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内的卫生工作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注释从略

   

抗战时期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内的卫生工作——以同仁会为对象的考察

 

     抗战爆发后，沦陷区内卫生状况持续恶化，各地疫情不断出现，日本军政当局着手开展卫生工作。然而，在战时日本政府与军方的档案中，这一工作往往被冠以“对华文化工作”之名，使人难究其实。史料表明，同仁会作为战前日本在华最大的医疗卫生团体，深涉其中。抗战初期，同仁会即受日本军政当局之命，派遣由医师与细菌学家组成的多支诊疗班与防疫班前往沦陷区，开展医疗“宣抚”与防疫工作。随着战事的长期化，分布于沦陷区内各地的同仁会卫生机构，又对当地的卫生状况展开调查研究，履行起某种特殊的职能。通过梳理战时同仁会在沦陷区内的活动，我们不难发现日本开展卫生工作的诸多线索。迄今中日学界的研究表明，同仁会确实与战时日本对华医疗卫生政策存在直接关联。然而以往学界研究，大多限于对战时同仁会个别活动的考察，而未能将之置于日本对华卫生工作的整体视野中加以探究。一些重要史实，如同仁会与日军细菌部队之关系等，也未能充分说明。同仁会在日本军政当局的卫生工作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一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同仁会在华卫生机构与日本军政当局存在怎样的联系？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真相。另须说明的是，原同仁会医师的医疗报告、回忆录以及《青木义勇文书》等资料，以个人视角记述或回忆卫生工作的一些细节与内幕，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 执行卫生工作的主角

 

      成立于1902年日本“亚细亚主义”浪潮下的同仁会，由东亚同文会主要干部近卫笃麿、长冈护美与日本医界名士片山国嘉、北里柴三郎等人共同发起，长冈护美出任首任会长。同仁会成立之初，即确定宗旨，乃“作为人道之事业，以我日进之医学为基础，对清、韩及其他东洋友邦输出并普及医事卫生上之一切知识，共同实现人类之幸福”。早期的同仁会，作为依附于东亚同文会的民间医疗卫生团体，经费基本来自会员的会费与捐款，其对华医事活动，不过为派遣若干医师来华，在中国东北营口、安东经营两所小型医院（后转让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大隈重信任会长时期，同仁会开始调整对华方针，逐步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合辙。大隈说，同仁会在华的医疗活动“应谋求我国对华政治、外交、经济上之裨益”，故而自1918年起，同仁会在财政上开始获得日本国库的补助。至内田康哉、林权助担任会长时期，同仁会与日本政府的关系愈趋紧密，几被视为“政府机构”。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同仁会在华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迅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日深。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其扩张形式主要见于三途：

1.经营直属医院。1914年同仁会在北京开办日华同仁会医院（1927年改名同仁会北京医院），1923年在汉口开办同仁会汉口医院，1925年同仁会又从日本外务省接收了青岛与济南的两所日资医院，改名同仁会青岛医院与同仁会济南医院。至抗战前，同仁会已在华经营4所直属医院。同仁会在经营这些医院时，始终存在与当地英美医院竞争的意识，如同仁会北京医院长期以洛克菲勒财团资助的协和医学院为竞争对手；对汉口医院的经营，则务求“外观与设备远超长江流域他国医疗设施，而为日本扬眉吐气”。然而，同仁会对四地医院的经营，受中国时局的影响很大，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举国掀起抗日浪潮，四地医院的患者大幅减少，医院收入随之剧减，经营一度陷入困境。

2.派遣巡回诊疗班。1930年同仁会汉口医院曾派遣巡回诊疗班前往宜昌、沙市、九江等地，昼间于街头对民众行医，夜间放映宣传卫生思想的电影，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为了打开九一八事变后的困局，同仁会在华医院吸取此前经验，于1936年实行巡回诊疗班制度。同仁会医院选定的巡回地区，多为医疗条件恶劣的内陆腹地，如当年5月北京医院派遣之巡回诊疗班，前往日本控制下的冀东通、蓟、玉田、遵化、丰润等地；10月同仁会济南医院派遣之巡回诊疗班，前往齐河、周村、明水、章丘等地；11月同仁会青岛医院派遣的巡回诊疗班，前往胶县、高密、坊子、益都等地。同仁会医师携带臂章，活跃于河北、山东乡野之间，竭力宣传日本医学，成为华北事变下特有的景象。

3.出版医药类书刊。1927年同仁会成立“华文医药学书出版会”，主要从事日书中译的工作。当时日本医家的重要著作，如西成甫《精选解剖学》、林春雄《病理学》等，经由汤尔和等人译介，受到中国医界的欢迎与重视。此外，同仁会也出版一些中国医学者如陶烈、沈恭等人的研究成果。据黄福庆的调查，战前同仁会出版的中文医学著作达44种之多。1930年同仁会又成立调查部，致力于调查中国各地的医疗卫生状况。

      此外，同仁会还利用举办中日医师讲习会、奖励中国医学生赴日留学等形式扩大在华的影响。抗战前，同仁会成为日本在华最大的医疗卫生团体。然而，同仁会的扩张并非没有限界，其长期谋求在上海建立直属医院的计划，终因自身财力的局限而流产。同仁会对中国社会的渗透，也引起中国医界的警惕与反对。1931—1932年间，上海《医药评论》杂志就曾发表数篇评论，批判同仁会在华活动的目的在于刺探中国内政，协助日本军政当局对华开展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侵略。1937年7月抗战爆发不久，平津沦陷。8月5日同仁会东京总部特向北京医院发电，指示其“应按实际情况组织救护班，以本会之精神采取救治伤病患者之行动”，而汉口、青岛、济南等三地医院，则按当地日本使馆要求，将医护人员先行撤回至日本国内。在总部的指示下，10—11月间北京医院组织数支诊疗班，协助日军“宣抚班”于城内救治中日伤患，对约4500人进行了免费治疗。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地区霍乱流行，日本军政当局为了避免疫情流入平津，在华北派遣军军医部的授意下，同仁会北京医院组织了一批小规模的防疫班，对市内各车站与城门进行检疫，并在日军协助下全力搜索疑似患者，对约20万北平民众进行了强制预防注射。抗战初期同仁会北京医院的诊疗及防疫活动，可谓同仁会参与日本对华卫生工作的先声。随着战事的扩大，华北与华中沦陷区内原国民政府控制下的中央卫生试验所、中央防疫处等各级卫生防疫机构均告关闭，大批公私医院或内迁或停业，沦陷区内公共卫生体系陷入瘫痪，民众流离失所，各种疫病渐有蔓延之势。面对这一情势，日本军政当局开始着手以诊疗防疫为主的对华文化工作。日本在沦陷区内的卫生工作逐渐拉开序幕。

      1937年9月初，外务省密令同仁会、大阪帝国大学医师团等数个团体，准备派遣诊疗班前往华北，协助当地日军“宣抚班”开展医疗“宣抚”工作。所谓“医疗宣抚”，即由日军特务机关下属的“宣抚班”，利用各种医疗资源对沦陷区的民众进行治疗，使之感慕“皇军之德化”。9月21日同仁会制定《同仁会诊疗救护班派遣中国计划之纲要》，将已撤至日本的原汉口、青岛、济南医院医务人员，各编一班，准备派遣来华。相较其他医疗团体，外务省对同仁会诊疗班抱有更高的期待，要求“值此事变之际，作为我方文化工作之一，应使派往各地诊疗班之活动，尽量得到中外民众的谅解”。《同仁会救護班派遣二関スル件》（1937年9月22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同仁会对参与医疗“宣抚”工作，态度积极。在诊疗班的派遣过程中，同仁会防疫班的准备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1937年10月，日本驻外使馆获得国际联盟即将派遣防疫班来华的情报，这引起了日本军政当局的警惕。外务省认为，“鉴于华北各地卫生状况不良，防疫设施尚不完善，除诊疗事业之外，更有着手防疫事业之必要”。考虑医疗资源整合等问题，外务省决定仍由同仁会作为执行对华防疫工作的主体，并在同仁会内成立“临时对华防疫事业部”。在财政上，除国库补助外，外务省另给予同仁会独立预算之权利。此外，外务省还密令东京帝国大学医学教授宫川米次等人前往华北调查当地疫情。宫川等人在经由伪满进入华北之前，特别与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就未来“华北卫生开发”进行了密谈，在华北的实地调查中又得到了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的支持。宫川回国后不久，出任同仁会副会长，积极联络日本各大学的防疫专家，策划对华防疫业务。日本军政当局对同仁会执行战时卫生工作充满期待，不仅因其拥有庞大的医疗资源、丰富的在华工作经验，还因其长期以来处于日本大陆政策的一端，为日本的国策服务。就卫生工作内容而言，无论医疗“宣抚”工作还是防疫业务，乃至日后开展的调查研究，都须得到本国医界的支持与参与。开战之后的日本医界，充斥着“医学报国”的口号，不少医师视同仁会为日本对华“卫生开发”的先锋，期待利用这一平台来华一显身手，日本医师会机关报《医海时报》就称，“（同仁会）此次事业之宗旨，乃广招天下人才，使之尽可能多地从各方面了解中国现状，为日后国人在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寄托日本军政当局与业界双重期待的同仁会，成为执行日本对华卫生工作的主角。

 

二、 日军特务机关控制下的诊疗班医疗“宣抚”工作

 

      1937年10月初，继平津之后，保定、石家庄、沧州、德州等华北各大城市相继陷落。在派遣地的选择上，华北日军特务机关认为，平津等地医疗条件相对完善，同仁会诊疗班在当地的工作，不会产生多少效果，故同仁会诊疗班应先派往保定、大同等前线地带。

以原同仁会汉口、青岛、济南医院组成的三个诊疗班，10月7日从大阪出发，前往天津。在抵达当地后不久，华北日军即出台《同仁会诊疗救护班勤务要领》，要求“诊疗班在从事我军战地后方施疗工作时，应在我军指挥下，协助宣抚班施展我国医术，努力安定中国人心，但主要从事对日本人的诊疗工作”。华北日军特务机关由此要求诊疗班应先为日军伤患服务。同仁会专务理事小野得一郎虽然认为医治日军伤兵并非诊疗班来华之使命，但也委婉地表示，将于视察前线之后视军医人手情况再作进一步的商议。战初，同仁会在身份认同上与当地日军特务机关对其之认识存在龃龉。在理事小野得一郎等同仁会高层干部眼中，诊疗班不属于日军军医系统，其首要任务是对中国民众进行医疗救治。而在特务机关眼中，医疗“宣抚”工作不过是宣传的策略，在战地军医短缺的情况下，日本医师理应首先为日军与日侨服务。不久，同仁会高层就发现，同仁会诊疗班若没有当地日军特务机关的支持与援助，其工作根本无法开展。小野得一郎的态度随即软化：“为避免护士空闲待机，可使之临时服务于北京兵站医院及丰台野战医院”，而向日军特务机关表示了妥协。此后三个诊疗班的医疗“宣抚”工作，在当地日军特务机关的指挥下徐徐展开。以原汉口同仁会医院为主体的汉口诊疗班，先受华北日军甲集团军特务机关之命，前往沧州与德州。通过医师的诊疗报告，我们大致可以了解该班在当地开展医疗“宣抚”工作的情况。如外科医师多胡樽祐在报告中称，作为战时特有之现象，来访的患者受外伤者极多，其中知识阶层极少，大多为劳工或难民，而患者往往将不洁之民间药物贴于外伤创口，导致恶疾续发。由此可知，医疗“宣抚”工作的对象，主要是缺乏基本卫生知识的底层民众。1938年10月25日汉口沦陷，汉口诊疗班受日军之命回归当地，因原同仁会汉口医院已毁于战火，日军特意选定法租界内原平汉铁路管理局为新诊所，希望利用诊疗班的活动对租界内的民众施加影响。据该班1939年1月《业务报告》记载，该班除一般业务外，其妇产科须“对我国从事接客业的妇人实施检梅工作”。由于战初日侨基本撤出汉口，所谓的“日人接客业者”，应是指随军来汉口的慰安妇。由此可知，诊疗班的医疗“宣抚”工作，还包括对慰安妇进行妇科检查。以原同仁会济南医院为主体的济南诊疗班，分为两部。以班长外田麟造为首的本班奔赴石家庄，水野重光为班长的分班则前往保定。战后的石家庄，在外田麟造看来，“战祸痕迹依然，治安也未定，街头市民毫无影踪，店铺紧闭，清晨多能听到枪声，有身临前线之感”。至1938年年初，难民开始回归，诊疗班的工作开始变得繁忙，“除普通患者之外，亦从事对特殊妇人的检梅治疗。当时石家庄共有500名特殊妇人，其中25%左右必须立即接受治疗”。在保定的水野分班，也在当地板垣兵团特务机关的特别委托下，对中国性服务者进行检梅工作。不言而喻，诊疗班对中国慰安妇的加急检梅与治疗，反映了当地日军对性服务的急切需求。

      以栗本定治郎为班长的青岛诊疗班，1937年10月受华北日军特务机关之命，于北京郊外顺义温泉村开办临时诊疗所。据栗本定治郎的报告，开始民众对日本医师颇为畏惧，问诊者极少，诊疗班利用当地伪治安维持会、自卫团等傀儡组织反复宣传，方使民众敢于前来问诊。该班不久奔赴太原，最后回到青岛。在辗转大半个华北之后，栗本感慨道，“诊疗班作为负责我方宣抚工作之一部分，当初即有挺身而出之觉悟。随着秩序逐步恢复，理应整理设备，以传播日本医学的真正价值为主要使命”。可见，一部分日本医师如栗本，对于诊疗班的“真正价值”无法实现，内心有所失望。战初同仁会的三个诊疗班，紧随日军侵略华北的步伐而移动，可谓处于日军“宣抚”工作的第一线。战前同仁会汉口、青岛、济南医院都有过巡回诊疗的经验，不少医师对农村医疗工作的开展，并不陌生。从同仁会统计的数据来看，派遣期间诊疗班的工作量相当繁重，汉口诊疗班工作750天，诊疗患者234432人；济南诊疗班工作791天，诊疗患者270910人；青岛诊疗班工作930天，诊疗患者162203人。在不少医师的报告中，都希望军方允其回归原属医院。随着三个原医院系统诊疗班的回归，同仁会第一阶段的医疗“宣抚”工作宣告落幕。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这并没有阻止日军在华中的攻伐。与华北的情势不同，华中是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地带，亦是英美等国利益集中之所在。为了粉饰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野心，掩饰日军在南京等地犯下的暴行，并与当地的英美医疗组织展开竞争，同仁会决定开展第二阶段的医疗“宣抚”工作，向沦陷区南京、上海、太原、石家庄等地派出以各大学医学部为中心的四支新诊疗班，其中最重要的两支，即以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为主体的南京诊疗班与以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部为主体的上海诊疗班。日本军政当局对同仁会南京诊疗班的派遣工作极为关心。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在向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的报告中称，南京日军特务机关在当地开展的“宣抚”工作，受到来自英美等国卫生机构的阻力，“外人怀抱杞人忧天之想法，有意通过他们之手推动此项事业……（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应组织由我方权威医师带领的派遣班，采取紧急措施”。在南京当地，虽然1938年2月18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已停止运作，但欧美组织对难民的救助活动并未停止，其中具有美资背景的鼓楼医院，对南京民众多施救助，“在整个非常时期的医疗工作，十分引人注目”。

      1938年3月的南京，仍笼罩于大屠杀后的恐怖气氛中。上任不久的日本驻南京总领事花轮义敬深感“宣抚”工作乃第一要务。在花轮的催促下，同仁会南京诊疗班于1938年4月28日宣布开诊。为了吸引民众前来，诊疗班特别规定仅对日本患者收取费用，而对中国患者完全免费，一时间因战火而家财尽失的难民，纷纷前往求诊。为与鼓楼医院对抗，诊疗班提出开办同仁会南京医院的计划，“本地美资鼓楼医院吸引了大量中国患者，唤起了他们对欧美的崇拜思想。我方宣抚工作若要顺利进行，就必须要有能与鼓楼医院对抗甚至凌驾其上的医疗设施”。由于南京诊疗班有意识地与鼓楼医院展开竞争，至1938年8月时医疗“宣抚”工作已初见成效。花轮义敬称赞诊疗班所取得的成绩，“现在患者一日已超过600人，而由美国人经营鼓楼医院每日不过仅三四十人，通过比较就可以发现，中国人对于日本医疗机关已表现出不断的信任”。南京诊疗班的医疗“宣抚”工作情况，从班长冈崎祗容向外务省提交的报告，可以一窥端倪。战后的南京，“在外科上可见相当数量的创伤，大多已放置了六个月乃至一年以上”；“5月的南京，沙眼是最严重的疾病，其次是皮肤科的疥癣，再次是内科的一般呼吸病，肺结核的情况也相当严重”。冈崎的报告，虽然反复强调了中国民众的各种疾患主要来自于“卫生思想的贫乏与医疗设备的奇缺”，但令冈崎等日本医师最为担忧的，并非中国民众凄惨的命运，而是前来问诊的中日妇女患性病比例之高，“中国妇女中患淋病、梅毒者极多，正如古云‘战争是性病传播的媒介’，应该认定其与事变密切相关……日本妇女的井出氏反应（该反应用以检验是否感染梅毒——笔者注）、淋病检测阳性率亦很高，这虽是她们从事特殊职业的缘故，但因关系到出征将士卫生安全乃至事变后我民族的根本性问题，我们痛感从事检测工作的妇产科责任重大”。
      相较南京诊疗班，日本军政当局更为关注上海诊疗班的国际影响。1938年5月8日上海诊疗班抵达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即指示该班：“上海乃欧美各色诊疗机关林立之地，作为与之为伍的我国诊疗机关，希望树立我军慈善医院之地位，进而展现我国医学卓越之价值。”淞沪会战中毁于战火的上海南市，是诊疗班的重点工作地区，医师们积极开展街头宣传，与工部局、公董局下属医院争夺民心。7月后问诊人数不断增加，避难于租界内的民众陆续前来问诊，诊疗班的业务一度极其繁忙。上海诊疗班在同仁会各地的诊疗班中，经营比较成功，据战后该班人员回忆，该班“完全以中国人为诊疗对象，很早就放弃了总部不合理的诊疗费的规定，采取自由经营的模式，故而是全同仁会诊疗班中经济状况最好的”。在派出南京、上海诊疗班后不久，同仁会另向太原、石家庄派出两个诊疗班。这两个班完全听命于当地日军特务机关的调遣，石家庄诊疗班班长新垣恒政在遇到交通运输等问题后，就称，“如今更为痛感的是，进入大陆时务必获得军方的同情与协助”。甚至诊疗班的驻地，除“同仁会诊疗班”牌子外，还必须挂上“大日本军宣抚班诊疗所”的牌子，以向民众表明，诊疗班的医疗“宣抚”工作是“处于日军庇护下”的活动。然而，因同仁会医疗设备的严重短缺与经费的捉襟见肘，这两个诊疗班的运营不久即陷入困境。不少班员因卫生状况恶劣患各种疾病，班中人心动摇，要求返回日本的呼声高涨。

      1937—1939年间，同仁会共派出了两批七支诊疗班，“约250名班员于各地活动，为之投入经费达200万日元”。沦陷区内各地同仁会诊疗班，完全为当地日军特务机关所控制，成为日本对中国民众展示其医学优越性、淡化其侵略行为的工具。同仁会诊疗班作为各地特务机关开展“宣抚”工作的招牌，正如日本作家久米正雄等人在参观上海诊疗班后的感受，认为他们不过是在日军特务机关指挥下露骨的“为了宣抚而派遣的文化部队”。应该说，同仁会诊疗班的医疗“宣抚”与一般宣抚还有所不同，它更为注重感化的效果，日本医师们认为，“比之文字海报的宣传，在现实中对患者进行治疗并使之亲眼可见，当然效果更好”。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日军“宣抚”官都认为，医疗“宣抚”工作是“宣抚”工作中不可或缺的“最为有效且直接”的方式。在各地日军特务机关的要求下，同仁会诊疗班的派遣并没有中止。从《青木义勇文书》可见，从1939年至1945年日本战败，同仁会总部及各地同仁会医院陆续派出多支诊疗班深入中国内地。这些诊疗班一般规模较小，例如，1944年12月，为了配合日军“一号”作战，由南京诊疗班派遣至白水—衡阳间的巡回诊疗班，仅由1名医员与3—4名护士组成。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随着日本国力窘促，同仁会在华诊疗班前往各地医疗“宣抚”之目的，也与战争前期大相径庭。例如，1942年5月，上海诊疗班受荣1644部队之命，派出班员前往苏州等地协助日军调办大米等物资；又如，1944年6月，开封诊疗班受北京日军司令部之命援助郑州兵站医院，实际上于当地秘密从事登革热的防疫研究。资料表明，这些巡回诊疗班，也是完全听命于当地日军特务机关的调遣。客观上说，同仁会诊疗班中的个别医师基于人道主义的思想，对于救治中国患者的确投入心力，甚至希望通过行医“补偿日军所犯的罪行”。但从诊疗班整体的活动来看，它们在日军特务机关的指挥下与欧美在华医疗机构展开竞争，体现了日本垄断沦陷区医疗体系的意图。显然，医疗“宣抚”工作无法改变沦陷区内落后的医疗体系，也不可能带给民众长期的医疗保障。

 

三、 与日军细菌部队相结合的防疫工作

 

     1938年3月29日，外务省对同仁会下达《对华防疫事业方针》，明确同仁会的防疫区域为华北与华中沦陷区，并要求“一俟条件成熟”，即将派往华北、华中的同仁会防疫班改为常驻机构，建立沦陷区内以日本为主导的防疫体系。为了控制同仁会在华的防疫业务，日本军部规定：“派往中国者将解除外务省委托的一切现职，转为我军的‘嘱托’，并隶属于我军。”原本日本军政当局利用同仁会开展防疫工作之目的，在于与国际联盟派遣来华的防疫班竞争民心，然而这不过是日本军政当局的“想象”。国联虽于战初派出三支防疫班前往西安、长沙、南宁等地，但他们的活动区域与同仁会的防疫区域并没有交集，两者也就根本谈不上竞争。面对日本军部的催促，同仁会自始就感到在华防疫任务的艰巨。副会长宫川米次就称，“我在接受此任务时，因无法预计后果而感到踌躇，由此受到了以军部为首各方的鞭挞”。1938年4月5日，宫川米次等人利用日本医学总会于京都召开之机会，与日本医界防疫专家商讨技术援助等问题，参与讨论者包括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细菌战专家。此后，同仁会派出以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教授高木逸磨为班长的华北防疫班，与以大阪帝国大学医学部教授谷口腼二为班长的华中防疫班。在规模上，华北防疫班人数达98名，华中防疫班则达88名，远远超过了各地诊疗班的人数。华北防疫班抵达北京后，将据点设于北京东厂胡同1号日本东方文化事业部内。由于1938年夏季上海等地已爆发霍乱疫情，为了阻止疫情流入华北，华北防疫班立即派遣分班前往北宁、津浦、胶济、陇海、京汉、正太等铁路沿线要地，对来往民众进行强制病菌检验与预防注射。当时防疫班检疫设备与霍乱疫苗的生产，主要由天坛实验所来完成。

      1938年年初，华北派遣军强占国民政府设于天坛神乐署的原中央防疫处，成立防疫给水部（即后来的华北甲1855部队，时称菊池部队——笔者注）。在之前的淞沪会战中，日军采用了石井四郎研制的净水过滤器，成立了中国战场上第一支防疫部队——“上海派遣军防疫给水部”。此后，在华日军各师团陆续设立防疫给水部，这一部门成为日军中的公开机关。防疫给水部队，名义上宣称从事防疫及净水补充业务，实际上进行细菌武器的研制与开发，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也不例外。对于菊池部队从事细菌战的罪行，中外学界已有不少成果问世，本文不再赘述，不过笔者认为，关于其职能及活动的情况，仍有诸多需要探明的内幕。众所周知，细菌武器的使用，极具误伤己方人员的可能性，生产细菌武器的同时，必须进行与之相应疫苗的研制与生产。这种一体两面的关系，当然也体现于菊池部队的业务之中。同仁会华北防疫班利用天坛实验所开展防疫业务，从一开始便与这支细菌部队存在密切的联系。为了说明这一问题，首先有必要了解华北防疫班的内部组织结构。据相关资料，华北防疫班下设四个部门，分别为总务部、教育部、生产部、调查研究部，其中关键的业务部门是生产部与调查研究部。生产部担当生产霍乱疫苗的基地角色，调查研究部则从事与疫情及水质相关的调查研究，两个部门均隶属于菊池部队。按照华北日军对防疫班制定的工作方针，防疫班作为“军队的防疫机关，以战斗为基准，按照军方要求实施并指导传染病的消毒与指导工作”，且“因华北的特殊性而直属于军队防疫给水部，进行防疫业务及防疫用产品的制造及检查”。华北防疫班自身对其与菊池部队之关系，亦有明确的说明：高木班长以下各班员被派遣至各地，直接受各部队长的指挥与监督，作为部队的一份子从事防疫业务，在各地的防疫工作中取得了相当的实绩……北京总部，菊池部队的水质检查、血清生产、细菌检查等一般性防疫事务，现大部分皆由防疫班员之手完成，部队对此深表感谢。菊池部队进行细菌战工作的诸多细节，如疫苗的生产量与致病细菌生产量之间的关联，细菌的毒力试验等，在防疫班的报告中多有陈述。应该说，同仁会华北防疫班是华北日军细菌部队在防疫职能上的延伸，它的角色处于日本对华细菌战的外围。华北防疫班在菊池部队的指挥下，分派于天津、塘沽、青岛、芝罘、石家庄、济南、徐州、新乡、太原、郑州等地。班长高木逸磨在其报告《关于华北防疫事业》中详细描述了各地分班与霍乱的“战争”，还特别指出防疫工作中的问题所在：各地卫生当局对支出防疫费用缺乏热情，他们虽在会上作出承诺，却迟迟不肯实行，在鞭挞斥责之后，方才缓缓推动者不在少数……上流阶层仅为保护自身安全，而对国家的困境、民众的苦恼漠不关心，这就是一般中国人的心态。由此就可知中国卫生当局对防疫的态度。对于卫生状态不佳的大陆，战后我国国民必将大量涌入，这是应当深刻思考的重要问题。从高木的报告中，我们不难看出日本医学者在中国沦陷区内推行殖民医学的基本逻辑：正因为中国政府（指傀儡政权——笔者注）无力开展防疫业务、上流阶层漠视民众的疾苦，日本就应代其为之。且在高木看来，同仁会的防疫工作归根到底是日本对华进行殖民统治的一种手段，是保障在华日人卫生安全的必要措施。当时同仁会高级医师中，持与高木相似言论者并不少见。

       1939年3月，兴亚院撤废同仁会临时对华防疫事业部，将华北防疫班改为华北防疫处，成为日本军政当局联合控制华北防疫事务的常设机构。然而华北防疫处的人马完全来自原防疫班，日军防疫给水部队对之控制无丝毫改变。华北防疫处成立后仍于天坛办公，与西村部队（即甲1855部队，后由陆军军医大佐西村英二担任部队长——笔者注）共用白喉毒素研究室、猩红热毒素研究室、免疫室、痘苗室等研究室，从事霍乱疫苗、伤寒疫苗、伤寒副伤寒杆菌混合疫苗、痘苗、白喉毒素及血清、猩红热毒素及血清等的生产。1939年7月，兴亚院华北联络部认为华北防疫处的业务过于分散，应集中于主要城市，地方防疫任务则可交于中国防疫机构。此后，华北防疫处将具体的防疫事务逐渐转交于华北沦陷区各地伪防疫委员会。相较华北的情况，同仁会在华中的防疫任务更为艰巨。1938年3月，日本军政当局预计当年夏季上海极有可能爆发各种疫情。不久后成立的同仁会华中防疫班，设据点于上海南市旧市政府内，下辖7个部门及上海、南京两个支部，组织结构与华北防疫班相似。由于当时华中日军还未成立统一的防疫给水部，该防疫班在具体业务上还必须“与上海、南京军队的野战防疫部密切联系”。与笼罩于华北防疫班的神秘色彩不同，华中防疫班不仅与伪上海临时防疫委员会、日本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等非军事机构保持密切合作，而且还公开参加工部局主导的上海防疫委员会，特意向世人展示日本防疫技术的先进性。面对霍乱的挑战，宫川米次洋洋得意地宣称：“当上海霍乱流行如期而至，我的同僚高木教授、谷口教授都充满干劲，这实际上是日本医学为世界所知的绝好时机。”然而现实中，华中防疫班展现的却是另一副面孔。日本医师凭借日军的武力，肆无忌惮地于街头对民众强制注射疫苗，沪上“凡欲往各沦陷区域者，日本当局概须查验防疫证书，设无此项防疫证书，则不准通行”，租界内中外医师纷纷出售防疫证书，民间对之转卖、伪造者屡见不鲜，防疫班的活动导致民间极度恐慌。华中防疫班何以置同仁会的“宣抚”形象不顾？日本医师在业务报告中毫不讳言地说明原因：“本防疫班的使命原为通过防疫对中国居民进行宣抚，然而负责的防疫工作实际上处于军队的外延，故与我军的防疫有着密切关系”。处于日军防疫给水部队外延位置的防疫班，当然以保障当地日军的卫生安全为第一要务。在日军的授意下，同仁会华中防疫班派遣医师前往无锡、杭州、九江等地展开巡回防疫工作。1938年8—9月武汉会战期间，日军“于酷热之下艰难行军，疟疾患者大量产生，总兵力17万人中约半数罹病，部队战斗力锐减，尤其是跨越大别山的部队陷入苦战”。可以想象，将大量医疗资源与防疫力量投入前线的日军，已经无暇顾及九江等沦陷区内城市的防疫工作。

      1939年1月同仁会将华中防疫班与华北防疫班一并归由兴亚院统辖，3月华中防疫班改称华中防疫处。兴亚院将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大量设备移交该处，使其疫苗生产能力大大提高。1939年4月，华中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即细菌部队荣1644部队——笔者注）成立，成为同仁会华中防疫处的实际指导机关。此后，华中防疫处陆续派遣多支防疫班前往内地，这些防疫班与当地同仁会诊疗班合并，成为同仁会在华中沦陷区内中小城市的派出机构。1940年随着汪伪政权的成立，华中防疫处名义上将部分防疫业务交由伪卫生部承担。然而这一转让并不慷慨，同仁会特别声明，凡其防疫药品“以后须照价收费，方得继续供给”，伪卫生部不得不承诺“拟仍由本部向同仁会购办供给，发放各地卫生机关使用”。华北、华中的日军防疫给水部队与当地的同仁会防疫机构，在沦陷区基层开展防疫工作时，虽然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指导同仁会防疫班的有时还有日军军医部、特务机关等），但在具体防疫业务上也存在明确的分工。原同仁会济南防疫处医师神山定治回忆1940年于商河地区进行防疫工作时的情景，可供参考。因地方上疫情多发，我们接受军医部的指示，与防疫给水部合作，奔赴当地。运输、防卫、检疫等综合性工作则交由防疫给水部负责，诊疗、检查则由防疫班负责……当地霍乱患者推定达三千名，我们还受到过两次夜袭。我们主要从事灭蝇、阻断交通与预防注射等具体工作，当时似乎还劝告民众，说八路军也是需要接受预防注射的。我们在进行注射时周围都安设了机枪，当地集合了相当多的居民。两周后霍乱疫情终于熄灭了。由此可以推知，日本军政当局于沦陷区基层开展防疫工作的基本模式：同仁会防疫班对基层民众的检疫与诊治，依赖防疫给水部队的武力来进行；防疫给水部队则利用同仁会防疫班丰富的宣传经验、高效的工作能力，达到迅速扑灭疫情之目的。既然同仁会在华防疫工作与当地日军防疫给水部队有着深度结合，那么置身其中的同仁会医师是否具有细菌战的意识？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同仁会医师对细菌战并不陌生。宫川米次在视察华北各地沦陷区时，就多次声称天津等地爆发的霍乱乃由中国军队蓄意发动细菌战所致。1938年6—8月间石家庄防疫班在报告中指出，“对于患者排泄物等的检查，从医学的角度判断其毒力及菌型，我们必须判断是否为细菌战的结果”，该班还分发传单：“虎烈拉（指霍乱——笔者注）是人类之共敌。蒋介石将虎烈拉菌注射于西瓜甜瓜之内，开始杀害吾等无辜人民。不让虎烈拉侵入市内一步。”我们若将视野投放至同时期的伪满奉天地区，就可发现当地亦发生霍乱疫情。“满洲”医科大学细菌学教授北野政次恰也认为，这是“敌方谋略”的结果，“谋略的方法主要是对田中的甜瓜或西瓜注射霍乱菌液……奉天已发现间谍侵入进行种种策动的事实。综合判断，这是中国为侵入而进行的谋略”。北野的说法与宫川、石家庄防疫班的说法如出一辙，可见同仁会医师对细菌战的运用方法早已熟稔于心，战时日本对华细菌战的发动与运作，对同仁会医师而言不过是公开的秘密。此外，原汉口防疫诊疗班医师山口伊典战后忆及日军驻汉口防疫部队利根部队的情况，亦可为一旁证：因终战后的军政关系，在华中防疫给水部之名已不复存在，利根部队也消失了。大多为部队（主要是陆军医院）所吸收而解散。我认为，这或许因他们与满洲、上海本部的战犯活动存在关联吧。就我所知，汉口的利根部队并未进行过战犯的活动（有一个混蛋队长，曾劝我进行实验，而为我一笑了之）。因此终战后日军防疫部队的动向是不明确的。山口伊典对利根部队是否进行人体实验的说法，虽然存在自相矛盾，但他了解防疫给水部队存在人体实验的内幕，当无疑问。令人颇感兴趣的是，山口回忆中所揭示的华中防疫给水部队在日本战败时“遁形”的史实，不仅证实了同仁会医师与防疫给水部队存在密切的关系，而且为我们了解华中当地细菌部队战后的行踪，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四、 “大陆医学”名义下的调查研究

 

      随着战时日本对华卫生工作的展开，考察中国各地疾病的分布与流行情况，调查各菌种、病毒的原型，成为日本军政当局交付同仁会的又一重要任务。1938年3月，取代小野得一郎出任同仁会专务理事的田边文四郎（时为陆军军医中将）要求同仁会各地诊疗班利用长期滞留中国的机会，与当地民众接触，全身投入医事卫生之调查研究。副会长宫川米次更是直言不讳，称中国下层民众乃日本进行疾病研究之“处女地”。日本医师们对于调查研究兴趣盎然，“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而奋起的医学者们，呼吁要让日本医学进入大陆，一些学者及一线工作者已于实地开展调查工作”。1939—1941年，在同仁会医师看来，“可谓同仁会各处各班进行日常业务性研究、或对特定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的最黄金时期”。同仁会在“大陆医学”名义下进行的调查研究，与其医疗“宣抚”工作及防疫业务紧密结合，直接服务于日本军政当局对沦陷区的殖民统治，当然是其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939年6月至1945年5月发行的同仁会机关学术刊物《同仁会医学杂志》，其中刊载了339篇医师的研究论文与调查报告。对之解读，不仅使我们得以了解同仁会在此期间调研活动的旨趣所在，也可从侧面看到日本统治下沦陷区内民众卫生状况的一些实相。从篇目来看，同仁会十分关心各地传染病的流行情况。民国时期，政府及社会所谓的传染病，一般指伤寒或类伤寒、斑疹伤寒、赤痢、天花（痘疮）、鼠疫、霍乱、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等急性传染病。这些传染病因传播快、危害大，日军在攻城略地时，罹患者不在少数。同仁会对于这些病种的调查与研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此外，一些常见的慢性传染病与风土病，如结核、砂眼、黑热病等，也被同仁会各地的卫生机关纳入调查研究的范围。

      在各传染病种中，同仁会对霍乱疫情的调查研究，最为突出。在《同仁会医学杂志》中，关于该病的研究共有29篇，占发表论文总数的86%。同仁会对该病的调查地域极为广泛，几乎包括沦陷区内所有同仁会下属卫生机构的所在地。在日本国内，虽然江户晚期霍乱极为肆虐，但至近代，由于霍乱疫苗的普及与日本防疫制度的确立，1926年后日本本土已基本杜绝霍乱的发生；在中国，抗战前，国民政府已制定并执行各种防疫措施，各地霍乱的发生，亦呈减少趋势。1937年战事爆发后，霍乱疫情死灰复燃，同仁会各地防疫机构如临大敌，时刻警戒。1941年后霍乱仅在沦陷区内零星发生，例如，同仁会华中防疫处对苏州地区1942年7—11月间发生的数例病情展开详尽调查，发现其原因乃因当地气温比往年趋高而无降雨，市民取用沟渠及公井之水所致。1942年3月同仁会于海口成立诊疗防疫班，将势力延伸至海南岛。日军掠取岛内各种资源，役使大量中国劳工兴建各种设施。1942年石碌铁矿及附近村落发生的霍乱疫情，527名患者中死亡475名，死亡率之高，令海口诊疗防疫班十分震惊。该班在调研报告中称，“石碌北黎地区的日本工事开发者，自霍乱发生以来，已痛感建设卫生设施之必要。由此特别期待宿舍之改建，及上下水道等其他设施的设置”。战时沦陷区内霍乱疫情的蔓延与扩散，既与各地卫生环境的恶劣有关，也与人群因各种原因的高度聚集有关，1944年日军进行所谓的“一号作战”，随着大量部队在河南与两湖地区的集聚、移动，日军中接连爆发大规模的霍乱疫情，日本军部为之惊惧。同仁会另一重要调查研究对象为疟疾的传播。为了调查疟疾在长江流域的分布，同仁会对沿岸民众进行了大规模的采血检疫工作。1939年华中防疫处发现，作为长江流域特殊风土病的疟疾，是当地患众最多的恶疾。在安徽芜湖一带，1940年6月至1943年12月期间，同仁会芜湖诊疗班对当地21800名住民进行了采血检测，得出了当地民众中患四日热与热带热者远较患三日热者为多，尤其是患四日热者最多的结论。战时恶劣的劳动环境，同样助长了疟疾的传播，例如，九江诊疗防疫班调查了当地日军役使的劳工中爆发回归热的原因，发现“实际上是为运输物资而从汉口征来的苦力，在路途风雨中劳作而导致发病”的结果，反映了日军虐使中国劳工的暴行。

《同仁会医学杂志》也有相当篇目研究黑热病的流行区域与传播途径。肆虐于淮河流域的黑热病，战前南京国民政府曾开展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防治工作，然而收效甚微。抗战爆发后，黑热病在沦陷区内的流行，对日军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据同仁会华北防疫处副处长石井信太郎调查，华北日军罹患此病者相当之多。故而华北防疫处对此病极为重视，自1939年7月起多次派遣医师前往华北各地，尤其是患病密度最高的江苏海州地区。通过实地调查，医师森下哲夫等人发现，黑热病于华北流行之南界，在于安徽寿县沿淮河往东至洪泽湖，及从大运河之清江浦附近（淮阴、淮安）至涟水、阜宁一线。

       1941—1942年间，同仁会各地卫生机构在日本军政当局的指挥下，进行了一次关于中国各类疫病流行的大调查。这次调查区域包括沦陷区内几乎所有省份，基本勾勒出战时沦陷区内传染病的流行情况。在调查报告中，同仁会对战时鼠疫的调查结果，仅有“除了华南福建，尚未发现值得注意的地区”寥寥一句，这当然不符合当时的情况。1940年10月、1941年11月间日本对浙江衢州、宁波，湖南常德等地实施细菌战，大量带有鼠疫杆菌的跳蚤被投放至当地，造成大量人员死亡，鼠疫作为日军开展细菌战的重要武器，早已为中日历史学界所确证。同仁会与日军细菌部队具有密切的联系，然而其关于鼠疫的调查研究报告仅有3篇。从这些报告中也未能看到同仁会对浙江、湖南，或者其他各地鼠疫流行地区进行过任何的调查。似可推知，在日本研究细菌战的阵营中，同仁会与防疫给水部队，就具体病种之调查研究还存在明确的分工。除传染病外，关于性病、鸦片中毒的研究，亦不在少数。性病的调查，多在各地诊疗班或防疫班进行检梅工作时进行，调查对象一般为所谓的“特殊”妇人。1942年10—12月，张家口诊疗班通过在对当地中日“特殊”妇人的检梅，发现中国妇女罹患性病的比例是日本妇女的8—15倍，同仁会医师认为，“我国相当多的青年男子，不得不于大陆生活，其生活不如国内自由……他们出于性之本能肆意放纵。然而（‘特殊’妇女）罹患性病比例之高，实在令人不胜寒心”。。

       同仁会对于中日民众毒品中毒情况之调查，开展于日本总领事馆控制下的北京慈善戒烟所（1940年1月设立）与隶属于南京诊疗防疫班的戒烟科（1942年3月设立）。1940—1943年间，同仁会华北卫生研究所对当地500例吸毒日人进行调查，发现“与日本国内相比，重症的中毒者情况令人震惊，在接触身心落魄的国人时，不禁为我民族的未来深感担忧”。对于日本人罹患烟毒最重要的原因，调查之医师亦说得很明白，“他们沉溺于海洛因等，归根到底乃因获得此物远比国内容易”。令医师们吃惊的是，在日伪的统治下，1943年时南京登记吸食鸦片者共1728名，官方认可的吸烟所共339家，这两个数字较3年前汪伪政府成立时的统计数据大为增长。同仁会关于性病与毒品的调查报告，虽然是对特殊人群的调查，但一定程度也反映了日本军民在沦陷区内生活的放纵，以及由此带来的身心健康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同仁会的这些研究成果，为细菌部队所关注。原731部队细菌战犯川岛清战后承认，他完全了解当时铃木知准等人进行的关于治疗鸦片患者的研究，并赞赏他们从中获得的丰富经验。

      同仁会还对各地风土人情进行调查研究，内容可谓五花八门。例如，开封诊疗防疫班对当地民众的主食小麦、高粱、粟的营养进行调查，指出“初看起来是极粗糙的民众常食，在营养学上却具有相当的优越性。只要将华北中国人的主食略加改良，即可适应日本人之饮食嗜好，完全能够成为日本人的食粮”。同仁会诸如此类的调查研究，含有强烈的殖民统治意识，医师们通过实地调查各种疾病滋生的社会土壤，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提供各种卫生学上的依据。同仁会医师的一些行径与当时日本军医的所为并无差异，属于医学暴力。由于同仁会一些活动受到中外注目，除检梅工作与强制疫苗注射之外，其违反医学伦理之行径，较为隐秘，笔者试举3例。华北防疫处为了研制斑疹伤寒疫苗，大量培育衣虱。由于衣虱的培养需要吸食常人血液，故而该处雇用了4名苦力，每日将数个小盒状饲虱箱绑于其腿部，供虱吸食血液。医师在报告中写道：“1盒虱子（400—600只）若每次吸血1cc，1日供20—30个盒子吸血的苦力就会失血40—60cc(一个月约1800cc)，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量……幸而在中华民国，衣虱的饲养是比较容易的，我处暂且为了那些暴露于该病感染威胁的人们，着手生产这种疫苗。”徐州诊疗防疫班为研究外界温度、药液温度与人脑脊髓液温度之间的关系，对健康男性18人进行了人脑脊髓液温度的测定实验。医师在试验过程中“对被实验者小脑延髓槽进行穿刺。……如果穿刺过度，上臂及脸部就会感到电击之痛苦而出现头晕眼花”。该班医师另对患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10名青少年进行了相似的实验，其中年龄最小者仅4岁。该班还对正常人注射伤寒、副伤寒菌混合疫苗，利用相似的方法观察其脑脊髓液的温度。因1944年8月26日北京出现了1例霍乱，华北防疫处对先农坛乞丐收容所内收留的1700名乞丐强制进行防疫实验。该处“为了掌握中国民众中携带赤痢、伤寒、副伤寒及食物中毒等情况，对活着的乞丐及尸体进行了各种细菌学上的检查”，为了掌握他们对痘毒的感受性，“用本防疫处新研制的发痘力强的疫苗，为他们中的1018人实施了种痘，并观察接种的效果”。医师们之所以进行这些实验的原因，乃“中国接近80%的民众都是下层阶级，或为以后的治疗提供若干的参考”。毫无疑问，以上实验具有相当的危险性，带给被实验者身心之痛苦可以想见。战时同仁会违反医学伦理的调查研究，虽然与731等细菌部队“活体实验”“活体解剖”之残忍程度相比，尚属小巫见大巫，但就其内含的军国主义意识而言，两者并无本质差别。

 

五、 结语

 

      如前文所述，同仁会在战时日本的对华卫生工作中充当了主要的执行角色。通过对同仁会在沦陷区各种活动的考察，我们大致能够了解到卫生工作的主要内容，至少包括医疗“宣抚”工作、防疫业务及医事卫生上的调查研究三个方面。同仁会开展的这三项工作，与日本军政当局之联系，具体可归纳如下：

第一，医疗“宣抚”作为日军“宣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同仁会在外务省的指导下，派往沦陷区各地的诊疗班来实施。各班在当地日军特务机关等部门的指挥下，利用免费医疗等策略，安抚底层民众，改善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形象。一些地方的诊疗班，还受日军特务机关的委托，对慰安妇进行检梅工作。

第二，同仁会在沦陷区内的防疫业务，主要由其派往华北、华中的防疫班（处）来执行。这两个防疫机构受当地防疫给水部队的指挥与调度，从事对民众的检疫、疫苗研究与制造的工作，同仁会的防疫业务作为日军细菌部队防疫功能的延伸，基本处于日本对华细菌战计划的外围。

第三，在“大陆医学”研究名义下，同仁会在沦陷区内各地的卫生机构，对各地卫生状况进行了细致的调查与研究。同仁会医师还对底层民众进行各种实验，满足自身的研究私欲，而日本军政当局则从其研究成果中获取中国社会的卫生情报，用于各种隐秘的目的。

      从中可见，卫生工作实质上是战时日本军政当局利用以同仁会为代表的本国医界，在中国沦陷区获取民心，保障自身卫生安全，以及发展殖民医学的一项综合工程，其目的是在沦陷区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卫生体系。作为执行卫生工作主角的同仁会，从中获得诸多实利，充分体现了其对日本军政当局的依附。1937年抗战前夕，同仁会在华的卫生机关，仅有4所直属医院，所辖医师数十人，日本国库当年对之补助，不过70.9万日元；至1943年间，同仁会在中国沦陷区内的卫生机关，已达到约70所，下辖职员约5000名，当年日本国库对之补助，高达990.2万日元。在日军的武力支持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京鼓楼医院、上海仁济医院等23家外资医院先后被同仁会接收，日本基本实现对沦陷区卫生体系的垄断与控制。战时同仁会执行的卫生工作与日军对华细菌战，是日本医界参与侵华战争的两大途径。但与细菌战的隐秘性不同，同仁会的医疗“宣抚”等活动，大多公开进行，对于同仁会对沦陷区社会生活的介入，民众的感观不一。有人看到同仁会诊疗班占据旧政府机关，感慨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也有人附和日伪的统治，称中国医院“总得像日本一样组织巡回诊疗班等等，从事乡村的保健工作，努力普及卫生思想”。总的来说，以笔者有限的阅读，民众对战时同仁会活动的观感，在中文资料中并不多见。推其原因，或正如同仁会医师所述，卫生工作的主要对象是沦陷区内的底层民众，而他们一般又缺乏书写的意识或能力。遗憾的是，同仁会于抗战末期的活动，未能于本文中清晰呈现。随着1945年8月日本战败的临近，同仁会在沦陷区的卫生机构陷入瘫痪，“东京本部的相关者，为了免除战犯指控，一片混乱，出现资料皆无的状态”。1946年1月4日，同仁会被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以“协助并支持战时日军的侵略活动”之名义勒令解散，同仁会在沦陷区的卫生机构陆续为国民政府接收，大部分日本医师则被遣返回国，也有一小部分因身处内陆，加入国共两军，个别医师甚至1949年后定居大陆，服务于新生的人民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