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单位：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季我努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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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季我努沙龙 学术讲座第20期
仗是怎么指挥的: 抗战时期军令部业务职能 主讲嘉宾：叶铭
时间：2017年9月23日 上午9:30-12:00
内容简介：
今年是全面抗战爆发八十周年纪念，中国人对于抗战历史相当熟悉。正面战场二十二次会战的惨烈，已经是民族记忆的一部分了。然而，国民党军是怎么拟定作战计划，会战开始后，又是怎样实施作战指挥的，似乎依然笼罩于迷雾之中。蒋介石在其中必然处于主导地位，但机构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军令部是战时主管作战指导的机构，其机构设置，业务涵盖，实施流程如何，少有人知。从军令部军事指挥职能入手，可以厘清战时正面战场作战指挥，让我们知道，仗到底是怎么指挥的。
主讲人简介：
叶铭，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现在南京师范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讲师。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侧重于抗日战争的研究。曾在《抗日战争研究》，香港《二十一世纪》，《军事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最近主要参与张连红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支持与配合下，进行抗日老战士口述资料抢救整理工作。
叶铭：首先感谢各位的光临，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抗战时期军令部的业务职能。可能这个部门大家不是非常熟悉，甚至可能会比较陌生一点。因为这个部门在我们很多研究人员当中也曾经比较陌生，首先先说一下这个部门主要是干嘛的，它所承担的就是抗战时期参谋部的作用，主要的业务有这么几个，一个是作战计划的拟定，在国民党的话语体系当中叫做作战指导。第二个是军事情报的获取，这个待会儿我们会详细说。第三个是拟定好的作战计划实施和监督都是由这个部门开始执行的。
在讲这个话题之前，首先我们要把相关参谋部门做一个梳理，首先要介绍一下什么是参谋系统。讲之前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先说一下，在你的印象当中中国军队的参谋的地位高不高？不高。过去有一个老话讲“参谋不带长，说话都不响”。也就是说在整个司令部角度当中，如果你不是负责首长的话，你所说的话是不太具有重要作用的。
第二个，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当中什么是参谋人员，大家有没有想？或者说当你想到参谋人员第一个你会想到什么词？军师。对于我们过去传统的思想当中参谋就相当于军师、谋士，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参谋的主要功能讲完之后，想一想参谋主要是干嘛的，整个参谋部门是干嘛的？参谋部门实际上是指挥部队。这么一来就有两组我个人觉得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第一组问题就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一直发展到近代，兵权是掌握在谁手上？第二个问题，参谋系统它是一个我们从西方学习来的机构组织，这个机构组织我们在学习过程就是我们的军事现代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和我们传统的兵权的掌握之间有没有矛盾？这两个问题我先放在这儿，待会儿我们把整个讲完之后做一点解释。
首先跟大家先说一下参谋系统，现在讲现代参谋德国有很著名的总参谋部，如此之著名以至于一战结束之后，在战后条约当中规定德国人必须要取消总参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是因为这个总参谋部真的太厉害。怎么厉害呢？这个部门并不是首先从德国开始，最早是从法国开始的。但是这个部门的雏形最早就是一个办公室，现在说起来大家感觉反差特别大。现在如此重要的一个部门当初就是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负责协调的。然后在拿坡仑战争期间，我们知道普鲁士和法军打的时候，普鲁士惨败。惨败完了之后，普鲁士就要进行军事改革。这个军事改革当时有个人叫沙恩霍斯特，他建议成立陆军的参谋本部。他们最早建立时候下面有四个属，一个主管战略战术，一个是内部行政管理，一个是补充支援，最后一个是炮兵和弹药，这个设置和当时整个普军的建设是相吻合的。他管的比后面的参谋部门管的略微宽一点，尤其在当时的作战情况之下炮兵特别重要，他把炮兵单独拎出来了。在拿坡仑战争后期，在战争上面起的最关键作用就是普军，因为普军的最后两个军团出现成为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然后法军惨败。惨败完之后，整个普军系统就觉得这一套所谓参谋本部的设置非常适合军队的运转，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机构给常态化了。常态化完了之后，他们就开始在普军的中央系统以及各级系统都开始设置参谋机构，这是参谋系统一个雏形。
到了普法战争期间，普军参谋系统把它给发挥到极致。因为整个的普法战争期间，我们知道法军的人数要比普军多，法军的装备不比普军差，整个普鲁士军队协调的功能发挥的特别好，所以说在普法战争当中就见到其效。再往后普鲁士国王宣布成为德皇，德国参谋系统闻名于世界。随之而来的就是在一些国家的近代化过程当中都开始学习，那么以谁为蓝本？德国，很明显是以德国为蓝本，包括日本、中国、俄罗斯，都是以德国参谋部作为它的蓝本来建设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工业的进步，部队的分工越来越详细，传统的一个将领就能指挥调动大军的场面已经不复存在了。中国传统的白起，秦军的，他在灭赵国的战争当中指挥至少有60万秦军，这个指挥系统你可以想象，他的机构才几个人。如果同样60万大军你把他放到1910年、1920年这种战场上，那么靠这几个人能不能指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他没有办法进行运转。所以说所有的参谋系统都要进入现代化的过程。
这个现代化的过程必须要遵循这么几点，就是参谋系统的几个特点。我略微做一个解释，比如说什么叫纵向结构的层次性，也就是说从中央一级一直到部队一级必须要形成一个纵向的参谋机构，比如说中央总部、战区、集团军、军师、旅、团委，团在当时是没有参谋机构的。第二个叫横向结构的多元性，我们过去的参谋机构只分管作战，参谋系统除了作战功能之外，还要有情报功能、后勤功能、人事功能，这是几个最关键的点。第三个叫做人材培养的专门性，原本的参谋机关获得的参谋人材并没有获得培养，经过一定的年限之后就觉得你可以进入到参谋系统当中，所有的参谋人必须要通过专门的院校来培养。这种院校当年主要是参谋院校和陆军大学。最后一个是整体结构的协调性，整个参谋系统比喻成一个人的大脑，这个人的大脑如果想指挥人的活动的话，他一定要有一个传输的功能，在所有的内部结构当中一定要能够协调一致，不能出现相互扯皮的现象，这就是我们讲的参谋系统几个特性。这几个特性也就是说各国的参谋系统现代化过程当中，几乎都是要按照这个特性往下发展的，这是一个简介。
下面是有关中国参谋机构的发展过程，就像刚才下面一位观众所讲的，想到参谋咱们中国人首先想到军师、谋士。这个名词我们最早是曹操开始的，你回溯到曹操的时代，他们就有以军师为首的参谋机构，其中比较重要的叫做军机军祭酒，最高等级可以封侯的。然后是军谋祭酒，也就是实际能够参与机密，但是负责主要的受运转。第三类叫做军谋祭酒，您可以看到下面实际进行操作的人，这是三级。
有关参谋名称是出现在唐朝，唐朝的参谋是各路节度使和各路统帅下属的一个官名。我们会发现，刚才我们讲的两类，一类是实际负参谋责任的，第二个是有这个名称，但是他的业务和参谋业务其实不太相同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传统当中你是可以看到参谋和参谋业务。
发展到明朝之后，明太祖朱元璋把皇权已经推到一个可以称之为叫无以复加的地步。出于对皇权的独大，他肯定会想到军权的问题。朱元璋所用的方式是什么呢？他把军队的指挥权和统属权分开，平时这个军队由五军都督府所管辖，战时出现领兵的时候再由皇帝把军权赋予某个将军或者某一个统领官，用这样的方式把指挥权分清。同时军队的人事权、行政这方面的权利给上升，兵部和五军都督府相互之间互不统领，这实际上和我们后面所讲的军队的军政权和军令权分离，它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保证皇权对于兵权的掌控，同时也避免平时的行政权对于兵权的侵蚀。
到了清朝，刚开始是明智，所以说整个军队指挥和明朝其实非常相近。但是到清朝中后期之后你会发现，这套制度出问题了。为什么出问题呢？扯皮，这和刚刚我们刚刚讲的参谋机构必须要统一整体协调是相违背的。那么扯皮之后，作为皇帝而言他觉得部队他一定要干嘛，他要觉得称手。同时这个兵权是不能分割下去的，成立一个部门叫做军机处，这个名字大家可能都听过。但是我们听到的军机处是什么？是中央一级的所谓统领机构。但实际上最早军机处所设立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时期对西北用兵，因为牵扯到很多前线的粮、部队的调动，如果通过中央政府运转会浪费时间，干脆就召集几个重要的大臣成立于一个相当于秘书一样的机构——军机处。但是这个机构在后来发展过程当中初步成为了清朝相当于中央统领机构了，这个是一个它的发展的一个叫做副产品，和军机处最早设立的初衷是不一样的。
到了晚期，新政军师改革的时候，我们发现清军的指挥系统很落后，因为前面所有的几次战争里你都会发现，清军还停留在一个前现代的军事体制之下，无论是军队的调拨、后勤的补给、军事指挥、作战计划拟定都是一团糟。他们在新政的时候就开始准备进行改革，这个改革一直酝酿到1906年，在中央一级他们就开始设所谓的陆军部、海军部。他们最初想成立一个参谋部，但是因为各部门之间的逻辑没有什么成立。于是把练兵处并到陆军部里面，成立一个部门叫军谘处，后来改名叫军谘府，这个部门就是我们后面所讲的总参谋部，中国的参谋本部的雏形。它所分管的也就是军事作战计划拟定、参谋计划这方面主要的内容。
到了民国建立之后，除了最早的袁世凯时期，当时中国是在分裂，在分裂的各个政府当中都有这么一个机构成立。在南京孙中山1912年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它是设有参谋总部的，下面有5个局。到了北洋政府时期依然设有参谋总部，下面有7个局。成立护国军政府的时候，下面设置叫军务院，它不叫参谋本部了。到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时期，也就是孙中山担任大元帅的时期，他下面成立叫参谋处。到了张作霖军政府时期它叫军事部参谋处，反正不管怎么样它都有这么一个机构设置在这儿。当然这个机构设置能发挥多少作用这不好说。
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就成立了参谋本部，这个名义上它应该是能够起到军队的指挥调动、作战计划拟定的作用。但是我们知道在南京国民政府时代，行政机构设置、军事机构设置是随人而定的。那么参谋本部这个机构呢，有很多人担任过参谋总长，像李济深、朱培德，也包括蒋介石自己。那么蒋自己担任参谋总长的时候，参谋本部的职能、业务能够得到有效运转。像李济深担任参谋总长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空壳。到了朱培德担任参谋总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参谋本部建设就进入到一个相当于叫正轨期，因为朱培德是蒋介石非常信任的人。顺便说一下，朱培德将军的墓离这儿不远，由于特殊原因在某个特殊时期这个墓被毁了。他的去世蒋介石非常悲痛，网络上有一张照片大家可能看过，就是蒋介石一张痛哭流涕的照片，这是蒋在公开场合非常少见的一张痛哭的照片，这张照片的解读有很多其实是错的。这张照片是讲在朱培德的公祭仪式上拍的照片，你可以看到蒋为这么一个人他可以在公开场合有点失态，就说明这个人的能力的确是非常强的。这是我们讲的梳理了一下，在抗战之前整个中国从古代一直到近代参谋系统发展的渊源。
再往后我们就说抗战时期的中国统帅，有关抗战时期仗怎么打的很多人都有想法，就是受影视剧的影响，似乎每一仗蒋介石在地图上面比划。完了之后把蒋介石比划的结果打个电话往上面放，我们也知道蒋介石特别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发手令、打电话。不管是影视作品，还是我们现在看的一些回忆录强化了我们对蒋的作风的印象。喜欢打电话，某某某司令你的部队应该调到哪儿，这种情况肯定有，没有的话大家不会编出来。但是是不是作战都是这样子的？那肯定不是。因为作为一个现代化的战争不是某一个人的智慧能够指挥得了的，如果不靠群体性的力量的话，这场仗打起来肯定是一团糟。
所以说作为战时中国是有自己的统帅机构。这个统帅机构最早叫做大本营，后来又恢复到军事委员会。它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过程呢，给大家简单汇报一下。抗战爆发之后中国进入战时状态，蒋成立这个大本营他是把几乎所有的政府职能全部集中在大本营之下。大本营划分为从第一部到第六部，第一部是分管作战的，有点像参谋部的。后面包括宣传、军政、经济都在这六个部当中，而整个政府机关相当于被抛去一边。这种大本营设立的好处是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坏处是可以想想当时中国有没有和日本宣战？没宣战。我们没有进入到战时体制，实际上我们的行政机构没有发挥作用。当你没有发挥作用之后，把这个行政机构绕开之后，大量的行政人员实际上处于无事可做的状态，所有的职权全部集中在大本营当中，大本营的人数少的很。像第一部分管作战部门，工作人员多少？整个工作人员加在一块不超过180人，包括从部长开始到各级将官，甚至包括所有的士兵一级全部在里面，180个人。这180个人是从各单位临时抽调过来的，其他六部基本上也都是这样，各单位临时抽的，体现出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
但是运转肯定会出现问题，因为大家互相之间不熟。我如果是原来的部队从长官一直到所有的最低级的文书，这个人性格怎么样、办事能力怎么样我很清楚。但是一旦把他给集中一起之后，比如说你是从参谋部调过来的，他是从军政府调过来的，平时大家可能连名字都没提过，临时捏合在一起我怎么样有效运转，很难。但是偏巧他权力又这么大，这就形成了一种什么局面？就是极大地权力和有限的能力之间的一种矛盾。这种矛盾结果就是，运转过来之后你会发现虽然好像似乎效益很高，但是我们真正想一想实际上工作最终的效率没那么高，挺低的。
所以说运作了一段时间，到了1938年初随着南京事件之后，国民政府就进行改革。这个改革呢，上面设了一个最高统帅部，这个最高统帅部它是统领一切的，把军事委员会就划归到原始的军事部门。军委会下辖四个部门，军政不部、军令部、政治部、军事部，这四个部门就统辖战时有关军事的一切职能在里面。这样统帅军事这一块可以集权，可以讲效率，而且有效地利用了原有部门的功能。另外行政、政治部门又划归到行政院管辖之外，这样军和政分开，各司其职。
到了1938年，统帅部军事这块就到军委会。军委会我们知道委员长是谁？现在影视片当中我们讲蒋委员长，他就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你回到军委会之后下辖四个部门，其中军令部就是把原来的第一部和参谋本部剩余人员合并成立了军令部。成立军令部的时候，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曾经有一个成文，这个成文就讲军令部本身成立的时候是原第一部的180多人，再加上原参谋本部的职员加在一块，总的人数大概是300多人，这其中为什么要把原参谋本部的人放进去，然后进行重新统和。徐永昌在对他们曾经讲过，这个大本营实际上是一个临时机构，各个人员是抽调的，抽掉以后就没有一种归属感，所有人员都认为我是临时过来的。临时过来的你只是今天是我长官，你明天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再加上抗战之初蒋在指挥当中他的确是有毛病，什么样的毛病呢？你像第一部，按道理说作为参谋部应该是负责的功能就是拟定作战计划，然后去监督计划实施，这个部门本身应该是人员固定的。但实际上蒋在用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把第一部的部长黄绍竑也派走了，派到山西去了。第一部最后内部只剩下几个组，每个组的人员只有十几个，靠他来做现代化的大规模作战，这显然是超出他的能力之外的。
所以说在抗战之初会发现指挥上就比较奇怪。比如我们讲个例子，以上海“淞沪作战”为例，实际上国民政府在1936年底拟定的作战计划当中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北方怎么打等等。那么到了1937年战争打响之后，八二零作战指导当中你会看到，八十零的作战指导和三六零作战计划之间的差别不是很大，按道理说按照这个作战计划一步步进行就可以。但是由于当时作战体系的问题，第一部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咨询机构。因为这个咨询机构蒋在这个当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认为上海这个地方有关国际观瞻一定要打出样子来，一定要让西方人觉得不干涉不行。所以说他就把这个部队，原本很多要调到华北的部队就往上海放。上海呢粉碎了日军三个月亡华所谓的妄想和谬论，但是这三个月打的太苦了。怎么苦？上海这个地方实际上不太适合中国这样的军队作战。上海三面是水，我们要防日军登陆的点太多。第二，上海那个地方日本人的航空母舰上来飞机直接可以飞过来，我们飞机虽然当时也打了几个大机，但是和日军的战斗机性能上面相比、人员上面相比是有差别的。我们在上海实际上遭受日本人的立体攻击，海上的、陆上的、空中的立体攻击。
上海这个地方所谓叫水网纵横地带，日本人机械化部队它不太好运动，其实这是一个大问题。日军当时机械化程度不高，日本人大量还是通过两条腿走的。而日本人由于一二八的作战经验，他在上海准备了大量的冲锋舟和橡皮舟，反倒是中国军队在上海没有相应的准备，我们的人就是在江滩上面无遮无拦让日本人轰。你像广西的部队到前线，有的部队还没有开打，被日本人飞机一阵炸，一个是哗啦啦一炸炸一半下去。然后等开始攻击了，我们往前冲，日本人用黄浦江上的军舰用舰炮在打我们，那个舰炮口径可比一般野战炮口径要大很多，我们就是拿人肉往里面填，所以说上海战争又称为叫做血肉磨坊，就是磨进去的。上海我们一天至少要损失一个师，你可以想像看这种损失是多么巨大。上海这样打一打差不多，我们后面有两道国防线，你把前线部队撤回来。然后让日本人打到国防线附近，我们可以利用歼戮-10作战，蒋说不行，不行你就在上海一直坚持，坚持到最后弦绷断了。所以上海撤退的时候一塌糊涂，从上海撤到南京过程当中国防线也没有发挥出预想的作用。为什么这样？你会发现整个参谋系统没有发挥作用，就是凭着少数几个人的智慧来指挥战斗。结果就是一旦战场的形势发展超越了你的思想或者超越了你的能力之后，这仗就打不下去了。所以说到了1938年不改不行，到了1938年蒋其实是有一个回归过程的，在军权方面他依然不放松，所有的部队的作战指挥、内部调动他肯定要审核，但是他不像抗战爆发之初那样事无巨细，什么都插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中国历史档案馆出的一篇文章，你可以看蒋在抗战之初发的电报和1938年这段时间发的电报之间有没有变化，电报的频率之间有没有变化，作战指挥的思想之间是不是有所改变，这是我讲的统帅部。
所以说我们做一个总结，整个抗战期间，早期我们的统帅部是以国家的利益为最先考量，最后变成以战略为主，整个统帅机构从原本事无巨细、无所不包变成了作战为专项职能。参谋机构从临时设置到常设，这个变化除了人员之间有没有归属感，还有系统之间能不能进行有效的运作，这是一个过程。
下面我们讲几个和作战有一些关联的机构或者是人。我们过去提到作战除了就是讲个人的指挥之外，另外还有这么几个，一个是总参谋长，在军委会下面有一个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分别是何应钦和白崇禧。这两个人从他们的职务上可以看到，他们理论上应该是分管参谋机构和系统的。
第二个部门是侍从室，估计这个部门在座很多朋友耳熟能详。侍从室曾经有人评价它是政府之中的政府，似乎侍从室这个神秘的部门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包。以至于现在很多影视剧，只要是侍从室出来的参谋都相当于过去的钦差大臣一样，这个也是一个误解。
第三个是军统局，军令部有一个职能部是战时的军事情报，可是现在我们一讲到情报就会反应到军统。军统经过这么多年来我们有意无意识的宣传，以及各种回忆文章所渲染，似乎谈虎色变。第二，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军统局的情报和军令部的情报之间是有差别的，下面我就跟大家做一个简单汇报。
首先总参谋这块，何应钦这个人名气非常大，大家肯定都听过。他的资历肯定比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资历要老的多。但是有没有权呢？不能说没有权，但是也不能说他很有权，很矛盾对吧。为什么不能说没有权呢？因为毕竟他在这个职务上是协调军委会的，他军委会委员长的幕僚长。所以说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他的权是不小的，他们通过最高幕僚会议来进行部门的运转。最高幕僚会议听上去非常高大上，从最高幕僚会议当中，会议手册当中讲了，只要是有关军委会的一切事务都要提交最高幕僚会议。但实际上恰巧我翻阅过最高幕僚会议的记录案，很有意思的事情是1939年1月份开始第一次会议，除了第一次、第二次会议当中有提到有关作战的事情之外，后面所有的会议记录里面发现和作战没有一毛钱关系。他们提到都是今天这个部门该改什么名字，明天那个人该调什么职务，今天这个部门没钱了是不是要给他涨点工资，全是谈论这些事情，你觉得这个事情和作战有关吗？没有关系。由此可见做一个幕僚会议实际上也就是谈一些军委会当中老蒋管不着的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有关核心作战人事的这些事情最高幕僚会议是一概不讨论的。为什么不讨论？讨论也没用，因为上面有大老板。
第二块，既然何应钦你不给他权吧，你为什么要把安在这个职务上？何应钦作为总参谋长而言，他有一个总参谋长办公室，这办公室大概一共就十来个人。陆军大学毕业生有部分人分到他的总参谋长办公室，分过去之后不到两个月人家请求调走，为什么调走？没有事干。他们每天在总参谋长办公室的事情就是打电话，打电话干嘛？就是找自己陆大的同学问你们那儿最近有什么事干，能不能帮我调个职，把我调你那儿去算了，你们可以想象这个职务有多无聊。何应钦自己曾经也承认过，何应钦自己曾经跟唐生智讲过，作战事情是不是要跟你汇报，何应钦说凡是有关作战事情你一概不要跟我讲，我不管这个事情。你可以想象从机构设置上他本来应该是委员长的幕僚长，他本来应该是管理很重要事情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些事他都不管。为什么不管？虚了。为什么蒋介石要设置幕僚长和副幕僚长的位置放在这儿？这个我觉得这个要深入思考一下。因为抗战爆发之后这是一场全民族的抗战，几乎全国各派系都来了。你如果用蒋原来的指挥系统的话，那么地方系会不会有想法？其实不用蒋原来的系统，地方系一样有想法。台儿庄的时候，李宗仁就曾经认为他指挥不了。如果不派人进行协调的话，整个系统的运转之间一定会出大问题。为什么出大问题呢？你下个命令，底下地方系的军统们还要想一想，他这个命令是不是对我有恶意，他是不是想牺牲我的部队，他是不是想有意让我受损失。但是如果换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人物，或者说各方面都还能吃得开的人物，比如说何应钦。何应钦黄埔系的，除了蒋之外的二号人物，黄埔系他是有老关系的，很多人都是他的学生。当年何应钦和桂系关系很好，当年何应钦和贵系联手把蒋给逼下台。何应钦和北方的有相当的认识，因为何应钦在华北当过北平军政会的委员长，华北的各项和他之间是有联系的。
何应钦和四川系之间也有比较深的关系，因为四川军队的整编是何应钦一手操办的。所以说何应钦他和各方都有打交道。白崇禧人称小朱德，足智多谋，桂系出身的，不是中央的。所以说从人事角度一平衡，这两个人一过来你可以想象资力、人脉，当然也包括能力他都可以。可以是可以，但是有没有权呢？就和传统的皇帝不愿放军权一样，蒋对于军权抓的也是非常牢的。你帮我做协调，但是你调不了我的部队或者说你不能随意调动我的部门。调部门怎么来，我有军令部，他们拟计划出来。拟计划出来之后我这儿批了，我就可以往下发。通过这个改革之后，应该说至少地方系再有想法也有苦说不出，因为这不是从蒋那边直接发出来的命令，这是一个国家机构发出来的命令，你如果不听你是不是违抗国家的命令。。在抗战期间违抗军令什么结果，你可以自己想一想。这是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的问题。
侍从室的权力为什么给人感觉特别大？因为它是蒋和各部门至今连接的最后一关，就是最接近于领导的那个部门，有点像办公厅的业务。侍从室实际上就是蒋的个人的大秘书室。这个侍从室我们之所以认为它的权力很大，因为它管的太多，它管军事的、情报的、宣传的、经济的，它都有。但是我们讲这个管是要打上引号的，为什么要打上引号呢？它是无权管。谁有权管？蒋有权管。它对应的对口部门，它把对口部门形成的计划文件收上来。收上来之后你不可能原本呈给蒋，我们也知道这个人兼职太多了。蒋整个抗战时候重要的兼职少说四十几个，加上所谓的不重要的兼职上百。有很多情况下我们曾经开玩笑，有身为属下的蒋介石给身为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写报告的这种情况，这种事情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在一些文件当可以看到。
那他既然管事这么多，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蒋这个人他毕竟再怎么样有能力或者说再怎么样英明睿智，但他还是一个人。所以三九连曾经下过一个手令，说各部门今后不要什么事都报到我这儿来，我的精力是有限的，我每天看公文必须有限度。所以说他到三九连之后，他每天实际上重要的公文只看十件，这十件是筛选的，认为有关国家大局的筛给他，很多不重要的他也不看全文了。为什么不看全文呢？在座很多都是学历史专业的，都看过公文，你一看公文你就知道很多都是废话。你会发现一条公文相同内容可能会抄好几遍，他经过一个部门要把上一个部门的公文抄一遍然后往上交，因为上一个部门公文怎么讲的所以我们会觉得怎么样，然后交上去，你知道谁有闲工夫看这个东西。包括我们现在看档案都是这样子，我如果看某一个部门我直接看最后那个部门上面那些就可以了，前面那些废话我从来不看。为什么不看？因为你知道前面是写的一模一样的，讲出来也是如此。
所以侍从室是干嘛的？这些人有点像明朝时候司礼监那帮子人，把大臣的奏折写成节略交上去。侍从室就是这样，所有地方的公文交上来之后很多也是筛掉的，蒋根本不可能看到的。认为应该可以给蒋看的，重要性又不是那么强的，侍从室这些人写个节略，就是把长段公文缩成核心的几个字交上去，蒋就批这个，这就是侍从室的功能。
所以我们很多人认为侍从室叫口含天宪，侍从室这帮子人敢不敢假传蒋介石所谓的圣旨，敢不敢？可以跟大家讲，没有一个人敢的。你知道假传一次什么后果吗，反正我目前还没看到有假传的例子，假传一次后果应该是很严重的。包括蒋所选的侍从室的这些主管、这些官员，他的性格方面都是千筛万选的。这些人干嘛呢？他能负责，但是绝对不能独断，就是负责而不独断。他既可以把这个事情能够放上去，但是同时不会擅自做出他们的主张，他们的功能就是做好秘书就完事了。侍从室这帮人也不能出去招摇，你出去招摇的结果就是给你调开。在侍从室肯定有好处，你和蒋近距离接触的结果是蒋对你有印象，因为那么多人，抗战期间将官上千，校官更不用说了。这么多将官讲根本不知道名字的，但是你整天在他身边晃，那他肯定对你有印象。在侍从室一般干过一段年限之后，如果蒋觉得你这个人要外调了，能力的确不错，你都会提升一到两级调出去。包括像张治中等等侍从室的主管官员在民国史上，这几个人有没有专横跋扈的人，这几个人好像都是参谋的人才，没有一个人是专横跋扈型的人。为什么不用专横跋扈性的人？为什么蒋绝对不会用比如说像陈诚，他是侍从室的领导人物。就是因为蒋这个人他是根据你的性格来做事的，来认判你的职务的。侍从室是下属机关和蒋之间连通的桥梁，就是一个桥梁而已。
第三个是军统局，军统局的功能的确非常强大，谈虎色变。军统局在抗战期间在编5万多人，但是加外勤数十万人，军统局地下潜伏电台在沦陷区非常多。但是军统局所收集的情报各式各样的都有，而且它比较偏重于收集战略性情报。所以你会发现军统局这帮人特别喜欢和汪伪的上层之间建立关系，因为从汪伪上层那边可以直接知道日本人战略性的变化和动态。但是作战情报不一样，我需要知道这个地方日军有没有增兵，下一步可能的动向是什么，这个正好不是军统局的专长，这个是要有军事知识的人才能做这件事。所以军事情报一般是由军方派人，军方是军令部的二厅派人下去做这方面的事情。军令部的二厅因为曾经有一个厅长叫郑介民，当过军统局的局长。所以很多人认为军令部二厅就是军统，这个认识是错的，两个根本不是一个系统。不能认为后来的局长大人在这里当过厅长就认为他在这儿一定安插了很多人，这两者之间是不能划上等号的。这三个部门虽然对于军令部的作战指挥和情报部门之间开始有交叉的，但是干涉不了军令部实际业务职能的开展。这是何应钦。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军委会指令系统，军委会下面四个部，那么和四个部平行的是战区。行营是在战区之上加了这么一个部门，这个部门早期全称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某某某行营，他是作为军委会委员长的一个派出机构。行营的主任是代行军委会委员长在该地的职能，理论上他就是小委员长，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可能性不大。比如说抗战之初，军令部的部长徐永昌他当时还不是部长，他当时是军委会办公厅主任。他就派到保定行营去当行营主任去了，这个行营主任听上去非常高大上，整个华北应该都是他一手指挥的。但实际上徐永昌到华北之后不到两个星期他的任务就是传达室，把蒋的电报发到保定行营，保定行营就往下面发，发到第一和第二集团军，从行营再往上发。甚至于有时候战况紧急，这一级直接给略过去了，行营就变成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这是抗战之初的行营。
抗战到了1939年的时候又成立了行营，我们统称为西北和西南两个行营，官方名称就是桂林和天水两个行营。这两个行营的任务是负责统辖南北各战区的，那么西北行营黄河以北的，西南行营是黄河以南的，位高权重。但实际上有一个问题，因为蒋在军委会的构造当中，行营是中间加进去的，战区是可以和军委会委员长直接联络的，所以说战区司令有的时候根本不可能经过行营这一级。为什么不经过行营这一级呢？没有必要了。我跟你报道你还要跟蒋报道，所以我还不如直接跟蒋报告。
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西北和西南行营这个设置，在中国作用没有那么明显。但是俄国人把它学过去，俄国人在战争之初设立了叫做方向司令部，业务职能和我们行营是一样的。我个人揣摩可能是这样的，就是俄国顾问在中国看到行营设置之后觉得可以有效地在辽阔的国土当中进行各部分分别作战，而且最后的管辖权可以在最高统帅那儿。所以说当苏德战争爆发之后，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是很难兼顾各个战区。那么他在最高统帅部下面再分为方向，这样可以进行有效的指挥，这是一个叫做副产品。
下面是战区，战区实际上是整个作战系统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军委会下面有一个战区。我们刚开始额定是5个战区，实际上设置了4个，这是抗战爆发之初。随着战时的扩大，战区增长，从1战区到最后12战区，还有两个敌后游击战区。战区的功能非常强大，战区可以称之为叫做统辖所辖作战区域的军政和民政，虽然理论上只管军政，但由于战争期间行政系统对于军事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是统辖战区军政和民政。战区司令长官的名声要比军令部的这些部长们或者是厅长们，以及要比下面下辖的集团军司令的名声要大多了。所以我们现在一谈到抗战期间的重要将领，我们几乎记得的都是战区司令一级的。
那么战区和行营、军令部是什么意思呢？从组织系统表上看他们是平行的，谁都不统辖谁。但是从作战的体系而言，你作战的计划上报是不可能直接报到蒋那里的，是报到军令部的。而各战区作战指导是从军令部往下发的，所以说军令部俨然成为了两个系统的上级机构。尤其军令部和战区之间，徐永昌相对来讲和战区司令之间相比他并不是资深的，很多战区的司令资历要比他老或者和他相当。如果直接指挥，战区司令肯定不服，你凭什么指挥我，有事我直接找老蒋。你可以发现很多电报直接打给蒋介石，为什么不打给徐永昌呢？广东人性格你算老几。徐永昌也不是没有办法，我是不算老几，你老人家你出了错不要犯我手上，犯我手上我跟你好好商量商量这个事。尤其是第三次，应该说这一仗打的很好，但是你会发现军令部在宣传当中就给他放了点小折扣，为什么放了点小折扣呢？官方的名义很光明正大，虽说打的的确很好，但是中间还有很多可供检讨之处。同时你不能因为某一次的所谓胜仗过分刺激日本人，你要知道你的总体作战能力和日本人相比还是有差别的，而且你的确还犯了一堆错误出来，所以宣传之后我们口径稍微注意一点，而且这话说的必须得有用，蒋也听进去了，吃了一个懵亏。而且这次长沙所谓大劫之后，最大的就是把薛岳的一个亲信搞走了，就是薛岳的战区参谋长叫吴逸志。因为参谋长是军令部管的，吴逸志这个人和薛岳关系特别好。吴逸志越级给罗斯福上了一个调整，这个事情可大可小，但是往上报给蒋介石的时候这是一个大的，无视作战层级，藐视长官，所以说吴逸志被撤职、被查办，而且差点送军阀会审，把吴逸志换掉之后赵子栎（音）上来了，赵子栎和薛岳之间关系就没那么融洽了，你不是觉得我不算老几吗，那我给你换一个。这样薛岳后来四次长沙会战时候，他和赵子栎之间的笔墨关系我们待会儿可能会再涉及一点。当我没有直接统辖权的时候我可以通过人际关系和业务的范围来对你进行受限，要让你知道我是你的上一级，至少说我是你的指挥机构。
为什么会选择徐永昌，最近这些年听的比较熟了。因为东京湾受降，代表中国签字就是他，宣传已经比较多了。但是早些年徐永昌这个人物不是那么有名，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是谁，徐世昌，你是不是名字写错了，他不是北洋系的人物，这个人太无名了，性格在这儿。可是徐永昌这个人特别有意思，有些比较恃才傲物的人对徐永昌比较看重。比如说张学良虽然少帅，我们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并不是很好，而且少帅后来接受采访时也批判了很多人，他对蒋介石批评的比较多，包括何应钦这帮子人都没太多好话。可能大家不知道，张学良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中国军人我最佩服徐永昌。最佩服他两个事，第一个事不太适合在公众场合说了，感兴趣的可以去看张学良的口述。第二个事，徐永昌这个人有能力。为什么要讲他能力超群呢？中原大战的时候溃败，只有徐永昌是有秩序的撤回去。所以说最后保存的部队就是徐永昌带回去的，在那种溃败之下能把部队带走，而且不乱，那本身就是本事，更何况徐永昌早有看出阎锡山他们要败了。他的部队之所以能够有序的撤走，就是因为他事先在黄河上把浮桥架好了，所以说部队有序从黄河撤掉之后走掉了。而其他的战场上有很多部队到黄河边上走不掉，最后逼迫投降了。
徐永昌和蒋介石之间第一个关系就是从敌对到幕友。敌对关系是这样子，之前因为徐永昌他一直都是蒋的对立面，他在北洋系干过，在国民军系干过，这几块都是蒋的革命对象。但是徐永昌有一个在民国军人当中很少有的一种品质，这个人不好兵权。在民国一个军人你没有兵权的话你什么都没有。徐永昌当时国民三军他一手掌控的，结果他把国民三军交出去了。国民三军的旧部他也不安插在自己所统辖和范围，所以当时就有人评价说这个人心中只有国家，没有个人。
第二，陈诚对徐永昌的评价。陈诚曾经衔蒋介石之令去考察过北方各系将领。北方各系将领当中他评价最高的就是徐永昌，就说这个人心里面是有国家的，而且是有相当才干和能力。即使这样，蒋介石当时在1930年-1932年期间，数次托人带话或者直接找徐永昌，让他去南京，徐永昌没有同意。因为这个人他有点旧式的中国文人的性格，所谓叫士为知己者死，他认为阎锡山看重他、阎锡山收留他、阎锡山对他不错。山西的省长是徐永昌接的，不是重要人物他是不可能让徐永昌来接的，所以说他认为我不能在这个地方时候背离阎锡山，所以说他没有答应，他就帮阎锡山去善后，部队戍边、经济恢复。
到阎锡山回来之后两个人之间就有矛盾了。这个矛盾的主要问题在哪呢？徐永昌当了山西的省长之后，他不管怎么样他手头上有点东西，阎锡山回来之后立即找机会把山西省长的职务给撤了，换赵戴文上了。徐永昌心里面是有想法的，虽然没有明说，但日记当中是提到了，把他辛辛苦苦干的这个活，最后还被人疑心。但是到这儿也没有什么，最多也就是有想法而已。可是再往后，他们有关山西的土地问题、有关中共问题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分歧，而且是当面争执。徐永昌这个人的性格一般不当面跟人家争吵的，他的性格就是你说拉倒，我说两句，如果我要是说不服你我不说了。他为什么和阎锡山会当面争执，他就认为我是政友，多数你的政友而言看到你有问题我一定要指出来。而且作为所谓叫做知己而言，我一定把这个话说明白，但是说明白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就有矛盾了。有矛盾之后，蒋的人的方面的情报工作做的特别好，一看有矛盾就开始派人去活动了。活动也没有说徐永昌马上就过来，先请他到南京来开会聊一聊。这时候徐永昌其实态度已经有所松动，什么时候过来的？西安事变结束，蒋到奉化溪口去。最早来看他的人当中之一就有徐永昌，徐永昌到奉化溪口，两个人先谈有关国家问题、有关作战问题。蒋还用了一个方法，让宋美龄织了一条围巾给徐永昌，这个事情很少见的，这条围巾送给徐永昌，回头看那段日记就很有意思了。一条围巾“收买”了徐永昌，因为作为徐永昌这样的，就是带有旧式文人性格的人来讲，这种举动是有对比的。我帮阎长官做了这么多事，别是围巾了，连个夸奖都没听过多少。蒋作为国家元首，我这么多次拒绝他，他还如此那个，心里面开始那个了。完了之后蒋还跟他说了一件事，说国家已经这样了你还不来帮我，这句话的感觉是什么？感觉就是非你不可。徐永昌日记当中就讲了，这句话也讲了，他做事有始有终，他回山西交代完一切之后再回南京。回南京之后接的就是朱培德的居委会办公厅主任。居委会办公厅在当时有点像后来的侍从室的感觉，它的业务和后来侍从室其实是高度重合的，而且人员比较齐准一点。蒋当时的想法就是，总参谋长用朱培德，办公厅主任用徐永昌，两个人都不是黄埔系的，用这两个人来办事，既有办事能力，同时也不能说我用私人，这是一个大概的过程。蒋之所以看重徐永昌就是刚才我们讲过的，我们不细说了。
第二个就是性格，徐永昌的性格基本上他不和人产生争执。我们知道蒋介石的性格很强硬，你如果跟他硬顶着干，发生冲突和矛盾这件事多半做不下来。但是你如果从旁规劝，我也不直接说你不对或者不好，那我在你旁边跟你说这个事情做完之后有什么好处和坏处，你自己去揣摩，蒋是多半可以静心能够听从这样的意见，即使不听从，两个人之间关系也不会闹的太坏。你可以想象蒋后来身边用的这些人有没有性格很强硬的人？没有，因此说性格决定命运。因此徐永昌的性格蒋肯定喜欢这样的人，我可以用。
最后就是蒋和晋系之间的粘合剂。因为徐永昌他是从晋绥出来的，他在山西这边是有很多老关系的。因为这种老关系，蒋和山西这边打交道就可以不直接下命令，可以通过徐永昌用私人关系。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抗战中期阎锡山和日本人之间进行秘密和谈、内部勾结，这个事情蒋一清二楚，他是从多渠道知道这个事情的。甚至于阎锡山和日本人谈了什么、准备签什么他都知道。但是这个时候能不能和阎锡山翻脸？你一翻脸，整个黄河的中游这一带就垮掉了。因为一翻脸势必两家就要分，分的话即使阎锡山他不会进攻汉中这一边，但是他只要防区日本人过来中国军队也受不了。而且蒋还有另外一层考虑，如果阎锡山一旦投日了，八路军势力已经很强了，再利用这样的方式手段华北立即就会成为中共的天下，所以说他不能和阎锡山翻脸。但是不翻脸他也不可能说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派徐永昌去。徐永昌当时胃不好，因为这个人当时胃一直不好，抗战期间他动不动胃疼吐血，那段时间还在吐血呢，坐个汽车过去了。过去之后，徐永昌很有意思，刚开始他不相信阎锡山会干这样的事情，他觉得阎锡山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背叛民族、背叛国家的事。但是蒋肯定是给他看了一些东西，再加上他和阎锡山派驻重庆的代表进行了一些交流。他自己到山西去他自己亲眼目睹，后来他不相信也得相信，于是他就从中间做了一个和事老的工作。第二，万一阎锡山如果不听劝，后续工作。他跟阎锡山会谈，你这个事情不能执迷不悟，你要是执迷不悟的话这个事情完蛋了。不管你的光荣历史，还是整个抗战大局都要毁在你的手上。第二个就是阎锡山下面的刚将领，这个事阎锡山可能不知道，就是他下面的几个集团军司令徐永昌全部谈过话了，而且有两位明确表态阎长官投敌我们不跟着走，这样就可以了，至少有一半部队不可能跟着去投日本。阎锡山最后还是没有走出最后那一步，这是有多方面复杂原因的。国务院中央和晋系之间也没有决裂，里面谁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很显然，徐永昌。所以说作为这样一个人物来讲，应该说蒋选择徐永昌是有多方面综合因素考量的，既有能力的因素，也有人脉的因素在里面，这位就是徐永昌，山西人。
下面我们回归到仗是怎么指挥的，实际上前面用了一半的时间做了一个铺垫，这个仗是怎么指挥的，必须回归到军令部我为什么只讲军令部不讲别的呢，军令部初设时期是第一、第二、总务厅。过渡时期是一二三厅，就把总务厅改个名字。然后在一厅和二厅下面增设了几个处，这个处的设置是和整个国家的设置相关。原本处的设置是这样子，每个处分管一个部门，分管一个业务口子。后来增设两个处和天水、桂林两个行营是相对应的，一个分管天水行营，一个分管桂林行营。当行营的职能下降之后，这个处又回归到每个处分管一个部门，比如说一厅一处就是管作战的，一厅四处就是分管战时，二厅一处就是管情报的搜集，二处就是管分析的，按照这个功能来的。
到了最后的时期，在一二三厅之后又设立的一个第四厅，这个第四厅是管陆地测量的。参谋作业过去都称之为图上作业，地图的准确性与否直接关系到参谋作业的可靠性。如果大家看过一个坊间故事你就知道，当年八路军192师在神头岭准备打伏击战的时候，刚开始就是受了地图的误导。因为地图上面的地图讲的公路是在山谷里面，是个打伏击的地方。但是到了实地一看公路是在山坡上，本身是非常不适合打伏击的。战时和战前，中国的军用地图的准确性很差。这两天我看了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的回忆录，他的回忆录当中就说了很多次地图的准确性一塌糊涂。如果按照地图飞，飞机几乎不可能飞回机场，为什么？全是错的。他最郁闷的一次，地图和实测之间偏差60英里，按照它那个飞机越飞越远，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说陆地测量总局变为第四厅就是要增强对于地图测量和绘制的功能。除此之外，除了这四个厅之外下面还有炮兵指挥部、工兵指挥部，就是把专业技术兵种和步兵有关的设一个指挥部。这个指挥部本身不直接指挥炮兵和工兵，但是在作战的时候是有协调功能的，我有专业性的人士和特种部队进行打交道方便一点。而如果直接从军令部发文过去，中间周转太多，因为原本炮兵都不是归军令部管辖，所以说设立一个指挥部对它是有帮助的。具体的功能我就不和大家细讲了。
刚刚讲现代参谋有一个特点就是参谋人才，对战时有两个部门，一个是军令部的参谋人事，一个是参谋人才培养。参谋人事最关键的问题，细化的一个是缺人。因为参谋人才，高级参谋人才主要靠陆大，战前有一个叫参谋补习班，可是毕业人特别少，陆大非常难考，是120分。而且他是有规定的，必须是国内外的军校毕业的，必须是要上尉以上的，你达不到这个标准你是不可以报考陆大的。而且陆大招生要考试，是有初试和复试的，非常严格。而陆大三年出来之后才称之为高级参谋人才。
部队当中有很多中低级参谋人才，比如说师一级、团一级，这些参谋人员怎么办？最早是从军校的毕业生当中挑一些比较好一点的、优秀一点的，直接任命你为参谋。可是军校的毕业生不愿意当参谋，“参谋不带长，说话都不响”，因为你不是指挥官。我宁愿从排长干起，我打俩仗当个连长，再打两仗我当营长，我当营长手下有500多人多威风。当参谋的话参谋手上一个人都没有。如果是当中低级参谋，比如说一个中尉参谋，你的任务是什么？我们最近访问的时候还访问过几个参考，任务干嘛？接电话，还有挨长官骂，出事总得给人背锅，参谋长不可能出来背锅，当然是你这个小参谋了，你觉得的参谋作业怎么做。所以地位不高，还没有实权，你觉得他们愿意当吗？不愿意。所以说参谋地位有问题，那么这就是恶性循环，你地位不高就没有人愿意干，人就越来越少。可是整个抗战期间我们讲过现代化战争主要靠参谋作业，不是说长官脑袋一拍我今天部队到什么什么地方去，你必须要搞清楚日本人在哪，怎么布防的，我军在哪，友军在哪，我们的火力配制是多少，我们的弹药储备是多少，然后我才能制定作战计划，靠一个人是做不了这个事情。尤其是战争打响之后，当时小参谋去干嘛？就是不停的接电话、打电话问日本人到哪儿了，你们这里的情况怎么样，然后报道给参谋长，参谋长拟定完之后报告给部队长，部队长最后下决心我是去增援还是去撤退，你一个人肯定干不来的，缺员太严重了。缺员严重只好把那些不符合参谋资格的人调上去当参谋。
我给大家念一个过去的文章中写的一个数据，1940年的时候，这抗战已经打了三年了，到第四年了。各级参谋编制员额与实际员额之间比较，编制员额参谋上将一级要有17个，实际上只有3个，只有17.6%。中将一级183人，实际89人，48.6%。少将一级673人，实际592人，88%。基本上额定应该是有6238个参谋，就是各级参谋，从上尉以上的，实际上只有4674，只有74.9%。那么到了1942年，过了两年之后，我们这边有一个数据，第4、第7战区和昆明行营部队参谋学历，按照标准能当参谋的，高级参谋只有陆大毕业的，放宽一点参谋补习班毕业的。人数是多少呢？这几个单位41个人，占22.5%。军校和其他军事军校毕业的104人，占55%。还有学资不合规的，还有21个人，占12.5%，战争已经到了后期了。第4、第7战区昆明行营所辖各部队居然还出现了，我们讲就是说大概有22.5%的不符合参谋任职规定的参谋出现，这说明参谋人才是怎样缺乏的。
第二个原因，地位不高。为什么地位不高？都愿意带兵。因为国民党军早年部队是这样的，如果你当参谋，你这一辈子就是参谋，从中尉参谋最后最高升到参谋总长，你升职的就是中尉参谋、上尉参谋、上校参谋、中校参谋，这样上去的。部队长就是从排长开始一级级往上，就是成为两条线。也就是说你只要当了参谋，你这一辈子全是参谋，没有希望，所以说他们不愿意当参谋。
因此军令部后来上交了一个法规，你升到上一级部队长之前你必须要有参谋长的任职经历，不然你不配上升。也就是说排长、连长，你必须有当参谋的资历然后你可以升营长。营长升团长，必须要在团这一级参谋里面干一段时间。团长如果要想往师长升，你必须要当师参谋长，这样的话参谋的地位就上来了。就意味着你要想升职你必须要干这个事，逼着你必须要去进修、要去学习。而且我们可以感同身受，如果你当部队长去训斥小参谋，当你当参谋的时候你会被人训，这样你就可以想一想我还是对他态度好一点，万一今后我要是到这个职位上被人训了怎么办，所以就形成良性循环了。而且这种任职方式你现在到台湾去，台湾的台军现在依然是这样，你要想升职，你的所有经历都有，甚至于现在和抗战时期相比更进步在于抗战时期就是作战部队之间的事也有要求。比如说你往上升，比如说你要升到旅长这一级，你必须在旅的人事、作战、情报、后勤四个参谋上面全部干一遍，就是你所有业务全熟了才能当部队长，部队长只会作战或者只会在参谋作业，就不会再出现了，抗战时候就有这样的。甚至于某些航务出身部队长地图都看不懂，看不懂那个事就麻烦了，比如说在复杂地带地图往这儿一摊找一下我们在哪，旁边参谋告诉你我们在这儿。我们知道地图有一个差别，比如说二团从山那边绕过去，结果二团过去之后发现没有路，这就麻烦了。而这时候你放心，部队长绝对不会担这个责任了，他肯定会说你这个参谋怎么不到前面搞清情况呢。但是你如果任职之前这些东西你全干过，那你就会知道了，不用骂他，这个事情不是说他没干好，那是由于各种客观原因造成的。而且出了事我也知道哪级、哪个环节出问题了，不然的话很容易跟你糊弄。比如说抗战期间，还是以上海淞沪为例，淞沪这一仗很多人讲三个德系师居然干不了日本人的几千个海军陆战队，这个战斗力太差了。可是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弹药一次打出去要多少弹药，弹药准备的足不足，部队长不管的。所以最后总结的时候就是部队作战动作不协调或者怎么样，他总结不到点上去。但是你如果带过的人你就知道这个仗我的弹药准备不足，或者这一仗我的部队投入的方向不对，这就是业务的熟悉度造成的结果，这是参谋人士的问题。
解决之道主要是参谋人才，要扩大人才培养面。除了传统陆大之外，整个抗战期间陆大没有扩大招生，这一点和军校相比是不一样的。军校在抗战期间扩大招生、降低资格、缩短学资，陆大没有，陆大三年就是三年，没有任何的变化，而且学科这些东西和战前是一样的。参谋补习班，把部队当中从事参谋人员调上来进行培训，很多是军校毕业出来的，参谋业务不熟，我专门给你进行参谋业务补习，让你熟悉我们这套参谋作业。补习班和特训班之间的差别在哪？补习班是军校毕业生一毕业就去的，而特训班是在部队里面担任参谋官的这些人调上来的，当然学资也不一样。除此之外还有情报参谋训练班，作为情报参谋还是有比较特殊的业务流程在里面，要提高他们的情报参谋训练，部分的用的是军令部情报参谋人才，还有一部分用的是军统。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沈醉。沈醉就在情报参谋训练班上过课，上行动课，就是教你怎么样去格斗、枪击这方面。在战区一直到军一级有幕僚班、短训班，把参谋集中起来进行短期训练提高你的业务。上面有什么最新的法规，法规里面有什么要求进行培训。最高级还有叫国防研究院，就是你陆大毕业之后在基层部队干了一段时间有作战经验了再调回来，把你在前线的作战经验写成报告，然后在国防研究院内部进行讨论，讨论完了之后形成一个固定文本，这个文本可以提交蒋，也可以修改部队的条例，这样就是把战场的实践和理论进行结合。这是他们参谋人才培养的一个举措。
但是最大的问题还是人才不足，整个抗战期间甚至往前推一直到陆大开设期间到抗战结束为止，陆大培训的抗战参谋人才就2102人，理论上只能填满上校以上参谋官的空缺。可是我们要知道，很多陆大毕业的他们根本就没有当参谋官，很多陆大毕业的都到一线去当主官去了。这样就要就是高级参谋官当中有好多也不是陆大毕业的。军令部最后的方法是这样的，越到后期他对于你出任高级参谋军官的资格考核的越严格，就是你这个部队长往上报，比如说我想任某某某为参谋长，你把你的履历报上来。报上来之后除了军政部人事批了之后，你要到军令部这儿，军令部要把你整个参谋的经历看一遍，看完之后如果觉得不符合就直接打回票。像张发奎，他的参谋长叫陈宝仓，就是批两年多没批下来。原因是什么？陈宝仓作为战区一级参谋长他不是陆大毕业的，他没有陆大文凭，所以说军令部就不批，他一直都是代参谋长。另外一个就是比较著名的人物，就是贾义彬（音）。他在77军报参谋长的时候刚开始也没批，因为他不是陆大毕业的。怎么批的？他一气之下报考陆大，到陆大去绕了一圈回来才给他批的参谋长，就是这样子他把资格给限定好了，就是你不是陆大毕业的，后面一定不让你当参谋长，这样保证参谋业务的规范性。这个是杨宣诚，军令部二厅的厅长，负责情报业务的。这个是郑介民。
军令部的军事情报是这样的，他一共有10个情报来源，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一个是情报组和潜伏电台，军令部在各地都有这种潜伏电台，这种潜伏电台是编号，到目前为止我大概只知道一个电台的人员名字，因为这个电台是难得在徐永昌日记当中提到的，因为这个电台被日本人破获了，徐永昌下令让汪伪方面的人去营救他。在日记当中只看到，比如说37号台，比如说29号台，全部代号。而且一直到现在这些所有的电台代号和实际人员之间都对不上，台湾那边档案都没有公布。这个是最多的，他们的分布主要是在重要的运输线和铁路线边上，日本人只要部队一运输的话就打电话出来了。
第二个是情报参谋和联合参谋。我们这次在广西正好采访了一个情报参谋。部队里面的情报参谋一共下面两个人，他当时情报主任下面两个情报参谋，一共他们三个人。他们有一笔专门的情报经费去雇当地人，这个绝对不能让部队人去，部队人去就露馅了。雇当地的，就是通过交流之后确有民族精神的，经过简单培训甚至于不进行培训派到敌区去。有的实际上就是和日方做生意的，然后你去了解一些情报，比如说日本有多少人，大概什么样的装备，就是这种情况。联合参谋是这样的，国民党军一般来说在军这一级都有一个联合参谋，他们的联络参谋每天要固定打电报回军令部的，，情况紧急的话电报时间是不固定的。一般正常情况下，军联络参谋的电报每天要发三次，早中晚各一次。有的情报内容是很无聊的，比如说今天没有动或者是我军怎么样的情况。但是如果一旦双方作战之后，打的电报就不定时了，随时有情报随时上报，而且这个电报是非常详细的，包括日军多少人、从什么方向、怎么进攻、我军是多少人、怎么样展开、有没有挡住、没有挡住向什么方向退全部报告。所以如果看过徐永昌日记的话，我们会觉得徐永昌日记中怎么有那么多很细节的东西，就是这些电报交上来的。
第三块，军令部二厅的电讯真意工作组和独立情报台，这块和军统关联性最强的。因为军令部本身的真意完全是依托军统的真意部门来进行的。
第四块是破译日本密码讯息，但是和坊间所讲的不一样，和大家很不好意思的说，我们所破译的日本密码是日本最低级的密码，高级密码我们一概破不了。破密码这种事情绝对不是我们过去所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个是要有综合国力在背后做支撑的。因为破译密码要有很高超的数学功能和很复杂的运算在里面，不是说你想破就能破得了。而且密码这个东西不是固定不变。中国军队的密码之所以容易被破译，就是因为我们的密码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换，比如说三个月不换或者六个月不换，日本人就能摸到规律。而日本人的密码他是隔一段时间会换一下，换一下之后你再破就非常困难，换的规律你根本不知道。中国方面这边的密码应该是事先预定好的，比如说叫做3977密，就是密码本当中有一个编号，这个打过去上面3977密，你就根据这个密码本掏出来看完之后你就根据这个密码本来进行破译。所以说战场上其实它的严重性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我可以把所有的3977密全部换掉。但是多了就有问题，日本人就可以通过你的密码本找出你的编码和规律在里面，单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西方的密码完全不一样，德国的机子完全是靠机械功能，他的密码在他发电码这个人打出去的时候，实际上相当于明码。但是密码在自己的过程当中有自设加密的功能，然后他自己转，转出去之后就乱码，然后到接收方那边自动又回来了。所以说你如果不掌握这种机器的话你是很难破译他们这种的，包括日军也是同样如此。
他们的密码是怎么被破译的？德国一艘潜艇在波兰附近搁浅之后密码机没有破坏，完整地被波兰人拿到，然后波兰人交给英国人，英国人破译掉了。而日本人的密码机就更搞笑了，日本的一条军用商船被打掉之前也是没有把子密码机破掉，然后把子密码再拿出来，你就根据密码机的机械原理去研究，你去做就行了。再往后就是破译数字了，寻求密码编码之间的规律。而我们的密码机是这样的，你拿到手上的就是密码，我接码也是接到密码，我只要把密码抄下来，解码和打电报的不是一个人，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解码和破译密码的不是一个人，这样的话我们的效率是降低的。我们密码要经过转码、交付、发送、接收再转码，这么一个过程，他们完全是机械化把人解决掉的。破译这个东西实际上非常难，外交密码不能复杂，一旦复杂就容易出错。
第五个就是战区报告敌情，就是各战区会打电话说什么情况。这个报告真假参半，很多情况下不是真的，你要完全按照战区报告的指挥作战就完蛋了。包括我们曾经采访过，后来内战期间国防部二厅的，他们就是打电话到前面去。问的情况有很多，实际上是不靠谱的或者是碎片化的战场情况，你不能连成一个整体的框架里面。
第六个是战场缴获，这种情报的真实性很高，但是时效性很短，你缴获完之后如果只要搁置一段时间这个情报就没有用了。
第七个是审讯战俘。我们都知道日本人尤其是早期你很难问到情报，他就不说。所以早期我们从战俘那边是问不到什么情况的，到了后期的确问到过一些比较重要的情报。比如说豫湘桂会战之前，中国方面曾经抓到过日本驻汉口特务机关的一个工程人员，从他嘴里面就知道日本人将在平潭县和乐汉线（音）要进行大规模行动，可是这情报上来之后直接被无视掉了。
第八个是国外情报机构集中，这个我们都是有国际合作的，中苏、中英、中美都有，包括法国人也有，法国人是悄悄的给，因为法国人不敢明里面给我们情报，他是悄悄地通过在上海的情报人员和在越南的情报人员给我们提供一些情报。
第九个是收听日方新闻，这当中可以听到一些很有意思的情报，虽然战时的新闻检查很严格，但是或多或少会泄露一些东西在里面的。你现在看徐永昌的日记当中你就会看到，有大量的都是收听，据日方报什么或者据日方新闻报什么情况。
最后一个，驻外使领馆人员和武官。其实各个国家的驻外使领馆人员，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情报功能。战时我们驻外使领馆人员这块功能做的就不是那么到位，因为我们所驻在的都是友好国家，不太友好的基本上当时要么就断交了，要么就宣战了。和英、美、苏、德这些国家相比就不一样了，他们很多情报有的时候在中东、南北。美国人曾经干过什么事，就派间谍机关人员到南美的德国，德国驻南美某个国家的使馆偷密码，就干这个事。在德黑兰也曾经上演过同样的一幕，德国人去偷英国人的密码，然后美国人去偷英国人的密码，都干过。而中方相对来说这个就不太那个了，我们所看到的情报很多驻外使领馆的情报不是由武官发出来的，是由大使发出来的。我上面就举过例子，顾维钧发出来的，而这种情报绝大部分情报都是很公开的，没有什么太过于机密，这是它的情报来源。
获得情报之后要审核、分析、判断、总结、编撰、筛选之后进行使用。一般来说，大的战略级的情报不太容易出错，因为情报来源多。因为战略层面方便进行分析，比如说日本大致国家战略还是定的，定完之后我只要去分析我就可以知道大概的走向是什么样。所以说大的国家战略问题不是很大。但是最关键的问题在作战，就是野战战略。野战战略这块情报来源非常庞杂、非常多，各地有很多潜伏电台，他有很多情报打过来之后有的情报之间是会大家的，后一封情报否定前一封情报，或者两者之间进行矛盾都有，这就需要情报分析人员去分析，分析的本事当时国务院这块做的不行。因为他并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军事情报的机制，到台湾之后郑介民写过一本书叫《军事情报学》，才把军事情报的分析上升到理论化的角度。这个筛选靠长官，按照长官的好恶来进行筛选。比如说长官说日军一定会经过这儿，他就会倾向于认为相关情报是准确的，如果长官认为这不可能的事，那么情报就会被忽视掉。比如说豫湘桂之前，其实大量的情报已经很明显了，日本人在平汉线、在乐汉线是有大动作的，但是徐永昌就认为日本人没有这么大兵力，他不可能同时在两线进行作战，这是一个。第二个，徐永昌认为日军主要的攻击线是在乐汉线，不在平汉线，所以说整个河南作战在一开始我们是被日本人打的措手不及。但是恰恰我们当时获得的情报证明日本人当时在华北，在中原区是大规模调兵，按照道理说应该能够得出正确的结果，可是没有得出来，那就是因为长官自己的问题。这是情报一个大概的过程。
下面我们再回到可能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仗到底怎么打，国民党是分两类作战指导的，一类作战指导是作为比较长时段的，比如说我们讲抗战分一期二期，这种长时段的作战指导是一个大的规划。比如说一期作战我重点在哪，二期作战重点在哪，到三期作战主要是防卫线在哪儿，这是大的。划分为几个战区，重点保障是在哪，这个一般问题不会太大。因为这个制定几乎不需要考虑到日本可能的进攻方向，我只要把我的资源和兵力调配完就行了。比较难的是会战，仗一旦打起来了这个作战指导怎么办，战前很多作战指导都是宏观一级，到了中观和微观的，和宏观之间实际上是有差别的，这个差别原因所在就麻烦了。整个抗战期间作战指导主要讨论的场所是黄山军事汇报，参加这个军事汇报的人是很少的，怎么少法呢？少到基本上两个手可以数出来的人。我们讲的是有资格参加，列席不算，一般来说蒋、军委会司令部部长、军委会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相关部会的业务负责人，这个主要指的就是军令部一厅和二厅的负责人。甚至于一厅二厅下辖的处长有的也可以列席会议，他们要改情况，10个人左右，然后大家讨论。
怎么讨论呢？有时候战区情报打过来了，日本人多少兵力、进攻哪儿、我们在那边现在有多少兵力、前线损失怎么样、后面部队该怎么样处理、调哪个兵、从哪个地方调、炮兵怎么用、空军怎么用，这是黄山军事汇报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这个军事汇报一般来说，就是在战时不打仗的时候，正常一周一次，这是固定的，就是综合全国各战区的情况。如果出现了会战情况那时间就不固定了，有可能一天数次都是有可能的，这是黄山军事汇报。军令部的指导作战业务我大概看了一下，军令部的指挥作战业务是德国军事顾问三八连在演说当中确定好的，每个部门怎么负责、通过什么样方式、什么样的通讯手段进行指挥，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民国档案当中可以看到，具体我在这里就不说了。
作战指导流程分为两个，第一个是平时不打仗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早上一大早军令部的一厅一处一科的科长，带着头一天敌我双方实际接触线到蒋介石那里汇报，在地图上面进行描画，然后分析情况，然后再进行当天可能的准确。整个抗战中后期在战场我们没有主动性的作战，我大概把情况汇报一下。到了召开会议的时候，根据军令部提供的情报，蒋介石他也有别的渠道收集情报，把这些情报收集之后蒋有他自己的看法，蒋把他的看法在汇报当中提出，然后各主要参会人员提自己的建议。这个建议一般来说，哪个部门的建议会受到重视？肯定是军令部。第一，军令部参会人员最多，军令部的部长，两个次长、厅长、处长都在。第二，他们掌握情报最全。因为不管是侍从室还是军统，他们不可能有全面的情报，只有军令部才会知道双方实际控制线在哪，在哪个方向有多少我们的人、多少日本人、日本人大概会从什么方向进行增援。这个时候军令部提出来怎样去迎击、怎样打都是大家讨论的难点。最后形成一个意见，形成意见之后还是由军令部来做作战指导案，很厚的一本，我们看到过几个比较基本的作战指导案的定稿。而实际上整个作战指导案是从初稿到讨论、到定稿它是一厚本，交给蒋介石他不看。
为什么不看呢？这还真有一个故事。他曾经大概在1939年的时候跟张治中讲，张治中有一次把作战指导案一厚本直接递进去了，在他的想法是我不能代替你，委员长应该把所有大家的意见都看一遍，结果蒋介石批了这么几个“到底你是我的参谋，还是我是你的参谋”。就跟张治中进，你不要拿一厚本过来，你把你的过程写成节略拿过来给我看，最后附一张定稿和地图过来，我们来研究。蒋介石根据报上来的情况进行一定的修改，这个修改一般来不牵扯到大的作战指导方向，他的修改一般都是细节，比如说该调哪个部队、不该调哪个部队，他有他的考量，他可能会觉得这个部队战斗力不强，或者是这个部队长不太适合这方面的作战，他会做这样的修改。一般来说，今天进攻常德，他绝对不会把进攻常德的方向改成别的方向，这是不可能出现的。
到了会战期间，因为情况一日数变，电话就一直不停的打，专门有人去接电话随时报告战况的变化情况，然后再根据战况的变化情况进行部队的增援和调派。如果仅仅是一个方向作战，比如说常德、比如说仅仅是长沙，应该说都是有伏案的，我从哪儿去抽兵，我的一线、二线阵地放在哪里，万一城池不守我该怎么样处理，这都有伏案的。但是作战规模一旦扩大，这仗就开始有点乱了。
最后我们以豫湘桂会战作为一个个案我们来分析一下仗到底怎么准备的。刚刚前面已经讲过，豫湘桂会战爆发之前情报其实已经很多了，非常之多。就是日本人有大动作，那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去判断日本人会在哪个方向进行作战，这两个方向当时军委会是有的，要么平汉线，要么乐汉线，这两个方向的作战思路，如果是平汉线的话，把华中和华北连成一线。如果是打通乐汉线的话，就是把华中和华南、西南连成一线，这是战前军委会的指导思想。但是他完全没想到日本人是要把整个从华北一直到西南打成一线。为什么没有想到？徐永昌日记当中讲的很清楚，计算在华日军兵力，而且他们也确切得知情报，这个情报来源还非常可靠。从汪伪那儿知道的，就是日本人要抽3个师团，从大陆抽走增援太平洋前线，而且这个消息对的，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日本大本营作战指导案当中是有的。就是他们预定在一号作战，就是日本人讲的豫湘桂作战，一号作战之前要抽兵，那是因为日本人自己说兵力不足，打不了这个仗，这三个师团才没有抽的，所以他们的情报是确知的。而且根据日军在华部队总数和能抽掉的部队总数，所以徐永昌就认为日本人不可能发动这么大的攻击，但是唯一没想到的是关东军。
第二，作战方向的问题。军令部所思考的作战方向并不是我们想的从北向南，就是日军的实际攻击性。军令部当时有一个担心，这是在1944年的4月6日，徐永昌和蒋介石有一个签呈（音），这个在档案馆里面可以查到原本，40多页。从参谋作业角度上来讲分析的特别好，敌情、我情、预判方向、我方应对，没有一点错误。但是犯了一个大的问题，他认为在莱特湾大战之后，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制海权全部丧失。全部丧失之后日本人势必不可能把这么个部队抛在南洋送死，他们一定会把部队给撤回来，从军事角度讲没错。因为莱特湾大战之后，日本人在南洋最后就是饥饿作战，打不下去了。所以国君为他想的很好，他部队要往回撤。但是怎么撤呢？最简单的方法从菲律宾进中南半岛，然后进中国的西南撤回来，这是最便捷的一条线过来了。
走这条线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日军撤回来过程当中，如果他突然从云南这边往我后方打过来怎么办，我们在西南这边没有重兵，他如果从这儿打过来了，既割断了我们和缅甸的联系，又直接威胁我们的后方。日军要真这么打的话，我们真的很头疼，我们没有那么多部队放在西南沿线去备战，所以他一直担心这个问题。写的非常详细，包括他的算法，日本人在太平洋上当时的运速能力有多少，一次能运多少部队回来、分几次、中美空军大概可能能在海上消灭日军，日军有多少人登陆写的清清楚楚。就是因为写的如此之详尽交给蒋介石，所以蒋介石相信了。不能说他参谋作业出问题了，本来这个个案是没问题的。他出的问题出在哪儿呢？现在参谋作业不可能只准备一个，不管是美军、德军、苏军，在一个主进攻方案之外应该还有其他几个预案。就是万一主进攻方向打不了我该怎么办，可是国君只有这么一个方案，他一厢情愿就认为日本人一定会从中南半岛撤军，而且一定会影响我们西南。可他就没有想到万一日本人从北打过来打通这条线怎么办，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说他就选择无视日本人整个在中原区和华东区的调兵，这是第一个。
第二，豫湘桂打响之后，不管九战区情形有多紧急，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六战区和江防军没调兵，甚至于从西安空运部队回西安后方，整个江防这一带没有调兵。第二个担心就是除了日军和后方打过来之外，因为日军肯定不可能从西南过来了。日军万一以宜昌作为前进基地，所以说整个六战区和江防区不动，不动的原因就是他怕日本人佯攻，打完之后部队突然一拐弯，因为日军的机动力比我们强，他一拐弯之后我们怎么办。可是这两个预判有没有问题呢？没问题，想的是对的。从作战而言不管是哪个作战指导，我这两条线一定是要护住的，而且日军真的是有竖江西上（音）的作战计划。冈村宁次从1943年到1944年，到1945年一直有这么一个计划在这儿。但是你看到这一条路，你为什么不第二条路，日军真的大规模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时候，你怎么样处理，没想过。所以说日军开始运动了，黄山军事汇报说还讨论呢，平汉线到底佯攻还是主攻。讨论半天一直到什么时候发现日本人肯定是主攻的，发现日军在中原区出动了战略级的坦克战车部队，才知道日本人肯定是主攻方，因为日本人当时一共就4个坦克师团，日本人调了两个在中原，不言而喻肯定是一个主攻性的方向。
主攻方向你该怎么应对？因为没有预案，只能让前线的战区指挥官自己去考虑。很不凑巧的是，一战区的两位长官相互之间还有矛盾，两位长官还不在一块儿，一个战区本来是一个要集中在一起的部队分成两块了。再加上一些其他原因，待会儿我再会说了。日本都没有想到那么快就把平汉线给打通了。平汉线打通之后，按照日本人的部队是一级级往前走的。当打通平汉线的部队到了华中之后，抽出来还是往乐汉线进攻，日军的部队开始难下，这块其实情形很清楚了。我们原本预定的就是平汉线、乐汉线，平汉线打完了，乐汉线一定要准备了。可是乐汉线准备的问题在哪儿呢？乐汉线防守重点在哪儿？其实无外乎这么几个点，长沙、衡阳、桂林、泉州，四个点。这一仗日本人突然打响之后，我们思维名辩。我们还是用的第三次长沙会期的老战法，日本人已经知道这个战法了，而且日本人这次投入的兵力还比第三次长沙会战要多。再加上一个很诡异的事情，就是长沙守军的人数。第三次长沙会战，长沙城内一个局，但是城外有很多组。第四次长沙会战，长沙城里还是一个局，但是城外没部队了，结果就是日军打过来之后长沙空城。前面三次长沙会战重点是在外围打的，长沙其实本身就是在长沙城下，日本人并没有能够进入到长沙。但是到第四次日本人直接扑到长沙城墙，我们乱掉了。
我们采访了老兵，长沙城内什么情况他们一概不知。结果发现长沙城内安静，他们团长到前面去没有回来，中校到前面去也没有回来，一直在指挥部待到下午，到前线退回来两个军官说前面部队全垮了，一看湘江上面的部队开始往回撤了才知道坏了，这会儿他才跑出去，而且他一个兵都没带，他就带了两个军官绕道跑出来的，你就知道这一仗打的有多乱。
长沙之后下一步肯定是衡阳，可是衡阳城虽然第十军守了四十几天，可是衡阳城守军满打满算1万9千人。从长沙到衡阳这段时间，国民党的统帅部部队调哪儿去了，为什么没调好，就是军令部队作战指挥部出问题了，电话接不了、打不通或者是人家不接受。很明显下面肯定是桂林，这时候国民党的军令部门手足无措，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从西北调部队到西南，然后把四战区和敌战区的部队往回撤，要堵住日本人的前进方向，这个时候就出了一个问题，在作战指导里面出了一个问题，你压根就没有算日本人这个时候还有多少部队。如果你看徐永昌这一时段的日记其实还是有源源不断的人汇报日本人大概有多少师团，到了什么位置。但是这个时候你要算日军后勤补给线最长点在哪，能不能维持这个部队如此长距离的作战，这是一个。第二个，他兵力足不足，日本要不要留部队守，部队守是守不住的，比如说长沙、衡阳、桂林这样的城防。国务院军队向长沙攻势是一个军的，衡阳攻势是一个军的，桂林是四个师的，你即使战斗力再强你不留一个部队下来你是守不住的。打一个城留一个部队守，打一个城留个部队守，你前线的部队会越来越少，有没有算过这个问题。至少我从目前看来讲他没有算这个事情，他就是一心担心这个时候万一日本人打到云南怎么办，他就没有算日本人到底有没有这个兵力打到云南。所以空运部队过来之后打到独山，独山丢了，也是撤的稀里哗啦很狼狈。我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就是你在撤队的时候，你一旦算出日军进攻的宗旨线，你有些地方是不需要撤的，你的人力可以集中在你该集中的地方，比如说桂林的物资，比如说柳州的物资，很多物资是不可以丢掉的，结果你最后一把火给烧掉了，烧了很心疼。驼峰航线，那一条线基本上就是飞摔下来的，运过来的物资到这儿给你一把火全烧掉了。我们采访很多老军，大家看了心疼的不得了，很多新衣服还没穿上呢就烧掉了，大米还没吃到嘴里面就烧掉，这就是你们参谋部门自己的问题。通过这次会战可以发现在现代化过程当中有很多工作要做，人才不够，你所处的环境还是所谓的介乎于近代与现代之间的状况。
刚刚讲的除了这个之外，在作战指导当中还有哪些别的因素呢？比如以豫湘桂会战为例，理论上军令部门就应该负责作战指挥协调这方面的事情。像美军，马希尔的事罗斯福一向不管，因为他管了也没用，他知道马希尔不会参与的。像苏军，早年斯大林还去干涉一。到了苏德战争中后期，斯大林一般也不干涉总参谋部的事情了。德国人现在是参谋系统的鼻祖，但是到了二战期间一下子把参谋部的系统打乱了，反而指挥上会出问题。中国方面最大的问题是机构，虽然那几个机构不大可能从根本上影响作战指导，但是毕竟机构在，我别的不做，公文转一圈是不是浪费时间。讲所获取的情报虽然很全面，但是很多情报是过时的，为什么？头天晚上电话直接打到军令部，军令部把它记下，第二天早上到蒋介石那里汇报蒋介石才知道这个部队什么情况，但是一夜之间可能情况已经变化很多了。蒋知道这个情况之后也不是立即下命令，他在后面的军事会议当中还要讨论，讨论完之后根据头一天晚上双方的接触线来制定第二天作战的计划，这不搞笑吗。所以很多情况就是你所有的情报在一线部队看来就是你跟我开玩笑吗，那个地方我已经收回了你再给我打这个电报过来，实际的作战指导的执行就出了大问题。
第二个问题，人员的素质问题。以这么一个作为国家级的参谋机构，你在制定作战指导时候你只有一条单向性的思维，你这是拿国家命运做赌注，你就是在赌你每次决定的日本人的进攻方向都是对的。一旦这次出错了，后面该怎么办，那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开始乱了。
第三个，各一线部队的执行能力之间也有差距。即使我这个作战指导没问题，但是一线部队在执行过程当中打折扣。比如说衡阳，衡阳守了48天，外围的援军就是上不去。除了讲有些派系的问题，为了解衡阳之围，79军军长汪嘉伟在一线和日本人拼撕当中阵亡了。部队为什么就是上不去？我们上次也是在采访一位老兵的时候，他是工兵部队。我们上坦克的，而在衡阳这边日军没有大规模坦克部队过来，日本坦克部队真上去了是有用的，可是问题是上面参谋部队调坦克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路况，坦克部队往这儿一走发现路走不了，因为战车都比较重，而我们当时桥梁的承重力是有限的，这个桥梁不加固，坦克过不去。这下好了，这一路就是修路修桥梁。我们采访工兵那个老人他讲累啊，几天几夜没睡觉就为了加固那条路往前走，但是你这个加固速度是赶不上日军的进军速度的，所以说最后的结果就是上不去，上不去的结果就是你的作战计划没用。
还有就是陆空协助的问题，当时中国军队的空军已经可以完全控制住制空权了，而且的确可以把日本人地面的部队打的很惨了。但是陆空之间协同有很大的问题，在二战期间德国四次阿登反击战也同样是1944年，美军151空降师是一个轻装师，被几德军几个装甲师围困，他们空地协同，最后靠一个轻装师把这个城给守住了，和外围救援是有关系的，但是空地支援在很关键的时候，当德军装甲部队一出动，空军过来就炸了。我们空军在一线做不到直接在一线帮忙，做不到这一点。这两天我们在看空军将领回忆录，他们所有的空军作战都是我们战区一级的跟他讲，而按照当时我们的作战能力我们是可以配套前线的，你只要放上去直接一接就可以打到那边。一个是我们之前就没有配合度，不敢打，怕误伤。第二，我们没有这种意识，完全没有把这会儿空军当战时空军，我们还是当战略空军。我们的空军是干嘛，炸日本人的后勤补给线、炸日本人的运输线。可是你要想日军这个部队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他和中国军队一样，还不是完全现代化，它打仗不需要那么多粮和弹。它和美军不同，你如果把他的运输线炸掉了，他这个前线部队就完蛋了。日军不一样，日军两个皮子弹夹，两个皮子弹夹120发子弹，以日本当时的作战效率他能打好几次会战。你即使把我的运输线炸掉，我大不了少开炮而已，一线部队我一样可以打，粮食日本人就地抢，因为那边作战正好是中国的粮仓，你可以看到日本人大量的就地抢粮，所以你炸他运输线用处没有在一线作用那么大，可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
第二，因为从1940年之后，我们主动进攻战就很少了，都是日本人打过来我们应战。所以说只要日本人不打过来，我们和日本人就出现了一种比较微妙的状况。最大的问题就是做生意，大家都知道汤恩伯做生意很厉害。四战区长沙联络参谋打出来报告讲，长沙的国民党守军做生意走私，做生意走私不是说不能做，但是你得看这笔钱用在哪里去，如果这笔钱你是用来置办家私，那你可以想象。比如说这个部队长，当你已经挣下了一份家私之后，你会不会再想去努力作战，我死了钱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打仗的时候他心里面一定有他自己的想法，整个执行力就开始下降了，再加上后期我们的兵员素质也在下降。我们的训练装备没有跟上，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作战执行力比较弱。作战执行力弱直接导致作战指导业务不可能贯通起来，而且也说明军令部门在做作战指导之后，他不知道自己的部队到底能执行什么样的任务。我只能打80分的仗，你给我100分的任务，这任务我肯定完成不了。这就是作战指导任务的一个大概的情况。
最后我们对军令部作用做一个总结，第一个是适应战时体制、整合战时机构。第一部是临时机构，到常设机构之后要回归军事机能的，一定要把军事指挥机能和军事行政机能分开，军令部正好就是干这个事。第二个就是军令统一，我们对一般的评语就是讲以军令统一的口号来吞并杂牌部队，然后想控制中国的军队。如果不是站在那个角度，而是站在国民政府角度，军令统一肯定对抗战能够延续是有很大帮助的。我总不能一个命令下去，你各部队相互推诿。比如说在豫湘桂，桂林城为什么丢这么厉害，桂军不能打了，桂军战斗力彪悍是著名的，但是为什么桂林城连一周都没有守掉就丢掉了，因为白崇禧有私心，他把战斗力最强的几个师调出来了，把战斗力弱的师放在桂林城里面去守。所以说桂林城调进去的都是二线，甚至于三线部队。
如果军令统一的话，真正是国家军队的话，那我调什么部队去守就应该部队去守。军令部在客观上有这么一种方式，至少公开违抗命令的事情从1938年之后就很少见了。军令部部长是徐永昌，虽然大家都知道背后是蒋介石，但是以军令部部长以及他的人脉，发下去的命令你如果去违抗，你在整个关系网当中你会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你要承担一种不爱国的恶名，肯定要仔细考量这个问题。所以说整个抗战期间，军令部成立之后在军队指挥上面、在大的部队调派上面，一般来讲你是不太会打折扣的。打折扣仅限于比如说我让你四个主力师，你派了四个二线师，虽然会引起作战效能下降，但是我也没办法找你麻烦，白崇禧后来谁还找他麻烦？没有。他可以解释，这四个主力师前面损失太大，我调出来整补。后面四个师虽然是二线，但是满员，但是我没想到打这么差，这解释你明白了吧。而且国民政府当时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们看过二次长沙会战的时候战后一个作战报告，地方系的部队作战表现差，一般来说不给处分，就是要考虑到关系问题。中央军队部队表现差那就不好意思了，二次长沙会战枪毙那个师长就是蒋介石47军的，其实他所犯的错还不如云南几个部队犯的错大，但是谁让你是中央军的，他是用这种方式，一方面把指挥的这条线给踹下去。第三个是分担责任，其实我们知道很多事情蒋指挥的，但是板子都打在军令部的屁股上面，或者有的时候打在何应钦屁股上面。所有的电报电文都是军令部的参谋总长，你出了错我肯定会说你军令部是怎么指挥的，比如唐宗（音），后来军统局也当过副局长的唐宗，曾经讲过二次长沙会战军令部指挥不知所云，可是他完全不知道那步棋是谁下的，徐永昌曾经也抱怨过。在缅甸作战的时候，蒋介石就像一个下围棋的人一样，一看到大局不利就把棋盘一推就把责任推走了，剩下的我们要给他收拾残局。但是这个避雷针竖起来了，至少不像后来三连国共内战期间大家骂谁，大家骂的都是老蒋，蒋直接走了，所有的电话电报都是他来了。大陆一失败你回头一总结，或多或少你会看到都是老总统下令怎么样。可是你在抗战期间你就很少看到直接说蒋介石的指挥出问题了或者干嘛的，至少分担责任这块也是军令部设置的一个副产品。
有关抗战期间这个仗是怎么指挥的，简单总结是有军令统帅机构，这个统帅机构的部门是军令部。军令部最重要的几个方面就是作战指导、作战指挥以及军事情报。为了保证部门运转，他要有相应人事的职能和人才培养机制在这里面。这个部门在抗战期间应该说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但是战后这个部门改革取消了。为什么取消呢？因为中国不走德式道路，而走美式道路。在美军顾问团的设置之下，国防部下辖总参谋部，总参谋部分管作战业务，国防部和总参谋部之间虽然业务关系划的很清楚，但是总参谋部和国防部之间位置就摆不正了。原来两者是平行的，但是现在有一个层级指挥在里面。而实际上总参谋长根本不可能听国防部长的，都是直接绕过去找蒋介石去了，结果就是作战指挥的系统出现了阻碍。
这个结果念一段后来他们自己的分析，一个是郭寄峤说的，有关作战的这些计划单位，还有实施单位完全属于参谋总长，国防部长无权过问。参谋总长由总统任命，直接对总统负责。所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是双重指导，可是部长不能干涉他的军事业务。总统又是三军最高统帅，所以这么一来总参谋部就变成一个事务，没有自己的一个自主业务开展空间。而蒋介石他儿子蒋纬国是这么说的，虽然说总参谋部的三厅主管全部作战，但是实际上我们无英雄用武之地。重要的都是上级直接掌握，虽然他们从事的是作战参谋业务，但是厅长副厅长不受重用，一般都是作战次长来掌握业务，而作战次长只不过是参谋总长传令兵。而参谋总长也只不过是蒋介石诠释的，所以说这套业务反而不如在抗战期间系统来的更为顺畅一点。
今天我的报道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叶老师。还有15分钟，我给3个问题，哪位有问题可以向叶老师提问。
提问：抗战期间军令部在指挥中共部地方的观点是什么样，成效如何？有没有这样一种动中共部给予指导的案例，如果有的话请叶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叶铭：这个问题正好是我们原来当中所遇到的，我当时答辩的时候曾经也提出来过，但是资料不多。抗战初期大概从1937年-1940年，八路军18集团军所有的作战方面的详报这方面的东西是要报给军令部的，而且是有大量电文的。这个报告很有意思的是它不仅限于军事方面的作战，包括所成立政府组织机构，这点可能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所谓一切通过统一战线是把自己摆在一个下行位置上。军令部打电报进行实际指挥的时候，中共一线部队会不会听从指挥呢？华北的八路军一般来说是不太会根据你的作战路数来进行的。尤其说平型关，其实最早的八路军的部队不是放在敌后的，是放在这边。我们实际上在作战运动当中，八路军当时的武器装备、人员素质放在正面是发挥不了作用的，到敌后是能够发挥必要作用的，所以说还是有选择性的。
比如说他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要求八路军做好作战，我们就把后期敌后范围继续扩大往后走。新四军方面，军令部对于新四军这块还是能控制的。因为新四军毕竟和八路军不太一样，但是新四军是有自己的规避方式，在皖南的新四军是没有办法的，可是派到敌后去，比如说江南这边就不用新四军的名义。为什么我们派到江南的新四军就是为了回避直接指挥，但是后来因为我们有一个相当于默契，中国的武装都是进行敌后作战的。所以说军令部真正在发布命令的时候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二战的作战命令是直接以十八集团军为单位，十八集团军以下怎么调配我不管。
另外一个就是军令部和中共航员发生关系，就是军令部向中共派了联络参谋。八路军三个师、八路军总部、以及新四军军部都有联合参谋，这个是干嘛的？搞情报的。但是情报搞的怎么样？一塌糊涂，甚至于根据现在我们回忆派驻八路军的联络参谋密码给我们搞到了，所以他们打回去的电报我们一清二楚。但是这些人不是说没有任何作用，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叫徐复观，他曾经是八路军的联合参谋。他曾经对八路军以及中共有过深入的分析，甚至于他的分析、他的走向和中共后面的走向是比较吻合的。新四军的联合参谋其中有一个人叫张超，皖南事变前夕张超回三战区，把新四军的部队实力、运动方向全报告了，皖南事变的失败应该说张超给的情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被俘的军事站有很多是张超认出来的，因为他在那边工作过，你过去一看就看到了。张超自己后来也是关押新四军集中营的主任。第二个就是皖南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当时军委会名义下命令，给八路军、新四军要求他们北移，这个命令是以何应钦、白崇禧等等。这是目前为止我唯一看到一条指明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必须运用到什么方位的军事部署唯一一个电报，就是皖南事变之前那两个电报。
提问：很感谢你今天的演讲。远征军军令部是怎么指挥他们的？
叶铭：他分为第一次和第二次，您讲的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提问：第一次和第二次你都说一下，第一次可能和国内差别不大，我想远征军的指挥和指挥其他国内的是不是不太一样，第二次是不是指挥起来不太顺。
叶铭：第一次派出去之前，英方、美方相关的指挥人员都和军令部是有沟通的。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史迪威日记，他们和军令部是如何进行商讨和沟通的。第一次入缅作战，因为打电报再回国中间的转换会贻误战机，军令部派了一个军事参谋团，参谋团团长是林威（音），军令部的次长，派他去的。包括后来当过二厅副厅长的侯腾（音），他也去了，他们在那边相当于一个派驻机构。
第一次溃败之后，在缅甸作战部队就不能称为远征军了。远征军系统是指我们在云南传说的庐江反攻的这支部队。这支部队是受双创领导的，因此后来为什么我们成立叫做陆军总司令部，就是中国战区这块划出去，凡是牵扯到远征军的就交给中国总司令部了。军令部指挥的就是除印缅和西南之外所有的别的战场，这个好处就是军令部可以专心管账，就是因为他的补给系统，包括指挥的系统思维和国内是不一样的，全部都交给中国战区以及美方他们去管。坏处是无法协调作战，豫湘桂作战打了那么的时候，我们这边急死了，因为没有部队回国，就死活不放，最后七六军回国的时候其实已经没用了。那个时候中国军队已经缓过神来了，而中国军队最困难的时候调不过来就是因为指挥系统当中出问题了。出问题的事不能怪美方，如果我们军令部的参谋如果能做到和美方一样的话还不至于。我们和他签的时候讲的很清楚，你不能干涉我指挥。可是我们我们第一次远征军、第二次远征军，确切讲第一次给人家印象太坏了，第二次为了方便起见。你回头再看史迪威日记，史迪威日记把军令部骂的可够呛，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去看，史迪威日记当中把军令部骂的狗血喷头的。我不知道他日记是他误解了还是怎么回事，至少从他日记当中所看军令部刘飞（音）的讲话讲的莫名其妙，我压根看不懂他想表达什么意思。但是如果后面再看徐永昌的日记，我觉得我们的思维还是很清晰的。至少第一次入缅作战的时候，我方觉得时机未到，因为我们没有做好准备就仓促进去了。大概是这个情况，谢谢。
提问：你刚才说军令部是情报厅，其中有一项业务就是密码破译，回来又成立了一个特种技术研究室。他们的业务之间有没有重叠？
提问：日军那次电报破译，我这次去申请70周年纪念章。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已经破译了，而且把日军的情况在珍珠港的情况都汇报给重庆军事委员会，但是他们都不重视。最后就直接汇报到美国去，罗斯福他们当时也没有这种事。后来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后给了他奖章，这是一个特例，就是不应该忘记的。
叶铭：军令部的电讯这块是极大地运用了军统的系统，军令部本身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机构干这个事。如果军令部和军统业务之间非常交叉，这块是特别厉害。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料，军令部没有破译，军令部所有的破译资料都是从那边过来的，包括系统过来的。杨宣诚破译这个事，至少纪念集当中没有明确，所有提供给美方的情报都没有明确说日本人去偷袭珍珠港，都是说日本人一定要去打美国了，但实际上美国人自己也一清二楚，因为他们破译日本情报已经到了一定的地步了。日本人最后发外交情报14部分，其实前13部出来之后美国人一清二楚仗避免不了，就是仗在哪儿打、什么时候打，就这两个问题。这种战略性的情报，战时的国民政府不能讲破译，同多方面综合应该说掌握的很好。比如说苏德战争爆发，通过共产国际那条线转给斯大林，其实国民政府也同样给他了。因为徐永昌日记里面写的清楚，蒋介石大概在4月份的时候就跟徐永昌分析，苏德战争两个月之内一定会爆发，讲的非常明确，那一天应该是4月十几号的事。但是徐永昌不相信，因为徐永昌认为按照一次大战的经验德国人不可能作战的，所以徐永昌和蒋介石当时还有争论，但是事实证明蒋介石是对的。
情报这个东西，国家战略性的情报分析是不会错的，因为大体走势就是这样。包括日本到底是北进还是南北，日本人一定是南进。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如果看徐永昌日记，他和徐永昌有一个交流的过程。但是野战战争或者战术一级的情报的时候那不行。比如说珍珠港，我可以讲没有哪一级情报明确讲了日本人一定是偷袭珍珠港。所以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连美国人自己都认为战争爆发还不奇怪，他的第一反应是马尼拉，没有想到日本人一定去打珍珠港。所以杨宣诚所获得最早的不是中美之间的情报交流，而是中英之间的情报交流。他和英方之间也曾经说过这个情报，日美必定开展，而且一定是在太平洋上面。他分析到一直到新加坡他是分析对的，这个在徐永昌纪念集当中都有。
但是你要如果说我们通过密码破译，说日本人去打哪儿，当时我们绝对做不到这个。高级的会战战略级的我们破不到，我们最多的就是外交密码，最低的那一级。他发给各地使领馆的，比如说现在要求你破坏密码机，杨宣诚他们当年为什么知道战争一定会爆发，他们破译的就是这条，美国人其实也知道这条。日本给使领馆发了一封电报要你们把所有的密码机破坏，留一个接收。通过尝试他们都可以分析出来战争会爆发。
我们现在坊间很多传闻其实仅限于传闻，因为以我们当时的综合国力，以我们当时授权分析能力，各方面机械制造能力我们是做不到破译到像英国人、美国人破的那种核心级的密电，这种我们是很难做到的。我们知道美国人知道日本人的动向，因为他破密了日本人核心级的，但是这类我们是破不到的。而且战争期间各国之间破的密码相互之间是保密的。像美英这么铁的关系，英国人最早给美国人的情报他都告诉你我获得情报，但是他没有讲我破译对方密码的情报。而美国人破译日本人子密也没有跟英国人讲说我破译子密，他只是讲我这边获得的情报大概是什么情报。所以我们也不可能从他们那儿得到相关的情报，情报部门当时内部开了一个情报会议的时候他们就商讨，我们的情报怎么那么差，我们为什么破不了人家的情报。同内部开会就已经知道，他自己都承认我破不了人家情报，那只能说他是通过综合的分析能力。而这个综合分析能力如果存在欠缺的情况之下，就会有一个集中爆发。大概就是那几个，谢谢。
主持人：这一期抗战大讲堂我们就结束了，感谢叶老师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