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4期，注释从略
近年来，学界对抗战大后方的研究成绩斐然，不过对大后方的民众教育馆（以下简称民教馆）尤其是民教馆在民众动员与训练方面的作为，至今仍少关注。民教馆始建于1928年，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各地推行的社会教育中心机构，同时也是综合性社教机构，“举凡生计教育，文字教育，公民教育，卫生教育，休闲教育都包括在内”，以基层社会失学成年民众为主要施教对象。七七事变后，政府为了增强抗战力量、强化社会控制，赋予民教馆训练民众、动员民众之重大使命,要求馆内一切设施均以抗战为中心，民教工作人员深入社会，动员民众，加强抗战力量。本文以大后方核心地区的四川省和重庆市为中心，探讨民教馆在抗战期间开展民众动员与训练的实际情形。
抗战前，国民政府已认识到四川、重庆等大后方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移驻重庆办公，后又定重庆为陪都，四川、重庆由西南边地变为国民政府的核心区域，成为中国抗战的输血管和民族复兴根据地，在中国政治版图中的意义不言而喻。时值抗战之际，社会教育界普遍感到民众动员的急迫性。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江问渔等人向最高当局陈述“抗战必得广大社会来支持，民众必须动员”的主张。在教育界、知识界人士的建议下，1939年4月，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三次常务会议决议，要求动员全国知识分子投身民众教育，扫除文盲，普及民族意识，增强民众对抗战建国的认识与参与。在不少政、学两界人士看来，民教馆理应较战前发挥更大的作用。时任教育部社教司司长的陈礼江认为，民教馆“既为一区一县的民教事业和工作的中心机关，改进充实，更觉必要”。四川省政府也意识到，“民众教育馆为实施社会教育之中心机关，举凡启迪民众知能，提高文化水准，激发民族意识、国家观念，以促成抗建大业，均以民教馆为依归”。抗战前，四川省“社教设施，甚为贫乏”。全面抗战后，随着政府机关及文教机构纷纷内迁，四川等大后方地区的民教馆增设渐多。1937年秋，梁漱溟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大部分人员和物资设备迁到南充，组建四川省立民教馆，并于次年1月正式开馆。首任馆长黄庆，馆员20余人，馆内设研究辅导部、教研部、总务部、艺术部、文娱部等，附设电影放映队等机构。1939年，重庆市升格为直辖市后，市政府于当年7月在原市立民教馆的基础上重新开馆，以高鸿缙为馆长。馆内设总务、教导、艺术、生计等四部，办有《民教导报》《市民周刊》两种馆刊。这一时期大后方不仅建立了一些省（直辖市）立民教馆，自1938年国民参政会通过《各级教育实施方案》，明定各县应设一民教馆后，大后方建立的县（普通市）立民教馆更是不胜枚举。据1939年度四川省教育厅的统计，川渝地区的民教馆数已达160所。截至1940年8月，据重庆国民政府控制区域16个省市的报告，大后方的民教馆“不特没有减少，反而在继续不断的增加。例如湖南省原只有三十所，现已增至六十二所，西康省只有二所，已增至三十所，陕西省只有二十六所，已增至四十所，甘肃省只有十二所，已增至五十八所，贵州省只有二十一所，已增至八十五所，由此观之，便可窥见各省民众教育馆增加的一斑”。至于战区各省，原设之民教馆或毁于战火，或陷入敌手，然迁至战区后方各县恢复工作的也不在少数。因此，1939年9月教育部通电各省市：“凡在战区或接近战区各省市，应尽量设法恢复（民教馆），其在后方者，尤应尽量增设，以应时代之需要。”
根据1939年4月教育部颁布的《民众教育馆规程》，每一行政督察专员区应设省立民教馆一所，行政院直辖市及普通市应设市立民教馆一所，各县至少应设县立民教馆一所。从施教内容来说，省立与县立民教馆之间并无显著差异，不过省立民教馆居于业务指导地位，其施教活动尤其是附设的乡村实验区是各县实施民众教育的示范。就隶属关系而言，省立民教馆归省政府管辖，其馆长由教育厅遴选，省政府会议核定；行政院直辖市及普通市立民教馆归市政府管辖，其馆长由市教育行政机关遴选，市政府核准；县立民教馆归县政府管辖，其馆长由县教育行政机关遴选，呈报省教育厅核准。
民教馆本是地方上的社教实施机构，但是在对社教非常迫切的抗战时期，为了发挥示范和引导作用，教育部在重庆设立了部属民教馆，作为业务指导及实验基地。1942年11月，教育部于重庆设立国立中央民教馆，以马宗荣为馆长。馆设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共五个组，分别办理各种民众教育教材、教具的编制及一般事务工作，是民众教育的最高研究和实验机构。在国立中央民教馆成立之前，教育部已于1940年在重庆青木关成立了一所附属民教馆，由谢光迁任馆长。次年1月，该馆改称“青木关实验民众教育馆”，以巴县、璧山两县所属青木关乡的17保为基本施教区，第三行政督察区所辖11县为辅导区；4月又更名为“教育部附属青木关民众教育馆”。其组织按照省立民教馆之规程办理，内设总务、教导、生计、艺术、健康、研究辅导等六部，工作偏重社教实验。经1939年1月教育部召集的“社会教育讨论会”和3月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中国的社教制度系统已略具雏形。民众学校在社教系统中的地位有所上升，不过民教馆仍为实施社教之主要机关。各级民教馆隶属于不同层级的行政机关而呈现出由高到低的结构层次，且它们彼此分工不同。国立中央民教馆的任务不在于具体施行民众教育，而在于“辅导各省市民众教育事业”，向各省民教机构“供应各种民众教育教材”；省立及直辖市立民教馆的主要任务是辅导县立及普通市立民教馆的业务，同时也须在其施教区、实验区开展民众教育；处于基层的县立及普通市立民教馆，虽然肩负辅导本县（市）其他社教机关及中小学兼办民众教育之任务，然其主要职责在于具体实施各种民众教育活动。诚然，就民教馆的施教任务而言，抗战前，面对日本侵华而引发的“国难”处境，政府已把公民训练作为民教馆的首要工作。不过由于民教馆是综合性的社教机构，此特性也造成“事业之设施，简直千头万绪”的通病，成为时人眼中“大多无成绩足言”的重要原因。陈礼江曾坦率地说：“要民众教育馆把民众教育所包括的内容，一一见诸实施，亦属势不可能。”为此，1939年11月，四川省政府规定了抗战时期民教馆的中心工作，即举行抗敌宣传、实施民众训练和发动后方服务，要求民教馆的“一切活动，均以激发民众抗敌情绪，培养民众抗敌力量，发挥战时服务精神为目标”，“各民教馆原有工作，限于人力、财力事实上难见成效之活动，或与抗战工作不能发生积极效用之活动，均得暂时缩减或停止，以便集中人力、财力，实施抗战时期之中心工作”。在此前后，一些民教馆也已注意工作的改进。如1938年9月成都市立民教馆的民众教育计划，除继续对不识字或程度较低的民众进行补习教育外，其他均围绕抗战宣传动员这个中心而展开。四川彭水县民教馆1941年的每月中心工作均是借助某些节日、纪念日或纪念周开展的抗战宣传。大致说来，战时民教馆的工作目标和施教内容，已注重救亡图存的宣传与民众动员工作。民教馆的常规工作也显示出与救亡图存动员相联系的特点。民教馆毕竟是“集中各种教育设置，运用各种教育方法，实现和达到民众所需要的各种教育的机关”，抗战期间，语文教育和生计教育等依然是其常规工作内容，这是动员民众起来救国的基础和前提。战时的识字扫盲抑或生计指导等，更求速效，“与平时稍有差异”，而且都要基于“抗战知识之灌输，民族意识之发扬”，“增强民众之抗战力量”的施教要旨。陈礼江指出：“今天的民众识字教育，当然与抗战建国必然取得密切的联系，故今天我们从事于肃清文盲，必然不仅是一种单纯的识字教育，而是一种寓教民抗战、教民建国的生活教育于识字之中的教育。”需要指出的是，国民党实施训政以后，对基层民众的动员与训练原是国民党基层党部的职责。不过，由于各地党部软弱无力，实际发挥的作用有限。在这样的情势下，1939年10月15日，蒋介石致电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四川省政府秘书长贺国光，明确指示：“民众组训应绝对统一于各级地方政府，而由各级党部协助政府负责发动民众，促其实现，不得把持包揽，乃至发包而不办之讥为要。”次日，蒋介石在四川省党部“总理纪念周”集会上再次强调对民众的“训练与宣传，应以教育机关为中心”。由此，以民教馆为中心的社教机构在抗战时承担了相当一部分的民众动员与训练的责任。
与过去的民众教育相比，战时民众教育的目的更侧重于“唤起民族意识，以复兴中国民族”，而这恰与蒋介石推动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理念基本契合。国民精神总动员是蒋介石基于对抗战的认识和对精神的重视而发动的。1939年3月12日，蒋介石通电全国宣布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简言之，就是要树立救国道德，确立建国信仰。其主要目标是实现国民精神、意志的集中，改造不良的思想与行为习俗，完成抗战建国的使命。国民精神总动员虽然有加强对全国控制特别是针对中共的一面，但是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结合社会习俗改良的传统道德宣传，对于构筑民族精神堡垒、焕发国民抗战精神应该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蒋介石看来，国人精神萎靡不振，是妨碍其成为现代国民、担负抗战建国大任的关键。他于1934年在南昌发动的以“礼义廉耻”为核心理念的新生活运动即是此种思想的产物。从目标、理念看，新生活运动实已开启国民精神动员之先河。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继续推行新生活运动，抗战后期蒋介石手令以新生活运动为实施社会教育及改良风俗之准则后更是如此。卢沟桥事变不久，1937年7月18日，蒋在主持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学员结业典礼时认为，建国必须恢复民族自信力，而“推行新生活运动之主要目的，在转移风气，发展德行，扫除社会上腐败的恶习”，“以礼义廉耻的规律，行之于日常生活之中”，认为这“是一种精神革新的运动”，因为“我们民族精神，丧失已久”，“唯有推行新生活运动，恢复我们民族固有德行，改革习惯，风动社会，才能振作积极的精神”。并强调“建国的原动力没有别的，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德行。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八德，而尤以仁爱为中心”。实际上，这是要把“振作国民的道德精神”，以“礼义廉耻”为训条“贯彻于每一国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由此可见，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宗旨都在于“改造国民”“复兴民族”“恢复固有精神”，兼及强化政府的统治“权威”，而新生活运动可以说是国民精神动员的“入手方法”。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组织实施，虽然国民党中央规定“各级党部应为倡导实施之主体”，然因基层党部涣散之积弊，因此实际上无论是省（直辖市）还是县（普通市）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都是由政府主导的。蒋介石指示：“教育界人士应以身作则，担负实施精神总动员的责任。”他认为，“现在我们要起衰振弱，扶危救亡”，就要“藉教育的力量，达到救国的目的”。而“救国教育”的特质在于，建立国民的“共同的信仰”，从而“产生凝结磅礴的建国救国的伟大力量”。在此背景下，四川省政府把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作为社教机关的中心工作之一，民教馆由此在其中扮演了协助政府宣传抗战、动员民众的角色。
重庆市立民教馆则采用编撰宣传手册、《市民周报》、设立“人范室”等形式进行民族精神、传统道德的宣扬。1941年春，该馆出版《治家格言》《工友读本》《战时常识》等宣传手册，广为赠送。同年11月起，重庆市立民教馆编辑、发行《市民周报》，以抗战知识为中心内容。该报获市社会局批准，由社会局训令各同业公会转饬所属商号订阅并刊登广告。次年初，重庆市立民教馆请警察局出面通令各保，每保需订阅1份《市民周报》。由此,《市民周报》获得了较为稳定的订户和一定的广告收入，也扩大了社会影响。该馆还设立“人范室”，根据我国传统的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蒋介石倡导的四维——“礼义廉耻”以及“智仁勇信严”五种武德等的含义，搜集历史材料，编辑并绘制各种历代道德典范的图像并配以说明，以供民众随时参观阅览，冀图产生潜移默化的宣传效果。对于教育部编选的以“发展民族意识、培养国民道德、灌输科学常识、增进实用知能”为宗旨的民众读物，大后方民教馆负有购置与代销之责。1939年秋，教育部编辑、选印了一批经过创作或审查、整理的课本、小说、故事、歌词、连环画等民众读物。民众课本侧重“养成良好习惯，培养善良德行”；民众小说注重“激发民族意识，补充公民常识，以及激励志气”；民众故事记载“古今人物中有合于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及同情、革命、创造、侠烈、牺牲等可歌可泣之事实，以及各界成功人物、奋斗之经过”；民众歌词含有“培养性情、鼓励志气、激发同情、发扬民族精神以及提高欣赏能力之意义”；连环图画亦含有“良好意义之故事”。从四川省第三区各县立民教馆办理民众读物推行及搜集暂行办法看，部刊民众读物，各馆可索赠3份，陈列展览，供民众阅读；其他经教育部编审或推荐的民众读物，民教馆应设法购置陈列；民教馆负代销和向书店、书贩接洽代销事宜之责。在巡回施教过程中，各馆积极发行教育部编写或地方政府所编各种民众读物。由于战时新出土文物的保管比较困难，重庆市立民教馆还承担文物保管之责，并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举办文物、民俗、抗战实物展览，借助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政治元素来实施民族精神的宣传。1941年春，该馆“为提倡本国固有文化”，决定利用馆内藏品及向社会征集、借用藏品举办“陪都古物展览会”。5月，该馆将馆藏及征集到的古代陶器、铜器、玉器、瓷器、字画等2000余件文物举行公开展览。1944年12月24日至26日，借“民族复兴节”，该馆又与“说文社”合办“古今货币展览会”，展出各收藏家收集的从殷商时期至现代的货币达万件之多。借助“民族复兴节”举办展览，似可“一举两得”，一方面强化普通民众对中国历史的记忆，阐释民族精神的政治话语；另一方面也透过此节的内涵来建构蒋介石的领袖形象和政治权威。
施行民众组织训练也是国民精神总动员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实质就是要把民众组织起来，形成高度集中的意志。1938年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国民党中央设立训练委员会，并在该委员会下成立训练团，专责训练事务。不过受训的是党政及专业干部，针对基层民众的组织训练主要由社教机构承担。四川省政府将指导民众、组织民众团体，如在乡军人会、长老会、妇女会、壮丁队、少年团、儿童团等作为各县市民教馆的标准工作之一。1938年11月以后，四川省立南充民教馆在南充乡村实验区陆续组织乡村青年服务团、乡村妇女会、乡村少年团等基层民众组织，“藉之以推动社会、组织乡村”。教育部青木关实验民教馆从1941年4月起，协助青木关各业组织同业公会。该馆意识到，“欲从事民众组织，自以先就商业的同业公会，或劳工的工会着手，较为便利”。于是，该馆首先协助青木关各业组织同业公会，“使青木关每个职业团体，成为有组织的团体，进而使青木关整个社会成为有组织的社会”。该馆陆续发起成立服装业同业公会、饮食店业同业公会、力行业职业工会等青木关各业组织，成立各业工友训练班，召集各业业主座谈会。同业公会或职业工会的组建，“奠定了各业组织的基础”，使民教馆“与各商店和劳工的关系，由疏远而接近，以至于达到亲密的程度，取得领导的地位”。
抗战后期，教育部明确把实施新生活运动作为社教机关的中心工作之一，提出开展播音、壁报、通俗讲演、民众卫生指导、乡村劳动服务等项目，以推进新生活运动。事实上，在1939年秋，四川省政府已要求各民教馆注意指导民众日常生活，对民众进行卫生指导、健康教育，提倡戒除不良嗜好，为民众提供一些日常生活服务，如问字代笔、义务诊疗、小本贷款，引导民众关注社会公益，如修筑道路、疏浚河道、协助政府维持社会治安等。这些工作，有的看似与新生活运动无关，如小本贷款，但是如若民众生计无着落，极可能染上赌博等不良嗜好；修筑道路、疏浚河道，可以为民众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总之它们都是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改造，最终服务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目标。当然，作为政府主导的社教机构，大后方的民教馆在协助政府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中，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如成都市民教馆编印的民众《国语课本》中有《孙中山》《我们的领袖》两课，课文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救中国”“救老百姓的好方法”；说蒋介石“历年不辞劳苦，从事民族复兴工作，提倡新生活运动，转移风气，救国救民，实是我国现今唯一领袖”，要求民众“接受他的教训，完成当人的基本，自救救国，并拥护他替国家民族找出路”。《国语课本》运用通俗的语言，把民族复兴、新生活运动与三民主义三者进行关联，课本的表述符合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解读。蒋曾指出：“三民主义是什么？在伦理和政治方面讲，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来做基础”；又说：“现在我们要恢复民族精神，要中国的国家民族复兴，就先要恢复中国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民族道德。”依此思想逻辑，中国传统伦理蕴含了三民主义基本精神，恢复传统伦理，即是实现三民主义。《国语课本》还试图借助对孙中山崇拜、特别是对蒋介石领袖地位的书写，以凝聚民心、强化政治认同。1943年10月，教育部借颁布民教馆每月中心工作实施要点，将民众教育目标与国民党党员守则联系起来，规定“各馆每月中心工作应以党员守则十二条为施教目标”，“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十二条，不仅为全党党员所应恪守，即全国各地民众亦均应奉为立身处世之圭臬”。可见，抗战时期尤其1943年前后，随着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强化，民教馆的民众教育较多地参杂了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内容。
评价大后方民教馆的工作成效，最有说服力的自然是受教民众的反应。不过，当时受教育程度很低的民众基本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我们现在很难寻觅到真正来自受教对象的“声音”。从笔者搜集的有关资料看，对于大后方民教馆的工作成效，存在两种明显不同的看法。一种主要来自民教馆的自评。如四川省永川县民教馆1941年的工作报告称，该馆组织的抗敌宣传团，“每日在城内外通衢要道张贴标语及漫画，并将印就的书报及特刊分发各民众阅读，又公演话剧一次，每日在茶社等处表演金钱板、抗敌歌曲等，颇为民众所欢迎”，“民众抗敌情绪颇为高涨，捐献军粮亦相当踊跃”。馆长周敬承因“对于抗战宣传，异常热心，随时采集各种抗战材料，编为金钱板，印发民众，文字通俗，立意警辟，常亲自向大众指教歌唱”而为官方所嘉奖表彰。教育部青木关实验民教馆报告称，该馆于1941年举办的“时事讲演很能发生效力”，关于抗战建国的大型宣传画也吸引了民众注意；在青木关镇开展的民众组训工作，“推行颇称顺利”，各业的卫生环境有很大改观，经商道德亦大为改良。这些都说明民教馆的教育活动为战时民众动员与训练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另一种评价主要来自社会舆论，对于民教馆的工作成效多注意其负面。时人认为，民教馆“少有教育意义”“工作太散漫”“事业无中心”“施教区域太大”“未能真到民间去”等。民教馆给人们的印象大致有二：其一，“只知办馆，不知办事”；其二，“只重形式不图实际”。它似成“扶不起的阿斗”，甚或有人主张根本废除之。1943年6月，教育部的训令也基本同意一般社会舆论的说法：“民众教育馆工作大纲颁行以来，已历三年”，“成绩显著者，寥寥无几，多数仅略有设施，难言实效”。面对各种责难批评，陈礼江着重分析了民教馆工作成效不佳的原因。他指出，作为“新创的机关”，民教馆所办又是“新兴的事业，其困难可知，况民众教育的范围异常广泛，实施的对象至为复杂，关涉的方面至为众多，更使民众教育馆实际工作人员不知从何处做起”，“加之从事民众教育馆的人员，很少会受过专业的训练，对于应具备的信念、学识和技能，更是贫乏异常”。应该说，陈礼江对民教馆的观察不无道理。民教馆举办的活动确实过于庞杂，难免顾此失彼。如江津县立民教馆承县政府之命办理《津报》（三日刊四版），然该馆职员仅6人，常年经费为3444元，人力和财力均不足以支撑办报。教育部社教司据此致函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要求其转饬该县“重行切实规划”。事实上，民教馆工作庞杂的现象，战前就已存在。抗战初四川省政府虽确定了民教馆的中心工作，但是教育部出于改进民教馆工作的用意而颁发的《民众教育馆工作大纲》《民众教育馆工作实施法》依旧将多种事务交给民教馆，客观上造成其工作内容过于广泛、绩效低下的问题。民教馆的数量之所以增长很快，得力于政府的强力推广，然而政府给予民教馆的工作任务又使之陷入“应该做的事情多到不可胜数”的尴尬境地。其时，以陈礼江为代表的主持政府社教的人士都是民众教育家，他们固然希望民教馆的工作能量力而行、因地制宜，然而相关法规在某种程度上却成了捆住民教馆手脚的“绳索”，这或许也是他们始料所不及的。
此外，民教馆还存在部分人员素质较差的问题。时人认为，民教馆职员既有“不乏努力者，日夜不息，犹觉不足，成绩亦斐然可观”，也有人“工作懈怠无所事事，或徒自粉饰门面，虽五花八门，而显见效能之低落”。四川省第八区督学1944年对黔江县民教馆视察的报告称，该馆“馆务废弛，俨如冷庙”，馆长陶濬“工作过分敷衍”，甚至“涉嫌贪污”。这种情况并非个别。由于民教馆部分人员无能力、不努力甚至不正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的成效。经费的不足也是影响民教馆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重庆市立民教馆就感到“人员既有限额，经费预算尤感紧窄”，影响其工作的开展。四川各县民教馆“馆长月薪，多不过四十元，少仅及二十元，馆员则多不过二十元，少不及十元，待遇如此菲薄，人才自难罗致”。民教馆本属社会式的社教机构，施教形式应该是活动的、深入基层的，然而实际上“守住一所破烂的馆舍，只办馆，少办民众的教育”的民教馆不在少数。陈礼江对影响民教馆工作成效的原因作过归纳：“民众教育馆的成败得失，和制度固有关系，但其主体则在工作人员，故慎选人员，乃是整顿及振发民众教育馆的唯一出路。”陈氏已经注意到其中的“制度”因素，但其所谓“制度”更多地指向具体的规章制度。实际上还涉及更为根本的治理制度问题。这一点从其提到的“慎选人员”的实态分析中可见一斑。1945年四川省大足县民教馆馆长的任命即为一例。是年2月，大足县民教馆馆长潘兴让辞职，大足县民郑庸等人“闻大足县政府有保委姚汝霖接长之说”，遂联名向省教育厅呈文，指出姚的学历不合规定，“学识谫陋，经验浅薄”，要求停委姚接任馆长。然而，县政府仍然决定由姚暂代馆长一职。由是，5月大足县民黄树芳、陆荣森再向省教育厅呈文，指出姚不仅资历过低，且为人“善于媚上”，更有生活作风问题，“恳予严令撤换”。这时，省政府只好表态，训令县政府另择他人。8月，县政府重新在三位候选人中选定韦俊明接任馆长，这场风波才尘埃落定。事实上，此前教育部致四川省政府教育厅的公文曾指出：“（四川省）各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多未受专业训练，而馆员之资历更低。”换言之，当时四川各县民教馆职员的学历、经验不符合任职条件的不在少数。至于姚汝霖是否还存在其他被检举的“问题”也并不重要，关键是他显然是官方已经属意的人选，但似乎缺乏“民意”，由此引发了一场耗时数月的“民”与“官”的“争斗”。这场政治博弈所隐藏着的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关系纠葛，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更为根本的政治制度问题。
尽管存在着种种问题，但社会精英和政府对民教馆仍然寄寓很大的期望，并为此而孜孜不辍。陈礼江指出：“民众教育馆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一种新的教育事业，它的历史虽极短浅”，“它的成就，在整个教育史上却不能不算是比较卓异”，不过，“民众教育馆并不是万能的机关，同时社会之大，以我们这一点人力及经费，实在亦万能不了”。鉴于此，民教馆的各项设施“须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制宜”；内部组织“在经费不甚充足的县市立民众教育馆，不必四组全设”，“就设教导一组亦未尝不可，切忌因组织而妨碍事业的发展”。抗战军兴，教育部一方面颁发《民众教育馆工作大纲》《民众教育馆每月中心工作实施要点表》等法规，意图规范民教馆的工作，增加其效率；另一方面，在重庆举办民教馆馆长训练班，分期抽调各省民教馆馆长，施以两月之训练，还训令各省举办民教馆工作人员训练班，“分期抽调各馆主任、干事，一律受训”。《政府希望民教馆有助于国民精神总动员、增强抗战建国力量以及协助政府强化社会控制的意图是很明显的。与民教馆同时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官方或非官方民众教育组织还有一些。如教育部组织的社会教育工作团、民众教育巡回施教车、巡回戏剧教育队、实验巡回歌咏团等，这些组织尽管也取得不菲的成绩，但均属临时性社教机构；也有如晏阳初、吴太仁等知识精英开展的体制外民众教育，但也由于缺乏制度上的稳定支持，很难大范围地实施乡村建设进而改造国家；卢作孚在北碚举办的民众教育，随着北碚由一个乡村实验区过渡到在组织和职权方面与县政府相同的正式行政区，北碚的民众教育事实上已经纳入政府的社教体系中。
需要注意的是，包括民教馆在内的这些民众教育组织在国民精神总动员中的作为，都是具体而微的实际工作，然而，只要这些工作有利于抗战，不论取得的成效有多大，都应该得到肯定。因此，尽管四川、重庆等大后方民教馆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它们与其他各种民众教育组织为激发民族精神、实现抗战建国所做的工作共同形成了一股民众抗战力量，值得我们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