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建标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2期，注释从略
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的培育往往发生在战争期间或国家处于危机的时刻。为了应对战争需要和克服国家危机，国家领袖和民族精英此时需要培养强大的国家认同，培育公民的国家身份意识，以推动国民为民族国家的“大我”利益而付出“小我”的牺牲。如罗伯塔•科尔斯所言，“战争和关于战争的言说可以成为一个社会，包括那些没有参加实际战斗的人界定国家特性和合法化国家存在的手段，并因此发明或复兴一种集体身份”。在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一战曾令美国和日本的国家认同发生深刻的改变：一战令美国的国家身份从19世纪的自由典范转换成世界领袖；一战也令日本的国家身份从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转变成东亚帝国。美国和日本的国家身份变革影响了他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外交政策，使得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发生变化，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国家认同。一战的爆发，令深陷欧洲战场的列强无暇东顾，日本视此为实现“东亚帝国”梦想的天赐良机，遂在1915年1月提出旨在吞并中国的“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强烈地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围绕“国耻”而产生的爱国主义话语成为一种主导性话语，引导着中国人对于国家的自我理解。日本的敌国身份在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影响了中国的国家认同：一是强化了中国的民族同一性，促使中国人反思作为“中国人”的本质特征是什么？谁是爱国者，谁是卖国者？二是让人们意识到国家的生存危机，意识到中国虽是一战的战胜国，却仍属于任人宰割的弱国。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虽然“二十一条”不是中国人遭受的第一个国耻事件，但其在近代中国人历史记忆中的重要性却是其他国耻事件不能比拟的。由于“二十一条”的存在，中国第一次有了法定的国耻纪念日，将国耻教育内容编入学校教科书，把教育对于国家主义启蒙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国耻记忆是关于国家的集体记忆，其目标在于培养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是一次国家主义的精神启蒙。本文试图探讨“二十一条”国耻记忆在一战时期的形成与演变，考察国耻记忆如何培育了这一时期中国人的国家认同。
一、 “二十一条”成为国耻记忆
根据日方的要求，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原本是一次绝密的、非常规的外交事件。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当面向总统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并要求袁氏“绝对保守秘密”。因此，“二十一条”要成为公共性的国家耻辱，首先必须被泄密。袁世凯起初对于“二十一条”是否应该泄密持犹豫态度，但在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鼓励下，将“二十一条”内容以及谈判过程及时透露给国内外媒体。中国报界针对“二十一条”交涉的系列报道是培养公众关于“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的最早的宣传资料。在交涉期间，日本提出最后通牒的日期5月7日和中国对日本通牒的覆文日期5月9日，随后成为象征“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的两个重要日期。最早意识到“二十一条”交涉具有特别的“存史价值”的北京政府官员，首推外交部参事顾维钧。顾氏认为：“和平时期，一个国家默然接受提出有损国家主权要求的最后通牒，这是很不寻常的。必须给后世的历史学家留下记录。”5月13日，陆征祥以中国外交部的名义，全文发表了顾维钧起草的声明，向中外宣告了中日交涉始末。北京政府此举，既是向后世有所交代，也是为了向民众灌输国家主义观念。为此，北京政府顺应舆情需求，制订了国耻纪念日，将国耻教育纳入学校教育计划。5月14日，上海实业家穆藕初致电正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各省教育会第一次联合会全体代表，称：“交涉蒙耻过去，国民教育方亟，请各代表通告各本省大中小各校员，唤起国民自觉，为救亡图存准备，愿大家毋忘五月七日之国耻。”教育部下属的全国教育联合会于5月21日复电江苏省教育会及穆藕初称：“本会已议决每年五月九日开会为国耻纪念，并经通电全国教育界，唤起自觉心。”与此同时，江苏省教育会通令各级学校，“以五月九日为国耻纪念日，以为鞭策国民之一法”。此后，5月9日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国耻纪念日”。
5月12日，教育总长汤化龙在全国各省教育会第一次联合会闭幕式上发表讲话，提出今后要注重道德教育，使学生“急公好义，爱国忘家，乐善好输，培国本于现在；卧薪尝胆，期雪耻于将来”。教育部决定，“将此次中日交涉情形编入各种教科书，俾国民毋忘国耻”。5月底，袁世凯密谕京内外各省长官，督促他们效法日本强盛之道，“普及教育、明耻教战”。旋即，教育部于6月初向各省发出关于精神教育的咨文，其中说道，“知耻乃能近勇，多难足以兴邦……普败于法，乃以其事日诏国人，厥后战胜。论者咸归功于国民教育”。为贯彻教育部的咨文，6月20日，江苏省校长会议做出决定，要使用一切教育手段，“务使人人知有此辱也”。一些出版机构如中华书局也遵照教育部的咨文精神，及时推出了各种新版教科书。1915年7月初，中华书局发行一整套“新制小学教科书”，其宗旨是“能令学子奋发自强，不忘国耻”。此外中华书局发行的“新制单级小学教科书”，编辑方针也是“注重国耻，多采经训”。同时，中华书局还推出“新编小学教科书”，这套教科书旨在激发学生的道德心、责任心、雪耻心和爱国心。另外，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学师范教科书”，其特点之一，即在于各书材料“皆取最新学说，注重国耻，而于先民之道德，固有之国粹，尤为注意”。
总的看来，教育部和出版界在培育公众关于“二十一条”的国耻记忆的态度上是积极主动的。在“二十一条”交涉期间，北京政府已经意识到“二十一条”可以成为引导公众舆论、抵制日本外交压力的“特殊武器”，也意识到如果对“二十一条”加以有效的宣传利用，就可以强化民众的国家观念，进而产生维护政府统治的效果。在中日交涉期间，中国政府虽然在日本政府的强烈抗议下，发出取缔反日运动的命令，其实不过是敷衍日本的一种外交策略。当中日交涉结束之后，民众运动已经对政府外交失去后盾的作用，袁世凯政府才下决心彻底取缔反日运动。5月26日和6月29日，袁世凯两次发布总统令，严禁排日运动的发生。
1915年5月25日，中日两国全权委员签署《民四条约》，由此结束了约4个月的“二十一条”交涉。在舆论压力下，负责签约的外交总长陆征祥和次长曹汝霖不得不通电“自请罢职”。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则利用“二十一条”国耻记忆进行反对袁世凯的革命动员。早在4月22日，中华革命党就从日本向国内、新加坡、旧金山等地散发关于“二十一条”交涉的通告，指责袁世凯“宁肯举祖国之河山，移赠他族”，攻击袁世凯“为卖国之罪魁”，呼吁“讨贼不容缓”。很快，北京政府就意识到中华革命党人对其国耻记忆控制权构成威胁，北京政事堂在5月24日致电广东巡按使李国筠，指示“报纸造谣，党人煽乱，亟应查禁”。次日，袁世凯又下令究办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其通令称：“逆首孙文近乘中日交涉和约成立之后，在日开会密议，诋毁政府甘心卖国，藉词伐罪吊民，密派党徒，潜赴内地”，饬令各地严加防范。为了消除革命派关于“二十一条”的负面宣传，北京政府试图控制有关“二十一条”交涉的解释权。5月26日，袁世凯颁布总统令，指出：“凡我国人正宜求其在我勉为万众一心，冀有转弱为强之一日。讵可徒逞气血，孤注轻掷，自蹈危亡之惨祸。除饬令各道县将交涉前后情形，详加比较，向商民各界切实宣布，以释群疑外，用特明白谕示。”为了防止革命党人将“二十一条”国耻记忆转化为革命动员的政治手段，1915年6月19日北京政府出台《惩办卖国贼条例》，其中对卖国贼的定义是：“本国人民勾结外国人为卖国之行为者为国贼，治以卖国罪。卖国罪由大理院或军政执法机关审判之。”关于“卖国罪”的构成，条例给出三个标准：“一、勾结外国人意图扰乱本国国家之治安及人民之公共安宁秩序者；二、私与外国人订立契约损害本国国家及人民之权利者；三、其他勾结外国人为不利本国国家之一切行为者。”这一条例应是针对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因为北京政府获悉孙曾向日本许诺，“日本可以在中国拥有特殊利益”。同时，北京政府还发布命令，劝说民众不要被“奸党”谣言迷惑：“乃有倡乱之徒，早已甘心卖国，而于此次交涉之后，反借以为辞，纠合匪党，诪张为幻，或谓失领土，或谓丧主权，种种造谣，冀遂其煽乱之私。此辈平日行为，向以倾覆祖国为目的，而其巧为尝试，欲乘国民之愤慨，藉簧鼓以开衅端，其居心至为险狠。”
简言之，“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的培育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革命党人，他们都明确地意识到“二十一条”作为一种国耻记忆，可以成为政治斗争的有效武器。尽管《民四条约》是在日本的威逼之下签署的，但北京政府也难逃“御国无能”的干系。一个值得注意的舆情变化是，自袁世凯政府被迫接受日本要求之后，“人心始去”。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也据此认为“二十一条”交涉历史就是袁世凯“甘心卖国”的历史；换言之，孙中山是在将“二十一条”国耻记忆作为革命动员的宣传依据。如果说北京政府与革命党人对“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的关注更多基于政治竞争的考虑，而一般社会各界对国耻记忆的关注则更多担心国人的遗忘，他们对国耻记忆的塑造也是为了克服人们对这段国耻的遗忘。
二、 五四运动与国耻记忆的重构
有意识地利用人们的集体记忆来发起政治运动，五四运动堪称典型。“二十一条”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民族主义的激情在抗日群众运动的发展中起着主要作用”。“二十一条”国耻记忆是一战时期中国学生的特定集体记忆，也是各地学生在反日运动中的情感纽带。在一战后期，“二十一条”国耻记忆在学生集体记忆中日益居于核心地位。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国耻记忆对学生的影响也日益凸显，甚至成为一种“事实的压迫”；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令一般中国青年学生感觉“最为不安的几个历史事实”，首先就是“为一班人认为中国致命之伤的‘二十一条’”。人们对历史记忆的回想，总是因现实问题而起。1919年，由于日本驻华公使小幡恫吓事件，“二十一条”国耻记忆重新成为中国人的关注对象。此事唤醒了中国人的国耻记忆，激发了强烈的反日仇恨。京津学生界对小幡恫吓事件反应非常激烈，据报道，“京中各高等学校大学等，多开大会以筹抵抗之法”。国民励耻会致电北京政府，谓“勿为胁从，沦胥邦国”。张謇致电大总统徐世昌，建议“悬‘亡国奴隶’四字为帜，无南北无智愚贤肖，皆耻之；行见举国沸腾矣”。南方和议总代表唐绍仪亦认为小幡此举，“我国人民岂能容此等凌辱”。由小幡恫吓事件所引发的中国各阶层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预示着此时的中日关系已经成为一个极易引起各方关注的公共话题。随后发生的中日密约公布事件，促使中国的“亲日与反日之争激烈化”，而“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的重构也即在此复杂的政争背景下展开。
“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的重构，其实就是将公众关于“二十一条”的国耻记忆转化为与此相关的以亲日派卖国贼为对象的国耻记忆。结果，亲日派政治人物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被锁定为卖国贼，从而使这一新的国耻记忆具有“目标明确和道理简单”的宣传效果，更容易深入人心，更容易进行政治动员。在五四运动中，卖国贼之所以成为新的国耻记忆象征，与两种力量的推动有关：其一，民族主义思想本身的力量；其二，政治派系彼此竞争的力量。这两股力量的相互作用，使得国耻记忆实现了从“二十一条”到国贼人物的转变。彼时，民族主义思想已经成为主流的政治观念，不同政治派系都要借助民族主义的旗号以维护其派系竞争的合法性。随着中日密约，特别是关于山东的几项密约的公布，公众舆论逐渐聚焦于当年签署密约的责任人，也即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作为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传播的先驱，梁启超在巴黎和会期间敏锐地意识到民族主义的潜在力量，并将其运用到政治竞争中。以曹汝霖为代表的新交通系是以段祺瑞为核心的皖系军阀的亲密政治盟友，该派系奉行亲日政策，也是梁启超研究系的政敌。于是，梁启超决定借助“山东铁路密约”攻击曹汝霖。1919年3月6日，梁启超从巴黎致电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研究系干将汪大燮称：“为今计，惟有使订约之人担负，庶可挽回。”
梁启超这封电报的用意很明显，首先就是将“山东铁路密约”与“二十一条”联系起来，此即他所谓的“加一保证”；其次是认为“山东铁路密约”造成日本与德国在山东权利上存在继承关系。根据这两点，梁启超提出要追究订约之人。按照梁启超的分析逻辑，既然1918年中日山东问题条约是由驻日公使章宗祥经办的，而此约又是对“二十一条”的“附加保证”，那么章宗祥就和当年参与“二十一条”交涉的曹汝霖和时任驻日公使的陆宗舆一样，都在出卖国家利益。如此说来，这三个亲日派人物都和“二十一条”国耻记忆联系在一起。在媒体的围攻下，曹、章、陆三人很快被锁定为卖国贼，一个关于卖国贼的新国耻记忆就形成了。从“二十一条”国耻记忆到卖国贼国耻记忆的转变，在记忆对象上是一次从条约到人物的转换。1919年4月12日，《晨报》发表时评，指出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等人与日本签署的合同，实际是在“拍卖”国家利益。在媒体曝光之后，曹汝霖等人所签订的密约成为热点话题。公众舆论将亲日派的卖国史定义为新的国耻记忆，并通过对亲日派操守的公开批判来捍卫民族主义的神圣性。在梁启超看来，1915年《民四条约》的签署是一种武力胁迫下的旧国耻，情有可原，但1918年济顺、高徐路约是亲日派“欣然同意”的，是不可宽恕的新国耻。4月23日，北京《晨报》刊登梁启超自巴黎来电，指出山东问题交涉失败，是曹汝霖等亲日派所为。梁启超的这封电报如火上浇油，国内公众舆论遂集矢于曹汝霖等人。如匡互生所言，“这一个消息宣传以后，北京所有的学生除了那些脑筋素来麻木的人以外，没有不骂曹、章、陆等没有良心的，没有不想借一个机会来表示一种反抗精神的”。
5月4日，北京学生打着“取消中日协定”“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旗号，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并演化成全国范围内的五四运动。在此过程中公众舆论对亲日派展开强大的政治批判，而批判的武器就是将亲日派的“卖国历史”公之于众，形成一种令人切齿的国耻记忆。新闻出版界在描绘曹汝霖等人的卖国贼形象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专门刻画卖国贼形象的《曹汝霖历史》《章宗祥历史》，一时洛阳纸贵，供不应求。公众对亲日派卖国贼的批判，实际上是根据他们与日本关系的亲密程度来决定的。比如，亲日派陆宗舆的卖国罪名来自他参与了“二十一条”交涉，实际上“二十一条”的主要谈判者和签约人为时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但陆征祥并没有被公众视为卖国贼，其主要原因就是他的国际背景是欧美而非日本。曹汝霖等人之所以被锁定为卖国贼，其主要原因还在于研究系的《晨报》《国民公报》和《时事新报》，国民党的《民国日报》在不遗余力地引导公众的视线，将其聚焦到亲日派身上。这些具有明确政治立场的媒体对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公开指控，并非根据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的调查取证，而是仅凭“道听途说”，肆意渲染，以动人视听。公共媒介所描绘的卖国贼形象成为五四时期新的国耻记忆的象征，这一国耻记忆不仅敲响了亲日派政治生命的丧钟，也让他们成为国人唾弃的对象。1919年5月13日，在陆宗舆的家乡海宁县，各界人士在硖石镇召开万人大会，一致决议开除卖国贼陆宗舆的乡籍，通电全国；并在盐官邑庙前、镇海塔下和陆家门口三处树立石碑，上刻“卖国贼陆宗舆”，每日观者不绝。如邓野所言，在中国，“人的恶名一旦成立，各种恶行也就可以随意添加，这种千夫所指的一时之快，也是一种文化，至于事实，人们倒不十分在意”。以当时流传的《金刚卖妻记》为例，其中有关曹汝霖家庭生活的介绍，明显带有加工的成分。时人称：“当年盛传曹归国时，趋附那桐，令妻与之私，曾有一种小本书籍见于市，详载此事，名曰《金刚卖妻记》。惟据另一方面消息云，并无此事。某报有《卖国密件被盗记》一则，转载各报，据编者调查，此事实妄，系痛恨卖国贼，著此以泄愤。”
卖国贼历史的家喻户晓，达到了舆论领袖的目的：告诉人们谁不是“我们”中的一员，借以启迪人们的国家认同。而利用国耻记忆来凝聚人心，进行政治动员，既符合派系竞争的主观需求，也起到培育国家认同的客观效果。于是，作为国耻记忆的象征——国耻纪念日，也被舆论领袖用来表达政治抗议。研究系计划利用国耻纪念日举行大规模的政治集会，提出他们的政治主张。5月3日，研究系骨干林长民、熊希龄、王宠惠等领导的国民外交协会召开会议，决定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届时“商讨山东问题对付方法”。虽然国民外交协会一再声称，5月7日国民大会不过“欲促进国民一致对外之心，作政府外交之后援，固毫无与政府为难之成心及扰乱秩序之举动”，但是北京政府出于政治安全考虑，先是致函国民外交协会“请暂缓开会”，继而出动警力强行制止。不过，在山东、直隶、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相继召开了国耻纪念大会。
国耻纪念活动中，通常会发表以“二十一条”交涉历史为主题的公开演说，通过演说来重构人们对“二十一条”的集体记忆。之所以是重构，是因为演说者总会结合现实重新阐释这段国耻，亲日派的卖国历史被描述成新的国耻记忆。如果说“二十一条”国耻记忆实现了对一战时期青年学生的国家主义的启蒙，那么一战之后亲日派卖国行为的新国耻记忆则成为推动学生发起反日运动，驱逐卖国贼的强大精神动力。关于卖国贼的新国耻记忆进一步强化了公众对中日敌对关系的认知，也使舆论领袖时刻感受到国家危机的存在。如彭一湖所言：我们的东邻日本，就是一个抱侵略野心的。一千九百十五年二十一条的强制条件，就是他的侵略野心的表现。原来现在日本人中，也有一部分有知识的人，是很有正义，很知道世界主义人类主义的可爱。他们对于我们中国，总算是想真正的讲亲善，但是这一部分人，在日本国内，还是不足以左右他们外交的政策。他们最大多数的国民和政治家，都依然是做大日本帝国大和民族的梦。天天想食我们中国人的肉，寝我们中国人的皮。
一战之后，舆论领袖对国耻记忆的重构是为了满足新的国家主义的启蒙需要。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鼓励了亚非拉弱小民族的独立运动，这一国际潮流也鼓舞着中国的舆论领袖们更加推崇国家主义。彭一湖说：“你看这一次欧战的结果，波兰复国，捷克斯拉夫独立，南斯拉夫统一，犹太也有新建国的运动，不正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正旺盛的时候吗？在这个胸襟窄窄儿眼光小小儿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时代，若是我一国一民族单独提倡什么世界主义人类主义，那就真危险了。”彭氏的言论表明，一战国际背景，应是五四时期国家主义在中国盛行的一个重要的外在因素，不容忽视；而日本的敌国形象在培育中国的国家认同上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也当作如是观。一战之后兴起的反殖民运动，让中国的舆论领袖们更愿意相信国家主义可以将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带向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三、 结语
早在清末，以章太炎为代表的舆论领袖曾有意识地重建汉族的历史记忆，以便重新定义“国”的性质，并将“‘国’与‘大清国’这个两百多年来不被质疑的统一体分裂开来”，借以培育时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感。19世纪以降，随着欧美势力的侵入，特别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迅速崛起，清帝国为了自救也被迫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可以说，这些外患是促使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助力。一战爆发之后，列强在远东的国际均势被打破，日本试图独霸东亚，故在1915年提出意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突然让中国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不过这次民族危机也为中国国家认同的培育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北京政府、革命党以及社会各界出于不同的利益需要，都在不遗余力地将“二十一条”培育成一个新的国耻记忆。
一战时期国耻记忆的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保存国耻记忆和培养爱国者的阶段，北京政府将保存“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纳入学校教育计划，希望将青年学生培养成为拥有强烈国耻记忆的爱国者；第二阶段是揪出卖国者以及建构新国耻记忆的阶段。在此期间，构筑国耻记忆的基本素材都是围绕“二十一条”交涉及与此相关的亲日派人物的历史活动展开的。人们对这段国耻历史的理解与记忆，是通过一系列的国耻纪念日演说、历史教科书、国耻书籍、报纸广告、卖国贼雕像等等无形的和有形的材料表达出来的。尽管国耻记忆的内容是具体的，有时甚至是选择性的、片面的、高度情绪化的，但是在国耻记忆的背后却有一个比较稳固的潜意识，此即中国人对日本的恐惧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不安全感。有关“二十一条”交涉和曹汝霖等人卖国的历史故事在五四期间广为传播，既增强了时人的国家认同感，也影响了人们对中日关系的理解以及对国家利益的认识。简单地说，怀有这一国耻记忆的中国人自然地会把日本视为一个邪恶的敌国，他们从心理上必然是排斥日本的，进而排斥那些与日本有密切联系的亲日派官员。到了五四时期，这种国耻记忆一旦与复杂的派系政治竞争纠缠在一起，其影响将不再局限于对国家认同的培育，也关系到中国政局的走向。一战时期国耻记忆的培育与传承，是北京政府与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过程，其意义是把中国定义为一个有着自己特殊耻辱历史的民族共同体，国耻记忆应为每个中国人所分享。在五四运动期间，北京政府的中央权威进一步弱化，他们无法有效地控制新闻传播，而以研究系为代表的在野政治派系利用所掌握的公共媒介，及时地公布山东问题交涉情况和亲日派的卖国历史，并凭借对报刊这一稀缺传播资源的占有，而在实际上获得了对亲日派卖国的新国耻记忆的话语权。当然，仅凭研究系还不足以使卖国贼的国耻记忆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实际上，在东南学界和报界执牛耳的江苏省教育会也参与了对卖国贼的批判与围攻。江苏省教育会领袖黄炎培私下就认为，五四学潮及其对卖国贼的批判，是“唤兴国民潜力的好机会”。江苏省教育会的立场也影响到上海重要报人如陈景韩（冷血）、包天笑、戈公振等人的时评倾向，因为他们与江苏省教育会领袖张謇、黄炎培等人，有“亲疏不等的关系”。由于上述因素，上海《申报》《新闻报》等大众媒体在五四爆发之后，其立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反安福联盟”。在此情境下，亲日派的卖国故事在国内报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五四卖国贼的国耻记忆就这样形成了。
一战时期，中国的国耻记忆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启蒙目的。这是一种关于民族国家的集体记忆，它的形成与重构，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培养人们的国家认同，以应付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为了实现国家主义的启蒙，有计划地书写国耻记忆，是不少政治精英的真实想法，如恽代英所言，“吾意欲编远东现状，详叙日本对我屡次之交涉及其用意所在，以儆醒吾侪辈”。质言之，在一战时期中国国耻记忆的演变背后，还隐含一个如何救亡的集体潜意识，也就是说，加强民族精神的内部团结才是救亡的根本。虽然一战时期的中国国耻记忆只是近代中国整体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但它比较充分地揭示了一个特定时代的历史记忆如何在民族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扮演了一个肩负着救亡启蒙神圣使命的社会角色。同时，历史记忆的政治功能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尤其是在五四时期，这些特定的国耻记忆与中国的政界、学界、报界、商界甚至军界等社会阶层都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