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中共地方干部群体内部“土客问题”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3期，注释从略

 

        在政治力量发展、扩张过程中，外来者与本土势力的融合是关乎兴衰成败的关键之一。于是，“土客问题”一直是传统政治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无论是陈寅恪先生著名的“关中本位”“关陇集团”“山东集团”等概念，还是田余庆先生提出的“东晋门阀政治”“王与马共天下”等精彩论断，均与政治集团内“土客问题”有较多关涉。现代革命自与中古政治有极大差异，但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外来干部”“本地干部”及两个群体间的关系问题，仍是难以回避的论题，既往先行研究也常有涉及。在苏维埃革命时期的斗争实践中，共产党人在总体上表现出了团结、坚忍的精神气质。但必须承认的是，许多出现在革命阵营内部的残酷“肃反”或流血冲突仍多与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矛盾有关，例如“富田事变”“白雀园肃反”等等。应该说，此类问题曾给中共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对许多共产党人的心灵也造成长久伤痛。抗战时期，作为外部力量挺进华北的共产党、八路军其实依旧面对类似问题。但在此时期，“土客问题”虽偶有波澜，却并未形成巨大风浪，中共从外部输入的新老干部与此地区的地下党老干部、本土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较好、较快地融为一体，不仅为夺取革命胜利奠定基础，更打造出此后二三十年干部队伍的主干力量。不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环境下，面对较苏维埃革命时期更为多样、复杂的干部来源，干部队伍的整合、锻造绝非一日之功。应该说，对抗战时期中共干部队伍整合问题的实证研究，目前还较为缺乏，少数涉及干部队伍“土客问题”的文章往往也简单归因于领导人矛盾带来的宗派问题。因此之故，笔者希望以抗战初期中共太行根据地的情况为例，综合未刊档案史料与各种已刊材料，对干部群体内的“土客问题”做一具体研究。从局部之实态，对以下几个问题予以回答：抗战初期太行根据地干部队伍具体来源状况如何？干部队伍中“土客问题”的表现方式和严重程度？“土客矛盾”问题给干部整合带来何种困难、考验？“土客矛盾”问题是如何得以化解的？

 

一、 “外来党”：干部的输入状况与任用问题

 

      太行根据地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华北创建的一系列根据地中甚为重要的一块。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师部均长期驻节太行，晋冀鲁豫边区成立后也将首府设于此区。在抗战初期，具体负责领导此地区工作的机构为冀豫晋省委。冀豫晋省委的前身为平汉线省委，是从原河北省委中分割出的新机构，最初的省委书记为河北老地下党干部李菁玉，曾担任过地下党北平市委书记的李雪峰（山西永济人）是李菁玉的副手。其任务是“背靠太行山，开展游击战，打通正太路，截断平汉线”，即主要在河北活动。七七事变后河北迅速沦陷，平汉线省委只能仓促西撤入晋，与八路军一二九师会合。在刘少奇、杨尚昆、彭真、朱瑞等北方局领导人的指示下，以八路军作为武装后盾，李菁玉、李雪峰等人最终在晋中、晋东南一带站稳脚跟。由于李菁玉的老关系、老部下多滞留于河北省冀南一带，他在省委班子中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李雪峰在根据地初建过程中逐步上升为省委的实际负责人。1938年年初，北方局将平汉线省委改组为冀豫晋省委，任命李雪峰为省委书记，李菁玉则随宋任穷、陈再道的八路军“东进纵队”奔赴冀南。于是，一支“客居”晋中的外来地方党，便成为立足山西、领导太行山区抗战的党组织。在李雪峰等人初上太行之际，共产党人在此地区的工作基础甚为薄弱，再加上本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在前几年屡遭严重破坏，区域内地下党员数量很少，较早与上级党组织联系上的可靠干部只有30多个。因此，短时间内马上“生产”出一大批干部自然是不可能的，亟待完成的开局任务自然需要外部输入的干部先期负责。总体上看，这些从外部输入的干部大致有六个方面的来源。

       首先是北方局抗战前派到此地区的少量干部，事迹可考者只有10余人。他们多在北方局或山西省委领导下开展地方建党工作，除了徐子荣担任省委秘书长外，江西人彭涛、山西人裴孟飞、河北人刘建勋、山西人李哲人等都是在抗战前就已在晋中、晋东南一带分头行动。另外，河南籍的聂真、薛迅等人也被派回豫北一带开展建党工作。第二部分是随李雪峰等人来山西的一批原在河北工作的干部，他们即是最初可以依靠的“30多个党员”的主体。由于李菁玉将部分干部带回冀南，所以这批人中在太行根据地长期工作的多来自原正太铁路工委和石家庄地下党组织，其中以江苏溧阳人陶希晋为核心，还包括吴作民、陆清廉、杨奉林、糜镛等人。陶希晋的弟弟陶鲁笳、妹妹陶竞华年纪尚小，却直接在李雪峰身边工作，与其建立深厚情谊。李雪峰曾在回忆录中赞许这些人和冀西一带的老地下党员们“都是经过严酷环境的考验，在复杂艰苦的斗争中幸存下来的，是以后太行根据地的骨干力量”。他们普遍在抗战初期迅速跻身省、地、县各级机构的关键岗位，刚刚20岁的陶鲁笳也出任非常关键的省委组织部组织科长。第三部分是1936年下半年到1937年经各种渠道输入到牺盟会中的一批干部。这部分干部数量较多，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至少在300人以上。他们中有的是老资格的党员，如董天知、韩钧、杨献珍等人均与薄一波同为草岚子监狱的狱友，来晋后也在牺盟会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同时，大量青年学生通过组织渠道输送到牺盟会各级组织中，刘少奇即安排地下党北平市委组织部长安子文挑选了一批党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队员、爱国学生及其他青年知识分子，到山西加入牺盟会。河北地下党组织也安排部分党员赴山西参与牺盟会工作，如津南特委即选派多运海、高书贵等人去太原参加牺盟会。刘建章回忆刘建勋也是津南特委派到山西的，此说有误。根据刘建勋自己填写的个人简历，刘是被北方局调去山西的。参见《刘建勋个人简历表》（1943年3月），见于《刘建勋个人材料》，晋档，未编目。也有部分人通过薄一波等人的个人荐引入会，如民先队员安钢，经友人介绍直接找到在北平的薄一波，毛遂自荐要求到山西工作，薄一波不仅应允，还给他改名“安岗”。需指出的是，牺盟会干部只有少数在根据地建立初期就在党内工作（主要是晋中一带地方牺盟会干部），他们在晋西事变前多在牺盟会或政权机构中工作，入党时间也较晚。不过，在这批输入的干部中，也有部分人是走了后门的，本人并非信仰坚定、能力卓越的人。如某位牺盟会领导人，即将自己弟弟和同乡安排进牺盟会，直接担任地方牺盟会的领导人。第四部分是1937年9月、10月间到太行山区的一批平津进步学生，数量也较少。他们出身各异（东北籍较多），但基本是中共党员或民先队员，有些是一二•九运动后涌现出来的青年学生领袖（如赵德尊），此前就曾在北方局、地下党北平市委、地下党天津市委等党组织领导下做过地下工作，部分人与彭真、李雪峰、彭涛等北方局、平津地下党领导人原本就熟悉。七七事变后，他们在匆忙中撤到太原，后经北方局委派到石家庄市委报到。随后，他们经李雪峰等人介绍，大多被安排到杨秀峰领导的冀西民训处和冀西游击队中任职，后来参与了冀西的建党工作。第五部分是1937年年底到太行的一批东北流亡学生出身的干部，数量大约有80余人，以关山复、高扬、顾卓新等人为核心，最初多在大学（尤其是流亡关内的东北大学）读书，后随东北军到了西安。抗战爆发后，在周恩来鼓励下组织了主要由东北流亡学生组成的“东北抗日游击第一纵队”，他们原本希望通过招揽流散晋冀各地的东北军旧部，组织抗日武装，但目标未能实现，便留在太行地区干起地方工作来。第六部分是1937年年底、1938年年初随刘少奇从延安来的一批干部。他们基本也是一些青年学生，此前在抗日救国的浪潮中奔赴延安，地籍来源比较丰富，但数量无法查证。1937年年底，刘少奇在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北方局前一阶段工作情况后，第二次入晋，这次他从抗大和陕北公学中带来了一批青年学生出身的干部，其中大多已是党员，来太行后被迅速分配到中层领导岗位上。从任用状况来看，一、二两方面干部是冀豫晋省委最初的依靠。这些干部数量较少，他们有的是游子返乡，更多的是作为外来者扎根太行。但他们在初期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建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后来也大多成为太行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四、五、六三方面干部基本都是青年学生出身，他们的党龄普遍较短，有的甚至尚未入党，但普遍被看作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后发现、培养出来的年轻人，与刘少奇、彭真、李雪峰等人也多少有些渊源。此番他们又大都是上级党组织或领导人委派，自然也得到李雪峰等人充分信任，迅速成为党内的骨干力量。其中，刘少奇从抗大带来的这批干部，似乎尤其得到重用。他们大多工作经验较单薄，但因在延安抗大、党校、陕北公学学习过，且普遍已是党员，革命资历得到“大幅度强化”。例如来自抗大的温建平、傅子和以及来自中央党校的薛韬三人被分配到晋南工作，曾在山东从事过少许地下工作的温建平马上被任命为特委组织部长，同样有地下工作经验的薛韬担任了特委委员、夏县中心县委书记，资历稍浅的傅子和也做了县委书记。比较特殊的是输入到牺盟会的干部群体，他们中大多在牺盟会和政权机构内工作，普遍在各级牺盟会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且作为中共有组织输送进牺盟会的一批青年干部，理应得到充分信任。但在抗战初期山西微妙的统战格局下，再加上此前干部输送规模较大、考察仓促，因此他们仍在一定程度上未被地方党看作是完全意义上的“自己人”。到1940年时（晋西事变后）李雪峰仍认为：“牺盟会出来的很多外地青年人大多是地富家庭出身，来头复杂，现在选来做党的工作要慎重。”其实，除了前述六类干部，还有一些干部是自己“上了太行山”的。由于这些干部往往是以零散的方式进入根据地，缺少可靠的组织介绍，因此他们在最初往往受到一定程度的怀疑。比如，河北籍老地下党冷楚便是在越狱后，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到了太行根据地。冷楚在党内算是老资格，还担任过北平地下党的主要领导职务，但由于他在入狱期间与党组织一度失去联系，所以在到太行后并未立即得到重用，而被留在党校中搞了一阵子干部教育工作。冷楚被留在党校或许多少也与他大病初愈有些关系，而先前在河北石友三部从事统战工作且业绩尚好的于一川则受到更长时间冷落。他先在党校学习，之后又被留下来任教，一年多后才被外放担任太谷县委书记。于一川留校任教看似是因为其理论修养较高得到李雪峰等人认可，实际上是与他长期从事兵运工作被认为历史不清有关。可以说，在党校学习或工作是组织上对这些干部普遍的过渡性安排。

         概言之，太行根据地党基本呈现外来性格，正如李雪峰后来的总结：“本区的党原是外来的。”这首先是因为地方党组织主要由一批外来干部筹划、组建，没有来自外部的组织推力（北方局、八路军、冀豫晋省委），地方党系统绝无自发建立可能。地方党领导层的来源构成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以1938年春季省委会组成来说，省委书记为李雪峰，宣传部长为徐子荣，组织部长为何英才，军事部长宋任穷、省委秘书长吴作民、副秘书长关山复、冀西民训处主任杨秀峰4人担任省委委员，晋中特委书记陶希晋、冀西特委书记彭涛也常常列席省委会。在这些人中，其实只有何英才算是本地干部，因为他不仅曾担任地下党山西省委组织部长，更长期在晋中阳泉矿区从事工运。李雪峰虽是山西永济人，但其家乡并不在太行根据地范围内，仅有4年党龄的他在山西地下党中也无甚根基。就早年事迹可考的26位特（地）委一级干部的经历来看，真正占据主导地位的也是外来干部，不仅有14人是外来干部，且这批特委领导实际上有15人曾在平津地下党工作。本地地下党干部虽有9人进入领导班子，却非主流。

 

二、 “用而存疑”：本地老地下党员们的作为与际遇

 

        毫无疑问，仅仅凭借外来干部，很难令中共深入扎根于太行山区的土壤之中，完成抗战、革命之伟大使命。欲在此地站稳脚跟进而深耕细作，必须依靠一大批熟悉乡土环境的本地干部，如此方可实现地方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的大规模动员。在中共力量集中进入太行山区之前，无论是晋中、晋东南，还是冀西和豫北，均已有少量老地下党员。既往史述中虽多会谈及此地区之革命传统，但在具体论述抗战初期太行建党、建政、建军之过程时，却常常受李雪峰的此地最初只有“30多个党员”说法的影响，只谈八路军、牺盟会之作用，而忽视本地老地下党干部发挥的独特作用。实际上，这批本地老干部虽分布零散，却在开局阶段意义重大。冀西的基础是李雪峰任直中特委书记时的“老底子”。冀西特委中，除彭涛外，傅贯一、马芳庭均是原地下党直中特委的老干部。他们一前一后到此开展工作，工作中心则是二人的故乡——冀西赞皇县。长期追随他们的一些老干部也在抗战初期继续担任县级主要领导职务。在周边的元氏、井陉等县中，党员人数虽比赞皇少很多，却也积聚了一些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地下党干部，在冀西民训处或八路军派出的工作团到来时，大多是通过他们接联关系、发展党员。在抗战前组织遭受更严重创伤的山西地下党中，上层组织虽趋于瓦解，但在基层仍存留着一些老地下党干部，他们成为中共不自觉间在太行山区布下的一些“闲棋冷子”，此前虽陷入消沉，但是在中共力量大规模进入华北后也纷纷重新活跃。比如，曾被阎锡山视为晋东南头号“赤县”的武乡，在地下党县委两度被破坏、县委书记李逸三被捕的情况下，依然依靠在本地颇有影响的党员武三友、魏名扬等人维系了地下党的组织基础，他们虽不再组织暴动或大规模群众运动，但相互之间仍有联系，抗战前尚有党员200人左右。待到徐子荣南下建党时，依靠这些人的“老关系”，很快又把武乡地下党员们聚集起来。他们以牺盟会为掩护，将党员以牺盟会会员身份分派各村镇，迅速恢复武乡地方党组织，各区委、支部也普遍建立起来。阎锡山统治的核心地区晋中一带，自然不可能出现武乡那样“赤化”的状况，但在“革命低潮期”，还是有部分党员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后，或离乡去外地寻找组织，或潜伏当地，甚或还在局部推动了组织发展。榆次晋华纱厂一批未暴露的工人党员仍在厂内建立了党支部，多次组织罢工行动。抗战前夕，先前离晋的老地下党干部阎定础以牺盟会特派员身份来到此地时，仍旧以晋华纱厂为基地。在工人集中的阳泉工矿区，著名工运领袖何英才竟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组建了4个支部，发展数十名党员，阳泉的地方党组织也被升格为“阳泉工矿区委员会”，后来太行根据地内比较知名的工人干部即多出于此。至于豫北，中共力量也较早渗入，濮阳、滑县、汲县等地先后建立地下党县委，产生一批在当地有较强影响力的地下党干部，如聂真、张萃中、王卓如等人。他们利用各种形式在豫北发展了不少党员、团员，主要是一些青年学生，比如年轻的赵紫阳即在这段时间加入了共青团。但在国民党政权的严酷弹压下，这些地下党组织先后遭到破坏，张、王二人皆被捕入狱（聂此前已调走）。1937年抗战爆发后，朱瑞在豫北地区建立党组织的主要依靠仍为这批干部，在平津地区从事地下工作的聂真、薛迅等人此时返回豫北，与张萃中、王卓如一起建立了中共晋冀鲁豫工作委员会，受北方局直接领导。

       应该说，这批老资格的本地干部能够在“白色恐怖”中扎根本乡，从困难时期勉力“熬过来”，着实不易。在抗战爆发前夕，中共力量再度进入太行山区之时，他们当仁不让地担任了“向导”角色，省委、特委普遍都是通过这些老地下党干部接关系、设组织。但必须承认的是，在信任层面，党组织对他们是有所保留的。党组织认为：“这部分人很复杂，包含着从监狱里出来的，自首过的，消沉过一时期的。”不过，在孕育当中的太行根据地确实也面临干部严重短缺的问题。彭真在冀豫晋省委活动分子会议上即强调，“党应分配党内一切干部以适当的工作”，尽管他同时指出“不要使任何不可靠或历史及政治面貌不清楚的分子混入党的领导机关”，但在省委初建且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认真审查老地下党干部的历史，实际上无法做到。于是，对这批本地老干部，地方党最初大体上采取了“用而存疑”的办法。比如，在武乡，冀豫晋省委起初主要是依靠一批本地老干部（如高沐鸿、王玉堂等人）重建组织，很多政权、武装、群运方面的干部也来自于过去的“二百多名党员”，但李雪峰、徐子荣等人没有正式承认他们的党籍，而是暂时将此问题搁置一旁。正因为如此，尽管武乡党的力量厚实，却只设工委而未成立正式的县委。在党组织初步恢复或建立起来后，部分老地下党干部在党内开始受到更多审核，往往对他们采取控制使用的办法。其中，马芳庭和张萃中便是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前述赞皇地下党能挺立于冀西山区，除了因为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凋敝、历史传统等造成类似于罗威廉笔下的“地方性暴力文化”外，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马芳庭本人的能力。上级党组织对其能力也是认可的，认为马为人“深沉老练，能和赞皇当地官员、缙绅、枪会头目打交道”，但与此同时，他们又觉得曾经入狱的马芳庭“历史面貌不清楚，爱吹、心计多，有时不善团结同志”。因此，在赞皇县委建立起来后，马芳庭及与其亲近的干部被排除出县委班子。可新县委迟迟不能在赞皇打开局面，使得上级启用马芳庭担任赞皇中心县委书记。马到任后很快拉起一支抗日武装，为后来赞皇党组织的大发展奠定基础。马本人因成绩突出且又做过工人，被提拔到特委任宣传部长。但他始终并未获得省委的充分信任，曾与省委派来的地委副书记王孝慈屡有抵牾。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刘伯承、邓小平，虽批评王孝慈并要求李雪峰等人将王调走，却也对马芳庭回护地方兵油子出身的游击队干部有些意见。不久，马芳庭被派去太行党校学习，自此离开冀西，再未归来。马芳庭后来曾在接受访问时谈道：“刘、邓在中央做了一个决定，说对我的看法看错了，后来伯承同志亲自到我那给我做自我批评，他说过去我们对地方干部、对你们培养提拔不够，他还希望我对地方干部也不要犯错误，这是伯承同志亲自跟我谈的。”

       应该说，马芳庭作为历史复杂的本地老干部而遭遇抑制，后果还不算严重。曾任豫北党负责人的张萃中则因历史上的自首问题而从此与党务、军政工作绝缘，一生只能从事文教工作。河南杞县人张萃中是河南地下党创始人之一，在豫北地区颇有影响。抗战初他担任晋冀鲁豫省工委书记、豫北特委书记等职，人生地不熟的朱瑞、聂真来豫北后，也多需要靠张萃中才能完成各项目标。不久，豫北党高层进行了一次小范围的历史审查，要求大家各自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张萃中说自己被捕入狱期间，曾在狱中党支部做决定后写了自首书，因而获释出狱。这个问题被聂真等人看作是政治变节问题，便报告给朱瑞。朱瑞决定免去张萃中书记一职，并停止了张的党籍。一批由张在杞县和豫北其他地方发展的老地下党干部也在同期遭到洗刷。从上级党组织的角度看，对长期在本地活动的老地下党干部有所抑制，其实并不难理解。首先，这些干部的历史确实普遍比较复杂。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曾经被捕入狱，是否有变节、自首等行为，无法轻易下结论，因为前一时期叛变、自首、消沉的干部实在不少。刚刚从“绝境”中找到生机的共产党人，自然希望保持组织严密安全、干部信仰坚定，面对从监狱、家中归队的老党员，保持警觉也是有必要的。同时，这些老党员大多出身地富，少有贫雇农出身者，而要想在内外挤迫下实现“政治生存”，还往往需要周旋于地方官吏、豪绅、商贾、帮会甚至土匪之间，他们长期形成的工作作风、思想特质都不尽符合上级领导的用人标准。比如，为武乡地下党延续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魏名扬，本身即是当地武术名家，带有浓重的江湖气，他发展的党员中有不少是随他习武的帮会成员，因此尽管魏名扬在地方党中是实际的核心人物，抗战初即组建了具有较强战斗力的游击队，受到很多领导人的赞扬，却一直因组织上不够信任而只能在基层工作，无法得到重用。其次，这些干部原本只是与所在省份的早期地下党省委有些关联，而与后来到北方局主持工作的刘少奇以及由冀入晋的冀豫晋省委缺乏渊源，甚或因过去地下党内部矛盾而令新的上级领导对他们有成见。晋、冀、豫三省地下党（特别是山西地下党）组织历经多次破坏后，一大批地下党领导人先后被捕，造成组织上的大崩溃，因此这些老地下党员在狱中更容易失掉组织关系，许多历史问题无人证明、无法讲清，自首出狱者也会因没有组织手续而被认定为变节者，与经刘少奇等人批准而自首出狱的“草岚子监狱六十一人”的政治际遇形成鲜明对比。况且，在这些老地下党干部中确实也存有不少实际犯过严重错误、有变节行为甚至叛变过的人。这种有限度的抑制对于巩固“外来党”权威、做好实际工作确有好处。应该说，冀豫晋省委在太行山区仍然缺乏政治基础，分散各地担任特委、县委负责人的外地干部虽自认为是上级派来的，在具体的工作中着实与本土政治、社会环境相当隔膜，培养新干部也并非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所以他们既需要仰赖本地老干部，又需要树立权威，因为这些老干部中许多人比外来的上司党龄还要长，有的确实对新来学生干部、工人干部不够尊重。而且，生于兹长于兹的本地老干部乡土观念一般要远强于外来干部，无论是抗战伊始仓促撤退时的“抓一把”，还是有计划地建军、建政活动，往往都需要牺牲局部利益、支援上级党组织和八路军，适当地将本地老干部“压一压”而又不大面积洗刷，其实也有利于各项目标顺利实现。

 

三、 “点”“线”“面”：本地新干部的选拔与培养

 

       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初建期，“干部短缺”几乎是地方党在向上级汇报工作时提及最频繁的实际困难。要解决“干部短缺”问题，自然不能一直指望外部输入。由于冀豫晋省委和地方党组织不断向上级诉说干部不敷用、希望派干部之类想法，北方局代表彭真曾明确回应：“干部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单靠上级组织来供，干部的来源，只有靠各级组织自己定出一定的干部政策来培养和提拔。”这实际上是要求冀豫晋省委在本地选拔、培养新干部。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迅速扩展的治辖区域、繁冗复杂的地方工作使得选拔、培养本地干部更成为当务之急。其实，早在太行根据地之孕育期，已有一些本地干部得到提拔、重用，他们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李雪峰等人刚刚入晋时发现的一批干部。其中，有不少是彭涛领导的正太特委发展入党并提拔起来的新干部。江西人彭涛原本在天津地下党工作，抗战爆发之初被刘少奇派到山西，组建了名义上隶属于地下党山西省委、实际由北方局直接领导的正太特委。在统一的太行党组织尚未正式组建前，彭涛在晋冀交界的地区选拔了一批进步青年。比如平定县的青年学生池必卿、周璧即是在抗战前被彭涛突击介绍入党的。同样是在平定县，周璧、张慧如、池必卿的同学王谦先前已被地下党介绍入党，但并未与上级党组织建立联系。抗战爆发前，彭涛刚好在这一带活动，王谦便也开始接受正太特委领导。李雪峰等人到山西后，最初就驻足于平定县境内的阳泉镇，随着正太特委改由李雪峰等人领导，王、周、张、池等人成为最早一批可以依靠的本地干部，迅速被提拔到县级领导岗位。此外，李雪峰、陶希晋等人在省委最初活动的和顺县、昔阳县也零散选拔了一些干部，如赵武成、陈敬贤等。这类干部数量不多，但基本是在太行党孕育期即参加工作的干部，他们是根据地领导人初来乍到时提拔的干部。他们大多是年轻知识分子，历史也不复杂。因此，这些年轻人在政治上得到李雪峰、彭涛等人更多的信任。应该说，他们中不少人获得较为快速的提拔，成为太行根据地本地干部的代表人物。另一类是地方老干部在与上级组织接上关系后，自己提拔起来的一些本地干部，以冀西、晋东南居多。比如，在冀西元氏县，农民出身的老地下党员苏鹤楼在抗战初期担任了县委书记一职，他便将一些亲朋好友发展为党员，其中很多人还被提拔为各区党组织和农会组织的主要干部。而在地下党力量更为深厚的晋东南武乡县，徐子荣在与地下党接上关系后，便把县委交给武乡籍的王玉堂（冈夫）、高沐鸿来领导，这样一来，武乡县委迅速把新老地下党员们又聚集在一处，恢复武乡地方党组织，建立了武乡县工委。他们以牺盟会为掩护，将党员以牺盟会会员身份分派各村镇，分委、支部也普遍建立起来。本地著名的“红色家族”（武氏家族），就有十几个家族成员被提拔为县里和区乡党政机关的干部。这类干部党龄或长或短，个人历史则普遍较复杂，参加过地方帮会、枪会组织甚至国民党的数量不少。这类干部虽较早担任县、区级干部，但他们和党组织的关系比较松散。他们多与那些老地下党员有亲缘、业缘方面的关系，阶级成分往往也较多样。应该说，这些干部后来并没有遭遇刻意排斥，他们中很多人也获得提拔、重用，但在后来的各种整党整风运动中往往成为严查个人历史的对象。同时，在既有材料中，尚未发现他们中有人如王谦、周璧、池必卿那样在解放战争时期即担任地委主要领导人。

       总的来说，在1938年春季之前，提拔新干部的力度是比较有限的。干部短缺问题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晋中地区是太行根据地中巩固最早、干部最充实的区域，但晋中特委在1938年2月也认为目前最为突出的困难是“干部的缺乏”。在晋中榆次县，县委成立后在各乡建了几个区委，但后来不少干部被八路军、上级政府、游击队抽走，以致区委大多成了空架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日军的“六路围攻”，还因为抗战初期中共在此区域内发展迅猛，干部的数量确实赶不上治辖区域、工作任务的激增。同时，初上太行的共产党人，受过去秘密工作思维的影响，在党员发展、干部队伍建设上仍然采取某种程度的关门主义态度。当时，各地党的领导人并非没有发展党组织的愿望，但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他们在发展党员上并不敢放手去做，甚至还担心“党员发展过多，没那么多工作给他们，也教育不过来，工作就不能保密”。本地新党员发展数量有限，本地新干部自然也难“规模生产”。

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提出“大量、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张闻天、毛泽东和刘少奇还在3月24日给朱瑞及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的电报中特别强调了要“大大发展党，建立与健全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冀豫晋省委立刻响应，召开了特委书记和各支队政委联席会议，专门布置此事。嗣后，太行根据地的党组织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到1938年夏，太行根据地设了5个特委（晋冀、晋东南、冀豫、太岳、晋豫）、20多个县委，党员人数激增至1万人。在此基础上，各级党组织自然需要从中选拔一批干部。总括而言，这批本地新干部有两个比较集中的来源：一是“训练班干部”，二是“牺盟会干部”。先看“训练班干部”。他们大多是各级党组织通过举办干部训练班择优选拔出来的干部，大多是工农干部（以农民居多）。干部训练班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并不陌生，先前在南方的革命根据地中就曾普遍举办过各个类型的训练班，既有各级党组织开办的一般的干部训练班，也有土地革命训练班、电讯干部训练班这样的专项班。此番在太行根据地则多为前一类型之普通班，而少有专项训练班。这些训练班大多是短期的，有时直接从民众中挑选积极分子组成训练班，在介绍入党后很快安排其走上干部岗位；有时是在党员中举办训练班，根据表现提拔部分人；有时则是将一些中下级干部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训练，之后分派到更为重要的岗位上，从中寻找重点培养对象。

        其实，训练班本该是干部教育的一个载体或形式，但在形势日新月异、各项政治施设尚不健全的情形之下，训练班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个能让党组织领导了解下级干部、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平台，通过训练班实现训练、培养、选拔等多项目标，堪称“一站式”解决办法。比如，冀西沙河县的农民党员王占国，在入党没几天的情况下，就参加了训练班，因表现好又是初小毕业，训练结束后直接当了刚成立的县自卫队大队长，自己都感到纳闷。大多数人虽未被破格提拔，却也在受训后逐渐得到上级信任，而担任了中下级干部。晋东南武乡县的党员姜一，在1935即由自己练武拜的师傅（老地下党员魏名扬）介绍入党，在抗战初期只是普通的村游击队员，但到县委受训后很快当上区干部。这样，在1938年春夏之后的一段时间，一大批“训练班干部”从太行山区的乡村中脱颖而出，李雪峰等人后来在分析太行根据地的干部来源时指出“主要的大部分是从训练班出来的，他们一般的都是新的纯洁的干部。”再谈“牺盟会干部”。他们大多是从牺盟会等组织内被吸纳、拣选出来的干部，学历层次要高一些。在抗战爆发前后，牺盟会无疑是山西省境内发展最为蓬勃的一支力量。作为一个植根于山西本土又较为开放的官办组织，牺盟会吸引数十万青年人投入其间。在这里面，自然山西本地人占据大多数，他们分布于各个层级的牺盟会组织。如前所述，由于大量共产党员通过不同渠道进入牺盟会，牺盟会被打上了深深的“红色烙印”，薄一波等领导人以牺盟会（包括被统合后的公道团）、决死队等为载体，大大促进了境内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就上层来说，牺盟会及公道团与中共组织的界限是非常分明的，但到了基层却是另一番光景。在晋中、晋东南地区，许多干部均先受抗日救亡热潮感召，在乡加入牺盟会，后来才入党。中共地方党组织也有意识地从基层牺盟会组织中挑选积极分子，介绍入党或选调为干部。考察太行根据地本地干部来源，我们很容易看到1940年前参加革命的山西籍干部十有七八有牺盟会背景。可是，若具体分析，晋中和晋东南两地出来的“牺盟会干部”的内涵是有明显区别的。当时，冀豫晋省委与牺盟会组织大致以辽县为界，以北由冀豫晋省委领导，往南则以牺盟会为主，通过统一战线组织来推动各项事业之发展。因此，在晋中一带，从外部进入的晋中特委组织力量强固，便可以将牺盟会、公道团等组织纳入自己的领导之下，大批吸纳牺盟会骨干参与党的工作。比如，晋中特委在和顺县发现的群运领袖陈敬贤、在榆次晋华纱厂工人游击队中树立的典型郑鹤龄，均先在牺盟会中做基层工作，后来被直接选拔做了县委、游击队的主要负责人。在区乡一级，这种跨组织的选调则更加频繁，到1938年夏天，平定县新提拔的几个区委书记、区长已全是从原来牺盟会区乡支部中遴选出来的。这样一来，晋中的很多干部看似有牺盟会背景，实则在牺盟会中经历短暂，即使稍久也大多已直接从属于地方党。而且，他们与牺盟会的领导人也大多关系较浅。但是，在牺盟会发挥主导作用的晋东南，地方党多由原来的牺盟会组织孕育、分化出来，牺盟会中的部分负责人被安排做了地方党的领导，部分基层牺盟会工作人员也随之转岗到地方党组织中。比如，抗战爆发后刚刚参加沁县牺盟会工作的年轻人刘岳峰，因县委缺人便被牺盟会领导黎颖安排到县委工作。两相对照，虽然结果貌似一致，即大量牺盟会骨干被选拔为党的干部，但实际上在晋中与晋东南的“牺盟会干部”有着较大差异。而这种差异，也成为意欲反客为主的晋中地方党与深植本土的牺盟会之间产生冲突的诱因之一。

       以上两部分干部是有交集的。因为一些牺盟会干部在进入党务、政权、武装等机构后，也参加过党组织开办的干部训练班，但这些干部大多并不是因“训练班”而被中共所吸纳，严格说来，他们仍不能归入“训练班干部”之列。同时，这两个来源的归纳并不与在工作中挖掘、选拔干部的标准相矛盾，比如有些干部在参训前已经进入领导的视野，其获得提拔重用并非靠训练班，所谓的“训练班干部”其实更多的是对抗战初期地方党组织自己吸收、培养的本地干部的指称。只是在上级催促大批培养干部、本地也确实急需的情况下，“训练班干部”往往是突击产出的，再加上文化水平较低，其质量常常不及“牺盟会干部”。要言之，本地新干部的提拔最初是由上中层领导人在周边点状拔擢，随后逐渐发展为由接上关系的老地下党干部凭借私人关系发展、提拔起来的一些干部。先是以某个老党员为起点接引出一条条线，随后又交错成网，因此这些新干部群体往往也依托于本地既有的社会网络。“训练班干部”与“牺盟会干部”则是规模化的、组织化的对干部的吸纳，是更大面积的吸纳。

 

 

 

四、 “离散”状态的“土客矛盾”

 

       在陈耀煌笔下的“鄂豫皖根据地”里，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尽管存在合作，但矛盾与斗争仍是主流。而在太行根据地，这一问题并非那么突出，始终未出现过总体性的本地干部与外地干部的对抗，领导机构内部总体上保持了团结。但这并不是说，来源甚为多样的太行干部群体内初期不存在地籍因素导致的矛盾与分歧，不会偶有一定范围的激化。在笔者看来，这类问题主要体现为离散状态的“土客矛盾”。这里大概有两层含义，一是矛盾在局部普遍存在，却没有过多横向关联，不存在简单、生硬的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整体对立；二是“土客问题”在考察太行根据地初期政治情态时仍是一个比较有效的视角，在牵连交错间，诸多现象背后仍反映着干部间的“土客矛盾”。这种矛盾首先表现在抗战爆发伊始的地方党组织建立过程中。围绕组建主体由谁来担当等问题，本地的老党员与外部的上级组织及其派遣人员有不同程度的矛盾。在晋中太谷县，先后组建了分别由老地下党员武光大与来自北平“民先队”的外来干部侯维煜担任书记的两个县委，双方在抗战初期各自开会，互不买账。但侯维煜等人得到秦基伟统领的晋中八路军独立支队（“秦赖支队”）的支持。正因为八路军的支持，冀豫晋省委最终选择认可后一个县委。更多的地方，是在党组织初步建立后，围绕地方权力、武装力量的分配，形成干部间不同程度的争端和对峙，这类矛盾常常超越党的内部范围，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不过土客矛盾仍是其中隐伏着的主调。

      如前所述，冀西诸县有较多老地下党员，其中实力人物往往与地方豪绅、帮会、枪会等多有瓜葛，这令他们虽在党组织建立初期贡献较大，却大多难当上县委书记，而常是做个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之类，县委书记则由外来干部担任，甚或是提拔的工农干部。这自然令这些地方精英人物不甚满意。而在工作中，由于经历、知识结构之差异，也容易闹矛盾，甚至出现本地出身的县委宣传部长想趁东北流亡学生出身的县委书记生病时下毒，以便取而代之的情况。在晋东南夏县，还出现了较为激烈的流血事件。当时，夏县中心县委书记傅子和是跟随刘少奇来晋的抗大学员，结伴而来的还有特委组织部长温建平和县委书记薛韬。同期，在夏县还有一批本地知识分子干部，他们中不少人也具有较多地下工作经验，对傅子和并不服气，而这些人多与同为山西老地下党干部的特委书记阎子祥关系亲近，与傅在工作中屡屡出现不和。结果，傅子和认定一些本地干部是“托派”，派兵缴械并处决了8个主要领导和骨干十几人。阎子祥得知后赶来制止，与温建平、傅子和等人又发生争执，温、傅竟一度派兵软禁、监视阎子祥。后来，是省委专门派人调停方才缓和。不过，时隔不久，阎子祥被扣上了“闹地方主义”的帽子，省委将其送往延安党校学习。据知情者回忆，夏县流血事件的主要责任在延安来的温建平、傅子和等人身上，但阎子祥此前之个人专断作风以及他们与部分著名托派人物间多少存在的联系，也是造成温、傅对阎子祥及其追随者意见很大的重要原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夏县及河东特委内部的“土客矛盾”主要表现为延安来的干部与本地老干部间的激烈对撞，却也与老地下党原来的地方派系矛盾有关。在这一带声名甚著的老党员嘉康杰即与阎子祥关系非常紧张，嘉康杰和他的老部下也受到排斥。温建平等人到来后，嘉康杰等人迅速向他们靠拢，与阎子祥等人形成对立局面。这样看来，“土客矛盾”最为激烈的地方，未必是那些老地下党力量特别强固的地方，而是那些老地方党内部撕裂严重的地方。

       总的来说，上级党组织虽然对外来干部常有回护，但也并未一味压制本土势力，他们在处理干部问题上是具有较长远的考虑和灵活性的，这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对地方上工作得力、实力更强的干部，常常予以更大程度的支持；对工作能力偏弱、处于弱势地位的干部则相对轻视，而不拘泥于土客、新旧等条框。应该说，面对时常出现的局部的内部矛盾，在不关涉挑战根据地党组织权威、闹独立等原则问题的前提下，冀豫晋省委及北方局常常采取承认局部冲突之既成事实、承认强势干部群体地位的办法。在晋东南黎城县，以县委和县牺盟会干部为代表的一批本地干部与县政府、游击队的外来干部发生多次冲突，最终本地干部在八路军工作团支持下掌握了黎城的军政权力，上级对此虽有意见，将县委书记予以调换，但还是承认了现状，将这些本地干部领袖予以提拔。二是提拔、培养一批本地新干部，使之成为基础性依托，将外来干部与本地新干部团结、融汇起来，而有意识地将历史复杂的老地下党干部渐渐边缘化。举个例子，在冀西元氏县，原本有一些老地下党员，最初纷纷出任各级干部职务，但上级党组织却对他们并不太认可，而对新提拔的一些农民出身的农会主席信赖有加，各项工作常常通过农民运动方式展开，渐渐地一些老地下党干部感觉自己只是敲边鼓，变得消沉、懈怠起来，最终不少资格较老的本地干部放弃工作回家去了，一批十八九岁的本地年轻人被推上了基层主要干部岗位。就整个太行根据地的情况来看，有了这部分“本土新锐”，本地老干部的特殊意义自然逐渐弱化。经过最初的党组织建立阶段，县委、区委中的本地老干部数量有明显下降，本地新干部数量则有所增加。由于本地新干部基本没有多少斗争经验，对党组织的政治依赖性比那些老干部大为增强，更容易被组织或上级领导所统领。

 

五、 地方党与牺盟会：晋中“土客矛盾”的激化与化解

 

      如果说前节所述是一种常态的话，那么太行根据地腹心所在的山西境内，地方党与牺盟会于局部存在的分歧则构成太行干部群体“土客问题”的一种“非常态”，这是由山西统一战线的特殊形式和根据地党自身状况共同造成的。作为一个植根于山西乡土的组织，牺盟会在抗日救亡高潮中吸纳了大量年轻人，其中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批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但地方牺盟会中绝大多数骨干均为山西籍。他们中有不少人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一部分人转而在党组织中任职，更多人则依然在牺盟会和决死队中工作。诚然，牺盟会是共产党人在太行山发展壮大的组织基础，自身却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更重要的是，牺盟会及决死队主要是容纳本地干部的中介性载体，是众多本地干部的“娘家”。早在太原失守之初，冀豫晋省委即召开会议研究过与牺盟会的关系问题，当时议定“辽县以北由共产党独立自主、大刀阔斧地做，与牺盟会有联系但以我为主，以南一切经过阎的左派，靠牺盟会开展工作”。因此，与晋东南牺盟会力量接壤的主要是晋中特委。1937年9月底，陶希晋率一批党员和正太铁路职工100余人辗转到了山西阳泉，组建正太铁路沿线工委，由陶希晋担任书记。以平定县牺盟会中心区的名义，这支工人队伍从牺盟会总部那里得到100支步枪、5000发子弹，算是真正武装起来。随后阳泉工矿区的煤矿工人游击队也被并入陶希晋的队伍。陶希晋原本是打算回河北建根据地的，但张浩、刘伯承将其留下来，随后出任新组建的晋中特委书记。此晋中特委包含过去裴孟飞领导的山西地下党晋中特委、彭涛领导的正太特委，再加上随陶希晋到山西的不少干部，如吴作民、田珍、陆清廉、杨奉林、罗智、糜镛、马次青、赵国强、施恒清等，在当时省委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像晋中特委这样既有武装又“有多量干部”的机构，实在是“独树一帜”。

       在日军大举入侵的情况下，阎锡山和国民党中央的势力均放弃了晋中，形成这一带“没有友军、友党”的局面。这为陶希晋等人在晋中打开工作局面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另外，晋中特委得到八路军一二九师方面的有力支持，特委机关也与一二九师师部一起设在和顺县。从1937年年底到1938年春季，晋中特委在武装、组织、群运等方面均有跨越式发展，屡次受到省委和北方局的表扬。在此期间，太行根据地地方党与牺盟会大体呈平行发展态势，总体上相互配合、支持，但在具体问题上也常有分歧。以武装指挥权问题为例，1937年年底，太谷县委书记侯维煜调到太谷游击队任指导员，原牺盟会负责人阴杰接任县委书记。当时，太谷县除了以学生为主组建的太谷游击队，还有农民群众成立的太谷农民义勇军，有300多人，枪也有几十支。原本晋中特委希望将其整编后加强党的领导，但后来负责人杨某竟在牺盟会指示下将一部分人拉到了牺盟会大本营沁州去了，后来被编入阎锡山亲信续济川的部队。太谷游击队主力随后也出现类似情况。当游击队司令员秦基伟准备将队伍带到一二九师师部和晋中特委驻地和顺石拐镇之时，另一些牺盟会出身的干部则希望带队去沁县投奔薄一波等人，情急之下秦基伟靠着伪造的上级指示信才说服其他人。晋中特委得知后去信批评太谷县委有“投降倾向”错误，县委书记阴杰回信给陶希晋等人对特委意见直接予以驳斥。由太谷发生的状况看，原本对党的力量在山西发展、壮大帮助甚大的牺盟会，有时却成了影响地方党实施领导的制约因素。陶希晋早年在家乡组织过大规模农民暴动，是遭遇残酷镇压后才远走他乡、辗转到石家庄铁路局工作的。他最早并非共产党人，但对国民党政权之痛恶是极为深切的。晋中特委组织部长王孝慈是工人出身的老党员，在长期的地下工作过程中目睹众多同志惨遭杀戮，思想上也对国民党及阎锡山持极为敌视的态度。他们在抗战初期面对着转变思想的巨大考验，一时也难完全转弯。陶希晋等人虽然同意现在要加强统一战线、进行“神圣的抗战”，但他们认为，统一战线工作归根结底还是一时的、过渡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陶希晋等起初就对牺盟会有比较负面的看法，觉得牺盟会总体上靠不住。持这种想法的人大多是一些老地下党干部以及部分经地方党发展的工农干部。他们有的人也参加过牺盟会，但并不信赖牺盟总会。有人表示自己当初加入牺盟会是为了趁机发展党员，牺盟会当时的特派员根本使唤不动他。平定县某个工人出身的区委书记，竟然拒绝参加过牺盟会的党员进入区委工作，只要是牺盟会的活动就让区里的党员抵制。而现实中，大批新干部来自牺盟会组织，他们中虽有个别原本就是党员，但更多是加入牺盟会后才被发展入党的。由于在牺盟会中组织生活、党内教育较少，这些年轻人对党的认识并不深切，对国民党虽不满却也无所谓“阶级仇恨”，不少人对国民党政权、蒋介石以及阎锡山都存有某种程度的“幻想”。

       应该说，陶希晋带领正太工人游击队刚来山西时，牺盟会曾给予其很大的支持，最初的枪支、弹药均是以牺盟会名义领来的。此后，晋中特委在一二九师扶持下成立时，薄一波的同乡王书良原来是牺盟会平定中心区秘书，他在被薄一波委任为“晋东牺盟战委会秘书”的同时，也参与了特委领导工作。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晋中特委和牺盟会大致是依前述之地理界线平行发展。但伴随1938年春夏间的组织大发展，双方力量迅猛扩张，势力交叠的现象已越来越突出，靠起初那条界线划分活动范围已不太实际。这种领导上“道出于二”的状况，导致在实际工作中政令不一的问题。12月会议后，中央持续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然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到了晋中特委，则被“转译”为“党领导统一战线再总揽一切工作”。与此同时，更早“落地生根”的牺盟会具有自上而下的一整套组织机构，这些牺盟会组织中虽有不少党员，但他们的身份具有双重属性。他们在党内应听命于上级党组织，而在牺盟会内则又应该听从牺盟会总会的领导。晋中特委力图以党组织融合下属县域内的牺盟会组织，要求县里要在牺盟会里设立“牺盟会支部”，并且任命了支部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等，其负责人被要求参加平时的县委会，接受县委领导。但牺盟会支部一般只是作为县委领导的、与区委平行的一个特别支部。这使不少原在牺盟会工作的人感觉地位变低，而跑去县委或县政府任职。晋中地区的不少牺盟会组织已逐渐开始“空心化”。之后，晋中特委希望进一步“同化”牺盟会组织，要求普遍建立牺盟会区支部、村支部，但实际是想让牺盟会支部成为名义上的掩护，负责人也由原来区委、村支部的人来做。尽管这一政策最终未能广泛推行，只有部分区委挂了牺盟会分区支部的牌子，但在此风向下，晋中各县原来存在的不少牺盟会基层组织还是逐步“融化”在地方党组织内。对于晋中各县牺盟会干部，陶希晋最初是缺乏信任的。比如，来自天津的青年学生安岗在北平结识了薄一波，经薄推荐到山西参加了牺盟会，后被派到平定县牺盟会任宣传委员。在这里，安岗经牺盟会干部、地下党领导人毛铎介绍加入共产党，并与地方党组织晋中特委接上了头。但陶希晋起初认为安岗是薄一波派来的，对他并不信任，还对他进行审查。不过，既然陶希晋等人对牺盟会组织采取主动“同化”之态度，对多数地方牺盟会干部也采取了吸纳的办法。安岗在审查结束后，也被陶希晋委以重任，去领导100多人的游击队。牺盟会女干部杨蕴玉、杨稚葳等人则成为陶希晋非常信赖的中层干部。此外，陶希晋还曾亲自动员榆次牺盟会的宋洁涵留在晋中工作，不要到冀西去找赵德尊等东北老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牺盟会干部一般不是本地人，并非牺盟会组织中的核心人物，与薄一波等牺盟会上层渊源较浅，多是在抗日热潮中投入其间。至于部分在乡知识分子、工农活跃分子中加入牺盟会者，有的只是与上级牺盟会接个头后在乡自行组织，如和顺三区的陈敬贤、杨林茂等人最早是在和顺参与组建地方牺盟会支部。但在牺盟会方面看来，陶希晋和晋中特委的“同化”政策，对地方牺盟会组织确实形成很大冲击，觉得晋中特委是与自己“抢干部”。牺盟会方面似乎也缺乏善意，屡屡发生抢夺晋中特委物资的情况，而带头者竟然大多是党员。 冀豫晋省委对牺盟会方面也不算满意，认为应在牺盟会中立即建立党团，纠正某些负责人“个人领导的方式”。但省委也还是要求晋中特委重视统一战线，不能过“左”。这种模糊的态度无法消弭双方的矛盾，最终导致晋中特委与牺盟会矛盾进一步加剧。抗战初期，牺盟会一度主导着晋中、晋东南地区的政权工作，晋中一带县政府中担任县长的也多是牺盟会推荐的社会名流，尽管他们多是中共秘密党员，可陶希晋等人并不完全了解。如晋中特委知道和顺县长张雨帆是“自己同志”，但并不了解榆社县长高沐鸿也是中共党员。在各县政府中，晋中特委要求必须设立党团或特别小组，以此来领导工作。因此，晋中特委常常安排县政府中的党员另组党团或特别小组，主持省委工作的朱瑞和李雪峰也明确表示支持。这样一来，当某些民主人士县长和政府内党的负责人出现分歧时，晋中特委常常支持这些党的负责人。在建立党团或特别小组的基础上，晋中特委进一步积极介入政权工作，力图实现地方政权的统一。在特委驻地和顺县，他们即利用群众运动将由牺盟会推荐的县长驱逐，换成了陶希晋等人了解的共产党员。这种在人事问题上的过激举动无疑对阎锡山产生强烈刺激，对山西的统一战线形成冲击，令薄一波等人严重不满。于是，在根据地“土客矛盾”普遍有所缓解之际，却因地方党与牺盟会间的隔阂，反令“土客矛盾”在晋中地区一度激化。

        最终，榆社县长任命问题引发了晋中特委与牺盟会、决死队的武装冲突，并造成一定程度的伤亡。当时，晋中特委的影响力逐步已扩展到原属牺盟会掌握的榆社县，却对当时担任县长的秘密党员高沐鸿不太满意，认为其“压制当地党组织，阻碍群运”。晋中特委直接撤换高沐鸿，安排他们了解的共产党员出任县长。这一做法在当时算是“破坏统一战线”的典型，也直接侵犯了三专署的权威。根据李菁玉的回忆，牺盟会总部调动决死队，实行所谓“武装反‘左’”，与晋中特委领导的八路军游击队直接交火，酿成流血冲突。最终，晋中特委的力量退出榆社县。在牺盟会主导下，原榆社县委书记刘建勋被撤换，牺盟会方面的工人干部高彩章担任了县委书记。面对晋中特委与牺盟会间一系列冲突，冀豫晋省委的处理办法耐人寻味。作为上级党组织，冀豫晋省委最初明显站在晋中特委一边。在“榆社冲突”发生不久，省委即召开了一次会议，后来称作“六月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指导下召开的，意在调处地方党与牺盟会关系。朱德、彭德怀等人均参加了会议。北方局驻省委代表朱瑞在会上指出：“牺盟会，它是一个很混杂的团体，我们的策略路线不能在里面起作用，这是很危险的。”徐子荣对牺盟会也持否定态度，他认为：“牺盟会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影响之下，没有能出什么成绩，我们的同志没有起作用，因为他们一年多没有组织生活，所以观念薄弱，不能推动、影响好群众。”徐子荣觉得“下层的干部一般是我们同志影响下的”，因此意见主要针对牺盟会领导层，尤其对薄一波非常不满。他提出：“对波（指薄一波）要严格的给他一个批评警告。”李雪峰意识到牺盟会的巨大影响力，但还是觉得地方党“吃了牺盟会的亏”。尽管会议结论是对薄一波采取“教育他、争取他”的办法，但从会议过程看，发言者普遍对牺盟会和薄一波持负面看法，他们在加强对政权、群团组织的领导问题上，与晋中特委态度大体一致。因此，陶希晋最初可能是得到了省委和八路军方面的支持，采取强硬态度，由此引发了晋中、晋东南统一战线的严重危机。就内部而言，晋中干部队伍遭遇较大冲击，一批原来在晋中工作的牺盟会出身干部离开晋中。晋中特委宣传部长兼秦赖支队政治部副主任王书良、榆次县委书记阎定础、祁县县委书记高尔华等人均离开晋中，去晋东南牺盟会组织中任职，晋中12县的县委书记全部换成了非牺盟会出身的干部。阎锡山对中共在牺盟会中的渗透也异常不满，与中共地方党、八路军在山西境内的矛盾日益尖锐，而晋中的冲突令他几乎准备动用军队。中共中央此时绝不希望此地区统一战线全面破裂。1938年7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电杨尚昆、朱德、彭德怀、朱瑞等人，要求巩固统战工作，还特别强调暂停在牺盟会系统中发展党员，多用阎锡山的术语等，甚至提出“朱、彭如有一人能去与阎一谈最好，如必需胡服去，要在月底方能成行”。中央的态度使得北方局、冀豫晋省委对晋中问题的认识发生很大变化，李雪峰等人在巡视过程中也发现了因晋中特委过“左”而产生的诸多问题，如在寿阳县枪毙几位牺盟会出身的政权干部，在昔阳县镇压枪会组织等。客观而论，晋中特委在这段时期内诸多政策过于激进，与牺盟会关系急转直下，对山西之“统一战线”形成严重冲击。同时，八路军方面的态度也出现转变。邓小平在李雪峰等人陪同下参与了此次晋中巡视工作。李菁玉在追忆晋中冲突时，曾提及当时刘伯承和省委书记都支持陶希晋，但邓小平改变原来的结论，说陶希晋是“闹对立”“破坏统一战线”，把陶撤职。另外，时任晋中特委宣传部长王书良的回忆，也可作为佐证：大约是五月间，陶希晋通知我：“邓政委要陶希晋、王孝慈、王书良到辽县一二九师师部”。我们见了邓政委，邓政委向我们提出几个问题，陶希晋简单说了几句，我和王孝慈都没有说。第二天，我们又回到和顺。不久，上级决定调我到薄一波同志那里工作。我到沁县见了一波同志后，第二天，一波同志介绍我见到了朱瑞同志，朱瑞同志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向我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一波同志要我再返回和顺，向晋中特委交待一下就很快赶回来。

 

       从这段回忆大致可以揣测出，邓小平提出了某些质疑，很可能是针对晋中特委与牺盟会之间的矛盾。1938年7月14日晚，李雪峰等人在巡视结束后，在晋中特委所在地召开了“晋冀特委扩大会议”，与会者有来自特委、县委、部分区委及八路军秦赖支队的干部共计六七十人，其中包括一批来自冀西的干部。在会议上，李雪峰等人发动广大干部对陶希晋、王孝慈等人进行了严厉批判，不仅由冀西的干部打头阵，还鼓动一批晋中的工农干部“开火”。这样一来，陶希晋等特委领导人再难“抵挡”，承认“把党的利益与抗日的利益对立，用党高于一切代替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党代替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次会议中，李雪峰第一次真正集中面对这批来自晋中、冀西的中层干部。此前，由于省委机关羸弱，省委一度只有李雪峰和何英才二人，作为省委书记的李雪峰多是通过特委发布个别指示，对下面的干部缺乏了解和掌握。会前已担任辽县县委书记的张慧如即表示，此前只见过李雪峰两次，平时只是接受特委领导。这次会议却让这批干部充分领略了李雪峰的风采。会议的氛围也颇有感染力，虽言辞激烈却并没有过激行为，除了几个受批评的晋中特委领导人痛哭流涕深刻反省，“到会的其他同志都很怅然，因为他没有受到旁人的批评就像没有受到母亲抚爱一般”。来自冀西的一位农救会干部是第一次见到李雪峰，对李表示格外钦佩。冀豫晋省委以及李雪峰以良好的形象出现于这批中层干部面前，在他们心目中的威信也有所增强。7月30日，省委再次开会对晋中巡视情况及晋中问题进行总结。这次会议对晋中特委和陶希晋“左”倾错误的批判继续升级。如朱瑞认为晋中的“左”倾错误已是“登峰造极”。此前对晋中有所回护的徐子荣此时也觉得“晋中的错误是相当深的”。李雪峰、何英才、彭涛等人也纷纷对晋中特委予以严厉批评。会议结束后，陶希晋尽管未被马上撤换，但已不再履行特委书记职责。晋中特委的方针政策由李雪峰直接制定，具体工作则由彭涛负责。至此，晋中的争端算是告一段落。关于这段史事，薄一波后来追忆道：山西是以我为“新派”的代表与阎锡山维持着这个关系，巩固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关系到一九三九年我们还继续保持着，这是在山西能创造出抗战新局面的一个重要前提。这也是我党必须要的，叫做“戴山西帽子，做我们的工作”。但是，党内当时也有人反对这样做，反对的人是我们党的路东办事处的一个同志指,历史证明这个人是错误的。他当时反对的理由呢，就是说沁州怎么样、怎么样，沁州路线有问题。后来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整风时作了结论，沁州办法还是对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支持这一点，毛主席也支持这一点。毛主席说：“这个办法好哇，就是要戴着阎锡山的帽子，这样我们的工作才好办。”

 

       就“薄陶之争”而言，薄一波确实是得到了上级之支持。不过薄一波的处境也颇为不易，他曾在内部会议上“提出山西第三行政区主任公署和新军是否去掉‘山西’这顶帽子，脱离阎锡山”。党中央、北方局以及八路军总部最终选择支持薄一波，肯定了“沁州路线”。在当时华北工作局面刚刚打开的情况下，在山西维持与国民党、阎锡山的合作确实对共产党人更为有利。应该说，薄一波等在牺盟会工作的共产党人中绝大多数并无脱离党组织之意图，但牺盟会、决死队乃至山西第三、第五行政专员公署均在名义上受阎锡山领导，有不少人与阎亲近，让薄一波等人常常处于两难境地，不过，即使任晋中之局面继续恶化，党组织与牺盟会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也很小，而会迫使薄一波等人放弃牺盟会面目彻底回归党内。但这就意味山西统一战线的全面破裂。面对这样的选择，中共中央还是要考虑全局之得失。在对陶希晋等人予以高调批评的同时，冀豫晋省委乃至北方局在实际工作中则采取“冷处理”的办法。就干部队伍和政治力量的统合而言，尽管陶希晋个人在政治上遭遇挫折，但中层干部基本维持了原来的班底。为陶希晋所倚重的特委秘书长杨奉林、昔阳县委书记杨蕴玉、平定县委书记杨稚葳三人（时人称“三杨”），嗣后依然得到重用。被晋中特委推出来的工人干部代表陈敬贤一直与牺盟会对立情绪严重，但他不仅未遭批评，反而被评为“模范”，升任冀西赞皇中心县委书记。其实陈敬贤本人也担任过县级牺盟会特派员，这恰恰体现了前节所言的“不同牺盟会内涵不同”。就晋中牺盟会干部群体来说，双方爆发严重冲突后离开晋中的王书良、阎定础、高尔华等人，此后并未回归。那些留在晋中的牺盟会出身的干部，身上的“牺盟会”色彩早已褪去不少。晋中的很多牺盟会组织已经被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同化”了。尽管朱瑞、李雪峰等人都在会议中严厉批评陶希晋等人对政权实施“统制”政策，但事后也未将晋中特委分派的县长和政权干部调回。仍在县级或区级牺盟会组织内工作的人，很多时候只是挂个名而已，因为其原来掌握的政权多已交给地方党组织，农运、工运等职能也大为弱化。平定县的牺盟会干部即有不少人表示自己无事可做，希望调到县委或者区委去工作。同时，晋中反“左”之后，冀豫晋省委对地方党与牺盟会的矛盾基本是避而不谈，平时也尽量少提党对牺盟会的领导问题。但朱瑞、李雪峰等人实际上延续了晋中特委在干部融合方面的政策方向。在朱瑞、李雪峰的极力主张下，党团组织在各级牺盟会中全面建立起来，大大增强了党组织对牺盟会的领导。另一方面，由于一二九师东进，在八路军总部建议下，省委在6月之后正式搬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沁县，而这里恰是牺盟会大本营。在沁县，冀豫晋省委与牺盟会可以随时沟通，薄一波开始列席省委会议，双方关系大大改善。也正是以这种方式，冀豫晋省委的力量平静地跨过了在辽县划出的那条“界线”。风波过后，太行党组织在干部政策上也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对本地干部任用标准继续放宽，更多知识分子、地富出身的人被吸纳到党组织甚至被提拔为领导干部。平定县有7个牺盟会出身的干部，均入党较早，工作表现也不错，却在前一阶段被县委免去职务。此番为了纠正“左”的错误，县委决定一次性恢复他们的职务。消息传开，使得一些先前消极回家的牺盟会干部，也纷纷重新出来工作。李雪峰在总结抗战初工作时明确指出：“纠正了晋中的过左问题后，区党委（当时还叫省委）认识到干部政策也有失误，过去对地方干部严，不肯提拔，这时候才将更多优秀分子提到重要岗位，从组织大发展过度到干部队伍大发展。”

 

六、 余论

 

       抗战初期太行根据地干部队伍的构成及由此引发的“土客问题”是一个繁复、多变的过程，本文的目标亦主要在呈现这一过程。但在此还是提出几点看法，希望引申出进一步的思考。第一，外力建党与统战环境造成了太行根据地干部来源的极大丰富，土客问题也由此肇始。由于冀豫晋省委的“外来党”性质，缺乏基本的组织资源、干部资源，最初的创设必然需要外力推动。于是，冀豫晋省委是以北方局、八路军为依托，再靠着几批从外部输入的干部完成“播火”任务的。与苏维埃时期诸根据地乃至抗战初期华北其他几个根据地相比，太行根据地从外部输入的干部的数量是相对较大的。其核心是平津地下党出身的一批干部，大多与刘少奇、彭真、李雪峰等人在北平共过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形势下，众多青年学生也经各种渠道进入太行，其中以平津地区进步学生居多，很多人曾因学运与李雪峰、徐子荣、彭涛、安子文等有过交集。因此，太行的外来干部群体可以说来源广泛。但一群外地人，无论多有能力，想介入乡土社会，均需要本地干部配合。对历史比较复杂的老地下党干部，地方党谨慎地采取了“用而存疑”的态度，以“边用边审”的办法逐步筛拣。但在统战环境下，在新干部选拔问题上地方党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标准，“训练班干部”虽较重视阶级成分，但对文化程度、能力素质要求较低；而素质好一些的“牺盟会干部”则成分复杂且与地方社会纠葛甚多。正是这样复杂多样的干部来源，造成了太行根据地干部群体内总体上呈现离散却又普遍的“土客矛盾”，局部或许有所激化而少有横向联系。面对这种境况，地方党领导人考虑加强政治整合。自身尚不强固的地方党，采取了非常灵活的处理办法，在保持领导权威的前提下，没有过多介入地方的“土客争端”，也避免了党组织的“过度地方化”。同时，以加速自然代谢的“扶新”策略，逐步改变地方干部结构。与一般情形相对照，地方党干部与牺盟会干部的协作与分歧是太行根据地“土客问题”最为特殊的情况，这是由山西统战形式的特殊性造成的，但从根本上还是反映了外来党与本土政治力量在局部的分歧。第二，八路军的外来性质与仲裁作用抑制了冲突扩大的可能。在太行根据地，军事存在主要是八路军主要，他们原本也是一支“客军”，与本土力量毫无关联。与八路军联络较早的冀豫晋省委，和八路军一直保持良好关系，得到军方有力支持，以致有来自地下党山西省委出身的干部抱怨八路军的偏向问题。而这一地区虽有少量老干部，但他们总体上不成体系，过去没有什么地方武装力量，力量实际是非常羸弱的。因此，在总体上双方的力量是完全不平衡的，这种在实力上的“一边倒”自然让双方不会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局性冲突。即使出现晋中特委与牺盟会那样的武装冲突，在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介入调停后，也能镇抚双方，而不至于继续扩大。第三，统一战线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张力，给了地方党在处理“土客问题”时更大的政策腾挪空间。1935年以后，中共在共产国际影响下逐渐开始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至抗战初，尽管在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方式方法上存在争议，但广大中共干部还是普遍接受了统战理论。因此，在面对牺盟会与晋中地方党的冲突时，朱瑞、李雪峰等领导人虽有意见，但最终还是能够对以薄一波为代表的牺盟会干部予以包容。这也使得“土客矛盾”一般不会被上纲上线到路线错误上去，基本消除了像苏维埃革命时期那样扩展为整个根据地大规模内部肃反的可能性。第四，干部的代际更迭、领导层思维方式变化对太行根据地“土客矛盾”的初步化解也有影响。大体而言，以李雪峰为代表的太行根据地领导层干部，多为20世纪30年代初革命低潮期入党的青年知识分子，革命经历大多不算丰富，党龄也并不算长。他们与大革命时代加入中共的那一代地下党干部总体上已有所区别。他们作为党内原本较为边缘的干部，并未与此前党内上层路线斗争抑或权力斗争有太多牵涉，地下党的经历也让他们在思想上受“左”倾思维影响相对较少，可以轻装上阵适应革命之新形势。加之领导人个人性格特质的影响，李雪峰等人在处理“土客问题”上也相对平顺、理性。在对陶希晋等人严厉批评的同时，朱瑞、李雪峰等人还是决定不马上撤换陶希晋，以安晋中干部之心，并考虑过渡一段时间后安排陶希晋回冀西或去党校主持工作。最后要强调的是，太行根据地党组织控制力的加强和领导权威的强化是最根本的趋势。可以看到，在党内中上层干部头脑中，无论统一战线如何重要，也不可能代替党的领导。在统一战线的大环境中，虽然政策灵活性增强，党内的向心力并未减弱。因此，无论冀豫晋省委还是晋中特委都在不断实施政治整合，即使牺盟会方面在地方争端中得到上级支持，也并未改变冀豫晋省委逐渐反客为主、整合各方力量的大趋势。只是，要真正完成这种整合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