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德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 廉德瑰
日本右翼分子在街头叫嚣摆脱“自虐史观”
战前的日本“右翼”思想家大川周明说过：“右翼是与左翼相对的说法，左翼是指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者”。战后的学者猪野健治也认为：右翼是对抗左翼的在野势力之前卫部分，猪野更明确地点出了日本“右翼”的反共特点，也点出了“右翼”的“在野”，即反体制的特点。其实这只是日本“右翼”观点和特点的一部分。日本警视厅给日本“右翼”的定义是：“在我国把日本的国体和自古以来的民风道德视为万邦无比的理想，并加以保护和宣扬的思想与运动。”警视厅的这个定义指出了“右翼”的民族主义内涵，却模糊了是非判断，而且没有点出“右翼”的暴力倾向。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日本“右翼”？它又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对日本社会的过去与现在产生了哪些影响呢？以下从日本“右翼”的起源，战前与战后的“右翼”以及“右翼”与“右倾化”、军国主义和日本人的历史观的关系做一介绍。
“右翼”思想源于民族主义
关于日本“右翼”思想的起源要从江户时代末期出现的民族主义说起，当时日本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民族主义者主张抵制西化、王政复古和“尊皇攘夷”。但是倒幕成功之后，“尊攘”派一反过去的民族主义主张，开始推行向西方开放的政策。不过，“开国”之后，他们没有处理好日韩关系，于是出现了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等人主张的“征韩论”，对此，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认为应该先处理好内政，然后再考虑对韩国政策。争论的结果是“征韩派”失败辞职下野。后来“征韩派”分裂成以板垣退助为首的民选议院设立派和以西乡隆盛为首的武斗派。板垣派曾向政府提出设立民选议院建议，还结成爱国社，为后来的自由民权运动奠定了基础。武斗派多次发动起义，西乡隆盛因发动西南起义失败而自杀，但是西乡隆盛等人的扩张主义思想和对武力的信奉，特别是他们的反权力、反体制倾向为后来“右翼”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西乡隆盛的崇拜者头山满早年参加过武斗派，也参加过反对欧化的爱国社再兴大会，是“右翼”的创始人之一，他组建了右翼团体向阳社，策划打倒西化政府，暗杀大久保利通。1881年，向阳社改称玄洋社，是日本著名的右翼组织，这个组织后来又繁衍了黑龙会、浪人会等右翼团体。玄洋社的社训是：“宣明国体，伸张民权，发展国运，发扬国威。”1886年，北洋舰队访问长崎时与当地日本人发生冲突，这件事刺激了玄洋社成员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开始主张进攻大陆，鼓吹控制亚洲的大亚洲主义。1894年，头山满和玄洋社成员内田良平等人前往韩国釜山，成立右翼组织“天佑侠”，支持东学党叛乱，动摇了李朝政权和清朝对朝鲜的支配。“天佑侠”的目的就是使韩国脱离清朝支配，建立亲日政权。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玄洋社成员在中国积极活动，并转而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
战前“右翼”助推军国主义
从上述“右翼”的起源看，他们具有反权力和反体制倾向，同时也有排外、反欧美和向邻国扩张的倾向，因此当日本政府推行扩张政策时，他们又给予积极配合。战前的“右翼”正是沿着这个思路发展起来的。著名的黑龙会是从玄洋社分离出去的右翼组织，该组织的目的是：“振兴帝国，树立东亚万年大计”，他们调查俄国、中国和朝鲜的政情，创办机关报《会报》，鼓吹俄国威胁论，主张日韩合并，他们中的大亚洲主义者支持过辛亥革命，但目的在于使中国成为日本主导的“大亚洲”的成员。1931年，黑龙会成立大日本生产党，从事政治活动，头山满是顾问、内田良平是会长。除了黑龙会之外，上世纪二十年代，东京有57个右翼团体，这些团体都主张拥护日本国体、防止赤化和政治改革，但由于大部分具有暴力倾向，得不到公众认可，最后堕落成为财阀、政界、军界在背后支持的反对“左翼”的暴力工具。
从1927年到1937年间，日本总共成立了634个右翼团体，参加人数达到12万多，这是日本“右翼”的最盛时期，为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前的“右翼”在民族主义情绪驱动下，不满政府的“软弱”政策，不断制造暴力事件，发动政变，谁表示反对扩张主义，谁就被戴上卖国贼的帽子，甚至遭到围攻和暗杀。1930年，他们暗杀了首相滨口雄幸，1932年制造“血盟团事件”、“5·15事件”，1936年制造“2·26事件”。“血盟团事件”是在经济不景气和政党腐败的背景下发生的，“右翼”分子井上日召指挥成员暗杀特权阶级的“一人一杀”行动，暗杀目标是三菱、住友、安田和大仓等日本财阀领袖以及警察，他们的行动理念是“一杀多生”，建立以皇室为中心的反资本主义社会。“5·15事件”是海军中尉三上卓等人暗杀日本首相犬养毅，“2·26事件”是“右翼”青年军官发动的军事政变。
在“2·26事件”失败后被处死的人中，有与大川周明齐名的“右翼”思想家北一辉，他早年是大亚洲主义者，曾经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2·26事件”的少壮派军官都是受了他的思想影响而发动政变的，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政变，但他是这次事件的主角。
“2·26事件”是日本滑向军国主义的标志性事件，日本军方在事件处理过程中逐渐获得了较大的发言权，“右翼”的政变虽未成功，但从此军方的影响力超过了政界和经济界。可以说，本来具有反体制性格的“右翼”的过激活动歪打正着，最终如愿以偿，导致日本走上军事扩张的道路，“右翼”也在日本的军国主义扩张过程中充当了马前卒和炮灰的角色。比如，“右翼”活动家青年社主干儿玉誉士夫，被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任命为顾问，1931年后他在中国东北为日本侵略中国搜集情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到上海为日本海军和外务省搜集情报，后来成立著名的间谍机构“儿玉机关”，在中国以半公开半隐蔽的手段搜刮战争物资提供给日本海军，还资助过川岛芳子在中国的特务活动。国粹大众党的笹川良一积极支持战争，在大阪修建机场，然后送给日本空军，当时国粹大众党有二十架飞机，1939年他还乘私人飞机去意大利与墨索里尼见面，谋求日意合作。
战后对“右翼”清算不彻底
“右翼”在战后与军国主义分子一起受到了整肃。天皇神话被打破，皇国史观式微，国家神道被解体，“右翼”领袖也被定为战犯。比如，青年社主干“儿玉机关”的老板儿玉誉士夫，神武会的大川周明、国粹大众党的笹川良一、玄洋社的近藤一马、大日本赤诚社的桥本欣五郎、黑龙会的葛生能久、言论报国会的鹿子木员信等都被定为甲级战犯。战后初期登记在案的350个右翼团体中有210个被解散，日本政界、经济界、军界等总共有十万多人被开除公职。“右翼”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至少在1945年到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字为止的六年间，日本的“右翼”活动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当然，日本战后对“右翼”的肃清并不彻底，1946年起，又出现了四百多个新的“右翼”政党，它们与战前的“右翼”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有的是战前“右翼”分子的重新组合，有的只是名称改变之后的借尸还魂，中曾根康弘创立的青云塾在当时也属于右翼团体。当然，战后“右翼”也有新特点，他们主张“亲美反共”理念，“反苏、反东欧、反中国”成了他们的政治口号。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安保条约修改过程中，“右翼”主张拥护安保条约，他们的逻辑是如果放弃安保条约，防卫能力薄弱的日本就会被强大的苏联侵犯。1978年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之前，右翼团体在代代木公园集会反对，反对的理由是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
战后他们继续反权力反体制，主张修改宪法、收回领土、打倒左派的“日教祖”和教育正常化。他们还认为东条英机并不是战争犯罪者，东京审判本身就是错误的。从1960年到1963年，他们刺杀社会党议员河上丈太郎，刺杀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策划刺杀苏联副总理米高扬，还在主张日苏和解的建设大臣河野一郎家放火。
根据日本警方的调查，1993年末，右翼团体有500多个，成员有约12万人。它们山头林立，行动方式各异，日本警视厅把反体制的国家革新“右翼”称为本流“右翼”，把在街头进行实践活动的称为行动“右翼”，把反对新左翼的民族派学生团体称为民族派诸团体，把进行合法反共活动的团体称为反共教化团体。本流“右翼”的代表性组织有：大东塾、大日本生产党、大日本爱国党等。行动右翼包括：日本青年党、大行社、松魂塾等任侠组织。民族派包括：一水会、统一战线义勇军等。
“右翼”与政界鹰派相勾结
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说：现在的日本就像被阉的狗，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反映了他对战后日本的不满。其实，战后日本的“右翼”并未销声匿迹，他们仍然与政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思想继续对日本一些人产生影响。比如，战后日本的一些“右翼”团体一直与政界鹰派人物保持着扯不清的关系，据说鸠山一郎组建自民党的前身自由党时就接受过“儿玉机关”秘密资金的资助，战前的右翼组织国粹大众党总裁笹川良一在战后与政界实力人物岸信介、西尾末广、贺屋兴宣、佐藤荣作、福田赳夫等人都有很深的交往，他们的历史观仍然停留在战前的状态，其中岸信介、贺屋兴宣与笹川良一一样都是甲级战犯嫌疑人。
即使到了近年，由于都是皇国史观的信徒，战后“右翼”与日本政界鹰派仍然勾结不断。比如，2001年5月，“右翼”组织“日本人会”成员强行登上钓鱼岛示威，该会的会长是日本“右翼”活动家、“建国义勇军”创始人、日本“刀剑友之会”会长村上一郎，而这个“日本人会”的最高顾问竟然是国会议员西村真悟。村上一郎早在1999年7月就与当时的日本众议院议员西村真悟相识，他后来成为西村真悟的政治资金提供者之一。因为多次谋划和实施恐怖活动，2003年12月19日，村上一郎被日本警视厅公安部逮捕。西村真悟作为该“右翼”组织的最高顾问，必然受到牵连，最后不得不取消了就任民主党众议院防灾对策特别委员长的念头。
2000年，安倍的同路人、自民党内著名的鹰派人物、森喜朗内阁的官房长官中川秀直因为与右翼组织日本青年社副社长滑川裕二有交往，并且被怀疑向该社提供过官房机密费。此事虽然一经媒体曝光，中川不得不引咎辞职，但是，还是引起了舆论一片哗然。2004年，日本保守派议员成立了“保护日本领土（竹岛、尖阁诸岛）行动议员联盟”，会长是自民党议员森冈正宏，副会长是自民党的岩屋毅和柏村武昭以及民主党的原口一博和松崎公昭。民主党的松原仁是事务局长。自民党的久间章生、武见敬三、玉泽德一郎和与谢野馨都是顾问。2005年3月3日，该议员联盟曾邀请“右翼”组织日本青年社干部到日本国会，这些议员向青年会表示感谢，称赞他们保卫了钓鱼岛。
日本青年社是被日本政府列入黑社会组织的右翼团体“住吉会”的下属组织，成员大约有3000人左右。他们忠于儿玉誉士夫创立的“青年思想研究会”，是日本规模最大的“右翼”组织，在全国各地方议会都有其支持的议员当选，因此对日本政治也有一定的影响力。该团体的主张是“以高贵的日本历史和国体为基础，匡正文教与政治，恢复国权与领土，实现平成维新，为子孙万代建设一个太平的道义国家”。该团体还主张团结爱国同胞同内外的不正行为作斗争，打破占领宪法和波茨坦体制，恢复日本的国体，也就是真正的以天皇为核心的政体。日本保守派议员邀请他们到国会做客，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石原慎太郎曾说过：日本早就没有“右翼”了，现在街头活跃的都是些暴力团而已，他还引用三岛由纪夫的话：没有健全的恐怖主义就没有健全的民族主义。石原的话反映了他对战后“右翼”的不满，同时暗示自己属于战前那种“健全”的“右翼”。其实，近年来日本政治的变化，对于石原慎太郎来说应该是有所“改善”的。2012年年底，自民党在选举中战胜民主党，再次夺回政权，由该党鹰派岸信介之外孙安倍晋三出任首相。鹰派在外交政策上主张强硬路线，在宪法问题上主张修改其第九条，甚至废除“和平宪法”，重新起草一部自主宪法。另外，在对华政策上，鹰派也比较敌视中国，不赞成向中国做任何让步，给人以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印象。
当然，“右倾化”表面上未必指的是“右翼”化，但是政界鹰派与日本的“右翼”在历史观和其他政治主张上有许多共同之处，现在，自民党内的鹰派在政治上占据了主导地位，组织了内阁，受到“右翼”欢迎，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战后“右翼”中确实不少已经堕落为黑社会性质的团体，但是日本政界时常爆出政客与这些“右翼”团体之间的来往，特别是有些人的言行与“右翼”的皇国史观极其相似，也就是说至少“右翼”的思想仍然在不少人头脑里作祟，这是至今有人企图翻历史的案，拒绝反省侵略罪行的根本原因，因此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刻忧虑。
（摘自新民晚报2015.4.8 A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