

 

一、 红军统一整编前的基本类型

 

       在中央对各地红军实施整编前夕的1930年3月，各地红军有62700多人，编为13个军，分布在南方8省127个县。这些红军有许多不同的发展模式。毛泽东1930年年初曾把当时的根据地和红军分成“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4种类型。朱毛红军不仅在中央统一整编前已经发展成为最有实力的主力红军，而且由于毛泽东独具高度的战略思想而展现出十分独特的发展道路。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是当时另一支实力较强的主力红军，与朱毛红军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战略思想深受毛泽东影响，因此，可以将其归属在朱毛红军这一类型中。以贺龙、李文林和方志敏为领袖的各根据地红军虽然各有特点，不过，它们又都属于拥有卓越领袖、发展达到一定规模的地方红军，从这个角度可以把它们看成同一种类型的红军。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根据地和红军的类型划分中没有将鄂豫皖包括进去。这个遗漏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当时的鄂豫皖红军虽然已发展到一定规模，在组织上却处于缺乏公认领袖的状态。下文对红军统一整编前基本类型的划分就以朱毛红军、贺龙红军及鄂豫皖红军为代表。这3支部队正是后来的三大红军主力的原型。

（一）朱毛红军

       朱毛红军即1928年4月中旬由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整编而成的红四军。5月初将湘南农军遣散后，全军仍有6000多人，2200多支步枪。其军队主干出自国民革命军，职业化程度高，实战经验丰富，是当时全国红军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游击半径最广的一支红军，先后建立了井冈山、闽西、赣西南等根据地。朱毛红军在组织上有4个突出特点：首先，有公认的领袖和稳定的核心领导层。红四军自建立以来，虽然曾经历过内部纷争的风波，但毛泽东、朱德和陈毅一直是其核心的领导，并在古田会议上最终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前敌委员会的领导模式。其次，毛泽东从扎根井冈山时期到游击赣西南、闽西时期，逐步摸索出“伴着发展”“波浪式的向前发展”“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战略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从军队与地方的关系来说，强调的是军队不仅要打仗，而且要做地方工作，充分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而从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的关系来说，强调的是主力红军对地方武装要精心加以培育，“游击部队对于地方武装是与他的工作同始终的”，看重地方武装如同看重自己的部队一样。再次，正因为毛泽东有着独特的战略思想，所以，他所领导的红四军在组织上与当时的中央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中央对红四军这支最强大的红军部队一直高度关注，并发出过许多指示。而毛泽东并不盲从中央的指示，总是根据自己的洞察力有选择性地接受或婉拒中央指示。比如，1928年11月，他就婉拒了中央提出的在军中以政委制来替代党代表制度的要求，而在1929年4月初又对中央提出的红军分散行动及朱毛离开部队的指示提出了明确的异议。不过，从中共六大到1930年年初，位于中央决策层并主管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见地比较重视，也明确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的领导地位。因此，毛泽东对红四军特立独行的领导与中央尚不构成直接的冲突。从红四军的军政主官职位来看是高度稳定的，中央既调不出人，也派不进人。最后，红四军的行动基本独立于地方党组织的领导。红四军最初的成立是奉湘南特委之命。但红四军的指挥权从1928年到1929年不断上移：先是归属于毛泽东任书记的湘赣边特委，而后归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共同领导，最后直接归属于中央。1929年后，红四军前委还反过来对割据区域的特委乃至省委构成了实际的领导关系。

 

（二）贺龙红军

       贺龙红军指的是贺龙1928年7月建立的湘鄂西红四军（与朱毛红四军番号相同，本节用“湘鄂西红四军”以示区别）。在八七会议的号召下，各地建立的这类以本地人为主的工农武装很多，而贺龙红军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领袖具有全国性的声望。贺龙年轻时就在家乡组织武装，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南昌起义部队总指挥，是全国著名的军事将领，在湘西北一带拥有极高的声望，其旧部、朋友、亲戚因为追随他而从军者甚多。虽然湘鄂西红四军成立不久就被打散，但贺龙又能很快将队伍重新组织起来，并通过加强党的改造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另外，因为贺龙与领导鄂西红军的周逸群的特殊关系，贺龙的影响力扩大到了整个湘鄂西地区。周逸群曾长期在贺龙军中任党代表、师长，1928年1月又与贺龙同受中央派遣来湘鄂边发展武装，4月在战斗中与贺龙失散，转往洪湖地区，在鄂西发展起来一支游击队伍。湘鄂西红四军与鄂西游击总队虽然在1930年前被敌军分割开来，却因为贺龙与周逸群的关系而具有较强的整合基础。从组织关系来看，贺龙红军与上级党组织之间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贺龙与周逸群在1928年1月从上海去湖南组建湘西北特委时系受中央的委派。5月，湖南省委决定将当时已停止工作的湘西北特委并入湘西特委，并在贺龙部队中组建由他任书记的湘西前委。但湘鄂西红四军在随后的半年里遭受了重大挫折，与中央、省委和特委均失去了联系，直到11月初才与中央重新接上关系。此后湘西前委就归属中央直接领导。但两者之间交通困难，中央对湘西实际情况很不了解，难以进行具体指导。即使中央提出一些意见，贺龙也和毛泽东一样并不盲从于中央的指示。1928年10月4日，中央致信贺龙，希望他离开部队到中央来工作。而贺龙在农历九月前后和1929年4月给中央的两次来信中都婉拒了中央要他们把部队分散开来以及让他离开队伍的要求。周恩来在1929年3月17日给贺龙的信中，承认中央对当地的实际情形上不十分明了，不能具体答复他们关于发展区域问题的请示，让他们自行“斟酌实际环境，取这些条件最多者而选择之”。

 

（三）鄂豫皖红军

       与朱毛红军相较，鄂豫皖红军与贺龙红军在1930年前都属于实力尚不强、以本地兵源为主的地方红军。而当时鄂豫皖红军与贺龙红军又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缺乏公认的军中领袖。1928年7月，在麻黄起义基础上成立了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1929年5月，在商南起义基础上成立了红十一军第三十二师。1930年1月，在六霍起义基础上成立了红十一军第三十三师。鄂东北、豫东南和皖西这3个根据地及其红军的建立，有赖于这些地方出生的激进知识分子较多，在起义初期起到了重要的动员作用。然而，这3地领导者的地方意识都很强，他们中缺乏类似贺龙这样跨地区的领袖，因而缺乏把这3支队伍聚拢在一起的灵魂人物。商城甚至发生了鄂东北和皖西派往红三十二师的两任党代表以及区委书记均被杀害的恶性事件。中央巡视员斥责“商城同志地域观念非常浓厚，对于外去工作的同志，异常嫉视，尤其是努力而且坚决的同志，都受到他们的排斥”，“党和军队中的关系，同志与同志，官长与士兵，都是以封建的感情维聚着，不是主义，不是政治信仰，所以同志中、士兵里不能保证党的领导”。尤其是红三十一师与红三十二师之间戒心重重。1929年9月初，红三十一师和三十二师虽然会合在一起，但红三十一师官兵晚上睡觉时都枕着枪，以防意外，而红三十二师也在一夜之间不辞而别。由于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的地方意识都相当强，因此在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上呈现出这样的特点：直接领导这些部队的地方党组织层级较低；军队与来源本地的党组织关系相当密切，而与来源外地的党组织的关系比较紧张。红三十一师一直由特委一级党组织直接领导：先是鄂东特委，后演化为鄂东北特委，再后发展为鄂豫边特委。红三十三师由六安中心县委直接领导。这里最复杂的情况是红三十二师与党组织的关系。商南起义在策划时，商城县委遭到破坏，所以豫东南特委将商南的党组织委托给鄂东特委领导，鄂东特委为此专门成立了商罗麻特别区委来领导起义。因此，红三十二师在1929年5月成立时归商罗麻特别区委领导。6月，豫东南特委撤销后新成立的信阳中心县委与由鄂东特委改建的鄂东北特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商南党组织与红三十二师交还给商城县委领导，由信阳中心县委派人接收并组建商城县委。但原来由鄂东特委派出的商罗麻区委书记徐子清和红三十二师党代表徐其虚抵制接收，提出要建立鄂豫皖特别区委。结果造成商城县委和红三十二师将徐子清和徐其虚先后杀害的事件。这说明鄂东特委派到红三十二师的人只承认鄂东特委而不愿承认商城县委，红三十二师的商南籍本土干部又不愿承认鄂东特委及商罗麻特别区委而只承认商城县委。在徐子清和徐其虚被害后，红三十二师一度发展到除商城县委外拒绝听从任何上级党组织的地步。8月，信阳中心县委决定将红三十二师直接归中心县委指挥，红三十二师竟拒绝接受。红三十二师甚至与中央巡视员的关系也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在中央9月决定成立鄂豫边特委并将商城县委和红三十二师划归特委领导后，信阳中心县委也指示红三十二师须执行中央决定，但红三十二师拒不执行命令，反倒图谋危害前来商城解决问题的中央巡视员及新派到商城及红三十二师工作的干部。直到1930年1月，商城县委和红三十二师才承认鄂豫边特委的领导关系。上述3种类型的红军在其发展中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组织形态。我们在下文中将看到，这种不同对随后开展的大规模的红军整编进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二、 中央对红军整编的规划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揭开了国民党军阀混战的序幕。5月，中东路事件爆发，共产国际把此事件看作帝国主义对苏联进攻的开始，并向中共中央发出了一系列“左倾”的指示。中共六大关于新的革命高潮尚未到来，现在尚处于积蓄力量、争取群众、准备暴动的阶段的结论随即被改变。9月18日，中央发出第49号通告，将反对进攻苏联和反对军阀战争作为现阶段的中心任务。12月8日，中央又发出第60号通告，提出中国革命形势“无疑的要更快的爆发革命高潮”，因此“须极力扩大与集中红军的组织与战斗力量，尽可能的鼓动广大农民起来加入红军，集中农民的武装群众，编成正式的红军”，“红军发展须实行大规模的游击，过去避免夺取主要城市之策略，也须改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央开始强调红军的统一编制和指挥，红军也由此开始了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中央关于红军的整编规划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从1929年年底持续到1930年10月左右。中央在规划中首先明确了对红军的指挥权，地方党组织与红军只能发生横的关系，而不存在纵向领导关系。在1930年前，除了红七军外，其他红军番号都是由地方党组织自行授予的，因此各地红军在名义上是归属于省委或特委甚至县委指挥的。中央军事部对各地红军并无指挥权，而只负组织、联络和原则指导之责。中央军事部1929年12月19日发布的《扩大红军的计划大纲》初步对六大红色区域的红军扩大与发展策略进行了布置。1930年2月1日，中央军事部正式提出将全国红军统一编为8个军。但中央的这个命令并没有得到非常有效的执行。这促使中央4月3日专门发布了关于全国红军指挥问题的通知，明确了红军与中央及地方党组织的关系：“以后各地已组织的正式红军，一切指挥权完全统一于中央军委。”“各省省委以至特委必须更密切地与当地的红军发生很密切的经常的横的关系相互帮助。”为了解决中央与各地红军距离太远、指挥不灵便的问题，该通知还决定成立军委南方办事处和武汉办事处（正式成立时定名为长江办事处）。此后，中央对红军的指挥权又进行了多次重申。比如，中央7月21日强调：“各地红军成立军的名义，除必须有相当的基础，先报告中央，由中央审查批准后，才能挂出军的名义，及至军成立之后，则上级的指挥管理均归中央军委指挥，地方只与发生横向关系。”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红军的统一指挥权移交给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有全权指挥所属的红军与一切武装力量，只有其上级政府与党的苏区中央局或特区委员会可以变更其决定。地方政府与地方党部均无权干涉。”为了更有力地领导苏区工作，中央还在1931年先后成立了苏区中央局、湘鄂西中央分局和鄂豫皖中央分局。

       中央对红军的整编重点在军级部队番号的颁布。1930年2月1日，中央军事部计划将全国红军编成8个军：“鄂东北、豫东南的原三十一、三十二师为第一军，贺龙为第二军，赣西南之二、三、四团为第三军，朱毛为第四军，彭德怀部为第五军，鄂西原周逸群部为第六军，广西为第七军，阳新、大冶之红军及此次由独立十五旅兵士叛变过来的为第八军。” 4月10日，中央决定将东江红军编为红十一军，闽西红军编为红十二军。5月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红军代表会议时，中央提出了14个军的整编规划，新增红九、十、十三和十四军。9月底，中央又将14个军调整为12个军，红九、十三、十四军番号取消，红十军的番号改授赣东北红军，红十二军改为红二十军，新增了红十六军，其他军番号照旧。10月24日，中央军委按照新通过的“三三制”编制方案充实各军力量，把主力红军重新调整为六大根据地的7个军：“第一集团军改编为第一军，第三集团军改编为第二军，第二集团军改编为第三军，原第一军、第十五军、第九军合编为第四军，原第十军编为第五军，闽西两军东江一军合编为第六军，原第七军仍编为第七军。”除军的番号外，中央还提出了比军更高一级的军团番号的规划。1930年4月15日，中央军委提出红军“为适应斗争环境各军协同动作起见，必须成立军团以上的统一指挥机关”。该文件将红三、四、五军规划为一个军团，将红二、六、十军规划为一个军团，将红七、十一、十二军规划为一个军团，但这些军团的番号并未确定。直到5月23日，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才确定将红三、四、十军规划为红一军团，将红五、八军规划为红二军团，将红二、六军规划为红三军团，将红一、九军规划为红四军团。而比军团更高层级的方面军的成立并不在中央原来的规划中，红一、四方面军都是自行成立的。中央对红军整编的规划虽然大体处于李立三在中央占据领导地位的时期，但主管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对革命形势的估量及在军事武装的组织策略上与李立三之间存在着一些分歧，使李立三的“左”倾思想有所遏制。比如，他们对地方武装的态度就有明显差别。李立三主导时期（1930年3月到8月中旬，这段时期周恩来正好不在国内），强调的是“地方的赤卫队游击队及一切地方性的武装，均应渐次集中组织为红军，但在未成立红军之前，仍归地方指挥，一至成立红军后则指挥权应移交中央军委”。而在周恩来主导的时期（8月下旬以后，周恩来开始受共产国际之命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强调的是“红军的周围，应该围绕着广大的游击队、赤卫队，要在广大的游击队、赤卫队的基础上建立红军广泛的补充军，吸收他们到红军中来，补充红军，扩大红军”。10月24日颁布的《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正式确立了红军、游击队和赤卫队的三级军事体系。其实，红军还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完全不受地区限制的主力红军，另一类是地区性的红军，介入县区游击队与主力军之间。“这种武装，利于地区的巩固与发展，也使主力红军不受地区性的顾虑而行动自由，主力到这地区的时候，可以得到地区性红军的配合；也可以升级为主力红军。”因此，准确地说，苏区的军事体系由4级构成：赤卫队是不脱产的武装；游击队是脱产而不离家乡（一般以县或县辖区为单位）的武装；地方红军是脱产而不离地区（一般由邻近的若干县构成的地域）的武装；主力红军是脱产而超地区的武装。在下文的分析中，将看到对苏区军事体系的这4级划分是非常必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对红军的统一整编，不仅仅体现在军队番号的颁布和战略方向的规划上，也体现在对主力军重要领导干部的委派上。在中央掌握的干部资源中，主要有两大系统：一个是由周恩来掌握的军事系统。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又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就是中央军事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尤其是从1929年6月到1930年春还开办了3期中央军事训练班，因此，他积累和掌握了一大批可用以调遣的军事干部。比如，曾中生、邝继勋、蔡申熙、许继慎、徐向前、柳克明、孙德清、郭述申等都出自这个系统。另一个系统是旅莫派。旅莫派人员众多，成分复杂，在莫斯科的逗留时间和回国时间也各不相同。大体而言，旅莫斯科东方大学支部的归国干部在大革命时期是核心力量,而六大以后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首、以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为核心的旅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归国干部崛起在中共政坛，成为中央机关及中央外派各地的领导核心。比如，陈昌浩、沈泽民、夏曦等都出自这个系统。此外，中共早期还有一些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同时参与过中央军事部的领导工作，后来也在旅莫归国后被派往苏区担任主要领导。这类干部有张国焘、邓中夏等。这样一来，周恩来领导的军事系统、旅莫派和工运领袖就作为中央的外派干部，与各苏区经过暴动成长起来的本土干部，纵横交织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红军组织网络。中央期望通过外派干部按照中央的意图来推动红军的整编，但这些外派干部在整编中究竟能发挥什么作用、如何发挥作用，还取决于苏区革命复杂的实践进程。

 

三、 主力红军整编的实践形态之一：中央苏区

 

        中央苏区1930—1931年间的红军整编线索较为繁杂，其中最为关键的线索是新组建的主力红军与红四军之间的关系。本节即以此线索来分析中央苏区主力红军整编中4个重要的节点。
 

（一）闽西红军的整编

        闽西根据地是中央苏区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在红四军入闽前，邓子恢、张鼎丞、傅柏翠等人组织过一些地方武装。但这些武装缺乏严密的组织和必要的训练，临时性强，易聚易散，很难形成战斗力。1929年6月，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前委决定将闽西地方武装整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红四军对第四纵队进行了精心的培养——从派干部到给枪支再到在实战中培养。尤其是1930年1月第四纵队随红四军主力去江西开展游击战争，经受了全方位的锻炼，使其战斗力迅速得到了提升。3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将闽西其他地方武装升级为正规红军，成立红九军，以弥补第四纵队离闽的空缺。4月，中央指令将红九军整编为红十二军，并令其出击广东东江。这是中央将这支地方红军变成主力红军并用于实现割据广东的战略目标的结果。5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再次将余下的地方武装升级为闽西红二十军。这是闽西第三次将地方武装整编为正规红军，体现出他们发展地方红军的执着努力。不过，红二十军组成后实力较弱，各纵队基本分散在各县独立活动，颇像一个戴着地方红军帽子的游击队联合体。6月中旬，毛泽东在汀州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按照中央指示进行整编，组建红一路军（不久改称红一军团）。原红十二军第二、三纵队整编为红四军第三纵队，以原红四军第三纵队为基础组建红十二军，随红一路军北上，而红四军第四纵队和原红十二军第一纵队留在闽西，不久这两支队伍整编为红二十一军。按照毛泽东一贯的战略思想以及作为汀州会议主持者的身份，将身经百战的红四军第三纵队与尚且稚嫩的原红十二军对调、通过红四军的主干力量来培养原红十二军的战斗力，同时将已经成熟的第四纵队留在闽西巩固和扩大苏区，并带动红二十军等地方红军的成长，这很可能来自毛泽东的思路。然而，中央早在4月28日给闽西特委的信中明确要求闽西红军全力向东江推进。7月闽西第二次党代会召开，福建省委特派员王海萍将闽西党的任务确定为：“集中一切革命力量，扩大斗争到广东去。”他甚至宣称：“我们（在东江）胜利了，即使丢掉闽西苏区也没有关系。”邓子恢因为所谓“保守倾向”被免去了特委书记和红二十一军政委职务，红二十一军政委由积极贯彻中央指令的广东人李力一接任。8月和10月，红二十一军两次出击东江，连连失利。不过，由于闽西特委的坚持，红二十军没有同去东江，而是留在了闽西各县，算是保住了基本实力。11月7日，中央特派员施简主持会议，将红二十一军和二十军合编为新十二军，施简任政委，左权任军长。新十二军虽然名义上先后归属闽西特委和闽粤赣边特委领导，但因为政委施简、军长左权、代军长李宗孚、闽粤赣边特委书记邓发均系中央派出的干部，所以，新十二军实际上是由中央掌控的。直到1931年9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再入闽西，新十二军即被并入红一军团第十二军，从此纳入红一方面军序列。

        可以看到，闽西红军的整编同时受到3种发展思路的交错影响。从闽西地方党组织的角度来说，他们需要比游击队更正规、实力更强的红军来保卫苏区政权，因此，他们希望发展的是自己直接领导的地方红军。从李立三掌控的中央来说，“绝对反对过去那种无条件的分散武装给农民，或建立地方性很浓厚的赤卫队”，强调迅速扩大主力红军队伍并集中主力攻打中心城市和战略要地。而对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四军前委来说，遵循的是“波浪式的向前扩大”的思路：“伴着原有小块红色区域发展，及成立新的小块红色区域，再促进他去发展”，而“扩大红色区域主要条件就是农民武装，若不能创造农民武装，则所谓深入工作只是一句空话，游击队所到之处，凡属做有深入工作希望的地区，不但不能把原群众武装收缴了去扩大红军，（要在广大赤色区域的腹地部队土地斗争业已深入，武装作用减少了的时候，才能有计划地集中一部分地方武装编为红军）。在红军斗争力不大，感觉损失的条件之下，还一定要由红军拨枪支去武装群众，不但要出枪，有时还出子弹，不但拨出子弹，有时还要拨出军事工作人。在红军力量不强，事实上无法拨出子弹及人员的时候，就要尽可能的努力去收缴豪绅及小部队敌军的武装去武装农民。”因此，毛泽东虽然也非常重视扩大主力红军，但他同时高度重视发展地方武装，他强调的是在地方武装发展成熟的时候水到渠成地被主力红军所吸纳。虽然闽西特委及苏维埃政府力图保持一支由自己控制的地方红军，但在红四军和中央的双重外力作用下往往难以如愿。而在红四军前委和中央这两种力量之间，尽管中央从1930年4月起就在法理上确立了对红军的直接领导权，但实际上，中央的指令只在红四军离开闽西时才有较强的效力，而只要红四军一进入闽西地界，就会对闽西的地方红军产生强烈的辐射力。这种辐射力来源于红四军3次入闽对苏区的开创性影响，来源于红四军对闽西红军全方位的带动和精心的培养。而当时的中央高高在上，对闽西苏区毫不在意，只一味让闽西红军向东江出击，结果屡败不止，严重影响了中央在闽西的权威。我们就此可以把闽西红军（红四军第四纵队和红十二军）视为在红四军延伸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力辐射型”红军。

（二）赣西南红军的第一次整编

        赣西南根据地是中央苏区的另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其地方武装先后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整编。就其整编与红四军的关系而言有较大差别，下面分别加以论述。赣西南红军的第一次整编是以东固、延福及湘赣边的地方武装为基础组建红六军。围绕红六军的建军，以中央巡视员彭清泉、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为一方，江西省委巡视员张怀万为另一方，双方发生过激烈的争执。但彭清泉、刘士奇在彭德怀的支持下，于1930年1月18日完成了红六军的建军工作。红五军派出副军长黄公略任红六军军长，派出43名骨干担任该军各级领导职务，另派干部训练大队及人枪各百余充实该军。2月7日，红四军前委、红五军军委、红六军军委和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在吉安陂头召开了联席会议（史称“二七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五、六军共同前委，红六军的上级也从赣西特委转为共同前委。红六军主要的武装基础是东固红军领袖李文林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毛泽东对这支队伍曾颇有好感，称其创建了“李文林式的根据地”，并一度想把这支队伍直接纳入红四军，只是因赣西特委的反对而未果。尽管在二七会议上毛泽东与李文林已经在政治观点上产生了重大分歧，但毛泽东对李文林创建的这支队伍还是非常看重的。二七会议后，原来在红六军任职的一批赣西南干部（包括红六军政委刘士奇）回到地方去工作，而毛泽东从红四军抽调了一批干部到红六军，该军政委也由陈毅接任。因为红四军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的历史渊源，加上由红四军和红五军派出的干部占据了红六军的重要岗位，红六军迅速成为朱毛红军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央2月还曾自以为与这支部队关系较好，到4月却很恼怒地发现本已给该军授番号为红三军，不料被红四军前委改称为红六军。其实这只是因为中央的命令未能及时传达到部队的缘故。7月，红六军接令即按指示改称红三军。不过，这支部队与红四军的关系紧密程度的确远超过与中央的关系。如果将赣西南红军的第一次整编与闽西红军的整编相较的话，可以发现，红六军并不是在红四军的架构内精心培育和全面带动起来的，而是在独立建军后，由红四军（及红五军）通过大批的干部派遣将其融入主力队伍。不过，这种通过干部桥梁而整编出来的部队与闽西红军相似的地方在于，它与红四军之间也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

（三）赣西南红军的第二次整编

        自红六军在二七会议上从赣西南特委领导的地方红军升格为共同前委领导的主力红军后，特委又将余下的赣西地方武装整编成一支新的地方红军——赣西南红二十军。这支军队是特委为攻打赣西重镇吉安城而组建起来的。从1929年11月到1930年10月，特委先后组织了9次进攻吉安的战斗，红二十军是在1930年7月第七次攻吉战斗结束后成立的，特委书记刘士奇兼任政委，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曾炳春任军长。红二十军刚开始是特委自行确定组建并直接领导的，与红四军无关。这与同一时期由赣南地方武装整编而成的红二十二军有所不同：红二十二军是6月在毛泽东主持的汀州会议上决定成立的，陈毅被任命为军长。不过，刘士奇是毛泽东颇为信任的连襟和湖南同乡，其政治主张为毛泽东所支持，所以，红二十军与红四军本不构成潜在的紧张关系。不料到了8月份风云突变。8月5日，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史称“二全会议”）召开，在上海出席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李文林在会上传达了“立三路线”的主张，刘士奇遭到了猛烈批判并被开除了党籍，他的特委书记兼红二十军政委自然被免。毛泽东对此事极其恼怒，认定这是赣西南党组织被AB团掌握的明证，二全会议完全是和他所主持的二七会议对着干的：“在二七会议后，猛攻富农地主，富农地主于是不仅从行动上积极反对分田，不仅从组织上积极发展AB团取消派，而且要建设一贯的反革命理论，二全会议就完成了这一任务。”不过，毛泽东当时对李文林等人的恼怒和怀疑因战事紧张还引而未发。9月，为了转移中央要求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的压力以及部分干部要求攻打南昌、九江的压力，毛泽东提出由红一军团攻打吉安，获得长江局代表周以粟及总前委其他委员的认可。为此，作为历次攻吉主力的红二十军划归红一军团指挥。10月5日吉安城被打下后，红二十军主要领导发生变动：军长由刘铁超担任，政委由原军长曾炳春改任，参谋长由原红二十二军参谋长钟效蔚调任，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留任。虽然红二十军在最后一次攻吉战斗中已经被红一军团纳入战斗序列，但与红一军团的关系仍然是相当疏远的，红一军团在10月7日的扩红通令中就没有将该军纳入。可以说，攻打吉安时红二十军划归红一军团指挥尚具有临时性，而特委对该军在攻占吉安后的初期还具有很大的掌控力。政委曾炳春和政治部主任谢汉昌都是原在该军高层任职的赣西南本地人。军长刘铁超虽然是出自红四军的湖南人，但他早在1929年3月就被红四军留在赣西地方武装任职，二七会议后又一直在赣西南特委任职。参谋长钟效蔚虽自红二十二军调任，却也是赣西南本地人（江西兴国籍）。由此可以推断，红二十军的高层干部调整此时仍基本出自特委的安排，红四军并未过多过问。之所以会把军长曾炳春换成刘铁超，这是因为特委在当初决议成立红二十军时就认为曾炳春并不是最理想的人选：他“本来当一军长不够，因为这些部队是赣西南本地重生出来的，曾为西南的群众领袖，是过去二团政治部主任，是西南赤卫军总指挥部的总指挥特委军委会书记，对于战争的经验是有的，不过他没有讲过军校，是一师范生，是赣西红军的开山祖师。”而在刘士奇的政委去职后，将曾炳春调任军政委，让黄埔军校出身、参加过湘南起义、又在赣西南地方武装和特委工作过的刘铁超出任军长，对特委来说就是一种更理想的选择。不过，从赣西革命的资历和威望来说，曾炳春在红二十军的影响力仍是最大的。而曾炳春与攻下吉安后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书记李文林又同是东固红军领导人，关系紧密。由于前述二全会议与二七会议的针锋相对，红二十军也就被卷入矛盾的漩涡中。毛泽东对这样的军队在政治上自然是不信任的。1930年10月4日红一军团攻占吉安城后，在敌军司令部缴获了一份收条。这个收条被误认为李文林父亲充当AB团分子的证据，由此更加深了红一军团领导人对李文林的怀疑。在红一军团经历过吉安战事、准备向北开拔时，毛泽东就强调：“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的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10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峡江和罗坊召开会议，李文林以江西省行委书记的身份参加会议并明确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虽然罗坊会议最后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但毛泽东已认定李文林是AB团首领。11月底，李文林在宁都县黄陂被捕。12月7日，毛泽东派总前委秘书长李韶九率红十二军一连人到江西省行委和红二十军肃AB团。12月12日，富田事变爆发，红二十军随即向吉安永阳转移，脱离红一军团，但仍坚持对敌斗争。1931年7月，红二十军番号被中央正式撤销。

       红二十二军虽然是在汀州会议上成立的并由陈毅任军长，但因为这支部队来自赣南地方武装，在红一军团与赣西南地方干部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形下，也被认定受到所谓“赣西南富农路线”的影响，因此在1930年11月开展的红一方面军黄陂肃反中成为重点对象。富田事变的发生使红二十二军更招嫌疑。12月15日，富田事变爆发后的第四天，红二十二军被划归为红十二军指挥。12月中下旬，红二十二军缩编为红六十四师。另一支由赣南地方武装于1930年10月组建的红三十五军，尽管在1931年1月赣南行动委员会发动的响应富田事变、反对毛泽东的“信丰事件”中坚决支持毛泽东，尤其是赣南籍的军政委罗贵波与红四军出身的湖南籍军长邓毅刚态度一致，行动坚决，扣押了发动“信丰事件”的赣南行委负责人，但罗贵波还是失去了总前委的信任，被免去了军政委的职务。9月，红三十五军缩编为红军独立第三师。可以看出，由于复杂的政治因素，红一军团与赣西南地方红军（除红六军外）的关系是比较疏远的。在1930—1931年间，尽管红一军团的构成多有变迁，但其核心部队始终是红四军、红十二军和红六军（后称红三军），其他部队都处在非常边缘和不稳定的地位。

（四）红一方面军的组成

        如果说闽西和赣西南地方红军的整编特点是受到红四军这支主力部队强大的辐射影响的话，那么，由红一、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时则体现出强强联合的特点。如前所述，中央只规划了军团一级的番号，并未提出方面军的构想。不过，中央已把红一、三军团所在的区域规划为同一个战略区域，强调“在军事上是集中一切武装力量并统一它的指挥”。那么，中央为什么一直不将红一、三军团合编为更高的军事单位呢？这很可能是因为中央1930年8月在红一、三军团合力攻打长沙时，就已派关向应来组织苏区中央局。但关向应因战区相隔，未能与红一、三军团会面。而后中央又决定派周恩来尽快赴苏区组织中央局。在周恩来到苏区前，中央提出的统一指挥的过渡方案是：苏区中央局先行成立，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军事上以朱德为两个军团总指挥，“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集中到中央局”。可见，中央并不愿意成立方面军这样的正式机构，以免影响到苏区中央局对军队的指挥权。不过，既有雄才大略又军权在手的毛泽东自有主张。他对集中武装攻打中心城市毫无兴趣，但对主力军团的正式整编却十分积极。1930年8月23日红一、三军团的前委联席会决定成立红一方面军，由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朱德任总司令。红一方面军之所以能够顺利成立，除了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在于红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彭德怀对搭虚架子扩建部队番号不感兴趣，同时他早从内心服膺于毛泽东的眼光和才干，甘愿接受他的指挥。他1928年带红五军上井冈山时就自愿将红五军缩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团。这次也是由他首先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三军团之五、八军编为一方面军建制，便于统一指挥”。当然，这一提议极合毛泽东的心意，因此两军的合编一拍即合。当时，红一军团的人数（约2万）虽然比红三军团的人数（约1万）多，但两支部队都是有很强战斗力的主力部队，彭德怀却乐意接受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总政委和总司令均由红一军团的人出任。没有彭德怀的这种胸怀，我们是很难想见红一方面军顺利诞生的。不过，红一方面军组成后并非没有遭遇过内部分裂的危险。红一方面军1930年9月第二次攻打长沙失利后，撤围长沙，红一军团攻占吉安、红三军团攻取峡江，而后一起向袁水流域推进。从10月17日到26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先后召开了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和罗坊会议，围绕是否继续攻打大城市、要不要过赣江及诱敌深入等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主要在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之间展开。红三军团的官兵以平江、浏阳、阳新和大冶人为多，他们不愿离开湖南，不愿丢失湘鄂赣苏区和湘赣苏区，不愿过赣江，主张红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击。在这个过程中，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争取到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粟站到他这一边。而彭德怀刚开始对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是迟疑的，对红三军团的顾虑是同情的。但在红一、三军团面临分裂的关头，在周以粟的劝说下，彭德怀转变态度，坚决表示必须过赣江，在总前委的统一领导下集中兵力打破敌人的“围剿”。彭德怀以其决定性的一票推动了红三军团过江，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长期合作、并肩战斗的格局也由此稳固下来。在各自拥有重兵的主力联合中，如果在军事行动方针上出现分歧，执掌兵权者的人格和胸襟是保障主力团结的一个关键因素。

 

 

四、 主力红军整编的实践形态之二：湘鄂西苏区与鄂豫皖苏区

 

         湘鄂西苏区与鄂豫皖苏区在中央统一整编前都不存在朱毛红军那样已经成型的主力部队，因此，它们主要是通过若干地方红军的联合来组建主力红军。而这两个苏区由于整编前的状况有别，在部队的联合中又表现出各异的组织形态。

（一）湘鄂西红军的整编

        1930年5月，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将贺龙在湘鄂边率领的湘鄂西红四军和周逸群在洪湖领导的红六军整编为红二军团。湘鄂西红军的这次整编牵动了3方面的组织关系。首先是与中央的关系。7月，红四军和红六军几经努力终于会师，合编为红二军团，周逸群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贺龙任总指挥；红四军改番号为红二军。由于贺龙、周逸群在全国都有较高的声望，且他们原来就系中央派出的干部。所以，红二军团初建时期有较强的自主性，中央对此也较为尊重。这表现在军团的两位主要负责人都是在两支队伍内部产生的，中央巡视员柳克明仅担任政治部主任。而更典型的例证是红六军军长的任职调整。红六军于1930年2月成立时，先由孙德清任军长。3月，孙德清因病去上海治疗，中央派旷继勋继任军长。但旷继勋就任后表现出专断自大的作风，引起鄂西特委及红六军政委周逸群的反感。特委6月给中央打报告提出：“继勋同志一定要调动，中央给以训练。”红二军团成立时虽然由旷继勋继续任红六军军长，但到9月中央即同意将旷继勋调回。那时邓中夏刚由中央派来担任军团前委书记不久，对红二军团的这种自主性也比较尊重。在旷继勋去职后，军团决定将红六军副军长段德昌提升为军长。不料没过几天，中央派汤慕禹来担任军长。前委认为不便变动段德昌的军长任职。于是贺龙在前委会上提出自己免兼红二军军长，军团参谋长孙德清改任红二军军长，汤慕禹改任军团参谋长，获得前委通过。我们后面将看到，像湘鄂西红军这种拒纳或改任中央委派干部的情况，在鄂豫皖红军那里是难以想见的。当然，红二军团的自主性还是有限的。尽管周逸群、贺龙在执行“立三路线”上打了折扣，但在特委及省行动委员会的高压下，不得不执行了攻打沙市、进逼武汉的行动。党内威望比贺龙和周逸群要高得多的邓中夏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受周恩来委派来湘鄂西苏区，停止执行进攻武汉的“立三路线”。邓中夏在红二军团期间，其指导思想主要受到周恩来的两点影响：一是六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新的红军政策；二是周恩来受到朱毛红军战略思想的影响，对湘鄂西红军的发展也强调“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后来夏曦等人批邓中夏“提‘离水就陆’的怪理论”，“曲解革命根据地是‘山势险要足资依据’”。其实，邓中夏对根据地的这种理论来自周恩来。不过，随着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周恩来很快转变了立场。周恩来1931年3月10日起草了中央给湘鄂西特委的信，指责邓中夏执行的是“不要根据地的冒进政策”和“上山逃跑主义”，“对国际路线没有丝毫了解与接受”。如果说周恩来与邓中夏还只是政策立场分歧的话，那么，以王明为首的旅莫派与邓中夏则有着很深的个人积怨。邓中夏与张国焘1928年同为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并受命处理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学生的派系纠纷。张国焘介入较浅，不愿卷入莫斯科中大那个矛盾的漩涡，而邓中夏介入很深，与米夫为首的中大当局和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有过许多正面冲突。所以，旅莫派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台后，对张国焘较为礼遇，而对邓中夏必欲除之而后快。1931年3月，中央派夏曦就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同月，中央分局发布的第一个命令，就是按照中央决定，撤销邓中夏的一切职务，将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为军长，唐赤英为代政委，并取消前委。3月31日，在枝柘坪休整的红二军团接到了中央分局的指示信，但中央分局任命的代政委唐赤英并没有赶到。这封信先到了邓中夏手中。据贺龙回忆，他并不知道信的内容，只知道特委严厉批评了邓中夏。在随后召开的前委会议批判了“上山路线”，确定了新的北渡军事计划，将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但邓中夏被中央撤职的事并没有被公布。邓中夏在改编后依然是红三军政委，前委也没有被取消，红三军前委书记依然是邓中夏。因为改编红二军团的决定是随着中央对前委书记邓中夏的批判一起传达到的，贺龙对此改编决定非常不满，误以为“邓中夏犯了错误我们都受处分”。其实，红二军团改为红三军早在中央1930年10月的整编规划中，与六届四中全会后的新中央对邓中夏的批判并无关系。不过，邓中夏当时很可能对军中瞒下了中央撤销他职务的命令，如果他再违抗中央关于改编军队的命令，那么，他的错误性质将来在中央那里势必会升级。所以，他才强压下了大家对改编的不满，执行了中央的命令。从1931年4月1日到9月27日，红三军的领导就处于一个特殊的状态：中央和中央分局已经根本不承认邓中夏的领导；而与中央和中央分局失去联系的红三军仍由邓中夏为首的前委领导。直到9月28日，中央分局派去的万涛随红三军第九师与红三军主力会合，万涛才接替了邓中夏的红三军政委职务。不过，万涛接任不久，就被夏曦撤职。夏曦先派杨光华接任，而后又自己接任了政委。“万夏之争”构成夏曦在湘鄂西卖力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并持续开展肃反的导火索。

        其次是红二军团内部的关系。中央在1930年5月决定组建红二军团时，红四军有枪2000支左右，红六军有枪3000支左右，两军实力相当，红六军稍强。不过，红四军军长贺龙威名赫赫，红六军军长旷继勋因无望当上军团总指挥而对两军合编一事非常消极。当红六军在政委周逸群和特委的督促下在普济观与红四军终于会师时，红六军居然对红四军派出了警戒哨，两军开联席会时红六军也只派一个代表来参加。这显然是旷继勋指使的。红二军团组成后，两军发展历史、官兵构成和作战方式本来就有所不同，遭遇战斗不顺时更会彼此埋怨。不过，红二军团内部的矛盾远不像早期的鄂豫皖红军那样尖锐。这主要有3方面原因。一是两军虽有隔膜但并无宿怨。二是两军各有一个公任的跨地区领袖——贺龙与周逸群，而他们两人之间又渊源深厚，关系亲密。红六军宁愿向中央提出调离旷继勋，也绝不与红四军发生冲突。三是当邓中夏接替周逸群的军团前委书记、周逸群离开部队回地方后，邓中夏非常注意维护两军之间的内部团结。红二军团更值得琢磨的内部关系不是在两军之间，而是在最高军政首长之间。从红二军团的组成到红三军的改建，尽管政委换了几任，但贺龙始终是军事总指挥。这表明贺龙在中央那里尤其是周恩来那里享有很高的声望，甚至中央在决定是否派夏曦就任中央分局书记时也考虑到夏曦与贺龙以往的私人关系较好。然而，在红二军团和红三军中，我们看到贺龙在军中所发挥的决策作用远没有邓中夏或夏曦那样大。有的时候，邓中夏或夏曦在前委会上甚至是孤家寡人，但决策还是大多按照他们的个人意见来定调。贺龙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政治委员具有最后决定权”。但所谓“政委的最后决定权”其实有一个演化的过程。共产国际在中共六大后，指导中国红军建设时的确强调苏俄红军初建时的政委制度，甚至提出“政治委员是一把指向指挥员太阳穴的手枪”。不过，朱毛红军从1928年到1930年坚持的都是前委领导制度，而且这种领导模式也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肯定，并将此推荐给各地红军。1931年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建立后，前委制度逐渐让位于政委制度，但直到11月赣南会议通过的《红军问题决议案》才最后确定了政治委员一长制。因此，就本文所研究的时段而言，在军中掌握最后决定权的一般是前委书记。但这种最后决定权在实践中存在着各种复杂的变形。比如，在朱毛红军中，最后决定权掌握在作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的手中。但这种权力的获得首先不是中央赐予的，而是毛泽东凭其眼光、能力、战绩和资历获得的，是在红四军的内部较量中胜出的，最后也获得了中央的支持。而在彭德怀的部队中，尽管彭德怀是军事主官，但最后决定权一直在彭德怀手上。因为这支部队的主力是由彭德怀一手带出来的，从平江起义时就追随着他，彭德怀在军中的威望无人可及。而红五军的党代表滕代远不是中央委派的，而是作为湖南省委特派员参与平江起义的策划后，被彭德怀提名留在部队任党代表的。这也就不难理解成立红三军团时，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并不是总政委滕代远，而是总指挥彭德怀。彭德怀其实对前委书记这个职务并不太在乎，曾提出把此职让给有意争权的邓乾元。但彭德怀无论当不当前委书记，都掌握着军中的最后决定权。总之，在朱毛红军或红五军这样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主力红军中，所谓的最后决定权并不是制度或职位赋予的，而是由复杂的历史和个人因素造就的。而对其他新生的主力红军来说，制度规定、中央委派和党内地位成为在军中行使最后决定权更为重要的因素。但这里仍有一些差别。在下文将要分析的鄂豫皖红军中，军长和政委人选都非常不稳定，鄂豫皖红四军成立时并没有建立前委，其最后决定权实际上在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那里。当曾中生就任鄂豫皖红四军政委时，这种决定权又随之转移到政委手中。直到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张国焘用肃反的方式才把这种决定权转移到他自己手中。而在拥有跨地区领袖的红二军团中，贺龙作为军事首长的位置无人可以挑战。但贺龙入党时间晚，在党内的地位较低，对党务、群众工作都很陌生，红二军团建立时他所一手带起来的部队也仅仅占一半左右，所以，他个人的军事地位并没有像彭德怀那样转化成在红二军团的最后决定权。而邓中夏、夏曦的党内资历和地位都远高于贺龙，中央分局的地位又高于省委，所以，他们担任前委书记、政委或中央分局书记时就掌握着最后决定权。当然，掌握了军中的最后决定权，并不就能拥有相应的威望。鄂豫皖苏区与湘鄂西苏区的差别在于：张国焘一方面通过残酷的肃反，另一方面也通过个人的手腕，巩固了中央赋予他的权位。而夏曦由于个人能力极为有限，在权位和威望上存在着巨大的落差，所以不得不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肃反来维护自己的权位。因此，湘鄂西的肃反才呈现出比其他苏区肃反的打击面更宽、持续时间更长、结果更惨重的局面。

        最后是军队与地方党组织关系。与鄂豫皖苏区相较，湘鄂西红军与地方党组织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这是因为从红二军团建立起，军队就归属特委领导。而特委书记同时兼任军团前委书记和政委，所以，军队与地方党组织之间的指挥权较为统一，不存在两张皮的问题。不过，湘鄂西红军与地方党组织之间关系的特殊性在于，党组织的最高负责人是随军行动的，因此工作重心在军队里。留在苏区的特委负责人只是代理书记，名义上他们可以特委的身份来命令军队，但真正的特委书记却身在军队中，代理书记是很难指挥得动真正的书记的。具体来说，1930年7月红二军团建立时，周逸群担任军团前委书记、政委、鄂西特委书记，周小康代理特委书记。9月，邓中夏接任军团前委书记、政委、湘鄂西特委书记，周逸群回地方，代理特委书记兼湘鄂西联县政府主席。1931年9月，万涛接任红三军前委书记兼政委。10月，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先是任命彭之玉接任红三军前委书记，而后又任命自己为红三军政委。中央分局成员宋盘铭主持后方工作。直到1932年1月，中央派关向应任红三军政委，夏曦才回到中央分局主持工作。在这种格局下，军队的行动实际上是地方党组织无法控制的。当中央1930年年末提出在红军中取消前委、由特委直接指导时，周逸群就知道这在湘鄂西苏区无法实现，他向中央提出还是保留前委名义为好。但他仍努力与前委协调军队的行动方向。尤其是当苏区遭遇国民党军“围剿”时，他急切地盼望红二军团回防苏区，然而邓中夏根本不予理睬。周逸群怒斥他：“特委紧急会议决议案是你亲笔写的，巩固苏区根据地这一路线是你来传达的，你又最后指出湘鄂西的逃跑主义的危机，但是你在行动上完全违背这一路线……我们写给你们的信不下数十信，均置之不理，不知是何用意，特此向你提出严重的警告。”但是，这种警告完全无济于事，因为特委真正的代表并非周逸群，而是邓中夏。类似的问题在周逸群本人任军团前委书记和夏曦任红三军政委时都出现过。

（二）鄂豫皖红军的整编

        1930年3月，中央指示鄂豫皖红十一军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组建红一军。10月，中央又决定红一军与鄂东南的红十五军整编为鄂豫皖红四军。鄂豫皖红军的这两次整编也可以从3方面的组织关系来探讨。首先是与中央的关系。一般来说，苏区时期各地都急需干部尤其是富有军校经历和战争经验的军事干部及有较高政策水平的党务干部。因此，各地都纷纷向中央要干部。鄂豫皖苏区的一个机遇是中央从1930年到1931年给他们派出了大批重要干部。然而，该地后来出现的一个问题却正如徐向前在回忆录里所抱怨的那样：“中央的委派制度有问题，致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改组太频繁。”徐向前是1929年6月由中央派到鄂豫皖苏区的，当时中央派来的干部还不多，也不担任当地党军主要领导职务。这种情况从1930年中央决定整编军队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4月，中央派郭述申赴任新成立的鄂豫皖边特委书记。许继慎赴任新成立的红一军军长，而红一军前委书记兼政委曹大骏、政治部主任熊受暄，加上副军长徐向前，均为中央外派干部。11月28日，中央派曾中生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1931年1月红四军成立后，中央又派来旷继勋和余笃三分别担任军长和政委。5月，中央又派张国焘出任新成立的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鄂豫皖革命军委会主席，沈泽民任鄂豫皖省委书记，陈昌浩任鄂豫皖团中央分局书记。7月，中央加派刘士奇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中央之所以一批批地向鄂豫皖苏区派出主要领导干部，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鄂豫皖苏区位于长江北岸，邻近武汉，是当时中共开展武装斗争、争取革命高潮到来的战略重心所在。另一个原因是此时的中央政策及主要领导人更换很快，从李立三主导的中央到瞿秋白、周恩来主导的六届三中全会再到王明主导的六届四中全会，中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迅速走过了从“立三路线”到所谓的“调和路线”再到所谓的“反立三路线”的政策轨迹。红一军整编时期、红四军整编时期以及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时期，就同步反映了中央这3个时期的政策变化。中央在这3个时期里对鄂豫皖前一时期的工作总是非常不满意，因此，企图通过更换主要负责人来贯彻新的政策意图。周恩来掌握的军事系统干部、王明控制的旅莫派以及工运领袖都先后汇聚在这里担任重要职位。结果，造成红四军所有师以上的干部，鄂豫皖边特委或中央分局常委的大部分成员都系外派干部。而中央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向鄂豫皖苏区一次又一次地派出主要领导，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鄂豫皖苏区本身既缺乏公认的跨地区领袖，又缺乏具有高度独立性和很强战斗力的主力红军，因此使中央对苏区人事有很强的干预能力。当曾中生向中央提出“日后派来干部，除必要外，中央不必指定具体工作”，“同志初到苏区，必须先了解实际问题，遽然做高级指导，的确有不适宜的地方”，中央却对曾中生的这一说法进行了严厉的申斥。由于外派的高层干部太多，而且又各自打着外派当初的中央政策烙印，结果造成苏区外派高层干部之间的矛盾一层一层地叠加起来，有些类似于考古学意义上的“层累地”；而这些外派干部将本地干部几乎从高层都挤了出去，从而又造成外派高层干部与本地中基层干部之间的矛盾。

        其次是军队内部的关系。鄂豫皖红军原来在红三十一师与红三十二、三十三师之间存在很深的裂隙。中央为了统一指挥三省边界红军，于1930年3月指示，“集中组织统一指挥”，“在组织上要执行三师合编的编制，一方面可以利用彼此的斗争经验，一方面可以减弱地方的保守的农民意识”。文中特别强调“三十二师的地方观念更是异常严重问题”。4月，红一军在黄安北部的箭厂河正式成立，军级领导干部也按照中央的安排到任，3个师先后被改编为红一军第一、二、三师，但第一师多在鄂东北至京汉线南段活动，而第二、三师多在皖西作战，3师的合编迟迟未能实行。直到8月下旬，3师才首次会合，但彼此间的隔阂仍深。“虽然在京汉路上三师会合了，然而士兵群众大都保持着明显的地方观念的结合，形成斗争生活的隔离，而各师师长也有‘这一师是我们的’的观念。因此虽有军部为之领导，各师的系统仍然是保存着。”“在作战方面，二师负责（人）处处存在着有保存二师实力的观念，每次合成作战二师不积极向前，一师受了几次损失，也不满二师。但一师对二、三师及军部都有点老大（劳苦功高，老大哥）的表现，二、三师也不满意。”红一军10月中旬攻下光山后，先后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和各师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对部队进行整编。这次整编的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是根据许继慎、徐向前的主张，对3个师实行了混编，一师由3个团合编为2个团，二、三师合编为二师，辖2个团，同时从一、二师各抽5个连对调混编；二是对原来的二师进行了整治，将二师师长漆德伟撤职，开除了二师参谋长漆海峰党籍并将其枪决。这次整编虽然从人事上处分了二师的干部，却又在队伍上将原来兵强马壮的1师给打散了，因此它并不是“站在一师观点而改造二、三师”，而是“站在全军的观点而改造”。虽然1师的干部对此多有不满，如原兼任师长的徐向前就认为“对一师，拆得太厉害，将一些干部调往外师降职使用，是不妥当的”，不过，从平衡原三十一师与三十二、三十三师的力量，消除历史积怨的角度来说，这种整编方法还是有其积极效果的。经此整编，红一军内部的山头之争基本消除。几乎就在红一军在光山进行整编的同时，中央已经决定将红一军和由红八军第四、五纵队扩编成的红十五军及活动在鄂北的红九军合编为红四军。不过，红九军在合编开始时已兵败溃散。1931年1月中旬，在麻城福田河参与合编的军队只有红一军和红十五军。从军力上看，红一军大约有枪5500多支，而红十五军只有枪900多支，两军实力悬殊。不过，由于中央新委派的旷继勋与余笃三占据了军长和军政委的位置，红一军和红十五军进行混编后分别编成第十师和第十一师，原红十五军方面由蔡申熙和陈奇出任第十师师长和政委，原红一军方面由许继慎出任第十一师师长。所以，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在合编中可以说是平分秋色。加上红十五军原是从红八军分出来的队伍，与红一军素无积怨，而红十五军刚到鄂豫皖苏区时在子弹和钱粮均严重匮乏、红一军远在根据地外围的情况下艰难承担起保卫苏区的重任，所以，两军之间的关系是较为平稳的。红四军组成后的矛盾集中在原红一军军长许继慎与红四军军长旷继勋、原红一军政委曹大骏与红四军政委余笃三之间。不过，这种矛盾后来因红四军与中央分局的矛盾激化而被淡化了。

        最后是军队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如前所述，鄂豫皖红军在中央统一整编前分别归属层级较低的地方党组织领导，其与来源本地的党组织关系相当密切，而与来源外地的党组织的关系比较紧张。这种情况在中央统一整编开始后发生了较为复杂的变化。由于鄂豫皖本地干部都被挤压到地方党组织的中下层，而鄂豫皖红军几经整编后本地化程度已经大大降低，加上其高度的游动性，因此，红军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在中下层表现为外地军队与本地党组织之间的矛盾。而在高层，因为其主要负责人都是由中央派来的，因此已不存在外来军队干部与本地党务干部的矛盾。但同为外来干部，党军高层之间另有矛盾。这种矛盾的演化可以分为3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红一军建立后，直属中央军委领导，与特委及省委都只发生横的关系。两者有分歧时，直接决之于中央。由于鄂豫皖特委和红一军前委当时均缺乏公认的跨地区领袖，而他们在组织上又是并列关系，因此红一军与特委之间发生争执时常常难以化解。特委不随军队行动而是扎根在根据地，因此总是希望靠军队来保卫和巩固苏区政权。军队则希望灵活机动地行动。“有时甚至出现前委指挥特委的情况，助长单纯军事观点和枪杆子主义的发展。而地方党委囿于地方情况，往往主张红军硬攻敌人的强固据点，啃硬骨头，不考虑红军的装备和力量，也容易和军队闹矛盾。双方开联席会议发生争执时，地方同志说：‘军队不能自己说了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前委的同志就说：‘你报告中央就好了！’往往弄得不欢而散，各行其是，的确影响工作的开展。”在这个时期，红一军因为有武装力量的依靠而略显优势。“特委时常提议同前委开联席会，前委总不愿意开，他们说开会（妨）碍了工作，关系要在工作上去纠正，会议是空的，因此联席会议一直没有开过。”第二个时期是红四军建立后，中央明确指示该军归属特委和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而此时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均由中央新派出的曾中生担任。由于曾中生获得了统一领导苏区党军力量的授权，而他又受命纠正“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加上他个人深远的战略思想与高超的领导艺术，使他在军中获得了较高的威望。这个时期红军与地方党组织的矛盾有较大程度的缓和。应该说，曾中生是鄂豫皖苏区诞生的第一个超地区性的领袖。可惜他领导时期不长，苏区又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即红四军归属中央分局领导的时期。这个时期红军与中央分局的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中央分局比特委或省委的权威性更高，而张国焘从中共成立起就是全国性的领袖人物，那么，为什么以张国焘为首的中央分局与红四军的矛盾反而达到异常尖锐的地步呢？这里面有许多复杂的因素。一个因素是张国焘来鄂豫皖肩负的任务是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反对“立三路线”残余及所谓“调和路线”，纠正红军中的“游击习气”和土匪军阀倾向，实施巩固苏维埃和红军的路线。尽管张国焘并非共产国际及王明特别信任的人，但他也承认了四中全会的路线，而且他身边还有两个忠实贯彻王明路线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沈泽民与陈昌浩。整肃红军成为中央分局的一个重要任务。而被中央分局调任红四军政委的曾中生就被认定为所谓“调和路线”的代表人物，红十一师师长许继慎被认定为个人英雄主义和土匪军阀倾向的代表人物。他们在6月下旬召开的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成为重点批判对象，但他们对这种批判并不服气。中央分局与红四军对立的另一个因素在于张国焘是一个有极强个性和权力欲的人。他在大革命时期就常与陈独秀发生争执，而在六大上更与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发生了异常激烈的争吵。以他的资历及职位，按说鄂豫皖苏区是无人可以与他挑战的。然而，张国焘毕竟与红四军素无渊源，他当时也没有领导过军队，无法理解军队行动的机动性，更无法容忍红四军不仅擅自决定南下，而且还在鸡鸣河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直接对抗中央分局的指示。张国焘就想借助肃反来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此外，红四军本身也存在着军纪松弛、违背组织原则等错误。这些复杂的因素导致了中央分局9月在白雀园开始对红四军的残酷肃反。

 

五、结语

 

       1930—1931年间中共中央对红军进行了统一的整编，进一步增强了军队在苏维埃革命中的分量，促进了红军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客观上为日后粉碎敌人对各苏区的大规模“围剿”奠定了军事基础。在整编的实践过程中，各地红军既受到中央的制度规定和统一规划的影响，同时又因各种因素的作用而在执行上保持着或多或少的自主性；主力军队在与地方党组织之间的关系上也有着较高的独立性，虽然因此而带来种种问题，但这些问题又保持在基本可控的范围内。红军整编既不是仅凭中央授权就能畅通无阻，也不是单靠人多枪多就能自行其是。整编是在授权、理想、纪律、实力和人脉之间进行复杂博弈的结果。中央通过强化双重党权（在红军中的前委或政委领导制以及在苏区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设置），通过委派、混编等种种举措，克服了中国近代以来“革命军兴，革命党亡”的乱象，避免了军阀割据、中央失控的局面。而以毛泽东为杰出领袖的朱毛红军充分利用相对自主的行动空间，开辟了“伴着发展”“波浪式前进”的红军发展道路，大大削弱了中央在红军整编中的“左倾”政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毛泽东后来所说的中共军队“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中的分散指挥”的关系、刘少奇后来所说的中共组织“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关系，在红军的整编实践中初见端倪。

红军整编的实践在整编前已有主力红军存在的中央苏区与无主力红军存在的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我们可以把前一种整编形态称之为“主力辐射型”，把后一种整编形态称之为“地（方）武（装）联合型”。在“主力辐射型”的整编中，新编的军队受到原有的主力军尤其是朱毛红军的巨大影响，整编开始得早，开展得积极主动，受中央的制度规定、政策影响和人事变迁的影响较小。“主力辐射型”的内部差异主要取决于原有主力军对新编军队产生辐射的不同方式而带来的亲疏差别。而在“地武联合型”的整编中，军队整编开始得晚，较为被动，其进程更多受中央牵制。“地武联合型”的内部差异主要受制于整编前军队的裂隙程度及有无跨地区的领袖。在鄂豫皖苏区这样早期不存在跨地区领袖、内部裂隙很深的军队整编中，中央有很强的干预能力，其整编过程几乎完整地反映了中央的政策变迁，因此与中央的政策具有同步性。但这种同步性在苏区内造成干部的构成类似考古学意义上的“层累地”，带来重重的矛盾。而在湘鄂西苏区这种存在跨地区领袖、内部裂隙较浅的军队的整编中，中央的干预能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军队整编并不同步反映中央的政策变化。

        红军的整编带来地方干部与外来干部关系的复杂化。由于各苏区的内部组织结构不同，其关系复杂性的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在“主力辐射型”的整编中，原有的主力军尤其是朱毛红军成为最主要的干部输出源头。而在“地武联合型”的整编中，周恩来领导的军事系统、王明控制的旅莫派以及工运领袖成为最主要的干部输出源头。红军的组织凝聚力除了受到理想激励、制度约束、历史影响等因素影响外，还打着很深的个人烙印。比如，毛泽东独特、深远的战略眼光开辟了红四军和红一军团独具高度的发展道路；彭德怀的胸怀和气度确保了红五军与红四军、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的携手并进。此外，所谓的前委书记或政委在军中的“最后决定权”的具体运作也带着相当的个人色彩，而不完全是由制度或中央授权所决定的。各苏区都曾走过肃反的弯路。肃反的开展，除了来自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左倾”路线的压力外，也与苏区内部积累的各种矛盾直接相关。红军的整编一方面有利于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新的矛盾或激化了固有的矛盾。在各种复杂的因素促动下，原有的主力红军与受其辐射的某些新生的主力红军之间的裂隙可能日益扩大乃至白热化；新生的主力红军与中央分局之间、军中掌握着“最后决定权”的前委书记或政委与其他干部之间，也可能因为恃才傲物、拥兵自重、德才错位或才不配位等因素加深矛盾。因此，在军队整编中如何尽可能地减轻震荡、化解矛盾，避免以肃反这种性质极其恶劣、手段极其残酷、后果极其严重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是中共军队在日后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需要面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