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70周年特别报道—日本为何难谢罪㉞

发布时间:2015-05-25 14:58   本文被浏览过:

日本战前历史教育及其遗毒
臧佩红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日本研究院副教授 臧佩红

日本文部科学省二〇一一年批准的《中学社会 新历史教科书》(自由社 二〇一二年)所载“众神引天照大神出岩户”图

      2015年4月6日,日本政府公布了新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检定结果。其中,东京书籍、自由社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再次出现倒退。那么,日本为何不断抹杀对外侵略的历史,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根源何在?鉴往知来,考察日本近代以来的历史教育问题,或可得出答案。

  近代初期的定位
  近代之初,日本政要便极为重视历史教育,对其做了如下定位:
  1.培养“忠君爱国”的手段
  1879年,明治天皇在《教学圣旨》中明确要求小学教育“揭古今忠臣、义士、孝子、节妇”以培养“忠孝之大义”,时任太政官参议、法制局长的伊藤博文就此回应称:“政府唯应深刻留意,历史、文学、习惯、语言乃组成国体之元素,宜应爱护之,不可混乱之、残破之。”也就是说,日本最高首脑将“历史”定位为“忠孝”、“国体”的首要元素。随后,日本文部省便予以贯彻实施,如1881年规定小学“知晓教授本邦历史之宗旨,培养学生尊王爱国之志气”,1886年规定历史教科书的检定标准为“使学生了解本邦国体之大要”、“奋起忠君爱国之志气”,1890年要求“(小学)尤应发扬尊王爱国之志气……主要以修身、日本地理、日本历史及日常必须之事为素材……”
  日本政府为何如此强调“忠君爱国”?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1886-1889年)在给政府的建议中写道:“盖国民笃忠君爱国之气……则精神所向、万派一注,可耐久忍难,同心协力,以兴事业……庶几将忠君爱国之意普及于全国……必多益于巩固国本、维持国势。”换言之,早在明治初年,日本统治者便将历史教育视为统合国民、巩固国本的手段。
  2.发动对外战争的工具
  1890年3月,时任首相山县有朋在其《外交政略论》中提出:“我国利益线之焦点实在朝鲜……保护上述利益线之外政,必不可缺者,一曰兵备,二曰教育……国之强弱,须以国民忠爱之风为元质……观欧洲各国,通过普通教育,根据其国语、其国家之历史及其他教学方法,在智力发展之初熏陶爱国之念,使之油然而成第二天性……国家之成为国家者,唯依此一大本质。”所谓“保护利益线”即侵占朝鲜,山县的逻辑即是:要占领朝鲜,须以“国家之历史”培养国民的“爱国之念”,历史教育开始被纳入对外侵略的轨道。
  通过历史教育培养国民的“爱国之念”、巩固国家发展,这固然无可厚非,但将其视为对外侵略的工具,便是非正义的。

  战前三大特征
  日本政府在战前推行的历史教育,突出表现出了“神国主义”、“皇国主义”、“军国主义”三大特征。
  1.“神国主义”特征
  日本战前的历史教育中充斥着神话传说,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首先,宣称日本是神国。日本文部省1872年出版的小学历史教科书《史略》开篇即列出10位“神皇”,其中第一代神“先于天地而生……主宰万物”,伊奘诺神、伊奘冉神“生大八洲国及其诸岛、诸神,又生天照大神”,天照大神之孙“受封神敕……遂自天降于日向高千穗峰”。1903年至1919年使用的国定小学历史教科书均从“天照大神”开始记述日本历史,1943年的国定国民学校历史教科书第一课标题即为“神国”,开篇记述了神生日本八岛的内容,意在强调日本国土乃“神生”。
  其次,称天皇为“现御神”。上述《史略》中记载第一代“人皇”神武天皇为最后一代“神皇”之子,历代传承,及至第122代明治天皇。1940年的国定小学历史教科书在卷首刊登了天照大神将日本国敕封给“天孙”的“神敕”全文,意在将“皇祖”与“神”之间的联系具象化,并称“我国民仰天皇为现御神”。
  另外,还渲染对外征战之“神佑”。在战前使用的国定小学历史教科书中,1920年新增加了“神武天皇东征”时“金鸡”突现、吓退敌兵的神话;关于元朝攻打日本的历史,1935年开始将“大风骤起”改为“神风骤起”,1943年更以“神风”为大标题,称“大日本乃神国……能安度此等大难,唯神国使然。”
  日本政府勾勒的“神国”历史情境为:日本国乃“神国”,故自古负有对外征战的神圣使命;天皇为“现人神”,故为天皇战死也将变成神;日本自古对外用兵即有“神佑”,故对中国及英美等开战必将获胜。如此“神国主义”的历史教育,其根本目的是培养国民对内服从专制统治的自发意识、对外积极为国献身的自觉精神。
  2.“皇国主义”特征
  战前的历史教育以“皇国”为根本宗旨,并以天皇为中心内容。
  首先,规定历史教育的最终目的是“皇国”。1890年《教育敕语》规定教育的最终目的为“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历史教育随后予以贯彻实施,要求小学历史课“让学生知晓本邦国体之大要”(1891年),师范学校历史课要“振奋尊王爱国之志气”(1892年),中学历史课要“明国体特异之所以”(1901年),所谓“国体”即“奉戴万世一系之天皇”。进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1941年规定国民学校“国史”课的宗旨为“自觉皇国之历史使命……知晓肇国之宏远、皇统之无穷、历代天皇之鸿业……皇国发展之史迹”,1943年将中学“国史”课改称“皇国”,其宗旨为“明确皇国之主体立场……感受皇国之大生命……涵养以皇国为主体的新文化创造精神”。
  其次,历史教科书中充斥着“皇国”内容。前述《史略》第一册“皇国”的全部内容为历代“神皇”及“人皇”的名称、血统、在位年代、主要治绩,且“要求幼童背诵”。1903年国定小学历史教科书中,日本古代史以“皇”为标题者占45%。另外,1903年至1945年使用的国定小学历史教科书中,均附有天皇世系的“御历代表”,“年表”也以天皇为序。
  日本政府如此强调“皇国”,旨在以“天皇”的名义统合国民,使其听命并服务于专制权力。
  3.“军国主义”特征
  战前历史教育还大量涉及日本自古以来的对外战争,军事色彩浓厚。
  首先,包含大量有关战争的内容。《史略》便记载了神武天皇“东征”、神功皇后“伐三韩”、丰臣秀吉“伐朝鲜”等日本古代对外征伐的内容。1903年至1919年的国定小学历史教科书均将“神武天皇”、“神功皇后”、“元寇”、“丰臣秀吉”、“台湾征伐”、“甲午战争”等列为各课大标题。1920年国定小学历史教科书大幅增加了“神武天皇东征图”、“虾夷征伐要图”、“甲午战争要图”、“日俄战争要图”、“大山岩大将进入奉天城”、“欧洲大战地图”、“我机袭击青岛无线电站”等近20幅战争插图。日本政府1943年开始要求中学历史课讲授“大东亚战争与皇国使命”等内容。
  其次,贼喊捉贼,掩盖日本对外战争的侵略性质。在1903年至1945年间使用的历次国定小学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侵华战争,记述甲午战争时称“日本军舰在丰岛冲遭到清舰炮击,遂开战端”,“九一八事变”的起因是“中国军队炸毁了南满洲铁路,我国不得已而出兵”,“卢沟桥事变”缘于“中国士兵在北京附近的卢沟桥向正在演习的我军开枪”;将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记述为“与满洲国之亲善”;对太平洋战争的记述为:“从400年前开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俄国、美国频繁地侵蚀东亚。我国早已看透其野心,固守本国,激励亚洲各国,致力于驱逐欧美势力”。总之,对日本近代以来挑起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或强调其虚假的被迫性,或美化其亲善性、解放性,对“侵略”只字不提。
  上述“军国主义”的历史教育,诱使日本国民踊跃投身对外侵略战争,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战后四大遗毒
  日本战败后,美国占领当局于1945年12月下令停止教授日本历史课,直到1946年10月才允许重开。新开设的历史课中不再涉及皇国主义、军国主义的内容,也不再教授神话传说。然而,上述改革是在占领当局的压力下进行的,一旦被占领状态结束,日本政府便在历史教育问题上复趋保守,直至今日。
  1.重新强调“爱国心”
  日本战后曾发生过三次历史教科书事件(1955年、1982年、2001年),每次事件发生前,日本政府均特别强调要以历史教育加强“爱国心”。
  1952年,时任首相吉田茂公开指出:“日本的重新武装……须从精神与物质两方面计议。在精神方面,我国的教育并未讲授日本历史与地理,因而无法培养爱国心。只有向青年彻底讲授日本历史冠于万国、日本国土世界最美,方能培养爱国心。”1980年,自民党议员三塚博在众议院批判中学教科书中没有记述“爱国心”,指出“爱国”是“国家存立的基础”。1998年,文部省新规定中小学历史教育的首要目标分别为“培养热爱祖国的心情”、“加深对我国历史的热爱”,该项规定沿用至今。日本政府强调“爱国心”本无可厚非,但若建立在下述抹杀侵略史实、纳入神话内容、加强天皇存在的基础之上,便是非客观、反科学、不民主的。
  2.淡化对外侵略史实
  首先是禁用“侵略”表述。1955年,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便禁止使用“侵略”。1982年,文部省再次明确表示禁止使用“侵略”一词,要求历史教科书将“侵略华北”改为“进出华北”,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改为“对中国的全面进攻”。在现行的7种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唯有东京书籍版列有小标题“日本之中国侵略”(但正文内无“侵略”字样),帝国书院版记有“日军也从中国南部侵攻,占领了上海及当时的首都南京”,清水书院版记述为“巩固了满洲国之实质统治的日本,此后试图侵略华北”,其余4种版本在记述侵华战争史时均无“侵略”表述。
  其次是模糊南京大屠杀问题。文部省1982年批准的历史教科书中记述南京大屠杀的原因为“遭到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日军损失也很大,于是日军群情激昂,杀害了众多中国军人及平民”。现行的7种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均不同程度地记载了南京大屠杀(5种表述为“南京事件”,另外2种分别为“南京虐杀事件”、“南京大虐杀”)。其中,东京书籍版还以注释形式记述为“该事件被国际社会批判为南京大屠杀,但日本国民并不知情,战后的东京审判将其判明”;自由社版仅以侧注形式记述为:“占领南京时,由于日本军的缘故,中国军民中出现了多数死伤者(南京事件)”。但日本政府2015年4月新批准的教科书中,东京书籍版删除了上述注释,自由社版删除了相关侧注、全书不再言及南京大屠杀。
  3.重新教授神话
  日本政府明确要求小学历史教学讲述神话。《朝日新闻》(1970年5月21日)曾报道称:“明年春天,战前国史的主角——天照大神——将再次出现在小学新历史教科书中……社会科历史教科书中将简要地记述‘天孙降临’、‘神武天皇东征’等建国神话。”继而,针对小学6年级的历史教学,日本政府1977年要求“使学生关心有关国家形成的神话、传承”,1989年以后至今均要求“关于神话与传承,从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中选择适当的内容”。
  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也记述了神话传说。“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自由社2012年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中,有关神话的记述多达4页,记述了“神生日本列岛八岛(生国神话)”、天孙降临神话等,并刊有历代列神的谱系图。虽然该书在2011年度的选用率仅为0.064%(830册),但日本政府批准历史教科书中记述神话本身便存在问题。
  4.要求敬爱天皇
  早在1969年,文部省便要求小学的历史教学中要注意加深对天皇的敬爱。《朝日新闻》(1970年5月21日)报道称“‘庶民’居一隅——天皇记述增加”。从1989年开始,文部省新规定小学6年级历史教学的内容包括:“关于天皇,选择儿童容易理解的具体事项,如日本国宪法规定的天皇之国事行为等,与历史学习相联系,加深对天皇的理解与热爱”,该项规定一直沿用至今。
  可见,日本政府推行历史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爱国心”,为达到此目的,或掩盖其对外侵略事实,或以神话及天皇来渲染其特殊性,或干脆将责任推给别国,这一逻辑在战前、战后是通用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总结出这一规律后,当我们面对日本朝野矢口否认侵略历史时,便会恍然大悟:如果日本政府承认其对外战争的侵略性与残酷性,还有哪个有良知的日本国民会支持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和平宪法呢?
      习近平主席4月22日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时强调:“历史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对日本而言,历史教育既是教育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历史认识既是国民意识问题,更是国际信义问题。日本如果真想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就应该在历史教科书上揭露真相、承认错误,使年轻人分清美丑善恶,从而努力向善,确保国家永远走和平之路。
(摘自新民晚报2015.4.29 A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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