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单位：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季我努学社
联合主办单位： 爱德基金会、超星数字图书馆、中信数字出版、拇指阅读、《历史教 学问题》杂志、《温故》杂志、《新华月报》杂志、凤凰历史频道、 腾讯历史频道、网易博客频道、中华军事频道等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季我努沙龙 学术讲座第19期
媒介在纪念场馆中的独特作用 主讲嘉宾：张建军
时间：2017年6月24日 上午9:30-12:00
主讲人简介：
张建军，1968年生，现任南京市委宣传部部务委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省级重点智库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执行院长、南京大屠杀研究会副会长。多年从事宣传教育和新闻宣传工作，主编《南京青奥媒体运行》《日本侵华史研究》、《紫金草》，参与主编《人类记忆—南京大屠杀实证》《南京不会忘记》等书籍。撰写的文稿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群众》、《决策》等各类报刊发表, 组织并参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和国家公祭系列主题教育活动。
主持人：各位听众，博物馆和季我努学社共同举办的第19期抗战大讲堂正式开始。以往我们大讲堂都是讲历史，今天我们讲现实。我们今天请到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张馆长，为我们解读媒介在纪念场馆中的作用。我本人也做纪念馆，对这个话题非常地感兴趣，我想这堂课不仅对大家来说是个交流，对我来说也是个很好的教学。有请张馆长作报告。
张建军：非常感谢吴馆长邀请我来和大家做交流，我到江东门纪念馆才一年多，在历史这个行当里面，我是个小学生，还在学习，包括向吴馆长学习，向在座的各位学习。以前主要是在宣传部门工作，其中有几年直接从事新闻管理工作，一直和媒体打交道，也参与了一些新媒体的工作。我觉得这些工作经验对于我到博物馆工作以后很受益。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把博物馆和媒介之间的关系和各位做一个交流，我就讲个一个小时，更多的希望能和在座的朋友做一修交流。
我觉得在南京，我们南京馆和民间馆是一对互补的关系，我们都是一个目的，不同的角度，我们的目的都是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展示教育国人不忘国耻、不忘当年的苦难，警醒我们今天要自强。目的都是一样，角度不同，有些适合国家馆来做，有些适合民间馆来做。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吴馆长到日本讨石的活动，这次活动做得非常好，非常巧妙把中日之间的历史痛点通过讨石的行为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策划。
今天主要是向大家汇报三点。一个是纪念馆和媒介之间的关系，第二是这个时代传播的变化和需求。第三个做好纪念馆的媒体宣传，特别是自媒体宣传要做好哪几点，算是我们的一些工作体会。
首先，我想通过三组数据项大家汇报一下我的三个理念。第一组数据就是我们纪念馆的参观量，目前在中国所有的博物馆参观量最多的是故宫，在限流的情况下依然达到了1600万人，是个海量的数据。除此以外，大概700—800万这么一个范围。我们去年的数据约800万人，这个数据应该是我们的极限数据，我们场馆只能容纳这么多人，未来我们还想实施限流，以保证参观者良好的体验。场馆最初设计的总容量在300万人，现在翻了一番还多，给我们日常的运营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第二个数据是对我们场馆参观者的样本分析，去年我们和南大的社会学系联合做一个课题，通过一年时间，对5千多位参观者，在不同时段抽取样本。结果表明我们的客户群55%以上是青少年，这个数字让我很诧异，我曾经认为是旅游者占了多数，我看经常有一些旅行团队，一车一车拖过来，免费开放嘛。但是通过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散客占大多数，青少年占多数。
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800万人的数据、5千多份样本的分析，我们做博物馆，在传播的过程中最重要的理念就是增强客户意识。吴馆长以前是从做生意开始做这个的，做生意的人就要想到我卖什么，这个人他需要什么，这就是客户意识。如果一个做传播的人没有客户意识，那就是对牛弹琴，弹的再好听也达不到你的传播效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视对我们传播客户群的研究。如果没有客户意识就会把我们的参观者当作学生，我说什么你听什么。我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到农村调研，有个大队书记和我说了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他说你们很多宣传叫沙滩流水不到头，你在沙滩上弄了点水往下流，你指望能传达到多远。如果你没有注意你的客户群，你的渠道不畅的话，你的信息很快就会被淹没了。所以我们非常重视对我们参观客户群的分析。展览本身也是一个媒介，我们展馆今年在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改造过程中非常强调一点，就是14岁以下的青少年在参观过程中的心理体验。因为孩子有些由于年龄太小，来了以后会有恐惧的心理。那怎么办？我们会在这个过程中，在历史史实正确讲述前提下来照顾一些青少年的特点，甚至有一些特殊的流线，让他直接到达另外一个合适的场所参加恰当的项目。我想通过这个数据向大家报告一下，客户的意识、受众的意识，在做博物馆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
第二，我想通过对国家公祭报道的数据来表达一个概念。2014年全国人大把第七次会议，把每年的12月13日作为国家公祭日，不仅是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公祭，而是对抗战期间所有被日军杀害这些人的公祭，所以不是南京人的特性，它是国家的性质。在这个典礼上，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年公祭的报道里边，我们会看到无论是中央和省市媒体，以及境外媒体都会组成一个强大的报道团队，在这个过程中影响力最大的是电视直播。中央台1套、13套、4套并机直播，包括央广的几个频道进行直播。连续三年做下来，每年形成一个叠加效应，应该说很多到馆里来的参观者我们都去交流和沟通，他们说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通过这个来了解国家公祭，了解我们这个纪念馆。所有的大型活动其实也是一个电视仪式。2008年的奥运会我们记忆犹新，开幕式和闭幕式，一个一个镜头让我们记忆犹新。可能到今天整个赛事里面的一些，哪个人比赛，哪个人获奖，我们都记不得了，但是对于这个我们都非常清晰。这就是电视直播仪式给我们带来的传播效应。
2014年的国家公祭大约40分钟。在这里央视直播有155个镜头，远景、近景，各种角度变化，155个镜头来组成了这场电视直播仪式。央视直播影响巨大。此外，随着中央台的直播，其他媒体的一些报道，影响也很大。除了国家公祭以外，对于其他一些在场馆内进行的仪式活动，它的传播我们是非常重视的。只要任何一个正式仪式，我们都会想到媒体的配合跟进。去年清明我们做过一场活动，叫紫金草大地手绘活动，在我们雕塑广场，2500平方米的土地上做了南京规模最大的一次大地手绘。我们这次手绘是通过媒体向社会进行招募，请市民来参与，有不同职业、不同国家的人，几百人在2500平方米的土地上绘出了和平花的图案。我们用了摄像机，全程两天跟拍。另外，我们还有无人机，在最后一段时间无人机升空时航拍。所以最后的片子效果是非常好的，在媒体上进行传播，传播度也很高。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市民参与，媒体跟进，把一个和平教育活动的效果发挥到极致。媒体素养是纪念馆馆长的基本素养。特别要想向吴馆长学习，每一个活动、每一个想法里面都跟进了很多媒体的想法、策划，非常好。如果每个纪念馆都做到这一点的话，对我们爱国主义教育地传播会起到重要的作用。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概念，所有纪念馆的仪式和活动一定要跟进媒体。
第三，把馆内的数据报告一下。我们目前有官网、官微、微信，还在其他自媒体上开了客户端，比如说今日头条、网易号等都有我们的内容。微信是我们目前主打的产品，也是和客户黏着性比较强的媒介。我们是2015年的6月份才开通的，已经过了微信的爆发期了。4月份到10月份，我们当时只有1千左右的粉丝。我们把自媒体建设作为我们一个重点工作，招聘了专职人员专业人来做专业的事，专题推进和策划这项工作。应该说通过一年多的工作，我们微信的受众目前是37万，从一年多不到两年的时间从1千的受众达到了37万，在国内的纪念馆里边应该能排前列。我们这一段时间发出来的微信数大概600条，600条收获了37万的受众。点击量最高的，现在过了10万+就是不得了的数据，我们最高的数据曾经达到了72万，单条数据的阅读量达到72万，这是最高的一次。平常低的也有两三千的，一般五六千、七八千、过万的也有不少。我们这个题材的馆这个数据，比较合理。但是在重要的时间节点里面，如果把握好会有突破性的效果。
比方说我们去年9•18的时候发了一条，9•18那天上午10点钟南京将鸣响警报，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做了一个九一八历史的传播，当天的阅读量是11万多。这个是南京保卫战的内容，79年前南京保卫战打响，这条接近7万，6万9的阅读量。纪念馆要想每一天它的阅读量达到爆表的数据是不可能的，因为公众的兴趣点不可能都在你这上面，他关注在你这上面只会结合一些节点。所以我们抓住国家公祭日、南京保卫战的日期等来做。包括今天早上小编发了一条选题，准备明天发一条关于“慰安妇”的话题，我说放一放，等“慰安妇”纪念日的时候再发。你现在辛辛苦苦写了很好的一篇稿，阅读量不会高的。我们改为发日军当年在中国贩毒，用毒品来戕害中国人，因为是国际禁毒日。
另外就是官微，因为这些年新浪微博的活跃度有所下降，但它依然是很重要的媒介，它和微信是不同的平台。因为微博是一个广场，是面对公众传播的，而微信是一个圈子，圈层很明显，遇到大的公共事件一定先通过微博进行。我觉得对于官微的粉丝量已经不必追求了，非要到十万、百万，没有必要。我们现在只有五万，我对内容发布团队没有粉丝要求，在于内容有要求，内容做好了一条，就顶你一年发的所有内容。举一个例子，这条微博是去年4月15日日本熊本地震，熊本地震以后我们发了一条微博，阅读量达到1400万，国内媒体和日本主流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我给大家略做分析。昨晚今晨日本九州雄本县发生地震，目前9死950伤。这是一个新闻描述，新闻事件的引子。第二句话是，侵华战争期间，由熊本人组成的第6师团和第106师团侵华，点名了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其中第6师团更是南京大屠杀的元凶。立刻从历史转到现在来了。那么在今晚我们想告诉日本熊本县友好协会。20多年来他们坚持到纪念馆凭吊我们大屠杀的遇难者，其中它的会员樱井正美上个月刚刚到我们馆里来，每年的12月份这些协会的会员都要掏钱邀请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到日本征员集会。在我们刚才讲到的手绘活动中，他也在现场进行了参与。最后一句，我们挂念着日中友好协会的朋友们，你们还好吗？这条微博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我们背后做一个精心的考量，我们问候的对象是日本友好协会的，而且多年是到我们馆里来参加活动的友好人士，他是日本普通民间的代表。事后我们做了新闻数据传播的分析，其中97%的国内民众对我们这条微博是支持的，这既体现中日民间友好，也表现了我们中国人的气度。因此，第一、把握好新闻突发事件；第二、他和我有什么联系；第三、我和他有什么表达。这种关系出现以后，当天晚上迅速转发，阅读量达到1400多万，同时转发3万，点评2万。当时只有1万多的粉丝，能产生这么大的阅读量，那就是内容取胜。所以微博还是内容取胜，还是事实取胜，还是事件取胜。
还有一条比较高，是在国家公祭日那一天。每年国家公祭日早晨7点钟会在馆内举行一个升旗仪式。那天正好下雨，又是特殊的节点，所以阅读量也非常高。这个是我们和新浪联合组织的活动，把5位国内微博的大咖，邀请到南京来，请他们参观南京的抗战遗址，由他们自己的微博进行发布，因为他们是大咖，产生很多第二次转发。经过多轮转发以后，这个数据也是非常可观的。所以一个事件传播的成功，不在于仅仅自己的客户端怎么样，而是最后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度。这个数据我想表达的观点是，在这个新的时代，我们自媒体在中间有一个重要的引导作用，我们需要抢话筒。一个事件出现以后如果不去抢话筒，可能会被别的声音盖住，甚至是一些不正确的、偏激的声音。作为我们这个馆，独特的身份和地位，我们需要在中间起到一个引领作用。抢话筒后面是议程设置，我要表达什么，我的导向是什么，我的方向是什么，这里面要起好这个作用。我非常赞成吴馆长要石头那个事，这个议程设置非常重要。我们在其他的传播过程同样要找准这个点，抢好话筒，然后做好议程设置。我想通过三组数据来表达我对传播媒介和纪念场馆之间关系的一些想法。
下面我简要向大家汇报一下三个具体的内容。一个是纪念馆和媒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一个记忆存储、传播和生产的平台。纪念馆围着走一圈1.9公里，它是有范围的，但是传播是无界的，而且这种影响力不因红线的大小决定它的影响力。纪念馆是一个公众服务平台，这里边有一些基本职能，包括文物征集、史学研究、展览展示、公众服务，也包括我们的对外传播。对外传播在整个过程中起到一个连接作用、凝聚作用、放大作用，所以说它在中间是不可或缺的环节。我们这个馆比较特殊，它是国家记忆的承载地，既然每年国家在这里举行仪式，它悼念的又是整个抗战期间所有遇难的同胞。这种独特的地位，使我们这个馆成为一个国家记忆承载地。2015年南京大屠杀档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世界记忆名录之后，标志着开始从国家记忆向世界记忆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自身要有新闻生产能力，能为大众媒体和社会提供有质量的信息。纪念馆有一些有利资源，比方说有大屠杀史的研究会，有国际和平研究院，汇聚了很多专家学者。我们怎么把这些整合起来，来为历史传播做强大的支撑。我们利用这些资源对纯史料的内容进行再翻译、再生产，效果不错。
我们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三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场馆的国际化，我们刚才讲到世界记忆名录，已经成为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一个内容，我们向国际做传播。第二，管理的精细化，每年参观量比较大，怎么让大家到这儿来以后有很好的参观体验，整个团队的运营怎么样更好？第三，传播的大众化。我们要把放在图书馆、史学刊物里边的内容，转化为公众能够熟悉、了解、认知、接纳的东西，从而把这个历史史实转化为他的家国情怀，达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是我们所需要的。另外，我认为有什么样的传播样态，这个纪念馆就会有什么样的气质。自媒体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人格化，如果一个媒体没有人格特点的话，比较难以生存。像民间馆，吴馆长标识性很强，五角星馆徽就是鲜明的标志，这是非常好的，可以体现出一个民间馆的独特性，你有个性了就有更多的关注。一个没有个性的自媒体在网上很难生存，现在信息量太大了，我为什么要看你的。所以我们现在非常重视团队对于历史史实的再翻译、再转化的工作，并形成自己的个性。
在这个过程，所谓的历史史实大众化，就是再翻译、再转化、再传播的过程，它属于信息生产，我们叫记忆再生产过程。媒介和记忆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媒介本身对历史事件进行了记录，我们还有一个利济巷分馆，在大行宫，关于“慰安妇”主题的，我们有一个展柜里面有很多报纸都是现代快报，为什么展示这么多现代快报？因为现代快报当时对利济巷馆的关注度非常高，参与推进这个馆一些重要的工作，包括当年“慰安妇”到现场来进行指认的全过程，都跟进报道了。当年是一个事，但今天已经成为历史了，它对历史进行了一个记录。在南京大屠杀事件最早的一些记者，德丁、斯蒂尔，当时仅仅发了篇新闻稿，但是今天一看那是最早的两篇报道，提到这段历史谁也绕不开。今天很多的历史记忆，也都是通过新闻媒介来记忆和传承的。多少年以后，后人翻出来当时吴馆长到日本去找石头这个事，就成为历史事件了。所以媒体在中间起到了重要的历史记录作用。另一方面，历史事件也通过媒介再传播和再记忆。现在很多纪念仪式、活动都是通过媒体进行记忆与传播。纪念馆是一个记忆之地、存储之地，也是一个再传播的地方。纪念馆和媒体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可能，甚至就是一体的关系，纪念馆本身就是一个媒介。
第二点想汇报一下互联网时代的传播变化。我刚才讲的纪念馆本身就是一个媒介。能去实现信息传播，通过某种形式说话的东西都是媒介。纪念馆最主要的媒介、核心的媒介就是展览。我们最近在进行展厅改造，是我们工作重中之重。我昨天碰到一个媒体的领导，就说到就相当于你们对所有的栏目进行大改版。除此以外，我们的空间里面还包括了遗址，包括一些临时展览、主题展览、境外展览，包括馆内的雕像等等，这些都是一种媒介。我们都是依托这些媒介来组织我们日常场馆参观的运行、仪式的运行、活动的运行，这是我们最基础的东西。每个场馆都有这个东西，在新的时期，在保有这些媒介、发挥这些媒介前提下，还要考虑到一些时代的特点，那就是我们目前处于互联网化的时代。从媒介传播的变化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代的时候，是口传时代，是言语之间的表达。战国的时候有游走于各国之中，靠自己的嘴巴就可以拿到六国相印的人。古希腊的时候雄辩江湖有很多，包括柏拉图、苏格拉底。口与口之间的相传，需要辩论听众、辩论环境，表达的是直接面对面的沟通。所以那个时代一个特点是大师的时代，我们都说现在没大师，他们那个时代要达到辩论取胜的效果，必须要有极其丰富全面的知识量。后来到了印刷时代，印刷时代的特点就是把原来人的这种中介拿掉了，过去教会里边必须经过教士才能进行对于教义的解释。但是随着印刷术的发展，这种垄断性被分离了。
这个时代有什么特点？带来的是一个知识分子涌现的时代，是从过去口传时代的辩论特点到个人的沉思，这个一直延续到近代。过去我们开一个大会，记者没到还得等，为什么呢？因为他垄断信息发布渠道，所以大家不得不去等。今天不可能，他没来我们还有手机呢，我们还有各种途径呢。
今天我们进入互联网时代，话语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过去经常讲联播体、人民体、新华体，各种端庄大方的表达方式已经不太流行了，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清新表达。要用互联网化的语言进行表达。我昨天去荔枝新闻的演播室参观，荔枝新闻有一个条目叫做我要直播。所有荔枝新闻的记者有天然的权利可以进行发布，后面还有通讯员、网民也可以进行直播。在这个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近一段时间，大数据和云计算，在信息的精准传达上又在向前推进，值得进一步琢磨和研究。所以我觉得做纪念馆的这些人，从一开始的“+互联网”到今天的“互联网+”，这种观念要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纪念馆以前不让人进去拍照，弄个牌子在那儿，严禁摄影。后来我问了为什么不让摄影？因为我们馆人多，拍照的时候后面就走不动了。后来我发现人少的纪念馆也挂了这个牌子，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我们有版权。但是今天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在新的展览改造过程中，会专门设置让观众拍摄的地方，让他进行拍完以后再传播。今天就是要适应这种新的变化。我们现在不仅要运用互联网，而且要把互联网作为整个纪念馆未来的操作系统，要把这个系统嵌入到各个工作环节中，来实现新的传播。
最近我们组织了慰安所分馆同志走访了国内所有的“慰安妇”幸存者，第一批海南的已经走访完了，下一次我们到山西。在走访的过程，其实也在做连续跟踪报道的过程。
最后向大家介绍一下新媒体团队的运营。一个纪念馆的内容运营我觉得最核心的还是在于团队，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我觉得我们要做到几点：第一，要注重把关意识。纪念馆的传播最重要的史实真实，如果这一点做不好，哪怕一点点的问题都会成为纪念馆可信度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新进行选题，然后小编进行写作，他写完以后再请专家把关，一般史实到此可以结束了，那如果是当下敏感的问题，那就需要领导把关，保证不出问题。第二个就是产品意识。我刚才提到要把内容以一个产品来看。从去年开始馆内做了一个传播产品，叫《紫金草》，里面都是历史小故事，一再加印。这表明大众对于这种历史知识的需求，以及你的表达方式合适他以后，它所得到的一种肯定。
第三个就是要互动。一个媒介传播过程中非常强调互动。我们从去年到现在在做一本书，叫做《烙印1937》。这本书请了一个画家画了南京大屠杀过程中有代表性的100件物件，比如说一双靴子，或者说一个警报器，背后就是南京空战、日军进城的故事，全部是通过这种物件来表达的，我们一共形成了100个故事。我们向社会征集了100个人，不同群体的，讲到夏淑琴故事的时候，是她孙女讲的。我们讲到江南水泥厂，有关难民营的故事，是请江南水泥厂员工的子女讲的。让有故事的人来讲有意思的故事。讲完以后，除了在电台进行传播，我们还会形成二维码在这本书上，来进行再传播。如果将来父母买给孩子看以后，他看不到很血腥的东西，但是他可以看到非常形象的物件，然后通过手机扫描听到这个物件背后的历史故事，这背后是互动的关系。去年年底的时候慰问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当时还有100个人，我们每年都要对他们进行慰问，往年由于一些因素可以走访部分的幸存者，但是大部分的幸存者我们只能通过邮局邮寄慰问费的方式。长期下去没有面对面地交流，这种情感无法表达。我们人不够就请市民代表我们去，我们向社会征集，没想到一下子这么多人来，大家不仅来，还自己再捐物捐款给他们。所以那次的慰问活动非常感人。
第四就是要紧扣当下，要扣住历史时间的节点来做事情。强调它的时效性，我们还有一些及时的新闻报道，比方那天捷克总统到我们馆里来，这是第一个在任的国家总统到纪念馆进行参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事情。我们记录了全过程，并且较早发布，实现了及时的报道。
第五，我觉得在表达语言方式要有先锋的姿态，就是你的互联网感。先锋的姿态包含互联网化的语言和表达。注意用一些适合网民特点的语言表达。当然要注意分寸感，尤其在历史题材上注意分寸感，可以去做尝试，但是把握好分寸感。
最后一个，我觉得在运营过程中要注重精品意识。因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信息疲劳的时代，我看有的单位发公众微信，每天一下子发6到7条，我一条都不想点开，和我有什么联系，我为什么一定要点开？我觉得在信息疲劳的移动内容传播的时代，我们不要每天发很多，包括微信我们都不要每天发，两三天发一条，要控制自己的“发布欲”。有一个调查说人的注意力现在越来越短了，在2000年的时候，人的注意力是12秒，到了2012年是8秒，我们知道鲸鱼的注意力是8秒，现在人的注意力都不如一条金鱼。我们提供给受众的产品，一定要和他有关系，应该引起他的触动，成为一个精品，不在乎要做很多很多。简单向大家汇报三点，我们这个纪念馆未来传播的重点在于国际和平传播，就是从国内传播走向国际传播，向对外传播推进。因为时间关系简单地说一下，大概是这些想法。大家有什么想交流的？
主持人：刚才张馆长从媒介角度分析了博物馆、纪念馆在传播中的作用，这个对我本人启发也很大。大家也知道我们的博物馆比较小，而且也受到特定条件的限制，如果我们把这个博物馆能传播得更远，要用现代的手段来扩大博物馆的影响，让它走得更远、更高，这个对我来说启发很大。因为今天这堂课在设计的时候，张馆长说他尽量少讲一些，还是想和大家互动。其实互动的目的和意义也是让博物馆走到大家的心里。我以前和张馆长也有交流，现在主要传播以外，还有一个到达度，就是说这个博物馆能传播那么远，能不能到大家心里去，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他想和大家交流。大家有什么提问尽管提，大家有什么问题？
问题：我姓郭，我经常去台湾，台湾有一些人也去过南京大屠杀馆，也和我交流。国民党的这些后人感觉到，因为他们的前人参加了南京保卫战，既然向国际化发展，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的，我们的抗日历史要两岸共同来看待。南京保卫战死了9位将领，这9位将领就要有一个展示，在两岸特别有现实的意义。另外，我们菊花台公园当时叫善德乡，曾经有人提案在菊花台公园建立南京保卫战公园。另外还有一个，河西有很多空的位置，那我们为什么不给民间博物馆一个地点?
张建军：对于南京保卫战的展示，我们在老馆中也有比较充分的表达。任何一个展览都是有取舍的，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展示，就像报纸一样，每天的版面是有限的，在这个空间中如何展示好南京保卫战的惨烈，我们会从专业的角度做好工作。包括在今年的展览中，我们会对牺牲的九位将军做重要的展示，对于能找到的名单也做一些表达。大陆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我们对南京保卫战做了大量的研究与传播，我觉得要扭转这个误区，好像大陆不重视这个，没有这个话。抗战是两岸共同记忆，我们非常重视，而且会在展览中给予重要的展示。第二，菊花台这个我没研究（笑），研究之后再交流，并且第三，关于吴馆长这个地的问题需要遵循国家规定，我真定不了（笑）。
主持人：台湾今年没有重要的抗战纪念活动，而所有的大活动都是在大陆。还有问题吗？
问题：我是1990年到南京，纪念馆是1985年建成的，在这之后经过几次的改建达到了今天的规模，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最后也成为国家级的馆。我是日语专业，带了很多的日本民间友好人士去参观，这里边也受到了很多的教育。2015年张馆长上任以来，在这个基础上又搞了很多的活动，我因为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11月22日，搞了一次徒步当年安全区的活动，我觉得非常好，我有幸参加了。我想问一下张馆长今年还搞吗？以后还继续吗？
张建军：总书记曾经说过，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给我们援助的外国友人。我们去年出版了一套十本的《南京不会忘记》，是一份传记型的，给国际安全区20多个人做传记，我想这也是表达方式之一。第二，我们当时有一个建议，建议给他们的后人颁发一个纪念章，叫紫金草国际和平纪念章，我在和设计师交流的时候说中间要有一个字，见义勇为的义，体现这些人见义勇为的精神。这个建议得到上级的肯定，李强书记亲自给他们颁发纪念章。去年来了6家，我们发了6家，其他的还在馆里，来了我们就发。
行走安全区活动将继续进行，我到馆里来工作，对国际安全区到底多大不清楚，所以去走了一圈，大概八点几公里。那我们能不能和市民一起徒步走一圈呢？走路的过程就是感知历史的过程，去年那个活动还下着雨，我觉得效果是不错的，我们今年将继续走，变成一个年度项目。
问题：我提个建议，我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家属，曾经陪同一位记者走访。想提个建议，幸存者是越来越少，现在只有90多个。据我的调查和了解，在民间符合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人还有，所以要“抢救”。所以要补充，要适当地补充，符合条件的，我觉得点一点是应该的。
张建军：这位老先生讲的话题也是我很关注的，就是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认定是什么？原来对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有个标准，比方说他要亲眼目睹，本人或家里边受到伤害的。除了幸存者，其他的人可以叫做亲历者。无论是幸存者，还是亲历者，我们都很关注。
问题：我是浙江的大学生，我作为大学生这样的群体想问您一个问题。今年也是南京大屠杀的80周年的纪念，我们南京大屠杀的总的纪念馆可不可以和小的纪念馆进行一些联动活动，让更多的人知道？您认为国家公祭是我们对于历史的一种承诺？您觉得您是怎么样的看法？
张建军：国内有很多的纪念馆有一个组织，叫做中国纪念馆专业委员会，这就是一个共同交流和沟通的组织。我们很愿意与其他的纪念馆进行合作。第二个问题，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国家公祭日，这就是对历史记忆的铭记。国家在用立法的形式，已经向世人，包括国内和国外的人来表达了对历史的态度。
主持人：刚刚有个问题，张馆长今天来这儿为我们讲课，就是两个馆之间的互动。
问题：张馆长你好，我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您在讲座中间说的博物馆场地是有范围的，但是传播没有范围。我想问对于传承抗战精神实现爱国主义教育来说，如果我们能搭建一个平台，包括把媒体、政府、博物馆、纪念馆的基地，联合这些资料一起搭建一个公益平台。您觉得搭建这样公益平台的可行度有多大？
张建军：有这个可行性。我有另外的建议。我们纪念馆本身就是平台，我们纪念馆志愿服务是国家级示范点，我们有文物研究、现场讲解等很多的工作。如果另外做一个平台我不反对，不过你的学业上会比较辛苦。
问题：张馆长你好，我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媒介在记忆保存过程中有没有困难？今年正好是80周年公祭，对于自媒体有没有特别的活动，尤其是针对青少年一代的？
张建军：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关于青少年的，这是我非常关注的话题。在我们这个场馆里边怎么向孩子们讲述历史是一个重点和难点。下一步，我们会在首层设置青少年的活动空间。比如说会请一些非遗的传承人教他们做一些和平鸽、紫金花，或者是其他活动。第二，我们江苏和南京非常重视对青少年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传播，专门出版小学、初中、高中三种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教材。第三，我们在场馆里面针对青少年专门设置青少年仪式化服务小组。我们会围绕青少年这个重点，来做很多的工作。
问题：第一个就是媒介对于现在还存在的保存记忆当中的困难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张建军：困难在我们自己，我觉得主要不在于媒介，在于我们怎么运用的媒体。它有它的主观能动性，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作为一个纪念馆，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和媒体一起进行沟通、记录。比如说吴馆长马上到广岛去做一个展览，他就是带着媒介去了，其实这就是一个记录的过程，这在于我们。我们下个月要继续“慰安妇”为主题的慰问，南京日报相关的媒体，要跟着我们一起走。让历史再记忆，到今天我们所做的工作，让媒体来同步记录。其实最难的还是我们的意识，我们要想到这一点，我们要主动去沟通这一点，来主动去策划这一点，让它最后能够成为现实的东西。
问题：我是南京师范大学的研一学生。刚才张馆长提到了，对于这段历史我们未来的传播方向是由国内转向国外，目前做好了什么规划？有没有策划好的相应规划？
张建军：国际传播难度会更大，这里边有多方面的因素，包括资金因素，包括语言等等这些内容。我们有些初步的探索，比如说我们会规划每年到国内做境外展览，展览就是一个媒介，我把这个媒介放到国外去，会在国外进行一个传播。去年在法国组织，法国和欧洲的媒体参加我们的发布会，法国主流媒体专门发了社论。平时想在法国的主流媒体发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稿件是非常难的。所以除了展览以外，还要精心策划各类活动，它的媒体才会关注。我们的对外传播不仅是让外媒做报道，需要做大量的内容策划、活动策划，来支撑我们的对外传播。
问题：我是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志愿讲解员，我想提出来几个问题。一，您刚才在讲座中提到咱们纪念馆也是媒介，展览就是核心。我想请问讲解员是不是也是展览馆、纪念馆里边的媒介之一，是不是也是展览馆的核心之一？第二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咱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讲解员队伍的建设有何特点和个性？第三个问题，我以讲解员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我和观众的互动，这个日记目前已经到了20万字。我去年到卢沟桥纪念馆，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就讲解工作进行交流学习。请问张馆长，我这个算不算媒介之一？这个活动有没有意义或者价值继续下去？我最后有个小小的请求，张馆长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个机会，我也很愿意和咱们江东门纪念馆的讲解员进行一个交流。谢谢！
张建军：首先给你点个赞，能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到博物馆来，向公众做这种服务，这种自愿精神是值得我们敬佩，也值得我们学习。第一，讲解在纪念馆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实讲解员在博物馆里边相当于“释义者”的作用。所以对于讲解员的素质要求非常高。我们目前纪念馆队伍大概有约20名讲解员。目前，我们在三个馆区每天上午和下午各安排两场定时免费讲解。第二，为向更广大的民众进行传播，我们专门开发了微信的语音导览，只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就可以得到服务。第三，除了讲解员队伍本身，我们还发动馆里边的研究人员参与讲解，对一些特殊的嘉宾来进行讲。我也参加讲解，我基本上一、二周讲一次。第四，志愿讲解服务，我们有一支200多人的志愿讲解队伍，他们中间有很多优秀的讲解员，其中有一位今年专门选拔到韩国培训半年。除了学生的讲解员，我们现在正在寻找像您这样的讲解员，因为学生是流动的。邀请你在合适的时候，和我们的讲解员进行交流。
主持人：还有什么问题？
问题：张馆长好，我是浙江传媒学员大二的学生，我本来是学传媒的。我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我们尤其是一些外省的人，不像南京地区的学生从小接受这方面的教育，我们也想做一些视频带回去，帮助当地的学生群体了解这件事情。我想以后是不是咱们馆可以提供这方面的帮助？
张建军：没问题，我们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来为各方面传播历史来提供一些服务。
问题：张馆长，您好。我们俩是南京理工大学的研究生，今天特地来听您的讲座。我的问题就是刚才您也说历史记忆通过媒介进行再传播和再记忆，因为场地问题，展览肯定会有一些取舍，这个取舍已经是对历史信息的选择。我们一些人对历史不了解，但是只是看这个展览，有的历史内容我们想知道但是并没有展出，如果在没有讲解的情况下，我们关注的点可能不是那些很重要的东西，而是历史的边角料。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张建军：我们的展览选择的一定不是边角料，而是最重要的史实。关于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过去80年了，在事件发生之后，南京沦陷8年，没办法进行更多史料的留存。在拟展览大纲的时候，我们会请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专家一遍一遍过这个大纲，从而把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传达出来。
问题：我是一个志愿者，我对南京历史比较感兴趣，我也是你们纪念馆的志愿者和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志愿者。你们在志愿者活动方面有什么规划？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我们可以参加？第二，我听到你们纪念馆也会有一些非常严肃的学术活动。我看到9月份有一个国际学术活动，我很感兴趣，我正在看书搜集资料。一个是南京大屠杀背景研究，第二就是人道主义研究。刚才你讲国际安全区的外国友人的救援活动，我很感兴趣。我想问一下作为志愿者可以参加你们的活动吗？谢谢！
张建军：首先感谢你参加我们馆里边的志愿活动。我们馆里边的志愿服务活动，在运行上会设为7个团队，根据场馆不同需求来做，包括翻译类、文物类等。如果你感兴趣做翻译工作，也欢迎你参加。关于国际研讨会有一定的标准，入选的论文要参加评审，我们会找委员会过一遍，只要符合条件欢迎参加。
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交流到此结束。第一是感受，感受到张馆长专业的知识，对我本人有很大的启发。第二个就是感动，为什么？国家级的博物馆人，能够来到我们这个非常小的博物馆为大家做历史的传播，来为大家服务，我也非常地感动。从今天开始，在我心里没有什么国家馆和民间馆之分，就是一家博物馆。本次大讲堂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次再来。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