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唐永亮
安倍晋三携夫人在“缅甸日本人墓地”参拜慰灵
近年来，安倍晋三和麻生太郎等日本政府高官数度去蒙古、缅甸等地的日本人二战战殁者海外墓地参拜慰灵。
日本领导人的海外慰灵活动，表面看起来好像只是遵行日本宗教风俗习惯之举，实际上它与日本人的国际战略、历史观念密不可分。
海外慰灵步步升级
日本海外慰灵活动是日本国内慰灵活动的海外拓展，是日本人基于祭奠死者之风俗习惯而对战死在海外战场之日本人灵魂的祭奠行动。日本人海外慰灵活动由来已久，经历了由民间主导到官方主导，由零散化向惯例化、制度化转变的过程。
日本海外慰灵活动起始于战败后不久的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因为日本与许多国家尚未建交,普通日本人出国受限制，所以日本人的海外慰灵活动主要是通过生还者带回战友遗骨或政府出面接收海外阵亡者遗骨，建立祭奠阵亡者的国家设施来加以追悼。
1952年4月，随着《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保条约》的生效，在美国对日政策由打压向扶植转变的背景下，日本结束了被占领状态，实现了“独立”。一直受到盟军司令部压制的旧军人、旧官僚和遗族等势力渐渐复活，开始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恢复、改善对军人和遗族的援护制度。
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海外慰灵追悼活动进入了一个新时期。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日美关系的巩固，以“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为代表的美化日本侵略行径、否认侵略历史的思想言论开始在社会上抬头。
在此背景下，慰灵悼念活动出现了以下四个新变化：
1. 日本重新恢复对战死者的授勋制度。
2. 从1963年开始，全国阵亡者追悼仪式得以惯例化。
3. 以1964年4月开始实施的日本国民出国自由化为契机，许多右翼团体、地方组织、遗族、旧军人团体走出国门，依托20世纪50年代岸信介内阁赔偿外交打下的基础，以公益援助为手段，以追求和平为口号，在一些国家纷纷建立日本阵亡者慰灵碑。
4. 旨在实现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靖国神社法案”在1969年6月第一次提交国会审议，虽然最终没能通过，却制造了前所未有的舆论攻势，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是以民间为主导的海外慰灵活动时期，那么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则进入了以日本政府为主导的海外慰灵活动时期。
1971年7月，日本厚生省制定了“海外慰灵碑建设纲要”，开始着手在二战主要战场建立日本人战殁者慰灵碑。如今，日本政府已先后在菲律宾、塞班岛、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拉包尔市和威沃克市、缅甸、马来西亚、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帕劳共和国、阿留申群岛、印度尼西亚、印度、俄罗斯联邦的哈巴罗夫斯克市和萨哈林州以及蒙古建立了14座慰灵碑（不包括硫磺岛和摩文仁）。不仅如此，从1976年开始，厚生省还每年组织开展以遗族为对象的海外慰灵巡拜计划。
2000年以后，日本海外慰灵活动进入兴盛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1995年日本天皇和皇后于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在日本本土的广岛、长崎和冲绳、东京都慰灵堂展开“慰灵之旅”。十年后的2005年，天皇和皇后又来到位于夏威夷西南6100公里处的美属塞班岛，访问了日本在塞班岛建设的“中部太平洋牺牲者之碑”，这是日本天皇首次赴海外展开慰灵祭奠活动。
与海外慰灵活动紧密相关的是，日本厚生省联合外务省等关联省厅积极开展的阵亡者遗骨收集工作。从1953年到1993年的40年间，日本政府共实施了三次海外日本人战殁者遗骨收集计划，共收集到了约122万具遗骨。此后，由于遗骨信息收集困难等原因，工作进展颇为缓慢。从2006年起，为了加快东南亚等地的遗骨收集工作，日本厚生劳动省将遗骨收集工作委托给“日本遗族会”、“日本国战死者遗体收容团”、“日本青年遗骨收集团”、“空援队”、“全国所罗门会”等民间团体来实施。另外，针对硫磺岛遗骨收集工作进展缓慢的状况，时任首相菅直人更是亲自访岛，并指示成立收集硫磺岛日本人阵亡者遗骨的“特命小组”。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海外阵亡者遗骨约有240万具，截止到2013年3月31日为止，共收集到了约127万具遗骨。
安倍上台变本加厉
安倍第二次执掌政权之后，积极开展海外慰灵活动。2013年3月末，安倍晋三在访问蒙古时，赶赴位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郊外的日本人墓地，并向那里的“日本人死亡者慰灵碑”献了花圈。这个纪念碑建在日本人墓地的原址上，纪念过去被扣留在当地的死去的日本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日本人被前苏联军队扣押在西伯利亚，有约1.4万人被移送到蒙古国，参加当地的城市建设工程，约2000名日本人死后被埋在当地。
蒙古国之行后不到两个月，2013年5月，安倍晋三又访问了缅甸。他携夫人安倍昭惠来到位于仰光远郊的“缅甸日本人墓地”，为二战期间在缅甸战场上与英军、美军和中国军队激战中战死的13.7万日本军人“慰灵”、“镇魂”。
此外，在安倍晋三的支持下，日本政府成立了以水落敏荣为委员长的关于战殁者遗骨归还特命委员会。该委员会高调宣布，在2020年前将收集60万名阵亡军人遗骨。为了进一步推进硫磺岛的日军遗骨收集工作，2013年3月21日，日本政府专门设置了“关于推进硫磺岛遗骨归还的关联省厅会议”，协调各方工作。该会议的议长是首相助理卫藤晟一，成员主要是厚生劳动省、外务省和防卫省等部门的官员。
遗族势力渗透政界
日本人的海外慰灵活动并不是简单的宗教活动。实际上，海外慰灵活动是一个与日本自卫队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的问题。
日本自卫队和防卫省很早就开始参与阵亡者遗骨收集等工作，其中就有用这些活动进行军人心理塑造的动机，即用海外战死的“英灵”来鼓舞自卫队的勇气，激发自卫队的士气。同时，我们不能小视海外慰灵活动中右翼势力的力量。从历史上看，海外慰灵活动是与遗族的活动分不开的。
1947年11月，为改善阵亡者遗族的经济生活境况，日本遗族厚生联盟诞生，当时号称“遗族800万人”。此后，日本遗族厚生联盟发展改组成财团法人——日本遗族会，进一步扩充了地方组织，积极开展活动，通过各种有效手段对议会、政党、官厅等施加影响力，成了名符其实的“压力团体”。
日本遗族会与自民党议员关系紧密，第四代日本遗族会的会长贺屋兴宣就曾任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现任会长尾辻秀久和前任会长古贺诚都是自民党议员，并且日本遗族会中有大约17万会员是自民党党员，因此长期被视为自民党的重要“票田”。
日本遗族会与具体负责战殁者慰灵事业的厚生劳动省也结成了帮扶关系。在日本，虽然除日本遗族会之外，还有对侵略战争表示反省的和平遗族会及其他遗族团体，但是得到日本厚生劳动省援护的只有日本遗族会一家。也正因为如此，虽然没有遗族背景却担任过厚生大臣的桥本龙太郎曾被推举为日本遗族会的第七代会长。从政治力学而言，日本遗族会与国会众参两院议员、厚生省之间，已经形成了牢固的“铁三角”互动关系。
海外慰灵迎合民意
日本整体右倾化是伴随着冷战之后民族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强化的，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日本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出现了“扭曲化”、“激进化”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安倍等人不断赴海外参拜日本人阵亡者墓地，将海外慰灵活动放大化，既迎合了日本国民因长期失落而形成的对过往帝国时代辉煌的向往，又似乎在有意识地将国民的这种心理倾向引导到普通国家化“改革”之中。
可以说，日本领导人海外慰灵活动是与安倍政权实施的正常国家化“改革”互为表里的，日本领导人海外慰灵活动是与日本政治大国化、普通国家化相配合的国民国家意识构建的重要一环。如果说，民间主导下的零散的海外慰灵活动是遗族基于亲情对先人的缅怀，那么，现任国家领导人以及现役自卫队队员都参与其中，而且频率如此之高，就不能不说具有战略性的意图了。
官方主导借“灵”还“魂”
日本人的海外慰灵活动与日本人的宗教观紧密相关。神道是日本的传统宗教。在神道中，非常重视对死者的祭祀和供养。在神道中，空间被分为现世和彼世，现世是生的世界，彼世是死的世界。无论是好人还是恶人，几乎所有的人死后都可以去彼世，和在彼世等待的先祖之灵一起生活，成为神。干过大坏事的人、在现世留下深怨大恨的人，如果遗族请来有灵能的人加以供养，也可以去彼世。
日本学者柳田国男指出，日本人认为人死后不是立即与祖先的灵魂相融合成为神。死后要经历一段时间，等到污秽被清除、净化之后，才与氏神融合为一体。得不到子孙供养的灵魂叫做“外精灵”或“无缘”。它是一种“恶灵”，经常会带给人们病虫害、恶劣天气以及传染病。所以，子孙的供养、祭祀是使死者死后的生活安定下来，灵魂得到洁净，从而尽快转世的重要仪式。换句话说，子孙的供养和祭祀一方面使死者的灵魂顺利走向彼世，另一方面对于生者而言，通过对先人的祭祀、供养可以得到祖先神的佑护。
不过，日本民间的慰灵祭祀是一回事，日本政府主导的所谓战殁者慰灵祭祀，包括海外慰灵活动，又是另一回事了。它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国家神道时期的祭祀活动。
所谓国家神道是19世纪后半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为止出现的把神社神道与皇室神道结合起来，以宫廷祭祀为基础，将伊势神宫和神社的祭祀拼凑结合而形成的国家宗教。
国家神道以伊势神宫为本宗，将全国的神社组编成金字塔形，由神社本厅统一管理，成为高于佛教、基督教等一般宗教的天皇制教化国民的宗教工具，国库负担这些神社的日常开销。靖国神社也是国家神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创建之初由军务官管辖，后来成了陆海军管辖的神社。靖国神社将阵亡者的亡灵尊奉为神来祭祀。然而，靖国神社的慰灵与普通国民宗教意识中的慰灵传统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日本在封建社会时期的传统是，对于死于战乱的人，不分敌我，一律供奉，以安慰其亡灵。而靖国神社的原则是，只有那些为大日本帝国，为天皇战死的灵魂才能够得到祭祀，对天皇的忠诚是一切价值的标准。只要是为天皇而死，不管其生前的行为是善是恶，皆奉之为神。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盟军司令部的“神道指令”，国家神道被取消，日本开始实施“政教分离”政策。现今日本政府主导的海外慰灵活动已不是那种明目张胆地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祭祀的国家性宗教行为，而是打着“追慕和平”、反思战争旗号的非国家性宗教文化活动，因此更加具有隐蔽性。
慰灵实为涂脂抹粉
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领导人积极开展海外慰灵活动也是不能正视侵略历史、未能真诚谢罪的重要表现。政府主导下的海外慰灵活动是对战争中阵亡者价值和名誉的认可，日本政府企图借此打通因战败造成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国家发展之间的扭曲状态，并在意识形态上改变日本国民的战败国自卑心理以及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长期低迷而造成的日本国民失落、失望与焦躁的心态，激发国民的大国意识和民族自豪感，为未来的正常国家化“改革”奠定心理基础。
从思想理念上看，日本遗族会基于受害者意识，积极开展以“表彰英灵”为目标的国家守护靖国神社运动，主张将侵略战争美化成“自卫战争”的战争观，其所谓的思维逻辑是自卫战争-英灵-和平发展，换句话说，他们认为日本战后的和平发展是建立在无数为“正义战争”而流血牺牲的“英灵”之上的。为寻求心理平衡和顺应感情的需要，在遗族看来，证明自己亲人“死得其所”的惟一出路也只能是将他们为之而死的战争定义成非侵略战争。
而与之相对，日本政府在慰灵追悼上的一贯立场是既“反对”今后发动战争，又搁置对过去战争的评价和对日本军人在战争中不法行为的追究，只开展战死军人军属的慰灵追悼工作。可以说，这是一种将对过去战争的评价消解为“反对”今后发动战争的掩耳盗铃式的思维方式。因此就形成了如下一种状态，因为战败，日本国内没有形成共同的“英雄故事”，从而产生了对包括战争受害国民众在内的战争牺牲者和战死者的整体性忘却。
（摘自新民晚报2015.4.7 A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