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单位: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季我努学社
联合主办单位: 爱德基金会、超星数字图书馆、中信数字出版、拇指阅读、《历史教 学问题》杂志、《温故》杂志、《新华月报》杂志、凤凰历史频道、 腾讯历史频道、网易博客频道、中华军事频道等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季我努沙龙 学术讲座第37期
田汉、欧阳予倩与抗战文化动员
主讲嘉宾:欧阳维
时间:2019年5月18上午9:30-12:00
主讲人简介:
欧阳维,1958年4月生,出生地北京,祖籍湖南长沙。田汉先生之孙,欧阳予倩先生之外孙。国防大学教授(退休),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会员、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理事、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研究员,田汉基金会副秘书长、欧阳予倩研究中心秘书长。著有《战略部署论》《国防动员学概论》等著作,发表过军事战略、大国关系、地区安全、文化研究等内容的文章和研究报告,参加重要对外交流、战略咨询及文化交流活动。
主要内容:
以文艺创作为载体开展抗战动员;以国共合作模式推进抗日救亡运动;以至诚激励抗日将士与民众斗志。
主持人:各位博物馆的老朋友以及新朋友,我发现我们博物馆云集了越来越多的新朋友,这说明年轻人关心历史,说明我们的未来很有希望。今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是博物馆非常特别的日子,我们举办了这场讲座,在中国近代史上两个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一个田汉先生,还有一位欧阳予倩先生,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田汉先生的孙子、欧阳予倩的外孙欧阳维教授,来给我们讲讲他眼中的爷爷与外公,大家鼓掌欢迎。
欧阳维:非常感谢吴馆长邀请来到民间抗战博物馆,这是非常好的博物馆,来弘扬我们的抗战精神、民族精神,也非常感谢邱先生的引荐,我们也是千里因缘一线牵,我们当时在香港开黄埔军校同学会纪念周恩来总理120周年这么一个活动见面了,他说有这么一个博物馆,吴馆长就邀请我来讲这个事。非常高兴跟各位朋友见面,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我们今天在这儿,我想介绍的就是田汉、欧阳予倩和抗战的文化动员问题。
我是研究军事的,刚才吴馆长介绍田汉、欧阳予倩分别是我的祖父和外祖父,他们两位在抗战当中都做了什么?他们做的这些工作跟抗战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也长期研究国防动员问题,我今天试图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块儿,应该是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大家了解一下他们在抗战当中做了什么工作,特别是文化方面,作为艺术家他们在民族危亡的时候做了什么?第二个,从动员角度讲,这些工作对文化动员,对鼓舞大家的士气,能够跟侵略者做斗争,反侵略,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如果各位听众更有兴趣的话,还可以进一步挖掘里面的机理,今天我就谈谈这个问题。
戴帽子的是田汉,穿西装的是欧阳予倩,这是50年代在北京张自忠路照的照片,他们两位都是湖南人,我祖父是长沙人,现在长沙县有一个田汉文化园,欧阳予倩也住在长沙,但是是浏阳人。
我首先想把他们两位的基本情况介绍一下。田汉是1898年出生,到1968年去世。这一段是茅盾先生在他的追悼会上的悼词,实际上也是对他的评价。他无论是在民族革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极力的推进国家戏剧创作,爱护文化工作者,保护传承国家的戏剧文化遗产,繁荣新中国的文化艺术。所以他又是卓越的中国现代文艺的先驱者之一,剧作家、诗人和词作曲作家。中国话剧运动的重要奠基人他们评价有三个,一个是田汉,一个是欧阳予倩,一个是洪深,他们三位是中国话剧的奠基人。田汉一生创作了1000多部话剧、戏剧电影剧本,2000多首诗词和歌词,其中被做成歌曲的有200首。大家对《义勇军进行曲》很熟悉了,包括《毕业歌》、《梅娘曲》,这都是田汉的作品,包括很多电影里面的插曲。文章就很多了,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我们展馆一进门的装饰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这是1934年他创作的电影剧本里面的插曲。到1935年他被被捕入狱就关压在南京,在上海他的战友们继续把《风云儿女》的故事改成电影剧本,拍成了《风云儿女》。这首歌就迅速传播大江南北,成为一首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号角和精神象征,最后1949年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时候被确定为国歌。最后到了1978年有一个反复,改变了一下,1982年我们的宪法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到了2017年我们颁布了《国歌法》。
请大家看一下他抗战时期的经历,他1898年在湖南省长沙县东乡茅坪田家塅,这个故居是复原的,实际上他出生的房子已经没有了,他出生在非常穷苦的农民家庭,9岁父亲就去世了,完全是靠母亲带大,这个老人含辛茹苦把田汉从小带大,按照后来的程度划分,田汉是一个贫农,什么也没有。所以这个房子是复原的,那时候没有这么好的房子。实际上引他走上这条路的人是他的舅舅易象,他是辛亥革命老人,是他送田汉到日本东京去留学的。所以说他走上了一条救国和艺术之路跟他的舅舅易象是有直接关系的。旁边这位是林伯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副主席,他是易象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同事和战友。田汉从日本回来就跟妻子易漱谕创办《南国半月刊》,开始了整个在华东地区的戏剧活动,包括在1928年创办南国艺术学院,如果大家还有兴趣的话,咱们继续讲他的艺术生涯。
这段黄颜色的字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的工作,从1930年的时候,他的艺术就向整个进步和左翼转向,和鲁迅等7个人当选为左联常务委员,然后他又成为左翼剧联的主要负责人,担任左翼艺术家协会的主要负责人。所以在文化、戏剧和音乐方面基本上都是我们党来控制的,他是主要负责人。1932年入党之后,包括和冼星海、聂耳成立新兴音乐研究会,开展革命音乐活动,就是他作词,冼星海、聂耳这些音乐家来作曲的这些歌曲风靡中国。1934年创作了电影剧本《风云儿女》,他在南京入狱之后,把他的剧本交给了孙师毅,孙师毅又请夏衍把他创作的电影故事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拍摄,由袁牧之和王人美做主演。可以说《风云儿女》这个电影本身倒没有什么,可是这首歌不得了,成为“918”事件之后中国抗战的一个战歌。
1938年武汉被日军占领之后,田汉1938年到长沙办了抗战日报,然后受郭沫若,特别是周恩来同志的要求,他辅佐郭沫若到武汉担任军事委员会三厅第六处处长,第六处负责文化工作和宣传工作;三厅一共三个处。三厅基本上都是左翼进步文化人士,很多都是共产党员。当时陈诚将军以非常诚恳的口气向蒋介石来提这个建议,一定要邀请郭先生和周先生来参加军委政治部,来参加指导整个政治工作。因为他知道共产党在政治工作方面有长处,这样的话周恩来同志就被任命为军委政治部的副部长,陈诚是部长,郭沫若就做了三厅的厅长,田汉就做了三厅下面的一个处的处长。这是一段很重要的历史,这段历史说明什么呢?就是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我们党不仅在游击战场发生作用,在正面战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是表现在三厅这一块儿。三厅时期的国共合作从1938年到1940年,1940年到了重庆就变成了文化工作委员会了。
到了1939年,组建了南岳游击战训练班,当时在长沙会战期间,军事委员会的指挥机构在南岳,在南岳开了四次军事会议,这四次军事会议实际上标志了中国整个正面战场、中国抗日战争战场的一个转折点。当时国民政府把整个抗战的战略指导从正面的攻防转变为游击战为主,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点。南岳这个地方办了四期游击战训练班,这时候国共是合作的,像叶剑英是训练班的副教育长,教育长当时是汤恩伯,政治部主任是陈烈将军。周恩来被聘请为国际形势的教官,田汉被聘为文化方面的讲师,这个时候训练班的活动又支持了宗教界在南岳举起抗日的旗帜。后来田汉在南岳写下了《母亲的话》,1944年与欧阳予倩在桂林举办第一届戏剧展览。
下面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欧阳予倩。欧阳予倩是1889年出生,田汉是1898年,比他大9岁,出生在浏阳,他是杰出的艺术家、戏剧教育家,早期电影艺术家。中央戏剧学院今年纪念他130周年的诞辰,找到了他拍摄的十几部电影,后来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老师很惊奇说还有这么多的作品。1925年他搞了16年电影,实际上也是中国古典舞蹈理论的奠基人,因为中国原来没有古典舞,大家现在看到的中国的古典舞都是欧阳予倩奠基的,后来成为了舞蹈学院中国舞基本的理论支撑。他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是中央戏剧学院的首任院长。
欧阳予倩和田汉、洪深被公认为中国话剧三位杰出的开山鼻祖,在20年代和梅兰芳齐名,就是在上海华东地区他演京剧,他是一个半路出家的京剧演员。但是最后很受欢迎,演旦角,称为南欧北梅,编导演剧目157个,话剧剧目101个。他和田汉都非常关注地方戏改革,待会儿我给大家介绍为什么在抗战时期特别关注地方戏改革,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旧剧实际上是90%以上的中国人民所关注的一种戏剧形式,如果90%以上的人都关注的旧剧能够反映抗战的内容的话,那这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把旧戏纳入一种新的形式内容。他是最早创办戏剧教育的,在江苏南通,伶工学社是他跟张謇先生1918年开始做的,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戏剧培训基地,而且他的教育理念非常先进,他不是搞科班,而是搞新式的艺术教育。后来他在广州搞戏剧研究所也是这个思路,不光是教戏,而且教音乐、美术、外语、数理化,他是这个教育思想。所以说他是公认的最早从事戏剧研究和教学的理论家、教育家,是中国舞蹈事业的开拓者,是重大艺术活动的杰出组织者。
他跟田汉有一个共同的点,不光自己做艺术家,而且要搞运动,什么叫运动呢?是依靠自己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来推动一个事,来推动整个社会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包括实现自己的理想,就是救国理想。我个人理解他们追求的是两个方面的东西,一个是艺术,一个是家国情怀,这两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结合起来的,就是家国情怀和艺术追求,你把这两个方面分开不行,你就不能理解他在什么情况下做什么样的选择。
这块儿大概看一下,就是1889年以后他做了一些什么,到长沙读中学,然后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接触春柳社,春柳社是李叔同、陆镜若在日本成立的,实际上是我国最早的话剧组织,为什么叫开山鼻祖呢?就是最早,1907年。他接触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一种民主的思想,包括反压迫思想,包括关注解放黑奴的问题。
20年代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艺术活动,包括演新剧、创作新剧,然后又进入京剧表演艺术这个领域。在他诞辰130周年来总结他,他应该是在多个方面的艺术领域都有创新创造。他跟田汉的合作是1927年,1922年互相认识,到了1928年的时候第一次正式合作,就是在南国艺术学院,在上海永嘉路371号,他任戏剧系主任,田汉任文学系主任,徐悲鸿先生任美术系主任,他们三位就组成了南国艺术学院,是南国运动的发起人。
1932年1.28事变后就写了抗战戏剧《不要忘了》、《同住三家人》。欧阳予倩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反侵略,再一个对国内的这些贪官污吏,包括欺负老百姓的人和事非常愤怒。他一方面反抗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他支持了反蒋行动,到福建参加了福建人民政府,事后被通缉到日本避难,后来国民政府又解除了通缉,他才回到了上海。他1925年开始搞电影,1934年到上海又进入影坛,编导相关的电影,这些电影都是反映国内的生活,还有反映抗日的题材。1937年的时候,他们到上海和郭沫若、田汉组织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演出编导梁红玉,是韩士忠的夫人,改编了《桃花扇》。《桃花扇》这次在中央戏剧学院演出,昨天是最后一场,大家如果对《桃花扇》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电影,电影就是王丹凤和冯喆演的。《桃花扇》是讲整个清末明初怎么样反抗外来统治的凄美爱情故事,但是到了良知受到谴责的时候,爱情已经不复存在了。
1938年他为什么离开上海?日本人和汪伪势力逼迫他,让他合作,他坚决不合作,就逃到了桂林。他进行桂剧改革,创作《木兰从军》,现在还在香港演。1939年主持广西戏剧改进年会,任广西艺术馆的馆长、桂剧实验剧团的团长,他这时候专门要改革旧剧和桂剧,创作了《忠王李秀成》,是讲反帝反封建,包括讽刺贪官污吏的。1944年在桂林与田汉、熊佛西见面了,熊佛西是上海戏剧学院第一任院长,瞿白音是电影艺术家。他们组织了西南剧展,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抗战文化盛会。后来日军1944年占领桂林之后,他就撤到了广西昭平的黄姚镇,你们旅游的话可以到黄姚古镇,黄姚古镇里面就有欧阳予倩的旧居。我母亲跟我讲,他们当时在阁楼上,游击队拿着枪开会,他们在那里继续开展抗日文化活动,同时出版广西日报昭平版进行抗战宣传。包括很多人才都撤到了黄姚,包括一些经济学家,所以这里又成了桂林的一个抗战中心。1945年他返回桂林,重建了广西艺术馆。现在如果到桂林的话,可以看到广西省立艺术馆,那个馆是老的,1944年被日本人破坏了,1945年欧阳予倩再回去照着原样又修了一个,这个到目前还在。
这是欧阳予倩在抗战当中的主要经历,后来到了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很多的职务,干了很多事情,包括推动舞蹈事业发展,最后1962年9月21日去世。
我上面介绍了一下田汉、欧阳予倩的基本情况,他们能够创造出这么多精神财富来,特别是田汉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究竟是怎么一个脉络,他们为什么能够在抗战当中发挥这样的文化作用,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他们的作品不是突然拍脑袋就能写出来的,而是他们的选择,他们的文化艺术追求和他们的理念结合的产物。
下面我想介绍一下动员方面的情况,看看这两方面能不能结合起来引起一些思考。当时的背景是中国进入抗战当中的全国总动员,全国总动员那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军队、政府还是老百姓,都要服从整个抗日战争的意志。我为什么把国防动员写进来,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国家为了应对战争和突发事件采取紧急措施,由平时的状态转入战时和应急状态,统一调动所有的资源和潜力来应战的过程,这是动员。当时的情况主要包括什么呢?武装力量,也包括国民经济,包括经济上怎么样转入战时的轨道,铁路、公路、码头,包括我们的粮食、钢铁生产、技术都要转到战时体制,这也是动员很重要的内容。其中也包括政治动员,怎么样能够把全国人民的精神动员起来形成整体,这里面包括文化动员。文化动员不管你是有意识做,还是无意识做,只要你宣传了抗日,就是进入了文化动员领域。但是我现在考证,当时实际上不管是从民众层面、文化艺术界层面还是政府层面都做了安排,我的一个博士生专门研究民国时期的抗战动员,包括武汉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资料都用上了,他捋了一下,包括法律。梅兆荣先生是民国时期的总检察长,他起草了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第一部国家总动员法,所以他的贡献很大。实际上“918”事件后,国民政府在经济、军事方面都做了一定的准备,为抗日民族动员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个时候实际上田汉、欧阳予倩等一大批左翼文化人,包括进步的艺术家,在这个时候都纷纷创作艺术作品,同时配合整个国家的总体动员。
从民国角度讲,1931年通过《请从速实行征兵制以御暴日案》,实际上是武装力量总动员。还有通过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经济计划大纲指出,此为救亡图存根本大计。很多铁路、公路都是那个时候修的,“9.18”事件把中国人基本打醒了。汪伪的一些回忆录就讲,他们那些人原来的判断是日本人不会一口吃掉中国,实际上是想控制中国,最后他们搞错了,日本人是想全部吞并中国,野心非常之大,不是局部性的,你就是交了枪投降他也不会听你的,他一定要灭亡中国。“9.18”事件后逐渐认清日本企图之后,在军事、经济,包括民众方面都做了一些准备,民众动员准备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说我们的军事、经济都弱于人,这时候精神动员、民众动员就显得很重要了。如果战争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时候正式向日本人宣战了,民国政府抗战初期民众动员正式开始。这个时候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包括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实行抗日教育、实行抗日的民族团结等方面内容。所以说国共合作给抗战的文化动员提供了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和框架。这个时候八路军、新四军进行了改编,包括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开展的抗日文化动员的要求都提出来了,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整个文化动员的背景。
抗战文化动员是什么呢?我现在没有找到定义。但是我从动员的内涵和民国文化动员的书籍上看,归纳成采取文化艺术手段激励民众的抗战精神,将相关文化、艺术、宗教等潜力转化为全民族抗战意识的措施。以革命精神、民族精神形成全民族抵抗侵略的精神支撑,如果没有精神支撑,你打什么仗?为什么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为什么不怕牺牲,我们的南京保卫战死了那么多人,这是为什么?不管我们军队还是民众都有那么多的牺牲,他们认为是值得的,那么多将士全部牺牲,17个少将牺牲,那真是抛头颅洒热血。通过生活的生产化、军事化、艺术化来推进民众的动员,要把民众从各个角度组织起来形成全国的整体。刚才我介绍因为中日军事力量对比,包括精神对比,我们不如日本,那么就充分调动精神因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个时候田汉、欧阳予倩以艺术家的身份在抗战文化动员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这么一个逻辑。这是我介绍的一些背景。
第二,我想说说田汉、欧阳予倩在抗战文化动员中做了什么,这是我讲的重点。首先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干?不是拍脑袋就来了,激情一来就写首诗,不是这么回事儿。是从他们小的时候就受到了熏陶,从欧阳予倩来讲,他比田汉长9岁,我外公家家庭比田汉家好多了,祖父欧阳中鹄是爱国人士,最后做到桂林的知府,是有文化的人,他是谭嗣同和唐才常的老师,后来他基本的这些思想脉络是笃信王船山学说。欧阳予倩从小就接受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爱国思想。有两件事对他印象很深,第一件事就是谭嗣同一家五口在北平染了白喉,染了白喉没人敢去,又加上谭嗣同本身又被清政府杀掉了,这个时候谁敢沾这个包?予倩的爷爷欧阳中鹄带着人到了北平,不怕传染病,不避嫌,把他们家全都收殓了,这一点给欧阳予倩的印象很深,你说爷爷能做这样的事,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他,他和谭嗣同的精神纽带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谭嗣同、唐才常被杀,包括欧阳予倩的好朋友焦达峰,辛亥革命之后也被湖南的军阀杀掉了,血淋淋的人头挂在长沙东门,这时候给欧阳予倩震撼很大。这些东西小时候就影响他,激起他的一腔热血,对旧时代非常不满。所以这个就是他要忧国忧民、变革图新、刚正不阿,这些个人品质和家国情怀就加在一块儿了,再加上他热爱艺术。所以理解他们要从各方面理解。
刘人熙是欧阳予倩的外公,大家可以在百度上可以查一查,刘人熙也是湖南的著名学者,他是船山学社的创始人,他当过湖南的督军,现在叫省长,是民选的,因为他是文化人。所以这两位,欧阳中鹄我认为影响欧阳予倩最大,刘人熙也是对他有影响的,船山学社在长沙影响很大。谭嗣同和唐才常都是清末义士。谭嗣同是慷慨赴死,知道自己要被杀了,我就不走,是这种精神,这种精神都对欧阳予倩有很大的影响。
田汉从小实际上很贫困,他私塾都不能念完,母亲纺线织布挣点钱,然后供他读私塾,没钱了就辍学,辍学了就干活儿,妈妈又挣点钱了,然后又去学一下,他小时候就这么过的。后来舅父资助他到长沙读初中,徐特立先生收他到长沙师范读书。后来他舅舅作为赴日留学的协调官,用自己的钱把他介绍到日本留学。所以田汉小时候非常苦,到日本以后逐渐接触了一些新思想,他跟郭沫若和宗白华在《三叶集》里边讲说我笃信“一诚能救万恶”。我觉得虽然环境有这样那样的改变,但是这个信念一直在他的价值观里起着重要作用。他的人生目标就是成就事业、报效国家,他以艺术为武器,以图社会之改造作为远大志向,立志要以挚诚之心追求民族独立、社会进步和一个强大民主自由新中国,这是他的抱负。所以说你现在想《义勇军进行曲》是怎么产生的,跟价值取向都是有关的,他们长期积累一种激情,才会创作出来艺术作品。《少年中国》是李大钊先生创办的,田汉在第一期就发表了文章,是他舅舅跟李大钊先生介绍,说我外甥喜欢这个杂志,有志向,后来他的文章就在少年文章上发表了。
我刚才讲的是价值观方面,在艺术方面他们也有追求,为什么要搞抗战文化呢?欧阳予倩讲,他说在广西我所排的戏完全是为了抗战,我自己写的戏也是为了抗战,在抗战的总方向上我没有妥协过,这是他最后离去世的时候说的。那么田汉说什么呢?“凡我血气之人,安忍坐视中国之不救。中国人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保护中国,把日本赶出中国去”。毫无疑问他们认为就是要服从这个东西,要表现这个东西。夏衍先生对田汉和欧阳予倩非常了解,他“爱祖国、争民主这条红线使田汉、欧阳予倩走上了同一条大船”,我觉得这个总结是非常对的。
在艺术方面,他们以艺术创作为载体开展抗战动员。首先是戏剧,他们以戏剧为主,其他门类也都推进。1931年到1937年,田汉共创作了29部抗日救亡的戏剧,影响比较大的有我国第一部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这是我国第一部歌剧。但是你要说京剧是歌剧也说得过去,但这个不是,是现代歌剧。在《扬子江的暴风雨》中演老头的是聂耳,演小孩儿的是我父亲,他们在一块演。聂耳那时候是20几岁,比田汉小十多岁。他到上海后认识了田汉,他们俩就密切合作,志趣相投,成为忘年之交。包括《回春之曲》中的插曲《告别南洋》等,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能唱的。京剧《明末遗恨》,这实际上是古代抗击外敌的故事,主演是周信芳先生。周艺芳也是不得了的,非常有节气的艺术家,他绝对不向汉奸和日本人低头。梅兰芳先生也是,留了胡子不给日本人演戏,这些艺术家都有这种气节。后来郭沫若讲田汉,他有的是当官的机会,他做不牢官;有的是发财的机会,他发不了财,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和追求,有气节。
欧阳予倩在上海成为孤岛后,仍然组织中华剧团在上海演出抗日戏剧。田汉组织了十多个演剧队到外省演出,欧阳予倩在上海演出了《梁红玉》宣传抗日,演出《桃花扇》时受到了日本特务的破坏,家里经常收到装着子弹的信封,说欧阳予倩要是不配合日伪方面的人,你就看着办吧,基本上就给你寄子弹,意味着性命不保。后来地下党跟我外公说,这种情况下建议你还是走,他就到了桂林。1937年创作《青纱帐》、《曙光》。他非常痛恨发国难财的军阀,1939年写了《忠王李秀成》、《越打越肥》等话剧,创作了桂剧《木兰从军》和《桃花扇》。
从电影创作上看,欧阳予倩1925年时进入了电影界,抗战开始之后陆续编导了一系列的电影作品,如《新桃花扇》、《清明时节》等。到了桂林之后,创作了《木兰从军》、《开天辟地》,这都是写历史上的抗敌英雄。他们要通过电影和戏剧影响民众。电影观众在城市里,戏剧在广大农村都能够演出。为什么田汉讲戏剧是90%以上中国人民所接受的形式,你说在农村搭个台就唱起戏来了,越剧、贵剧、湘剧等地方戏都有。田汉不是导演,他只导了一部电影,后来基本上就是创作。欧阳予倩是自编自导,还有自演的,他的表现形式是编导;田汉的表现形式是编剧,然后别人导。创作的是《马占山》、《中国怒吼》、《民族生存》、《肉搏》,《风云儿女》,你看看这些名字就表现了抗战精神。他的戏剧《卢沟桥》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9月份就创作出来了。《风云儿女》当时的女主角是王人美,其中唱了《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唱出了誓死不当亡国奴的精神气概,后来被广泛传播,1949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夏衍先生当时是电影界的领导人之一,他对电影很熟悉。田汉写了一个十五章的电影故事,后来请了许幸之先生做导演,他后来是中央美院教授。他当时导的第一部电影就是《风云儿女》。夏衍先生把田汉写的电影故事改编成电影剧本,主演是王人美和袁牧之。田汉当时被抓到南京,他把故事给了孙师毅,他就给了夏衍,夏衍拿到剧本以后聂耳知道了,聂耳说我听说田汉先生的脚本中最后有两段是歌词,说我来谱曲。他握着夏衍的手说一定要把田先生的词谱好,孙师毅和夏衍很高兴聂耳主动找来了,就把本子给他了。聂耳拿到以后就谱曲,谱曲之后就到日本了,准备从日本到俄国去,谱完曲以后寄回来就成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歌。之后聂耳不幸在日本溺水身亡。田汉在狱中写了一片悼聂耳的诗,特别伤心。所以说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
《风云儿女》是在上海山海关路故居创作的,1932年到1934年就在这儿租的房子。这是片场,金城大剧院现在还在上海。美国著名歌星保罗•罗伯逊在美国演唱了这首歌,后来《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了外国人认为中国人抗战歌曲的代表作。后来好莱坞拍了一个电影叫《龙种》,里面播出了《义勇军进行曲》。
音乐作词主要是田汉。田汉喜欢写诗,我现在都觉得他把诗当成表达自己想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他有国学的素养,到什么地方就可以挥毫写诗,这个就不简单,看到他表达自己情感和想法很多其实是用诗,后来他也喜欢在话剧里面写歌。《告别南洋》中的《梅娘曲》,这都是话剧里面的插曲,在电影里面也有,《义勇军进行曲》就是《风云儿女》中的插曲。我们上次在上海戏剧学院,领导跟我说上海戏剧学院唱的三首歌都是田汉,第一个是校歌,上戏校歌是田汉作的;第二个开学了奏国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毕业了唱田汉做词的《毕业歌》。所以说写歌是他在抗战当中很重要的一种形式。如有《马路天使》插曲《四季歌》、《天涯歌女》等;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的主题歌《前进歌》;有话剧《回春之曲》的插曲《告别南洋》、《梅娘曲》等。田汉在南京狱中的时候,听到看他的国民党士兵唱《义勇军进行曲》,你说他什么感觉。所以他经常听到自己的歌在广播里面飘扬,话剧《告白南洋》、《梅娘曲》,这些歌曲都以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在社会上,来鼓舞着人们的抗日热情。
在抗战宣传方面,他们不仅是用戏剧、电影、歌曲,还会写文章、搞活动,他们写了很多的文字来宣传抗战,发表文章。我们现在查这些文献,都可以看到他们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搞抗战宣传,特别是在几次重大的活动当中进行抗战宣传,鼓舞斗志。比如《卢沟问答》。卢沟桥刚打响,八九月份就创作出来歌和戏剧了,就是这么快。他们讲民族都要亡了,我们还追求个人有什么意义。他们要把自己的这腔热血用到抗战当中去,所以说鬓发很年轻就白了,熬的,再加上生活没有着落。田汉1946年到了上海连个住处都没有,从桂林往贵州走的时候,他写了首诗:“爷有新诗不济贫,贵阳珠米桂如薪。杀人无力求人懒,千古伤心文化人。”没吃的,老妈把自己的衣服当出去给艺术家吃饭,他们苦到这种程度。郭沫若在重庆,生活条件还好一点,说桂林没吃的了,这边再寄几百块钱说你们先用着吧,抗战的时候他们非常苦。
欧阳予倩写了大量的抗战文章,日本占领桂林以后就转移到了昭平,走到哪儿写到哪儿,发表实时评述、回忆录。所以我现在回忆老一辈在抗战当中,以及他们整个一生当中的历程非常不简单。通过研究你就感受到他们的精神力量。
在组织抗战文化活动方面。一个是欧阳予倩参加1933年11月的福建人民政府,1933年欧阳予倩参加了福建人民政府,支持反蒋抗日。这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部分。当时和彭德怀在福建前线和十九路军达成协议。后来欧阳予倩建议你要把部队拉到福建去才能生存,夹在国共之间就会失败。再就是1935年田汉在南京组织抗日救亡的戏剧组织,叫中国舞台协会,在1935年的12月初和月末举行了三次戏剧公演,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的救亡热情。田汉说因为有严重的国难,所以要干戏剧运动,他把戏剧运动和国难联系起来了。所以这时候国共合作还没有完全形成,是1936年双十二事变之后逐步形成的。1937年国共达成了协议。1935年的时候田汉刚从狱中出来就开始做戏剧,田汉的性格就是要干,不等不靠,苦干硬干,没有也可以干,这一点没什么条件。你看南国社,就是硬干出来的。当时拍一部电影《到民间去》,到老百姓当中去,是这么一个思想。没有条件,硬干,在南京也是演抗日戏剧。
“8.13”爆发后,田汉欧阳予倩他们在上海召开了一次会议,说我们要组织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然后组织了十几个上海戏剧界救亡宣传队,这个就成为1938年到三厅以后演剧队、剧宣队的基础。最后为什么三厅能够有力量到各个战区去演出,就因为在上海组织了这么一些人,有基础了。田汉带着队伍到外省去,欧阳予倩他们在上海坚持救亡工作。从组织活动上,特别突出的就是欧阳予倩、田汉共同组织了保卫大西南的大游行,组织了抗敌文工队到前线去劳军,他们共同干了很多事情。
组织抗敌演剧队之后,这个时候田汉在周恩来同志和郭沫若的领导下,组织了十个抗敌演剧队和孩子抗敌剧团,这些是三厅手里面能够派到各个战区参加战场宣传的力量。他们有很多人牺牲了。中国的国共合作并不只是口头上,一个方面军事上的配合,包括八路军、新四军的改编,后来国共有破裂的迹象,但是相当一段时间都是合作的。然后在文化上有很重要的一个范例就是三厅,这个时候包括组织抗日题材的电影,举办抗日宣传画展,进行了全方面的宣传活动,特别是在武汉时期。我父亲1938年上了黄埔军校,学了两年,1940年毕业。这时候我祖父在重庆,在重庆的时候遇到了黄仁宇,他后来是著名历史学家,写过《万历十五年》。我父亲到了中越边境,在陈烈将军指挥之下。后来又到郑洞国将军的部队。田汉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一线去,到一线去打仗。
当时三厅控制宣传队的活动范围很广,各个战区都有,国共合作在这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共产党领导的文化队伍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不仅是游击战,还有正面战场,不能说正面战场就没有发挥作用。三厅是在正面战场国共在政府层面合作的一个模式。虽然主体是从1938年到1940年两年的时间,但仍然是成功的,这里我们需要总结。还有一方面就是培训宣传骨干。田汉、欧阳予倩都明白这个道理,光自己干不行,必须要培养骨干,要用年轻人。所以他们的演剧队、宣传队都是培训的平台,比如说在长沙、武汉举办歌剧演员学习班、长沙举办演员讲习班,培养了上千名戏剧演员。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演员有了抗战的思想,有了艺术的表现能力,就可以到战场上去,就可以到一线去进行抗日宣传。所以现在老人们回忆的很多东西,我倒建议博物馆收集一下,这个东西是民众的抗战,不是个人的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
1939年,田汉到了长沙办抗战日报,我父亲他们组织了一个儿童剧团。长沙大火后,他们这些人就往南撤了,到了衡阳南岳。长沙火灾以后,田汉他们又回来帮助老百姓救灾恢复生活。长沙要会战,九战区在打仗,他们又回到了衡阳南岳,在游击战训练班当讲师。在南岳国民政府召开了四次军事会议,非常重要的军事会议。当时有一个事件出现了,就是说在南岳福严寺讲学的巨赞法师,他有非常强烈的爱国热情。他说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年轻的僧人也忍不住了,说我们一定要干点什么事。福严寺在南岳组织了南岳僧人救难协会,要组织僧人下山参加抗战。1939年4月份田汉从长沙到了南岳,他和法师碰上了,他说你在干什么?我在组织抗日活动,田汉说你一定要做,因为这个事佛教有慈悲为怀这方面,你没有违反佛道的基本精神。后来巨赞法师对佛家参加抗战的人有非常重要的佛礼方面的提示,他说侵略者到我们国家来杀人,本身就是违反人性的,佛家是以人性为怀的,佛家如果能够同意杀人的话,你就是违反人性,你就是违反佛道。所以他动员僧人搞抗敌协会。后来田汉写了一首诗:“锦衣不着着缁衣,敢向人间惹是非。独惜潇湘春又暮,花前趺坐竟忘归”。他称赞僧人敢向侵略者示威,因为佛家从来是不干这个事的,是慈悲怀的,敢向侵略者示威,鼓励佛家的僧人去抗日。同时,1939年又写了一首:“天柱峰边一纵眸,东南烽火几时休。是谁撑得乾坤住,赖有人间硬骨头。”鼓励所有人,包括抗敌的文化人、佛教起来抗日。
“上马杀贼,下马学佛”,这是总理提的,叶剑英对佛礼也是很熟悉,当时就给佛道僧讲了很多的抗日道理,叶剑英当时是游击战训练班共产党方面的副教育长,教育长开始是汤恩伯,后来换成李默庵将军,政治部主任是陈烈。他们说僧人能够上街抗日,何况百姓乎,就这么个作用,最后有的僧人到南岳训练完之后,到敌后去侦查,被日本人抓住挖了眼睛、杀害这都有。通过抗战的研究,能够把历史史实挖掘清楚。
在戏剧改革服务抗战方面。为什么要搞戏剧改革,欧阳予倩说我们绝不能让拥有大多数观众的旧戏始终与抗战不生关系。他比较熟悉这些戏,1907年欧阳予倩的祖父到桂林当知府,当时把少数民族地区治理得非常好。当时欧阳予倩就看桂剧,他懂桂剧。他想把地方戏改编成老百姓看得懂的,能够宣传抗战的戏剧。所以他把京剧《桃花扇》改成了桂剧,同时主持广西戏剧改进委员会。当时有一个客观条件,桂系的领导人是比较支持进步文人在桂林活动的,没有这个条件就搞不了,这是客观存在的。国共合作期间他们在桂林搞了一个大活动,还是要承认的。欧阳予倩成为了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常务理事,桂林的保留的剧目就是《旧家》、《桃花扇》,还有田汉的《秋声赋》,现在是保留节目,每年都在演。
1938年到1945年,田汉对京剧、湘剧、桂剧进行了改革。他说没有广大民众的政治动员,无法保障军事上的胜利。我是研究国防动员的,你要看到这些东西,你就看到他们是怎么认识文化动员的,没有政治动员无法保障军事胜利。当时文盲多少啊,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是长久的,到现在也不能满足。当时在中国,动员民众最有效的手段是戏剧,当时也没有广播,也没有电影,看报纸又不认字,你说那些普通老百姓通过什么知道抗战?戏剧,就是村头有个庙就开始演。最近我看他们搞抗战史的,他和叶剑英带着演剧队到村里的戏台演抗战戏,到村里面把锣鼓一敲老百姓就来了。动员广大群众以最熟悉的艺术形式,而广大群众最熟悉的艺术形式就是戏剧。为什么要改?因为当年改旧剧是成为迫切之课题,只有了解中国戏剧的人才能改,你要不是内行怎么改,你无法改。欧阳予倩当了16年的京剧演员,最后在上海演出非常叫座,张謇才把他请到南通去搞戏剧培养,因为他懂,他们改剧别人都服,田汉他也懂。所以通过创作多种戏剧剧本,对旧剧进行改革。
《金钵记》就是后来的《白蛇传》。《白蛇传》十年磨一剑,《白蛇传》是田汉创作的,《金钵记》是从印度传过来的传说,里面没有白蛇、青蛇和法海的完整故事,是田汉创作的。所以说《白蛇传》是戏曲里面的保留剧目,开始就是《金钵记》。包括欧阳予倩创作的《桃花扇》。他认为,改编实际上是再创作,你只要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符合人物的特征,特别是那个“魂”你就可以改。因为戏剧不是历史,历史剧不是历史,是戏剧,你要赋予它新的思想内容。
下面我再讲讲两个案例。刚才我说军事委员会第三厅,这里边既包括文化艺术,里面还有两个处,包括对敌军宣传,日本的反战人士都在里面。还有世界语和对外宣传,了解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反应。周恩来同志当副部长之后,领导三厅工作,郭沫若当厅长,下设总务和秘书处。三厅由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人士组成,处长授了少将军衔,田汉是六处处长。他们有人问我说田汉照片里面有很多穿着少将军衔的服装是怎么回事儿?我说两个方面,一个是为了工作,有了少将军衔好工作。再一个是没衣服穿。到了桂林之后他成天就穿一个外套,没有衣服穿,也没鞋穿,最后往贵州走的时候还是穿着大皮靴,脚磨的都是泡。所以说这里边我说的是插曲。七处分管动员、宣传、对敌宣传。他们根本不是为了官,洪深是中国戏剧的奠基人之一,他当科长了,根本不是为了官,是为了抗战。你看常任霞是戏剧家,张光年是诗人,《黄河大合唱》的作词;冼星海作曲家,然后金山、郑君里、张曙等。他1944年在桂林的时候被日军空袭炸死了,田汉听到张曙死了之后失声痛哭。应云卫、史东山是电影艺术家,陈白尘是戏剧家,叶浅予、张乐平是漫画家。三厅都是这样人,他们在国内有很强的感召力、号召力和艺术感染力,因此三厅是名副其实的名流内阁。
抗战文化动员的艺术宣传要靠这些人,他们一号召,这几个战区,他们的将士都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上战场,大刀向敌人的头上砍去,你看要有多大的精神力量。《空军歌》是田汉作词的,还有很多军歌都是他做的。他负责的文艺宣传工作,也包括向抗日将士和后方民众宣传抗战局势和国际形势。所以说抗战文化动员主要包括这么几个方面,一是鼓舞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二是宣传侵略者的残暴,三是了解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四是了解国际形势,五是了解相关的军事知识和防空防毒的知识。所以宣传教育是演剧队、宣传队到一线和民间要做的事,不光是艺术,什么都讲,发挥了动员艺术中间的作用。
宋庆龄、宋美龄、安娥等这些女士们参加了妇女界的抗日组织。安娥也是一个诗人,《卖报歌》、《渔光曲》等都是她做的,同时也参加抗战妇女界的活动,包括到一线慰劳伤兵全都干,这里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还有一些日本人,他们是日本反战人士,他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田汉从湖南长沙到南岳去就有他们跟着,一共是5个人从长沙到南岳。日本有很多的反战分子,由他们做工作,很多日军里面的佛教徒,要鼓动这些日军放下武器,不要杀人,他们过来以后做教育工作。这是第一个案例,这讲的是整个三厅在正面战场当中的作用。
第二个案例就是西南剧展。今年是西南剧展75周年,西南剧展是世界戏剧展史上的突出一页,因为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面发生了这个事情,1000多个人,来自好南方几个省的抗战剧团在桂林这个大后方进行戏剧展览,从2月一直到5月,三个月的时间。当时美国著名的戏剧评论家爱金生在《纽约时报》盛赞,说西南剧展是除古罗马以外有史以来的壮举,当时新华日报都做了长篇的报道,认为是大后方文化界的一个重大事件。西南剧展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后方动员的历史事件,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它包括戏剧会演,中国新文化戏剧资料展和戏剧工作者大会。展示了文化工作者的贡献,明确了我们原来干了什么,今后还要干什么,鼓舞了戏剧文化工作者和民众的抗战热情和斗志。广西省立艺术馆是欧阳予倩亲自筹款,一块钱一块钱建起来的,没有这个艺术馆,西南剧展的演出场所就没有了。
当时为了争取各方支持,邀请了蒋经国等任会长,贵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任名誉会长。只要他们不反对支持就行。所以说国共在桂林的合作当时还是能够在总体落实的,要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真正干活儿的是是欧阳予倩、田汉、丁西林、熊佛西、瞿白音等人。当时张发奎的副官叫左洪涛,他后来当了广东政协副主席,他是地下党员。他说西南剧展得到了恩来同志的支持,实际上是中共南方局的支持,所以国共合作是西南剧展很重要的背景。西南剧展为什么是很重要的例子,一个是官方的三厅背景,再就是戏剧活动,在抗战文化动员中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广西文化馆在1944年被日军炸毁了,1945年欧阳予倩返回桂林后重修了,现在这个建筑还在。后来桂林为纪念欧阳予倩、田汉、徐悲鸿,在桂林穿山公园为他们塑了像。我上次跟桂林的朋友说,除了桂林山水甲天下之外,桂林还有着很多抗日文化的遗迹,包括桂林文化城和西南剧展,有很多鲜活的故事。田汉为西南剧展写下这样的诗句:“壮绝神州戏剧兵,浩歌声里请长缨。耻随竖子论肥瘦,争与吾民共死生。肝脑几人涂战野,旌旗同日会名城。鸡鸣直似鹃啼苦,只为东方未易明。”实际上文化人在抗战中也有很大的牺牲,不光是战士。当时广西政协主席认为西南剧展在组织领导方面,主要是发挥了戏剧界像田老、欧阳老、熊佛老这样有威望、有影响力艺术家的作用,他们三位是当时戏剧界的三巨头,当然包括瞿白音等同志的具体工作。他后来是上海电影局局长,也非常可惜,1966年被迫害致死。今天我利用这个时间,向各位朋友介绍一下有关情况,也希望跟大家进行相关的交流。下面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交流一下。
主持人:下面我们进入互动环节,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欧阳老师提问,请欧阳老师来做一个解释。
提问:感谢欧阳老师的讲解,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对于您的爷爷和外公他们的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因为我也是学历史的,回去之后可以活学活用了。我想问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咱们的前辈们创作了那些耳熟能详的作品,当年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现在我们也很重视文化艺术创作。但是给我的感觉,特别让人认可的东西不如那个年代,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能不能请欧阳教授做一个简单的解读,谢谢。
欧阳维:你提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觉得要回答这个事,我们可以做历史的断代比较,它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很重要的不同点就是说我们是长期生活在和平年代,还真没有到像那样最危险的时刻。所以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那个时代而且半封建半殖民地,他们有非常深切的体会。为什么出现田汉、欧阳予倩这样的人物,他们对那个时代非常不满意,非常恨的,说一定要改。他们觉得这个时代,包括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包括争取国家的民族自由运动,都是为了改变原来的面貌,这是一个大的历史背景。那个时候太乱了,中国老百姓没办法生活了,是这样的。新中国成立后,不管怎么样,生活的环境比当时好多了,这是不同的地方。
相同的地方,不管什么情况下,民族的精神都要激励,都要能够发扬,都要有人去鼓劲,我觉得这里面还需要有一批带家国情怀的作家、艺术家,包括民间的这些仁人志士。为什么吴馆长不简单呢?家国情怀,拿自己的钱干这样的事,像这样的人少。大家对物质追求多了,精神方面就追求少了,我是这么看的。
再一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培养出一批有家国情怀,又有艺术创新能力的人,这个是一个新的命题,要有这个土壤,让他们培养出又有民族的良知,同时又有艺术造诣的这部分人,这两部分都不能偏废。一个是价值观,一个是艺术观,价值观是每个人都能有的。但艺术还不一样,艺术还得有天才,你要没有艺术的天才或者艺术的本领还是不行。欧阳予倩说你连话都说不清楚,你怎么上舞台呢?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你说的问题,为什么少了?主观原因是我刚才说的。
客观原因,我们要形成一个能够产生这种人的土壤,各级包括政府、机构、学校给他们创造条件,我希望像吴馆长这样的人多出现,我们的企业家会不会有这种想法,要创造条件。再一个,我们个人也得参与社会实践,你不能总琢磨着自己怎么发财,这不行,还要为民族做点事情。我觉得一方面,社会要给他们创造更多的条件,让他们成长起来,另外我们个人要有选择,既要有自己的家国情怀,也要创造自己的艺术能力,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发展需要不断能够思考、能够实践的一个方向。
提问:欧阳老师好,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到这儿听一听讲课非常有意义,而且收获也非常大。确实您的爷爷和外公都是非常具有家国情怀的人,他们的事迹我们知道的不是太多,知道了他们的遭遇,我们也非常痛心。我问一个小问题,刚才您讲西南剧展,我们不太清楚这个事,会标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还有另外一个小问题,您姓欧阳,是跟母亲姓,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欧阳维: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简单地说我妈妈是独生女,我妈妈是1928年出生的,我姥爷40岁才有这个孩子,我外婆是包办婚姻,原来从日本回来不想结婚的,后来家里说必须得结婚,我外婆她妈妈说你放心,欧阳予倩结婚以后就舍不得媳妇儿了。后来果真如此,我外婆琴棋书画,他没得挑剔,后来他们的感情成为了佳话,1928年才生了我母亲,我母亲姓欧阳,欧阳得有一个男孩儿,他们俩结亲了之后,欧阳予倩就跟田汉商量,如果有两个男孩儿,有一个得姓我们的姓,这属于家庭民主,所以我哥哥和姐姐姓田,我姓欧阳。我母亲1928年出生之后在上海,我父亲也在上海,欧阳予倩说上海是他的第二个故乡。
我再回答西南剧展会标的问题,我还没有详细的研究,但我个人觉得是为了和平,同时也是为了大众。田汉和欧阳予倩的目标都一样,路子不太一样,田汉是强调靠自己,不靠政府,回国之后办杂志,自己掏钱,自己编,自己印,自己发行南国半月刊,最后卖不出来了,那就找朋友借,他的思路是在野,到民间去。欧阳予倩说搞戏剧还是需要政府搭台,要不然戏剧人才质量不行,1929年办戏剧研究所,是陈明枢、李济深邀请他去的,李济深和陈明枢都是欧阳予倩的好朋友,他们欣赏欧阳予倩,邀请欧阳予倩到广东办戏剧研究所,欧阳予倩走的是半民半官这条路,到了广东戏剧研究所也是。他们两个同时有个想法,就是依靠民众,所以那个会标应该有代表人民、代表和平、代表反战的意思。当然很多美术家设计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搞个研究,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以后真的可以搞抗战文化作品展,西南剧展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问题进行研究。
提问:欧阳老师好,我是南京交院的,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研习社,三厅下面有一个科室之前的科长是徐悲鸿,为什么后来徐悲鸿不继续担任科长了?
欧阳维:徐悲鸿是田汉、欧阳予倩非常好的朋友,田汉什么朋友都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也有,在南京被捕入狱之后,有三个人保他出来,一个是徐悲鸿,第二个是张道藩,第三个是宗白华。宗白华后来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所以你看全都是朋友。他到三厅之后,请徐悲鸿来主持美术科,徐悲鸿当时是大学教授,他对蒋介石有意见,徐悲鸿对政治还是有自己的想法的,连郭老当时都不愿意到三厅来,最后是总理,包括田汉去做工作让他去。郭沫若当时不是党员,为什么蒋介石点名郭沫若,陈诚给蒋委员长一个非常诚恳的建议,意思是这个时候我们即使是敌人也要合作,共产党有他们自己优长的地方,蒋介石就听了。最后周恩来来了,原来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第一个到黄埔军校的老同志就是周恩来,那谁当厅长啊?蒋介石钦点的郭沫若。郭沫若当过北伐军的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又不是共产党,有影响力,他能接受。让郭沫若到三厅,郭沫若说不去,我还不如做学者,做文化人,他们文化人都有不愿意到政府里的想法。田汉也不愿意,后来国共合作,周恩来做了工作,先做了田汉的工作,后来做了郭沫若的工作,他们俩在长沙吃火锅和臭豆腐,说你不来,你不举旗帜,大家怎么搞抗战,他们一块到了武汉,这事才行。到了武汉找徐悲鸿,徐悲鸿说我做美术家,去做官干什么。但是徐悲鸿还是支持,虽然没有当官,他耻于当官,不想当官,搞艺术最好了。我们从学术角度讲,从历史角度讲三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三厅可以给演剧队经费支持,郭厅长签个字到战区去演出,政府可以出钱。到了各战区,原来国共斗争还存在,但在抗战的旗帜下,各战区也都能接受。西南剧展的组委会,蒋经国都进去了。
主持人:时间过得很快,非常感谢欧阳老师的精彩演讲。《义勇军进行曲》在美国人中翻译成起来,我们刚才特地把美国人唱《义勇军进行曲》的视频找了出来,放给大家看一下。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