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立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中华日本学会顾问 蒋立峰
裕仁天皇主持御前会议
自1874年进犯中国台湾，至1945年战败投降，日本进行的全部对外战争都是侵略战争，这些战争给东亚各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但日本右翼势力及政客长期以来以各种诡辩之术美化侵略战争，甚至以天皇为“挡箭牌”应对各国的批判，以达到混淆视听、为侵略战争正名的目的。因此，对日本侵略战争中的天皇责任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日本侵略战争中的天皇睦仁与裕仁
日本近代史上有三位天皇，即祖孙三代的明治天皇睦仁、大正天皇嘉仁和昭和天皇裕仁。“天皇”一词源自中国道教，天皇施治所依据的“神道”的形成更是与中国道教的深刻影响密不可分。各代天皇的名字、年号等也多取自中国典籍，例如近代的三个年号分别取自《周易》“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和《书经》“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句。古代日本的知识分子在编造古代日本史时，将最高统治者定名称为“天皇”，意在抬高日本统治者为天帝化身，乃统治天下的最高神，要比自视为“天子”的中国皇帝还高出一格。古代日本大力学习中国，却总有一股很强的势力（尤其在统治集团中）不尊师爱教，不仅要争名义，动辄还以武力相威胁，这类狂傲的做法当然会引起中国封建统治者的不满，并由此形成中日之间延续长年难以消弭的事关高低上下的心理纠葛。
日本近代史上的三位天皇中，睦仁在1867年继位时年方16岁，虽居于国家统治结构的顶端，但在明治维新前期难免成为革新派夺权建政、推进改革的旗帜和工具，明治统治集团以天皇名义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代写“御笔信”宣誓“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的宏图大业，发布《军人敕谕》《教育敕语》以一统民心于天皇，尤其对军队进行绝对忠于天皇的精神禁锢，为即将开始的侵略扩张做好思想精神准备。所以，这个时期睦仁发挥的作用是被利用的作用。
1889年明治宪法公布、近代天皇制形成后，睦仁才真正占据了近代日本政治发展的核心位置，开始发挥重大作用。例如，1890年第一届议会开幕，睦仁支持山县有朋首相提出的以向朝鲜、中国扩张为实质的“大陆政策”。因政府为扩军备战而编制的庞大的军费预算案因遭在野党反对而在议会上不得通过，直到1893年第四届议会，睦仁发布诏书，希望政府和议会“协衷共济”，决定在6年内每年从皇室经费中拿出30万日元用于补充建造军舰费用的缺口，各级官吏亦同时减俸十分之一，以弥补军费的不足。睦仁的“神威”使在野党偃旗息鼓，政府的扩军备战没有了阻力，日本变本加厉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睦仁都发布宣战诏书，坐镇战时大本营，不分昼夜督励军务，指挥战争，积极发挥了最高统帅的作用。两次大战的胜利及1910年日本完全并吞朝鲜，都被日本统治集团当作睦仁的伟绩加以宣扬，这正是睦仁在日本侵略扩张中发挥统帅作用的最好说明。
1912年睦仁病逝后，由其子嘉仁继位。但嘉仁因脑部疾病难以视事，其在位前期靠元老辅佐施政，1921年11月由其21岁的长子裕仁摄政。1926年底，嘉仁病逝，裕仁继位，直至1989年1月去世，在位64年，以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为界，经历了战争与和平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在战争阶段，裕仁以睦仁为楷模，为日本扩大侵略、谋求东亚霸主地位竭尽全力。作为日本的最高统治者，裕仁往往表现得比较慎重，但此慎重并不能使裕仁由侵略战争的推动者化身为和平主义者。例如，1931年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扩大侵略中国东北，裕仁对此发布敕语，“嘉奖”关东军是“出于自卫之必要”，“为奠定东洋和平之基础”，“朕深嘉其忠烈”。裕仁的表态给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打了强心针、兴奋剂，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成为打着天皇旗号的“圣战”，其扩张能量更加充沛。1937年日本侵略军又制造卢沟桥事变，全面扩大侵华，裕仁仍以发布敕语形式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辩解，竟然倒打一耙地说“中华民国全然不解帝国之真意，滥构事端，导致今次之事变，朕深憾之。今朕之军人正排除万难，尽其忠勇，全为促使中华民国之反省，以迅速确立东亚之和平”。这种地地道道的强盗逻辑说明，裕仁根本不认为日本军队在中国打仗是侵略中国，所以用不着向中国宣战，因此又认可了1937年8月陆军省发出的对中国俘虏不适用国际战争法规的指令（即不称或尽量少称俘虏为“俘虏”，这样可将俘虏随意杀掉而不受国际社会指责）。在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的第二天，裕仁发表谈话称：“我陆海军各部队继上海附近作战之后施行勇猛果敢的追击，迅速攻陷首都南京，朕对此深感满足，期将此旨传谕将士。”裕仁的褒奖使侵略军的气焰更加嚣张，直接促成了震惊世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裕仁还专门颁发诏书给南京大屠杀的直接指挥者松井石根，嘉奖其“伟大的军事功绩”。
此后，日军南侵印度支那，对美开战等重大军事决策都是在裕仁的直接指挥或决断下进行的。不仅如此，裕仁对具体的军事行动并不掉以轻心，1938年张鼓峰战役后，裕仁向陆相杉山元甩出狠话：“今后没有朕的命令，一兵一卒不许动！”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开始反击后，裕仁多次表示需要一场胜仗以鼓舞士气，挽回颓势。日本侵华战争中，裕仁还批准了使用化学武器及研制细菌武器的军部指令。
大量历史事实说明，睦仁和裕仁是近代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决策者、鼓动者，尤其是裕仁，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展、向东西南北全方位推进侵略战争的过程中，始终处于最高统帅地位，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决策和指挥作用，显然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罪责。
二、否认裕仁的战争罪责是徒劳之举
日本战败投降后，裕仁面临被审判的危险，其天皇地位岌岌可危。但裕仁并未逃匿或自杀，而是向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表示“愿承担一切责任”（日本外务省公开的官方记录中没有这句话，姑且依麦帅的回忆录信为有之），因而博得麦帅好感。麦帅同时认为，如果以战犯身份审判裕仁，“会引起几个世纪的相互复仇的连锁反应”，甚至“引起地下活动或造成游击战争的混乱形势”，“从分裂的民众中间发生共产主义的组织活动。对此情形，占领问题就与过去完全不同了。我们至少需要百万军队和几十万行政官员及确立战时补给体制”。而这在当时的美国是难以做到的。加之美国转变了对日政策，裕仁终于逃过大劫。这一结果，使日本的右翼势力和政客兴奋起来，便以裕仁为“挡箭牌”，一步一步展开否认近代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美化战犯的活动。这些人的思维逻辑是，既然裕仁作为天皇没有战争罪责，则受其统帅的军队也不应有战争罪责，受其指挥的战争也不应是侵略战争，为天皇尽忠牺牲的“臣民”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护国英灵”。
日本右翼势力和政客否认裕仁负有战争罪责，其理由是，裕仁是立宪君主制中的君主，是“虚君”，“法律不具有责问君主之力”，宪法关于天皇权力的规定，在实施时成了“无答责制”。天皇对臣属的汇报只听不答，臣属也不会以具体事务让天皇耗费心神。所以，一旦追责，应在臣属而不在天皇。但历史事实是，明治宪法首先明确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乃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包括召集议会、任命各级官员、统率陆海军、宣战、媾和、缔约、宣布戒严、授爵、大赦等权力。显然，在明治宪法规定的近代天皇制中，天皇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实君”，裕仁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充分，根本不同于西方立宪君主制中的君主。所谓“无答责制”不过是一块欺骗视听的遮羞布。表面上看，裕仁在御前会议上往往静默无声，但实际上，在讨论头等重要的问题时裕仁也会表态，引导方向。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裕仁都是通过近臣以“下问”和“奉答”等形式表达意见，与相关官员进行沟通。更何况军队方面还有帷幄上奏权，可直接向裕仁汇报，请求裁可。因此，裕仁既然掌握了国家最高法律所赋予的管理国务的最高国家权力，理所当然应对一切重大国务承担法律责任，因而对其在位期间日本进行的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最高法律责任。
当然，裕仁应负最高法律责任，并不意味着一切侵略战争的责任都由他一人承担。政府、军部和议会也都有责任，被处死的各级战犯更加罪责难逃。
日本战败投降后，东久迩稔彦首相宣称“现在军队官兵、全体国民必须彻底地反省和忏悔，全体国民总忏悔是国家再建的第一步，是我国内团结的第一步”。这种“国民总忏悔论”妄图通过7000万日本人以忏悔的形式分担侵略战争罪责，使裕仁的战争罪责得以减轻、掩盖甚至消失。应该说，这是一种瞒天过海的诡辩术。普通日本民众在战争时期充当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炮灰，为军国主义流血卖命、杀人抢掠，当然自有其应承担的罪责。这正是“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应具有的内在含义。显然，日本民众无论如何“忏悔”自己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对于裕仁所应承担的侵略战争罪责而言，恐怕是只能加重而决不会有丝毫的减轻。
日本有人说裕仁是有“君德”的和平主义者，不应被追究战争罪责。诚然，裕仁在日本对美开战的过程中表现十分慎重，在结束战争时力压“焦土抗美派”、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表现出坚定不移的态度。但如果仅依此便判定裕仁是和平主义者，显然过于牵强。裕仁居于国家最高地位，把握国家发展方向，对实力强大的美国开战自然免不了顾虑重重，但他对推进与实力弱小的中国的战争却从不犹豫。这哪里是和平主义者，分明是战争狂人无疑。至于投降态度坚定，则表明裕仁已被美国在西太平洋的节节胜利和爆炸两颗原子弹产生的巨大威力吓破了胆，加之苏联的闪电进击和中国人民的猛烈反攻，裕仁判断若继续抵抗下去，最终的结果将是皇胤断绝、“国体”倾颓、民族灭亡，只有态度坚决，才有可能挽救民族危亡。这显然也是与和平主义无关的决断。
三、历史的规避与中国的选择
历史上往往会有应该发生的事情由于种种原因而终未发生，从而形成历史的规避。日本战败投降后，多数战犯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负有最高战争罪责的裕仁没有逃匿或自杀，却未被追究战争罪责，这只能说是一种历史的规避。另如蒋介石未同意罗斯福的请求，在日本投降时出兵占领琉球，这也成为一种历史的规避。后人无法改变这些历史规避造成的后果，也不能总是纠结在这些历史规避上。裕仁未被追究战争罪责，这一历史规避提升了日本右翼势力和政客进一步否认侵略战争、美化战争罪犯的能量，加大了日本国民正确认识日本近代侵略扩张史的难度。对此需有清醒的认识。
日本投降后的裕仁，由“神格”恢复到“人格”，作为“日本国的象征，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为日本的和平发展，为增进国民的福祉尽心尽力。对于近代日本的侵略战争，裕仁有所反省，但只是称之为“深感悲痛的不幸战争”。1978年，他在会见邓小平时说：“在两国的悠久历史中，虽然有短时期不幸的事情，但正如你所说，那已成为过去的事情……愿今后两国的和平亲善不断发展。”对于靖国神社，1945年战败投降后，裕仁8次亲自前往参拜，但在1978年甲级战犯合祀进入靖国神社后，裕仁心感不快，未再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1989年1月裕仁去世，其长子明仁继位。2005年6月，明仁曾去塞班岛“慰灵”。2015年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明仁表示：“借此机会好好学习以满洲事变为发端的那场战争的历史，思考日本今后应有的样子。我想这在当下是极为重要的。”4月，明仁去帕劳“慰灵”。塞班和帕劳是西太平洋的两个小岛，当年因裕仁希望打个胜仗以鼓舞士气，日军与美军激战，牺牲颇巨。明仁去“慰灵”，显然有代其父慰问、还愿之意。
对于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表现，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有大致相同的、明确的政策选择。1978年邓小平在与裕仁会见时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个方面建立和发展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但遗憾的是，在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前后，日本右翼势力和政客掀起了为侵略战争和战犯翻案的狂潮逆流，“过去的事情”终究未能过去，中国政府和民众不得不起而应对之。
当然，我们不主张“老子责任儿承担”，也不主张“战争罪责人人有份”，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战争罪责就是要记在裕仁及各级战犯身上。我们希望广大日本民众对近代日本的侵略扩张史有正确的认识，一时认识不清也可以等待，通过交流促进其认识。当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去日本访问，购物也好，旅游也好，这都是对长期具有优越心理的日本民众的潜移默化的教育。对于当前日本领导者在历史问题上播散的种种谬论，当然要给予严肃的批判，但他们在政治外交、军事安全领域的动向更值得我们重视。
（摘自新民晚报2015.4.24 A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