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英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5期，注释从略
近30余年来中国近代商会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表明，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学研究拓展新领域并获得不断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导。回顾“文革”之后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商会史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这一新研究领域的产生，与章开沅等老一辈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拓展深化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研究紧密相连。自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近代史学界对商会史研究初始起步，迄今为止虽然只有为时并不算太长的30余年，但已出版的大型商会档案、史料汇编为数不少，各种有影响的研究著作也接连问世，发表的论文更是数不胜数，日益受到学术界关注与好评。尤其是201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马敏主编4卷本200余万字的《中国近代商会通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为集中反映中国大陆史学界研究商会史最高水平的代表作。
商会史作为一个新研究领域，之所以很快就能够得到近代史学界的重视与好评，原因之一是从事商会史研究的老中青学者梯队较整齐，并且努力辛勤耕耘，刻苦钻研，不断推出分量较重和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原因之二是在商会史研究中，不少学者十分注重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扩大研究视野和相关理论、方法的运用，不仅使商会史研究得以不断深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起到了带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不断发展的积极作用。本文无意对商会史研究的众多成果作具体介绍，而是着重从宏观层面阐述近30余年来商会史研究视野、理论以及方法的探索与影响，以冀对进一步推动商会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有所启迪。
一、 商会史：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研究中探讨新视野和新思路的产物
商会史研究为何能够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兴起，并很快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新研究领域？这一新领域又何以能从一开始就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受到近代史学界的关注？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就必须对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以及面临的问题予以回顾和分析，而且不能不谈到老一辈著名学者章开沅先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商会史研究的倡导开创之功。“文革”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中国近代史的诸多研究领域中辛亥革命很快成为研究重点之一。早在1980年，章开沅先生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的重要论文，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识，推翻制约辛亥革命史和资产阶级研究的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客观认识辛亥革命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其作用与影响。这篇论文还首次阐明应该注重对商会、商团等课题的研究。“除了企业家与企业集团以外，行帮、公所、会馆、商会、商团、码头、集镇等等都应该列入我们的研究课题，也只有这样逐步弄清各个侧面，我们才能对于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动向作出更为深刻的科学的说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该文的相关论述在当时不仅对辛亥革命史研究，而且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兴盛也产生了影响。由于海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辛亥革命史和资产阶级研究的发展极为迅速，但在改革开放初期仍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尤其是研究视野较为狭窄，研究方法也较为简单。为了进一步扩大研究视野，引导辛亥革命史和资产阶级的研究向纵深拓展，章开沅先生又相继发表一系列相关论文，强调要注重对社会环境的考察与研究，并进一步揭示了商会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例如1981年发表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即着重说明以往对资产阶级的研究，更多是考察少数个别企业主的经营活动，而对于这个阶级的整体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情况却缺乏专题性和综合性研究。“譬如商会，我们一向就研究甚少，其实这是从整体上考察资产阶级不可缺少的重要课题，1904年以后，各地相继成立的商会，逐渐把工商业者组织起来。在资本主义比较发展的地区，其势力不仅渗透到传统的社会组织——会馆、行帮、善堂等等，而且更控制了新建立的各种社会团体——商团、体育会、救火会、市政工程机构、地方自治机构以至学校、教育会、文艺社团、医学团体等等。从不少大中城市来说，几乎社会生活的各个主要方面，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和影响。”因此，“如果多注意考察一些类似这样的社会‘细胞’，并且认真地加以剖析，将有助于我们对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进行更确切的估量。”以上论述，是近代史学界对商会史研究重要性的第一次较为详细的说明，同时也具体指明了如何开展商会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稍后，章开沅先生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将其注重考察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所处之社会状况、社会环境的相关论述，简明扼要地提炼归纳为“社会历史土壤学”，其主旨是举凡研究历史思潮、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都必须深入细致地考察和探讨孕育各种思潮、人物与事件的社会历史土壤，即重视研究当时的具体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多重复杂影响。章先生对此曾予以具体说明，强调人物和事件都是社会运动的产物，而运动又总是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的，“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这具体环境可能出现的进步的主要动力”。在对“社会历史土壤学”的具体论述中，章先生又再次提到商会、商团等资产阶级社团研究的重要意义，并指出所谓资料匮乏绝不是我们缺少相关研究的理由，“只要把研究的视野扩大到整个社会环境，许多有价值的史料便可以不断发掘出来”。例如保存完好的各地商会档案、苏州市民公社档案已尘封多年，很少引起研究者关注，更无人充分利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主动打开了封闭多年的国门，不仅两岸四地的学界得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中国大陆学者与西方学者之间的学术互动也渐次展开。随之而来的是港台以及西方学者研究辛亥革命和资产阶级的不同学术观点，对大陆近代史学界的一些传统结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对这一挑战如何作出令人信服的学理性回应，是大陆学者面临的一次考验。例如台湾学者直接否认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认为是“全民革命”，这一争议成为海峡两岸学者在芝加哥辛亥革命学术会议上交锋的焦点。与此同时，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对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结论提出质疑，其主要依据之一是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尚未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并批评中国大陆学者在研究中对资产阶级概念使用过于宽泛，存在明显不当之处。
作为中国大陆研究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的著名学者，章开沅先生不仅从视野、理论、方法的高度作出了回应，而且通过对江浙地区资本主义发展与资产阶级影响的一系列实证专题研究予以证实，受到港台地区和西方学者的重视。关于资产阶级概念问题，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学者将并非资本家的革命者冠以“资产阶级”之名，是误用了资产阶级概念，真正的资产阶级应该是工商业资本家。章开沅先生指出，这是因为中外学者使用资产阶级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区别，中国学者主要是使用资产阶级的广义定义，包括自由职业者和中产阶级，所以将革命者包括在内；而西方学者使用的则是资产阶级的狭义定义，只包括工商业家、金融家在内的近代企业家。其实，这种分歧不仅存在于中外学者之间，而且存在于外国学者之间，同时也存在于中国学者之间。因此，“中外学者之间的主要分歧，似乎并不在于‘资产阶级’概念的本身，而是在于这个概念的具体运用”。在此基础上，章开沅先生还从唯物史观的高度论述了应该如何判断辛亥革命的性质，阐明“有些人总爱攻击唯物史观是一种‘框框’，但他们不知道，或者根本不愿意知道，最为反对以抽象的、僵死的‘框框’硬套历史的，倒恰好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它反对一切先验的、主观臆造的模式”。因此，考察辛亥革命的性质，不能完全以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参照模式，因为它发生在距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一两百年以后的古老东方帝国，具有独特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当时的革命者从表面上看绝大多数确实不是资本家，而是知识分子，但对于政治界和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不能简单地按家庭出身来划分阶级属性，应该着重分析他们的言论和行动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反映哪个阶层的愿望。就此而言，辛亥时期的这些革命者显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和代言人。针对台湾与外国学者所说的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仍非常幼弱，没有形成一股阶级力量，不足以决定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说法，章开沅先生则用大量史实以及国内近代史学界的相关最新成果，充分说明在20世纪初的中国已经“有一个资产阶级存在着，活动着，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影响”。由于在此之前国内近代史学界对资产阶级主体，亦即狭义概念的资产阶级的研究确实比较薄弱，因而对工商业资本家组织的社团，亦即商会、商团等进行深入考察，就更显得意义重大且尤为迫切。为此，章先生又一次强调开展商会史研究对于探讨资产阶级具体发展状况和辛亥革命性质的重要性，并具体指出“1904年以后各地商会的先后建立，可以看作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为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的重要标志。1905年以后，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在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中显示越来越大的活动能量，是与他们有了商会这个纽带和基地分不开的。……商会成立以后，资产阶级方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社团，有了为本阶级利益说话办事的地方，从此不再是以个人或落后的行帮形象，而是以新式社团法人的姿态与官府或其他社会势力相周旋”。这段文字虽然不长，却将商会在清末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与影响展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章开沅先生对于辛亥革命史和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视野、理论与方法等重要问题一直没有停止思考，并不断提出极具启迪和指导意义的新见解。例如他后来还曾阐明辛亥革命史和资产阶级的研究必须注重“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具体是指在综合与专题研究中“努力向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即不仅要把辛亥革命放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长河中，而且要放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总范畴中，作切实深入的研究与相应的理论探索”。特别是章先生对于开展商会史研究的反复倡导与呼吁，显示出极为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与前瞻性，对于其后商会史研究的迅速兴起与发展产生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作用。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章开沅先生不仅从视野、理论与方法的高度呼吁开创商会史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而且在推进商会档案的整理与出版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之初，章先生为从事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这一课题的研究，于1980年冬赴江苏和浙江两省查阅相关史料，在苏州市档案馆发现完好保存着苏州商会自1905年成立到50年代初的全部档案，只是因为没有整理，暂时无法对外开放提供给研究者阅览。这对于一直倡导研究商会的章开沅先生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喜讯。他立即向档案局（馆）领导说明了苏州商会档案对于辛亥革命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性，并主动提出由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与苏州市档案馆密切合作，共同整理编辑并分期出版卷帙浩繁的苏州商会档案，苏州市档案馆领导对这一建议欣然同意。马敏和笔者二人当时作为刚刚入门的研究生有幸参与了这一工作，并由此与商会史研究结下不解之缘。随着系统而完整的苏州商会和天津商会档案相继出版，更多学者开始关注并加入中国近代商会史研究的行列，其中还包括一部分海外学者。于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商会史迅速发展成为辛亥革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分支领域。尤其是华中师范大学有不少中青年学者在章先生的率领之下，先后加入到潜心致力于商会史研究的队伍之中，形成了一个研究商会史的重要团队，取得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并成立了中国商会史研究中心，被海内外近代史学界誉为中国商会史研究的重镇。不难看出，类似章开沅先生这样的老一辈优秀学者，大都具有深厚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底，一贯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同时也能够与时俱进，善于吸收借鉴其他各种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因而研究视野也更加开阔。如上所述，章先生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意识到考察社会环境和阶级、阶层、集团（团体）分析的重要作用，反复呼吁近代史学界应该大力开展对商会、商团等资产阶级社会团体的研究。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有些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甚至要与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而章先生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他从来就自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即使是到国外讲学也从不隐讳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与此同时，章先生十分重视原生态史料的挖掘与整理，推动苏州商会档案出版问世，为商会史研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可以说，倡导商会史研究是上世纪80年代初章开沅先生的一大学术宿愿。如果当时没有章先生的反复呼吁和倡导，就不会有商会史研究的迅速兴起与发展。
其实，章开沅先生早在“文革”之前即有开展商会史研究的初步设想。据章先生回忆，1964年春他参与筹备“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委员会”计议中的有关资产阶级调查项目，了解到天津市档案馆收藏有天津商会的档案，即敏锐地意识到该档案对于研究资产阶级与资本集团的重要作用。但由于当时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商会史研究难以付诸实施，“文革”爆发后这一计划更只能束之高阁，直至“文革”结束章先生才又大力呼吁开展商会史研究。上世纪90年代初马敏与笔者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出版问世，章先生在该书序言中十分感慨地说：“马敏与朱英都是我‘文革’以后的学生与同事，但他们从事的商会研究，却是我‘文革’以前即已着手筹划却终于被迫中辍的课题。因此，他们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得以出版，帮助我了却了一桩多年未了的宿愿。”我们为能够实现先生多年未了的宿愿当然深感荣幸与自豪，但没有先生的远见卓识与直接引领，当年懵懵懂懂对商会一无所知的我们，也不会自觉地意识到商会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而步入这一新的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中期商会史研究的兴起，对辛亥革命史与资产阶级研究的深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受到近代史学界重视与好评。但无可否认，商会史研究在初期的起步阶段，主要只是附属于辛亥革命史的一个分支领域，缺乏更加开阔广泛的研究视野，所使用的研究范式也是比较单一的政治史或曰革命史模式，主要以商会的政治态度和行动作为评价其是否保守软弱的标准，这无疑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足。因此，在商会史研究进行了十余年之后，即有学者开始反思初期阶段商会史研究在视野及方法等方面存在的缺陷。2001年，冯筱才发表《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一文，指出“早期中国商会史研究主要是作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被开拓的，商会成为对资产阶级进行集团分析的一个标本，而分析的动机多出于更加清晰地了解资产阶级的政治动向，所以时段上价值取向上均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稍后，马敏也撰文阐明早期的商会史研究在政治史范式的制导下，呈现较为明显的两个情结，一是“资产阶级情结”，即回应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并无资产阶级的论断；二是“革命情结”，即通过商会的表现来证明辛亥革命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革命。
比较耐人寻味的是，商会史研究的兴起原本乃是80年代初在辛亥革命史和资产阶级研究中，为寻求扩大研究视野和改善研究方法的产物，结果初期阶段的商会史研究自身也陷入了研究视野狭窄和方法单一的窠臼。由此也造成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这就是商会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无疑是全新的，但商会研究的问题意识却是旧的，即主要为了回应当时海外学者提出的挑战性学术观点，论证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已经产生以及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似乎又给人一种新瓶装旧酒的感觉。虽然早期商会史研究中这一缺陷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这一新研究领域产生的学术背景及特殊缘由的影响，也可以说有着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制约，但现在看来主要还是当时我们这些中青年研究者的主观认识出现了偏差。因为章开沅先生早在倡导开展商会史研究的过程中，就曾经反复阐明商会的作用与影响并不限于政治领域，而是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明显体现，这实际上已经提示我们对商会史的研究不能仅仅限于单一视野的政治史模式。
二、 视野、理论、方法的拓展与商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化
很显然，初期阶段的商会史研究如果不能在视野、理论和方法上有所突破，极有可能伴随着辛亥革命史研究热潮的逐渐消退而淡化。从另一角度讲，经历了起步阶段的商会史研究，如欲获得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走出附属于辛亥革命史的局面，努力使商会史真正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而要做到这一点，唯有通过扩大研究视野以及在新理论新思路的探讨等方面寻求突破。恰逢此时，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及其理论方法在国内兴起，对新时期商会史研究的突破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早期现代化（当时也称“近代化”）研究在国内史学界逐渐受到重视。此项研究对新时期的中国学术界而言，可以说是历史学与其他多种学科交叉的一个新研究领域。具体说来，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的开拓与兴起，主要得益于罗荣渠和章开沅两位先生的大力倡导与身体力行的开创性研究。罗荣渠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相继撰写出版《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等学术专著，论证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是多线的而不是单线的，进而提出了具有重要启迪意义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章开沅先生在80年代后期主编有《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共计7本）和《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与罗福惠共同主编），并出版个人专著《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也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见解。关于现代化理论的源头，罗荣渠先生曾指出：“人们通常都以为现代化是由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理论，其实，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就表述了这一思想。”不仅如此，“西方学者承认他们关于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概念中的一些基本思想借自马克思的思想”。稍后，罗先生还进一步提出“中国社会科学界有必要在发展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指导下，归纳和总结马克思逝世一个世纪以来的丰富历史经验，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研究现代发展问题的综合理论架构”，亦即“建立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罗荣渠和章开沅两位先生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创的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仅进一步拓宽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视野，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内容，而且也为正在寻求商会史研究突破点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与借鉴。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始有学者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方法运用于商会史研究之中。经过数年的辛勤耕耘之后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绩，不仅发表了一批专题研究论文，而且还出版了新的商会史研究专著。其中，1993年出版的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一书，称得上是现代化范式下商会史研究的代表作。
该书“前言”指出：“无论从理论逻辑出发，还是从本书将要谈到的历史事实出发，都可以说明商会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承担者。如果把商会放到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加以研究，那么无论是对商会本身的研究，还是对早期现代化的研究，或是对资产阶级的研究，都将会产生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这段话所揭示的正是以现代化理论框架研究商会的意义所在。对此，作者还进一步特别强调了以往商会史研究中仅注重商会的资产阶级属性，而对商会作为社会团体的属性与功能注意不够的偏向，认为商会同样也具有一切社会团体所具备的社会整合功能。商会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所发挥的功能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促进资产阶级本身的现代化——从分化到整合；二是促进经济与政治的现代化——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民主化。因此，对商会的研究，除了已有的领域与方法之外，还应开辟与其现代化功能相应的领域和采用相应的方法。运用现代化理论把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或许可以更为确切而全面地说明商会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早期现代化理论框架下的商会史研究，考察视野较前明显扩大，问题意识也较为新颖，更重要的是使商会史开始逐渐摆脱依附于辛亥革命史研究体系的从属地位，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相对独立的重要研究领域。简而言之，其作用首先是促使史学界对商会本身的考察和研究，不再像此前那样局限于较为单一的政治分析，而是在原有政治史和革命史范式的基础上，对商会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细致探讨，从而使商会史研究得到拓展和深化。罗荣渠和章开沅先生都曾强调，现代化研究范式并不否定革命史范式，也不是要取代政治史范式，而是对革命史和政治史范式的一种补充，帮助我们从更多的角度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状况，丰富我们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与特点的认识。现代化理论框架下的商会史研究同样也是如此。例如现代化理论强调社会各系统之间的互相联系、连贯的整体性与协调的发展，就对新商会史研究具有很大的启示与帮助。“它促使我们以系统、整体和发展的观点去看待商会组织，而不是孤立、割裂地看待它们。同过去单纯就商会谈商会不同，新的研究往往从商会的组织系统、商会与社会的关系中去把握商会的性质与功能，除研究总会、分会和分所组成的商会本体组织系统外，也研究商会与商团、商学会、教育会、救火会、市民公社、农会等新式社团组织的相互关系，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视野，丰富了研究的内容。”马敏与笔者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一书第二章即用很大的篇幅较全面地论述了广义范畴的苏州商会组织系统，包括其本体系统——商务总会、商务分会、商务分所；从属系统——苏商体育会、市民公社；协作系统——商会与教育会、农会等其他新式社团。《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一书的论述更为全面，章开沅先生在为该著所写的序言中强调指出：“本书堪称通论性的商会研究专著，因为它不仅探讨了商会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探讨了商会的内部关系，而且也探讨了商会的外部关系，探讨了商会的功能与作用。特别可贵的是，它不仅从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来考察、剖析商会，而且把中国商会放在更为广阔的世界范围中来加以观照。”这种新的研究视野，显然使商会史的研究内容更为丰富，也更为全面。
其次是推动史学界加强了对商会与社会各方面关系的深入考察，并透过商会对一系列重要的相关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包括民族化与现代化、传统与近代、东方与西方、政治与经济、商会与近代社会变迁等。例如虞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一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探讨商会的产生、发展、组织结构，以及对资产阶级从行业性整合到区域性整合，再到全国性整合并走向世界的重要影响及其整个发展历程；下编则分别论述商会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商会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商会与资产阶级独立民族运动等相关内容。不难发现，在现代化分析框架之下的商会史研究，探讨的具体内容更为宽泛，涉及西方商会对中国商会诞生的影响，亦即所谓东方与西方的复杂关系；作为类似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落后国家的早期现代化，与西方多数国家现代化所不同的是民族独立运动成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商会与资产阶级则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力量；商会的经济功能以及对中国早期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影响，成为重点考察与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此相关者，还涉及商会参与商政，即与政府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另外，早期现代化视野下的商会史研究，又涉及新式商会与原有行会之间的关系，即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随后还在商会以及商人团体史研究者中引发了一些讨论，使我们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既二元对立又融合互补的关系获得了某些新的认识。但是，现代化理论的分析框架也并非能够穷尽整个商会史研究的方方面面，而且这一分析框架自身也存在某些局限。例如在论证商会的现代性时，常常会不自觉地以西方的商会作为某种“理想型”的模式，忽略了诞生于中国本土情境下的中国商会的某些特点，其实在这方面章开沅先生很早就在分析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缺陷时即提醒我们注意避免，但时隔多年却仍然在商会史研究中重蹈覆辙。正如马敏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化范式实际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带给我们锐利的理论分析的锋芒，但同时又带来若干理想化、简约化或结论先行的偏见，关键在于如何去运用这种利弊皆明的理论模式。”在此情况下，商会史研究在原有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除了更为全面准确地运用现代化理论与方法，避免出现偏差之外，还需要在视野、理论和方法上作出新的探索。
20世纪90年代，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又称公民社会）开始成为国内学术界讨论的一个话题。如所周知，市民社会的理论与方法源于西方，一般都认为较早是由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将其运用于分析欧洲近代社会的转型与变迁而引起关注，随后不断发展成为一种有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市民社会（中译文马克思著作有时译作“资产阶级社会”）问题也曾有过较多的论述。尤其是马克思不仅阐明了市民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而且通过研究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政治国家）的相互关系，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对后来的哈贝马斯等西方左翼思想家的市民社会理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到了上世纪90年代，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将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用于分析明清至近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其中有些学者认为近代中国也曾出现类似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但也有些学者对此提出了否定意见，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各抒己见，互相讨论甚至争议，一时间颇为引人瞩目。市民社会理论与方法给商会史研究也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野，于是又开始有部分学者从这一新角度对商会进行了新探讨。《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一书，是国内较早作出此一尝试的研究成果。该书“前言”特别说明，当时的国际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市民社会的发育程度极为关注，成为许多学者研究、讨论的热点。“在我们看来，弄清楚近代商会组织的实际运行情况，尤其是商会与行会组织和其他新式社团之间的关系，可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通过对苏州商会的翔实考察与研究，该书阐明清末商会组织已经把自己的影响力渗透到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具体方式是以商会为核心，众多民间社会组织纵横交错，形成一个官府以外的在野城市权力网络，控制了相当一部分市政建设权、司法审理权、民政管理权、公益事业管理权、社会治安权以及工商、文教、卫生等多方面的管理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如果不拘泥于字面意义，完全可以将此在野城市权力网络称之为市民社会的雏形，其背后的推动者则是新兴的近代资产阶级。稍后，马敏又在其专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中，以较多的篇幅从绅商论及商会问题，并进一步说明：“20世纪初晚清城市公共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同于先前传统的公共领域，其间已隐含着某种体制意义的变化，在许多方面它是可以和哈伯玛斯所揭示的欧洲资产阶级初现时期的‘公共领域’相提并论的。”伴随着城市公共领域这种具有体制意义的变革，某种更复杂的社会机体自组织过程也随之开始出现，其结果是形成国家权力机关之外的以商会为核心的民间社会权力体系，实质上即是市民社会的雏形。
1997年，笔者出版的《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也是运用市民社会理论与方法探讨近代中国商会的一部学术著作。拙著主要阐明在清末至民初的重要转型时期，近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变化，而且相互之间一度建立了某种新型互动关系，对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演变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深刻影响。在清末诞生的商会虽仍在某些方面保留了传统色彩，但其契约性自治规则、近代民主原则，以及相对独立之经济职能、“司法”职能、政治活动、报刊舆论工具等，也明显反映近代市民社会雏形的特征，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民间社会的新发展；而商会之所以能够诞生并具备这些自治权利，又与清末民初国家推行的改革举措，尤其是对民间社团的大力扶植与支持密不可分，从中也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国家”的重要改变与影响。但令人不无遗憾的是，这种良性互动关系未能长期维持，加之民间社会自身存在种种难以克服的缺陷，导致近代中国始终无法孕育出成熟的市民社会。运用市民社会理论与方法探讨商会所取得的新成果，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重视。有学者指出：“运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理论框架对中国近代史作实证研究和探讨，主要在商会史研究的丰富史料和大量成果的基础上，以本身在这方面的深厚功底论证具有中国历史特色的近代中国‘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循此途径从事研究的学者可称之为‘商会派’或‘实证派’，以马敏、朱英等人为代表。”还有学者说明运用市民社会理论使商会和近代中国市民社会两个重要问题都取得了值得重视的成果，“朱英、马敏在上述著作及相关论文中，通过对商会的具体考察，论证了中国近代市民社会的存在及其特点。他们的研究，超越了考察商会的性质和作用的一般套路，使人们从这个熟悉了多年的社会团体中，发现其内蕴着多种与欧洲资本主义曙光初现时相仿佛的社会因素。他们的研究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不仅是历史学界，一些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学者，当他们从历史上寻找曾经存在的市民社会时，多举近代商会为例”。
概而言之，当时的我们之所以将市民社会理论与方法运用于探究商会，其一，是希望借助市民社会理论与方法，为商会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形成新的问题意识，从而推动商会史研究朝着更深更广的方向得以拓展深化。前已述及，现代化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帮助商会史从附属于辛亥革命史的一部分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使商会史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现代化理论与方法自身也存在某些局限，并不能解决商会史研究中的所有问题，而且学术研究也需要理论与方法的不断创新，不间断地作出新的探讨与尝试，这样才能促使商会史研究不断深化。将市民社会理论与方法运用于商会研究就是一个具体的尝试。其二，将市民社会理论与方法运用于商会史研究，也是为了通过对商会进行新的实证考察与分析，取得中国学者有关市民社会的研究成果，来回应西方学者关于中国近代市民社会研究中提出的问题与争议，同时也以此将商会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及其意义在原有基础上再提升一个层次。当时，在这方面也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实际成效。有学者即认为：“10年来，对市民社会研究最深入的是商会，做出成绩的代表人物是朱英、马敏。”在此之前，美国学者已经发表了中国历史上存在市民社会的观点，但他们用以证明中国历史上存在市民社会的论据，大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旧式社团。“中国学者可以凭直觉认识到，市民社会是近代社会的产物，主要应该体现在近代社团中；以明清时期行会组织和慈善机构一类公共团体的扩张，来论证存在一个蕴含近代变革意义的市民社会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他们一时拿不出确凿的论据。朱英、马敏的商会研究做到了这一点。”
但是，将市民社会理论与方法运用于商会史研究同样也存在某些缺陷。其中一个争议较大的焦点，是因为无论就理论框架还是经验事实而言，市民社会都是来源于西方，而且迄至当代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本身已极为庞杂，这种用于研究西方社会的复杂理论体系是否适用于分析近代中国，此一尝试是否存在比较明显的功利性与目的论，曾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质疑，甚至美国学者对此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尽管我们非常小心谨慎地避免简单地套用市民社会理论，力图防止削足适履的弊端，一再阐明以清末民初中国商会与其他商办社会团体为代表而产生的市民社会雏形，具有自身突出的特点，但即使如此，也仍然很难完全令人信服地阐述清楚市民社会理论的适用限度问题。关于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这两个概念，在我们的研究中也没有对其差异及其联系进行准确细致的阐述，容易给人造成混为一谈的感觉。另外，仅以商会或是与商会关系密切的商人社团组织作为研究对象，考察近代中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这样一个综合性的重大问题，显然也是远远不够的。闵杰提出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个历史实体的研究，至少应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社会阶层、社会团体、社会运动。三者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但实际情况却只是对以商会代表的商人社会团体的研究比较充分，对其他众多社会团体则研究较少；对社会阶层的探讨主要也只是限于绅商，对其他阶层也缺乏研究；从社会运动角度则更少有考察分析，这显然很不全面。还有学者指出，近代中国的商会虽然是最具代表性的市民社会组织，“商会派”学者“在研究中首先抓住这个最佳的切入点，提出了一些富有创意的新见解，其贡献是不容抹煞的。但近代中国市民社会毕竟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体系，商会只是其中的一环，如果过分耽溺商会与市民社会的学术课题，便很容易导致片面的学术成果，甚至给人以‘商会就是市民社会’的错觉，把近代中国的商会等同于、混同于市民社会。因此，不能因为对商会的研究而忽视对市民社会其他环节的研究，要避免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可能出现的‘商会中心主义’倾向”。
由于上述原因以及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马敏和笔者后来都很少再用市民社会理论与方法继续探讨商会。但我们通过尝试这一探索性研究仍得到一些启发，尤其笔者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中关于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政治国家）相互关系的论述，印象极为深刻，体会到“国家与社会”这一分析框架仍然不失为一个新的研究视野，它可以帮助我们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行一些新的考察和分析。2006年，笔者在《江苏社会科学》第4期发表《近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研究回顾与思考》一文，阐明“在具体研究近代中国问题时使用‘社会与国家’或是‘国家与社会’的提法，也许较诸‘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更为稳妥和合适”。从实际情况看，以“社会与国家”这一新的理论框架从事近代中国专题研究的成果也已越来越多，“并且涉及近代中国历史的其他许多领域，甚至也不仅仅限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包括中国古代史研究也开始有了类似的尝试”。现在看来，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与“国家”的边界问题，因为在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与“国家”的边界划分有时并非十分清晰，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要求研究者不能以类似截然两分法的简单思维方式看待“社会”与“国家”，否则将很难准确地把握“社会”与“国家”的发展演变及其互动关系。
三、 结语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近30余年的商会史研究能够持续拓展深化的历程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史观的指导不可或缺。正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之下，研究者努力扩大研究视野，不断尝试新的理论与方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成果。具体说来，商会史研究的兴起，即是老一辈学者在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研究中，运用唯物史观探讨新视野和新思路的结果；随后使商会史研究从附属于辛亥革命史的一个部分，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独立领域，对商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功能进行更为全面的探讨，主要得益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方法；继而又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中“国家与社会”这一新视角考察和分析商会，对商会的产生、发展、作用，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演变和互动关系获得了新认识，这一尝试不仅推进了商会史研究的深化，而且还使“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分析框架逐渐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更多领域，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
但是，现今回顾和总结近30余年商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史，也可以从中获得另外一些经验甚至是教训。从运用新理论与新方法探讨商会史的整个历程不难看出，这些尝试虽然扩大了商会研究的视野，促进了商会研究的不断深化，但同时也提醒我们运用新理论与新方法似乎难以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正如马敏所曾指出的那样，我们尝试运用的某种新理论与新方法很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带给我们锐利的理论分析的锋芒，同时也有可能会使我们坠入另外一种陷阱，出现某些意想不到的偏差。尤其是在借用来自于当代西方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时，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格外小心谨慎，不能忘记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国情与社会环境。章开沅先生提出的注重考察社会环境影响的“社会历史土壤学”论说，虽然具体是针对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研究如何深入有感而发，但对商会史乃至整个近代史研究也具有启发意义。其要旨乃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前文所引列宁的一段话也曾强调指出：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认识问题，“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因此，我们无论运用何种理论与方法研究商会史，都要努力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这一重要原则，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与影响，避免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与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