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海涛
吉林大学教授 东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 沈海涛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日本召开了所谓“大东亚会议”，照片中左起巴莫（缅甸）、张景惠（伪满）、汪精卫（南京伪政权）、东条英机（日本）、旺·威塔雅康（泰国）、劳雷尔（菲律宾）、钱德拉·鲍斯（印度）
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依然面临着民族和解与相互理解的现实课题，尤其是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认知问题上的倒行逆施，给东亚地区民族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带来了巨大障碍。问题的根源之一在于近代以来日本的自他认知一直处于难以化解的矛盾之中，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与历史条件下这种矛盾被放大和激化，并外化为日本对东亚邻国的侵略与扩张。战后70年来，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依然时刻不忘恢复“帝国”旧梦，不断在历史认识等问题上挑战人类良知的底线，企图将日本引向令人担忧的军国主义老路。种种现象表明，当今日本国内依然存在着对自我与他者的认知谬误，没有摆脱一百多年来“帝国意识”所带来的认知桎捁。
认知矛盾 定位纠结
近代以来，日本就一直纠缠于自己的国家定位，彷徨于“脱亚入欧”还是“亚洲的一员”的自我矛盾之中。
明治时期的日本为了能够“全盘西化”，不仅在宪政立法与国家设计方面悉数学习欧美，在社会文化方面也全面实施“文明开化”。明治维新的成功，令许多日本人感觉到与西方世界“接轨”的喜悦与自豪。急欲与西洋文明为伍、摆脱封闭落后的自我认识，催生了“脱亚入欧”主张的出现。福泽谕吉曾不止一次对日本社会进行过自我剖析，指出“日本只有政府，没有国民（民族）”。对落后于欧美、“民智未开”的日本的前途抱有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强调作为文明精神的独立自尊的重要性，提倡日本民族应大力实行文明开化。另一方面，福泽谕吉怀着对东亚邻国非文明化现状的“鄙视与绝望心情”，极力主张日本已经是和西洋文明诸国处于同一文明发展层次的国家，应该属于西方的一员，而非亚洲的国家。“我国不可坐等邻国之开明以共同振兴亚细亚。莫若脱离其伍而与西洋之诸文明国共进退。其与支那及朝鲜接触之法，亦不应因为邻国而有特别之礼遇，当比照西洋人之作风予以处置”。
近代日本没有停留在口头上的“脱亚入欧”，而是在实际行动上模仿欧美列强开始对外扩张。在琉球问题上对清朝中国的态度与实力的试探得手之后，日本进一步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直接挑战清朝中国的底线。腐败的清廷及其军队“意外地”败给了对自身实力“半信半疑”的日本，这使得日本国内欣喜若狂，举国欢庆。不仅日本军队自认为近代军事革新取得了成效，自此便可目空一切，一般民众甚至孩童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认识也出现巨大变化，蔑视中国人的心理急剧膨胀。自此中国被割裂成“文化史的中国”与待“开发”的落后邻国两个镜像。特别是经过“三国干涉还辽”，日本被迫吐出所侵占的中国东北南部之后，日本上下普遍认为遭受奇耻大辱，要“卧薪尝胆”，积蓄力量准备夺回到手的胜利果实，挽回日本帝国的颜面。十年后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的对俄之战尽管打了个平手，但日本总算在西方列强的面前争回了一点面子，证明了自己与东亚邻国的不同。
通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近代日本民族意识有了巨大的转变，日本民族切身感受到在向着明治天皇所指引的国家奋斗目标迈进过程中，自己已经脱胎换骨了。
不能不提及的是，近代日本自我与他者认识完成阶段性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武士道”精神的系统化。在近代日本人主体意识的自我确认与“国民性”形成的过程中，“武士道”起到了必要的理论与舆论动员的作用，并最终成为全体日本人的道德规范和精神支柱。日本武士道的系统化其实是日本作为新兴的近代国家在上升阶段对自身民族文化的一个内省和整理的过程，也是被外部世界所认识的一个标志。但日本武士道精神在重塑与系统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变异，不仅由原来的武士阶层的思想道德规范演变成全体“国民”的道德理念，还进一步蜕化为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差别日益扩大，处在体制最底层的受压迫族群便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外部，以寻求自己的归属地位，利用对外部的强硬和锐进来体现自己的民族“尊严”。近代日本民族精神中贯穿的“武士道”精神，正是在这种内部精神力量的外向发散中成为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精神动力。
近代日本就像一个双面怪物，在争取“脱亚入欧”的过程中，面对欧美列强，日本所展现的是急欲摆脱贫困落后恶劣出身的投机者形象，积极而又贪婪，而面对同样遭受欧美列强压迫欺凌的亚洲邻国，日本却又摆出“亚洲唯一文明先进国”的自大姿态，标榜“亚细亚主义”，自认东亚的“文明中心”，要当“东洋的盟主”，领导整个东亚与欧美世界抗衡。日本在与亚洲之间寻求的这种“逆向联系”直接导致了民族选择的“自我否定和自我的他者化”。并构成了以“侵略主义和联合意识的微妙的分离和结合”为特征的亚洲主义的、广义的近代日本和亚洲联系的基础。在这种帝国意识支配下，日本成为与欧美列强争夺东亚的侵略国家。同时，日本是在亚洲之内还是在亚洲之外，这种自他认知的矛盾也一直伴随着近代日本最终走向毁灭的不归路。
对华认识 谬误突出
近代日本的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它对中国认识的双重性上。例如，20世纪20-30年代活跃在近代日本思想评论界的半泽玉城一直主张“亚洲联合论”和日本“东亚盟主论”。他对中国社会和民族的认识在近代日本的知识精英层中颇具有代表性，他关于中日关系的论说，则时常引起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被视为强硬的日本帝国主义论者。同时由于他与日本政军界的密切关系，他的思想也对日本的对华政策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与当时日本的主流观点一样，半泽玉城也提倡由日本承担领袖的“东亚盟主论”。但其理论都是建立在其“中国非国论”的中国认识基础之上的。半泽玉城从分析中国民众的特性出发，进而以此为论据，否定中国的国家主体性。他认为“支那并非国家，其民众亦为不需要主权、国境及政治的超然的世界人。支那是有别于欧美诸国和日本那样的近代国家的特异社会，只不过是与近代国家相异的单一的地域而已”。“支那只是一个不期望主权，不需要统治的自然本位的民众的大社会”。这种否定中国拥有国家观念的“地域论”，几乎贯穿了他所有的关于中日关系的论说当中，并成为他解说中日关系和维护日本对华政策的理论基础。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无疑正是借助这种对中国社会的所谓观察而实施和逐步扩大的。
毋庸置疑，任何一个对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半泽玉城所描述的中国社会及民众是不符合当时的实情的。事实上，半泽玉城在发表上述有关中国社会与民族问题的文章之前并未到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隔空望诊的结果，便是半泽玉城凭空想象出来的前近代的中国“大社会”。在这种对中国的主观、片面的认知与理解的表象背后，他所要表露的恰恰是日本人的一种自负与优越感，表现出日本人有意忘却自己的“出身”、不屑与亚洲邻国甚至昔日的文化“恩师”为伍的自卑而又虚荣的心理。
近代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就已经逐渐形成了以“脱亚论”及“东亚盟主论”为主流的大陆政策。而其思想的社会的基础则在于日本的对外认识特别是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的发展变化。半泽玉城的中国认识论（中国非国论）和中日关系论代表了当时日本社会的一般看法，与日本政府的立场和观点也非常接近。而他的中国社会观察，恰恰与福泽谕吉曾经对日本社会的自我批判如出一辙。可以说，日本民族对于自我和他者认识的矛盾和局限性在半泽玉城这里得到了充分地体现。而这种近乎普遍存在于近代日本民族之中的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和民族的认识，即“落后的中国”的意识中所隐含的“历史性与政治性结构”，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在侵略和殖民地化之中植入正当性的帝国主义逻辑，并且，也深深地影响着近代以来日本人关于自身对外扩张侵略历史的意识结构。
纠正谬误 才能超越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已经七十年过去了，但日本人依然纠结于历史与现在、亚洲与西方、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矛盾之中。
近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与帝国主义列强比肩的对外侵略扩张道路。究其根源，正是日本在国家与社会转型之中对自身及东亚邻国的错误认识左右了日本国家的对外政策方向。“脱亚入欧”的主张清楚地表明了日本对自身民族与国家的成功自信、文化优越感以及历史使命感的认识与期望定位，反映了不屑于和近邻东亚各民族为伍的“帝国意识”底流。日本民族的帝国意识的恶性膨胀，除了福泽谕吉等人期望通过与西方为伍而达到文明开化效果之外，历次对外战争的胜利和外交的“进步（收获）”所带来的夸大的自信和过高的自我期待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许多近代日本人从“中国非国论”的认识出发，产生了日本来领导亚洲的使命感。但是，当日本的这种使命感和帝国情感遭到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抵抗时，他们不是反省自己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行为，而是把中国正义的民族反抗意识当成“排外”思想来加以对待，以致单方面地强调自己所受到的利益侵害，从而愈加促使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行动的强化。而这种扭曲的扩张又反过来带给日本民族灾难性的后果。
泰戈尔曾经警告过日本民族正面临着“危险”：“对于日本来说，危险不在于模仿西方的外表，而在于以西方民族主义的动力作为他自己的动力”。
日本人其实是很注意回顾历史的。每当“终战某某周年”，政府及媒体等都要大张旗鼓地举行纪念活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回顾历史的内容逐渐从反省对外侵略向反思日本的“失误”和战争损害等内容倾斜。近年来在广受中韩等国及日本正义人士批评的日本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将对中国和亚洲的侵略扩张说成“解放东亚”和“大陆进出”，刻意抹杀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史实，鼓吹自由主义史观，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情。然而，在众多的为日本对外侵略辩护与“正名”的日本历史教科书和大众读物中，有一些披着专业伪装外衣的历史学著作却并未引起人们的太多注意。而恰恰是这些所谓的专著，其中关于日本对外侵略历史的似是而非的学术观点和历史观，更涉及根本性的问题，极大地影响着日本人的历史教育和历史观的培养，贻害更大，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例如，某些历史普及读物把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扩张的过程分割成互不连接的单个事件来处理。对于日本发动“9.18事变”，仅仅把过程一带而过，背景和原因避而不谈。或者有意将“7.7事变”前日本对华侵略与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抗日战争区分开来，用“日中冷战”来掩饰“7.7事变”前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历史。许多书籍内容贯穿着帝国主义丛林法则理念，把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扩张说成是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的被迫之举。值得注意的倾向在于，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和日本政府正在极力将日本近代对外侵略的历史简单化虚无化，误导读者忘却追究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根源和历史教训。而且，一贯以进步公平为标榜的学者和媒体出版业也开始在右翼势力的历史修正主义面前“随波逐流”，不能不说近年来日本对于历史认识问题的态度与立场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
在战后冷战背景下，日本很快抛却了短暂的战争反省，转而一意谋求“战后总决算”。特别是经历了日美安保结盟与经济高速增长，日本又开始醉心于作为“西方的一员”，要引领亚洲“共存共荣”。战后日本虽然在亚洲经济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但在政治上却坚持把日美同盟作为国家战略和外交的轴心，把自身凌驾于亚洲各国之上。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一般民众，日本人依然抱有相对于亚洲邻国的优越感。在自我与他者认识上，日本依然把自己置身于亚洲之外，“日本与亚洲”依旧是日本人意识中挥之不去的首要命题。
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自觉已是迈入近代化道路的先进国家，便一路高歌，不仅直接与“天朝”大清帝国直接对决朝鲜半岛，更是“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挑战帝俄，完成了向近代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蜕变过程。近代日本实现“脱亚入欧”国家目标的同时，也将相对于亚洲邻国的优越感以及对亚洲邻国的蔑视深深地定格于其国民的思维模式之中。“西方发达国家一员”的自负并非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才有的情结，而是在与帝国主义列强比肩争夺东亚殖民地权益，蹂躏东亚近邻民族和国家的近代就已经出现了。当今日本如何处理“脱亚”与“入亚”的观念问题，处理好“亚洲中的日本”问题，是它纠正错误的历史观，解决同东亚邻国的关系，取得东亚邻国认同的关键所在。
（摘自新民晚报2015.4.22 A1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