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文化根基
蒋立峰
日本经过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明治维新实现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在追求富国强兵的同时，一步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东亚的战争策源地，给东亚各国带来严重的祸害。
为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文化根基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什么是日本军国主义
所谓军国主义是指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军国主义。军国主义是一国理论、体制、政策及实践的综合体，其体制又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和社会结构等所有方面的国家总体制。军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对内军事至上，对外谋求霸权。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形成的军国主义，是帝国主义阶段典型的军国主义，其军事至上、谋求霸权的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
军事至上发展成为近代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做“大东亚共荣圈”盟主成为近代日本全力追求的国家发展的终极目标。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军事至上，除采取一切手段加强军事力量外，还包括制定相应的军事政策及为之服务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政策，以及在此政策体系指导下的军事侵略与扩张。
更具体地概括，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以富国强兵、发展军事为立国之本，以保留浓厚封建因素的近代天皇制为政治依托，以“国体论”和“近代合理主义”为思想理论指导，以效忠天皇、崇尚杀伐的“军人道”为精神支柱，以对内镇压、对外扩张为基本国策，彻底剥夺日本人民的生存权利和民主权利，对其他民族推行双倍的帝国主义政策，因此比一般帝国主义更疯狂野蛮，危害更大。简言之，日本军国主义就是近代天皇制加侵略战争。
思想支柱：“国体论”
此所谓“国体”并非一般政治学所指之国家性质，而是在日本幕府末期和近代十分流行的对日本国家的独特政治文化构成的概括语。
1937年日本文部省组织学者编写《国体之本义》，称“大日本帝国拥戴万世一系之天皇，奉信皇祖之神功，永远统治之。此乃我国万古不变之国体。基于此大义，作为一大家族国家，万众一心拥戴圣旨，好好发挥忠孝之美德，就是我国体之精华所在。此国体是我国永远不变之根本，贯彻于国史之中，彪炳光辉，随国家发展而巩固，与天地一同而无穷”。
意思就是日本是“天皇万世一系”的“神国”，天皇是天照大神（太阳神）的子孙，独特于世界，因此，“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竑而为宇”为其世代追求的“日本梦”。
为表达日本高于中国的狂妄心态，日本的“国学”从幕府后期开始从理论上取中国而代之，自称日本为“中华”、“神州”，对明治时期以后日本的发展影响深刻且久远。1933年，日本中坚青年军官团在宣传小册子《皇军之本然任务》中称“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拥护冠绝世界之崇高伟大之国体，恢弘天业，安抚万民，此即日本军人军队之崇高伟大之神圣使命”。说得更明确一些，即“彻底皇化世界各国”、“主动用日本之精神文明融合统一世界全人类，发扬光大皇道，此即我皇国军人肩负之神圣使命天职”。
其实，这种荒谬至极的“国体论”完全是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服务的理论，不值一驳。所谓“天皇万世一系”中的前15代天皇完全是8世纪时的日本人为树立天皇朝廷的权威而编造的，所谓“神国”的“建国神话”也是后人参照古代神话编造的，皆不足信。但这些编造的“历史”对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驱使广大日本国民为其侵略扩张政策卖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天皇制也成为日本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
“国体论”促成了日本国家发展史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即与周边国家在落后中追求对等（注意是“对等”而不是“平等”），在对等中实现超越。古代日本在落后时努力学习中华文明，意欲实现对中国的对等关系，这个目的实现后继续努力追求超越，以成为东亚霸主。
也就是说，为了“大振皇基”，实现“神国梦”，日本从来不会“平等”以待其他国家和民族，在日本的正史中甚至连“平等待人”的言语表白都极少见到。这是理解日本近代何以除侵略扩张之外不会选择其他发展道路的一把钥匙。
理论支柱：近代合理主义
所谓“近代合理主义”是指世界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提出的强权扩张有理、弱肉强食合理的理论，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掠夺奴役本质属性的理论支持。
而强权扩张正是日本自古以来的对外理论，日本一旦有机会，便欲效“神功皇后征朝”而举兵西向。到了近代，日本第三次欲以朝鲜为跳板向中国大陆扩张，故对“近代合理主义”更有一种天生的认同感。幕府末期，吉田松阴以“失于欧美者由鲜满之地补偿”的思想培养了一批明治维新的领导人。这些激进的领导人从西方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现实中学到了“近代合理主义”，而且学得十分到家。所以，从走上近代化道路的第一天起，日本就以“近代合理主义”为理论支柱，开始积极地盘算如何进攻大陆。
以日本著名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为例，他在1885年《脱亚论》中说：“为今日谋，我国不能等待邻国的开明而共兴亚细亚，莫如脱其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1890年山县有朋在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公开提出了以所谓“主权线”、“利益线”为内容的“大陆政策”，通过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壮大实力。此后还有“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论”，“北进、南进论”，“自存自卫论”，“解放亚洲论”，“大东亚共荣圈论”等等，这些理论都是“近代合理主义”的衍生理论，是不折不扣的支持近代日本推行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带来严重祸害的理论。
不难看出，军国主义的近代日本，深谙“战争等于利益”的帝国主义法则，及“强权即合理，好战亦正义”的“近代合理主义”，对推行战争毫不犹豫，不遗余力。
日本1874年进犯中国台湾，迈出了侵略扩张的第一步。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得到的巨额赔款，成为此后进一步大规模扩军备战的强力资本。尝过“甜头”的日本，更是穷兵黩武再无休止。此后的每一次战争，都使日本的战争欲望变得更加强烈，对“战争能得到一切”更加执迷不悟。可以说，近代日本对外进行的全部战争都是侵略战争，而近代日本正是把侵略战争当成促进自身发展的“永动机”。
日本通过接连不断的侵略战争掠夺了东亚地区的大量财富，提高了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水平，为战后日本再次成为世界强国奠定了基础。总之，日本通过侵略战争得到的远比损失的多。日本军国主义在对外侵略扩张方面，比一般的帝国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
精神支柱：“军人道”
自12世纪末开始，日本进入了历时600余年的武家幕府时代，武士阶级是统治阶级，社会之风形成尚武传统是自然而然的。
武士道是武士阶级的精神支柱和道德规范，其核心是对主人的忠诚心，为主人能够做到随时准备勇敢地杀人或赴死。但在明治以后，武士阶级不存在了，武士道的社会影响也因之大大削弱。
1882年，明治政府以天皇名义发布《军人敕谕》，批判了幕府时代的武士擅权，表示今后“兵马大权为朕之所统”，“望子子孙孙笃传此旨，知天子掌握文武大权之事，不再如中世以后之失体，朕为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朕赖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首脑。”“军人以尽忠节为本分”，“要尚武勇”，“自古以武勇为贵，凡我国臣民必须武勇，军人不能片刻忘记武勇”。显而易见，《军人敕谕》将为天皇“尽忠节”列为军人的首要条件，将武士道中对幕府将军和藩主的忠诚心置换为对天皇的忠诚心，并以“忠节”、“礼仪（绝对服从命令）”、“武勇”、“信义”、“素质（戒文弱、轻薄、骄奢、华靡）”这一道德体系取代了武士道的社会地位。近代日本的每一位军人都必须背诵《军人敕谕》，并在严酷的军队教育中成为誓死为天皇尽忠、以魂归靖国神社为荣的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一分子。
事实上，直到20世纪初期，武士道在日本社会仍没有大的影响。与其说近代日本军人奉行武士道，不如说已实现近代化转变的日本军国主义军队中的士兵已经脱离了封建武士道的约束，而被驯化成具有近代意义的“军人道”的奉行者。
如果说“军人道”与武士道仍有相通之处，那就是野蛮凶残。封建武士可以对看不顺眼的平民百姓拔刀砍杀，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军队中的士兵则在“军人道”的驱动下以各种荒诞的“理由”滥杀无辜，以无尽展现其忠诚心和征服欲。这也是人们往往将近代日本军队推崇的“军人道”视同为封建武士道的主要原因。
历史遗毒仍在作祟
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及政客仍在拼命为日本军国主义树“光荣碑”、立“英雄传”，将那些军国主义杀人狂魔作为“为国捐躯的英灵”供奉在靖国神社里供人参拜。
如果让日本总结近代的历史教训，当然不会从帝国主义战争、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角度，在否定近代日本的侵略战争的前提下总结历史教训。
所以，对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负有最高法律责任的昭和天皇裕仁，在1945年9月9日给皇太子的信中总结日本战败的原因时说：“1.我国人过分相信皇国而侮蔑英美；2.我军人过分重精神而忘科学；3.军人跋扈不考虑大局，知进而不知退。”这其中就看不到丝毫否定侵略战争的意思。
虽然战后日本曾出现了较强的和平主义思潮，但自1963年林房雄推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后，肯定近代日本的侵略战争的倾向日益明显，至1995年日本历史研究委员会出版《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以否认近代日本进行过侵略战争的方式来肯定近代日本的侵略战争，一时间，“自存自卫”、“解放亚洲”等谬论甚嚣尘上。此后，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反动，以肯定近代日本的侵略战争为主要内容之一的民族保守主义发展成为当代日本的主流社会思潮，显然，美化侵略史的日本已不可能正确总结近代日本发展的历史教训。
以非为“是”以耻为“荣”
对于近代日本的侵略扩张，日本为什么不认账？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人缺乏明确的是非观，分不清侵略与被侵略的区别。这是一种模糊认识。其实，日本人并非是非观模糊不清，他们也知道“侵略战争”这个词是贬义而非褒义，所以才在“侵略战争”的定义上反复做文章，将侵略战争美化为“自存自卫”、“解放亚洲”的战争，极力否认近代日本进行过侵略战争。
2013年4月23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参议员预算委员会上提出“侵略定义未定论”，称“侵略”的定义在学术界或国际上都没有定论。在国与国的关系中，从不同角度看这一问题的结论也不同。安倍欲用“定义未定论”来开脱，这是徒劳的。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早就有得到普遍认可的对“侵略”的定义，而且明确将1931年以后日本进行的战争确定为侵略战争，这一战争性质从任何角度看都是改变不了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耻感文化”是日本文化传统的一项主要内容，因为这种“羞耻感”的作用，不仅日本右翼势力和政客，多数日本人都不愿意承认侵略，不愿意承认南京大屠杀。这种观点也是难以成立的。实际上，这些日本人视侵略为“荣光”而非耻辱，奉战犯为“英雄”而非罪犯，以“自存自卫”偷换侵略扩张，以“解放亚洲”掩盖奴役掠夺，以“终战”掩盖无条件投降的事实，根本不是因为感到羞耻才这样说、这样做，这是其真实内心所思所想的表露。
历史的教训必须牢记。时至今日，那些推动近代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历史因素仍在发挥潜在的作用。前任首相森喜朗仍称日本为“神国”，安倍晋三称日本为“亚洲领导者”，多数日本人赞赏或支持2006年藤原正彦在畅销书《日本的品格》中亮出的观点：“虽然没有测量道德高度的标尺，但如果能以何种方法对千年来的各国加以比较，则日本人会高居第一。日本人的这种浸入DNA的道德心垂范世界，是对人类的贡献。”“世界正日暮途穷，虽然需要时间，但真正能够拯救这个世界的，只有日本人。”
中国人难以理解今天的日本人何以狂妄如此。如果再联系到当前日本出现的“解禁集体自卫权”、重订武器出口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和加强西南“防卫”等举措，中国人民对日本今后是否会走上类似近代日本军国主义那样为害亚洲的危险道路必须抱有高度警惕。
（摘自新民晚报2015.4.6 A12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中华日本学会顾问 蒋立峰
战时日本以“效忠天皇”的军国主义思想对少年儿童进行“洗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