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嘉宾：田玄
主办单位：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季我努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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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季我努沙龙 学术讲座第15期
从八万到六百二十七万 —中共党史军史档案数据历史视域中的中国敌后抗日战场及其时代性民族性特色的思考
主讲嘉宾：田玄
时间：2016年10月15上午9:30-12:00
内容简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是战争发动者之一、日本侵略者的盟友，他们共同向全人类犯下了空前罪恶。但是，在日本侵华战争 爆发前后，德国却在实际上支援了中国的抗战,并为此差点与日本翻脸。 其中历史真相究竟如何？蒋介石与希特勒是怎样从友变敌的？ 德国军事顾问曾怎样辅佐中国抗战？德国军火装备如何来到中国并发挥了什么作用？最后希特勒又为何抛弃了中国？ 本次讲座将为您揭示其中的历史之迷。
主讲人简介：
田玄，历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课题教授、上海李书城、李汉俊、冯乃超纪念馆馆长、湖南师范大学胡耀邦研究中心筹备组主要成员。曾长期在中国军事科学院军史部、中央军委战史编辑室任研究员、1990年代大校军衔。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史、战史学科课题组长，为大陆中国近现代军事史、军事制度研究、中共党史、军史研究的实力型研究者。著有 《中华民国军事制度史》、《中国抗日战争军政组织史 》、《转型社会权力重构中的民国军人群体研究》等几十种研究史著和大批论文。
田玄：尊敬的来宾大家好，首先要感谢吴馆长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另外要感谢各位在百忙中来听这个报告。我的这个题目就是“从八万到六百二十七万”，我可能会讲两个反思，一个是时代性，一个是民族性。
在1995年，就是21年前，我们国家在北京，包括各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南京都搞了一个纪念抗战五十周年的庆典，海峡两岸都在搞，两边一直在竞赛，看谁搞得大、谁搞得长，都非常重视这个。这是海峡两岸两党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我正好有幸参加了这个纪念活动，包括《人民日报》的理论版的20多篇文章都是我参加筛选和修改。所以我对海峡两岸，特别是台湾对我们大陆抗日战争，对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当时有一个悖论，有一个错误的观点。是台湾一个著名的史学家，也是台湾党史会的一个领导人，他讲你们大陆抗战和我们国民党抗战不一样，中共敌后抗战和正面战场抗战不同，他说你们敌后抗战是一分抗战、两分摩擦、七分养肥。今天就想把这个问题结合档案看能不能说清楚。
我一共是汇报五个问题，第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共敌后战场军民的八万到六百二十七万，实际上是在日本侵略者野蛮侵华并极度扩军的情况下使我们没有办法不这样，应该说是日本人逼着我们发展。日本的扩充实际上到什么程度呢？最后达到一千万还零一个头，数量非常大，几乎是八个人里一个兵，所以日本不是法西斯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价值观的问题，是民族性的问题，不是几个法西斯的问题。1937年日本的兵力才100万多一点，当时我们红军一共才45000人。当时陕北老百姓支援红军45000人打仗，但是两天以后打了一个红西路军，打通到苏联的通道，这样我们有一个跟苏联的直接通道的话可以运枪运炮。但是打通的时候损失了徐向前、李先念、陈昌浩带领的部队，损失了2万多人。但是到了1937年的6月份红军达到了74000人，陕北的主力红军。74000人的红军，我这个8万红军还有南方的8000多人，这样加起来是8万多一点。加在一起我们这个部队发展到627万，这个数字是全新的，没有公布过。到了1940年日军已经发展到150多万，1942年发展到280多万，他们到1945年的时候准备本土防御，这时候部队达到了一千万多一点。很多北大的老师都不承认这个数字，但是这是千真万确的数字。当年美军进驻日本之后要把日本分解掉，退工业化，只能农业化。由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人改变了对日本人的制裁，急转直下把日本的制裁都改变了。
所以归结一下，实际上就是我们的627万不是我们自己要发展的，是日本人逼着我们发展的，没有办法，这是无奈之举。日本人当时凭100多万军队，走的是成吉思汗那个路线，准备由北往西先占山西，然后从山西的黄土高原南下，然后把在杭州的这个南宋政权，就是蒙古军灭南宋的这条路线，所以很可怕。蒋介石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很高明，我们共产党也感觉到这一点，所以山西是死守，结果没有成功，山西的黄河以南全部被日本人占了，黄河以北还是阎锡山和我们八路军占着。如果说一旦失守的话，日本人往下走这样很好大的，一马平川。所以我们积极支持山西抗战，蒋介石让我们八路军和阎锡山配合，当时的国共关系是非常好的，是最好的时期。所以我们讲中国抗战一个大的功劳就是避免了蒙古人灭南宋的这条路，当时是我们主动打的，把他们的这个南北战略改变了，变成了东西战略，就是你沿着长江走。大家知道长江是越走越陡，在这个情况下你想走这条路，一般的军队是打不赢的，所以这个功劳奇大。当时1938年下半年朱德、彭德怀向蒋介石汇报八路军怎么打游击战，蒋介石非常高兴，要给加钱。那时候我们八路军三个师60%是徒手的，没有枪的，真正有枪有弹的士兵不多。补充这个枪支弹药都是通过我们自己打游击战来补充的。
这个不是说你不扩大我扩大，国军也在拼命的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呢？1937年当时国民党加起来200多万人，这些军师旅都不满员，但是师是关键，兵最多、炮火最多，能打仗，真正打仗的是以师为单位。但是我们的一个师和日本的一个师团比的话差距很大，他们一个师团可以达到5万人，我们一个师就几千人。所以之后就把师为单位变为军为单位了。1937年国民党军队是202万人，到1938年就变成440多万人了，到1940年是480万，到1941年是509万。而且这些数据还不包括地方的总队，好多都不在内，因为它是地方财政开支。到1944年美国人开始给我们给我们贷款，装备。到1945年抗战结束的时候，国民党经过整军还有576万人，蒋介石有一个计划就是征2800万壮丁，这2800万从抓了以后到送到部队以前，病死、逃亡、饿死还有酷刑（他逃跑就打他），这个损失太大了。中国的敌后战场八路军发展这么快是国军在拼命的发展，这个背景下我们也在发展。因为国共合作没有任何契约，只是蒋介石以军事委员长的个人政治信誉来担保。两个人做生意没有甲方乙方的契约，所以怎么发展也没有讲，怎么不发展也没有协议，就像两个球队在踢球的时候没有裁判员，谁也说不清楚，是这么一个政治合作。在这样一个政治合作条件下，你的发展和不发展是没有任何约定的，所以你讲共产党不守规矩或者讲国民党不守规矩，都没有任何法理法律的依据。国民最高发展到650万就发展不了了，我们当时的国家状况就是这样的。
你要从大历史的角度，从数据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发展是自然发展，是跟国民党并行发展。但是中国共产党有高招，我们发展的好，老百姓愿意跟我们干，不愿意跟政府军干，这里面有很多政治的问题、优待的问题，还有鬼子来扫荡的话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比较注意老百姓的安全，把老百姓弄走之后自己再走。所以老百姓愿意支持我们，当然也有矛盾，比如说陕北我们征粮太多。所以国民党抗战的时候，正面战场有一个很大的数据就是重大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战斗38900多次，这个数据没有我们大，我们125000次，因为我们从消灭一个日本人开始到几十个，最多的是一千多到两千人，我们的仗没有他们的大，但是我们积少成多，我们12万次多的战斗，不给你打正规战，就给你打游击战，否则你赢不了。国民党这22次会战打的是很英勇很壮烈的，但是打得不太好，因为装备不一样，服装都不一样。国民党军打了就走，守了没有守住，没有功也没有过。所以蒋介石在打重大战役的时候都下死命令。美国有个学者写的一本书里写的非常好，就是说如果国民党这1400万的新兵安全抵达部队不要死亡的话，八年抗战中国军队可能就不是650万了，可能是1000万以上。所以国民党发展不了，我们能不能，我们发展了627万。这个事情叫什么呢？天地良心讲不是我们要发展，因为日本人和国民党都在发展，我们不发展不行。
第三个大问题就是中共敌后战场军民的八万到六百二十七万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科学的抗日游击战理论的转化，当时毛泽东的地位比较低，它只是中央红军的政委，并不是总的红军的司令，这个司令是朱德，毛主席只是个政委，他并不是中央领导，他只是红军的领导。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理论不是土的，它有四分之一是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化的，四分之三是洋的，比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多一味，就是说你中药三味我是四味。他的理论主要是有三个，一个是华盛顿的游击战争理论，他叫迂回战术，毛泽东吸取了他的四分之一。还有四分之一是拿破仑的理论，拿破仑的理论是正规的进攻战。但是拿破仑有一个正规的防御战中的积极防御，比较灵活，这一点就很高。第三个四分之一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恩格斯，他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在柏林大学旁听了好多年，所以他学了很多理论。斯大林当时还没有理论，他只是一个高级指挥员。列宁也有一些东西。所以他有四分之三的西方军事营养，四分之一是中国本土化的。中国的文化就是农村那个大文化，中国的人口就是农村特色的人口，你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实事求是。所以毛泽东的理论有四个来源，比黄埔军校多一个来源，所以我们比他们高明。但是四次围剿的时候毛泽东的兵权给拿掉了，没有权力了，给当顾问了。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到1937年的8月22号以后他又提出来了，这个叫抗日游击战理论，和当时不一样了。这个里面就严格的反对运动战，4400个红军打什么运动战？打一次就少一次，所以他不允许打运动战，骨子里就是不打大仗打小仗。开始的时候就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山地游击战。后来慢慢的发展到平原去。
毛泽东游击战争理论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毛泽东讲抗日战争八年任何战略方针都不起作用，唯独游击战起作用，而且是唯一的。新四军领会的比较好，八路军不行，八路军将领想打大仗，因为都是著名军事家，能打仗，想打仗。毛泽东当时得罪了很多党的领导，最后大家都理解了，对毛泽东非常崇拜，老帅都有态度。游击战争理论确定了，但是党内出问题了，因为毛泽东并不是领袖，他只是主持军队的实际领导权，开始还不是主席。主要是王明从苏联回来了，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因为我们在二大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作为一个支部参加共产国际，当时第四十七个党支部，共产国际是苏联党的一个二把手在管的，领导全世界的共产党，要绝对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否则就是叛党。所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对王明非常尊重的，也是非常客气的。毛泽东他们也很有策略，还有张闻天，其实当时的总书记是张闻天，就把王明作为中共代表到武汉去，王明也很乐意，他愿意到大城市，他就离开了我们党和军队的实际领导权，去做宣传工作了，周恩来配合他，我们很多党的文化干部都去配合他。王明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我们组成了一个长江局，代表中央和国民党交涉，党内是非常团结的。当时都很宽松，严格的执行党内民主集中制，原来叫民主集权制，少一票都不行。党内民主在遵义会议以后是最好的，遵义会议以前也好，建国以后就开始有一点问题了，特别是到了60年代，到文革时候是最严重的，改革开放以后就改变了，现在又恢复了，就是多数意见是最重要的。
游击战争理论不光是军事理论，它也政治理论，也是统战理论，也是后发展国家击败先发展国家的理论，就是用农民的语言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这是当时的一个反应。它这个“药”虽然不贵，也不是什么好药，但是它适合中国国内的特点，所以适合才是最好的。毛泽东当时强调只能打游击战，但是很多人都不理解他，当时党的高级将领都想打大仗，没有一个不想出气的，没有不想给日本一个教训的。但是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所以作为一个领袖和领导人你不爱兵不行，兵是你的拳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兵是不行的。包括当代社会发展到这个时候没有军队也是不行的。毛泽东最后在打了平型关以后又强调整个八路军的工作必须以游击战争为唯一的方向，他说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全党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要发动党内外都知道，为此目的红军应给予一切可能的助力。任弼时是最了解毛泽东的，他从苏联回来以后讲了很多话。任弼时还讲说坚决打到底没有错，但是你打到一个人一根枪还要再打，怎么打呢？他说只有活打，而不是死打。朱德也讲的很好，他说小的游击队的繁殖，最后变成大部队。朱德、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都统一，但是当时这个问题大家都很不容易接受，但是毛泽东在那个高压的情况下还是实事求是讲了。如果说我们坚持打大仗的话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局面了。游击队打完了之后谁给你补充呀，不给你钱不给你枪的，你打完就完了。我们都是自己补充，独立团、独立旅就是这样的，不给钱不给枪就自己搞，自己补充。百团大战我们大小战争1824次，打了好几个月，歼灭日军就2600多人，伪军5100多人，百团大战打的非常好，海内外的贺电都说好，蒋介石也发了嘉奖令。但是彭老总说我们这个不要讲100多个团，讲了就吃亏了，蒋介石一听哪有100多个团呀，把蒋介石吓坏了。当时山东搞了一个大包围圈，有一个总网还有一个假网和一个真网，你撤离的时候往哪边跑都跑不了，山东是最严重的，百团大战以后的损失。当然这个不能怪百团大战，是日本人穷凶极恶。所以说有老总讲说我们不要讲百团就好一点了。这个跟百团大战没有关系，百团大战是必须打的，毛泽东也非常高兴。这个百团大战的阵亡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统计的。聂荣臻就讲这个仗打的好，但是也有教训，什么教训呢？把说我们有些部队在百团打仗中大攻坚战伤亡比日本人还多，就是说我们装备不好，日本人在工事里面，后面我们就用挖地道的方法，挖两条假地道一条真地道，最后把日本人就给干掉了，当时干掉了1800多人，现在就报1000多人，如果报多的话毛泽东就会问你伤亡多少，你如果伤亡多的话中央就该心疼了。总体上来讲是没有问题的，打的很好。
朱德、聂荣臻、徐向前都做了很深刻的检讨，在七大的时候。毛泽东也不做总结，这件事情就了了。说明大家都一致，很好。但是我就没有看到刘帅的总结，所以刘帅解放以后就被整了，不给他当司令，让他当院长，干了院长没干两年就叫他回去，回北京就当顾问了，现在在南京政治学院那边几万人送行，他就在下面徒步，汽车在旁边开，他走了两三里路跟大家告别。所以刘帅这个人原则性很强的，他没有错就不认错，比较刚。当时的八万红军，1937年的八万红军，国民党只承认44000人。当年八万红军去掉新四军七万，延安这边的红军只有4400人。到1945年我们抗战胜利的时候党员发展到120万，军队从8万人到了627万。
现在我给大家汇报第四个问题，就是到1945年的时候我们有十八个大解放区，华东地区是最多的，江浙地区的根据地最多，又最富裕。江浙地区的新四军吃的好，没有饭吃但是有鱼，包括现在的小龙虾，就吃那个东西，弄点水草比较嫩，味道也可以。1939年有个情报是日本人拉了一列车的军火，刘伯承高兴呀，结果跑到离那个县城列路30里情报又来了，说不在这个县城停了，换了一个地方停，陈锡联说打还是不打呢，打的话弹药不在也白大，不打的话白跑一趟，怎么办，换个地方，就去打那个换的地方，陈锡联他们一研究就去打那个新的停车地点，结果扛着大包小包的就回来了，打成了。但是这个是违反军令，要上军事法庭的。后来刘伯承说功过相抵，没有功也没有过。我们歼灭日军527422人，这里面还有兵死的，比那个数字稍微少几百人。伪军歼灭了1180000万多。我们敌后武装伤亡是60余万，直接伤亡。
毛泽东在1936年写过一本书，1938年写成的，就是《论持久战》。当时把这本书白崇禧看了以后就推荐给蒋介石，认为这个对蒋介石的战略理论很有帮助。持久战就中国传统文化，蒋介石是大战略家是毫无疑问的，蒋介石换了一句话就是说以时间换空间，时间就是持久，换空间就是说我拖你，你要3个月灭亡我，我灭亡不了，我先是让你，让到好位置就不让给你了，好守的地方就不让你了，就让给你大戈壁什么的。中原不让，长江不让，山西不让，你来了就打你。日本人在东北有几百万的移民过来，然后分给他们土地，所以东北人里面很多人也留下来了，大部分也回去了。但是他们现在也是中国人，对中国对日本的价值观都很清楚。中国的国家地理生态和人口因素都形成了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这个东西在无形中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武装力量的规模数量也是前现代国家和后现代国家都不同的，可以说一切世界发达国家，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精兵主义，平时不养兵，兵力很精，战时扩充，以精兵带新兵，以质带量。但是后发展国家几乎都是以量带质，为什么呢？反正我这个兵平时也不像个兵，特别是晚清的时候，明代也是，就是一边种地一边当兵。因为中国内战不止，蒋介石从来没有敢减兵，从日本进来之后更不能减兵了，蒋介石也无奈，只能征兵不能减兵。在日本人眼中中国敌后抗日武装就是一群农民军，很多是拿大刀长矛的。
蒋介石是非常信这个东西的，比如说多兵主义，兵质量不好就要多，因为兵多了我们就不害怕。落后国家、农业国家只有靠多兵才能以量带质。毛泽东也是多兵主义者，他希望人多一点，这个思想到现在还有一些影响，就是说人多一点好，特别是青壮年多一点好。因为人不多你不好做事，农业国就是需要人多，人少不好生产。平型关战斗林彪有一个总结给中央，叫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他讲一打游击战，特别是在山西的山地，因为平型关战役是在峡道里打的。八路军一就是三个师六个团，所以我们八路军基本上都上了，四个团，开始也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八十多辆卡车还有部队就这样过来，过来以后日本人也很聪明，部队就抢山头，抢制高点，我们也抢制高点。一看到鬼子就扔手榴弹，枪都打不准，所以就都扔手榴弹，打死的鬼子都是被炸死的，另外日本人也不投降。因为日本人这么杀我们中国人，他们也怕中国人这么对他。日本人1937年从上海过来的时候沿路就杀人，不留活口的，留了活口的话还要派部队看着你，还不能让你饿死，所以就直接把你都杀了。所以他们就死不投降。我们的115师是八路军最好的部队，我们的干部个人都很英勇，但是指挥员不像个指挥员，不会指挥，导致伤亡很大。因为他们没有受过训练，打枪也不会打。还有的部队一吹号以后结果吹了两边这个部队都爬在那里不动，不冲锋，听不懂这个号。这边吹号以后你要答复的，你不回答这边就傻眼了。冲锋的时候很多战士也是零零散散的，不是一次的往上冲。所以战士们也没有文化，他们把这些药品都破坏掉，那时候药品都是很宝贵的，他们不懂，没有文化。还有手榴弹在投掷的时候也炸死不少自己的人，不会打仗。当时的现状就是这样的，你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当时的问题，你不能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当时的军队。你那样看的话就犯错误了，你评价就过重了。平型关战斗以后毛主席非常高兴，他有个电报就讲还可以再打一两次，不惜牺牲两三千人，但是这个话后面就再也没讲了，他舍不得这个老根子、老兄弟。我们伤亡了400多人，也算是不容易了。当时多兵主义也是无奈之举。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折射，文化的力量是无形的，是非常大的，任何领袖、任何英雄、任何军事家都跳不出来这个传统文化的。
最后就是敌后战场八万到六百二十七万这个，是革命年代所形成的革命政党领导农村革命的成功经验，它是一个成功的经验，实践证明没有它就没有新中国。因为有了敌后战场的六百二十七万，我们抗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三分天下了，实际上是二分天下，我们战后就跟国民党谈条件了。为什么我们两年多就打下全中国了呢？就是我们有了二分天下、三分天下还怕你吗？所以我们的人民要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因为20世纪有四大特征，美国政治学家讲的，第一大特征是战争，一次大战、二次大战。二次大战是正义的，一次大战是不正义的，二次大战是反法西斯战争。第二特征就是革命年代，革命的特征。第三大特征是灾害的年代，20世纪是世界灾害比较多的年代。第四个特征是政变的年代，很多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在不断的政变。所以我们感谢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全球的阶级格局、政治格局大洗牌，乱中取胜。现在21世纪没有这个时代，你要从历史长河来看。20世纪最大的特征就是帝国主义转化，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这些都转变了。由于英国被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侵略，转变为带有民主性质的资本主义宗主国。这是个世界大洗牌，格局都变了，所以这个年代非常好，有利于中国革命。中国产生了共产党，当时共产主义理论是全球最时髦的理论，共产党的组织形式也是最新型的政党形态，整个形态结构都是最新的，无数大知识分子、大政治家都很向往共产主义、革命主义，以后叫社会主义，都很向往。所以这个年代有了共产党，共产党和老百姓的关系比国民政府跟老百姓的关系要亲热的多。所以谁赢得了人民，谁赢得了民众谁就赢得了天下，这个话没有学理，但是它暗含了学理了真谛。美国现在是最霸权主义的国家，当时可是个支援反法西斯的国家，美国首先放弃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对于一个新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难能可贵。当时的格局和现在不一样，所以要感谢这个时代，才有了中国今天的发展局面。20世纪又是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年代，但是法西斯主义的源头恰恰是在文艺复兴的源头，在意大利。世界政治形态粗略来分有130多种，20世纪的形态基本上都形成了。
毛泽东1937年11月11号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的语言没有这么漂亮，没有这么学理话。所以这个时代性对于我们是有很大影响的，这个时代，中国只要有良知的人都要奋起参加抗日，全中国人都想革命，620多万算什么？只是小数字。我们党的周恩来同志在1939年有一句名言，他讲了三个发展，共产党的发展和国民党的发展不一样，国民党是占大城市、占大地方、占好地方，共产党不是。我们是三个方向，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往哪里风险，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往哪里发展，哪个地方有敌伪军的我们就去打敌伪军。所以为什么1945年8月份反攻蒋介石都没有感觉到那么快日本就投降了，主要是两颗原子弹，其次是苏联出兵。所以新四军、八路军的发展就是这三个发展，你不去的地方我去，危险的地方我去，你不在的地方我去，有鬼子的地方我去，这样我跟你没有矛盾。这个要感谢我们党的组织能力、领导能力以及农村各民。毛泽东讲第一是游击战争，第二就是根据地，根据地就是跟老百姓搞好关系，只要抗日的人都拥护你，你就是老大了。1940年蒋介石就不管饭了，不给八路军钱粮了。所以就得靠自己，那样的话我有多少人你就更管不着了，所以没有白纸黑字的契约就无可厚非，没有话说的。
总之，我们有了根据地，有了游击战两大法宝，还有一个法宝就是统一战线那是政治上的。今天就汇报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下面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我给大家解答的。
主持人：我们进入提问环节。
提问: 田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的讲座。老师说到《论持久战》这个著作后来对蒋的这个时间换空间的战略有一定的影响，有个说法就是说蒋在追及红军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想法，将来以大西南作为一个后方的根据地。就是说中共的这个思想和国民党的这个思想，还有就是说最早是蒋百里提出这个以时间换空间，两个之间的渊源问题到底是谁影响谁？
田玄：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渊源关系从历史的源头看国民党早于共产党，就是蒋百里早于毛泽东。不光是蒋百里，几乎是有一定学术地位的都有关于时间换空间或者是与我们多兵大国，我们又是世界屋脊这样一个有利的地理。问题是说蒋百里的也好，其他将领的也好，包括朱德都有，还有刘伯承，真正的大手笔，有理论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结构非常严密的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其他的都不能比。毛泽东的那个东西非常严密，虽然不是什么华丽的词语，也没有大的学理但是它的结构、逻辑极其严密。蒋百里早，毛泽东晚，但是集大成者，而且这么中国具体化的唯毛不可。毛的这个是环环相扣，逻辑非常严密，无懈可击。
主持人：大家有空去把毛泽东的那些文章读一读，特别是大学生们，这个对于自己将来的哲学水平提高是非常有借助作用的。毛泽东的哲学更多的是群众哲学，没有那么多绕弯弯的东西，只要能听得见你就能听得懂。
提问: 关于皖南事变有什么最新的成果跟我们简单简述一下的吗？
田玄：当时的汇报是这样的，皖南事变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性问题。皖南事变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给项英平反了，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撤退问题他是想撤退，他就是反应的比较慢，因为他是个政治家，不是军事家，真正的打仗不太擅长。他考虑到的是军饷，我这么一走就跟蒋介石闹翻了，这一万多人怎么办呀，意思是想拿到以后再走。还有对于皖南事变的处置问题，项英同志就是犹豫了，决定慢了一点，造成了围死了以后就出不去了。皖南事变的问题项英带了几个人走了也正常的，游击战有规定高级指挥员分散突围。都分散突围，但是有的没有走掉。项英的评价是无产阶级军事家，36位军事家之一。所以他的评价来讲，功大于过，没有大的问题。皖南事变也是国民党造成的，不是项英的错误造成的，是国民党想杀我们，你600多万人太多了。这个问题是国民党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所以从这里考虑来研究历史就比较客观公正。
主持人：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田老师。下一期抗战大讲堂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