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道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4期，注释从略
密县，今河南新密。抗战前期，和郑州、荥阳、新郑等同属河南第一行政区。1938年中共在第一行政区设立地委，地委所在地不在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郑州，而是设在密县，因而密县一时间成为中共河南党的中心之一。这样的局面，到1939年8月戛然而止，因中共密县地委遭到破坏。一年之后，中共密县地委的报告谈到被破坏的细节：1939年8月2日，地委一个交通员从省委担书到密县，行至密县四区，被当地几个小学教员发现。教员想买书，交通员声称是给新四军担的，不卖。四区区长听说后，拘押审问交通员，交通员坚称受雇于新四军，并拿出新四军所开路条及脚夫条子作证。区长将交通员押往县府。交通员在密县城关遇见中共密县县委书记王东旭，王告诉他：不要紧，共产党今天并不违法，到县府后你就说给某某人担的。这样，交通员在区署和县里供词不一，让人有文章可做，县府大肆逼供。随后，交通员供出县委组织部长，后者在严刑之下叛变，破坏蔓延到全县，总计被捕20余人。密县地委被破获，形势陡然逆转，抗战前期一直在河南居于发展前列的中共密县党由此一蹶不振。密县党的起落，既是当时国共关系演变的产物，又有时、地、人多种因素的机缘。所谓时，密县党的成长，离不开统一战线这样一个大环境，而其遭遇挫折，也源于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转向，是统一战线下中国政治所呈现的张力的具体体现。所谓地，密县地处河南，国民党中央对其的控制始终若即若离，地方力量有较为充分的运作空间；战争爆发后，又处于对日抵抗的前线，为中共利用抗日统一战线谋求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可能，这实际也是河南多地共产党发展的共同道路。所谓人，密县中共组织的发展，和当地的国民党党部主事者有着直接关系，县党部书记长樊百全在其中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而这又是观察国民党特别是具体的国民党员的理念与实际运作的一个切入点。密县，可谓抗战时期统一战线政策下中共生存之路的一个观察站。如果不纯以统一战线作为观察对象，从抗战爆发前后的密县故事中还可以发现结构性裂缝和人情政治两大特征。民初中国，帝制崩溃、儒教瓦解，维系中国国族认同的两根最重要支柱断裂，这种分崩离析的漂移局面既是政治权力分化的结果，也是文化中国崩解后的代价。崩解的局面及随后国民党主导的有限度的修复，留下了政治、社会、文化多方面的结构性裂缝，地居中原的河南，恰处以东南为中心的南京中央板块和散处华北、西北、西南的地方割据板块的结合点上，裂缝和对接在这里均有明显的体现。文化中国的崩解带来的另一个现象就是人情政治的肆虐。一般人都接受中国存在人情社会的说法，汤姆士•詹森认为中国社会中，“平民（及不少精英）总是更加忠诚于那些本地化的共同体和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亲属关系，但这些低层忠诚之所系也包括乡村、市场体系、宗教教派、秘密社会以及自卫组织”。帝制中国，由于皇帝效忠和儒学修身两个坐标的存在，人情这种次一级的忠诚还能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在民国时代，前述两个坐标同时失效，人情成为失范状态下政治、社会活动最重要的润滑剂，渗透到社会政治的各个角落，即便像樊百全、中共这样怀抱理念的政治力量，他们在密县的活动，也不难看到人情政治的影子。人情范导下，密县乃至当时的整个中国，都充满着暧昧的色彩。
一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密县，樊百全可以说家喻户晓，讲述抗战前后的密县故事，不能不从樊百全讲起。民国时代，自治运动不绝如缕。自治运动既是近代以来民主宪政潮流的衍生品，又是中央和地方关系演变的产物。作为中央板块和地方板块交错的地区，民国时期的河南既不像中央板块那样形成相对稳固的控制，也不像地方板块那样游离于中央权威之外，和中央若即若离的关系，使这里成为自治运动的高发地，别廷芳的宛西自治延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地域之广均独占鳌头。河南独特的地缘关系，造就了像别廷芳这样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地方强人，也使樊百全这样的小地域强人可以在不那么引人注目的环境中游刃有余。
樊百全（1897—1960），地主家庭出身，幼时家中“约有旱地二百八十亩”，县立师范毕业。1923年只身赴上海求学，他回忆，到上海后，“窄小的宿舍里，仅住我们三人，一为吴江县人张咸，彼自称是共产党员；另一为张民生，彼自称是国民党员”。一个房间，就聚集了两个后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政党的党员，这正是此时上海的缩影。樊百全在这里阅读了《民国日报》《民国旬刊》等报刊杂志，开始接触新思想。尽管在上海仅仅80多天，但上海之行打开了他的眼界，而一个到过上海的青年人，在内地的密县，如果善加利用，本身也未尝不是活动的资本。从上海回来后，带着外面世界的刺激，樊百全开始从事社会活动，首选是兴办教育。他和同为密县人的张书印一起创办平民教育，“奋斗一年，平民学生毕业者有三百人之多，初小学生受教者约二百人”。由于遭到当地士绅的反对，教育梦没能继续下去。樊百全开始转向政治运动，按他自己的叙述：“1926年农历1月组建密县青年学社，1927年4月加入国民党，1927年8月，到豫、陕、甘农村组织训练班受训，因‘赤化’嫌疑险遭禁闭，翌年春训练结束后，任密县新农村指导员。”1928年春樊百全任密县新农村指导员时，国民党已经在南京、武汉相继分共，民众运动受到抑制，但是，时任国民党密县党部书记长的张书印和樊百全却在这里展开社会运动，放足、剪辫子、扒神像，“樊铁面无私，亲戚家有人缠足，同样处理，罚款加倍”。时人回忆：“那几年三天两头，总有一起到两起，成千上万人的队伍，由全县各区、乡农协干部领着，给土豪劣绅戴上高帽，绳捆索绑，打着旗帜，敲锣打鼓，押着土劣，高呼口号，声势浩大地进到城来，不是游行示众，就是送县法办。”这样的场面，显现出1927年前国共开展国民革命时民众运动的影子，这在南京政权牢固控制下的江南地区多少有些难以想象。密县地处平汉线周边，国民革命时期即受到较大影响，1926年中共报告介绍这里的农会发展状况：“该县邻近荥阳，过去在荥工作同志，就往该县各村，作过宣传，并送宣传品。在后该县高角地方，有一位小学教员，很能与我们接近，我们就介绍他加入国民党，遂由他负责工作，曾有一区二十村之组织。政变后，仍在秘密进行中，现据报告，该县已成立二区二十九村，会员约一万二千人，不日准备成立县协会。” 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密县农会一直存在，中共1933年报告：“新郑、密县、许昌等七县，有国民党改组派农会的组织，……密县一县，就有四、五千农民参加。”相对于1934年密县统计的全县人口311032人及1936年河南全省报告的农会会员162277人，这个数据显然不低。
1927年后，河南属于冯玉祥的势力范围，冯在国共破裂的大背景下，虽然响应国民党中央的分共政策，但手段明显缓和，时任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指导委员的邓飞黄自称“在省党部也没有危害过共产党员”大致符合事实。冯对地方民众运动的控制也不像南京中央那样严紧，他强调：“以党治国，非以党员治国，乃以党义治国。”尽管这样的说法在当时国民党内属于共识，但冯的坚持仍然意味深长，道出其内心不欲南京方面假借中央一统天下的愿望。像改组派这样以坚持国民党革命传统自命的组织能够在河南活动，就和冯的支持大有关系，所谓“河南改组派势力，比较任何反动派别都要强些，原因是冯玉祥在此地留下的影响”。另外，和江南及华南国民党经历国共合作、对中共的组织和渗透能力心怀恐惧不同，北方国民党没有和中共争斗的经历，倒是有双方协力的记忆，正因此北方党对南京中央因噎废食，改变国民党的民众运动传统的做法也并不认同，这就是当改组派在北方宣传继续国民党的革命理念和发动民众时，能够得到众多基层组织支持的心理背景。以至直到抗战爆发后，中共还一直把在密县坚持民众运动的樊百全视为改组派。当然，作为国民党人的樊百全和张书印之所以能够在密县延续较为激进的革命性农会组织，又和国民党中央暧昧的政策解释分不开。1927年国共分裂后，国民党的农会政策是调整而不是取消。1928年7月，二次北伐刚刚告竣，国民党中执会即通过《农会组织暂行条例》，规定凡“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农村中之手工业者，及在农村中为体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者，不分性别，年龄在16周岁以上，都有资格加入农民协会。农民协会重新进入国民党中央的视野。10月，国民党民训部制定《民众团体组织原则及系统》，提出：“民众团体本有两种的使命，其一为破坏的，其二为建设的。在军政时期，民众团体的使命在向军阀政府及反动势力作政治的斗争。训政时期开始以后，民众已有了组织的自由，和参与政治的地位，已可以向革命政府提出其要求使订定于国法，其使命一变而为发展产业及提高文化，并协助国民政府整个的计划和一致的步骤之下，从事于革命的建设。”循此思路，1930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农会法》，规定：“农会以发展农民经济，增进农民智识改善农民生活，而图农业之发达为宗旨。”这是从建设角度对农会的定位。就民众团体而言，这样的定位不能说不符合一般的通例，但是国民革命中兴起的农民运动留下了太多轰轰烈烈的记忆，而国民党自身革命党的定位导致其与纯粹的建设也不免疏离，尤其是对并不具有现实的执政环境、尚怀抱着革命理想的北方国民党人而言，农会被理解成领导普通农民争取利益的组织，更属顺理成章。
密县的社会、经济环境也为樊百全等展开农民运动提供了一定的助力。密县处于以郑州为中心的经济带，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开通后，这一带成为得风气之先者，“贸易颇盛，为河南之冠”。社会风气也迅速嬗变，年轻人“讲爱情，住旅馆，开房间”，“不难与上海并驾矣”。然而，在郑州经济带中，密县的状况却不属优良，清嘉庆年间的县志称：“密县地瘠民贫。”20世纪30年代的几份调查材料均提到：“该县遍地皆山，而南北尤甚，致可耕之田少，不毛之地多”；“县多山岭，土地瘠薄，农产本不丰富，常患不足。每赖新禹等县输入食料。”相对贫瘠的自然条件，导致密县无法做到自给自足，“丰收之年，粮食亦仅足供全县人口八成之需”。中共方面文件写道：“农民生活，非常痛苦，收麦时候也要对〔兑〕糠做饭。土地常坏，每年每亩地只收麦一斗至二斗，玉蜀黍三斗至四斗，平均每人要有五亩才能生活。地少人多，贫农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密县的煤矿虽然不是煤炭富产区，挖煤仍可为当地民众提供一定的经济来源，“农忙之余，多兼苦力工作，如挖煤，驼［驮］煤、驼［驮］灰，每日至多赚一毛二毛”。另外，密县的手工业在河南有相当地位，1919年《东方杂志》载文谈到南阳丝绸业时，就发现“年来鲁山密县南召所出之丝绸，行销日盛，有取而代之之势”。1935年的调查，密县丝绸织造达到1500匹，价值15000元。手工业总值在当时包括开封、郑县、洛阳、许昌、南阳、安阳等大县的河南110个县中排名第20。正因此，1939年，河南省政府根据《县各级组织纲要》将全省诸县分为五等，密县被划为第三等，在河南大体属于中等状态。密县地处平汉线周边带来的相对便捷的交通以及活跃的对外经济联系，打开了密县知识人乃至普通民众的视野，比较的背景下形成的对自身与外部世界落差的认知，有利于改变现状的呼吁落地生根，当樊百全等开展农民运动时，这些都成为现实和心理的基础。密县农会的组织者张书印、樊百全均为富家子弟，这为其在家乡组织农民也提供了不少助力。从20世纪中国农民发动的起源看，发动者的身份意义非同一般。无论是彭湃、沈定一之于海陆丰、萧山衙前，还是方志敏、傅柏翠之于弋阳横峰、闽西上杭，出身富家而又仗义疏财的革命者极易获得民众的衷心拥戴。贫穷的环境下，不满和改变的期待自是革命的内在动力，而富家子弟的声望、号召力及仗义疏财的正当性又使革命被赋予了原始的合法性。樊百全走了与彭湃、沈定一等相似的路径，这是他们能够在当地形成号召力受到农民信赖的重要原因。
1930年中原大战后，河南政治形势丕变。随着冯玉祥战败，西北军被迫退出河南，刘峙出任河南省主席，河南成为南京中央向北方地区伸展力量的桥头堡。不过，有意思的是，尽管南京中央力图加强对河南的控制，但河南的固有权力格局还是顽强地发挥作用。不像后来中共那样从组织到人事都一插到底，国民政府的地方控制既要面对县自治这样的地方治理原则，又无意也无力汲取充足资源供养庞大人员以紧密控制基层。作为外来力量，刘峙在河南的统治需要保持外省统治者与地方权力生态的平衡，不得不承认政府对地方社会控制的有限性，借助地方精英实现统治。正因如此，无论是冯玉祥时代还是刘峙时代，河南地方社会均存在着相当大的活动空间，豫西别庭芳控制地区“在政治方面，是完全的封建独裁。司令有无上的威权，可以随便枪杀人民。省府虽放有县长，但除收税而外，再没有别的事情”；“有些联保主任、保长也都靠着自己一部分枪支和自己的聪明，来把持几个乡村”。在这样的地区，能否有效利用政治社会的缝隙，往往就是地方势力成败的关键，樊百全正是这样做的。当时，樊百全既参加改组派，又是刘峙暗中扶持的忠义会成员，他自己说得很直白：“中国的事情很复杂，国民党复兴社也好，CC也好，我们都要和他们搞关系。不然，他们就会直接在这里发展他们的势力。”樊百全和中共也若即若离：“对于C.P.不谈不骂，有的说些非驴非马的话来模糊群众的意识”；“办农民夜校，暗杀豪绅，帮助农民打官司，到处召集农民大会，时常找农民到农会或党部去谈话，故意装出关心和优待农民的样子，说他不反对红军，但一定等到红军来了后才可干。”中共作为不合法的反抗力量挑战既有控制体系，这是本身也与政府权威展开博弈的樊百全乐意看到的，中共后来分析：“对樊百全来说，农会和共产党的支持，是他成为最强有力的人物的根本，有了农会和共产党的支持，土豪劣绅才望而生畏，不敢和他较量。”樊百全等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既是传统乡绅这一地方力量的延续，同时，当樊百全等以国民党党部的面目出现时，又有党作为政治正确的招牌。中共方面报告：“他的宣言中，农会的歌言中都是讲到打倒贪官污吏，不缴捐款，他的领袖又是黄埔学生，小册子印刷品上满印有他们总理的遗嘱。”这很能显示樊百全等从事活动的张力。国民党的党义治国，党拥有名义上的最高权力，却并不能在实际事务中落实，党在县一级这样的行政梯级上地位就颇为尴尬，党和政互不统属，党又不拥有行政管理体系，实际处于超然的边缘地位。不过，正因为“不下厨房”，长期受到改组派影响的河南国民党，却具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当张书印、樊百全坚持打倒土豪劣绅的理念时，不至于和河南地方党的整体气氛相距太远。更进一步看，在河南乃至整个中国，樊百全等揭橥的反对土豪劣绅话语并不仅仅是处于相对超然地位的党的讲述，也是实际执政的各级政权需要应对的问题。1933年，中共方面报告：“密县目前有几千人的农会组织，每区每乡都有，口号是‘二五减租’‘减税’‘平均地权’。在组织上有每区之区干事会，每乡之乡干事会，时常开大会，区派人参加乡干事会，在乡开会的讨论某某豪绅不好，农会干事即上县报告，县长即来提豪绅过堂，农会并不去参加，因此判罪的有很多豪绅。”可见，县级政权并不一定充当豪绅的维护者。从当年的材料看，毋宁说，豪绅常常成为县长的对手，河南一名县长在从政感想中写道：“土劣所凭藉者，即在藉民众以挟制长官，若能注重宣传，普遍讲演保甲自卫之利益，使民众与壮丁认为切己之事，自动办理保甲，并加入编练，成为民众武力，以土劣为对象，则政令更易推行矣。”县长把办理保甲视为对付土劣的手段，之所以如此，和国民政府的基层治理大有关联。
南京政府成立后，延续清末以来的富国强兵思路，加强对基层的控制，既顺应现代国家扩展政权基础的需要，也强化政权的资源汲取能力。但是，南京政权没有直接打通政权与民众关系的行政或社会组织措施，中间的连结仍然需要依靠乡村精英完成。以此，地方精英获得更多的权力和利益，如樊百全所说：“密县过去和现在，有一种公认的习惯法，就是：‘掌柜的送地户（掌柜的即地主，地户即佃户，送者，呈送于官署之谓也），好比老子送儿’，如一呈送，‘鸭子吃鱼，屁股就要撅起来。王八打官司，场场输’（这是说，佃户的屁股必挨打，每逢官司必定输）。这种情形演至今日，更其显明和严重。”不过，权利和义务通常都是相对应的，随着国家需索的增加，地方精英也不得不承担越来越繁重的资源攫取责任。乡村精英常常成为政权的出气筒和责任的转嫁方，征收不理想时，地方精英会被怀疑和指责为截留中饱；而一旦政权遭遇横征暴敛的指责，地方精英也会被推出来承担肆意加码的责任。政权和地方精英相互利用又互为冲突的暧昧关系，张信曾有精当的剖析：“地方精英有能力利用政府法律制度对抗地方官员，威胁官员的职位和利益。因此，像‘土豪’和‘劣绅’这样的术语，不仅反映了公众对其中一些有权势的地方精英的看法，而且它亦揭示了地方精英与地方官员之间日益加深的紧张局势。”正因为政权和地方精英间存在紧张的博弈，当樊百全等以反对土豪劣绅为号召时，这样的话语倒是可以得到当权者相当程度的谅解。顺着此一思路，或许不难理解，民国时期铺天盖地的对乡保长为代表的地方精英的指责，背后存在着的政府与民众、事实与需要的共振。
1935年，河南政治形势再次发生变化。日本策动华北自治，河南省政亦受到日本压迫，刘峙作为南京中央力量代表被迫去职，国民政府任命出身地方实力派的商震任河南省主席，河南省政脱出南京直接控制之外。商震在河南的控制有限，不得不比刘峙予以地方力量以更大让步，政权控制出现更大缝隙。在这一背景下，密县发生了樊百全领导的借粮事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南中部接连大旱，这对地势较高、灌溉不便的密县影响尤大。密县从1936年3月到1937年2月（缺6月数据），降雨量只有126毫米，不及常年的1/5。灾民“初吃荞麦花，花尽而吃树叶，吃麦秆，吃肝子石”。到1937年春荒时，情形更加恶化：“狗猫鸡豕已不见于密县之村落，树叶树皮已剥食净尽，野草或将绝种，糠糜为地主之专粮，石头为平民之食品。其因不堪饥饿，而自缢、投水、路毙者随处可见。至于鬻妻卖女，公然论价，年少而略姣美者二三十元，其次十余元、乃至四五元。男孩一名大洋六角即可脱售。……城厢人民之食粮，为稍掺面粉之石饼，每饼一个需一百文。但食此饼者，其寿命最长可活三日。麦苗则近水地域或可一见，余则寸草不生矣。”面对嗷嗷待哺的饥民，1937年樊百全借助农会“在全县范围内发动了震动全国的借粮事件，这个事件得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仅岳村一带即发动群众五六千人，3天向地主借粮15万公斤。”借粮即饥民集体向地主和富户征借粮食，“借粮斗争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根据情况，有多借多，有少借少，借数立有字据。”在民众普遍食不果腹时，这样的号召可以一呼百应，而且也不乏正当性。当然，密县地主的状况也使之成为可能。密县不是地主势力强盛地区，当年的调查显示不仅是密县，整个豫中地区都“多中小地主，大地主绝少”。李大钊的文章即提到密县赵庄的地权状况，该村65户人家，按照李大钊的分类：富农无；中农共3户，90亩两户，61亩1户；自耕农35户；佃农17户。自耕农占多数的状况不仅是赵庄，也是整个密县的缩影。30年代的调查显示：密县“无大地主，不过较有土地者占百分之五，自耕农占百分之四十五，半自耕农占百分之二十，佃农占百分之七，雇农占百分之二十三。”最关键的，和河南许多地区民间拥有大批枪支不同，密县民间藏枪很少，中共方面谈到：“此地的豪绅完全是地主他们的土地，有三四顷或一二顷，有的也自己耕种。武装除了依靠军阀城防大部队外，没有民团，只有少数枪支。……这样的豪绅在全县不过十余家。”密县较为分散、弱小的地主和富户结构及其武装状况，使有组织的饥民在借粮时，面对的是不那么强大的对手。在当年缝隙四起、飘移不定的中国，对手方常常也是千差万别，许多事业的成败其实都来源于此。密县的借粮不仅让饥民得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也让樊百全获得了更高的声誉，强化了农民投身政治活动的信心。按照中共后来的总结：“1937年春天，密县的借粮斗争胜利了。失败和胜利给农民两种不同的经验教训，过去斗争失败的地方，农民对政治活动参加一般表现都很小心，有点畏缩，相反的，过去斗争胜利的地方，提高了农民参加政治活动的勇气和信心，在这些地区组织民众是较便利的。”到抗战爆发时，樊百全已经成为密县民众精神上和事实上的领袖，而国民党党部书记长的职位更给了这种地位法理上的保障。
二
抗战开始后，全国政治形势巨变，国共结成事实上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让中共实际上合法化，尽管这种合法仍未获得法律意义上的授权，但在民国这样一个更多依赖政策操作，政治规则经常处于暧昧、模糊状态的时代，就已经释出了空间。中共文件谈到抗战初期的景况：“那时的客观环境是很好的，市面上有很多公开的报章杂志是可以随便阅览的，如《新华日报》《群众》《解放》《毛泽东自传》《朱德自传》等。当然教育了很多的群众和同志，宣传教育工作上所以有些成绩，主要是有这方面的影响。”合法化使中共的公开活动成为可能，在一个政治不透明、传播能力有限、社会普遍存在正统心理的国家，这一空间的获得意义非同寻常。当然，由于一党治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仍然是根本大法，中共合法空间的释出没有法令条规的明确支持，而是来自于政策的弹性，不同时段、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中这种合法性的获得可能截然不同，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的人情关系常常可以发挥超出想象的作用。林彪在共产国际发言时介绍：“在中国的环境下，一些人士之间的个人关系具有很大的意义……我们的财政工作者林祖涵，他同时又负责我军武器装备的供给工作，由于他曾是国民党员，有一些熟人，现在他在自己的工作中就获得许多优待。”这些优待包括应发50万子弹，可以领到100万，八路军常常先领到军装等。彭雪枫则发现，统战工作的开展，“各级军政首长亲身与人往返联络、拜访最为有效，给对方之良好印象更深。”具体到密县，中共的发展与经由统一战线提供的机会就无法分开。中共在密县的发展机会首先缘于河南省独特的形势。从商震主政河南到抗战初期，河南多种政治力量共存局面一直持续：“复兴社以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为代表，CC派以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李宗黄为代表，陇海路上还有一套所谓特别党部。” 1938年初，商震卸任河南省主席，程潜继任。和商震一样，程潜也是地方实力派出身，与南京中央保持距离。程潜主持河南省及第一战区时，中共对第一战区政治处“在政治上已可领导”，甚至不得不“竭力纠正政训处工作同志与群众中一种‘左’的危险倾向，如空喊要用政训处来统一全省民运，把党的工作与政训处工作相混淆等”。1939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卫与中共关系颇为密切，曾于1938年4月访问延安，对共产党甚有好感。1940年5月，朱德在洛阳与卫立煌会晤，朱致电毛泽东：“我们只有同卫弄好关系，注意实际配合，加强争取，同时忠告卫，我们决不与他争。”对卫与中共的接触，国民党情报部门洞若观火，报告蒋介石说中共“有相当拉拢力”，双方“在过分的亲密下，于垣曲会晤时，相谈数日，卫长官表现对委员长信心动摇。”中共和蒋介石的嫡系刘峙身边的人也有联系，如“和刘峙的干女儿石青（开封一个小学的校长）建立了关系，同她一起开展了发动妇女参加训练班，慰问前方将士、医院伤兵等工作，由于石青的参加，减少了特务对我们开展这些工作的阻力。”像河南这样中共军事力量不强而国民政府内部又存在着巨大缝隙的地区，统一战线尤其是偏于上层的统一战线自然而然成为工作的重心。中共河南党提出：“根据在河南的客观情况，我们觉得要想收到实际的效益，利用各种掩蔽物是需要的，这就是经过他们的组织而执行我们的工作，亦即所谓迂回路线问题。”经由合法的发展路径，利用、参加各种群众组织，宣传、动员抗战，取得社会乃至政权方面同情，可为自身争取到保护伞。对于统一战线中的人情政治，中共说得很直白：“统一战线是互相帮助互相发展，互相得到益处（严格站在抗战、团结、进步的立场上），不是‘只吃不屙’，有时，须要使对象先得益处，而自己要得到的晚一点。……如果对象出了钱或者费了心（如讲情，仲裁，领导开会，允许成立团体等），我们应该对他们以精神、名誉上以安慰（如登报、挂匾等），叫他们感觉到没有白出力。”中共河南党对统一战线的重视，从下面一段话中体现得至为明显：“省委向豫西党建议，要求全党更大的注意上层统战工作，学习上层统战的艺术。把统战的教育作为党的第一等重要教育，应当把王明等同志关于统战的文章，自上而下的传达到每个支部，提高统战的纪律。”如果不是仅从人事或政治路线角度理解河南党的这一立场，或可从中看到抗战初期中共各地党组织八仙过海的神通。事实上，上层统战的确在河南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到1938年年中，河南中共党员人数已经达到6000多人，较之抗战爆发前夕增加了5倍。
中共在密县所处的第一行政区走的同样是利用人情关系进行上层统战的路子。战前，第一行政区是河南经济社会较为发展的地区，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军迅速南下进到黄河北岸，这一带又成为对日的前方，“不少县长、区长都临阵脱逃了！统制〔治〕力量薄弱得无法统制，如新郑、洧川，长葛、尉氏、中牟等县，广大无组织无领导的群众，由于三面受敌严重的威胁，他们非常恐慌与不安，激愤的心情，急切要求领导和组织，地主豪绅、资本家们也暂时同意抗战，甚而帮助抗战了”。第一行政区专员罗震面对难局，不得不开放政治，努力寻求奥援。此时，中共挺身而出坚持抗战，得到包括罗震在内的许多地方官员的好感，“罗震专员在当时曾表示了相当的进步。各县因为敌人的严重威胁，也开始吸收大批有为的青年，到行政机关中去，大的群众性的宣传鼓动工作、组织工作，在各地开始了。” 罗震，1923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后投入马鸿逵部。1934年投奔保定军校的学长刘峙，任南阳县长。罗震之前，从1927年开始，南阳县长任期从未超过1年，任期最短的仅有两个月，而罗震的南阳县长一任3年，由此可见他的能力，当然也证明刘峙对他的信任。抗战爆发后，罗震调任第一行政区督察专员。罗震虽然和刘峙关系密切，但对中共抱有相当同情。1938年8月，中共一份报告明确将其定位为中共的同情派，鉴定其“是个复兴社的人，但可用”。罗震对中共的同情态度，到1944年发展为与中共地下党接触，并于1948年策动河南省主席张轸起义，这是他比一般人走得更远的一面。不过，抗战初期，他对中共的开放立场，秉持的可以说是当时为政者的普遍做法，“抗战爆发至一九三八年冬天以前，不论CC也好，不论是老法（指复兴社——引者注）也好，不论是地方上其他的小派别也好，他们赞成抗战，并且赞助抗战。他们不但不妨碍我们的活动，他们还和我们在一起作救亡工作”。传统中国政治的通常表现就是处处留情，人情重于原则，在王朝崩溃、效忠对象缺失，而国民党又很难提供共同信仰的背景下，人情的衡量几乎成为许多国民党人的行为准则，何况此时国共双方确实存在共同抗战的基础。罗震的开放态度给了中共在郑州地区发展的机会，“允许我们到各县组织训练民众，在政治上经济上援助我们”。而有一定的党的基础，统一战线也有良好条件的密县又成为中共在郑州地区重新发展的首选。1938年年初，中共陆续派遣党员到密县活动。9月，成立密县中心县委，负责领导郑州周边10个县。12月，中心县委改为地委。密县这一地位的获得，既缘于其地理条件，即“密县是郑州地区的山区，我们准备在那里开展游击战争，地理条件比较理想。”更重要的，还在于其政治和社会环境，“作为地委，密县群众基础比较好。自大革命以来，密县的农民协会组织断断续续存在，只要革命形势一到，就进行革命活动，同地主豪绅、国民党政府作斗争，抗粮抗捐。密县大部分贫下中农参加了农会，会员约万人，密县国民党政府中渗透有不少共产党员，权力基本被我们控制。”文件说到的群众基础，指的是战前中共密县党坚持运作。1934年年初的报告说，密县共有中共党员81人。1934年10月，关于河南党组织的报告谈到，河南有党员约1250人，群众约3000人，其中密县党员约100人，群众组织拥有300人。从中可以看出战前密县党组织在河南所具的举足轻重地位。由于国民党加紧对中共组织的破坏，其活动不得不渐渐偃旗息鼓，但党的组织始终存在，并在1937年借粮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这样的基础，一旦环境变好，中共投入力量，密县迅速再起在意料之中：“当时我们的工作中心不在郑州，而在密县。到三九年夏，密县有三百多党员，一万多农会会员，主要在一，二，四区，三区的樊寨也有。”
无论战前还是战时密县党的生存、发展，时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的樊百全都是重要助力，战时曾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的刘子久后来口述这段历史时，提到河南上层统战的7个代表人物中，就包括樊百全。应该说，战前中共对樊百全的态度颇为复杂，在密县实地工作的“很多同志以为他确是我们的人”，河南省委则从阶级分析立场出发，认为樊百全是改组派，是革命凶恶的敌人，因此要“在政治上和日常生活中揭穿樊百全的欺骗与罪恶”。不过，落实到具体层面，密县党组织不可能与樊百全这样一个心存善意、且常施以援手的帮助力量决裂，而上级指导机关也很难强令密县地方党组织执行他们的主张，只能表态：“对于樊百全的问题，给他们以很好的说服，具体的来布置他们的日常工作，经常派人去巡视。”可见，即便被认为战前在阶级关系上存在教条判断的中共党内，政治中的人情因素仍会发挥微妙的影响，密县党组织和樊百全的合作关系始终或明或暗地存在。比较尴尬的是，无论是樊百全还是密县党组织，都在相当程度上要背着自己的上级机关与对方往来。抗战爆发后，统一战线的弹性让中共终于可以不再像苏维埃时期那样暧昧对待樊百全，可以纯然正面看待，评判其“在密县有些根底势力，主干之一”，列为河南13位统一战线基干人员之一。与此同时，中共的合法地位，也使樊百全与中共合作少了许多顾忌，助推中共的发展。樊百全之外，密县新任县长陆建唐成为中共在密县发展新的推手。陆建唐于1938年年中到任，和罗震一样，他亟思有所作为，对中共党人采取包容和合作的态度。按照中共的分析，陆建唐和罗震都属于刘峙系统，刘峙前方兵败后，对河南的影响力进一步丧失，党务系统被CC系渗透，罗震也离开第一行政区，陆建唐却还留在这里。中共方面观察到：“罗震调职后，复兴社在整个一行政区，几乎全部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CC专政。……密县县长是一个复兴社的根子（和我军有联系），是一个进步县长。”比之罗震，陆建唐和中共的关系更非同一般。陆是黄埔军校七期毕业生，和国民革命时期投身革命阵营的许多青年人一样，虽然他后来厕身南京政权，但青年时期被熏陶的革命理想一直没有丧失，正因如此，他与中共党人思想上可以沟通，实际上也受到很多影响。当年的密县中共干部回忆，陆建唐的妻子邬励贤和秘书南醒民都是共产党员，“陆受共产党的影响较大，思想比较进步”。因此，陆建唐到密县后，迅速“调整了基层行政人员。密县当时有四个区，陆换了三个区长，十个高小校长换了九个。共产党员受到重用，王东旭、尚寅宾、李宗华等进入县、区机关。”不过，陆建唐做出这样的举措，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倒向中共，起码在公开场合，“陆建唐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传承于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生，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他经常谈三民主义，说，打日本鬼子是解决民族主义，保卫中华民族、不受外国侵略，打日本，老百姓一定要参加，一定要有权利，这是民权主义，有饭吃才能打仗，抗日才能救国，即解决民生主义问题。”只是由于国民党在理念上并不像中共那样具有强烈的原则性和信仰排他倾向，因此，国民党人的观念常常是兼容并蓄、不无含混，体现出来的就是人情重于理念、原则。陆建唐出身黄埔，战前任河南大学军训处长，在军队和政界有广泛的人脉，离开密县后，一度进入汤恩伯门下，成为“汤幕中有名的能员”。这和樊百全既参加过改组派，又在刘峙任河南省主席时参加有其烙印的“忠义会”可谓异曲同工。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河南秘密会社兴起，社会活动中，秘密社会几乎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根据中共对平汉路郑州站的调查，这里的工人有60%加入青帮，可见秘密社会覆盖之广。北伐期间，樊百全就曾“在豫西分别联络庙道会、红枪会及杂牌军队，响应北伐军，推翻曹、吴军阀，麦收前导引冯玉祥西北军东进”。陆建唐身处河南，和帮会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青红帮在西安的西华山一脉的总管。陆的这些身份，使之和上下层都保持通联，关系是人情政治下为官和任事的重要润滑剂。陆建唐的关系网的确使之可以放手做事，出任密县县长后起用中共党员就是他敢于任事的一部分，中共党员的献身精神和办事能力及态度可以满足他的要求。同时，陆的作风和行动还和樊百全一拍即合，使之得到密县最具实力的地方力量的支持，而和他起用共产党人一样，与樊百全结合也是其施展县政的一部分。作为对樊百全的支持，陆建唐十分“支持农运工作，他与妻子邬励贤在城南新庄办过农训班，甚至与农训班一起操练”。陆建唐的做法，巩固了樊百全的地位。对中共而言，则大大拓展了活动空间，促成中共党人在密县的放手活动，“我们当时很幼稚，缺少斗争经验，凭一股热情蛮干，不懂得斗争的曲折性、复杂性，使人一看就知道是共产党。我到工作团时，还穿着延安发的军服，不少群众都知道我们是八路军、共产党。”中共很清楚，无论陆建唐还是樊百全，此时都是同路人，但中共更清楚的是“不要管对方抗日的目的如何，我们可以利用升官主义及英雄主义来和他建立统一战线，使他向抗日的道路前进”。在河南这样的地区，乡村士绅作为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社会阶层，是中共统一战线的重点，“乡村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应放在士绅身上。这是由于中国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形成他们在农村中有很大的实际上的权力，在群众中有威望。他们掌握县、区内的行政权力，军事权力，教育权力；甚至国民党党部的领导权。”争取县长的支持，则是中共统一战线针对行政机关运作极为关键的一环，当时中共文件指出：“县长是地方上的独立单位，在抗战中的作用也最大，如我们再得到几个县长，那根基更形巩固了。有了县长的行政上的权力，再配合民众组织、训练，武装工作的积极推进，则未来的成就庶可期待。所以我们最近积极扩大此工作。”抗战初期的河南，中共和不少县份的县级领导者建立了联系，“清丰县书记长岳图南、濮阳县书记长王兆林，当时表示同情并参加抗日工作，都是事先经我们同意才去干的，以后关于一些主要问题也与我们商议，再去执行。”西华县的县长楚博，是曾任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的张漫萍妻子的堂弟，河南省委派张漫萍到西华担任县政府秘书，一度使中共成为西华县实际上的执政者。
在密县，通过和陆建唐、樊百全达成有效的联盟，让中共的统一战线从上到下建构出圆满的链条，中共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机会，“主动地团结了有威望的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地方绅士，如密县国民党特派员樊百全，县长陆建唐及赵小寨的樊肖亭，县北的白松年、桃树沟的陈景尧、城东吕铁匠沟的王向荣等。这些人都比较开明，对我们的革命活动提供了不少方便和支持。”由于拥有不受干扰的活动空间，中共密县党组织大力宣传自己的主张，发展自己的力量，“可以公开宣传八路军的许多好处，可以公开讲抗战的一切问题，许多只要愿意抗战、同情八路军的农民甚至一些地主都被吸收到党内来”。因此，和一般地下活动的党乃至武装缔造的根据地不一样，这里的党得到群众的了解，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事实上，这也是统一战线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党的突出特点，中共报告写道：“当时（一九三九年五月）在全县有将近四百的党员，领导着号称二万余人的农会，领导着大规模的儿童团和妇女会。这些说明党在这一县有着比较其他县（我们这一地区）巩固的下层基础，同时，党在下级行政方面在‘七七’二周年前这一时期占着相当的力量，在联保一级我们有三分之一的同志，还有三分之一的同情者。”曾在密县工作过的中共干部回忆：“我离开密县后，在省委民运部工作，曾到豫中各县巡视工作，从未见到或听到哪个县有密县党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那样好的关系，也没有密县那样强大的农会组织。密县党的基层组织，是在农会的基础上发展和建立起来的，豫中各县及其它地方也是少见的。”随着中共力量的不断发展，统一战线的渗透遍及全县，樊百全的力量有些也渐渐归于中共掌握之下：“我们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樊百全、县长陆建唐搞统战工作。密县农会原来多在樊百全控制之下，后来骨干领导成员大部分成了我们的党员，连他的警卫员司树森也成了我们的县委组织部长。一、二、四区的权力基本上被我们控制。县政府一科长王东旭、一区区员尚寅宾、联保主任李宗华，都是党派进去的。”
三
密县中共组织大发展的局面发生转折，始于陆建唐调离，而这又是抗战开始后国共关系持续演变的结果。1939年1月，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溶共、限共、防共，此后，各地对中共活动的限制明显加强。5月，蒋介石亲下手令，指示：“豫西以北各地多有冀鲁与东北青年及临时学校，应注意招收训练。又第一、第二、第八、第十各战区，最好在西安设一政治部，派定所指挥考核以上各战区之政治工作及代行政治职务。”河南成为国共争夺青年的焦点之一。由于中共密县县委“工作的特别突出，其他地方非常落后”，单兵突进的形势，自然引起国民党方面对密县的高度警觉。形势的变化，樊百全显然有所了解。据中共干部回忆：1939年农历正月初四，樊捎信叫我到他家去，他的儿子樊浩在家。他对我说：“我伯曾告诉我，‘共产党就是干革命，你们要干，最好到外县去干’。”我说：“我们什么也不干。”樊浩接着又说：“共产党除死了不干，只要不死就要干。我伯说，你们还叫他在密县吃这碗饭吧!”
1939年4月，密县县长陆建唐迫于压力，提出辞职，并很快得到批准。中共对陆建唐的辞职作出明确反应，希望挽留陆建唐，并拒绝新任命的县长孟祥霖。中共地方党很清楚，密县统一战线的局面和陆建唐的态度关系极大，这种通过人际关系运作的社会政治网络，成败往往系于一身。尽管中共的事后总结认为，面对全国形势的变化，中共这时候恰当的应对方式应该是隐蔽力量，而不是继续主动出击，但是历史现场中的人不可能像事后总结那样洞察秋毫。有先前一系列成功经验做基础，中共地方党决定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挽留县长陆建唐也在情理之中。中共密县党组织号召：“发动全县农会、妇女会、各学校、各机关，以请愿的方式赴县府，要求县长打消自己调职意见，同时表现群众对县长拥护的热情，以坚定县长工作情绪和继续工作的信心；发动组织全县挽留陆县长委员会(包括国民党、农会、妇女会、学校、进步士绅等)，主持全县挽留事项。”而且，在开展群众挽留运动同时，中共也没有忘记权力机关内部的活动，要求：“选派代表，赴省府、专员公署请求收回成命，在内部推数人和县长商讨，使其打消调职之意，并设法经过复兴社小组织关系去活动，加强扩大挽留宣传，多贴标语，并出挽留县长专刊，以便争取更多人的同情和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按照中共的计划，还准备到省里请愿，只是日本人的轰炸让行动泡汤，“斗争在下层群众中轰轰烈烈，以排山倒海的形势在下层行动了，但出发到省府、专署之代表，以致迟迟未能产生；没有使各学校很快到斗争中来。……在斗争发动前的前二天，县城遭受敌机空前未有的残炸，死伤百余人，白天接连的警报，这样也就特别影响了斗争在上层的发动。”相较共产党积极挽留陆建唐的态度，樊百全的态度略显消极。中共方面报告：“恰巧在这时候，国民党的一个领袖（可以和我们共同行动的）樊百全要去参加河南一届参议会，这也使国民党中失去了领导的中心。国民党内（樊派）一些进步人的行动就更来得无组织与迟缓。” “国民党的一些进步分子东西摇摆，参加也不踊跃，因而形成斗争中力量的单薄与突出。”
樊百全之所以对挽留陆建唐态度暧昧，当然是基于自身的利益和判断，和中共把陆建唐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依靠不同，樊更多将陆视为掌控县政的同盟者，樊乐意在行政体系内和陆建唐保持合作，但当陆的调令已下时，并不热心去对抗行政命令。合作者固然重要，但樊更愿意在体制内活动，正如瞿同祖论述清代地方官和士绅关系时谈到的，士绅和地方官的冲突，“应该解释为同一权力集团或社会阶级的内部的冲突，而不是两个不同集团或阶级间的冲突”。樊百全一身数任，当他代表民众反对行政机关及地方土劣时，他担负着追求正义的使命，正义化身的角色亦始终是其政治活动的诉求；然而随着其逐渐跻身主流阶层，当他从反对地方土劣成为地方势力代表并掌握着县党部的法定权威时，和县长的合作抑或冲突，在某种程度代表的则是地方党部与行政官僚的折冲。因此，他与行政权力间渐渐演变为博弈关系，此时，樊百全显然更愿意在程序内运作而不愿冒挑战程序的风险。事实上，因为有既往与无法合作的县长交手的经验，樊百全对县长的更换也不那么敏感。从1927年设立县长（原为县知事）到陆建唐任县长时，12年间密县经历的县长达12人之多，平均任期只有1年，换县长对樊百全来说已经司空见惯。樊百全和几位县长都有交手，“告倒、告跑了反动县长刘元、张国威、陈天煦等人”。从当年的记载看，告倒县长陈天煦，樊百全并没有直接出面，而是通过民众告状的方式把陈扳倒。先是1933年侯春生控告陈天煦“贪图罚款非法滥押”，接着王仲玉、张青选等控告陈天煦“违法害民”“玩法舞弊”，县保安大队队副谢楚藩等则联名呈报陈天煦“勾结把持”；1934年年初，樊新民等再诉陈天煦“假名派款擅加苛捐”。刘峙在巡视河南时对陈曾有一个考语：“勤慎干练，悃愊无华，廉节自持。事必躬亲，惟顾虑太多，绅权滋重。”其中“绅权滋重”一句，点出陈天煦在密县的力不从心。连续的告发，让省政府在1934年决定调走陈天煦。樊百全和县长沈述仁的缠斗更为激烈。沈一副旧官僚的做派，与张书印、樊百全等格格不入。张、樊从沈的岳父下手，以其吸食鸦片为名，“农会干部、进步人士及共产党员王如冰等人召开宣传禁烟大会，会后搜出沈述仁岳父的烟具，将烟葫芦控在他的脖子上，藏上高帽，在全县各乡镇游行示众”。沈述仁自然不甘受辱，告发张书印反对政府，煽动民众扰乱地方，导致张被逮捕。由于樊百全竭力奔走，并得到吉鸿昌出面营救，最终张书印打赢官司，沈述仁威风扫地，仓皇离开密县。樊百全等与代表国家权力的县长的争斗，之所以屡屡占据上风，和战前国民政府在河南的控制力有限有关。地方势力是行政权力贯彻的依靠。尽管和传统中国的知县相比，县长可以动用的组织、人力和物质资源都大大增加，但地方势力仍是政府必须整合的力量，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国民政府，妥协和博弈是其政治运行的重要特征，面对行政权力和地方力量的冲突，他们更多是选择牺牲县长而不是向地方势力下手。民国年间，县长的更替十分频繁，告发县长的案例也屡见不鲜，仅1933年5月《河南民政月刊》登出的被控县长就达到31人，而这份按月出版的刊物每期都有县长被控的消息。河南省政府秘书处承认，他们“每月收到人民呈诉案件，约六百余起，内有各县长被控案约数十起”。县长的位置可谓如履薄冰。
民国时期以实现县自治作为训政的重要目标。在地方自治推行过程中，国家将为民众谋利的建设内容挤压到最低限，而物质资源的攫取成为国家政权建设的主要目标。当时代表官方言论的内政部指出：“自治之推行，端赖办理自治人员之指导与扶助，故办理自治人员必须与人民发生密切关系，以谋人民公共之福利为前提。但近年以来，办理自治人员不明此意，为县长者，不谋自治事业之发展，惟责成自治机关以募公债，征捐税，办兵差，查人口等事务。”有意思的是，内政部批评的现象，正是刘峙在河南所公开倡导的，他在全省行政会议上提出县长的三个努力方向：地方自治、剿匪清乡、筹款。这三项任务实际落实下来，常态性的事务就是筹款。因此在河南，“区长们并不在那里办自治，主要的职务是派款，村长亦然”。地方政权空前严重的财政需索，造成政权和民众关系愈益紧张，而一旦发生事端，上级政权又无意为身处第一线的地方长官承担责任，县长的频繁更替就发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中。当然，利益考量也是民国时期县长频繁更换的另一诱因。按《县组织法》，县长任期3年，可连任，但这样的案例鲜见。国民政府时期的县长选任，大体沿袭传统中国知县的选任办法，将备选人员列入名册，“依次提请任用”。县长职位作为稀缺资源，自然成为奔竞之门。刘峙掌豫后，又把豫省各县分为特别县份、临时特别县份和普通县份，特别县份为殷繁之地，即所谓肥缺；临时特别县份是中共活动地区。这两种地区县长选任不依名册，而是由“民政厅长秉承省政府主席察核该地情形，酌提相当人员委用”。这种做法扩大了省政府任用的机动权，压缩了县长正常任用的空间，造成资源的进一步紧缺。因此，加快县长的轮换成为解决一大批县长候选人任用的唯一办法。正因为有战前县长频繁更替的经验，樊百全对陆建唐的离去并不十分在意，何况，对于中共主导的这样一场挽留陆建唐的运动，樊百全也不想完全随风起舞。毕竟，樊百全和中共之间虽有共同利益，但目标并不完全一致。正因如此，他会规劝亲近的共产党人说：“鸿仪，我想不通，象世民、凤楼，你们都是好孩子呀！我见到你们比见到我亲儿子还高兴，可为什么你们要干共产党，难道我樊百全还不革命吗？谁要是不革命，骂死他亲娘。” 樊百全没有想到的是，抗战开始后，国民党中央在河南的控制已经不同于战前。战争是中国民族国家获得强化的机遇期，同时战争也让国民党最大限度强化了其控制的一面，成为中央权威借此获得伸展的关键期。如果说战前国民党的以党治国是以党义治国，战争开始后，国民党更加注意强化党的实质控制。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确定调整党政关系的三项原则：“一，中央采取以党统政的形态；二，省及特别市采取党政联系的形态；三，县采取党政融化，即融党与政的形态。”县党部书记长可以出席行政部门会议，并指导地方自治。1939年7月，蒋介石通令各地“县科长以上之文官，必须以党员充任。其未入党者必须令其入党宣誓”。党对政权的渗透不断加强。尽管国民党强化政党控制的措施由于与行政权力不无龃龉，深入的势头受到限制，但其发展方向还是循着战时国民党追求的目标。
作为战时战略核心区，河南是这种权威伸展的主要着力点之一。战争爆发后，日本掣肘因素消除，河南战略地位得到凸显，所谓“得到了河南，北可控制冀、晋，南可制长江通巴蜀，东去皖、苏，以通外洋。且有陇海、平汉两铁路横纵贯通”。河南逐渐成为国民党军驻扎的中心区之一。由于有军队驻扎，加上战时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的紧密结合，使政府的控制力大大加强，远非战前可比。随着战争的深入推进，中日两军在前方形成对峙，国民政府借民族战争的正当性强化中央权力有了更好的环境，其表现就是“加强了政权组织，打击了士绅力量”。这一努力的集中体现就是1939年新县制的推出，这是战时强化基层控制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势将重构央地关系。密县接下来发生的故事事实上就是这种权力重组的一部分。由于挽陆行动显得虎头蛇尾，看到大势已去后，陆建唐选择了不辞而别，中共发动的挽陆运动无疾而终。新县长孟祥霖微服上任后，开始强化控制。首先是省里派人协助，“省党部专员公署为加强密县统制，派省党部特务王寿山常住密县，并监视国民党左派领袖樊百全先生的活动，有时和反动劣绅(国民党县党部干事之一)赴乡视察农会工作(作特务去)”。同时，孟祥霖本人也积极活动，“三番五次召集联保主任与保长进行个别谈话。许多平时贪污腐化（的）为其收买利用了，还有一部分动摇的亦为其利用了，这一现象主要在四区和三区，四区区长成了新县长主要的帮凶”。孟祥霖一开始把争夺的焦点对准樊百全。在政权、党权、绅权的博弈中，以樊百全为主要对手是一个容易首先想到的选择，正如孟祥霖在和联保主任谈话中了解到的，“赞成拥护樊派的联保主任占80％”，这些联保主任很多就是由樊百全推荐担任，这是樊之所以能在密县呼风唤雨的关键，也是孟祥霖要控制密县县政的最大障碍。因此，起初“斗争的中心是县长和樊百全。他们相互在群众公开会议毁谤，并在暗地准备着”。中共在孟祥霖与樊百全的争斗中有限度地支持了后者。中共方面报告，在全县联保主任和保长训练班上，樊百全“在课堂上加紧暴露新县长的弱点。新县长亦在课堂上公开的反对樊百全。当时樊百全由于政治文化水准的不高和讲话技术的较差，使新县长的反动言论相当在群众中发生了一些影响。假使不是党在下层不断的揭穿和暴露新县长的真面目，在公开场合的斗争中，樊百全的威信可能在群众中受到损失”。中共之所以这样做，当然是出于双方利益一致的判断：“当时顽固派主要的进攻目标是县党部特派员兼河南省参议员樊百全。他们认为共产党的主要人物就是樊百全，他们认为打击了樊百全就可以控制密县三十万民众不满与激愤的情绪。”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本文开头提到的交通员事件的发生及发酵迅速打破了平衡。没有确凿资料可以证明这是孟祥霖有预谋的行动，但孟的确抓住机会把这一事件变成了控制密县县政的突破口。即便是在中央政府控制力不断增长的抗战时期，利用政治正确以强权打压中共，还是比通过权力博弈排除绅权、党权来得轻松和有效。随着中共组织被破获，孟祥霖及其背后的国民党政权进一步以“通共”的罪名把矛头指向了樊百全。孟祥霖以“在县党部特派员樊百全室内检出与异党往来函件六种及樊百全亲拟推〔摧〕毁各级政府计划并进行路线等七件”为由，将“樊在郑州扣押”，“嗣由郑将樊转第一战区军法执行拟监部讯办”。
民国的历史就是这样，整个社会和政治关系总是运转于人情政治和多种力量的博弈之中，森严的威权也常常会显出暧昧的神态。戏剧性的反转发生在第一战区，包括樊百全在内送往第一战区的被捕者不久均被释放。据当事人回忆：“十月二十九日，敌人将我们十一位同志押送洛阳”，“当晚住在登封，我对同志们说，在法庭上，我们的说法要一致，都说是为抗日救国而遭逮捕的。连审三次，我们都这样说了，敌人无奈，只好让我们写下保结表示：‘仍愿在国民党领导之下，做救亡之工作，实行三民主义和抗日救国纲领。若有犯者，愿受法律制裁’。这样，敌人才释放了我们。”这个回忆说到了具结释放，这是当时多数人做出的选择。1941年中共陕西党的报告显示，1939—1940年，陕西中共党员被捕84人，被捕后情况不明者45人，有了解的39人中，政治立场坚定者4人，变节动摇35人，变节动摇者多数有自首行为。应该说，文件提到的变节动摇判断稍过严厉，尽管国民党在五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打击中共组织，但在统一战线的大方向下，国民党对捕捉的中共党员不像十年内战时期那样严酷。如密县四区负责统战工作的李培华被捕后就“没有受刑”，“没有承认自己的关系，在监狱中生活上还好”，而遭受刑讯逼供者主要也就是被强迫灌水。这样的环境的确容易让一些党员在被捕后想到：“假使顽固分子叫我们写自首书或悔过书，我们被逼不过，也可以写，出去后到其他地方去工作亦有益于革命。”不过，具体到密县案，这些被捕的中共党员包括樊百全之所以放出，自首又只是一个程序，更关键的还是后面的运作。时任密县地委书记的席国光回忆：“三九年秋末冬初，刘少奇和徐海东同志从延安到竹沟去，路经洛阳，徐海东同卫立煌交涉把这些人要出来，一部分送新四军，极少数回家。”第一战区司令官卫立煌亲自出面干预，才是此案得以顺利解决的决定因素，而这正是民国人情政治的体现。樊百全获释后，回到密县，旋即再遭逮捕。关于此，密县县政府的报告写道：“二月十六日奉省政府文午〔件〕洛秘至密代电，已接准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来电，饬即勒送青年劳动营受训。”可见这次逮捕行动是由中央党部下令。此时，孟祥霖正在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中央党部的命令当和他的活动不无关系。随后，孟祥霖又个人呈文，声称：“樊百全身为国民党党员，在全县居于党的领导地位。无论其是否参加共党组织、或系庇护共党分子，即拟摧毁各级政府计划及进行路线，并予奉命传送受训，公然枪伤政府命官，似此叛党叛国之行为，殊属不法。”要求“电饬第一战区卫长官将该樊百全予以最严厉之处分”。显然，孟祥霖必欲将樊百全这一主要对手除之而后快。
中共党组织被破坏，樊百全被捕，国民党中央政权对密县的掌控终于可以落实。次年，密县的赋税报解即走在河南前列，核定成绩80分以上，孟祥霖记大功一次。《河南省各县县长奖惩一览表（二十九年度）》，樊百全被捕后转押西安，不久又逃脱回到河南。抗战结束时他一度以国民党军先遣部队的名义进入开封。关于他此后的经历，樊传是这样写的：“解放战争时期，他通过中共地下党员赵宜人介绍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10月郑州解放后，到市公安总局工作。1949年春随军南下，10月任二野驻南京办事处招待股长，1950年到重庆，9月任市交通职工消费合作社城区分社副主任，1951年4月任航务局合作社副主任兼经理，后到重庆市仙桥浴室工作。1958年8月受‘左’倾路线的迫害，被判刑入狱，1960年9月17日在芦山县苗溪病逝。”樊百全后来的经历，更多显示的是其个体生命的历史，而其与密县的交集已随着这里中共党组织的破坏而告结束。民国时代，无论国民政府还是国民党，都充斥着内部的诸多冲突。统一与分裂、民主与威权、传统与现代，诸如此类的对立概念，常常集于政治力量乃至政治人物一身。训政的事实和宪政的目标最能显现观念和现实的分裂，而这样的分裂背后又体现着国家整合能力薄弱、整个社会价值观游移。应该说，国民政府向着组织化的国家方向做了很多努力，但由于政治资源的限制及传统的约束，加上国民政府迟滞通过民主宪政实现国家的有机融合，取得的成效相当有限，地方社会仍遍布着各种各样的裂缝。对于追求控制的统治者而言，这样的裂缝通常都是噩梦，但是对于寻求生存的政治力量，这样的裂缝则为千载良机。樊百全在密县的生存，和这样的裂缝就不无关系。樊百全既借助主流话语，同时又显示出价值观的疏离；他代表地方力量与行政权力博弈，但又和象征传统地方权力的土豪劣绅决裂；他和中共相互借力，在相当程度上认同中共的理念，又以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捍卫者自命。在一个政治暗弱、社会失范、价值混乱的漂移时代，暧昧的生存是主基调，秉持国民革命理念的樊百全，亦不脱时代的印迹。
1949年前，中共整个的发展史同样是在裂缝中寻求生存发展的历史。密县的故事再次证实了这一点。十年内战时期，中共在夹缝中获得发展和壮大的机会，其失败也和这种夹缝的弭平不无关系；而当他们离开东南来到西北，在西北立下脚跟时，实际来到的是一个更广大意义上的裂缝。中共长期在裂缝中生存的经验，使他们具有在幽暗中寻找光亮的锐敏。抗战时期，无论是统一战线的执行，还是人情政治的运用，中共都可谓炉火纯青。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阶级政党，中共运用人情政治时，特别强调自身阶级政党的性质，要求与人情政治划清界限，其革命文化的建立，很大地消解了文化中国崩解后的权威缺失问题，让中共党人牢牢树立起自己的文化权威和效忠对象，这是在人情政治面前随波逐流的国民党无法比拟的。尽管在实际政治操作中，中共处理与周围政治力量的关系时，并不排斥利用和驾驭人情政治，但中共在暧昧的中国社会政治环境下凸显的阶级性和原则性，的确还是显现为当时社会政治的一股清流。抗战时期，中共依靠统一战线，在许多地区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河南乃至密县都能证明这一点。统一战线不仅带来了影响的扩大，而且由于统一战线是在稳定、公开的环境下展开，群众基础往往超过地下活动乃至战争环境下的根据地。然而，也不能不看到，统一战线造就的这些成果相当脆弱，当国民党改变政策、开始采取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方针时，统一战线的基础迅速瓦解，先前获得的活动空间和成果很快就被掏空。这样的事实证明，抗日统一战线的确给了中共发展的机会，但如果这样的发展未与武力结合，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仍然不具有可持续性，这也是中共后来强调不能单纯依靠统一战线的背景之一。不过，同时不能不承认，抗战之初，像河南这样中共力量不强的地区，统一战线的确又是中共寻求发展的现实路径。中共革命总是循着效率优先的原则寻找各种可能的途径，至于这些努力是不是尽如所愿，则不是处身历史现场的人们可以完全计及的。毕竟，革命需要精准的计算，也不可能没有不计成败的努力。事实上，如果仔细观察，中共夺取政权的成长史，时时可以看到统一战线或明或暗的影子。考虑到统一战线对应着的是一个始终在追求统一的中国，这样的坚持尤其意味深长：统一战线希望实现的是多种力量的整合，而力量多歧正是统一战线可以大展宏图的背景。结构裂缝、地方强人、人情政治，一个在原则上贯注着阶级分析立场、实践上却不乏妥协的统一战线，可以让多少头绪联结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