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传宇为暨南大学历史系讲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3期，注释从略
抗战爆发后，中日军队在长江沿线战场全力搏杀，先后进行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等大规模战役，双方都曾认定，长江中下游的战事将对战争结局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在华南，日军从1937年10月至1938年10月，一直图谋开辟广东战场，并最终于1938年10月12日对广东发起突袭登陆，进而攻陷广州。有关史实，在为数众多的抗战史研究著作中虽有涉及，但因参考资料有限，数十年来在此领域难见新论。同时，大概由于广东战场的规模小、时间短，与同时发生在长江沿线的战事相比，难免相形见绌，因而长期以来并未引起研究者们足够的关注。前贤虽无意“矮化”广东战场，但却造成一些重要的问题长期留存：第一，既有研究侧重于中方的备战及应战，而未能细究日军作战计划出台的经过及其具体内容。那么，围绕开辟广东战场，日军在1937年策划的“平海作战”，与1938年起被提上日程的广东作战间有何关联？在为期一年之久的筹备过程中，日本当局对广东战场战略价值的评估，又发生过怎样的曲折？有关史实的幽微之处，尚有待探寻。第二，既有研究往往以广州沦陷作为终结，忽略了在“破”的环节之后，尚有一行政组织重新肇建的“立”的过程，只有二者兼顾才可窥见事件的全貌。同时，对于广州沦陷后的行政问题，既有研究似过分突出台湾拓殖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台拓”）的地位和作用，而对于广州占领体制的基本构造及台拓在其中的地位，尚缺乏正面讨论。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拟解决两个问题：第一，追溯日军开辟广东战场的计划几经修改，并最终付诸实施的经过，梳理日军有关战略筹谋的嬗变过程，进而重新思考开辟广东战场在日本侵华战争全局当中战略地位的变化；第二，通过考察台湾的军、政当局在广东战场开辟前后，与日本当局间展开的复杂博弈，重新评判台湾因素与广东战场间的关联性，并尝试探寻广州占领体制的形成过程及其基本构造。
一、 1937年日军“平海作战”方案的搁置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8月战火波及上海，中日两军呈胶着之势。8月25日，日本海军宣布实行“中国沿海遮断作战”，从而封锁上海至汕头间的中国外贸口岸，唯有以香港为屏障的广州港尚可畅通，广州因而一跃成为中国获取境外抗战物资的主要渠道。有鉴于此，1937年10月6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以下简称“参谋本部”）首度提出开辟广东战场。其战略意图是，如能截断中国仅存的抗战补给线，不但有利于打开上海战局，且有可能迫使国民政府放弃抵抗。对此，台湾军司令官古庄干郎予以热烈响应，数次向日军中枢建言务必直取广州，并且主张，即使进攻广州的时机尚不成熟，至少应在“平海半岛”（今惠州市南部稔平半岛——笔者注）获取据点，以便日后展开进一步行动。而日本海军军令部（以下简称“军令部”）却极力反对用兵广东。其理由是：此举很可能刺痛在华南拥有巨大权益的英国，而一旦英国联合美国兴师问罪，则日本海军绝难抗衡。后经参谋本部反复游说，军令部才勉强同意。但此后战局突变，因日军于11月5日登陆杭州湾，迫使中国守军向南京溃退，日军则试图追击。值此南京保卫战迫在眉睫之际，开辟广东战场越发受到日本当局的重视。故于11月24日召开的第一次大本营御前会议上，由参谋本部提出，拟在12月25日圣诞节上午登陆广东“平海半岛”。日军的作战目标，被限定为控制“平海半岛”一隅，以期获得陆军日后进兵的据点，并可充作海军航空基地。而开辟广东战场的战略企图，亦较先前有所变化。大本营预计南京至迟将在1938年1月中旬陷落，若能稍早于此，在华南做有限一击，亦可对国民政府造成极大的心理震慑，成为瓦解其抗战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该作战计划获得通过，是为“平海作战”方案。
12月7日，日军组建第5军负责此战，由于台湾军对广东“素有研究”，故委任台湾军司令兼任第5军司令。然而登陆前夕，12月12日，日军却在芜湖与南京间的长江水面，引发了牵涉英、美两国的严重外交事件——“巴纳号事件”。事后，全盘接受美国善后条件的日本，处罚了海军航空部队的相关责任人，造成第4舰队军心浮动。其航空部队认为，即使在“平海半岛”获得基地，随后在英美利益密集的广东境内作战时，也难免因误袭而受罚。第4舰队的厌战情绪被层层上报，最终惊动军令部。为避免进一步刺激英美，军令部于20日晚间向参谋本部紧急提出中止或延期实施“平海作战”，这就迫使本已箭在弦上的“平海作战”搁置下来，集结于台湾的第5军只得原地待命。延至1938年2月15日，日军下令解除第5军建制，这也意味着“平海作战”胎死腹中。综上所述，日本当局策划“平海作战”方案的目的，在于策应日军在长江沿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试图打乱国民政府的抗战布局，进而实现对华速战速决。虽然该计划最终流产，但“平海作战”的战略思路此后却被日本当局继承并放大。而此间的一系列战备活动，无疑为1938年秋季日军登陆广东进行了预演。
二、 1938年日军广东作战计划的调整
就在日军筹备“平海作战”时，其在长江沿线的战况进展却超过预期，1937年12月中旬即已攻占南京，这使得“平海作战”错过了预期的实施时间。1938年1月后，局势更是发生重大变化。先是在日本当局的阻挠下，德国调停中日战争的努力终告失败。近卫内阁随即于1月16日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并表明将以战争手段彻底击溃国民政府的立场。1月24日，日本当局又公然对外宣称，中日战争“绝对不容许第三者出面调解”，主动断绝了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中日战争的可能性。于是，至1938年1月下旬，中日战争将由速决战滑向持久战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朗。在这种形势下，1938年1月下旬，参谋本部以确立1938年至1941年的对华战略为主要目的，制订了“昭和十三年（1938）以降之战争指导计划大纲案”（以下简称“大纲案”），其中并未拘泥于尚未实施的“平海作战”，而是着手筹划新的作战方案——广东作战。“大纲案”的核心内容在于，以攻占广州及武汉为主要步骤，勾勒出结束侵华战争的路线图。简言之，日军将于1939年上半年以前发起广东作战，以图攻占广州，并切断中国抗战的最后补给线。接着，再于1939年下半年或在1940年内占据武汉。随后，通过在日占区扶植亲日“新政权”的方式，将战争引向终结。显而易见，对于开辟广东战场问题，“大纲案”对“平海作战”方案进行了重大修正。首先，在作战目标设定上，“大纲案”不再满足于获取惠州海隅，而是首度明确提出占据广州，彻底切断中国的外援线路。其次，在作战次序的设定上，“大纲案”将开辟广东战场视为日军发起武汉会战的前提。但是，到1938年2月局势再变。此时日本当局已认识到，侵华战争将无可避免地滑向持久战，因而在“平海作战”正式废止的次日，即2月16日，召开御前会议，会上决定将8月前暂不扩大在华战线作为新方针，但仍允许“北支那方面军”继续进攻黄河以北地区。日军企图利用这段休整期，着力于增设新师团。在此形势下，实施广东作战一事再次被搁置。3月日军在台儿庄惨败，极大地鼓舞了在上海、南京沦陷后曾一度消极的中国民间抗战舆论。对此，参谋本部部分少壮派幕僚，不顾2月出台的新方针，于4月策划并发起了徐州会战，5月19日攻占徐州。接着，急于求胜的参谋本部追认此举，并趁势策划新的对华进攻方案。在随后举行的御前会议上，讨论武汉会战问题时，广东作战也被再度提出。与会者考虑到日军在发起武汉会战的同时，并不具备另辟广东战场的能力，认为二者只能择一施行。但是围绕实施次序问题，参谋本部与侵华日军前线作战指导当局之间，意见分歧较大。参谋本部认为，日军在1938年内的军事行动，应遵照1月份出台的“大纲案”，以攻占广州为限，此战不仅可切断中国最后的军需品进口通道，且能建立起日本对华持久作战的有利态势；待进入1939年，再伺机发动武汉会战，而这才是影响抗战结局的大决战，日本应融合政略与战略两种手段推进之。与此相反，侵华日军前线作战指导当局则坚持主张，鉴于对苏备战的需要以及登陆舰艇准备不足等情况，应于1938秋季率先发起武汉会战。至于实施广东作战，当可延至1939年初。此番争论的结果是，参谋本部做出让步。于是，日军攻取广州、武汉的次序之争告一段落。1938年6月12日，日军攻陷安庆，由此拉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至6月下旬，大本营在与“中支那派遣军”讨论作战计划时，仍在备忘录中载明：将“在武汉会战结束后实施广东作战”。
但进入7月，时局又变。日军登陆舰艇的调配问题，此时已获解决。以之为契机，参谋本部从尽力扩大武汉会战规模的角度出发，再度游说侵华日军前线作战指导当局，要求其“排除万难提前实现”广东作战。在获其支持后，日军中枢立即着手谋划另辟广东战场。于是，从1938年7月底至8月初，参谋本部制定了“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要领”（以下简称“战争指导要领”）。其基本方针为：“在进行灵活战争指导的同时，综合各种策略，以期捕捉结束战争的时机”，而实现该方针的具体步骤，则为发起武汉会战与广东作战。对于二者关系的理解，需从彼时抗战局势的变化谈起。自南京沦陷后，日本当局就将武汉视为国民政府“最后的统一中枢”。但中国军队于日军筹划武汉会战时，已判明其进攻路线，并为保卫武汉而构筑起绵亘千余里的防线，抗战姿态坚决。日军如欲占据武汉，极可能重演上海会战局面，付出高昂的代价。故此，日本当局再度优先考虑截断中国最后的抗战补给线，而若追究该线路的源头，却是英国的香港殖民地。于是，“战争指导要领”对广东作战增添了新的战略意图，即“挫败第三国、尤其是英国的援蒋意志”。此外，对于结束侵华战争的路线问题，“战争指导要领”认为当前存在“两条途径”，即“预计在攻占武汉前夕，可能由国民政府方面提出和议；抑或在攻占广州后不久，将会由国民政府及第三国共同提出和议”。由此可见，以“战争指导要领”的出台为节点，日本当局对广东作战可能激起的英国介入问题，在重新权衡利弊之后，已从筹备“平海作战”时的负面判断转变为正面判断。故为尽量扩大两场作战产生的震慑效应，“战争指导要领”指出：“要尽可能地缩短武汉与广东作战的间隔”，要求日军“急袭、果敢、迅速地攻占广州”。进而，通过武汉、广州两场作战的巧妙搭配，“努力重新调整日中关系，适时地使本次事变落下帷幕”。在“战争指导要领”确立了关于广东作战的新战略后，日军中枢便着手策划具体的战术细节。大本营陆军部从8月中旬起，委任藤室良辅大佐等参谋人员，着手草拟广东作战计划，并要求其同时负责战前侦察工作。不料，此事却掀起了一场波澜。此时大本营对广东作战的腹案，实际上脱胎于“平海作战”的成案，即先登陆“平海半岛”，然后再西向攻穗。而藤室等人在结束战前侦察后，却力主日军应以主力溯珠江而上，一举直入广州。双方各执一端，形成僵局。而争执不下之际，竟不约而同地各自抬出了对广东“素有研究”的台湾军，欲以此为自己的方案增添合理性。大本营认为，台湾军历次侦查的结论与大本营的腹案不谋而合；而藤室等人则坚称，自己的新方案是已获得台湾军司令官首肯的。藤室等人的表态使大本营认识到，在广东作战这一具体问题上，即便是日军中枢提出的作战意见，如未获得台湾军的明确支持，也难以对内产生足够的说服力。为此，大本营专程派员赴台，向台湾军司令官面陈其腹案的内容与根据，并直言希望台湾军方面能够肯定大本营的意见。面对来自日军中枢的急切要求，台湾军司令官当即表示支持。至此，这场因广东作战方案而引发的风波，竟因台湾军的“仲裁”而化解。经此事件后，台湾军在广东乃至华南军事行动中的重要地位，愈发凸显无余。
虽然取得了台湾军的明确支持，但鉴于武汉会战打响以来日军在长江沿线进展艰难，日军中枢被迫重新审视对华以武取胜的一贯战略。为此，8月中旬至9月初参谋本部拟定了“关于结束战争的最高指导案”（以下简称“最高指导案”），它在“战争指导要领”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广东作战将如何对武汉会战的战果产生放大效应。其核心内容为：首先，日军将继续完成武汉会战，沉重打击国民政府，以此作为结束侵华战争的“第一波”；接着，在与武汉会战尽可能接近的时间点上，发起广东作战，而一俟夺取广州，不仅可以切断中、英间的最后通道，且将对两国造成巨大的直接冲击，是为结束侵华战争的“第二波”；若果真激起了“第二波”，那么“预期彼时列国之中，尤其英国将（对蒋介石——笔者注，下同）发出下野劝告抑或出面斡旋调停，（日方）无论出现以上何种情况都应接受并因势利导之，以期尽力解决事变”。日本当局既然判定对华以武取胜极难实现，则其亟欲通过发起广东作战借英国之手压服国民政府的企图，便也不难理解。但如前文所述，早在1938年1月，日本当局已公开警告各国不得插手中日战争，此刻无异于作茧自缚，难以转圜。故其唯有设法促使英国“自愿地”出面调停。对此，“最高指导案”中的有关表述，纠结于日本当局惯常的侮华姿态与惨淡的现实战局之间，既自相矛盾，又欲盖弥彰。如其开篇即强调，战争“结束之机不在彼（指国民政府——笔者注）而在我”，但在阐明诱使英国出面斡旋的策略时，却又坦言：“解决事变的钥匙掌握在英国手中。而欲触动英国，则须在广东作战前后通过政、战两略刚柔并施，这需要总帅的洞察与机变。”如此，在武力胁迫失效后，日本当局无法独力结束侵华战争的窘态，已然纤毫毕现。而广东作战的重要性，也被抬升到新的高度。“最高指导案”的出台，标志着自“平海作战”中止后，从1938年1月起经过反复策划的广东作战，终于被赋予了明确的战略定位，即将进入作战部署阶段。然而，“最高指导案”系由日本陆军当局负责制定，但对其而言，上一年“平海作战”因日本海军突然反悔而被迫中止的痛苦仍在，故为避免其他部门掣肘，大本营陆军部决定，此番有关广东作战事宜应预先与所有重要部门充分沟通。出其意料的是，由于看穿了英国欲在东、西方同时推行绥靖政策，日本海军当局不仅积极附和发起广东作战，反而怂恿陆军当局趁势攻占海军觊觎已久的海南岛，但此提议被陆军当局以担心分割兵力为由拒绝了。而在另一方面，外务省的正式回应则十分谨慎。外务省非常担心此举“将会给在华南有着深厚利害关系的列国以过于深重的刺激与触动”，提议广东作战留待武汉会战完全结束后再行实施。同时指出，若出于军事角度考虑，不得不在攻占武汉前就发起广东作战，则须特别小心地处理英国问题，以免造成西方国家联合反日的局面。但其对作战次序的调整意见以及对作战影响的慎重态度，均未被日本陆军当局采纳。就这样，“最高指导案”依陆军当局所愿，成为日军实施广东作战的指导性方案。1938年9月5日至6日，参谋总长与陆军大臣间，商定了作战部队的动员细则，并拟具上奏天皇的文案。随后，在9月7日举行的大本营御前会议上，天皇正式核准进军广州。然而，通过同日发生的一则插曲，又似可窥见其“怯战”的一面。该日，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拜访了军令部次长，指出日军“就算占据了武汉、广州，蒋政权也不会有屈服的迹象。那样一来，日军便会被毫无意义地引向内陆深处，这将对日本非常不利。而在日本内部，由于人心（向背）恶化、失业者生活（困难）等问题，已显露出反战思想的端倪，如此则将面对越来越艰难的局面，那么考虑到内外两重（因素），我认为此际的结论便是要刻不容缓地达成和平局面。”随后，他声称陆军省与参谋本部已就对华“即时和平”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此番拜访的来意，是欲探问海军方面是否赞同。多田骏的一席话可谓意味深长。它说明，在“最高指导案”否定了武汉会战的战略价值，对华武力胁迫策略随之宣告破产后，日本当局内的部分官员对于侵华战争的前景愈发悲观，进而对于广东作战能否顺利达成预想效果亦产生怀疑。多田骏一派此时似已认定，与其继续进行徒劳的战争投机，不如另起炉灶，通过直接对华外交接触，寻觅结束侵华战争的机会。虽然该资料并未记录日本海军当局作何应答，但从9月初海军要求扩大广东作战规模的态度中亦可推测，海军求战尚不可得，此番对于陆军突如其来的主和言论，未必做出积极回应。继续扩大对华战局，挟占领武汉、广州之余威，迫使国民政府签订城下之盟，乃是此时日本朝野的主流观点。
三、 台湾总督府接管广州行政权力的预谋
此外，我们必须留意一个影响深远的问题，即日方攫取广州行政权力的预谋。9月7日后，日军中枢围绕广东作战发布了一系列作战指令，其中在“大陆指第273号”的附件“广东作战陆海军中央协定”当中，明确广东作战是“以夺取敌人于华南重要策源地，截断其主要对外作战补给通道，进而占领广州附近要地为目的”，“因此，对于占领区域的处理须纯粹从作战角度出发，于军队驻屯与自存之必要范围外的各项事宜，目前皆不需涉及”。据此，在广东作战被核准实施后，日本当局倾注精力于战备工作，而对占领广州后的行政问题，似乎想留待战斗结束后再做理会。但是，抗战爆发前曾在广州拥有一定既存利益的台湾总督府，此时却预先为广州沦陷后的行政事宜精心布局，并草拟了一份内容详细的“广州处理方针”。其纲领是：“在协助军队达成其作战目的的同时，鉴于广州市于华南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殊地位，应强有力地掌握其政治支配权，在使其成为帝国对华南工作中枢的同时，当以逐次开发地方资源以及力图使我方经济渗入作为着眼点。”台湾总督府计划运用三种手段贯彻上述纲领：第一，分“两个阶段”重塑当地行政机构，在第一阶段，组建治安维持会充当临时行政机关，而在第二阶段，将把广州及其周边地域划设为置于台湾总督府直接控制下的“特别市政府”；第二，在对英政策方面，从政治上及经济上压制香港，并以有效手段切断国民政府的“生命线”；第三，以广州为据点吸收中国西南各省资源，以期“有助于强化日满支经济圈”。其中，台湾总督府特别重视把持广州的行政权力，故以重塑当地行政机构的“两个阶段”为中心，将上述第二及第三点施政纲领融入其中，欲收纲举目张之效。
在第一阶段，台湾总督府拟着眼于如何“应急”，故在扶植治安维持会的同时，计划采取一系列紧急善后措施。而其诸般举措的宗旨是，由于预计广州在沦陷初期将会实行军政管理，因此台湾总督府欲趁势派员接管当地的各项民政。台湾总督府拟具的主要措施包括：派出警察队及医疗防疫班，恢复广州市内秩序；恢复广州的日本医院与学校，并派遣职员开设日语讲习所，以此奠定亲日教育的基础；恢复当地的电力、供水、市场等重要公共设施，暂由台湾总督府经营之；恢复或新建台湾与广州间的邮政、电报、海运及空运渠道；恢复台湾银行在当地的分行，并派员接管广州的税务与海关；协助日军处理“敌产”，设立专门机构管理当地工厂；制订应急物资援助计划；为将来开发当地的道路、港湾、铁路、水运等各项产业，展开实地调查；大力开展宣抚工作，如组建广播电台，印制各种传单、海报等，并派遣宣抚班，以官民合作的形式“纠正”当地抗日观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总督府还计划将日军的战果，“通过香港日报及残存新闻社的设施印成报刊，在（珠三角沦陷区——笔者注）附近一带以及南洋各地散布”。因此，台湾总督府在广东作战实施前就已判明，日军一旦占领珠三角地区侨乡，必将对南洋华侨造成巨大冲击，故试图将此“冲击”转化为扭转华侨反日立场的“契机”。而进入第二阶段后，台湾总督府的工作重心将由“应急”过渡为“建设”。作为实施“建设”的基础，台湾总督府计划将广州及其周边地域合并为“广州特别市”，其体制则仿效华北、华中各伪政权下的“特别市”制度，并欲在“广州特别市”内划定日本租界。在此基础上，台湾总督府将强化对当地所有重要行政领域的控制。其主要措施如下：在治安领域，使相当数量的日籍警察加入到当地警察队伍中；在财政领域，监督当地的财务运行情况；在医疗领域，扩充并完善日本博爱会医院，使之成为当地的模范医院；在教育领域，着力于师范教育中推行亲日思想，此外还要将广州的各所大学合并，使之成为台湾总督府直接指导下的华南最具权威性的综合性大学，以此培养一批亲日的本土上流阶层；在宣传领域，继续控制当地的广播、报刊等媒体，用于对内、外宣传之用。在这一阶段，台湾总督府对于广州交通领域的“建设”尤为重视，并将此举视为从经济上压制香港的重要手段。如在海运界，拟以香港为竞争对象，大力改善广州的港湾环境，并积极扩展对台运输线路；在内河航运界，将设立中日合资企业，进而从珠江航运市场驱逐其他外国势力；在陆路交通方面，则考虑铺设对抗广九铁路的新线路。此外，针对广州的工、农、矿业，台湾总督府还提出一整套“振兴产业”方案。其主旨是：以广州为中心，吸收中国内陆的煤、铁、金、锰、钨、铋、锑、砒等矿产，供日本使用；使日本企业参与到广州的农、盐、水产开发之中；管控广州的工业发展，使其不至与日本本国工业发生竞争；接管广州各类官营工厂，以及电力、水道、电车、汽车、制冰等企业，并以中日合办的方式经营之；设法使广州与日本、特别是与台湾间的经济关系更为紧密，尽力扩展双边贸易。
上述内容充分说明，“广州处理方针”的内在精神，实欲建立由台湾总督府独揽全部行政权力的广州占领体制。它又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确保台湾总督府对广州重要行政机构、文化机构与经济活动的掌控，一是全面加深广州对日本、特别是对台湾的依附性。而重塑当地行政机构的两个阶段，正是使这种掌控与依附逐步加深的过程。台湾总督府希望通过接管广州的行政权力，达成多种目的，除直接获取经济利益外，还包括吸收中国内陆的重要战略物资、建立华南的亲日策源地、改变海外华侨的反日立场、造成对香港经济的压迫态势等。因此，进入1938年9月，围绕开辟广东战场问题，台湾因素的影响力悄然滋长，日本当局与台湾总督府实际上分别筹备相关的“占领行动”与“善后工作”。
四、 广东作战的实施与广州沦陷后的行政权力之争
在9月7日于大本营御前会议上核准实施广东作战后，日军立即着手组建负责实施此战的第21军司令部，曾于“平海作战”时被委任为日军主帅的台湾军司令官古庄干郎，此番再度担任第21军司令官。至9月19日，第21军组建完毕。同日，日军还接连发布了一系列相关的作战命令。其中的“大陆指第273号”要求第21军在执行作战命令的同时，须注意“尊重第三国领域及其权益，防止因疏忽而引发纠纷”，并且强调日军的占领区域，应“以广州、虎门为中心，限定在为截断广九、粤汉铁路及珠江水路所必要的范围内”。此外，日本海军当局也于9月19日下达了有关广东作战的“大海令”，指令第5舰队参战，并在第21军司令官与第5舰队司令官之间，签署了“广东作战陆海军中央协定”，使广东作战的实施获得充分保障。9月26日，第21军又遵照大本营命令，制定了“作战计划大纲”，广东作战蓄势待发。广东作战的目标，实际上可分为3个方面。首先，占据广州及其周边地区，并以此切断中国最后的抗战补给线；其次，通过与武汉会战并行实施,尽量扩大日军在华军事胜利的影响，且欲以此战为已呈胶着态势的武汉会战打开新局面；最后，试图刺激英国主动出面斡旋，进而寻找结束侵华战争的契机。彼时，在日军内部普遍认为，广东是中国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中心，此战很可能发展为类似于上海会战般艰苦的持久战。第21军的士兵间甚至传言，预计在登陆广东后，约半数日军将会战死。10月12日拂晓，日军按作战计划突袭登陆大亚湾。由于作战区域毗邻香港，日军顾忌英国等西方国家的监视，严格约束军纪。但日军在登陆后，沿途所遇抵抗之弱，大大出乎其预料，鉴于进军异常顺利，第21军在进军途中放弃了在东江附近集结部队的既定计划，而是直接跨越东江，进军广州。10月21日，日军突入广州市内，次日完全占领该城。至此，日军在经历长达1年的反复谋划后,竟然仅用10天便达成了最重要的作战目标。但是，对其他战略目标的完成情况，则需详加评判。首先便是与武汉会战的关系问题。由于粤汉铁路南端失陷，使武汉的战略价值随之大减。因此就在10月22日，蒋介石于日记中表示，眼下武汉地区已失去重要性，中国军队自25日起逐次放弃武汉各地的防御。也就是说，广州沦陷对于武汉会战最终阶段的战局，造成了重大的直接影响。日军于事后亦认同这一观点。因此，广东作战的胜利，无疑使日军达成了策应武汉会战并扩大在华战果的战略目标。
其次，迫使英国出面调停一事又如何呢？在英国的全球战略天平上，欧洲无疑重于远东。然而此刻在欧洲，虽然9月30日签订了《慕尼黑协定》，但德国在进入10月后的表现，让英国对其和平愿望心生怀疑，并逐步转向对德强硬路线。这种形势下，英国将不可避免地把更多力量集中于欧洲。故而，虽然在日军攻占广州后，国民政府亦曾尝试借机争取英国，如提醒英国其在西太平洋的所有领土和利益已受到日本的威胁，但英国政府仍决定延续对日绥靖，拒绝了有关干预中日战争的任何提议。因此，日本当局通过发起广东作战刺激英国出面调停的战略目标，竟因欧洲局势的突然恶化而落空。不仅如此，日军对广东的突袭，还直接导致多田骏一派对华秘密和谈的夭折，使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愈发坚定。于是，日军虽在广东作战中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但此后抗战的形势，却向着战前多田骏所担心的方向发展，即日军进一步深陷于中国腹地。据此而论，对日本当局而言，广东作战的胜利又可以说是一场战略上的败局。在另一方面，广州战事甫毕，善后问题立即提上日程。围绕广州行政权力的归属问题，台湾的军、政当局与日本当局之间，发生了一连串严重的争执。在广东作战打响后，台湾军直接参与作战，而台湾总督府则密切关注战局的变化。就在日军突入广州前夕，1938年10月20日，台湾总督府所辖国策会社台拓的社长，向台湾总督提交了一份请愿书，其内容是要求由台拓去接管珠三角沦陷区内的经济活动。该请愿书很快便获得了台湾总督的认可，并于10月24日将有关情由转呈其上司日本拓务次官。但是到10月28日，日本的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三大臣，就珠三角沦陷区内的行政权力划分问题召开了联席会议，竟未邀请台湾的军、政当局代表出席。此次联席会议确立了一项重要原则，即：“南支军占领地域的政务处理，交给由陆、海、外三省在当地的派出机构所组成的陆海外广东联络会议审议、决定并付诸实施。”这样一来，此前台拓所提的要求，即便获得台湾总督府与拓务省的许可，若无“陆海外广东联络会议”的授权，也将无从落实。且对台湾总督府而言，因未被列入有权介入广州行政事务的日本官厅名单中，战前由其私拟的“广州处理方针”也将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在联席会议通过上述原则后，台湾总督府立即出面反对，并要求允许其派出代表出席“陆海外广东联络会议”。但11月11日日本当局在回应此事时，仅表示将“允许台湾总督府对由政府指导的局部性问题，诸如电力或广播等进行援助”。台湾方面还不死心，又由台湾军出面，要求享有对广州重要物资的征用权，却于11月16日再次被日本当局回文拒绝，并明令广州的物资仅可用于当地日本驻军。
通过上述博弈，台湾的军、政权力在沦陷后的广州受到了严格限制。特别是台湾总督府方面，虽曾对全面接管广州的行政权力苦心谋划，但最终仅被日本当局置于政令执行者的地位，毫无决策权。这场争执平息后，广州的行政权力被高度集中于“陆海外广东联络会议”，并形成了由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的派出机构共同决策，由台湾总督府奉命执行的特殊占领体制。
五、 结语
日军开辟广东战场的作战计划，可划分为1937年底的“平海作战”与1938年1月至10月的广东作战两个阶段，二者间既有承袭关系，又在作战目标的设定上存在重大差异。本文梳理了日军开辟广东战场的作战计划从提出到实施的完整经过。同时亦辨明了台湾军和台湾总督府在广东作战筹备、实施及善后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通过以上考察不难发现，自日军开辟广东战场的作战计划诞生之日起，其命运就与日本当局对侵华战争走向的判断、中日两国在长江沿线的战况以及广州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密不可分。正是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使广东战场的开辟问题在侵华战争全局当中居于特殊地位。而这种特殊性又具体表现为，其战场规模甚小而牵动日本官厅甚广，筹划经年而达成直接作战目标仅用10天。在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实则交织着日本陆军、海军、外务省当局，以及台湾的军、政当局，对广东战场的高度重视，以及围绕作战与善后问题展开的反复博弈。本文所揭示的首要史实是，日本当局酝酿“平海作战”与广东作战的经过，正是开辟广东战场问题在日本侵华战争全局当中越发受到重视的过程。虽然广东战场是对长江沿线战场的策应，但其战略价值却随中日战事的激化而不断抬升，最终在武汉会战期间达到顶点。尽管时间重叠，广东作战与武汉会战的主要战略目标却有所不同。武汉会战作为主战场，延续了自上海会战以来日军在长江沿线作战的一贯思路，即以武力占据名城，进而彻底击溃国民政府或迫使其投降。而广东作战方案则几经修改，于其确定之时，除加大对华军事压力外，借占据广州向香港施压，进而刺激英国“自愿地”出面调停，已成为日军的重要考量。不过以结局而言，因欧洲局势趋紧，日本未能激起英国出面斡旋，失去了借第三国之力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的可能性。故而，在广东作战结束后不久，日本当局只得再度调整对华战略，将赢得侵华战争的希望，转向扶植伪政权。
本文欲论证的另一个问题是，广东战场的开辟与台湾的军、政当局多有瓜葛，且这种密切关联从“平海作战”筹备阶段一直延续到广东作战达成之后。但是，对于台湾因素的影响力，亦不可评价过高。对此，因台湾的军、政当局对广东的“兴趣”各有侧重，故可分别论之。台湾军自始至终都是对粤用兵的最积极分子，力主日军应尽快登陆广东并直取广州，且因熟悉广东情势，先后受命指挥“平海作战”与广东作战。其之所以对开辟广东战场表现出急不可耐，或与“九一八事变”以后普遍流行于日军海外守备部队当中的贪功冒进心态不无关系。不过，虽然台湾军就开辟广东战场问题拥有特殊发言权，但其影响力仅限于战役及战术层面，至于在中日战局不断变化之中，如何调整此战的战略意图，则始终由日军中枢把握。另一方面，台湾总督府所关切者，在于如何全面接管广州的行政权力，台拓在其中起着“急先锋”的作用。可是，日本当局亦充分了解广州敏感的地理位置与重要的战略价值，因此在广州沦陷之初，通过设置“陆海外广东联络会议”，建立了特殊的占领体制。在此体制框架内，台湾总督府的地位，仅为“陆海外广东联络会议”所颁指令的执行者。据此有理由断言，前文已述及的相关既有研究，其主要的学术价值在于，证实了嗣后由隶属于台湾总督府的台拓等国策会社，具体承担了广州的行政工作。既有研究还可说明，虽然广州占领体制确立后，台湾总督府在其中的地位与其战前预想相差甚远，但在该体制之下，仍为其恢复并扩充在广东的影响力提供了途径。要言之，台湾的军、政当局虽对于开辟广东战场以及参与善后工作异常积极，但在与日本当局的博弈过程中却处于弱势，被置于从属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