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晓霞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6期，注释从略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废除银本位制，发行法币，是为法币改革。近些年，法币改革成为研究热点，众多论著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经济困难尤其是美国白银政策推行后导致的白银危机促成了法币改革，换言之，法币改革是一种危机应对措施。证诸当年的经济运行实际，这种说法或言之成理。不过，如果将法币改革放在更长的时段、更宽的视野中去观察，可以发现，法币改革是国际、国内经济金融运行不断发展的结果，这其中既有中国货币体制与外部世界日渐暌违造成的改革需求，又有经济不断成长后遭遇的瓶颈尴尬，银本位制某种程度上已成为阻挡经济继续前行的障碍。1937年3月17日，处于经济运行最前沿的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经理朱博泉感叹道：“回顾过去一年发生的事件，可以说每一件都使我们有理由说经济状况开始表现出明确的复苏迹象。中日关系的紧张和西安事变等政治困难对金融和商业活动的影响，在上海金融市场的水面上仅仅泛起了一阵涟漪，这无疑应该部分归功于1935年11月的币制改革措施，它战胜了对货币短缺的所有恐惧。如果相同的政治变化和危机出现在新货币政策之前，情况可能会非常糟糕。”这段话道出了法币改革的关键所在，它既是危机应对措施，更是开启新局之举，法币改革促成了整体经济状况的明显复苏，且本身又和整体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其中“战胜了对货币短缺的所有恐惧”这句话，尤值注意，提醒我们不妨从经济金融运行的内在脉络中去推究法币政策出台多方面的综合动因，这恰恰是既往研究相对忽略的。就此而言，法币改革仍有其深入解读的意义存在。
一、 币制改革的共识与歧见
币制改革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不是个新话题。近代以来中国货币制度十分混乱,美国财政顾问杨格曾说：中国币制“是乱七八糟一大堆铸币、重量单位和纸币凑成的大杂烩”。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银元、银两并用，发行分散，发行准备金不集中，没有统一的保管制度，国家财政金融长期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对此，无论是政治领袖、经济金融当局，还是相关研究者、公共舆论对币制改革都具有相当共识。改革币制成为各界常讲常新的话题。南京国民政府的币制主张可以上溯到孙中山的“钱币革命论”。孙中山不无预见地指出：“在工商未发达之国，多以金银为之，其在工商已发达之国，财货溢于金银千百万倍，则多以纸票代之矣。然则纸票者将必尽夺金银之用，而为未来之钱币，如金银之夺往昔之布帛刀贝之用，而为钱币也。此天然之进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他更明确地判断，中国经济的不发展与货币制度有关，指出“现在金融恐慌，常人皆以为我国今日必较昔日穷乏，其实不然，我之财力如故，出产有加，其所以成此贫困之象者，则钱币之不足也”。孙中山的上述看法具有相当的超前性，其后一直受到国民党执政者的重视。193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上，立法院法制委员会委员长焦易堂及张继、张静江、居正、于右任等30余人联名提出《实践总理钱币革命案》。蒋介石一直以孙中山的继承者自居，对孙中山的币制改革主张自不例外。1932年6月17日，蒋日记中写道：“币制之统一，不可稍缓，应从速组织研究也。” 1935年9月16日，蒋在峨眉军官训练团发表《实施钱币革命》讲词，强调：“我们要完成政治建设，一定先要使国民经济能够发达；要经济能够发达，一定要使为交换中准百货代表之钱币，能够便利而充裕，金融能够活泼稳定。照社会进化的趋势，纸币一定会取金银之地位而代之，成为惟一的钱币。”和孙中山在币制问题上表现出的宽阔视野相比，蒋介石的思路远为狭窄，他谈币制改革多着眼于如何应对现实的财政困难，落脚点又在政治上的统一。在蒋看来，币制改革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通过币制的统一打破地方壁垒，达到全国政令军令的统一，这是作为政治领袖的蒋介石真正关注的问题。从政治统一出发力主统一币制的，蒋介石外，陈果夫也曾建议：“可利用此项借款（指美棉麦借款）进行统一币制及中央银行之巩固，使政府不受上海金融界之牵制而成为政治上与经济上独立之政府。”
相较而言，作为经济金融的管理者与负责者，孔祥熙的考虑则更多是从经济金融本位出发，事实上，他的见解也更加切合经济金融的具体实际。早在1930年3月，孔祥熙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上就谈道：“吾国经济制度则何如？所赖以流通于工商业者，除各通商口岸间有规模之银行外，均仰给于资金微小利率高大之钱店，子金大于所获，于工商事业金融之运用，实极艰难。而又无国际汇兑机关，无以运用国际金融，并汇兑利益亦拱手让于外人。况币制尚未统一，尚未脱用生银习惯，无实在币制之可言，以与各国整齐统一之金本位制相较，尤属悬绝。”中国金融无法和世界先进国家一样，提供工商事业以助力，从而促成资本及产业之发达，这是孔祥熙指出的中国金融体系的致命伤。他更直截了当地总结：“中国币制紊乱，又无强健有力之金融机构，是以经济事业不易发展。”币制的不完善，不仅是金融本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还会影响到经济运行，影响到生产发展，这一点，孔祥熙有清醒的认识。1934年前后，世界银价暴涨，实行银本位币制的中国面临白银流出的危机。4月，孔祥熙在“总理纪念周”上作《白银问题》演讲时谈到：“世界各国早已放弃了银本位或金银复本位，只有我国蹈常习故，依旧用银，所以银价升降，与我国的关系尤为密切。……银价的高低，与我国的关系尚是其次，倒是银价的骤涨骤落，不能安定，与我总是很不利的。因此，我国目前当务之急，端在竭力设法使银价稳定。”他甚至探讨了改革币制的各种设想：“或以为我国应趁此机会，改用金本位，或虚金本位。然采取金本位，我国目下能否办到，固是问题，即金本位之利害，学者亦方聚讼纷纭，现在尚难判断。可见金本位的是否适用于现代经济，尚成问题，我又何必亟亟步其后尘。无已，只能就现有之银本位，设法改进，苟能运用妥善，亦未始不能渡过目前的难关。”
除了当政者在努力探寻币制改革的出路外，社会各界对币制改革亦颇多讨论。早在1927年初，多年供职实业界、北伐期间曾出任财政委员会委员的孙鹤皋就上书蒋介石，呼吁：“今为军需计，为全国金融计，除统一币制、整理公债外，殊无良法矣。际此百废待举之秋，应将全国币制，统盘筹算，例定虚金本位，全国经济基础从此安定矣。”白银危机后，币制改革呼声更为高涨。著名经济学家何廉指出：“银价变动，影响吾国经济之剧烈，实由于吾国币制之不健全所致”，“治本之法，当然须从币制着手”。顾翊群认为，“近二年之经济恐慌，要以物价跌落，为最主要最直接之原动力”，“欲吾国物价回升，非用积极的货币举动不可”。赵兰坪则从经济和金融恐慌的成因谈起,强调中国根本的自救之道是贬低汇价,放弃银本位制,暂行纸本位，“永远脱离银价涨跌之影响”。当然，币制改革的讨论中也不乏谨慎和反对的声音。1935年8月，阎锡山致电孔祥熙：“以我国今日之国情与环境，倘若施行不兑现，纸币必跌价，社会恐慌，人民怨望，政府收入顿减。为抵补计，不得不增发纸币，愈增发愈跌价，社会愈恐慌，人民愈怨望，人民之损失必不减于欧战时之不兑现诸国。……于此主义、经济、武力交相压迫之今日，反予主义之我者以大隙，乘怨望之人心，恐慌之社会，煽动民众，顿增危险，授经济亡我者以巨柄，由不兑现之空隙，操纵经济，使我失其自由，启武力亡我者之野心，乘我恐慌紊乱、民怨之际，为所欲为，诚恐国家前途，骤增荆棘。”有些银行家也持慎重态度，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在致函钱新之等银行家时讲道：“纸币政策，以我国币制之未整理，汇兑平衡基金之难筹集，以及各关系方面情况之复杂，贸然行之，恐致其绩效因各地政治、经济状况之不同，不能不随而歧异，国民经济将为之不安，国家财政亦将受其影响。”阎、周谈到的种种顾虑，某种程度上正是币制改革喧嚷多年却难见实施的部分因由所在，对于长期混乱、落后的中国而言，做出币制改革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决策，的确不会那么轻松。
二、 内通缩外通胀：币制改革前中国与世界的背道而驰
1935年法币改革前，中国经济金融遭遇严重危机，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当时中国银行年度营业报告中反复提到的“通货紧缩”“银根枯窘”。1935年3月孔祥熙在中政会上直言：“近来我国社会，空虚益甚，上海一埠，存银至乏，商业萧条，外商多有自杀者，我国商人更不待言”，“现在要请各位注意的，中国财政之贫乏，非由于政府无办法，而因于整个社会无办法。这话不好传说出去，请守秘密”。孔祥熙要求大家“守秘密”，其实经济金融环境不好，已是众所周知，没有秘密可言，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不能不追索到当时世界爆发的空前经济大危机。面对这样一场崩溃性的经济危机，中国注定无法完全置身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20世纪30年代，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罕见的银本位国家，白银在中国国内市场是可流通货币，白银价格的涨跌直接影响中国金融经济的运行。1870年以来，世界白银价格长期处于下降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短暂反弹后，1919年起又开始下跌。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经济造成惨重打击。相比之下，中国在这场危机初始，所受冲击要小得多，世界白银价格在这一时期连续下跌反而使中国在汇率上受益，经济学家章乃器分析道：“自战后至一九三一年间，白银在国际上地位日落，中国就变成世界上第一等的银市场；因为那时候，白银在海外市场因为滞销的缘故，要负担长时期的栈租和保险费的损失，而在中国，却可以任意投资、取得利息。”白银不断流入，使中国局部经济在世界危机中反而意外活跃，“虽银价惨跌及世界经济处于极度衰落之际，中国物价上涨不已，反得安享繁荣之利”。杨格也认为：“就中国来说，大萧条的开始日期不是1929年，而是1931—1932年的冬春之交，直到那时中国没有受到严重影响。”然而，推迟并不等于逃脱，中国在危机中因银本位得益又因银本位而付出，“自数重要贸易国放弃金本位后，美国购银政策复相继实施，中国所处优势，旋即告终矣”。
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初，即表现出干预白银价格的意图。有研究者认为：“国会中对白银兴趣日益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关注世界主要用银国中国在恢复白银价格并刺激美国贸易方面可能会起作用。在许多白银论者看来，中国不仅可以对白银工业提供援助，而且它还是能够使美国从萧条中复苏的一把钥匙。美国人一如以往多次所持的看法那样，将中国亿万人民的经济力量视为解决其本国经济困难的灵丹妙药。” 1932年美元贬值，刺激长期处于下行通道的银价回升。1932年银价指数为49；1933年开始迅速反弹，为61；1934年涨到85。1934年6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购银法案，规定政府通过购买方式，设法使每盎司白银价格提高到1.29美元，或者将白银在美国货币储备金中的比重提高到1/4。购银法案通过后，世界银价快速上涨。纽约银价从1932年底每盎司25美分涨到1935年初的55美分，4月更达到81美分的高点。1933年，白银在国外的价格已超过中国国内，到1935年，白银在国外的购买力高出中国国内近2/3。银价上涨，使其作为商品的交易功能凸显，导致白银自中国大量流出。1934年“现银输出共达267355423元，较之上年之94301684元，计增加173053739元，约增加18倍之巨。现银输入仅7413822元，与上年之80179641元相较，则减少72765819元。出入相抵现银出超达259941601元”。
为控制白银外流，1934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各海关征收白银出口税及平衡税，提高白银流出的投机成本。这一措施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华资银行的白银外流，但无法控制外资银行。1934年，国内自外资银行流出的白银高达21000多万元。走私成为白银流出的主要渠道，据杨格所述：“据最可靠的估计，仅在1934年的最末几个星期中，即有价值2000万元的白银走私出口；1935年一年以内，白银走私出口估计约在1亿5000万至2亿3000万元之间。” 1935年5月，中政会决议对走私者处以5倍罚款，孔祥熙在说明提案时呼吁：“近来华北情形，异常危险，各银行存银，流出达2000余万之巨，按平津一处，各银行存银准备，共只6000余万，骤然流出这许多，颇形恐慌。天津租界上，银价也比较高，每百元到租界可换103元，到唐山可换115元，到伪国可换130元。因之日本人包庇走私，并且有很大的组织，此事关系国家命脉，请各位特别注意。”白银外流造成流通货币减少，银根紧缩。以外资银行论，存银大量减少，必然在“营业上要收缩信用”。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分析：“因近年每年三万万现金出口的累积，直到去年为止，由于现金储藏的减少，现银便代替现金而大量流出国外，以致上海的中国金融界就发生了根本的动摇。”银钱业间同业拆息的变化可以直接反映市面银根的松紧和资金流转状况。1934年初，上海各银行拆息月息在五六分之间。7月以后一路上涨，11月涨至平均1角9分。12月，拆息更是居高不下，上海钱业日拆最高达6角，平均也要3角3分，达到20世纪30年代的最高水平。拆息的高涨，意味着资金紧张、银根紧缩。资金紧张的形势到1935年仍然持续，资料显示：“本年（1935年）全年拆息平均1角4分，较之上年度高昂5分，银根之紧殆为近数年来所未见。……3月恒盘旋于8、9分之间，市况较为呆滞，自是而后，因历届四月底、端阳、秋节、十月底等归帐时期，拆市自应紧俏，而商号之倒闭，行庄之搁浅，推波助澜，益予社会人心之不安，同业更不得不益紧其放款，故拆息虽徘徊于1、2角之间，而划头加水则数度达至7角顶价。”“钱业公会之公单收解额可以视为商业兴衰的南针”，据统计，1934年1—5月钱业公单收解额为516702万元，1935年1—5月，5个月共399517万元，仅为前一年的77.3%，下降相当明显。
1935年春节前后市场资金的紧张，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工商业的运行。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报告蒋介石，认为上海困窘局面的出现，“主要由于白银外溢筹码空虚，金融业自顾不暇，遂采取极端保守政策，工商业乃受严重之影响”。曾在刘鸿生企业账房工作的张棣生回忆道：“我从一九三二年参加刘鸿记帐房工作以来，看到刘鸿生的经济情况不太好。他经常不断地向银行告贷，华商银行的路子走不适时，又多次转向外商银行，如纽约花旗银行上海分行，联系借款，但结果均未能如愿。”1935年9月11日，刘鸿生在家书中也感叹：“我现在感到最恐慌的是缺乏现金。我无法使我们的营业能提供我迫切需要的款项。企业的衰落，使到处都感到这种困难。趋势所至，在当地银行界造成一种人为的恐慌，突然地硬行收缩它们对于企业组织以及私人的放款。这样，当然使矛盾愈形恶化，结果几家有名的厂商被迫宣告破产。”作为一个企业家，刘鸿生道出了当时国内面临的通货紧缩困境。政府高层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也不乐观。1935年1月，宋子文致电返美述职的美国驻苏大使布里说道：“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尤其是货币方面所面临的不可避免的危机可能在三、四月间，肯定在六月以前就要出现。”孔祥熙1935年9月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得更具体：“现在已无筹码可资运用，即有筹码，银行亦无力承受。是银行方面已无办法，此种情形前已谈及。……似此情形，中国破产实已迫在目前。如不速筹根本办法，行将同归于尽。弟并非杞人忧天，过甚其词，实情如此不敢不告耳。”和中国国内严重通货紧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国际上各大国正在执行通货膨胀的经济刺激政策。和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金属本位币制尤其是银本位制，放到世界经济大势中衡量，劣势和风险可以有更为清晰的显现。世界主要大国在19世纪相继完成从复本位制或银本位制向金本位制的转变。19世纪初英国率先建立金本位制，1872年，德国建立金本位制。英德两大国相继建立金本位制，对欧洲其他国家形成冲击。研究者注意到：“作为银本位制度国的荷兰，夹在英德两个金本位制度国之间，在银价下跌时便会遭遇经济危机，不得不经由1874年的停止银币铸造而转向金本位制度。”法国、比利时、瑞士及意大利等所谓“拉丁货币同盟”也几乎同时停止银币铸造，开始采行金本位制。19世纪后期，美国、日本、俄国等也相继宣布实行金本位制。然而，金本位制确立不久就遭遇战争危机而迅速解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金本位制难以为继，“在开战之始，各国一面向银行借入战费，一面筹集公债，虽可以应一时之需，但其后战争日烈，战费之支出亦日多，而公债之募集，租税之增加，究不足以应其急需，是以除由银行借入与政府纸币发行外，别无他法”。为此，各参战国均不得不禁止黄金自由买卖和兑换。据瑞士银行公会调查，英、法、俄、日、德、奥、意、美八国的纸币发行总额，1914年仅有133亿元，至1918年增为2423亿元以上，“各国对于纸币之发行，均无限制，且其实等于不换纸币也”。战争结束后，美、英、德或恢复金本位制，或实行金块本位及金汇兑制，原有的纯粹金本位实际上已经动摇。1931年9月21日，鉴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压力，英国宣布放弃金块本位制，随后各国纷纷效仿，金本位制最终解体。
银本位制在世界上早被大多数国家抛弃，金本位制也已基本解体，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实行金属本位币制的国家已属罕见。各国放弃金本位后，普遍利用纸币发行灵活的优势，采行温和的通货膨胀政策，刺激经济发展。以美国为例，“罗氏左右如华伦教授辈，对于此次经济恐慌，均归咎于物价之跌落，故以为欲谋复兴美国经济，舍抬高物价莫由，而欲抬高物价，则非抑低美元价值不可，于是遂毅然出于放弃金本位之一途矣”。1933年4月20日美国脱离金本位制，到9月，美元的含金量即下降l／3。正如章乃器分析的：“在放弃金本位之后，‘通货膨胀’是必然要跟着表现的”，“只要认识放弃金本位是通货战争，各国为贸易计，是利在本国币价的低落，就可以明白了”。由于各国争相主动施行通货膨胀政策，货币纷纷贬值，“民国二十一年起，英日二国，以及英镑集团各国，开始贬低汇价。民国二十二年，美国亦竟断然放弃金本位制，减低货币价值。至民国二十三年春，……美元价值已减百分之四十强。英汇亦较旧平价，贬低百分之四十有余。日汇则竟贬低百分之六十五”。英、美、日三国占中国外贸的70％，三国货币的贬值对以银为本位货币、无法任意贬值的中国经济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银元汇价由此大幅上涨。1931年银元平均汇率，英汇12便士、美汇22.2美元、日汇45.2日元。到1934年12月银元汇率，英汇平均16.5便士、美汇33.9美元、日汇116.4日元，分别上涨37.5%、52.7%、157.5%。上海对外汇率以1931年为100，1932年上涨到128.3，1933年、1934年、1935年则分别为145.9、173.1、199.2，四年内几乎上涨1倍。这时的中国，不仅要承受银价上涨带来的冲击，还要面对各国汇率下降导致的本币升值，竞争力日趋衰弱。由于银价上涨过快，中国关税增长速度达不到汇率的降低速度，导致外货倾销，加大中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更加速白银大量外流。继续在银本位币制上独行的中国，已经和世界经济潮流无法同步，不得不独自承受国际货币战争带来的风险与损失。白银上涨给中国经济带来严重打击，不过从另一面看，又未尝不是币制改革的良机。经济学家赵兰坪分析道：“本位制度之改革，须以本国利害为中心。故其时机之选择，应以银价腾贵时期为宜。银价腾贵，则吾大批现银，可以相机处理。……最近美国施行白银政策，世界银价腾贵，吾国改革本位制度之时机又临。则应乘机停止银本位制，集中现银，售与需银之美国。较诸银价低落时期，可得善价而沽。国库负担，可以不增，反因汇价下落，银价上涨，一举可得十万万以上之盈余，以供经济建设之用。此种良机，不应轻予放过。”危机的局面的确也在不断倒逼国民政府对此做出反应，据杨格说：“1934和1935年，中国的领袖们是愿意接受上述各种改革币制意见的。然而他们还必须想办法应付当时的流行市场心理。这种心理把信心寄托在坚挺的、甚至上涨的汇率之上，尽管这导致通货紧缩。只是在后来严重通货紧缩所造成的困苦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才证明改变一般心理状态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白银上涨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成为币制改革的直接催化剂，但最终决定能不能变革的，还是国内的总体经济金融基础。
三、 币制改革的经济基础
中国的币制改革，几十年议而不决，除了政府一直处于软弱状态，无力也不敢触碰这样的金融难题外，中国本身的经济实力是否具有应对改革所可能带来的风险的能力，则是制约政府迈出这一步的关键。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还不能达到让人满意的程度，白银危机又暴露了中国经济的脆弱，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经过数年相对稳定的发展后，中国社会确实已经积累了相对丰厚的物质财富资本，这是观察币制改革不可忽略的另一方面。银本位时期，货币内含价值，货币的发行和财富直接挂钩。据统计，1927年到1935年市场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了近20亿元，1935年几乎是1927年的3倍。仅就发行量而言，1935年比1927年也增加了6亿元，是1927年的2倍多。这种增长背后体现的是社会经济活跃及社会财富增长的趋势。同时可以看到的还有银行存款的大幅增加。表1显示抗战前十年全国银行存款的持续增长态势，1927年到1936年，历年平均增长率近20%。值得注意的是，从存款来源看，以中国银行为例，1930年到1936年，除1930年外，团体及个人存款一直占据过半的比重，1934—1936年稳定在60%左右。同时，凸显居民资金状况的储蓄存款比例也呈上升态势，以1934年指数为100，1935年、1936年分别为110、137，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基础之稳定，与夫国民生活之向上”。应该指出，1932年后银行存款的增长，是在通货紧缩、物价下降、银元升值背景下出现的，这更明确地指向社会财富增长的趋势。
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内部纷争不断，经济发展势头时有起落，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府及规范化的市场管理体系的逐渐建立，还是促进了社会生产的持续发展。在近代国家，发电量与用电量是衡量生产发展的重要指标。全国发电量，1927年77200万度，1932年119506万度，1936年172431万度，比1927年增加123%。其中，本国电厂发电量增长相对更快，1927年为22915万度，1936年达到77295万度，增加237%。铁路运输是近代国家的经济命脉，20世纪30年代全国铁路运输相关数据呈现持续递增，1931年，全国铁路运输量为879752万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导致1932年有短时间下滑，为790719万吨；1933年即很快恢复增长，为880132万吨；1934年为1032472万吨；1935年已达1083765万吨。如果考虑到东北失陷这一因素，20世纪30年代铁路运输的增长幅度事实上应该更高。煤炭业是近代工业的支柱，全国煤炭总产量从1927年的2417万吨增加到1937年的3934万吨，增幅为62.8%。新式煤矿产量从1927年的1689万吨增加到1937年的3154万吨，增幅达86.7%。平绥铁路沿线各矿增幅更快，1929年到1933年5年内从300651吨增加到694599吨，翻了一番有余。总体上，当时像机械、纺织、化学等具有代表性的工业门类，都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机械工业表现尤其突出，1936年资本增加额达到1927年的约40倍。上述几个主要工业部门发展详情可见表2：
国民政府的收支状况也可反映当时的国力变化，由于当时中国是银本位，货币是硬通货，因此这一数据更具参考意义。1928年到1936年，政府收入有较大增长，从1928—1929年度的3.33亿元增至1935—1936年度的8.17亿元，几乎实现成倍增长。如表3所显示，反映实业税征收的统税收入增加明显。1926年曾任财政总长的顾维钧在提交的财政报告中，表明他在任内期间能够动用的非借贷性政府收入还不到200万元。而十年后的财政状况，可以说与此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国家的常年收入，扣除债务支出之后差不多还有7亿元”。
国内生产总值（简称GDP）是用于宏观评价经济发展水平与潜力的统计工具。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刘大钧、巫宝三等经济学者即引入GDP估算，80年代后，中外学者对于民国前30年的经济状况的整体估算研究不断涌现。总体而言，“所有学者（指对近代中国GDP估算的学者）都认为民国前30年中国经济有所增长”。由于GDP估算样本过于稀缺，相关数据只能用于参考，但其基本判断应可成立，如经济学家罗斯基所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中，无论在人均实际增长率上，还是在适度的结构变化上，中国经济都有了相当大的扩张”，而且“中国战前经济在面临短期下滑时仍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社会经济条件的改进为币制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改革可以或必然发生。币制改革能够付诸实施，还需要政府财力的增强和政府信誉的建立，尤其是后者，在经济和金融活动中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应该说，1935年国民政府通过改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保证了对国内实力最强的这两大银行的控制。由此，1935年初出现的短暂金融危机，很快消弭在一定范围内，这和政府的财力和信誉不无关系，而危机被控制，也进一步增强了政府的信誉。到1937年前，政府控制下的银行资产总值共约54亿元，约占全部银行业资产总值的74%；私营银行约120家，仅占全部银行业资产总值的26%。国家银行实力占到绝对优势，使国民政府的信用大涨，也使北洋政府以来一直延续的政府依赖银行的局面得以改变。1935年9月29日，孔祥熙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得很清楚：“中中交三行现既在我掌握，现金散在外间其他各行者为数不多，实际已与集中相差无几。”正因此，在法币政策出台前夕，他才能胸有成竹地透漏：“过去八个月的事实，已令人信服地显示出我们原来所设想的通货管制，仍然是唯一可行的完善途径，我们的政府已最后决定在短期内实行。”
四、 法币改革：货币瓶颈的打破
1935年初，改革币制的准备工作即秘密展开。5月3日，孔祥熙发给施肇基的一封密电中写道：“具体的币制、借款计划，已准备多时，但尚未提出。……不能将整个计划全盘托出，因为泄露机密的危险，将导致金融市场的灾难和其他可能的障碍。”负责起草币制改革方案的财政部钱币司司长徐堪回忆：“二十四年夏奉命筹划改革币制后，独居南京郊区，经若干时日，废寝忘食，然后草定实施法币政策办法六条，拟定后复字斟句酌，逐条检讨，然后定稿”；“最初亦考虑实行金本位制与虚金本位制，均难适合现况。最后乃根据国父钱币革命之理论，实施法币，对内不兑现，然必须确立信用，除以现金为准备外，一切完粮纳税均用之，方可示民信。但对外则无限制买卖外汇，以稳定汇价”。9月，法币改革前期工作基本就绪，进入准备实施阶段，英国派遣特使李滋罗斯来华。李滋罗斯来华，促成了法币改革的最终实施，但未必如一些论著所言充当了主要设计者的角色。李滋罗斯一到中国，便拜会孔祥熙和宋子文，商讨金融改革的技术性问题。针对孔宋提供的四份机密备忘录提出建议并讨论修改。根据李滋罗斯自己的报告，会谈要点包括：“孔和宋同意根据解决第四个问题的原则（即中国币制与英镑相联），采取措施来改革币制……由中央银行集中纸币发行和准备；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在过渡时期里作为中央银行的助手继续发行纸币。应随着外币的收入和售出，来进行纸币的投放和回笼，中央银行针对纸币和存款至少应保持50%的准备。他们原则上同意中央银行应尽可能地独立。”看得出中国方面对币制改革的准备堪称充分，预估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对此，李滋罗斯的判断是：“各项建议在技术上看来是合理和可行的，只要能实行有关的保证，尤其是预算上的。”基于此，李滋罗斯倾向支持法币改革，他说：“不管怎样，我倾向于把币制改革方案付诸实施，即使涉及到1000万镑的风险，这远胜于无所事事。我们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及在这一地区的任何发展，都将加强南京政府在国内的地位。通过制止通货紧缩和允许某种程度的扩大信用，拟议中的方案将会有助于经济和银行局势。”由此可见，中英间的交涉更像是合作，而不完全是在英方指导下进行。据杨格记述，10月2日，孔宋把计划的全部细节交给李滋罗斯，总起来看，方案是“采取一个温和膨胀的货币政策；把汇价稳定在1930—1934年的平均水平上”。杨格在这里提到的温和通胀的货币政策，以及李滋罗斯的判断“拟议中的方案将会有助于经济和银行局势”，可谓这一段时间谈论最多、也是币制改革最为期待的目标。
可以说，温和通货膨胀政策的说法和币制改革呼声的高涨几乎同步。早在1935年4月9日，日本驻上海公使馆致东京外务省电文中即谈到，中国“兑换券办法行将实施，且有根据通货膨胀政策，使解消其国内金融恐慌之企图”。经济学家章乃器在对币制改革做出前瞻时，明确提出可以考虑温和通货膨胀的手段：“为了农民和民族工业的利益，我们应该减低币价以提高物价，为了进出口贸易相对的平衡，我们也需要抑低汇价以限制输入刺激输出，在国防的意义上，我们也许还需要使上海的存银，变成海外的存款。”指出温和通货膨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是经济的，而不是财政的”。留法经济学家梅远谋说得更直接：“改革的政策明智地做到使法币建立在贬值大约40%的新基础上。”温和通货膨胀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共识，首先应归因于对国际既有经验的借鉴。无论是一战中西方各国放弃金本位，通过发行纸币支持战争消耗；还是20世纪30年代金本位制的再次崩溃，通货膨胀都成为短期内解决经济困难的一种方式。很明显的例证是，英国、美国等放弃金本位，通过通货膨胀刺激提高物价，“乃使经济状况得以稍苏；而法国坚持收缩政策，卒致经济状况益趋恶化”；比利时则“将比币减成百分之二十八，自此以后，人心大定，经济转佳，而昔日逃避之资本今日亦已陆续流归矣”。在中国面临通货紧缩的状态下，温和通胀或也可以成为选项。其次，酝酿中的币制改革以纸币发行为导向，到法币改革前几乎已成共识，纸币自身不携带价值的属性势必导致通货膨胀，而良性的通货膨胀是刺激经济回苏的有效手段。再次，当时的中国经济，随着数年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已经表现出某种发展的势头，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要求从当时企业贷款需求的紧缺中可略窥一二。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逐渐加大对工商业放款额度。1936年交通银行工商放款额较1932年增加6282万元。中国银行1934年的工业放款即达5457万余元，较1933年增加近1212万元；1936年达到8022万元。即便如此，企业的资金需求仍然十分迫切，刘鸿生与虞洽卿、荣宗敬、聂潞生等企业家联名递呈蒋介石的请愿书很能反映当时的实业界状况与期待：“惟全国经济生命所系之各项实业，则仍以缺乏周转资金，濒于危殆……倘仍请由实业界人自为谋，如前之日乞怜于银行之门，则我国内之银行，类多商业组织，每以资力不足，未能从事于实业放款。且事实上即使稍有通融，亦多以所产之货品担保为度，而不愿接受不动产之借款，则各工厂之大部分固定资产，仍未能充分运用。”企业的发展需求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不利的国际经济背景及银本位制度，币制改革可在相当程度上释放这样的需求，而温和的通货膨胀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
尽管出于为改革营造稳定的金融环境的考虑，政府方面强调：“不会实行通货膨胀，政府只是要保护国家的白银资源。”发布的通告也强调：维持价值之稳定，同时并可利用发行之伸缩，适应社会之实际需要，促进一国经济之合理发展。但市场和社会的自然反应则是：“在颁布之前夕，国货界奔走相吿，停止发货，认为今后物价之腾贵，为必趋之途径，先事预防，亦属应有之举动。果焉明令早颁，物价夕涨，盖新货币政策之效力，因有刺激物价上涨之可能，物价上涨，大可流通国内货物，使停滞之工商业，有舒畅发展之机会，苟非过度的上涨，并避免投机者之垄断操纵，转足促进国货事业之活跃，有利于全国之经济复兴。”通货膨胀既在预料之中，也可谓众望所归。1935年11月4日，法币政策公布后，虞洽卿通电表示：“政府当局若不采取有效之办法，当机立断，经济必有崩溃之一日。……迄今现银存底更少，通货紧缩愈甚，财政部于今日布告，实行法币制度。虽施行未免较迟，而亡羊补牢，犹为国家之幸。”从法币改革的结果看，通货膨胀的确也是事实。财政部钱币司的戴铭礼认为：“施行法币后，币值较当时低减约三分之一，此为不可掩之事实。”杨格也谈到：“货币供应量的加大，适应了币制改革之后出现相当程度的经济复苏和对货币的需求大见增加的局面。”资金的宽松，市面银根的变化最能体现。1934年12月上海钱业日拆最高达0.60元，平均也要0.33元，高低幅度也比较大，可见当时银根之紧缺。到1935年11月币制改革后，“利率始渐松动。至12月中旬，拆息已悬牌1角，全月平均价较上年度同时期降低2角2分，而划头加水，以币制改革后，银行无划头之必要，遂亦于是月取消矣”。拆息降低，有利于资金运转流畅，激励着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同时伴随的物价稳定回涨，亦有利于工商业的复苏。资金趋于宽松的态势，地产市场最为敏感，据当时报载：法币改革一周后，“地产交易则略有回苏气象。据报告已有数项产业成交，其价格较之一月以前所开者为高。按此点固不据为商业复兴之例。但地价上涨，终为人心安定之证”。良性通货膨胀是刺激经济发展的手段之一，如杨格所言：“经济局势亟需改善，必须少量增加货币的供应量，以解除银根长期紧缩所造成的一些后果。然而又必须对货币的流通数额严加控制，以防货币价值因流通量的不适当扩大。”法币改革初期，通货膨胀的确控制在温和的范围内，对经济和金融的引导是正面的，银行家张嘉璈坦承：“商业银行曾在1934—1935年银行紧缩期间遭遇不景气情况，现可复苏，且由于货币改革所引起的物价回涨，市面开始繁荣。”到1936年3月“物价已涨百分之十而至百分之五，出口货涨得比较快，而国内所销之货不如出口货之快，生活费未见陡涨”；同时“国外汇兑极其平稳，无骤然忽涨忽落”。1936年8月1日孔祥熙在向中政会所做的币制改革报告中谈到：“新币制之施行，已奏肤功。本年旧历年关，各业安然渡过，市上并无任何之骚扰。本年上半年出口贸易，较去年同期约增四分之一。关税收入，初呈增加之现象。”这应不是夸大之词。
余论
1935年底的法币改革，既是针对白银上涨造成的经济金融困境的危机应对措施，又面对着中国经济金融长期累积发展形成的扩张性需求，也是顺应世界货币政策潮流之举。法币改革的实施，带来了银行系统乃至整个金融、经济可观的成绩，但严格地说，这些成绩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法币改革所致。改革的成效在于卸下了银本位制长期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桎梏，使中国终于可以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运用货币政策在国际金融大背景下运作，并释放出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发展积蓄的活力。1936年法币改革后呈现的经济爆发式增长是中国经济长期累积的动力造成的，并不能直接归功于法币改革本身，改革只不过使潜在的力量发挥出来，将可能变成了现实。从这一角度理解法币改革，有助于对战前中国经济运行的脉络有一个更为完整和客观的观察。法币改革本身追求的是温和的通货膨胀，以此满足社会的资金需求，释放经济发展的活力，但是，通货膨胀永远是一把双刃剑，在提供发展可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更大的金融风险。抗战爆发后，一方面如马寅初所说的：“假定中国于抗战时，尚未实行法币政策，钞票必然挤兑，银行穷于应付，信用失坠，势所必然。……人皆谓法币政策大有助于抗战，良有以也。”但是另一方面，后来的恶性通货膨胀不能不说在这时已经种下前因，据统计，法币改革实施后两个多月，1936年1月18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货币发行分别增加40%、61%、74%。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的交通银行来往信件显示，到1937年，“三行发行总额，中央约增125%，中国约增96%，本行约增99%”。尽管这样的增长，在法币改革初期包含着对之前银本位币制下货币需求长期受到压抑在短期内的修正，但还是不无值得警惕之处。后人批评：“民国廿四年实施的法币政策，打下了通货膨胀的基础。法币为无限法偿货币，完粮纳税必须用它，银钱交易也得用它，它是强迫使用的。又规定了无限制买卖外汇，但实际上未指定有多少外汇基金，而且并不能够持法币去兑取生金生银出口。由此看来，法币并非银行钞票，而是政府钞票，法币正好是不兑现的纸币。”这点道出了通胀政策在刺激经济背后隐藏的另一面，即通胀失控的可能与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