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洁敏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 郭洁敏
影片《永远的零》海报
以“战后派”为代表的日本“反战文学”曾获得巨大的社会反响，成为一代日本人的深刻记忆。但是“反战文学”对战争责任的集体“忽略”或“回避”，从深层次来说是一种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反映。
集体“忽略”战争责任
按照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集体无意识”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是一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最根本的内在标志物。
虽然每个民族在最深意识层次都有着“集体无意识”，但日本民族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和典型。例如，日本人之间有着很强的文化认同感，在很多事情上可以依靠“共同感觉”、“心有灵犀”携手并进，无需多费口舌或互相扯皮。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著名的“集团主义”精神。究其原因大致如此：日本长期以来是一个民族相对单一的国家，日本人的意识形态一直较稳定、“灵魂”相对一致，且天皇“万世一系”始终出自同一家族，是日本的精神力量及其象征。国民万众一心对天皇效忠是天经地义。
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既然凭着彼此的“共同感觉”就能达到目的，那就无需想方设法找出证据、运用逻辑地以理服人了。所以，在整体上日本文化具有感性强而理性弱的特点，进而显得是非界线模糊——“大家都同意，它就是‘正确’的”，个人只需“各安其分”，跟着走就是了。因此，抑制个性成全整体利益，对日本人而言是非常伟大和崇高的行为。反过来说，在日本彰显自己的个性是需要勇气的。
日本人这一依托“共同感觉”的“集体无意识”，使得整个日本社会自古以来就具有很强的均质感和凝聚力。有人形象地比喻说：日本人就像池子中的一群小鱼，秩序井然地朝着一个方向游动。如果有一块石子投入水中，搅乱了这个队列，它们就会转变方向，朝着相反的方向游去。日本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中根千枝曾指出：“日本文化不存在完全独立的框子、形体和骨架”、“日本像是一个软体动物，而中国和印度则类似于哺乳类动物，和马、狮子很相像，有骨骼而且很清楚。可以说，日本接近于没有骨骼的类似于海参那样的生物，原则上不表现出一个明显的形体，并经常变化形体”。这种特点在具体实践中往往表现出欠缺责任意识和承担责任的勇气。因为大家都是凭“共同感觉”在干，区别仅是各自“岗位”的不同，比如前方杀人的侵略者同后方家里的留守者没有什么本质差异。所以，当年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日本出现了“一亿总忏悔”的口号，这实际等于没人忏悔，没人负责。
在日本战后的经济崛起中，这一“集体无意识”发挥了巨大的正能量作用，它使得日本人形成了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齐心协力在一片废墟上奋发图强，到上个世纪80年代建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另一方面，当那些没有被清算的旧官僚总是模糊正义与非正义的界线，并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两颗原子弹”，从而以“受害者”自居逃避战争责任问题时，处于日本这一“纵向社会”中下层的很多民众也就习惯性地“保持一致”了，少数坚持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人或作品则被视为异类。例如，侵华日军老兵东史郎于1987年7月6日，同两位战友一起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布了《阵中日记》，揭露南京大屠杀，随后又撰写《我们的南京步兵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一书，试图让日本人民了解南京大屠杀真相。然而，他们的行为在日本遭到冷眼，日本右翼势力更是对东史郎他们百般围攻，孤立他们，把他们的义举说成是“异类行动”、“有辱国格的卖国行为”。
“反战文学”回避加害
从1945年日本战败后到上世纪50年代初，日本文坛曾经以“战后派”作家为代表，诞生了一批“反战文学”。他们以沉郁厚实的悲剧风格，竭力描写战争的残酷，并揭示它给人们带来难以消除的精神创伤。“战后派”作家大多在二战末期应征入伍，部分经历了惨烈的战争，并目睹了日军的最后疯狂。他们以亲身之经历，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些表现手法，冷酷地描写血腥的战场、细腻地刻画人们面临死亡的心理活动。他们对刚过去不久的那场战争做了血淋淋的控诉，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成为一代日本人的深刻记忆。
例如，梅崎春生的《樱岛》花费大量笔墨描写驻扎鹿儿岛的日本海军士兵们在等待死亡和面对死亡时的悲惨一幕，真实地反映士兵们既害怕战争，又鼓起勇气走向不归路的心理活动；大冈升平的《野火》叙述了主人公“我”在菲律宾战场节节溃逃的经历，描绘了日军在菲律宾战场弹尽粮绝，自相残杀，甚至吃自己同类身上的肉的情景；野间宏的《真空地带》揭露了日本法西斯军队内部的黑暗腐败，将那里比喻为没有自然界空气的“真空地带”。井伏鳟二的后期代表作《黑雨》从“核爆后遗症”的视角，还原了广岛原子弹爆炸时的真实情景。它描述了战争的巨大破坏性，揭示了战争对人们肉体和心灵造成的严重创伤，以及给社会带来的持久影响。《黑雨》多次被编入日本教科书，并获得野间文学奖。根据该小说拍摄的影片于1989年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日本以“战后派”为代表的“反战文学”表露出对战争的极度反感和厌恶，然而他们大多囿于个人的立场，孤立地描写战争或战场上的某个片断，未能全景式地俯瞰整个战争，并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追究战争责任。而且，作品中的受害者几乎全是日本人或日本士兵，对日本军国主义作为战争发动者给中国和东亚东南亚诸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及其滔天罪行几乎都没有涉及。即反战作品表现出零碎性、局部性和暧昧性的特征，其中的反战人物形象比较模糊，反战态度较为消极，对战争的看法并不是建立在正确的是非观基础上，而是基于“要活下去”的本能欲望。例如，被认为很具反战色彩的《黑雨》主人公并无强烈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话语，只是在8月10日的日记中直接表露：“我厌恶战争，谁战败都可以，只要早点儿结束。什么圣战？还不如不神圣的和平。”
可见，即便在日本的“反战文学”中也鲜有深入追究战争责任的内容，关键之处表现出隐晦、暧昧、避讳。“反战文学”对战争责任的集体“忽略”或“回避”，从深层次来说是一种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反映。作者们尽管具有鲜明的反战意识，但是仍然没有区别正义和非正义的原则立场，没有超越由日本主流社会营造的暧昧的“共同感觉”。正如有评论家尖锐指出的，所谓暖昧是“反对战败的潜意识反映”、日本战后“反战文学”是“另类的隐身法：用日常性掩盖战争责任”。日本作家丸山真男在《超国家主义的伦理与心理》一文中则把日本民族的这种责任意识淡薄的特性称为“无责任构造”。
“颂战文学”有恃无恐
由于对战争责任的集体“失声”或“失忆”，几十年来日本社会对这场战争的反省始终是不彻底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后派”作家相继淡出人们的视野，“反战文学”亦逐渐式微，到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文坛已经很难看到内容涉及二战的文学作品，剩下为数不多的相关作品也都是些“原爆（原子弹爆炸）文学”，强调“日本是受害者”。
一些右翼分子觉得时机已到，开始为战犯鸣冤叫屈，为这场侵略战争的发动者“洗刷”罪名。文坛上则是一些颂战文学纷纷出笼，其中三岛由纪夫最为典型。他虔诚信奉天皇制，主张发扬武士道精神，恢复社会旧秩序，艺术上则继承“日本浪漫派”的传统，追求一种颓废的美。他在1960年问世的《忧国》，写“二·二六”政变中一名军官在忠义不能两全的情况下，与妻子双双剖腹自杀，表现“为大义而死”的悲壮美。三岛由纪夫认为人固有一死，为天皇而死是最高的美，而“美之所以为美”，就是因为像樱花那样绚烂凋零。他不遗余力地赞美“死亡之美”，最后跑到东京自卫队剖腹自杀。
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因战败而压抑的民族主义思潮迅速回归，大国主义意识开始膨胀。1983年，日本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对内进行“政治总决算”、对外要做“政治大国”的目标。所谓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就是试图在历史问题上做一个了结，进而成为“正常国家”，在经济上凭借经济实力参与主导国际新秩序，在政治上谋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等。到了上世纪90年代，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活跃，日本的政党政治也呈现出明显的右倾保守化倾向。在这一思潮之下，日本一些右翼人士开始通过弘扬日本传统文化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来重新凝聚民心。由于日本的“集体无意识”中从来没有对这场战争彻底否定，所以整个社会非常轻易地开始“向右转”，以致一些政客明目张胆地否认侵略历史竟成为谋取“政绩”的“卖点”。
在文坛上，一些日本文学作品更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淡化、模糊甚至弱化、掩盖、否认日本侵略罪行的现象，而像中日1982年合拍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等反映侵华战争的影片则遭到右翼势力的攻击，作品光盘未能在日本国内销售；《黄石的孩子》《拉贝日记》等涉及日本侵华史的电影非但不能在日本拍摄，就连在日本的上映及光盘销售也受到阻挠。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来一部以二战时“神风敢死队”为题材的战争影片《永远的零》在日本一炮打响。据说，小说原著在日本销售超过300万册，同名漫画等发行近480万册，这在多年不景气的日本图书界、影视界是非常“里程碑”的纪录。《永远的零》讲述了一个日本零式战斗机飞行员如何“在战争中成长”，最终作为“神风特攻队”成员战死于冲绳战役的故事。该片被认为“内容真实而催泪”。日本首相安倍在2013年的最后一天，选择到电影院看这部电影来告别2013年，并对媒体表示“非常感动”。二战过去不过几十年，将这部被认为“宣扬国家主义”乃至“战争狂热”的影片同当年以“战后派”为代表的厌战反战作品做对比是极具讽刺意义的。
《永远的零》的畅销并非偶然，它同日本政治上力求修改和平宪法，强调实行所谓集体自卫权，企图进一步扩大自卫队行动范围，挑战“战后体制”等是一脉相承的。对此，国际社会相继出现了批评意见，如美国海军学会网站发表题为《通过日本视角：日本影院的二战影片》的文章，以日本电影《永远的零》为例，批评二战后日本影坛出现了一批美化日本战争角色的电影。文章认为，日本关于二战题材的电影通常不解释战争的起因，将日本描绘为战争的受害者而非侵略者，这类电影中的“修正主义倾向”正在加重。
亟待“内在的国际化”
日本民族的“共同感觉”缺乏理性思辨，具有“无原则性”和“实用性”倾向——无所谓正义或非正义，一切仅仅是为实现目的而奋斗。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曾坦言：“我们日本从古代到现代，一直没有哲学。”
日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无原则性”和“实用性”倾向亦是所谓“岛国意识”的体现，它“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生存哲学，其中既有强大的危机意识，又有灵活多变的实用主义性格”。扩而言之，狭隘的民族优越感、根深蒂固的“皇国史观”，以及宗教信仰上的“利欲”特点等，形成了日本右翼势力错误的历史观。他们总是以“翻案”的形式来进行自我肯定，达到洗刷历史，扬眉吐气的目的，这显然是一种文化错觉。比如日本一些政治家错误地认为，承认侵略并向周边国家谢罪是“自虐”行为，将使日本“在外交上处于被动”、“永远被认为是残暴无礼的民族”，并“使后代产生多余的自卑感，丧失作为日本人的自豪感”，进而影响日本的“形象”，妨碍日本成为“政治大国”。
二战后，日本虽然被美国强行进行“民主化改造”，并促使其走上现代化道路，成为西方工业革命的“优等生”，但是以“神道”为核心的“皇国”意识形态没有多少触及，包括主从关系、集团关系等“国体思想”等都延续下来了，即骨子里依然“和魂洋才”，没有对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根本抛弃。
日本文化同其他任何国家的民族传统文化一样需要更新或者说与时俱进，即必须在最深层次的“集体无意识”层面，以自我反省精神和批判精神，对自己的传统思想和文化深刻反思。
上世纪90年代日本曾掀起过“国际化浪潮”，它亦被称为日本的“第三次开国”。具体指对外树立形象，融入世界；对内进行国际化教育，提升全民国际化的水平。相对于前者“外在的国际化”，后者被称为“内在的国际化”。许多日本有识之士认识到：面对日益开放的世界，日本必须克服“岛国意识”、“岛国根性”，提升自身的素质并进行内部机制的革新，即通过“内在的国际化”革命，使自己顺应世界潮流，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
21世纪是全球化的时代，对日本民族来说，只有克服和超越“岛国根性”“岛国心态”，勇敢面对历史，才能真正融入亚洲和世界，进而真正成为具有持久国际影响力的世界大国。日本民族“内在的国际化”任重而道远，需不畏艰难地大力推进。
（摘自新民晚报2015.4.9 A1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