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全 | 北伐前后的微观体验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1期，注释从略

 

引言

 

       1926年至1928年的北伐战争，是现代中国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在中国现代史的叙述中也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有关北伐史的研究，多以军政势力消长为主要内容，也多是从南方（国民党、共产党、国共合作等）角度进行探究，这由于“北伐”二字内含从南方立论的意涵。近一二十年来，状况有很大改变，不少学者考察范围不再囿于军政变动，且超越“南方”视角，而从更宽广视角，如地域南北之别、文化新旧之争、社会舆情互动等角度，对北伐史进行了新的探索与诠释，成果斐然。然而，北伐史研究尚有很大拓展空间。例如，缺乏微观个体人物，尤其是能涵盖南北、新旧、舆情等复杂因素的微观人物之视角。居京湘人黄尊三及其日记，为从这一视角考察北伐史，提供了可能性。黄尊三（1880—1950），字达生，湖南泸溪人。早年中秀才，后就读于湖南高等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湖南官费赴日留学，就读于弘文学院、正则学校、早稻田大学预科。宣统元年（1909）考入明治大学法科。武昌起义后短暂回国参与其事，不久再度赴日完成学业。1912年7月回国，先后执教于江汉大学（武汉）、中国公学（上海、北京）等校，并任北京政府内政部佥事、（编译处）编译等职。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执教于国民学院（北平），任教务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携眷南归，任教于湖南辰郡中学及省立四中，泸溪简易师范学校。1950年7月病故。

       黄尊三日记，名《三十年日记》，始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终于民国19年（1930）十一月，基本连续。关于日记之目的，黄氏在自序中言：“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日记之作，意在斯乎”，即在于督促自己，供修养之用。为黄氏日记作序的近代湖南名流周震鳞，谓黄乃“笃信谨守之士”，“用写日记，以自克责”（序言一）。综观黄氏日记，确实可谓一部修身日记，这或许暗含一定的“示人”意图。值得提醒的是，该日记在著者生前出版，付梓之前，应有不少删改。日记中也有编改此前记述之处，如1927年前后“编留东日记”，后世研究者当注意及此。但这对该日记的史料价值来说，总体上影响不大。学界对黄尊三日记之利用，主要集中于清末留日部分。此后的日记，尚未见系统利用、研究者。实际上，黄氏此后的日记，信息也很丰富，包含居京的工作著（译）述、交友应酬、社会文化活动及日常生活等。本文即利用黄氏日记之北伐前后部分，该部分日记载述了黄尊三——一位居住北京的南方人——对这场南北战争及由此引发的时局变动、政权更迭、生活变化的观察与思虑。亲历者体验的“历史”，自然别有一番风味。

 

一、 北方时局与生活

 

       清末黄尊三赴日学习法科，民初回国后，有自己的活动圈子。除供职于北京政府内务部及讲学、著（译）述外，不时参加一些社团活动。例如，参与北京“市民公会之筹备会”，被众推为宣言书及章程起草员；参与“建设学会”活动（1924年5月13日）；五卅惨案发生后，参与“沪案国民外交会”，商议发行出版物事宜（1925年7月2日），等等。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从留日时代起，黄倾向于地方自治、分权，不主张中央集权。加之，20世纪20年代联省自治颇成潮流，故黄对以地方自治为宗旨的社团活动颇为热心。1924年6月24日记：“联治同志会筹备会于中央公园水榭，到者七八十人”，黄被推为湖南筹备员之一。在“委员制”与“独裁制”争论中，黄亦坚持“委员制为本会主张之特色”（10月19日）。除参与民间社团活动外，黄对现实政治也有所关注，且有一定参与：黄与北洋政治名流孙洪伊保持着密切联系，于1925年10月23日赴天津与孙面谈。1925年许世英出任段祺瑞执政府国务总理，黄多次拜访许氏（1925年9月23日、10月14日，1926年1月6日）。1920年代的北京政府，财政陷入窘境，欠薪成为常态，索薪运动此起彼伏。黄供职的内务部亦然，黄在其中颇为活跃。据报道，1922年内务部索薪风潮，全体罢工，黄被推选为副代表，与相关方面交涉。次年，内务部员工继续索薪，成立“薪俸维持会”，黄被推选为代表会副主席。证诸黄氏日记，大体确是。1924年12月29日记：内务部“已四月不发薪水”，员工遂“开索薪会”。黄被推为代表，“当引同人至总长办公室代陈一切”，总长允诺发薪1月。众人不允，再三力争，总长许诺发月半薪水，争执直至晚7时才停止。但事情并未结束，次日部中再开索薪会，“人多意见不一，总次长均远避不到，扰扰至天黑，得五成薪水而散”。索薪运动严重影响北京政府之运转。1926年9月、10月，国务院以摄行大总统令特任顾维钧代国务总理。顾氏改组内阁时，内务总长张国淦即“因节关发薪，大受部员纠缠，坚辞不干”。9月21日为中秋节，黄阅报获悉：此次节关，政府发库券300万，现款128万。库券拨作京外军费，现洋各机关以二成发放，共需27万有余，外余百万则作京内军警饷项。黄感叹：“军费既占如此巨额，国家财政，焉能整理。”京城如此，外省亦然。1926年2月13日为大年初一，一位来自江西的友人谈及九江督办公署状况：“无事可办，无薪可发，颇难支持。”黄感觉：内战频年，民穷财尽，“中央如此，外省又如彼，国事尚可为乎”。无疑，此时北京政府是异常孱弱的中央政府。据《东方杂志》报道：“四年前，在徐世昌时代，政府命令只能行于北方诸省。到了曹锟时代，统治的范围又缩小而只及于京畿。现在的段政府是更不行了，在名义上依然是中华民国的政府，实际上政令已不行于都门之内”，并调侃称：“没有一个人拥护政府，没有一个人在事实上承认它是政府，而政府的招牌还是照旧挂着，这样滑稽的事情，只有中国才有。”

       北伐军兴之前，虽欠薪成为常态，居京生活甚是不易，但相较于各地大小不一的军阀混战，北京尚属安稳之区。1926年3月17日，友人来访，谈及湖南故乡惨状，“实不忍闻”。这时黄感觉居住北京，“如在天上，尚不知足，直自讨烦恼耳”。问题是，北京状况很快也发生变化。1926年“三一八”事件发生，当天日记：“下午二时，枕上忽闻枪声隆隆，约二十分钟，极为惊异。”黄感叹“政府之横蛮如是，国事尚可问乎”。此后北京，纷纷扰扰，人心惶惶。1926年4月，奉军战机多次飞临北京上空，投掷炸弹30多枚，造成多人死伤惨剧。此事对民众惊扰甚巨，黄氏家人也感到“惊惧”，这时，黄意识到困住京城有四大患：一是飞机投弹，生命随时可以告终；二是国民军驻满城内外，随时可以入城哗变；三是战事日久，无职之人，满街满巷，随时可以掠夺；四是米煤因交通断绝，运输不来，断炊之患即在目前（4月5日）。据报道：“近日的北京，已陷入于混乱、恐怖的境地中”，目前紧要问题是“军队的复杂、军用票流通卷〔券〕的行用、地方治安的维持”。民众关切的是“交通的恢复、粮食燃料的接济、军队的撤退”。证诸黄氏日记，亦大体如是，时局变动明显影响了京城民众的日常生活。4月7日深夜，“炮声隆隆，街市戒严”。4月10日，黄本拟去医院诊病，因“政变发生，铺店均关门，只得家居静养”。4月11日，“一夜炮声隆隆，知战事即在近郊”。很快，冯玉祥国民军撤出北京，奉、鲁势力迅速进入京津地区。在“反赤”名义下，恐怖事件层出不穷。据《申报》报道，张宗昌在天津设立直鲁联军密查处，“明密稽察各一百……查拿赤党”。北洋元老王怀庆接任京津卫戍总司令后，宣布保安办法，规定“凡宣传赤化者，概处死刑”，在京津地区大肆搜捕左派分子和共产党人，派员到各学校“详加检查”。正是在这样的恐怖氛围中，不少社会名人惨遭杀戮。4月28日，黄得知“在京办理《京报》有年”的著名报人邵飘萍被张宗昌枪决，“各界多深惜之”。8月，另一位著名报人林白水也被杀害。受此刺激，8月17日，黄起草了遗嘱，以备不测。所有这些表明，此前蠖居北京尚存的些许安全感，如今荡然无存了。

       北伐军兴后，北方各派势力分化重组，政局急剧变动，这牵动着黄氏的心思。1926年11月7日，黄听闻张作霖有入关主政之说。18日，黄获悉：天津开各省代表会议，共推张为大元帅。22日，报纸证实：天津会议，共推张为总司令，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为副司令，出兵50万南下，黄“逆料南北大战，期将不远”。26日，讨赤联军总司令部在天津成立，奉方拟向京汉线出兵。30日，奉系命令张景惠赴郑州，与吴佩孚接洽京汉出兵问题。与此同时，商震与冯玉祥联合，西北的包头、归化一带“布满青天白日旗”，归属国民党。这时北方也成赤白两立局面。12月2日报载：张作霖受15省推戴，就任安国军总司令。粤政府移鄂，宣布以武昌为国都。黄立即想到：“假令南军将来完全胜利，国都恐不必仍在北京。”在北伐前后，国都问题一直是黄关切的问题，因为这事关将来生计、出路问题（详后）。12月28日，黄听闻张作霖已抵京，“用迎元首礼，由正阳中门而入”。在北方各派角力下，1927年初顾维钧内阁再次改组，异常费劲，“七拼八凑，新内阁班子总算凑齐”。在黄看来，此次内阁改组“换汤不换药，有何效力，时局如此”（1927年1月13日）。北伐战争导致北洋各派纷纷倒台。1927年3月2日，获悉孙传芳已通电下野，黄感慨“孙以长江五省之盟主，不两月而瓦解，政治舞台，可谓变化莫测”。在黄眼中，直系吴佩孚还算一号人物，颇具才能与见识。北方报纸也认为：抵抗不了北伐军并非吴氏个人问题，指出吴“其人虽妄，私人品行，犹有可取，虽任性专擅，固亦自信爱国”。1927年1月13日，黄注意到吴发表“中国建设大纲”。19日，吴通电：河南首先废督，为各省倡。黄本就认为中国应“废督”，故认为吴为“武人中之难得者”。5月13日，报载“吴佩孚赴南阳投于学忠”，黄感叹“英雄末路，为之奈何”。如此一来，北方各大势力中，仅剩奉系张作霖了。6月18日记：“张作霖经孙传芳等推戴，今日就海陆军大元帅职，改造中央与潘阁令同下。”

       北伐前夕，北京政府虽已陷入窘境，但京城市面尚属正常。1926年2月27日为元宵节，黄尊三赴友人在北海之宴。日记中写道：“北海灯会颇盛，到晚花炮齐放，观者人山人海，热闹异常，席散后，随意游览。”北伐军兴后，北京生活明显受到影响。1927年1月1日，黄与家人至东安市场游玩，发现“当此新年，游人甚为稀少，亦足见市况之不振”。3月5日，黄携眷至安定门外的京兆公园，“游人绝迹，仅有兵士三五成群，园内所有陈设，摧败净尽，残破景象，不堪入目”。7月17日为盛夏时节，黄至北海公园闲散，虽“风景绝佳，荷花盛开”，然“人迹绝少”。11月24日，黄散步至北海，“游人稀少，景物萧肃”。29日，黄步至中央公园，“游人绝迹，绕园一周，觉景物萧索，风寒透骨”。不仅公共场所如此，市面亦然。黄1927年10月24日记：“大街之上，因戒严故，几绝人行，光景冷淡愁惨之至，足见战事之影响于市面者大矣。”11月2日，黄察觉到，北京不仅市面“萧条已极”，而且恐怖气氛令人窒息，“军警到处破坏机关，捕捉党徒”。1927年、1928年之交，京津萧条、恐怖状况在南方内部情报信息中得到验证：“北京伪卫戍司令部近日破获党机关数处，并捕去男女学生五十余人，枪毙学生工人甚多，京畿人民咸栗栗自危，言论稍一不慎，即被军警就地格杀”，“天津戒备极严，市面萧条，河北尤为冷落。直隶省银行票每十元换现洋四元。金融奇紧，小贩营业多以闭市”。

       北京市政运转原本就举步维艰，北伐战事逼近，无异于雪上加霜。在这种状况下，各种非常措施不断出笼，例如各种税捐激增。关于税捐问题，《大公报》分析道：“中国税课，则向来因人而异，贵官富豪，例得免征，中产半贫，负担最重。试看偌大一座京城，真实负担市政经费者，惟筋骨劳动之车夫及皮肉生涯之妓女而已。”分析颇有道理，但把市政经费负担归到“筋骨劳动之车夫及皮肉生涯之妓女”身上，则不符史实，实际上，像黄尊三这样普通市民也深受侵扰。1927年10月9日记：“京师警饷，一钱不发，而以警饷为名之房捐，催讨之急，有如星火。”25日晚，得知警厅通知，又催房捐，黄忧心忡忡：“赋闲日久，一文不进，而苛捐催促，有如星火，乱世苛政猛于虎，于今益信。”11月15日，报载财政部将开征奢侈品税，“商民苦之，开会反对无效”，黄预料“从此物价必继涨，生活愈见困难”。黄之预见，亦是京城很多人的共同预感。有记者就此事向商界人士了解情况，“据云北京商务，向不发达，所谓巨庄大号者，不过少数几家而已……若官厅又举办奢侈税，当此商业停滞，市面冷落，吾辈商民实无法支持”。其实，北京政府内部对征收奢侈品税存不同意见，奉军将领张学良、韩麟春致电国务总理潘复，请免奢侈品特捐，谓此捐“众怨沸腾”。因各方纷起反对，财政部只能暂时缓办。但由于财政异常紧张，1928年3月还是开始征收奢侈特捐，并增收房捐。6日，黄接警署通知，“房捐照加一半，以助警饷”，黄忧心：“当此生活困难之时，捐款加增，人民之负担何堪，又商界因政府征收奢侈捐，议决行总罢市，如果实行，恐前途险象，不堪言状。”战事临近，身家性命不保，捐税无数，生活难以为继，不难想见京城百姓之窘境。作为其中一人，28日黄痛苦写道：军兴以来，各项捐款，闹得天昏地暗，而最无理、最黑暗者，莫如房捐，捐后复加，加则必倍，毫无标准，一任警署横派，一日数追。在巡警唯视收入之多少，以讨好长官，而人民则因催索之急迫，致卖妻鬻女者，比比皆是。乱世之民，即此已觉难堪，而生活之逼迫，土匪之骚扰，其痛苦则又十倍于此者，民焉得有生路乎。

 

二、 观察南方：军兴、内争、杀戮

 

        在很多外国人眼中，北伐前夕的广东给人的印象是：“搞叛乱”“瞎折腾”“成不了什么事”，这估计也是中国普通民众的观感。但身处广州的外国人，已经明显察觉到“惊天动地的事情正在酝酿中”。国人之中，一些嗅觉灵敏的观察者，亦已预感时局暗流涌动。1926年初，有人在上海《东方杂志》撰文指出，近来国内军人的举动，显出两种不同的趋向：第一种是吴佩孚、张作霖以及国民军系的活动，“他们都注目光于全局，合纵连横，以酝酿时局的变化，而各谋在这变化中造成自己操纵全局的机会”。第二种是赵恒惕、孙传芳、蒋介石、刘湘等人的举措，“他们对于关系全局的事件，不轻有所活动，而各竭其力以整理自己所有的地方”。第一派人“虽然志大言高，而实际应付各事，常不免左支右绌，自己能力的所及，与自己所抱的志愿，相去不知若干，前途的发展，实在希望很少”。第二派人则“精力饱满，根基稳固，应付周旋，游刃有余”。因此，第一派日渐颓势，第二派日益发展，这是“时局变化中最值得我们的注意的”。观察者虽然未能准确预言广东国民政府在中央—地方的军政格局下积蓄力量、发动北伐，但其提及的蒋介石，这时确实正在思索改变全国军政格局——北伐。1926年1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述：“思索战略：先统一西南，联络东南，然后直出武汉为上乎；或统一湖南，然后联络西南、东南，而后再问中原为上乎？其或先平东南，联络西南，而后再问中原乎；殊难定也。”28日又记：“研究北方军事政治”。黄尊三显然不是细心的时局观察者，未能预感这场源于南方的巨变。但身居北京的黄氏，在日记里经常记述南方及家乡信息。1926年6月29日记：“十五年祸乱频频，兵匪横行，吾湘为甚，今某军阀又引兵入湘”。此处所言“某军阀又引兵入湘”之相关背景是：1926年3月，湖南唐生智举兵倒赵恒惕，背后是广州政府与直系吴佩孚之争。广州方面几经权衡后，决定出兵入湘援唐。5月20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部作为先遣队奉命入湘。6月中下旬，国民革命军各部陆续北上，集结于湘南前线，与此同时，吴佩孚也增兵入湘。以历史后见之明视之，这是北伐战争的序幕，但在居京湘人黄尊三看来，这与此前司空见惯的军阀混战并无两样，远未意识到这场战争将导致南北政权易位。身为湘人，黄关切家乡战事，8月10日记：“两湖之战祸，方兴未艾，近闻粤桂黔鄂联军，开入湘境，不下十余万人，加以水旱成灾，哀鸿遍野，黎民何辜，逢此浩劫。”可见，在北伐战争开展两月后，黄观感如初，认为是混战相寻的延续，皆属“不义之战”。其实，这也反映了很多国人对北伐初期的即时观感。获悉北伐军进攻吴佩孚，身处浙南瑞安的乡绅张棡用“噬狼争正”表述之，亦可为证。《大公报》说：“战亦如是，不战亦如是，则厌恶之心生；战胜亦如是，战败亦如是，则鄙屑之念起；无论若何之号召，皆等量而齐观；不论谁何之胜负，概熟视若无睹。”换言之，此前战乱太多，如今谁跟谁打，打的如何，谁赢谁负，国人不再关心了，有些“麻木”了。

        然而，事实出乎绝大多数人之意料。1926年7月，南方革命军誓师北伐，迅速攻占长沙，8月下旬占领岳阳，10月上旬攻占武汉，一路所向披靡，令全国舆论刮目相看。天津《国闻周报》说：“孙中山北伐多年，其先锋队始终难过韶关。今蒋介石在几个礼拜以内竟能一举而下岳州，再战而得汉阳，声威所播，大有南昌已失、九江不稳之象”，由此明言蒋介石及南方势力已经崛起。“蒋氏的势力究能发展到甚么程度，现在自然是不易预言，然其在目下已成为中国政治上一种重要势力，不如在广东时之可忽视，则为人人承认的事实了”。北伐军进入湖南，受到民众欢迎，如进入郴州城时，白天“入市口已白幕蔽天，大小铺户咸挂青天白日旗”，晚间“官民男女各界，更开提灯大会，以表欢迎，途中高呼各种口号，并唱革命歌，一时革命空气，为之紧张”。民众这种态度，不仅使北伐军士气高昂、顺利进军，而且迅速扩大了自身势力，大量湖南人加入北伐军行列。北伐将领张发奎晚年忆述：“我们向湖南新兵解释什么是步枪与子弹后，就让他们上阵地作战。他们穿上军服拿起步枪十分高兴。当然，他们被掺和在老兵之中，让后者施教。那些日子士气之高昂实在难以描述。”所有这些湖南战事及民情士气，是身居北京的黄尊三无法体会与感受的。占领湖南后，北伐军迅速攻入湖北，尤其是10月上旬占领武汉，举国震动。但此事在黄氏日记中的反应很微妙。1926年9月2日，友人来访，云“武昌陷落”，黄本人并未注意及此，而是别人谈及后才得知。可见，北伐战事至此，黄依然延续军阀混战观念视之，仍未意识到南方势力的崛起及其势不可挡。9月8日，黄阅报得知：“北伐军于七日入汉口，汉阳危急”，这是黄日记中第一次出现“北伐军”字样（此后有时也称“南军”）。此后，黄阅报频率明显加快，显然注意到了南方军事行动。实际上，对绝大多数居京人士而言，及至9月上旬，才注意到这次南方北伐的威力。此时同处北京的许宝蘅在日记里写道：“闻武昌、汉阳均为蒋介石军所得，吴子玉不知存亡，大局又有大变动矣”，这是许氏日记中首次有关北伐战事的记述。这时活动于京津地区的郑孝胥也由阅报得知：“汉阳已失，吴退至孝感，靳云鹗犹守武昌。”只不过，在郑氏眼中，南方革命军与“匪”无异，斥曰：“粤匪无归路，不得不致死于武汉，岂不知耶？”在北伐军进入两湖的同时，江西战场也打响。9月10日，黄阅报获悉：“孙传芳对粤军下哀的美敦书，限期退出湘鄂”（注意：报纸称“国民革命军”为“粤军”，说明时人依然延续此前的地域军队观念），据此，黄预感“长江各省之卷入战涡，为期当不在远”。果不其然，次日报载：孙传芳进兵萍乡，战局日益扩大。12日，“粤赣两军，已在修水开火，吴佩孚移驻信阳，孙传芳赴九江督师，南北混战，不知何日可了”。显然，包括黄氏在内的很多人看来，这场战争依然属“南北混战”。11月7日，获悉孙传芳所辖江西九江被“粤军奇袭失陷”，黄意识到：“果尔，则孙传芳之地位正复危殆。”随后，孙之地盘逐渐被南军占领，“孙退南京，南昌后路已断”，此消彼长，南军占领九江后，“势益盛”，南军中“唐生智之势更张，而湖口芜湖安庆相继动摇”。至此，黄才察觉“北伐军将来实有无穷之希望”。（11月9日）数日后，从南来友人雷君口中，黄确认了这一判断，雷君言：“北军之不能战，南军之奋勇，形如指掌。”并云：“南军军事上颇有计划，有把握，将来必占胜利。”雷君所言，又得到另一位南来朱君的证实（11月14日）。显见，直至1926年11月，即北伐已开战近半年后，黄才意识到南方势力的崛起及其战斗力之强。这一时间差，既存北伐史研究中似未关注到。不仅存在时间差，而且黄尊三对南方阵营内部结构的认识也滞后。1926年11月21日，一位长沙友人致函称：“党军如何奋发有功”，这是黄氏日记中第一次出现“党军”字样。两天后，黄赴友人之约，座中有人言及“南军如何得民心，北军如何失民心”，黄心想，“果尔，南军之成功，可预卜也”。不难推测，黄此时对南方观感应较佳，且预感南方战事发展应较为顺利。长期的军阀混战，着实让国人生厌，普遍寄望新势力改变这一局面，国民党崛起及北伐军兴正契合了这一社会心理变化。著名报人胡政之就观察到：“党军一入湘鄂，所向披靡，有辛亥倒清之势者，非党军有何等魔力，实由人心厌旧，怨毒已深，对于新兴之势力，怀抱一种不可明言之企望。” 1927年2月6日，好友向君自南来，述“南政府军事计划，最为详尽，决其必占最后胜利”，原因是“南政府以党为中心，以工作为要素，兵到之处，即其政治势力支配之地，且军官不以胜败易其地位，只要有劳绩，虽败而其地位不变，其一切军事，无不受党治之支配，且新气澎湃，非北方所能对抗”。黄也认为向君所言“颇有根据”。这是黄氏日记中第一次出现“党治”字样。由此可见，直至1927年2月，黄对南方政权内部基本结构仍未有认识。3月3日，黄阅报得知，中共“已潜入奉军势力范围，拟以北京为政治革命中心”，这是黄日记中第一次提及中共。由上述党军、党治、中共等相关信息，可见居京人士对南方革命阵营了解之滞后，这也反映了北方普通民众对南方的认知状况。

         随着北伐的推进，南方阵营内部矛盾日益激化，逐渐演变为宁汉对峙局面。早在北伐之初，北方军政高层就获悉南方内部矛盾不少，如北伐军刚攻占武汉之时，奉军就“得确报，蒋（介石）、唐（生智）已有破裂之兆”。但外界并未知悉，黄尊三是通过阅报才知晓这些，自然是很晚之后的事了。1927年3月6日，黄得知，“蒋介石联络粤桂对付共产分子”。14日，黄获悉，武汉“左派对蒋介石已执宣战态度”。21日，武汉方面提议：“罢免蒋介石，任唐生智为北伐总司令。”蒋介石与武汉方面矛盾公开化。这时南方内部左右、国共之争不断见诸报端。4月4日，报载：“九江杭州左右派喋血，公安局解散总工会，鄂党部通电讨蒋。”6日，报载：“民党元老派会议，驱逐共产党，汪精卫为巩固党基，与陈独秀共同发表宣言，劝左右两派，互去猜疑。”随着蒋介石占领江浙，清党运动逐渐明朗。上海“四一二”清党发生前，北方报纸已经注意到：“蒋介石实行以武力对付左派，上海南京皆以右派军人驻守。”（4月10日）清党事件发生后，北方报纸反应迅速，黄于4月13日阅报得知“上海赤党纠察队，被白崇禧缴械，同时解散总工会，右党决议不奉武汉政府命令，成立临时委员会，与共产派之上海临时政府对抗”。15日报载：“党政府紧急会议，讨伐蒋介石，蒋派南京会议，另设政府。”显然，在多数社会舆论中，“党政府”专指武汉政府。4月18日蒋介石主导的南京政府成立，“通电拥护南京中央执行监察联席会议，请汪谭归京，汪蒋合作，恢复党权”（4月21日）。很快，“汪精卫与汉政府通电，反对南京政府”（4月29日）。至此，宁汉完全对峙。随着南方内部的分裂，恐怖、杀戮信息不断传入黄氏耳中。借由阅报，黄获悉，武汉政府“起内讧，唐生智辞职”（4月26日）；夏斗寅“通电痛斥共党罪恶，唱鄂人治鄂说”（5月23日）；唐生智、夏斗寅“以改组汉政权为条件，成立妥协”（5月28日）；所辖“长沙已成无政府状态，赣湘腹地，完全赤化”（5月10日）；“总工会解散，唐生智反共”（7月2日）；“何健举兵反共，占据武昌汉阳；汪派集议改组武汉政府，由纯粹国民党员充任”（7月20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令保护共党身体自由，并农工阶级利益”（7月23日）；“武汉实行国共分家”（7月28日）。除报纸外，从南来亲友口中，黄也得知相关信息。1927年5月11日，从南来刘君口中，黄得知南方状况非常混乱，武汉辖区的“湖南尤甚，出境避难者，纷纷皆是”，家乡湘西“常辰一带，匪患最盛，行路为难，为之慨然”。南京方面也是如此，“政情紊乱，军队林立，财政困难”（5月15日）。居京浙人余绍宋也注意到：自南归北者，无论年长者，还是年轻人，均言南方之“紊乱”“混杂”。不仅如此，北伐过程中的恐怖、杀戮很快波及黄尊三亲友。1927年5月22日，黄出席一吊唁会，听闻友人“陈坤载之大公子，在辰州为某党枪毙；某君小儿，在汉口为土匪绑去”。黄深感惶恐，感叹“此等不祥消息，重叠而来，殊属吓人听闻”。6月27日，黄接湘西家乡来函，得知侄儿“因共党嫌疑，在辰被军队枪决，闻耗惊痛欲绝”。次日，黄复函嘱咐“谨慎保身，如此乱世，不必作生意，不必谋事，只不饿死，不横死，即是幸事”。至此，在黄看来，原先观感不错的南方，与北方军阀也无多大区别了。南北趋同，是这时很多人的共同感觉，郑孝胥早先时候就观察到：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彼等皆染赤化，南北主义略同，实皆狂妄无知，殆甚于义和团”。胡适于1932年忆述：“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大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此固属事实，可惜这气象未能持续多长时间。《大公报》言：“今宁汉分裂，且已动杀，此后因军事之变迁，地方势力每一变更，即须流血，寻仇报复，必无已时”，故“对于各方杀机之开，势不能不大声疾呼，极端抗议”。随着南方阵营的内争、分裂，国民革命的恐怖及杀戮，国人对国民党及其政权的观感迅速逆转，日渐负面化。报纸报道：此前国民党及其北伐，备受各界瞩目，现在则今非昔比，“党人腐化，相与利用”，“武装同志，争步军阀后尘”。在黄氏眼中，国民党也经历这一变化过程。

 

三、 南行纠结：“归则无家，留则无食”

 

       从1913年始，黄居住于京城。及至20世纪20年代，南行之念不时浮现。1923年2月18日记：居京十载，家人颇思南归，黄踌躇不能决定，思虑再三，认为不可南归。理由有三：一是“路途遥远，匪祸流行，万一遭险，挽回无术”。二是“家人群归，我独留京，老年思儿，将何以慰”。三是“三儿俱小，岂能受长途之风波，万一得病，何以治之”。黄虽决定不南归，还是不时探听南方（包括家乡）消息，以备将来打算。1923年3月11日，友人李君自南来，谈及南方情况：可以“匪旱”二字概括，“斗米千钱，斤菜百枚，为北方所未见，遍地皆匪，有家莫归，言之慨然”。与南方匪盗遍地相比，北京尚属安定。欠薪虽是常态，但黄还有其他一些收入（如译书费等），工作也还算清闲，尚可勉强度日。黄心想：在这兵荒马乱年代，居京尚有“十乐”，其中第一乐即“当此衙署无薪，官不得食，我尚有余蓄，足度朝夕”。第二乐便是“土匪遍地，人不安居，我安居京门，毫无顾虑”。（1923年3月12日）显见，这时黄倾向于暂居北京，南行之事，从长计议。黄氏故里湘西（泸溪）经年兵灾匪祸，惨状连连。1925年7月4日，黄氏之弟来京，述“泸县自遭兵变，十室九空，人民痛苦已极”。1926年3月17日，家乡一位故人来访，“述故乡惨状，实不忍闻”。北伐军兴后，湖南成为战区，雪上加霜。8月10日记：“湘乱以来，四月至今，未得家书，不知桑梓之区，成何景象，弟妹避乱何方，思之又不胜愁绝。”家乡除战乱人亡之外，物价倍增，极难生活。12月15日，黄接函获悉，家乡泸溪“谷米二十元，盐则每斤一元，生活之高，远过沪汉”，故“人民焉得而不饿死”。惨状一直持续着。1927年5—7月间，泸溪地方乡团与黔军发生冲突，黔军围城，“全县抢劫一空，居民逃亡殆尽，城中断炊者十余日，为空前未有之浩劫”。黄哀叹“地方糜烂如是，有家何归？”（1927年10月26日、1928年2月1日）家乡不能回，居京也甚是艰难。由于房租太高，1926年初黄利用多年积蓄，匆忙购置一处新居，同时“拟月支预算表，以收入既无，支出不能不从节俭”（1926年2月14日）。节俭度日是当时多数居京人家无奈之选，担任执政府铨叙局局长的许宝蘅也不得不如此，甚至连夜与家人商议“收束家用办法”，感慨“物力日艰，生计日促，不得不稍事撙节”。居京之艰难，南行之念不免又萦绕于黄氏心间。1926年3月3日记：“静思久客北京，无聊殊甚，加以收入断绝，如何能支，故思归里，以了余生。”7月24日记：“余久有归志，因战事连年，兵匪充斥，道路梗塞，欲行不得。京华困守，生活日艰，加以年事渐长，精力就衰，性情孤陋，趋附无方，前途茫茫，不知投身何地。”9月11日记：“交通梗塞，物价腾贵，困守都门，生路断绝，将来诚不知死所。”进退维艰、去留难决，溢于言表。实际上，纠结者何止黄氏一人，许宝蘅也深感，去留问题“甚为难决，以京中政局而论，无可流连，惟安土重迁，食指繁多，殊不易动”，友人屡劝离京谋职，许氏“始终委决不下”。

       1926年10月17日，友人尹君来访，言北京“不能生活，拟回南谋事”。数日后，黄亦打算“度过年关，将房产变卖，举家回南”（11月10日）。不幸，1926年11、12月，因为房产涉讼，南行只能作罢。1926年、1927年之交，北方政局变动异常，奉系张作霖入主北京，“顾（维钧）内阁三次辞职”，黄又觉“时局如此，北京岂可久居，拟俟痔病稍愈，将房产变卖，毅然回南”（12月18日）。此时南行只是臆想，实际上已不可能，故黄1927年1月13日记：“北京大不易居，本拟春正回南，今住房既发生问题，一时不能出售；小儿等又不便中途辍学；战乱未已，盗匪横行，地方不能安居。有此三因，故尔中止。”决定归决定，纠结、烦闷还是不时缠绕黄之心头。2月2日为大年初一，黄心想“不能老守北京，磨消精神与岁月”。2月16日，黄“久思南下”。3月2日又改变主意，“若经济足以维持生活，余将以著述终老，不他图也”。3月20日，致函家乡亲人，“嘱调查湘西一带是否平静，以便秋凉归里”。当知悉家乡亲友多人相继而逝，黄又不拟南归，云：“余对世事，更为冷淡，亦不作南游之想，拟读书教子，度此乱世生涯，而养天年”（4月1日）。数日后，黄又道：“余本拟病愈南行，闻友人言，南方情形，甚为混乱，旅行颇不方便，壮心为之阻丧。”（4月4日）南行与否？反复纠结于黄心中。在危难中度日，无异于煎熬。1927年8月24日记：“战祸频年，生活逼人，归则无家，留则无食，苟延生命于危城。”此乃多数居京人士共同的生存状态，一位友人就对黄说：“现在除节约外，无他道，同事中不能维持生活者，比比皆是。”（10月12日）在11月5日记中，黄道尽了一位居京南人进退维艰的处境与心境：“满城景况荒凉，人人有大祸将临之惧，朋友留此地者，为生活所迫，见面愁眉，无辞可慰；家乡则半年之中，两被兵祸，十室九空，家人之在泸（溪）若啼饥号寒，无法救济，而知交之诉穷，室人之叹苦，其声啾啾，日振耳鼓。”

       1927年6月20日，黄外出访友，发现友人中南行者甚多，原因“虽云士各有志，亦实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尔”。在此前后，大批北京人士南行，黄之所言“生活所迫”确实是一大原因。如《现代评论》就报道了北京教员之窘境：有的教员到别处学校，另谋生活去了；有的投笔从戎，各自飞腾去了；其余的教书先生们，有的不愿走，有的不能走，就活活地困在北京。“有自用车的，已有许多把车夫去了；使听差的，已有许多把听差去了；使老妈子的，已有用不起的了；如果再穷，虽不便对太太离婚，然为减轻负担，恐怕到必不得已的时候，只好一律遣散，送回原籍。”并指出：“薪金积欠已达二十个月之多，就是生活简单，旧有蓄积，恐怕用完了的已经不在少数。这是教育的实在的状况，并不是故甚其词的话。”教员之窘境仅是京城生活的冰山一角，对于整个北京而言，生活艰难已是不争的事实。《大公报》称：“三四年来，枯窘益甚，以视畴昔，已同隔世。至昨今两年则欠薪二十个月，殆成普遍现象……此真官僚社会之奇哀，寄生阶级之末日也。”经济状况是导致北人南行的原因之一，但并非全部。北京政府随意捕杀文人之行径，也迫使不少人南行。当局逮捕陈独秀，引起一批新文化运动知识人南行。此后，邵飘萍、林白水、李大钊等人相继被捕杀，更促使许多知识人南行。有人从心理方面观察：在这场南北战争中，“国内许多思想较新的人集中于党军旗帜之下，这些人在北方确有点不能相容”。并指出：“其实思想与经济也大有关系，有许多人因思想较新不见容于旧社会而生活受窘，更因生活受窘而思想益激进”，故不得不南行。1927年3月，周鲠生、王世杰等一批留洋归国的北京大学教授南投武汉，此后知识人南投之报道，不断见诸报端。除颇有名位的知识人外，青年南行者更多。黄埔军校开办后，各地青年投军者日多，北伐军兴后，南投趋势更盛。对此，有人撰文指出：“自北伐军兴，近一两月来各地知识阶级（包括学生）往广东投效的踵接肩摩……自北伐军占阳夏，由沪往粤投效者三日之内达三百人，由京往粤投效者六百人，类皆大学学生。”自北南行已成潮流。

       潮流归潮流，总有未南行者，黄氏即其中一人。黄自道：“余虽有救国之志，奈机缘不熟，不能勉强，只好静以待之，若不问时机，一味奔走，为衣食则可，为救国则不可也。”（1927年6月20日）由此可知，在黄眼中，南行未必仅是回归湘西一途，去新政权（南京、上海等地）谋职也是选项之一。其实，在北伐进军之时，南行谋职者也不少。报纸报道：“南昌汉口住闲求事的人很多，从北方去的尤其不少，得意的似乎不大有。”黄亦有此想法，1927年7月19日接友人自南京来函，云“南京政府，尚未完全组成，而求事者多如鲫，生活之高，倍于北京”，劝黄不必南下。这说明黄有意南下谋职（至少向友人询问过此事或透露过这想法）。1928年3月14日，黄再得友人南京来函，谓南京“经济困难，亦无减于北，所谓到处乌鸦一样黑也”，亦劝黄不必南下。但是，黄还是决定南行，一探究竟。4月17日，黄乘火车南下，但此行仅至天津，中途折返。18日记：身体未愈，不支，加路途艰难，“遂决计归京”。至于此番为何要南行，黄日记中没有详述。此时离京南行，路途凶险自不待言，即便是进出北京城，也很不便。因军事失利，北京政府加紧京城防卫，各城门加派兵员守卫，还全城戒严。在如此状况下，黄还决意南行，可见南行对其之紧要。4月20日，友人欧君来访。黄对其言此行经过，欧谓：“时事解决，即在目前，吾辈且稍俟之”，劝黄在此战事混乱、时局未定之际，稍安勿躁。据此，可大体推知，黄试图在北京政府未完全倒台之前，即往南京谋差事，这较此后再南行谋职应该“胜算”更多一些。月余后，黄依然惦念此事，“自前月去宁未果，至今又近两月，奉张出关，战事或将收束，长此坐废，殊非所宜”（6月5日）。但黄终究未南行。北京政府终结后，他留在“故都”谋生，应故交周震麟之邀，担任私立民国学院教务长，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携眷南归。

 

四、 南京政府：“以党治国”或“以国殉党”

 

       1928年上半年，随着二次北伐推进，北京政府颓势日显。6月张作霖通电下野，撤退关外，将北京政权交给王士珍、熊希龄等人组成的治安维持会。北京政权交接颇为平稳，舆论对此深表赞扬，但毕竟局面未定，故“商民惴惴，自所难免”。。6月7日，黄阅报得知，冯玉祥所部进驻京郊南苑，阎锡山晋军抵达京城西直门。9日，阎锡山在保定就任京津卫戍总司令，布告安民；晋军总指挥商震入城；北京警备司令第七军长张荫梧，奉阎命就职。值此政权更迭之际，黄发现各种各样团体组织涌现，异常活跃，“斯时趁机活跃者，有国民党市党部、国立九校之代表团、国民党京汉铁路特别部、顺直特别政务委员会、国民革命军直隶第一路司令部、京师总商会之治安维持会、文物临时维护会。此外，如京兆各团体，旅京公会，各大学之学生会，五光十色，极人类自谋生存谋活动之能事。”这一奇特现象，令很多人注目，许宝蘅记述：“有市党部在湖南馆成立开会，又有特务委员会出现，又有其他会部纷起。”月余后，在天安门开庆祝北伐成功大会，“各界均停止工作，团体参加约二百余”（7月7日）。二次北伐本是南方各派暂时妥协、联手的结果，随着奉军撤退、北伐军占领京津，国民党内部不和消息再度传开。6月13日，黄知悉，北京附近，“阎军云集，不下十万；冯军在京津一带，亦不下十万；桂军十余万，有即日开驻京畿之说；蒋军十余万，已陆续由津浦至津”。黄担心：“八方战士会京津，将来如何给养，是可忧也。”占领京津后，国民党中央开始酝酿裁兵事宜，各派系暗中角力。6月27日，友人朱君来谈时局，谓“裁兵事各方皆无诚意，仍属权利地盘之争，因用人一项，阎蒋之间，颇有意见”。7月3日，报载，“冯因病不来京”，黄心想“时局前途，恐无良果”。7月4日，黄阅报获悉：蒋介石、李宗仁昨晨抵北平，开西山会议，冯玉祥派鹿钟麟代表出席。当天一位友人来访，言“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右党窃权柄政，裁兵之说，纯系欺骗，根本即办不到。奉天用兵，冯白主张一致，若蒋阎不同意，内部难免不生破绽”。一位多年供职于军队的张君对黄说：“南京政府用人，纯以金钱及武力为前提，非此则多不行……武人仍不脱封建思想，互相竞权，蒋白之积不相容，已有历史关系，而浙桂、浙湘、湘桂之争，亦无时或已，冯蒋权势相侔，内竞更烈，将来不知弄到如何地步”。张君言时“颇为慨叹”（1928年7月8日）。不难看出，即使北伐军占领北京，许多不稳定因素依然延续，并未给人带来多少安全感。

       1928年6月9日，某君来黄宅谈，认为“现在北伐虽告成功，离建设之程度尚远。党国所缺乏者，为建设人才，虽有三民主义，而无适当具体之建设方略，训政时间过长，人民之自由权，恐受剥夺。北洋旧人，虽云腐败，然多少总有所顾忌，不敢横行一切；国党则毫无于忌，一党专政，人民公权，必受影响，纵以最高之党权，勉强范围各方面，而政治（能）否就轨，国家能否向上发展，尚属问题”，并表示“吾人不愿为个人衣食问题，随意附和，将澄静以观其变”。此言颇能代表北京人士对南京新政权的观感，并采“静观其变”之态度。黄本人也在观察新政权，当得知南京政府拟划全国为六军区，“第一二三四各军区，即以一二三四各集团现在之地盘分配之，即二军区为陕甘豫及直省之一部，三军区为山西察哈尔热河及京津一带，五军区为两广，以东三省为第六军区”时，黄立即意识到：“按如上分配，仍不失为地盘分配之性质，殊非根本解兵之道。”（6月16日）显而易见，南京新政府与此前北京政府并无二致，依然是按军力分配地盘的旧格局，如《晨报》所言：“今日党军之病，在军人未能抛却旧军阀传统之地盘观念，故虽在青白旗帜之下，以主义来相号召，然其所表现于吾人之前者，则悉为地盘之争、权利之战而已。”《大公报》直言：“革命之最大危险”是“革命军人本身之军阀化”。南方新政权这种转变与黄之预期相去甚远，失望自是难免。事实上，早在北京政府尚未垮台之前，很多北方人士就在观察、研判南京政权之体制与政象了。1927年9月2日，友人向君来谈，认为“最后胜利，终归南方”。9月8日，一位友人与黄谈论时局，问：“右派得志，究竟如何？”黄答：“不过名义上统一，事实统一，一时恐办不到”；问：“以党治国如何”，黄答：“看其如何治法，有无信条及办法，有则未始不可治”。可见，此时黄对南北真正统一并不乐观，对国民党“以党治国”持“拭目以待”的态度。长期以来，北京政府“政令皆不出国门，识者忧之，以为分裂之兆”。问题是，南京政府刚刚成立，即呈分裂之象，“浙皖各省，公然实行财政独立，孙科愤而辞职，南北如出一辙”（1927年12月30日）。1928年2月4日，某君从南京来访，称：“南方局面颇坏，兵匪横行，共党潜伏，危险殊甚。军政饷俱无所出，人民对于民党，感情恶劣，而党人之绑票行为，甚于土匪。官吏之贪暴，远过北方之旧官僚。”还特别指出：“凡友人之至南方者，无不失望而返，大概北伐一事，现在绝谈不到。”3月10日，张君从南京来访，“述南政府用人之滥，官以贿成，无缺不卖，腐败之状，胜于北京，伟人之挥霍，政客之嫖赌，在在皆是，可为寒心”。这种状况必然导致政务紊乱，美国记者阿班直言：“南京政府各部门混乱至极。”可见，在不少人看来，新成立的南京政府问题丛生，甚或不如原先的北京政府。除乱象外，国民党一党控扼政权的做法也招致全国各界的批评。北伐期间，上海《东方杂志》明言：“我们对于今日一阀一系私据政权，压迫人民，固然极端反对；而对于以一政党统治全国的计划，亦认为非立宪国家之常轨，只足引起国内纠纷而绝少实现的可能性。”因此公开表示：“我们对于北方实力派首领，不能不要求他们放弃私据政权的野心；对于南方政党中坚人物，亦不能不要求他们修正党治的计划，依立宪国家的正轨，解放政权，公开政治。”如果说《东方杂志》代表南方舆论的话，天津《大公报》和北京《晨报》则代表了北方舆论，他们对南方实行苏俄式一党专政也很反感。北伐初期，《大公报》就批评：“广东国民党招致反对最大之点，为主张俄式之党治主义”，“吾人不敢赞成军阀专制，然亦何可赞成党阀专制”。国民党分共清党之后，继续保留苏俄式党治体制，《大公报》颇感费解：“今国民党既排斥共产党之根本理论，而徒学其一党专政，是诚画虎不成之流矣，抑观国民党今日所谓专政，反类于意大利之法西斯蒂。”《《晨报》也指出：“党军日以主义政策号召群众，然其所主张之‘一党独治’，根本上与民主政体，自由主义，不能相容。”并分析曰：“凡是一个广大的国家，其社会与经济关系，都很复杂，仅一党统治，自然就主持各阶级的命运，而这些与社会攸关的激烈反对者，不得已加入该党的此派或彼派，玩花样，使其党中各派自己内斗”，由此断言：“今日混乱之局，欲求统一，决非一党一阀专恃武力征服异己所能成功。”对国民党的不满，不仅体现在报纸舆论，也体现在民众的私下言谈中。1927年年底，李烈钧在南京演说：“以党治国则可，以一党治国则未当。若仅以一党治国，则民主的专制与君主专制何异？”黄阅报获悉后，感叹李烈钧“在党治空气包围中，又处中央执行委员的地位，公然有此至公之言，诚属难能”（1927年12月3日），这说明黄对国民党“一党治国”之反感。立场不同，反应迥异，党国领袖蒋介石对李烈钧所言所行甚是不满，在日记中斥责：“李烈钧倒〔捣〕乱腐败如此，何能革命也。” 1930年9月，原北京政府财政部官员李景铭应邀到黄尊三供职的民国学院参加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讲，“痛詈党治之误国”，全场“欢声雷动”，在旁座侧听的国民党元老，此时担任民国学院董事长的周震鳞亦对李氏所言深表赞同。不少国民党元老都对国民党党治很不满，不难推知各界民众对国民党之反感了。

       1928年1月30日，友人朱、张二君来黄宅闲谈，朱言：“三民主义错误太多，非行修改不可，国民党现皆抛弃其党义，借招牌以竞权争利，将来平定时局，并非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借招牌号召者所能成功，而国民党亦必有改辙更张之日，盖信一党治国必不可行，非广收人材，共图国是不可。”张说：“以党治国，乃近代国家之新制，如俄如意均通行，南方仿行此制，故所有人材，限于本党，不取广收；朱君思想，未免为旧式的，非南方新人所敢承，现在除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外，不足以压服民党以党治国之主张。”为此，张、朱二人争论良久，无疑，这代表了当时中国读书人对国家治理方式的两种观点。黄则认为，国民党人才严重不足，“元老之思想本已老腐，新进党员，对国家亦少研究”，“若以现在之国民党之人材治国，则恐国未治而党先崩”，故黄主张“广收国内贤才”。问题是，现状是“国民党要人，自恃其资格之老，把持政柄，拒绝党外之贤才，如是而谓‘以党治国’，不如谓之‘以国殉党’，即谓之以国供国民党二三野心家之牺牲可也”。显而易见，黄对国民党“一党治国”深不以为然。在很多人看来，国民党“一党治国”的首要问题是人才与经验不足。“国民党太无建设经验，财政经济，人才尤少，尔后军政费必成问题，而影响所及，或且别生事故，前途茫茫，未可乐观。”由于国民政府规定，入仕为官者必须是国民党党员，自然造成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钻营入党，“南方去年曾有命令，非党员不得为官吏，故求官者，辄先钻营得介绍入党”。报纸与黄氏等人的观察与担心当属事实，先不论这些国民党党员的素质、能力、经验等，仅就党员人数而言，问题就很难解决。据统计，1928年3月国民党普通党员仅为22万人，约等于全国人口1/2000。比例如此之低，国民党欲推行“以党治国”，是极为困难的。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政府，但在很多人看来，“革命”并未成功。1928年6月29日，某君来谈，“以此次革命甚不彻底，仍是官僚占地位，山西人布满要津”，黄告诉他，此乃“革命后当然之结果，曷足怪焉”。7月1日，一位友人对黄说：“今日革命，均是假的，人面兽性，何尝为公。如此革命，乃革贫民及好人之命，恶人仍居高位，窃大权，不改常态，挥金如土，何能致太平。”黄也认为其“言自有见”。其实，并非少数人观感如此，如《大公报》言：“最近北伐告成，南北统一之局，然而中国犹尚未见新政治之出现也”；“国府成立以来，百政并议，大会时开”，但“一会之后，万事不提，只闻宣传，不见事实”。失望之情，跃然纸上。经由北伐战争，南北统一，但遗留不少问题。出身四川的青年党领导人李璜1929年到北方各地视察，发现南北差异很大，但“更可忧者，是在精神方面，北人对于南人，在此次国民革命之后，怀着一种嫉视的心理，革命而既以主义相号召，而要称作‘北伐’，这足使北人感到南宋之对金人，把北人当着异族看待，何况更将北京要改成‘北平’呢”。北伐后，革命党人给北人以“不良印象”，“革命而全靠军事力量的征伐，国民党在北方未能深入民众去做基本诱导功夫”，南北彼此了解不够，“易滋误会”。凡此种种，于是“误解与怨言相当的普遍于北方社会”。但这点对身居北方的南方人而言，感受并不明显，黄尊三还是能较为平和、公允地分析南北之别：“南北之风气不同，而士之气质亦异。就政治言，南人多急取，北人多保守；就性情言，南人多高明，北人多沉潜，此其善者也。若南人之暴乱燥浮，北人之腐朽因循，皆非进德修业之器。”黄还自我剖析：“余南人居北久，亦养成一种因循腐败之习，弃南之长而有北之短，个人固毫无进步，国家亦何取此废材。”（1928年3月24日）

        政权更迭，首都南迁，“一群依官为生的亡国大夫，都马上加鞭，直奔新都去了。可怜红运已过的北平，也无力挽留他们，只落得一天一天消瘦下去”。北京地位一落千丈，“市面日渐萧条，失业者遍地皆是，社会空气，阴郁愁闷”。这种状况严重影响北京民众的生计，他们如何因应、何思何想？1928年6月11日，黄阅报得知，国民政府决议“首都仍设南京”。国都设于何地？一直是北京民众关切的问题。早在北伐形势并不明朗的1926年12月，一位北京律师就对黄说：“将来都城必在南方，北方局势，恐难持久”（12月21日），北京人士关切国都问题，因为事关未来出路与生计。1928年6月8日，黄与友人谈论时局，友人说：“国家纷乱之会，正书生宁静养志之时，静坐以观世变，斯为上策，此时作官活动，甚非其时”，黄认为“其言甚有见地”。两天后，黄访友人向君，向君问黄之行止，黄曰：“吾人对于革命，毫无工作，此时只有冷静以待革命之成功。”黄之态度，估计也是此时多数读书人的态度，即北京旧政权已倒台，南京新政权又无可靠内线，只能静观，等待机会。

       1928年6月27日，黄尊三到中央公园喝茶纳凉，听闻隔座三客“且说且叹”。一人云：“某君已落选市长，我们将何以谋生。”一人答曰：“现在别的都是闲话，‘生活’二字，则为事实，我辈以后，只有饿死而已。”聆客言：“更证民生问题之重要，政府若不加以注意，将来祸水横流，遏抑不来。”另座有某客，大发论议：“国民党中年以上之人，大家均忙于作官发财，党务奔走，乃委之青年稚子，如是欲以党权支配军人官吏，如以稚子支配大人，是何可能。”又云：“政治如唱戏，他们唱罢我登台，好在中国一天不亡，总有我们唱戏之日，不必急煞。”这些无意中的市井闲谈，实则富含深意，至少展现了政权更迭后北京人士（包括前政权的官僚、政客）的所思所虑。听闻其言，黄立即意识到他们“一种不满足现政府之心，意在言外”。在新政权统治下，这些留在“故都”讨生活的人多半并不如意。1929年身居北京的周作人说：“民国十七年（1928）是年成不很好的年头儿。虽然有闲似地住在北京，却无闲去住温泉，做不出什么大文章。”苦闷、压抑之情，隐现于字里行间。不过，与北人南行潮流相对应的是南人北来现象，此时留京的许宝蘅在一次洗浴中，就注意到“邻座多楚人，皆南来之新俊”。这是值得探究的现象，既存研究中似未注意到此问题。

 

五、余论

 

        从长久的历史背景来看，中国一直存在南北地域之别。及至近代，这种差别依然延续着，并且随着晚清北洋时期的内乱和地方意识增强，渐趋浓烈。有人注意到，在很长时期里，北洋政府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外交“门面”的需要，问题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变化：“近来北京使团的政策，明显有一种改变，遇重大交涉事件，便向地方政府分别谈判，对于北京政府已不十分重视。”这时身处北京的驻华美国记者阿班也指出，北京是个“奇怪的政治真空”，外交部的功能“只是用来存放各国给中国的文件”。外交地方化是中国实际权势地方化的表征。中央权力日渐孱弱，地方、地域思潮蔓延开来，南北之别自然被放大。检视北伐前后诸多报刊杂志，地域观念（尤其是南北意识）被屡屡提及。随北伐军进入湖北的郭沫若，发现老百姓很拥护北伐军，“他们都称我们是‘南军’，有的还在‘南军’上加上‘我们’两个字”。他们还说：“南军是搭救我们老百姓的，南军胜利了，我们老百姓就有出路了。”这些说明，南方民众对南方的地域认同。同样，北方民众亦有自己的地域认同。白崇禧在内部电文中说：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一军官兵“多系北人，北进甚为愿意，近因调赴南方，已逃变数营，甚为可虑”。除普通民众外，在高层人物中，南北地域观念也不断显现。蒋介石在北伐军总司令就职宣言中说：“决无南北畛域之见，更无恩仇新旧之分。”在二次北伐中，蒋对北方民众宣称，勿被北方军阀谣言所惑，“存南人北人之见”，对北方军队也宣称，革命军北伐旨在统一全国，“既无南北地域之分，更无新旧同异之见”。无独有偶，张作霖就任北方安国军总司令时，也宣言其只知救国，“绝无南北新旧之见”。张氏在会晤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时表示，中国向来重统一，且“只有北方征服南方，决无南方来北方统一之事”。这些言论，恰恰反向说明南北地域之别的实际存在，并且不少势力在有意识地加以运用。

       地域之别亦为海内外北伐史研究者所注意。很早以前就有学者注意到，南方革命军北伐虽然以民族主义为号召，但在分化、各个击破北洋军阀时，常常以地域主义为辞相诱。与此相对，北方军阀也注意到地域问题，并以此激发所部对抗南方的北伐。 “南北之分”是探究近代中国军政变动中不可忽视的问题。近年来，不少学者对此又有更深入探究。这种重视“有形力量”之外“无形力量”的研究，无疑大大推进了北伐史研究，价值毋庸多言。然而，地域乃地理方位用词，是不可移动的，而人是可流动的，况且，人口流动在近代中国明显趋强。值得指出，研究北伐史，尤其是南北地域观念问题所用的史料，很大部分是报刊杂志。实际上，不同地域的报刊杂志未必是该地域人士的意思表达，黄尊三也不时投稿北方报纸，他的言论也很难说是代表北方。在近代中国，能在报刊杂志留下文字的人，也多半是具有人身移动能力者，类似黄尊三等，人数应不少。黄尊三是南方人，但长期居京生活，其对南方的观察，很难说是简单的“北”对“南”，或“南”对“南”的观察，而是包含南北地域交集的复杂的立场与心态。黄氏虽列名北京政府内务部佥事、编译等职位，但这些仅是闲差，无甚权力，所获实际利益亦不多且不稳定。黄的生活来源很大部分来自兼差讲学、译述等。换言之，黄只是北京政权的边缘人。从日记所见，黄对北京政府没有多少认同感。故此，其对南方政权的观感并非“敌对者”的立场，反倒有些“中立观察者”之意味。与此相对，也未见黄对南方政权有多少向往或欣喜。北伐之初，黄并未意识到这场战争的特别之处，依然以军阀混战眼光视之。待到知悉其威力，已是北伐开战近半年之后了。这时黄确实对南方观感不错，但他显然对南方政权内部结构与运作之“新”缺乏了解。很快，随着南方阵营的内争、分裂，黄对南方的观感迅速逆转，此后很长时间里，国民革命的恐怖、杀戮占据其心间，挥之不去。综观黄氏日记，他并未认为北方是“旧”的、南方是“新”的，至少可以说，这种感觉不甚明显。这从个体观感与体验角度说明，北伐前后国人的“南新”“北旧”观感，即使存在，也很微弱，而且转瞬即逝。北伐前后，国人对北方政权的失望，未必即寄望于南方政权。综观该时期的北方报纸杂志，确实常有刊载政治弊污、学校倒闭、民众苦痛的报道，但“大体并未发现报纸舆论有将对北方政府的失望转而寄望南方政权的”。约言之，在时人观感中，北伐前后的南方与北方，很难说存在相互转换、零和博弈的现象。这是北伐史研究者必须注意的。

        北伐前后黄尊三的信息来源渠道，是很值得琢磨的问题。从日记所见，阅报几乎是黄每天的“必修课”，从这个角度讲，黄之体验相当程度上代表了社会舆论的观感。报刊无疑是时人（主体是具有阅读能力者）的第一信息来源渠道。若将考察眼光回溯，至少在晚清，阅报已成为很多士大夫、读书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晚清京官孙宝瑄就说：“报纸为今日一种大学问，无论何人皆当寓目，苟朋友相聚，语新闻而不知，引为大耻。不读报者，如面墙，如坐井，又如木偶，如顽石，不能与社会人相接应也。”民国初年，报刊进一步发展，在国人信息获取中的地位有增无减。然而，北伐前后，情况发生变化。由于南北的对立、战争，加上，各方均意识到“宣传”的作用，于是，信息较量开始了，报刊成为“另一个战场”。北京当局严厉查处宣传赤化者，京畿卫戍司令部派侦缉队到北京各书铺搜查，“凡有‘俄’‘社会’等字样的书籍尽被抄去”。北京警察厅设立检查新闻特务委员会，检查沪、津等地来京各报。1926年秋，知识青年王凡西从北京到广州，在书店中第一次见到《新青年》《向导》和其他普通刊物一样公开陈列，封面上用大字印着“共产主义”或“马克思”字样的书籍充斥书店柜面，感觉非常惊喜，因为在北方，这些是要在“紧闭的房门后面，放低了声音才敢提起”的名词。当然，北方也存差异。1926年年底，另一位知识青年侯外庐从北京到哈尔滨，在书摊上买到《资本论》等几种经典作者原著的英译本和日译本，让他欣喜万分。这些书籍“在北京根本无法得到”，因为“北京知识分子集中，革命运动高涨，反动派的文化控制特别森严”，哈尔滨则“相对薄弱”。1927年年初，在北京的张慰慈致函身处海外的胡适说：“现在北京一般人的口都已封闭了，什么话都不能说，每天的日报、晚报甚而至于周报，都是充满了空白的地位。”报刊经常被删去文章，“这种怪现象是中国报纸的历史上第一次看见”。同时，“一切书信与电报都受到严格的检查，所说被截留的甚多。并且无故被捕的人也不少”。张氏认为，北京如此局面类似于法国革命时期的恐怖统治，“健全的舆论是不可能的事”。显见信息管控之严重。

       北方如此，南方亦然。即使在北伐战事紧张推进的过程中，南方也不放松信息管控工作。郭沫若忆述：北伐军总政治部抵达汉口后，“我们开始把报界拉在手里，封了两家很反动的报馆。同时组织了一个新闻检查委员会，所有的报纸都要经过我们的检阅才能够发行”，狠干几天后，“各种宣传机关都拉在了手里”。这时正在武汉的张君劢就观察到：“武汉报纸，不论为机关报，或非机关报，几于千篇一律；何以故，党化报纸为之也”，并认为这状况可从《检查条例》中求解。该条例规定：凡报馆及通讯社，如有发表违背党义及不利于革命之记载，而拒绝检查者，除将该报馆通讯社即行封禁外，所有负责人员，一律以军律惩办。在如此信息管控的社会里，真假难辨，谣言漫天，难怪《大公报》言：“时局混沌，各方消息歧出，因为大家都讲宣传，把真相隐蔽起来，反使人对任何方面报告，都带几分不敢相信。”时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报刊之外，还需其他信息渠道，亲友之间的口耳相传和往来函电就特显重要。综观黄氏日记，从1926年年底以后，每遇南来者，黄便探听南方消息，有时也会从南方亲友来函中了解情况。这一渠道虽信息量有限，但可信度要高于报刊。当然，亲友言谈和信函中的信息，有时也会矛盾歧出，这就需要自己鉴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