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世广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崔世广
日本二战时期宣传画煽动国民的战争狂热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效仿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奉行弱肉强食的对外扩张主义，依靠军事手段攫取了巨大利益。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由侵占中国东北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再到挑起太平洋战争，一步步陷入战争的深渊。日本民众在民族文化负面因素浸润下，在政府“皇国史观”欺骗和强制下，成为对外侵略战争的积极参与者和牺牲品。
忠良“臣民”效忠天皇
日本军国主义要发动和维持长期战争，如果得不到大多数民众支持是难以想象的。为了将民众纳入侵略战争体制，日本统治阶级的惯用手段是利用天皇的权威，将民众造就成效忠天皇的忠良“臣民”。
明治维新后，日本统治阶级大力树立天皇的权威，为国内政治统治和对外侵略服务。日本政府相继以天皇名义发布《军人敕谕》《教育敕语》，宣扬天皇统率军队乃日本的“国体”，要求日本国民“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1889年，日本公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明确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以天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至此，确立了天皇在近代日本政治生活中的绝对权威，为在天皇名义下统治国民和对外战争奠定了基础。
为了将全体国民纳入军国主义轨道，日本统治者将传统的家族制度与天皇制结合，创造了极具欺骗性的军国主义的国家理论。这种理论运用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原理，将天皇与国民的关系比作本家与分家的同族关系，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比拟为家族父子的关系，主张实现作为总家长的天皇对全体国民的家长式统治。
1937年，文部省刊行《国体的本义》，强调日本是“一大家族国家”，“忠是以天皇为中心，绝对随顺天皇之道”。各种各样的国家主义运动和法西斯主义运动，也是打着天皇制和家族国家观的旗号展开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大川周明就主张，人民和天皇构成日本民族有机体发展的两个要素，其中天皇是中心，天皇家是民族的嫡系，是全体人民的生命之源，人民的责任则是对天皇尽忠尽孝。
如果国与家等同，忠与孝也就等同起来。由于天皇是全体国民的总本家与家长，国民是天皇的分家与子孙，家长的权力与天皇制的统治就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国民应像侍奉父母那样服从天皇制国家的统治。忠君即爱国，爱国即忠君，且爱国必须忠君，这是全体国民的最高行动准则。在这种国家观念支配下，要求人民抛弃个人利益，抛弃私欲，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天皇和国家。
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正是利用这种天皇观念和家族国家观念，愚弄和操纵国民，畅通无阻地推行战争和对外侵略政策。二战期间，天皇更是成为国民绝对忠诚的对象。由于对外侵略战争都是以天皇的名义进行，长期教育灌输和洗脑的结果使民众觉得为天皇献身是无上光荣的事情，不少士兵都喊着“天皇陛下万岁”而发起自杀式攻击。
严密控制民众言行
日本军国主义为了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使民众成为战争的工具，对民众进行了严密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控制。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后，军部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导权，凡是批判军部的必然遭到严厉镇压。到法西斯体制建立后，统治者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残酷镇压，甚至连自由主义者也大加讨伐。1938年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后，日本政府加强了对新闻、宣传机构的控制，凡是不利于战争的就会被取缔，民众完全失去了言论自由。
随着侵略战争的长期化，把国民动员到战争之中的体制也渐渐强化起来，其中发挥决定作用的是地域住民的基层组织——町内会、部落会、邻组。1940年9月，内务省发布《部落会町内会等整备要纲》，要求在村落组织部落会，在市镇组织町内会，在部落会和町内会之下设置10户左右为一单位的邻保班（城市多叫邻组，农村多叫五人组），全体住户必须加入这些组织。同年12月，部落会町内会的设置率达到96%，邻组的设置率也达到91%。
随着军事统制的加强，部落会、町内会、邻组不仅承担国家政策的宣传渗透、思想动员，还承担生活必需品配给、储蓄与公债额分配、金属回收、防空活动、纳税监督和奖励、后方支援、与区域内各种团体联络等广泛业务。由于町内会、部落会的强制统一设置本身就是为了强化对国民的统制、把国民纳入协助战争的轨道，伴随着战局进展，其作用也就越来越受到重视。
1942年后，作为社会的最末端机关，町内会、部落会、邻组被纳入大政翼赞会领导之下，同时作为行政辅助机关，成了国民统治的重要工具。在国民精神总动员地方本部统制下，部落会、町内会为实现侵略战争政策服务，成为强制推行国民动员、征购粮食、分摊公债、配给物资和防空演习等的机构。在当时的状态下，国民离开了邻组、町内会和部落会就不能生活，如果不参加邻组的活动和集会，就会被视为“非国民”。在贯彻政府和军部的意图、动员民众积极支援战争方面，邻组发挥了巨大作用。
面对军部的独裁和法西斯化，属于下层阶级的民众也许除了唯唯诺诺顺从之外毫无办法。上面的命令，特别是作为国家政策决定的，就必须服从，不服从就被扣上“国贼”、“非国民”的帽子。批判或反对命令的，就一定会受到特高警察、宪兵的严格监视、惩戒、拘留或拷问。在这样的严密控制下，要按上层权力的命令行动的思想浸透了各个阶层。
煽动受害排外情绪
日本是一个岛国，有着长期封闭的历史，而且民族构成相对单一，形成了日本社会的集团主义特征。与此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是日本人的“内外有别”意识。为了保持集团的凝聚力和对外竞争力，日本人对内强调“和”与“协调”，对外则强调“战”与“竞争”。
日本人一方面对外部世界非常敏感，另一方面又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排外心理，一旦遇到与外部的矛盾摩擦，很容易就激发起狭隘的民族情绪。在近代以来的历次对外战争中，日本政府和军部都是通过宣传工具的大量宣传报道，夸大渲染外国的军备和战斗能力、经济力量以及排外的民族感情，使不了解外国情况的一般国民产生狂热的排外情绪。
特别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二战结束的15年间，掌握了国家领导权的军部和政府首脑，就是通过不断向国民灌输受到外国尤其是列强压迫的意识，以煽动国民的排外和被害意识，驱使国民投入全面战争。如在“九一八”事变前大肆宣传中国的“排日”、“侮日”，把柳条湖事件报道成中国军队的恶意挑衅，指责国际联盟“不公正”地压制日本，把全面侵华战争说成对中国军队的“膺惩”，把对英美开战说成打破“白人压迫”等，以此煽动国民的被害意识和狂热的排外情绪。如果浏览一下当时的报刊杂志，可以发现日本充斥着这样的欺骗性、煽动性宣传。
除了攫取利益的诱惑之外，日本统治阶级通过大肆渲染和夸大外部压迫和威胁，煽动国民的受害者意识和排外心理，利用狭隘的民族感情掀起国民的战争狂热，驱使国民甘当战争炮灰。九一八事变前不久，当时身为陆军省军务局长的小矶国昭曾说：“日本人喜欢战争，只要一开枪便会跟上来。”军部高喊冠冕堂皇的王道乐土、建立新秩序的口号，唆使国民抱着进入大陆的幻想，齐心协力支持战争。结果，国民的这种心理被利用，终于发展成对外国狂热的憎恶感情和高涨的同仇敌忾精神，被军部拉上了不可挽回的毁灭道路。这种排外与被害意识，助长了国民的团结意识，很容易地实现了举国一致的“总力战”。但集团战争的歇斯底里，也成为一种强大的助推力，使日本彻底失去理智，滑向了侵略战争的深渊。
追随大流支持战争
日本近代以来靠对外战争获得了太多的财富。自明治初年建军以来，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在大正初年爆发的一战中，日本站在协约国方面参战，在几乎未实际交战、未受任何损失的情况下成为战胜国。当然，这些战争毫无例外地都获得各种各样的利益，也得到了大多数日本民众的支持。可以说，从对外战争中获得直接或间接的利益，是普通日本民众支持战争的重要原因。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相继成立了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农业报国会、商业报国会、海运报国会、大日本青少年团、大日本妇人会等。这些组织自觉地把会员编成军队性组织，在加强劳动、提高生产效率、开展储蓄运动、健康运动、支援军事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1940年，时任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以建设高度国防国家、解决中国问题、建立政治新体制为纲领，发起新体制运动，企图将广大国民组织起来协从战争。各政党惟恐落后于潮流而孤立，纷纷自行解散。同年10月大政翼赞会成立，首相自任总裁，全国设立支部，都、道、府、县支部长由知事担任，成为自上而下的官办组织，从各方面统制国民生活。
1942年6月，大政翼赞会把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农业报国会、商业报国会、海运报国会、大日本青少年团、大日本妇人会统合到旗下，把部落会、町内会和邻组等也置于领导之下。大政翼赞会成为以内务官僚为中心的上意下达的机构，为法西斯体制的改组开辟了道路。
另外，就是在知识分子、言论人士中也出现了不少积极协助战争的人。1942年5月，日本文学报国会成立，几乎网罗了文坛所有作家。同年12月，大日本言论报国会成立，集中了许多与军部、官僚勾结的言论人士和随大流主义者，成为战时“思想战”的核心。
不仅日本社会上层，就是中下层许多人也对战争采取了积极协助的立场，这与日本人的集团主义社会结构有很深的关系。在日本社会，集团既是民众生产、生活的场所，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所在，也是获得安全、荣誉、地位等的地方。因此，民众人都从属于某个集团，有着强烈的集团意识。到近代，由于中央集权国家的成立和统治阶级的教育灌输，这种集团归属意识指向了天皇和国家，表现为对天皇制国家的效忠和献身，为了集团的利益可以采取任何行动，而且这些行动都被赋予了合理性。集团的目标、评价和习惯成为每个成员行动的标准和依据，强调的是集团成员的行动一致，与此不符的思想和行动都会受到压制甚至取缔。这样，日本人的政治行动就很容易出现一边倒的状况。
民众加害意识淡漠
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发动者是日本军国主义，日本民众也受到军国主义的压制和欺骗，并在对外侵略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牺牲，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民众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然而，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虽然也有少数人以不同的方式表示反抗，大多数日本人还是选择了支持或追随战争的立场，因此对被侵略、被奴役国家的人民来说，显然日本民众又是加害者。
但是，战后以来日本人在谈论近代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时，往往被害者意识过剩，而加害者意识淡薄。许多日本人认为自己是战争的受害者，在提起战争时首先想到日本国民所受的苦难，而认识不到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念念不忘日本遭受盟军空袭及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带来的损害，而不愿提及日军对亚太人民施加的暴行，如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强征慰安妇等。另外，拒不反省侵略历史，甚至否认、美化侵略历史的政客还能屡屡当选国会议员或地方自治体首长，也说明了日本民众在战争责任和历史问题上存在错误认识。
日本人的这种历史观，与集团主义的无责任体系有很深关系，因为全体国民都是战争的参与者，并没有明确的责任所在。战后虽然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国际法角度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国际审判，日本却没像德国一样设立国内法庭，来追究战犯们的国内犯罪和国内责任。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不彻底，反过来又成为日本国民对战争性质认识模糊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在日本的历史文化传统中，缺乏西方基督教及中国儒教那样的普遍性的价值观念。日本人的价值观和善恶标准是相对的，是以共同体的利益为转移的，因此在对事物进行判断时，具有强烈的本国、本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在二战这样已有国际定论的问题上，也往往只从自己的立场来考虑，缺乏相应的国际常识和道义准则，很少有人从人道主义与国际平等的立场出发，反省对亚洲各国犯下的罪行。
看来，要彻底解决日本的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问题，需要日本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摘自新民晚报2015.4.13 A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