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翔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 张翔
近代日本武士在交流武士道精神
古代的日本武士
武士何人 其道何义
所谓武士道，在日本传统社会最初一般被称为“执弓矢之道”、“弓马之道”，简单地说，也就是武士所应该信奉与遵守的道德与训诫。在当代中国人心目中，所谓“武士道”是与残暴嗜血、非理性、非人道等观念紧密联系的，也是一个令人憎恨的字眼。但是，在日本的社会文化中，长期以来“武士道”却几乎毫无悬念地得到赞扬和好评。长期担任日本外交官的新渡户稻造，为了回答欧洲人对日本人实施什么宗教教育的问题而撰写了《武士道》（1899年），他在这本书里写道“知识的以及道德的日本，直接间接地都是武士道的产物”。
所谓“武士”，日本古代原先的汉字名词是“侍”（读作samurai），是日本古代后期在朝廷大权旁落、权贵跋扈的情况下，被朝廷临时召集侍卫朝廷的各地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后来与名门豪族里外勾结、拥兵自重。
其后日本历史进入了由武家集团掌握统治实权的镰仓时代，并一直维系到明治维新之前，在此期间天皇与贵族往往成为盛大礼仪庆典中的华丽陪衬而已。
所谓武士道没有固定内容的道德规范和信条。所以，新渡户稻造曾写道“武士道……乃是要求武士遵守的，或指示其遵守的道德原则的规章。它并不是成文法典。充其量它只是一些口传的、或通过若干著名的武士或学者之笔留传下来的格言”。在中世纪的早期，所谓武士道是暧昧不清的，大多数场合只是一些武士的行为准则与训令而已。武士道对天皇几乎很少提及，却要求崇信神、佛，并且大多是要求武士自我约束以及处理武士集团内部关系的条目。江户时代前期的《叶隐闻书》（1716年前后）的核心内容就是对主君的绝对忠诚与随时赴死的决心，其余就是为人处事的一些诀窍。该书的讲述者山本常朝就明确地说“我讨厌考虑那些所谓的是非、正邪。不顾一切的尽心侍奉，无论什么事情都首先考虑主君就可以了”。
但是到了江户中后期，随着幕府推进以儒学为中心的文教政策，武士阶层开始广泛地接受儒学的影响，以至于使《叶隐闻书》长期无人问津，也使所谓武士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江户末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强大压力促使“尊皇攘夷”运动兴起，德川幕府黯然下台，西南各藩下级武士积极地投身并推动变革。所以新渡户稻造认为：“翻开现代日本的建设者佐久间象山、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的传记，还有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还活着的人物的回忆录来看一看——那么，大概就会知道他们的思想以及行动都是在武士道的刺激下进行的。”
近代前期 几被遗忘
但是，明治初期新政府颁布了“征兵的诏书”（1872年）、“征兵令”（1873年）、“废刀令”（1876年），推动实施“四民平等”政策，使武士阶层失去了原来所拥有的身份等级特权——作为武士而言最主要的特权是从事战争的特权。除了原来的贵族和明治维新中建功立勋者变成“华族”，农民、手工业工人、商人以及从事其他杂业的民众变成“平民”以外，武士全部变成了“士族”。所以明治时代民间史学家竹越与三郎认为“所谓武士道不外乎是武士、即士族这个阶级（阶层）所具有的一种道德的立法，但是即使这种道德存在于这个社会，士族在当今社会里，无论在社交上还是政治上都不存在了。只不过是在户籍上还保留着士族的名义……财富成为制约天下的大势力，可以断言二百万人的士族几乎都沉沦于下层。”
明治新政府急于消除原来武家专权的痼疾，由明治天皇颁布《军人敕谕》（1882年），宣称力求消除明治以前的“中世以来的失体”（即武家当政），命令军人应该遵守的道德是“忠诚”、“礼节”、“武勇”、“信义”、“质素”等5条项目，名义上的所谓“武士道”一句也没有提，大体反映了明治新政府的基本立场与态度。因为真正原版的“武士道”最为重要的核心内容就是对主君的绝对忠诚，可是那个“主君”并不是天皇。
近代日本知识界对武士道也有各种疑惑和争论。因为进入明治时代，日本社会经历了西方化的急风暴雨式的洗礼，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的个人权利意识、科学精神、市场经济观念以及民权思想的影响。对于简单主张绝对服从、抑制自我以及轻蔑工商业的武士道自然不会有什么好感。至少在明治时代前、中期的日本社会，武士道几乎被人遗忘，甚至也未必是一个十分光彩的字眼。
譬如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对传统的忠孝节义的道德颇不以为然，也几乎不提武士道。他出身于下级武士家庭，因此虽然几乎很少提到武士道，但是对武士以及士族的能力和作用，却是赞誉有加。在明治前期的日本社会里，一般都认为当时的智力和道德的集中体现者既不是身居高位、养尊处优的华族，也不是终日奔波、只知道追逐蝇头微利的平民，而是上升志向强烈、求知欲旺盛而且敢做敢当的士族。福泽谕吉最为关注的是士族的转型及其在工商社会形成发展中的作用。而长期流行的“士魂商才”这句话也是当时对所谓武士精神的一种肯定性的表述。
对外扩张 重被激活
日本资源匮乏，国内市场狭小，加上近代的经济体制先天性缺陷，造成国内社会矛盾不断激化。面对重重困难，日本政府采取了对外扩张主义立场和扩军政策，这引起周边各国的反对和欧美列强的打压。就在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观念因此而高扬的时候，武士道开始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被称为“军神”、在日俄战争中阵亡了2个儿子的乃木希典为了追随去世的明治天皇而夫妻双双自杀，更加激发了日本国内的武士道颂扬的火爆程度。
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获得了胜利，既引发了日本国内庆祝战胜亚欧两大国的亢奋热潮，也推动了日本国内社会对外穷兵黩武、目空一切的好战氛围的酿成。与此同时，日本为何屡战屡胜，成为众多文人学者议论的对象和话题，就此引发了广泛、持续的讨论。一方面打败了儒教祖国的中国，另一方面打败了属于西方文明的俄国，有人就认为一定是日本独有的东西在发挥举世罕匹的作用。有的说是神道的敬神，有的说是尊皇，也有的说是拜日本近代化所赐，而最多的无疑是“归功于”武士道。曾经留学德国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井上哲次郎认为：“武士道并不是从哪一个时代开始的，而是与日本民族的发展同时发展的，我相信：即使武士道的外形消亡了，武士道的精神还是在日本民族的某些部分中继续存续下来。尤其在武人中存续了武士道的精神。而且，我国的军队之所以非常强大，虽然有许多原因，我确信无疑：武士道的存续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但是，竹越与三郎却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针对“日本人有一种所谓武士道的信仰，因此鼓舞了爱国心，鼓舞了勇气，并因此产生了团结之心，这就是胜利的原因”的说法，明确地认为“没有比认为由于武士道才战胜的说法更危险的了”。同时针对武士道似乎是日本独有的看法，他也表示了反对。在他看来各国历史上的封建时代都存在过武士道与武士的风俗，并认为把各国历史上都存在过的东西说成是本国独有的说法毫无意义。
渲染“神佑” 丧失理性
虽然古代神道忌避杀伤与血污，但是为了寻找日本独特的要素，有些传说非常夸张地渲染了日本军队受到了“神佑”，以加强武士道与神道之间的紧密联系。国学者丸山正彦在他1912年出版的《大日本者神国也》中说：“明治的军人继承维新志士的精神，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尊崇皇室，即深明尊王之大义……而且在敬神之事上，虽然明治二十年前后稍稍有一些疑虑，日清（之战）神佑赫赫。前线的桦山大将首先信服了黄海的神佑，参与实战的军人也一同承认神祗的存在。至于日俄之役的残酷程度也印证了神祗的威力所及，受到极大的承认，听说甚至是豪胆的儿玉大将在奉天之役（1905年3月日俄战争中在沈阳附近的最大的陆战——作者注），也祈祷神佑。在凯旋以后最为盛大的就是靖国神社的祭拜。”由此可见，至少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当时的日本军队并没有对所谓的“神佑”特别当一回事。只是因为通过所谓的祈祷神佑而获胜，才开始了神道信仰。显然，这一方面是在为时刻面临伤亡的军人安慰、打气，另一方面又是向日本民众宣传日本军队因为“神佑”而战无不胜。当然这更强化了武士道的非理性主义的倾向。
近代日本帝国两场大规模对外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虽然给日本的国家与社会带来了莫大的惊喜，但是也导致难以逆转的趋向。其一是引起战败国民众的强烈敌视以及国际上对日本今后走向的高度关注和警惕；其二是引发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其三是在国民中构筑了日本军队战无不胜的神话并扩大了军队在国家事务中超乎寻常的影响力，而这也恰恰酿成了日本军部与青壮派将校日后跋扈的原因。近代日本帝国就像一列失去控制的火车，以难以阻遏的蛮力奔向不归之路。
鼓动军民 “视死如归”
进入昭和时期，官方文件里很少直接明确地宣传“武士道”，这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上层对不太容易统御的武士道抱持一定程度的警戒心。就像1932年的“5·15事件”、1936年的“2·12事件”中右翼少壮派军官以“清君侧”为由，袭击了当时的政府高官以及财阀那样，武士道可能成为某些突发事件的催化剂。而大量宣传的是所谓以“天皇主义”为核心的“国体”理论与国家神道思想。
但是这并不是说“武士道”就此寿终正寝，随着日本军部逐步全面推进对中国的侵略，并且因偷袭珍珠港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此时武士道所谓的“视死如归”的精神便成为鼓动或督促军人与民众随时赴死的号召。小岛德弥在《解说国体的本义》（1940年）中说：“让生与死对立，过度地厌恶死而求生，是执着于自己，就我武士道而言是极其耻辱的。生死如一，唯有尽忠才是我武士道。”1941年由时任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发布的《战阵训》里命令日军士兵“不可生而受虏囚之辱”，导致了在战争不利情况下大量自杀式进攻（典型的有“神风特攻队”）、或者像冲绳之战中胁迫民众自尽的惨烈结果，而此时武士道作为“皇道”与“国体思想”的配套部件已成为对全体日本国民的强制性的道德要求。
津津乐道 难以言弃
二战以后，日本经历了政治改革和经济高速发展，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在战后日本社会，立足于不同的政治立场对武士道做出解释，并试图借此打破现状的事例，也始终存在着。著名的右翼人士如三岛由纪夫主张修改宪法，并抨击日本社会的个人主义与耽于享乐，对《叶隐闻书》中“武士道乃视死如归的狂气”这句话大加赞赏（《叶隠入门》1967年），最后高调自杀。
深受新渡户稻影响的日本数学家藤原正彦则在《国家的品格》（2005年）一书中明确主张“武士道精神的复活”，并写道“二次大战以后，武士道精神急速地衰退，但是实际上在昭和（1925-1989）初期前后就开始一点点丧失。因为这个原因，日本所以会出现卢沟桥事件以后侵略中国那样一种卑劣的行为。”在他看来以强凌弱，决不是真正的武士道。而“武士道”作为日本传统封建社会的遗风也一直受到大多数学者的批判，东京大学教授小岛毅曾明确指出，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排除了武士道原来的野蛮成分而再造了一个清新、正当的武士道。
武士道鼓动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人不惜生命为天皇、为日本帝国而战，给东亚和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为什么日本人直到今天依然对此津津乐道、不轻言弃，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武士道由于缺乏具体明确的内涵，因此也有着可以让各种人依据自己的立场和标准对武士道进行重新解释的巨大空间。就像深入日本人内心的《忠臣藏》的武士故事那样，武士道在日本社会与文化中执拗的存在及其巨大能量是我们应该予以深入探究和思考的。
（摘自新民晚报2015.4.16 A2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