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暨南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注释从略
战后美国青岛驻军政策问题，国内外学界已有不少研究，这为后来者打下基础。此类研究成果，存在两个不足：一是资料来源相对单一，因而无法明晰美国驻军政策的形成过程及影响该政策的诸多重要因素，同时在某些重要事实上出现误判或未能发现并修正当时某些资料之舛误；二是未能从合适的切入点对驻军政策问题进行探讨，导致对该问题的泛泛而谈。
一、 驻军之缘起
青岛位于胶东半岛，东西南三面环海，水陆交通便利，战略辐射范围可及苏联、朝韩、日本及菲律宾等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抗战胜利之后，中共胶东部队在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政委林浩的指挥下正准备夺取青岛，不料风云突变，国民党政府为了抢占青岛等沿海要地，对中共加强了政治与军事攻势，一方面通过政治谈判，以和平手段对中共的行动进行束缚；另一方面命令日伪军维持治安，并加紧推进国民党军队部署。此外，美国凭借战时同盟关系，以帮助国民政府受降与遣送日俘（侨）为名，通过派海空军运输美军及国民党军队登陆青岛，完成了对青岛的军事控制。1945年9月16日美国军舰战后首次开进青岛，10月11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在谢勃尔（Lemuel C.Shepherd）少将率领下于青岛登，到当年的10月30日，美军登陆士兵已达两万人，其在青岛的军事单位总共有第七舰队司令部、海军陆战队、海军陆战队宪兵司令部、海军巡逻队等11个之多。一番“经略”后，青岛实际上已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重要的海军基地。美军登陆青岛等地，是美国战时对华总体战略构想在战后的延续。早在二战末期，美国政府就已经对战后的对华政策有了一个总体的构想，简而言之，就是使中国（国民政府主导）成为强大、统一而亲美的国家，以取代日本成为远东稳定的基础。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希望利用中国作为对苏联平衡的力量，他曾经告诉过英国外交大臣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因为“在任何同苏联的严重的政策冲突中，（中国）无疑将站在我们一边”。杜鲁门（Harry S.Truman）上台后，对华政策方面基本延续了罗斯福的总体构想。面对战后初期国共双方武装冲突频发的严峻局势，美国政府又急需制定新的更为具体的对华政策，以便影响中国的政局。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政府发表了战后首份对华政策声明，提出“美国将尽可能避免由于它对任何持不同政见团体提供援助而产生附带影响，除了这些附带影响，美国之支持将不会扩大，乃至于以军事干预去影响任何中国内争的进程”。美国政府虽然支持国民党政府，但并不想过深地卷入国共内战，这一点在杜鲁门于1945年10月接见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Partric J.Hurley）与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的谈话中表现得非常清楚，杜鲁门提到：“我们的政策就是支持蒋介石，但是我们却不能卷入中国的内战中为蒋介石作战。”事实证明，支持蒋介石就很难不卷入中国内战，虽然杜鲁门也曾安排赫尔利与总统特使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调停过国共冲突，但调停工作最终失败。不过美国对中国内战的卷入主要是有限的间接卷入而非大规模的直接卷入，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大战结束之初，美国广大民众人心思定，厌恶战争。因此，1949年之前，美国的军队数量一直处于下降状态。总之，对华政策声明奠定了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后来驻军青岛政策也是基于此制定的。
当时，驻青美军承担了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在马歇尔赴华调停国共矛盾期间，该军队担负了为军事调处执行部（以下简称军调部）提供后勤保障与技术支持的任务。1946年1月，由国共美三方人员组成的军调部在北平成立，驻青美国海军陆战队为军调部提供后勤保障与技术支持，这包括维持军调部美方人员后勤之供应及军调部山东地区诸小组地面及空中交通线即青岛—天津—北平三地的空中交通线。山东地区是当时国共双方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也是美方调停的重点，驻青美军所承担任务之重要性可见一斑。马歇尔在调处中总体上对国民党政府的偏袒导致了中共的不满，内战全面爆发后，美军自然成为中共抨击的目标。1946年6月22日，毛泽东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及大批美军驻华，认为这是中国大规模内战爆发与继续扩大的根本原因。从1946年下半年起，华北各地发生了多起包括安平事件在内的中共武装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小规模军事冲突事件，马歇尔认为这“显示共方对于海军陆战队续留华北之憎恶”。其实中共早在1945年11月初，当获知苏军将于当月自东北撤军消息后，便已经对美国在青岛等地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展开了宣传攻势。美国在青岛驻军不但因扶蒋抑共而影响了中国国内政局，而且还有制衡苏联在大连及旅顺势力的战略考虑。1948年9月29日，美国驻青岛总领事特纳（Turner）在致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克拉克（Lewis Clark）的信中谈及，美国驻青海军军官在与其谈话中提到，驻青岛美国海军的任务之一便是平衡苏联在大连的势力。同年10月7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会）第23次会议上，陆军部长罗亚尔（Kenneth CRoyall）建议美国与苏联进行交易，以美国撤离青岛换取苏联撤离旅顺。尽管此建议最终未获采纳，但它表明了美国驻军青岛的战略意图。
1947年8月底，驻北平、天津、塘沽、秦皇岛等地的海军陆战队基本撤离中国，但美国海军西太平洋部队及陆战队仍驻扎青岛与上海等地，不过合法性却成了问题，其所借名义仅为支持美国顾问团及512公法的实施。此外，在青岛驻军规模与公开海军训练计划等问题上，国务院与军方曾存在明显分歧，但经过会谈协商，双方基本解决了分歧。1947年2月2日，美国海军西太平洋部队司令柯克(Charles MCooke)拜访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在会谈中柯克提出增加驻青海军陆战队数量及加强美国海军训练计划的建议。司徒雷登翌日在致国务卿马歇尔的电文中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美国在青岛驻扎数量众多的海军陆战队，意味着美国在中国建立了军事基地，这缺乏合法性。同时他认为公开海军顾问团不合时宜，因该团是在有限、非正式与微妙的基础上来运作的。2月5日，马歇尔在发给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James VForrestal)的电文中，也表达了与司徒雷登基本相同的看法，认为柯克的建议如果实施，将会使美国的对华政策处于尴尬境地。为了解决双方分歧，1947年2月20日，国务院与海军部举行联席会议。关于在青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人数问题，马歇尔提出了折衷建议，他要求以3500人为目标减少军队数量，还建议在6个月内抱着进一步削减的意向对此事进行审查。福雷斯特尔声称海军将努力达到马歇尔的要求。关于在青岛维持海军基地的问题，福雷斯特尔与马歇尔一致持否定态度。国务院与海军部分歧的解决，为美国政府接下来运作在青岛等地驻军的合法地位打下了基础。1947年8月29日，美国驻华大使馆照会国民政府外交部，请求国民政府正式声明，所有美国驻在中国领土内的武装部队都是经中国政府同意，形成协定并向联合国备案。1947年9月3日，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复照司徒雷登，代表国民政府正式声明：现在驻扎中国领土的美国武装部队系由中国政府的同意而驻扎；倘中国政府或美国政府认为此项美国部队应撤退时，此项部队即须撤退。随后，双方签署关于美国武装部队驻扎中国领土的协定。美国根据这一协定获得了在青岛驻军的合法性。尽管美国政府在驻军青岛问题上掣肘较多，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军政首脑却极为重视与驻青美军之间的合作。早在1945年12月18日，国民政府便在青岛成立中央海军训练团。以便加强与驻青美军之合作。此外，蒋介石还曾于1947年10月9日与10月16日两赴青岛视察，期间均与柯克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另外，海军司令桂永清、第十一绥靖区兼青岛警备区司令丁治磐以及刘安祺等军政首脑均与驻青美军官员接触频繁，相交甚笃。国民党军政首脑此种态度使战后初期国民政府与美国在青岛防务问题上的合作关系较为密切，后来美国海军愿意掩护国民党青岛驻军撤离，双方的合作关系无疑起了较大的作用。
二、 国共内战局势之变化与美国撤军决定的出台
在驻青美军暂时取得合法地位的同时，国共双方的攻防态势开始发生转变，从1947年夏季开始中共军队便在全国各地发动攻势。在山东地区，为了切断胶济铁路线上国民党军队的联系，中共山东兵团发动猛烈攻势，1948年3月底攻克毗邻济南的淄川，4月27日又攻克了位于胶济铁路线中段的潍县，国民党军队在济南与青岛两大据点的联系被切断，战略上陷于被动。淄川与潍县丢失后，青岛外围安全形势恶化，这引起美国海军西太平洋部队司令白吉尔（Oscar C.Badger）的高度关注，因为青岛的安危与其本身之地位休戚相关。他于1948年5月3日和14日两次致电海军作战部长邓菲尔德(Louis E.Denfeld)，提出自己对山东局势及其应对措施的看法。在5月3日的电文中，他认为国民党军队在丢失潍县之后，损失巨大，对青岛的保护能力趋弱，似乎全赖美军维持其安全。青岛可能成为四个被中共攻击的目标之一（其余三个是济南、烟台、临沂），因此他提出驻青美军的四种行动方案：
A援助国民党军队保卫城市及重要的郊区设施（飞机场及水上设施）。
B无须地方当局的参与，美国单独保卫重要的设施。
C必要时以美军掩护全体工作人员与部队迅速撤退。
D即刻撤退美国海岸设施及非战斗人员，部队仍留在附近船上。
白吉尔分析了这四种方案的可行性，他最推崇A方案，但认为如未与中国政府协商沟通，其正当性成问题；从政治与军事角度来讲，B方案完全不可行；C方案可行，但意味着在国民党军队最需要时抛弃了他们；D方案可行，但现在不推荐采纳在14日的电文中，白吉尔认为在目前与可预见的将来将美军撤离青岛，肯定会对美国在东方的地位及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局势造成永久损害。邓菲尔德在分析了白吉尔报告之后，于5月11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以下简称参联会）提交了《驻青美军保护美国人生命与财产行动备忘录》，建议参联会告知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认为只有得到国民党军队配合，抵抗中共进攻，保护美国人生命与财产一事才可行。在这里可以看出，邓菲尔德及参联会都倾向于驻青美军采取A方案。福雷斯特尔分析了上述备忘录之后，于1948年5月21日向国安会提交了《驻青美军保护美国人生命与财产行动的备忘录》，指出国民政府有责任保护中国沿海地区外国人的生命与利益，美军不应卷入中国内部纷争。但鉴于中共对青岛的攻击可能会令国民政府束手无策，所以中美两国军队有必要采取措施保护美国人的生命与财产。由备忘录内容可知，它实际上赞同实施A方案。但由于该文件将四个方案作为附件，还是为以后的修改留下不小余地。
马歇尔对此持异议，他在1948年5月28日致福雷斯特尔的信中提到，他担心A方案会很快转化为B方案，他还建议白吉尔询问蒋介石是否有意保住青岛。如果蒋对此予以否定，白吉尔就可以做有序之撤退；如果蒋作肯定答复，白吉尔要表明蒋加强防卫力量至关重要。福雷斯特尔回信认为A方案可能转变为B方案，这在政治与军事上皆不可取。因此，在其授权下参联会已于6月14日向白吉尔发出新的指令，命其根据形势的需要决定采取C方案，并以合适与可行的方式撤离其他美国公民。但福雷斯特尔同时指出，如果蒋介石声称他无意保住青岛，他与参联会都不同意白吉尔迅速自动撤离，因为在局势未进一步恶化并且未获上级进一步审视与决定的情况下便着手撤离，这在军事上是不成熟的。
7月15日，国安会在第15次会议上对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提交的备忘录进行讨论，决议认为除非目前形势发生变化，否则考虑到当下美国在青岛立场的变化将可能对目前柏林局势产生不利影响，故建议将决定推迟。
7—9月间，驻军问题一度淡出了国安会的视野。但随着山东局势的变化，这一问题重又浮出水面。早在5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就向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第二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等人发出作战任务的指示，要求占领山东中西部地区，打通鲁中与鲁西南交通，切断津浦线。到9月，这一任务已基本完成，济南完全处于孤立被围状态。8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已向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粟裕等下达了9月攻克济南的作战方案。在解放军包围济南之前，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David G.Barr）便向蒋介石提出济南无法坚守，建议放弃济南，将军队撤至徐州一带。负责防守济南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也曾于1948年5月15日飞赴南京晋见蒋介石，提出相似建议。蒋介石未采纳两人的建议，认为必须确保济南，理由之一便是不让驻青美军陷于孤立，不在政治上对国民政府产生不利影响，以免影响美国对它的援助。
但事实证明了巴大维与王耀武等人的担心，9月16日，华东野战军猛攻济南，于当月24日将其攻克，随后王耀武也被俘虏。济南迅速被攻克，令蒋介石极度担心青岛之安危，为此他在9月28日致电杜鲁门，声称驻青岛之部队急需军火，请其督促主管部门将答应拨让的武器从速运到青岛。杜鲁门回电表示同意，并答应加紧执行援华方案。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不得不重新考虑驻青美军的撤留问题。深感形势危急的司徒雷登于9月30日致电国务卿马歇尔，提到因攻占济南，中共获得足够装备3个以上纵队的武器装备。考虑到国共之间的此消彼长，攻占该城的中共9个纵队目前可以对其他地区自由采取军事行动，仅抽出小部分兵力便可攻占烟台与青岛，不过其近期之目标尚不确知并不可预期。驻华机构的信息触动了美国政府，国安会开始考虑从青岛撤军的问题。在9月30日召开的国安会第22次会议上，驻青美军问题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在这次会议上，国务院政策规划司主任凯南（George F.Kennan）建议美军应逐步撤离青岛，陆军部长罗亚尔同意国务院的意见，但是福雷斯特尔、海军部长沙利文等对撤军持否定态度，认为美海军撤出青岛将导致华北沿海门户洞开。本次会议并没有就驻青美军撤留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其决议只是让海军部与国务院进一步协商。由讨论内容可知，在驻青美军问题上，国务院与陆军部意见一致，都倾向于撤出驻青美军，而国家军事部（National Military Establishment，也译作国家军事机构）与海军部则对撤军持否定态度。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一是各部门之间考虑角度不同，如国务院主要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而海军部主要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二是各部门在青岛利益不同，海军部在青岛基地有直接利益。
美国驻华机构继续关注济南被攻克后的青岛局势，10月8日，驻华大使馆高级外交人员以司徒雷登的名义致电国务卿，认为从政治与军事角度综合考虑，应建议白吉尔将眷属撤离，将所有的军需品与货栈转移到舰上，将留在岸上的工作人员减少到能够维持设施的最小数量，然后等待中共进攻青岛。国务院部分采纳了这一建议，代理国务卿罗维特（Robert A.Lovett）10月14日致信国安会行政秘书索沃斯（Sidney W.Souers），认为白吉尔应该即刻着手以有序的方式撤离在青岛的海军眷属，尽可能减少岸上活动或将其转移到船上。同时，他建议应采取措施，在海军部的自行决定之下，增强白吉尔在青岛的防卫力量。他认为如果两者能够协调并同时进行，后者将会被看成海军自身防卫的一部分，同时又不影响国民党军队士气或者鼓励中共对该城的进攻。10月19日，国安会根据罗维特给索沃斯的信件拟定了NSC11/1号文件。从内容来看，文件中主张采取的措施类似于NSC11号文件中的D方案，但为使计划完善起见，加上了增强白吉尔在青岛的防卫力量这一内容。与NSC11号文件相比，该文件明确了撤军措施，不过其折衷意味明显，驻青美军因该文件而居于可撤可留的地位，这也与同一时期美国对华有限援助的政策相一致。出现这一政策的原因主要在于杜鲁门政府需要国会内的亲蒋份子支持政府的欧洲复兴方案（即马歇尔计划），而这批人也无法将其观点强加给政府，这样有限援华政策便顺理成章地得以产生。邹谠著，王宁等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3页。此时，忙于总统大选的杜鲁门对驻青美军问题提出意见。10月18日，他在给福雷斯特尔的备忘录中提到：“在与经济合作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以下简称经合署——引者注）署长及其驻华代表交谈之后，我建议此时勿撤离青岛，对华北之援助应加速推进。”国安会各部门在理解该指示时分歧较大，如在10月21日的国安会第25次会议上，索沃斯认为杜鲁门的意图是美军应留在青岛，而福雷斯特尔表示尚不理解总统的意图，而罗维特认为该指示与6月14日给白吉尔的指令并不矛盾。
参联会根据总统指示与NSC11/1号文件，于10月20日拟定备忘录，该备忘录就修改给白吉尔的指令提出建议。按照参联会的理解，总统意图是驻青美军在接到命令撤离之前，将一直留在当地。备忘录被福雷斯特尔批准，成为JCS1330/38号文件，然后又以参联会给白吉尔下达指令方式，形成JCS1330/39号文件，该文件增加了撤销6月14日下达给白吉尔指令内容，其他内容与之前文件相同，主旨是授权白吉尔将美军用于在青岛周边保护美国利益与维持秩序，根据对局势的判断，准备将美军眷属、美国与其他国家侨民护送上船并撤离。但参联会指令引起国务院的不满，罗维特10月28日致信索沃斯，指出新指令扩大了白吉尔的自主决定权。他要求白吉尔在根据新指令针对中共攻击青岛采取行动之前，应尽快告知政府相关机构。11月1日，已获悉新指令内容的司徒雷登致电国务院，指出给白吉尔的新指令增加了美国与中共军队冲突的危险，如果发生冲突，便会危及在华美国人的安全。国务院的不满引起了国安会其他部门的关注，11月3日国安会召开第26次会议解决这一问题。当时正值中国国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惨败，国民政府面临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已影响到美军在青岛的存在。此次会议将美国对华政策作为唯一议题，驻军问题更成为重中之重，会议达成两条共识：
1 美国海军西太平洋部队司令白吉尔应立即重新采取措施以有序的方式将海军眷属撤离青岛，并以现实可行的方式，将岸上活动取消或转移至舰上。
2 与此同时在参联会自行决定之下，采取措施增强白吉尔的防卫权力。到1948年11月底，中国局势有了较大转变，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队主力大部被围，徐州难保。美国政府加紧了自青岛撤侨的准备工作，其中一项重大行动便是调海军陆战队增援青岛，此举有掩盖撤军行动之意图。11月30日晨，12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乘“裴斐尔”号（Bayfield）运输舰自关岛抵达青岛，白吉尔认为在中国目前的危急时刻，海军陆战队的增援有助于撤侨以及保护美国财产。经增援后，在青岛的海军陆战队人数已达到3600人。正当美国撤侨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之时，代理国务卿罗维特却在12月2日举行的国安会第28次会议上提出有关在青岛保留立足点问题。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获得某种形式的协议，在租借权范围内保护货栈，为的是能留在青岛与上海。他承认单从法律角度来讲，达成此种协议的可行性是值得怀疑的，但他举出了阿真舍（Argentia，又译作阿金夏）和百慕大（Bermuda）的例子，以此说明在青岛与上海保留立足点的可行性。但国务院远东事务局局长巴特沃思（W.Walton Butterworth）不同意罗维特的建议，认为由于承担这些义务，美国将在中共压力下陷入极其脆弱的境地。上海（500万—600万人口）与青岛（75万人口）本来已有大量人口，还有大量难以预计的难民，如果中共进行封锁，阻止内地商品流入城市，那么美国将会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在不可预期的时间内进行大量的人道援助，但自身几乎毫无所得；二是在压力之下撤离，导致声誉严重受损。1948年12月中旬，美国国务院获悉蒋介石已同意将海军训练基地及其他在青岛的设施迁往台湾，并计划在厦门建立海军学校。12月14日，罗维特将一份驻青美军行动草案作为备忘录送交索沃斯。草案建议：
1 白吉尔应事先撤出军队眷属与剩余物资，减少岸上活动。当中国海军训练设施迁离青岛一事已被公开，或认为撤军可行而不会损害从中国撤侨计划时，就应该指示白吉尔撤走军队。白吉尔应避免公开暗示其意图，以便其撤离行动对中国人的迁移活动有益无害。
2 目前训练中国海军的计划，在中国海军训练基地迁离青岛期间暂时停止。
3 美国海军部队目前不应赴台湾或厦门。
该文件确立了驻青美军撤离的时机，但所谓的时机只是笼统概念，还有待进一步明确。12月16日，陆军参谋长将一份备忘录交给参联会，形成JCS1330/44号文件。该文件指出：撤军时间应由海军作战部长掌握，视中国海军训练设施完成迁移情况而定。根据参联会对NSC11/2号文件的评价，12月23日正式形成NSC11/3号文件《美国在青岛之武装部队》，该文件规定：
1 由于中国海军训练中心自青岛转移，驻青美军应取消岸上活动，宣布取消活动的时间应由国务院与海军部协商后共同做出决定。
2 在青岛取消岸上活动不应被解释成美国海军部队将撤出中国海域。
3 随着中国海军训练中心自青岛撤离，训练中国海军的现存计划将暂停，并且目前不会在台湾或厦门重建。为使撤军行动更具灵活性，该文件也未明确撤军时机，但它确立了国务院与海军部协商决定撤军时间的机制。至此，随着中国内战局势的变化，美国的撤军决策完成了由徘徊观望到逐渐明确的转变。
三、 国共内战的结局与驻青美军最终之撤离
1948年12月美国政府便确定了撤军政策，但一直到1949年6月初美国海军才最终完全撤离青岛海域，时间近乎半年，最主要原因是对中国时局的变化心存幻想，不甘心就此失去在中国的影响。按照美国政府态度的变化，这一进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8年12月底到1949年2月中旬，美国政府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撤军；第二阶段从1949年2月中旬到5月初，美国政府放缓撤军之脚步，但准备工作仍在进行；第三阶段从1949年5月初到6月初，美国政府确立了最终撤军时间表并完成撤退。1948年9月—1949年1月间的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战争结束时其主力基本被歼灭，国民党政府统治大势已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按照既定政策即NSC11/3号文件的原则进行撤军青岛的准备工作。这一时期，即将下野的蒋介石对驻青美军问题极为关注，竭力探听美国的政策。1949年1月初，蒋介石通过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打探美海军计划，以便据此决定是否增强驻青岛的部队。美国海军西太平洋部队司令白吉尔拒绝透露信息，仅称加强国民党守城部队没有用处，增兵只会使混乱与抢劫的风险加大。美国驻青岛总领事斯特朗（Robert C.Strong）也认为大量撤走国民党军队好过增兵，国民党军队数量越少，就越会使必然到来的中共接管更有秩序。1月16日下午，蒋介石在南京召见了白吉尔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询问白吉尔有关美军在青岛的撤留问题。白吉尔未做明确回答，但暗示美国海军可能全部撤离，不过他强调此决策只能由美国政府下达。此后，美国政府继续撤军的准备工作。1949年1月20日，海军作战部长邓菲尔德致电白吉尔，谈到海军陆战队可能从2月开始逐渐撤离，减少到一个营的规模，这支军队留在岸上2—3个月时间。娱乐设施与基督教青年会（YMCA）应继续存在，管理机构与海岸巡逻队仍留岸上。随着指令下达，白吉尔于1月23日发布命令，陆战队地面部队从27日起开始撤到船上。到2月7日，除了200人留在广西路1号的兵营担任宪兵外，其他的全部撤离完毕，海军军事设备也都在准备撤离。2月4日，新任国务卿艾奇逊（Dean G.Acheson）以备忘录的形式致信国安会行政秘书索沃斯，备忘录中提到撤退行动的时机与完成日期问题。国务院与海军部确认不使用“撤退”而使用“削减”这一概念。关于时机问题，双方同意当海军部认为后勤与其他综合军事情况变得必要而适当时，逐步“削减”行动便马上开始。双方决定不设特定日期去完成削减行动，其完成应与中国海军训练中心和中国海军学校完成自青岛的撤离相一致。如果上述机构的撤离行动过于延迟，那么“削减”行动应继续以既定的速度进行。从备忘录措辞可以看出，美国方面还是想尽量减少因撤军而带来的消极影响。不过事情在2月中旬有了转机，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后对国内政策做了一些改变，开始与中共进行和谈。为给和谈增添筹码，李宗仁想得到美国支持，而让美军延长留青则是比较现实可行的策略。2月13日晚，李宗仁召见司徒雷登，询问能否将美国海军离青时间延后数周。李的理由是在此国共和谈的关键时刻，美国海军在青岛基地的继续存在会增强国民政府的地位。司徒雷登在翌日给艾奇逊的电报中认为李宗仁的建议很合理，有助于国民政府的事业，美国政府应予以支持。因此他建议只要李宗仁的和谈行动在进行，美国海军的一部分就应该在未来数周继续留在青岛。
美国军方此时也对美军延长留青问题重视起来，据蒋介石日记记载，罗亚尔等在2月初到达东京视察并在青岛举行军事会议后，改变其撤退驻青美军计划，并要求国民党军队坚守青岛，且表示愿意积极协助。2月28日，美国国安会通过了有关对华政策的NSC34/2号文件，该文件明确建议不再援助任何非共势力，除非它们能够证明即使没有美援也能有效地抗击中共。文件又提到在避免公开干预的基础上，美国应利用中共与苏联之间的分歧并与中国各派势力保持积极的官方接触，文件在最后也象征性地提到在局势明朗之前继续承认国民政府。总之，此时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继续维持在大陆的政权已不抱希望，只是出于其传统的政策才继续对其敷衍一番，一切都在“等待尘埃落定”。到了1949年4月中旬，在解放军进攻青岛前夕，深感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对美军在青岛的作用也不再抱任何幻想，因此再次给刘安祺下令：“相机撤离青岛孤岛，转进台湾待命。”自2月中旬至5月初，驻青美军撤退准备工作虽未停止，但为配合国民党政府的和谈活动，仍维持了一定规模的军事存在。
1949年5月3日，解放军第三十二军开始进攻驻青岛国民党军队防区最北端的灵山，从而拉开了为期一个月的青（岛）即（墨）战役的序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撤军的准备工作加速进行。战役一开始，美国海军西太平洋部队司令白吉尔就将海军控制的几乎所有岸上设施都清除干净，只留下军官与士兵俱乐部。与此同时，美国驻青岛总领事馆开始接收美军在青岛的地产，早在5月3日便接收了位于广西路的美军兵营，白吉尔在山海关路的住所则早在4月26日便转交给斯特朗。此时，美军何时撤出青岛的问题变得极为紧迫。5月9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电国务卿艾奇逊，建议对美国海军继续使用青岛基地一事进行重新审视，认为将美国海军从青岛尽快撤离在政治上更有利，不要等到几天或数周后在中共的坚决攻击下才撤退。与此同时，司徒雷登已经为驻青美军物色好撤离后的去处。他向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Ralph C.Stevenson）提出，拟从青岛撤离之美国军舰最佳去处为香港，因其在彼处自会受到欢迎。值得一提的是，英方对美舰访港极表欢迎。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Commissioner General）马科姆J.麦克唐纳（Malcolm J.MacDonald）赞同司徒雷登的建议，认为美舰赴港之举足证英美在远东之精诚团结，他随后向白吉尔表达了对美舰访港之欢迎。司徒雷登态度之转变，与其代表美国政府和中共之政治接触密切相关。5月6日司徒雷登便派秘书傅泾波与负责南京外事工作的黄华接触，以试探与中共改善关系的可能。黄华在会谈中明确表示美国政府只有放下“屠刀”，才能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5月13日，艾奇逊复电司徒雷登，称假设上海在青岛之前“陷落”，国务院同意在中共攻占上海时白吉尔将所有的舰只撤离青岛；如果上海在近期未“陷落”，事情将重新考虑。艾奇逊担心中共宣传驱逐美军给美国施加压力，在攻占青岛后借机宣扬是他们迫使美军离开而置美国政府于尴尬境地。同一天，司徒雷登与黄华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在会谈中，黄华针对司徒雷登提出的美国不愿参与中国内战的表态，要求美国政府将驻青岛等地的海军舰只与陆战队一起撤走，司徒雷登答应转告有关方面。上海战役与青即战役中解放军的快速推进，迫使驻青美军加速由岸到舰的撤离。5月19日，最后一艘美国海军舰只离开码头，所有的美国船只在外锚地驻泊，以便能够在接到命令后几分钟之内撤离。
5月25日，解放军攻占了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市区。在青即战场，解放军在青即外围之战结束后，准备发起最后冲击。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驻守阴岛的国民党第五十军二七〇师八一〇团500余人在团长杨瑞荃率领下于5月24日向解放军投诚。阴岛当时为胶州湾第一大岛，扼胶州湾北部水域中心，距青岛港仅数十公里，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它的解放使国民党军队与美军在青岛港附近的舰只受到解放军远程炮火的直接威胁。眼见大势已去，白吉尔下令美军于25日下午4点开始撤离青岛，应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刘安祺掩护撤退的请求，美军舰队又停留数日，直到6月2日刘安祺所部完全撤离青岛，才离开青岛海域撤到公海。这一时期，美国既定的撤军政策未变，撤军时机的选择成为关键因素。国务院与海军部在此问题上主要遵循既避免与中共发生冲突，又不致影响国民党军队士气及给中共留下宣传口实的原则，美军最终撤离时间基本上体现了这一原则。
结语
战后初期，美国青岛驻军政策之演进成为中、美、苏、英等各方关注之重要焦点，在诸多因素中，中国内战局势对之影响至巨，但驻军政策反过来也影响到内战局势的发展。驻青美军在战略上有扶蒋抑共与制约苏联的意图，这自然招致中共的反对。内战初期，中共实力较弱，尚不能对驻青美军造成实质性影响，多数情况下仅能通过宣传战或发动群众运动的方式对其进行声讨。驻青美军在国民党政府支持配合下，暂时取得了驻军合法性。但伴随着内战中国共实力的此消彼长，美国逐步确立了自青岛撤军的政策，最终中共对上海与青岛的进攻加速了美国的撤军步伐。在撤军之时机与缓急方面美国政府颇费思量，它力求在国共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最终贯彻的还是所谓“不干预”中国内战的原则。
从另一方面来讲，美国驻军政策也影响了中国内战进程。抗战胜利之初，中共之所以暂时放弃夺取青岛，盖因美军抢先登陆青岛致形势逆转。到内战后期，济南、天津、北平、南京、太原、武汉、上海等战略位置重要、防守力量较为雄厚的大城市相继解放，为何青岛迟迟未解放？关键就在于美军的存在，美军成为国民党军队的“护身符”，这使得青岛成为山东最后解放的城市，国民党青岛驻军也成为内战后期城市攻防战役之后得以“全身而退”的少数部队之一。美军虽然未对中国内战进行直接军事干预，但其在青岛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内战的干预。与此同时，驻军政策及其实施也体现了美国外交现实主义在与理想主义的博弈中占据上风。美国青岛驻军问题并非孤立存在，它脱离不了美国整体的对华政策。伴随着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美国从中国“脱身”意图最终占据上风，美国在东亚的战略重心已转移到日本，这直接削弱了青岛的战略价值。美国决策层中虽有利用青岛作为在华门户开放与推进“民主”之基地的设想，但维护战略价值更大的欧洲、日本等地的利益，寄希望于分裂中共与苏联成为当时更现实的战略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