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超 | 绍兴沦陷：战时的前线与日常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5期，注释从略

 

      1941年4月至5月的宁绍战役，是第三战区继淞沪撤退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4月17日凌晨，绍兴突然沦陷。绍兴是此次战役中我方失守的第一座城市。此时距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有近4年时间；距1937年12月浙江省省会杭州被占领、敌我双方沿钱塘江对峙，有3年半时间。夜深人静时，日军越过国军防线，突然降临绍兴城外，几乎兵不血刃地攻占了这座古城。国军守军何在？地方政府何为？剖析绍兴沦陷的各个环节，探究其来龙去脉，有利于我们观察抗战中期前线国军的军纪士气、地方社会的战时变迁、中央与地方的沟通及军政关系的演变。

 

一、 沦陷前夜：绍兴城静谧如常

 

        绍兴位于钱塘江入海口杭州湾的南岸，春秋时期越国即在此建都。从2000多年前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到近代鲁迅笔下的百草园与三味书屋，绍兴作为江南文化名城，令人遐思神往。抗战时期，这座古城与中华民族一样，经历了烽火连天、沦陷敌手的艰难岁月。1935年，浙江省政府设置绍兴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绍兴县，辖绍兴、上虞、余姚、嵊县、新昌、诸暨、萧山7县。不久，绍兴行政督察区更名为第三区行政督察区，辖县不变。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和绍兴县长同驻绍兴城，即绍兴城同时接受一位专员和一位县长的领导。1937年8月，淞沪战役爆发。1937年12月下旬，杭州沦陷，国军退至钱塘江南岸一线守卫。抗战前期和中期，浙江的敌我态势为：钱塘江以北的杭嘉湖平原地区，由日军占领；钱塘江以南的绍兴、宁波、金华、衢州、温州、丽水等广大地区，仍为国民政府统治。国民政府战时省会驻节于金华永康的方岩，省政府主席为黄绍竑。从1937年底杭州失守至1941年春宁绍战役发生，虽然其间在钱塘江南岸有一些战斗发生，但国军基本能控制钱塘江以南以东的广大地区。宁绍地区紧邻钱塘江，为战时前线。1941年4月17日绍兴沦陷前一个星期，即1941年4月7日至10日，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率领县政检阅团到达绍兴。此时正值国军在宁绍地区的驻军——第八十六军的话剧团到绍兴公演，以演出收入补助军需，市面一派祥和之气。不过，黄绍竑离开绍兴后，即有一些异常现象发生。4月14、15日，一架日军的飞机多次飞临绍兴上空，警政主管人员有所戒备。待到4月16日下午，钱塘江南岸的三江口传来有小股日军登陆的消息。三江口即钱塘江、曹娥江和钱清江三条江的交汇口，位于绍兴城以北近30公里处。三江口附近有建于明代的三江闸，用于抵挡钱塘江的潮汐侵扰。可见，从地理与军事角度而言，三江口起到护卫绍兴的作用。绍兴方面各机关听说消息后，开始准备船只，并搬运货物至船中，打算随时撤离。绍兴是著名的水乡，城内河道密布。9座城门中有6座是水门，可以通过门下的河道出城。不过，紧张态势在下午趋于缓和。绍兴行政督察专员邢震南打电话给前方军事长官，得到的回复是：“敌人已经撤退。”敌我两军隔江对峙3年多，有进攻、战斗、撤退消息，原属正常。因无后续消息，邢震南推断，这是敌人的一次小规模袭扰。于是，夜幕降临，第八十六军话剧团照常在觉民剧场上演《雷雨》，这也是该剧在绍兴演出的最后一天。据说，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浙江地方银行的三位经理，曾向绍兴县长邓讱了解情况，邓讱也专门向邢震南请示办法。邢震南以老前辈自居，怪邓讱太不镇定。邢震南是浙江嵊州人，1915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2期，比黄绍竑还早一期。他戎马倥偬20多年，黄绍竑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后，邀他担任浙江第七区（台州地区）行政督察专员，1941年初又调至绍兴任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所以，绍兴沦陷时，他来绍兴任督察专员仅3个月。

       事实上，日军非但没有退去，反而正从各个方面向钱塘江南岸、闽浙沿海进攻——小股日军进攻三江口，仅是拉开了一场大战役的小序幕。此后一个月，有数以万计的敌我军队在浙江绍兴地区厮杀。只是，此时绍兴城内的军民浑然不觉而已。日军在1941年4月至5月发动宁绍战役，缘起于日本军方1940年底的战略调整。根据国际形势特别是欧洲战场的情况，日军讨论、调整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倾向于对国民政府继续施加武力压迫的同时，加强经济压迫。1941年1月16日，大本营陆军部通过《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其中第五条为：“在整个期间，力图从地面、海面及空中加强封锁。切断法属印支路线，破坏滇缅公路，兼用以海军封锁海面、陆军封锁海港作战等方法，加强对华经济压迫。”所谓从海陆空方面加强封锁，主要目的即在于切断国民政府的国际补给路线。抗战爆发后，日军已经占领上海、广州、厦门等东南沿海的各大港口。1940年9月，日军又乘欧洲战场上法国战败之际，侵入法国殖民地越南，切断滇越铁路、桂越公路。国民政府的国际补给路线，只剩下滇缅公路和东南沿海中小型港口。日军大本营1941年初出台的这一战争指导纲要，即指向尚未沦陷的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和滇缅公路。日军在1941年2月至3月，首先侵占广东沿海。继而在1941年4月发动浙、闽沿海战役，旨在夺取沿海港口。从兵力投入和作战主旨看，宁绍战役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日军对宁绍战役的具体布置为，一面使用暂驻在上海郊外的第五师团，在浙江沿海实施登陆作战，占领沿海宁波、台州和温州等城。同时，为策应第五师团的登陆作战，沪杭地区的日军第十三军向钱塘江南岸展开攻势作战。1941年4月中旬，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调集第二十二师团、第十五师团赤鹿支队及第十一混成旅团之一部，共约2万人，负责钱塘江南岸战事。4月14日，司令部战斗指挥所从上海推进到杭州，战斗蓄势待发。4月16日下午，绍兴三江口小股日军进袭，正式拉开宁绍战役的序幕。值得注意的是，西线战事虽为策应东线沿海战事而开展，但亦蕴含着歼灭第三战区主力部队的作战目的。司令官泽田茂在4月10日的日记中认为，必须采取痛击国军的作战方针。他指出：所谓作战，以给敌军痛击使其丧失战斗力为第一位。物资之获得，不过是辅助手段。作战的目的唯有歼灭敌人。可见，泽田茂并不满足于在西线配合作战，而是希望深入第三战区，寻找中国军队的主力，予以消灭。当时，国军主力第十集团军位于诸暨附近，加上地方部队，兵力约10万人，负责钱塘江南岸地区的防卫。第十三军在西线的具体作战布置，正是直指诸暨国军主力：日军左路由杭州乘舰，绕至杭州湾南岸之三江口登陆，经绍兴向诸暨前进，中路由萧山向诸暨推进，右路由富阳向诸暨推进。可见，绍兴城是左路日军志在必得的一座城市。而且，为了保证不惊扰到诸暨的国军主力部队，日军最好的选择是奇袭绍兴、扫清障碍，以最快速度逼近诸暨。

 

二、 沦陷之时：混乱中的被杀与逃离

 

       4月16日深夜，绍兴城内的话剧结束，观众散去，全城陷入沉睡之中。17日凌晨1时，城外突然响起枪声，由远而近。绍兴县保安大队、自卫队和警察立即分头搜寻敌人。他们看见第八十六军第十六师的士兵佩戴“再厉”臂章，挺进入城，以为是我军调防，不料突然间被其扫射，才知道敌人乔装成国军第十六师的士兵。更令人吃惊的是，城内街巷各处出现许多日军的便衣队，他们与入城之敌里应外合，迅速控制各路口、河道、桥梁和城门。凌晨3时，日军大部队攻入城内，陆续占领各城门。日军攻入绍兴时，从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邢震南、县长邓讱到普通民众，都被蒙在鼓里。邢震南立即率领军警和署部职员共70余人，从偏门突至城外，狼狈转移到绍兴城南的平水镇。邓讱在绍兴著名实业家金汤侯宅中更换衣服、戴上大笠帽——显然，他怕城内卧底与汉奸认出自己。金家的船夫用乌篷小船送他出城，不幸的是，他在都泗门外被日军乱枪打死。都泗门是水门，位于绍兴城的东北部，很可能处于日军进攻的路线。都泗门往北紧邻的城门是三江门，即面向三江口的方向；都泗门往南是五云门，是较早被日军占领、架设机枪扫射逃难民众的大门。抗战期间，浙江省各县县长死于日军枪炮下者仅有两位，邓讱就是其中之一，时年仅31岁。邓讱是湖南人，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因其父邓静安与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是好友，所以抗战前邓讱即在刘建绪手下任职。抗战爆发，黄绍竑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后，刘建绪即向黄绍竑推荐邓讱。1938年2月，邓讱任诸暨县县长，后来又先后担任浙江省安吉县、绍兴县县长。从邓讱离开诸暨县长任时发表的《告别诸暨民众》、安吉县长任上的《我们在安吉》等文，以及事后人们对其的回忆看，邓讱是一位年轻有为、干劲十足的县长。虽然在诸暨县长任上的时间只有6个月，但他动员民众抗日、组织农会、举办战时政治工作训练班、编练土枪队、整理财政等，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他最不能容忍的，是县政与保甲人员无所事事。在诸暨时，他换掉了一批贪污渎职、老弱无能的乡镇保甲长。刚到安吉时，他看到安吉县政府的科员和书记不到10人，办公桌上灰尘很厚，未办移交的公事有四五百件时，不禁十分气恼，立刻着手重建整个县政府班底。另外，邓讱虽然积极做事，但年轻气盛，与邢震南的前任——绍兴行政督察专员杜伟相处不睦。邓讱在诸暨与安吉时都能放手做事，待他调为绍兴县长后，与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同驻一城，不免有掣肘之感。杜伟坚决辞去专员之职，省政府乃将杜伟与邢震南对调。

       历史就是这样偶然又无情：邢震南因邓讱与杜伟的矛盾，调来绍兴。不足百日，就遭遇绍兴沦陷。邓讱在绍兴沦陷前提醒邢震南，邢震南未予理会。最终两人中一人身死，一人担负失城之罪名。绍兴沦陷之时，人员损失当然不止于一位年轻的县长，还有稽山中学的四位学生、部分普通民众在逃离过程中，被日军扫射而死。一些人在混乱之际成功逃出绍兴城。稽山中学的学生，凌晨3时听到密集的枪声，立即简单收拾行装，在体育老师何子镐的指挥下，集体向南门、稽山门方向逃跑。因稽山中学离南门和稽山门较近，而且稽山门有通往会稽山的大道。其间，学生陶永铭听说日军已占领五云门，并在五云桥上架设机关枪，向突围师生和逃难人群扫射，立即决定和同学脱去军训服，换上便衣，向南门方向逃跑。因稽山门离五云门更近，稽山门很可能也已被日军占领。待他们来到南门附近时，正好看见河对岸有一艘小船，于是让船夫划过来接上他们。等天亮时，大约有两百多位同学逃至城外会稽山显圣寺的稽山中学分部集中，聆听校长训话。陶永铭回忆说，站在绍兴城南的香炉峰上，泪眼北望绍兴城，绍兴沦陷了，心中充满了强烈的家国俱失、哀恨并存的情绪。历史悠远、文化昌盛的古城绍兴，从此时沦陷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光复，被日方占领四年有余。4月17日凌晨日军攻城时，还有一些人选择蛰伏家中，待局面稍稍稳定后逃离绍兴。稽山中学的创办者、实业家金汤侯，为避免日本人让他出面筹备伪组织，决定带领家人避居于金家附近的半农园中。不过，4月18日夜，一群匪徒闯进半农园抢劫，表明此处已非安全之地。金汤侯只好转往朋友王以庄家仓库的密室居住，病中的妻子因受到惊吓而病情加剧、猝然离世，金汤侯怕日伪军侦知，未出面料理妻子后事，心情悲痛之至。这时，稽山中学的另一位创办者朱仲华，也从原来避居的教会医院——福康医院转至王家密室。金汤侯和朱仲华都是绍兴城内极富声望之人，若不想当汉奸，必不能久留绍兴。5月中旬，经过细致的调查与周密的准备后，两人携家属逃出绍兴，安全抵达上海租界。还有一位名叫杨媗的苏州年轻女子，苏州沦陷前逃难到浙江。绍兴沦陷前夕的4月12日是她的新婚之日，婚礼在县商会举行，由邢震南主婚。4月17日凌晨绍兴沦陷时，新婚夫妇吓得躲在房东家的木材寿器（棺材）中。此后每日胆战心惊、度日如年。他们早晨做好吃食，带至附近的一座破园内，白天即隐匿于破园中。10天后，房东帮他们打听到可以出城，杨媗遂与家人于4月28日离开绍兴，前往婆家天居县。他们一路颠沛流离、食不果腹，总算平安赶到绍兴南部山区一个名叫王化的小村庄，正好此时邢震南也在王化。从杨媗写给父亲的两封信中，可感受到她和家人在绍兴突然沦陷时的惊恐与无助。学生陶永铭、士绅金汤侯、朱仲华和普通民众杨媗在绍兴沦陷时的经历，或可反映民众在绍兴沦陷时的大致境遇。县长邓讱之死固然令人惋惜，数万绍兴平民的安危，更是考察绍兴沦陷时的重要关注点。因绍兴是突然沦陷，且是黑夜时分，民众和稽山中学的学生逃离时，充满了恐惧与焦灼感，有生命之虞。潜伏数日后再行逃离者，也包含了诸多不确定性。在逃难过程中，他们面对各种苦痛和危险，轻则失去家园、居食无着，重则亲朋好友付出生命的代价。国破家亡，哀痛之深，莫过于此。成功逃至租界、国统区的人们，对个人言，精神上相对舒心，但生活上可能更为艰苦；对国家言，留存了抗战的血脉与希望。绍兴突然失守，4月16日晚装运于船上的物资也来不及转移，财物方面的损失十分巨大。第三区专署和绍兴县政府的公文案卷、各银行的货币和贵重财物计1300余万元，以及保安队、警察局的全部枪械弹药，落入日军手中。

       仅仅在半年之前，即1940年10月25日至28日，绍兴曾被日军短暂占领。在那次占领之前，绍兴军政方领导民众进行了有序撤离。为何此次军政各方如此大意，绍兴在没有提防的情况下被日军占领，酿成人员与财产的重大损失？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便是，16日下午邢震南询问前线时，前线的接线员回答：敌人已经退去。那么，为何17日凌晨日军突然进抵绍兴城外呢？事后有两种解释：一是日军派出小股部队在三江口佯攻，日军主力则在大小谭登陆，与国军沿江守军并未接触，绕道至绍兴城。另一种解释是，日军占领了三江口，并控制我方通讯人员，邢震南所得回电，是中了他们的圈套。另外，便衣在一周前即已潜入绍兴城，在日军入城前控制电灯和电话公司，散布假消息，混淆视听，故意制造和平景象。不管是何种因素，绍兴突然失守，地方军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军从登陆地到绍兴城，沿途近30公里，竟然无人值守、报告、抵抗？在绍兴军政领导者和警察都驻守在城里的情况下，便衣可任意控制通信、电灯公司，确实令人匪夷所思。当然，后来的传闻更有添油加醋之处，如第八十六军话剧团的筹款演出，被更改为“演戏”；邢震南曾专门询问前线情况、回复平安无事的环节，自然也被传闻忽略。绍兴沦陷之事被演绎为：军政各方在看戏听戏、懵然无知中，日军攻入城中，损失惨重。是可忍孰不可忍，探究绍兴沦陷的真相，明了前线的真实状况，成为国民政府最高层的当务之急。

 

三、 沦陷真相：蒋介石的彻查与严惩

 

        1941年5月16日，时值宁绍战役接近尾声之际，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追问绍兴失陷时真相。”此后，蒋介石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之间电报往来频繁，绍兴沦陷之具体环节与真相，得以慢慢浮现。5月23日，蒋介石命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立即报告绍兴失守实情。此前他了解到的绍兴失守经过为：当夜绍兴正在开娱乐会，敌人便衣队在会场与城中起事，导致官民毫无准备、损失巨大。显然，为筹募军需演话剧与开娱乐会，并不能等同，日军的便衣队也没有在觉民剧场“起事”，但是谣言总是比事实传播得更快。蒋介石笔端显露震怒之意，并要求彻查。顾祝同接到蒋介石的质询电报后，一边令刘建绪和黄绍竑查报，一面派出高级参谋王冠前往绍兴前线秘密调查。6月2日，顾祝同根据王冠的调查，向蒋介石作了“绍兴失陷实际情形”的报告。他指出三点重要内容：第一，4月16日三江口登陆之敌，占领了我方通信机关，胁迫我方情报员照常与绍兴城内通话，使邢震南等误以为日军已经退去。第二，日本便衣队此前利用商人走私，将武器混在商人货物中运入绍兴城内。16日晚9时左右，便衣队占据电话局和电灯公司，照常替各机关部队接线通话，导致机关部队没有察觉。第三，钱塘江南岸右翼指挥官何嶷与绍兴地区专员邢震南，因事变仓促、不及防御，于17日凌晨2时先后离城。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后总结时，顾祝同作为第三战区的军事长官，对守卫绍兴的军事负责人何嶷有偏袒之意，而对绍兴行政长官邢震南指责颇烈：“何嶷担任防线右自曹娥江左迄衙前，长百公里，兵力仅十六师之一营，其余均属地方团队，长期固守，势所难能……邢震南负责守土，平时疏于防范，漫无戒备，以致汉奸密布，占据通信机关尚无察觉，如此玩忽，实属有亏职守。”顾祝同的言下之意是，何嶷掌握的守备力量不足，遇日军来袭，不能守住钱塘江沿线，情有可原。而邢震南疏于防守，使绍兴城内便衣、汉奸充斥，不可原谅。顾祝同对事件的处理建议是，将邢震南立即枪决，何嶷严查法办。顾祝同此时将绍兴失守责任推诿于邢震南，对邢震南的命运产生直接影响。

       6月4日，黄绍竑也向蒋介石汇报绍兴失守经过。作为浙江省政府主席，他阐述了绍兴沦陷时的详细情况，重点如下：第一，绍兴城由警察防护，地方团警训练与装备都较差，不能持久抵抗，遇到变故，也不能有秩序地撤退。第二，因绍兴粮荒，奖励商民从钱塘江北岸杭嘉湖沦陷地区运送粮食至南岸，两岸来往频繁，百密一疏，日军便衣不免有混入绍兴城者。适逢第八十六军话剧团演出，防检有所松懈。日军派出的伪军便衣有两百余人，化装入城，并以大同旅馆和越宫饭店为指挥所。第三，钱塘江南线右翼指挥官何嶷，所指挥者多为地方团警，平时因职权关系，与地方行政方面存在龃龉，甚至不相闻问，以致事变骤起时，消息隔阂。日军绕至三江口以外的其他区域登陆时，守军溃散，未向指挥部报告失陷情形。黄绍竑指出，绍兴的沦陷，军政双方都有责任。不过在字里行间，还是透露出对邢震南的维护之意，如指出绍兴粮荒和第八十六军话剧演出导致汉奸容易混入，何嶷指挥的部队与行政方面沟通机制不畅等。顾祝同和黄绍竑的报告，厘清了绍兴沦陷的一些事实：绍兴城内混入大量便衣的原委；三江口的日军登陆后，胁迫我方情报人员继续照常工作的事实；日军主力逼向绍兴城时，沿途守军溃散且不向上级报告的情况。这些都是绍兴突然沦陷的直接原因。当然，顾祝同和黄绍竑之间对于责任的互相推诿也十分明显，反映了地方军政的各自利益所在。蒋介石接到顾祝同和黄绍竑的报告后，即请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组织评判会，讨论如何惩处与绍兴沦陷相关之主管人员。蒋介石认为，绍兴沦陷，主要是由于党政军人员利用帮会成员走私，而这些帮会成员又被敌伪利用，成为日军的第五纵队，与日军里应外合。从此时蒋对绍兴沦陷原因的判断，可知蒋更倾向于政治方面，而非军事。

      6月10日，黄绍竑接到顾祝同即将对邢震南进行军法审判的通报后，十分生气，立即致电蒋介石，为邢震南辩护，指出绍兴失守，主要是军事方面的责任。他认为，敌寇进犯前，地方团警都已经调由地区军事指挥官何嶷指挥。当日军登陆时，地方团警离防，却没有与行政人员联系，情报不相沟通。而且，邢震南是中央简派人员，是否撤职，不应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决定。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出黄绍竑对顾祝同、何嶷的强烈不满，以及对邢震南的保护。确实，就公而言，邢震南多年来担任台州、绍兴督察专员，是黄绍竑信任的部下。而且，绍兴是浙江省下属的重要城市，黄绍竑作为省政府主席，必须和蒋介石辨明，失守责任主要应由军方承担，而不能由行政方承担；就私而言，邢震南是黄绍竑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学长，抗战爆发后邢震南来浙任职，也是应黄绍竑的邀请。不过，蒋介石也用一系列的反问，十分强硬地回应了黄绍竑的质询。蒋提出：地方行政人员是否有守土之责？是否有与城共存亡之义？邢震南身为专员，平时不加防范，令日方侦探充斥城内，以致失地，此为行政官之罪乎？蒋介石赞成对邢震南进行军法审判。当然，蒋介石对黄绍竑的请求置之不理，并不代表他原谅了军方人员的表现。对于第三战区在宁绍战役中连续失地、军风军纪的情况，蒋介石也非常不满。尤其是当他得知何嶷与日方指派的女间谍有染时，马上令顾祝同将何嶷军法处置，并令顾严查到底。蒋介石获得的报告是，何嶷沉湎酒色，被女汉奸童曼卿所迷惑。童曼卿介绍日军第二十二师团第八十六总队古贺隆一情报部侦察长李景忠，情报员施文进、殷文相等，在何嶷部充任勤务兵及管库军士等，致我军全部军情，早为日军所洞悉。笔者在蒋档中未能找到顾祝同对何嶷、童曼卿一事的回复。不过，在绍兴文史资料中，确有何嶷受童曼卿所惑的说法：1940年10月绍兴第一次被攻占后，虽然日军很快退去，但间谍活动此起彼伏。童曼卿是绍兴平水人，据说此前长年居住在上海，当时回绍兴探亲。她以社会名媛的姿态，周旋于绍兴上层一部分社会人士中，后来和何嶷有所交往。童曼卿的真实身份，是华中特务机关——梅机关派遣来刺探军事情报的女间谍。她从何嶷口中，获知绍兴防务方面的一些情况。如此看来，1941年4月16日至17日，日军一部佯攻三江口，主力则从其他登陆地点绕至绍兴城，一路急行军而未被国军防守部队发觉，又如探囊取物般攻陷绍兴，与童曼卿的军事情报不无关系。

       关于绍兴失守的最终处置，根据何应钦组织的评判会所拟办法，给予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记大过两次的处分，给予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各记一次大过的处分。何嶷被处死，邢震南也于1942年浙赣战役爆发前，被处死在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江西上饶。黄绍竑想保邢震南一命，以辞去浙江省政府主席一职相胁，但没有成功。总之，在蒋介石的强烈干预下，从第三战区到绍兴地方，相关人员都受到了严肃处理。尤其是沦陷前绍兴的三位军政负责人：何嶷、邢震南和邓讱，或先后被处死，或死于沦陷时的混乱环境中，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在绍兴沦陷之前，人们对于邢震南和邓讱的人品能力，并无恶评。他们虽然分别与黄绍竑、刘建绪有私人关系而得到任用，但均能胜任专员和县长之职，政绩良好。绍兴失守，邢震南和邓讱当然有一定责任，不过从更深的层次言，这也是敌强我弱、战事发展的客观结果。到此为止，绍兴沦陷的真相与事后的处置，看似已尘埃落定，但余波和影响并没有结束。首先是黄绍竑对蒋介石的处置不满。他认为政府高层、军方和浙江省的有些人（如CC系）拿“政治不能配合军事”为题，大做文章，一切的军事失败都要地方政府负主要责任。邢震南成为这一舆论的牺牲品。黄绍竑认为，钱塘江南岸右翼指挥官何嶷与邢震南同驻一城，邢震南仅是一名行政督察专员，不负有指挥作战和防守警备的任务。当时有人说：“他在绍兴被占领的上半夜，还在戏园里听戏。”黄绍竑指出，军方尚在那里演戏，行政人员为什么不能去看戏，况且还是募集军费的话剧。1940年初萧山事变以后，当地士绅指责黄绍竑训练的国民抗敌自卫团不能发挥作用，徒然增加地方负担而已。1940年底，国民抗敌自卫团遂由国军接收。1942年，黄绍竑经营的兵工厂也被中央接收，黄绍竑内心自然颇有怨气。此次邢震南获罪，更加剧了他心头的愤懑之情。宁绍战役和浙赣战役后，浙江沦陷县份日益增多，战时浙江省政府可以控制的区域不断缩小，回旋余地也变小，黄绍竑几次辞职均未获准，工作趋于消极。抗战前期浙江省在自卫、政工、宣传等领域的各项开拓性工作，渐成强弩之末。蒋介石对顾祝同、黄绍竑和刘建绪的处置，也并非只给予记过了事。他对顾祝同、黄绍竑均有考虑更换之意。在追查绍兴失守的6月初，蒋即开始谋划闽、浙主席的新人选问题。起初，蒋介石想让闽浙主席对调，即黄绍竑和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对调。6月4日，他分别致电黄绍竑和陈仪，并约黄绍竑谈话。可能这一计划遇到阻碍，7月14日，蒋介石又打电报给顾祝同，请刘建绪到重庆谈话。8月初，蒋介石做出让刘建绪担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决定，陈仪调至重庆，在后方勤务部任职。蒋介石为何将刘建绪调至福建任职？他在日记中未透露原因，很可能与刘建绪无法再在浙江立足有关。刘建绪自1936年与湘军首领何键分道扬镳后，带领三湘子弟兵到浙江参加抗日整训，至1941年已有五个年头。在抗战初期的历次战役中，刘建绪下属的部队不断更换，此时他能得心应手指挥的部队，越来越少。陆承裕、而时任第十集团军副司令的俞济时，为蒋介石的老乡和亲信，兼任浙东海防总指挥。刘建绪可能认为自己留在浙江，并无发展空间，所以愿意调往福建。从1941年8月调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开始，他执掌闽政7年之久。当然，防止高级干部在一地任职时间太长，使其无法发展出根深蒂固之势力，也是蒋用人的一种方式。借东南沿海战役之机会，对闽浙人事重新洗牌，体现了蒋的良苦用心。所以，绍兴沦陷和宁绍战役的发生，也改变了闽浙两省的人事布局。绍兴失守过程中包含的一些关节点，如日军深夜突袭，安插女间谍，便衣与武器混入城中，以获得里应外合之效，我方欣赏话剧、歌舞升平，混乱中县长被枪杀，最高层震怒，绍兴军政负责人均被军法处置等，都有值得探讨和注意之处。对日方而言，攻陷绍兴是首战告捷，奇袭与卧底珠联璧合，这些成绩建立在实力与长期的精心准备上。对我方而言，绍兴失守，人员与财物损失重大、教训惨重，军政双方不警惕、不作为、不配合，使得人们不禁要质疑：绍兴是在前线吗？日方的情报战与卧底术如此高明，我方则如处囚笼、处处陷于被动之中。两相比较，差距甚大。绍兴失守后，军政双方在蒋介石面前互相推诿责任。那么，绍兴失守，究竟是谁之过错？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惩罚看，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到浙江省政府主席、第十集团军司令都被记大过，绍兴地区的军政长官被处死，显然，军队和地方均有责任。军队的责任在于防守不力，与地方行政人员之间窒碍颇多，而地方行政麻痹大意，汉奸便衣充斥而毫无察觉。当然，这些都是绍兴失守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般具象。我们可以尝试从这些具象中，探讨更多问题。抗战爆发已经四年，在战争推演中，军事力量和地方社会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各自均面临着难题和危机。敌我之间的紧张对垒形势，也悄然改变。

 

四、 国军军纪与前线走私

 

       宁绍战役中，国军不仅在绍兴沦陷中表现极差，后来的作战表现也不尽如人意。4月17日晨，左路日军占领绍兴后，于4月20日会同中路日军，攻陷绍兴城西南方向的诸暨县城。23日，右路日军也进入诸暨。三路日军与驻守于此的国军第十集团军，展开了近一个月的作战。同时，日军第五师团在东线沿海地区行动。4月19日拂晓，第五师团下属部队分别在宁波、台州、温州等地登陆。4月20日正午前后，分别占领这些地方，速战速决，将战略物资运走或就地销毁。可见，宁绍战役中，日军势如破竹，国军表现不佳，连续失城失地。国军或是听闻日军将来，即已退出阵地（如绍兴沦陷前），或是且战且退（如后来的诸暨主战场）。所谓反攻，大多是在日军主动撤退之后。如5月16日，日军开始撤退，国军乘势反攻，遂于5月21日克复诸暨。所以，首先需要探讨的是，国军在正面战场上的作战意志和军纪问题。蒋介石在宁绍战役结束后，除追查绍兴沦陷的真相外，最关注的便是第三战区的军纪问题。1941年6月初至7月初，他连续给顾祝同发出数封电报，措辞与语气均极为严厉。如6月3日，蒋在致顾的电报中指出，“第三战区之军风纪可谓扫地殆尽，兄其知之乎？中初以为战败溃乱，一时之现状，故未加深究，不料，至今闽浙各地之国军仍到处扰乱抢劫。其所有行动之恶劣，诚出乎梦想所不及者，此兄平时治军不认真、不严肃，而乃有此不可收拾之一日，未知何以对已死之将士与各地之民众，思之愤愧无地，不知兄果有善后整顿之决心否？”继而在6月26日的电报中，蒋介石对顾祝同身边的幕僚又予以毫不留情的批评：“现任参谋长以中视之，无异于傻子，实为最无能无识之人，而兄始终不能离弃，并不想物色人才，只有嫖赌、酒肉为事的朋友。上下风纪之坏，以三战区而极矣，务望于人事方面彻底改革，否则军事、国事皆将殉于若辈之手矣。”蒋介石的措辞表明他心中极为愤懑，对国军在宁绍战役中的表现和顾祝同的治军能力，非常失望。军纪的恶劣与败坏，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官兵毫无斗志、不战而退，一旦战败，即发生溃乱，甚至到处扰乱、抢劫。第二，地区指挥官由军长直接委派，总司令与长官部没有存案。军队在驻扎地占地为王、独霸一方。第三，官兵平时吃喝嫖赌，鱼肉乡民，任用流氓为侦探，以致敌谍满地。蒋介石重点指出参加宁绍战役的暂十三师、一四八师、七十九师、一九四师有类似问题，要求莫与硕、俞济时尽快查报。其实，这当然不是蒋介石指出的上述几个师的问题，而是抗战中期前线国军存在的普遍问题。莫与硕是八十六军军长，辖十六师、六十七师和蒋介石重点批评的七十九师。宁绍战役开始时，蒋提到的暂十三师，从江西赶来支援，一度也由莫与硕指挥。暂十三师参加了诸暨境内的作战——4月23日的勾嵊山战斗和4月26日的塔子山战斗，是诸暨作战中的主力。从师长史克勤的检讨报告书看，与上述军风纪相关者有以下几点：一是日军事先派遣大批便衣队，深入我军后方破坏、袭扰，我方的情报工作、防间谍工作和地方保甲工作有待改进。二是我军各部队防守成性，缺乏攻击精神、缺乏胆识。三是军纪方面尚称严肃，但部队突围后米粮告罄，沿途居民又因空袭躲避一空，致使有部队擅取民食、擅动民物，以致民怨间传。四是地方政府与保甲人员撤退过早，第一线后方数十里几绝人烟，无法讲求军民合作，战地民众不能协助抬运伤兵、运输粮秣、构筑工事、防间锄奸。师长的报告书，一般而言，总有为自己部队维护之意。所谓防守成性、缺乏攻击，实际上可能是临阵退却，甚至逃离；所谓有部队擅取民食、民物，实际上便是抢掠老百姓财物。所以，蒋介石关于军纪的强烈指责，并非无中生有。

       蒋介石批评的一九四师，正是防守宁波的主力部队。师长陈德法是诸暨人，黄埔一期生。蒋介石在宁波派遣这样一位宁绍籍黄埔学生，正说明宁波港口的重要性，另外宁波奉化也是蒋的故乡所在。1940年7月，日军曾在宁波北边的镇海登陆，遭到一九四师的还击。加上国军十六师赶来增援，日军很快退出镇海。为何此次一九四师无法阻挡敌军的进攻呢？除日军运用更多兵力、空军配合作战外，根据浙东海防总指挥俞济时（驻新昌）的报告，我方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准备不周，高级指挥官在外受训，如一九四师副师长和两位团长在江西上饶受训未返，且有三门迫击炮被征调至浙西。师长陈德法为统筹全防，未到最前线督战。不料通信网被敌机炸断，师长无法有效指挥整场战役。后来陈德法被撤职，转营商业。二是国防工事年久失修，过半坍塌，封锁工事除镇海口外，其余各口都已失效。战事发生时，高级军官在外受训，武器亦被调离，说明我方对战事发生并无预计，处于松懈状态。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在得知宁波等沿海城市沦陷后，曾十分直接地指出：我军在宁波、福州没有太多守备力量，日军过去没有攻占这些城市，是因为兵力不够分配。言下之意是，现在日本想取得这些城市，若派出相应兵力的话，一定是志在必得，而我军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坚定的决心去防卫这些城市。由史克勤和俞济时的报告，结合相关资料，可探知宁绍战役发生时前线国军的一般情形。抗战爆发近4年，宁绍平原作为前线也已有3年多，总体而言，战事较少，且规模较小。1938年后，由于日军往西进攻两湖，往南进攻两广，第三战区所辖的闽浙皖赣数省，战事压力相对较小。经过数年对峙，从防守部队到普通民众，都已呈疲敝之象，可以说陷入战争时期的日常化状态。敌我之间的警戒与界限，因为战事少而趋于松弛、模糊，人员往来、货物走私日益频繁。特别是宁波和绍兴，仅仅在战事发生半年前，敌军已经来袭过一次，宁波未被其攻下，绍兴则被其攻占3天又放弃。防守部队或认为日军并不想真正占领宁绍两地，警觉性下降，战斗力、攻击精神也下降。一般而言，部队在一地驻守过久而不从事作战，必然纪律松懈、伤民扰民。国军在战争中表现出的畏惧、退却，不能坚守阵地，正是长时间不打硬仗的结果。军队的畏缩表现，又使得地方基层政府和普通民众对其无法信任，一闻敌踪便望风而逃，这就加剧了军队作战的困难。如无法征调到从事破路工作与运输粮秣、伤兵的民夫。另外，战事持久，经济困窘，加上货币贬值，前线官兵面临衣食等基本供应问题。黄绍竑在宁绍战役前巡视绍兴，了解到士兵每日除了2两米之外，只是拿开水煮些青菜来伴食，甚至一个月内吃不到肉与油。适值阳春四月，天气很暖和，某团长要求士兵将棉衣脱下，士兵皆怕冷，不肯脱下。可见士兵的营养不够、身体素质较差。平时士兵的生活太苦，等打仗的时候，军官监督不到，老百姓早已逃走，士兵杀几只老百姓饲养的猪，尝尝滋味，成为平常之事。这就是蒋介石批评的士兵在战斗过程中到处扰乱抢劫，但仔细分析，也有其生活上的原因。

       蒋介石严厉指责顾祝同治军不认真、不严肃，希望第三战区彻底整改。顾祝同在战事结束后的6月中旬，即在上饶召开军事检讨会议，参加宁绍战役的师以上部队长到会。顾祝同强调军队纪律的败坏，最令人痛心。他要求各部队从教育训练入手，增强有形无形的战斗力。可是，若外在的政治、经济环境没有改变，增强战斗力，又从何说起。这一军事会议，也仅仅是应付局面而已。半年后，蒋介石考虑将顾祝同调离第三战区，由刘峙担任第三战区长官，不过并无下文。1942年10月，蒋介石对陈诚谈及第三战区和浙江省情况时，表现出对顾祝同和黄绍竑的“极不满”。可见，第三战区在宁绍战役中所反映的军风纪问题，虽然国府上层有改造之心，但战区并无改进之力。因为军风纪问题，与战事迁延、军官士兵的待遇、经济困难，都有相辅相成之关系。也可以说，随着战争的持续，军事实力较量的背后，支持军事的政治与经济问题日益重要。宁绍战役爆发前后，便衣、间谍之所以能充斥后方各地，国军军纪之所以如此败坏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走私问题。浙江省及其临近区域，长期以来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货物往来最为频繁的区域之一。进入20世纪后，沪杭铁路、浙赣铁路、萧甬铁路先后建成通车，加上纵横交错的水道，物资和人员的交流十分通畅。1937年底，因杭嘉湖沦陷，钱塘江两岸分别成为沦陷区和国统区，联系被完全切断。宁绍地区不能获得杭嘉湖地区的粮食、上海的工业产品，杭嘉湖地区不能获得宁绍平原的棉麻、食盐，但是客观需求依然旺盛，于是地下贸易逐渐滋长。民以食为天，当时商人走私的最重要的物资便是粮食。绍兴原为缺粮地区，浙西沦陷后，商人利用帮会势力获得武力保护，从沦陷区运入粮食。1940年10月，日军入侵绍兴，虽然很快退出，但日方特务机构加紧了收买帮会分子和地痞流氓充当密探的步伐。绍兴沦陷前有200多名便衣混进城内，自然非一日之功。当然，不仅在绍兴，整个第三战区，乃至整个战时中国，走私盛行。蒋介石在宁绍战役结束后，致电顾祝同：听闻第三战区的部队官佐与地方官吏都经营商业、竞相逐利；金华与鹰潭各地公开嫖赌、无人过问；上饶则西装店、茶馆店林立。“如此奢侈贪惰之风纪不能整顿，走私业商之恶习不能杜绝，则兄在前方并无抗战，乃诱敌深入也。”何应钦也在惩处宁绍战役各级军政官员时，痛心地指出：“战争愈久，国内各阶层经济之困难愈增……演成官吏走私舞弊，奸商囤积居奇，遂致政治日趋污浊，经济日益紊乱，而军事亦遂受其影响。”蒋介石和何应钦作为抗战领导层，强调战时为国牺牲、严格遵守军纪，所言不无道理。但是，地方有地方的困难、需求和利益，部队走私业商，有其特定的背景与缘由。就像蒋介石提到的金华，抗战爆发后确实更为繁华，这是由其浙江战时省会的地位和位于浙赣交通线上的地理优势决定的。1937年底至宁绍战役前，日军进攻止于钱塘江一线，浙江的两个大港口宁波和温州，依然在我方手中。后方所需的民生物资，尤其是纱布与医药器材，均要从上海进口。因而富阳的场口，钱江南岸的萧山、绍兴，成为重要市场，而以金华为集散地。1938年8月，浙江省政府民政厅长阮毅成乘火车从武汉到金华任职，发现金华站外灯火辉煌，摊贩满地，人声喧哗。他一眼发现了西泠饭店的招牌，于是跟着举招牌的茶房去住宿。原来，杭州逃难到金华的人很多，一些店名借用杭州店名，以慰乡情。金华交通便利，抗战时期又是浙江省的大后方，它的繁荣和兴盛，乃在情理之中。而驻扎于金华附近的部队走私业商、生活腐化，也成为难以避免之事。从第三战区实际的战斗和生活情形言，两军长期对垒，形成疲沓之势，甚至达成一定默契。漫长战线逐渐开放了一些口子，一些市镇和秘密交通线兴起，供商人与货物往来，两方“彼此”心照不宣，各取所需。各个防守部队在前线设有指挥所，表面是指挥作战，其实是指挥走私。抗日的战斗气氛，遂被时间和经济利益逐渐消磨掉。宁绍战役发生时国军的节节败退、蒋介石批评的军纪问题，绍兴城里的便衣和女间谍，绍兴专员和国军第八十六军话剧团的缺乏警惕，又有哪一项不与战争迁延持久后紧张气氛的消失有关？所以，蒋介石对于宁绍战役中国军队失败的容忍度很低，而地方人士长久浸润于此种环境，对国军与地方政府的表现，早有预见。第三战区被当地人称为“商战区”，即是真切反映。三战区和商战区，有谐音之效，令人感慨。

       宁绍战役之始，绍兴城突然沦陷，军政两方的表现备受诟病，引起最高层的震怒与批评。虽然绍兴城军政负责人受到军法处置，但国军长期驻守一地产生的军纪问题、走私问题，随着通货膨胀、物资缺乏的加剧，成为抗战中后期日益严重的问题，而且在各个战场普遍存在。国民政府高层知悉原因所在，也限令地方彻底整改，并调换主政人员，试图予以改进，但成效甚微。随着时间的推移，抗战前线，从两军紧张对垒、飞鸟难以逾越，到人员与货物的频繁往来，前线的含义，正变得越来越日常化。绍兴轻易失守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正是前线日常化的生动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