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栋梁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 杨栋梁
司马辽太郎
近代史上，日本如同一台战争机器，不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其中以国家命运为赌注的大规模战争有三次：1894年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和1931年到1945年的“十五年战争”。
1945年战败投降后，日本在外力强制而非自主自愿的背景下颁布和平宪法，走上了和平发展道路。但是随着战后经济崛起，重新找回自信的日本不再沉默，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社会上模糊乃至否认侵略战争的右翼言行愈演愈烈。
历史认识是构建现代中日关系的基础，在这一极为严肃的重大问题上，中国老百姓始终有个难以释怀的疑问：日本既然对侵华战争作了道歉——尽管是闪烁其词、不够诚恳的道歉——为何又出尔反尔，屡屡出现首相、国会议员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以及政府高官否认侵略的“失言”呢？对此，一种常见的解释是：此乃政治家为捞取选票使然。
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是怎样的社会生态能让此类政治家赢得选票？对于日本近代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当今的日本选民究竟是怎样认识的？而在探讨这一问题时，透过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的历史观，或可管中窥豹地发现和读懂许多日本人的内心世界。
司马辽太郎（1923～1996）是战后日本蜚声世界的历史小说作家，代表作《坂上之云》创下了销量超过2000万册的纪录。司马的作品以历史和战争题材见长，笔下的历史人物栩栩如生，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十五年战争”等历史事件如临其境。有评论认为，司马辽太郎对日本人历史认识的影响力，“远远超越学院式历史学”。那么，人气如此之高的司马辽太郎，究竟是如何认识和反思近代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呢？
司马的近代战争观
司马作品中，《坂上之云》《这个国家的形象》《昭和国家》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他对历次战争的看法。
关于甲午战争，司马认为，不能把它“一刀切成非好即坏，而应在人类历史中理解日本的发展历程。19世纪的世界，日本处在帝国主义横行的时代，列强的一切行动都是出于私欲，日本正是以列强为榜样诞生的”。据此，他的结论是，“甲午战争的性质是彻底老朽的秩序（中国）与新生秩序（日本）之间进行的大规模实验”。
甲午战争期间，明治政府在福泽谕吉、德富苏峰等御用文人的极力配合下，动用一切宣传工具，煽动国民支持战争，“文野之战”（文明对野蛮的战争）便是当时鼓吹战争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基本说教。可见，司马的甲午战争观依然处在历史的延长线上，他要引导现代人回到历史的语境中理解当时日本的选择，即在那个弱肉强食、真理和正义服从于强权的时代，日本的做法符合时代潮流，因此不必在道义上纠缠战争的是非问题，也不必格外气短。
关于日俄战争，司马在作品中着墨颇多，态度也非常鲜明。他在袒露《坂上之云》创作动机时写道：“当时的社会潮流普遍认为日俄战争是侵略战争，但我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也是祖国防卫战。日俄战争是世界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历史现象，日本是被逼入绝境而不得不竭尽全力去打的一场防卫战争。”
在司马笔下，当时的日本是备受欺凌的弱者，“是俄国把日本逼入绝境，日本成为穷途之鼠，除了与猫殊死搏斗别无生路”。如果要追究战争的主要原因，“俄国占八成，日本只占两成”。
但是，无论司马怎样寻找理由，也无法回避那场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殖民地的侵略事实。面对战争受害方的中朝两国民众，司马还能为他的“祖国防卫战”辩解吗？
对于这个无法回避的诘问，司马的诡辩是：“19世纪末是个帝国主义时代，列强们是獠牙上滴着血的食肉猛兽，几十年来，对支那这头濒死的巨兽表现出十分旺盛的食欲。”“支那，已经是一堆死肉，既然是死肉，就可以把它吃掉！无需排队！先下手为强已为各国间常识。”
显然，和对甲午战争的看法相似，冷酷的司马依然是以“时代决定论”、“时代罪恶论”以及日本与列强同类同罪论为借口，为日本开脱侵略罪责。
关于“十五年战争”，司马基本是持否定态度。他在《这个国家的形象》中写道：“当时的人不认为日本是帝国主义，明治二十年后的日本人对国家和政府充满信任，这是实现近代化的最大原因。但是，军部及其帮凶巧妙地利用了近代国民的情感，结果陷入了亡国的深渊。当然，军部自以为那就是爱国。”尽管如此，“除了一些幻想由此发财的商人外，几乎没有谁会相信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是正义的”。因此，“无论怎么讲，利用天皇的军部及其同类也是历史的罪人”。
但是，司马对这场战争的否定，主要是批判日本的“无谋”、“不自量力”、“无聊至极”和“毫无意义”，而不是谴责侵略的非道义性。在分析原因时，司马提出“魔法森林论”，认为错误地发动那场战争的罪魁祸首是参谋本部。“当时，参谋本部这一异物不知何时变成了国家中的国家、国家中枢的中枢。”司马批判说，“统帅机关向所有地方伸出侵略魔爪是一种非正常人的考虑。侵略中国，开进法属印度支那，以致发动太平洋战争与世界为敌，令人难以置信。总之，军部恣意妄为，简直像孩子般胡闹。”
肯定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否定“十五年战争”，司马的战争观究竟想向人们昭示什么“道理”和“历史借鉴”呢？
司马的近代日本观
司马对三场战争的看法如此，他对发动战争的特定时代又是如何评价呢？他的基本结论是：以日俄战争为界，日本的近代，前期是“光辉的明治”，后期是“黑暗的昭和”。
对于明治时期，司马充满钟爱、怀念和向往之情。他在《坂上之云》后记中写道：“这部长篇小说是描写日本史上绝无仅有的乐天派们的故事，最终他们忘我地投入到日俄战争这一违反常理的伟业之中。乐天派们具有那个时代人们所特有的精神，只知道大步前行。在攀登的坡路上，倘若望见蓝天中有一朵灿烂的白云，必定是朝着白云向上攀登。”
在司马看来，明治的“光辉”源于现实主义态度与合理主义精神，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取胜，“靠的也是明治的合理主义和现实主义”。
对于昭和时期，司马认为那是个导致历史发展断裂的“怪胎时代”。他在《这个国家的形象》中描绘说：“那个又黏又滑的怪物忽而变成褐色，忽而略带黑色斑点，忽而又成了黑色。长着皲裂并带有毛刺的爪子，两眼闪烁金光，口中呲出折断的牙齿，不断变化难以言状。奄奄一息的它，好似在诉说光靠自己的能力难以前往村庄。我壮着胆子问了声‘你是何物？’岂料那怪物竟发出声音说‘我乃日本的近代’。但那个怪物所说的近代，既非1905年以前，亦非1945年以后，而是中间那40年，即它是日俄战争获胜至太平洋战争战败期间形成的，之后被弃之山野。于是那怪物说‘就叫我40年吧’。‘你还活着吗？’‘我想我是死了，但在有些人眼里我还活着吧。’”
经过长年思考，司马发现“黑暗昭和”的病症是日本人丧失了理性，病源则在于“左右思想体系折腾国家和社会”。他指出，黑幕的降临始于日俄战争结束的明治末年，“以那场战争为界，日本人丧失了19世纪后半期的现实主义。日本海海战俄罗斯旗舰的燃烧意味着日俄战争的终结，但此后国民思想开始飘飘然，走向糟糕的时代”。
不加掩饰地赞颂明治，痛心疾首地鞭挞昭和，在这一与“断裂”战争观相配套的、外表“断裂”的司马近代史观中，是否还存在着一种并不断裂的审视历史的方法论，及深藏其中的价值观呢？
司马的“功利理性”史观
中外学界关于“司马史观”是民族主义史观、英雄史观及自由主义史观的观点，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司马史观”的特点，但还未必把握了“司马史观”的核心。这是因为司马对不同人物、事件、战争和历史时期的评价不尽相同，运用上述观点对“司马史观”作评析时，可能会遇到立论的通贯性解释受阻问题。
例如，司马对明治时期民族自强及高昂的民族精神的讴歌，确为“民族主义史观”说提供了依据，但他对昭和时期的民族狂热及思想扭曲的批判，显然又与“民族主义史观”形成了掣肘。司马对明治时期及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英雄人物的赞颂，确为“英雄史观”提供了论据，但他笔下昭和及“十五年战争”时期的日本无英雄，“英雄史观”说面临难以为继的尴尬。“自由主义史观”说在解释司马一事一议式的史论上富于弹性，但容易陷入本末不清、表里不分的经验主义陷阱。在本文看来，既往研究中严重忽视了“司马史观”的最基本特征，那就是其首尾一致彻底贯彻的理性主义。如果稍加解释，则是形式上价值中立的理性主义，实质上基于民族本位立场的“功利性理性主义”。
理性是司马审视和评价历史人物、事件、战争、时代的几近唯一的标准。从表象上看，他以就事论事的姿态出现，在基本肯定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同时，基本否定“十五年战争”，在高度赞赏“光辉的明治”的同时，痛切地批判“黑暗的昭和”，历史观似有“断裂”之嫌。但实质上，他衡量英雄人物、不同战争个案及历史时期功过得失的标准始终使用着同一把标尺，而这把标尺的功能是专门测度人的行为是否理性。
基于理性的标准，司马给出的测度结果是：明治时期以及当时发动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应予肯定，因为具备朱子学修养并接受了欧洲合理主义的明治人是“理性人”，那些引领时代潮流滚滚向前的大大小小的英雄人物审时度势，乐天进取，为了实现强国梦，精心算计，周密计划，知己知彼，行事谨慎而又不畏风险。相比之下，昭和时期及当时发动的“十五年战争”应予否定，因为以军部为代表的昭和人与明治的前辈们相比，“简直不是源于一族”。他们失去了理性，丢弃了现实主义态度和合理主义精神，不知己亦不知彼，目空一切，焦躁轻浮，有勇无谋，志大才疏，徒然抱着大东亚帝国的幻想，以致“像孩子般胡闹”。
显然，通过讲述近代日本发生的“真实”故事，司马试图告诉读者：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值得记取，同样是胸怀远大理想、爱国、向上的近代日本人，理性的明治人创造了明治的辉煌，非理性的昭和人却带来了昭和的黑暗。也就是说，思维和行事必须保持理性，理想不等于现实，谦卑不等于懦弱，武勇不等于蛮干，强大不等于无敌。总之，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主观愿望必须符合客观实际。
客观地说，司马小说之所以具有强大魅力，在于相对于严肃的历史学著述，他是以情感人，而相对于普通文学作品，他又是以理服人。正因如此，他折服了读者，赢得了声望。但是，且不说司马作品中多大程度上有意无意地舍弃了若干不利于说理的重要史实，仅就构成其史观核心的所谓“理性主义”而言，也是存在问题的。
马克斯·韦伯认为，理性主义中存在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基本类型，但两者“始终存在内在的冲突与张力”，亦即实现目的的手段合理，但目的本身也可能会对价值造成损害。从这一视角出发，不难发现目的理性在“司马史观”中处于核心位置。围绕主观愿望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主题，司马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描写细致入微，分析在情在理。但是，他所依循的目的理性显然与人类应有的价值理性相冲突，在司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中，人类的道德约束、民族平等、社会公平与正义等并不占据主要位置。因此，司马的作品只是讲了小道理，却避开了大道理；以目的理性为基本特征的“司马史观”，本质上依然是一种未能摆脱民族本位立场的“功利性理性”。
“司马史观”的负面导向
二战以后，日本社会围绕侵略历史的认识问题，争论从未休止。严厉批判、深刻反省者有之，百般抵赖、不思反悔者未减，然而侧目望去，看到的却是“沉默的大众”。
司马晚年回忆说，正是这种状况激发了他的历史责任感和写作欲，他要从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争论中摆脱出来，站在“非左亦非右”的价值中立立场上，独辟蹊径地阐释独特的史观。司马作品的畅销和好评如潮，表明他的尝试获得巨大成功，他的史观亦引起民众共鸣。
然而，司马的功成名就对日本民族心智的成长未必能说有多大贡献。推崇“功利性理性”的“司马史观”归根结底是站在民族本位立场上认识和反思历史的，因此对普通日本民众来说，司马的历史认识及其价值观，毋宁说具有不可忽视的负面导向作用。
从侵略战争受害方看，只要日本不改变司马式的历史认识和反思态度，就无法真正取信于人。而从侵略战争加害方看，顽固坚守本位、无视道德标准的历史观，也很难成为受人尊重的成熟民族和国度。
（摘自新民晚报2015.4.20 A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