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寄南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 吴寄南
反映日本打赢甲午战争的日本浮世绘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世人的眼光不可避免地聚焦于历史。对日本而言，这是它正视历史、卸掉包袱，与邻国共同开辟未来的难得机遇。然而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当权者未必会如人们所期盼的那样直面历史，对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尤其是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表示真诚的道歉。
日本认为败给了美苏
日本缘何不肯爽快认罪，与大多数日本人认为二战中打败日本的是美苏两强而不是中国有关。
其实，这种“二战观”由来已久。国学大师南怀瑾曾提及他上世纪50年代访日时所会见的一位日本教授的暧昧比喻：日本是被两位中国古人“苏武”和“屈原”打败的。“苏武”是指苏军出兵东北打垮了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屈原”则是指美国在长崎和广岛扔的两颗原子弹。言下之意就是日本并没有败给中国，日本没有必要在乎中国。
客观地说，“苏武”、“屈原”功不可没，是埋葬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因素。然而，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浴血奋战的中国抗日军民才是奠定二战中国战区胜局的决定性因素。
首先，中国是二战盟国中对日作战时间最长的国家。中国对日局部抗战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是世界上最早举起反法西斯旗帜的国家。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全面抗战历时8年。美国从珍珠港事变到日本投降，对日作战仅3年9个月，苏联即便将1938年张鼓峰冲突、1939年诺门坎冲突算上，对日作战3次合计不足7个月。
其次，中国是在二战中牵制日军数量最多的国家。在8年全国性抗战中，中国军队进行重要战役战斗计200多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其中击毙日军约40万人。虽然数量不及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击毙的125万日军，但1937年至1941年在中国战场被击毙的日军官兵多属长年积淀的精锐。截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51个师团中留在本土4个、朝鲜2个、中国东北13个、中国大陆22个，太平洋战场仅10个，这种状况直到二战结束前才改变。
再次，中国是二战盟国中为抗击日本侵略付出代价最惨重的国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凭借拥有飞机、大炮等重武器的优势，差不多蹂躏了中国的半壁江山。日军所到之处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尤其是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中国公私财产直接损失按1937年币值计算达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达5000亿美元，中国近代化进程因此而中断。在日本侵略者屠刀下死伤的中国军民达3500万人，仅南京大屠杀就死亡30万人以上，从关内被胁迫到东北做苦力的劳工遭残害致死的不下200万人。此外还有令人发指的细菌战、化学战……
如果不是中国军队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日本很可能趁苏德战争爆发之际在苏联背后插上一刀，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上盟军所受到的压力也会更大，战争胜利的天平还不会那么快地向盟国一边倾斜。日本战败后，在中国战区投降的日军共128万，不计关东军，即已接近全部海外日军人数的一半。
英国教授拉纳·米特教授在新著《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中如此写道：“中国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尊严和生存，还为了所有同盟国的胜利。”“中国是战时同盟国四大核心国之一，与美苏英三国地位同等。这段中国历史，不仅是被遗忘的同盟国的历史，也是同盟国中受战争影响最大的国家的血泪史。”
日本不认为被中国打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主导下的东京审判的偏颇。正如著名评论家、《朝日新闻》前主笔若宫启文指出的，东京审判实际默认了日本没有败给中国的意识。
其一，美国主导下的东京审判对战犯的认定和判刑过于偏重主张对美国开战的对象。在受审的28名甲级战犯中，最后东条英机等7人被判绞刑，小矶国昭等18人被判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定罪主要依据是策动对美国开战。虽然起诉书列入了“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侵华罪行，然而，积极支持“九一八事变”的前日本帝国陆海军两巨头宇恒一成、米内光政因对日美开战持谨慎态度而最后免于起诉。就连“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也因为反对东条英机而没有成为甲级战犯。
其二，美国出于私利对犯下滔天罪行的“731部队”网开一面。“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和华南地区长期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试验，开发、使用国际法所禁止的细菌武器。但是，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由于向美国提交了实验数据而被免于追究。长达1213页的东京审判起诉书中，居然无一字提及“731部队”。
借用“苏武”、“屈原”的比喻，“华佗”（“拖”住日军）一样为打败日本法西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从1945年中国战场态势看，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中国军民都已开始局部反击，深陷人民战争泥潭的侵华日军已无还手之力只剩招架之功。所以，即使没有“苏武”和“屈原”，日本最终也是要高举降旗的，所谓日本在二战中没有败给中国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尊强欺弱无是非标准
1945年9月4日，也就是日本在“密苏里”号军舰上签署投降书两天后，时任日本首相东久迩宫稔彦亲王在帝国议会发表施政演说，用详细的数字介绍了导致日本战败的日美战争力量差距，强调日本失败在于战争力量与国力遭到毁灭性打击。这是日本官方对二战战败原因的首次正面论述，也开了战后日本一贯恐美、崇美和唯美是从的先河。
战后，日本对美国可谓敬畏有加，不敢稍有懈怠。日本传统文化中服膺强者的观念，在对待美国的态度上显露无遗。
日本传统文化核心理念之一就是尊卑有序、讲究服从，这是一种以等级和服从为特征的价值观，是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日本列岛资源匮乏，人多地少，地震频繁，台风肆虐。为应付各种各样危机的压力，必须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在幕府时代，日本社会分为士农工商四大阶层，居于社会顶端的是将军、大名、藩主等贵族，商人地位最低，还有被称为“贱民”、“秽多”的最下等阶层。整个社会强调主从关系，尊卑有序，泾渭分明。每个人都必须依年龄、辈分、性别、地位采取适当的行为，不可逾越等级界限。两个陌生人见面，首先要确定彼此间地位高下，然后使用不同的词汇。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称日本是“唯一真正彻底的等级国家”，不是没有缘由的。
明治维新以后，随着日本不断向海外拓展势力范围，这种等级观念开始由国内扩展到国际。一方面，日本与它认为具有世界支配地位的强国结盟，结盟对象先是英国，后是德国，如今则是美国；另一方面，日本只要有机会就拼命向各种力量中心的顶端攀升，即便不能在世界范围称霸，至少也要在东亚建立一个以它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战前，日本凭借军舰和大炮的威慑力量，试图拼凑“大东亚共荣圈”，结果以失败告终。上世纪80年代喧嚣一时的“雁行构造”也是一种由日本主导的东亚经济秩序，只是由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崛起，“日本经济圈”才没有成为现实。
等级观念发挥到极致，就是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奉为圭臬。在日本，尊崇强者、欺凌弱者历来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则唯有忍让与服从。在历史上，日本只要觉得自己有一点力量，就处心积虑企图攫取邻国的土地与财富。战国枭雄之一的丰臣秀吉，刚刚统一日本列岛便挥师入侵朝鲜，进而欲染指中国。明治维新后，日本在亚洲率先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将国势衰弱的朝鲜和中国作为侵略和宰割的对象。曾任防卫大学校长的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猪木正道在《日本军国主义兴亡》一书中认为，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将朝鲜吞并为殖民地都不违背弱肉强食的“国际常识”。
战后日本尽管进行了民主改革，但弱肉强食法则依然大行其道。比如，在日本中小学校里屡见不鲜的恃强凌弱的“异己灭”现象就是典型表现。
“异己灭”即高年级的可以殴打低年级的，体格强壮的可以欺负体格虚弱的，拉帮结伙的可以凌辱落单孤零的。欧美虽然也有这种现象，但受欺凌者可以向学校告发予以阻止，日本则通常是受欺凌者忍气吞声、逃避现实甚至自杀，或者干脆找一个比自己更弱的来欺负，从而转入虐待者的行列。欺负人的有高人一等的感觉，绝不会为自己的行为道歉，被欺负的则觉得自己命该如此，甚至为自己依然被视为集体中的一员而感到庆幸。“异己灭”现象折射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日本浸润到了什么程度。
对华优越感根深蒂固
日本某些政要之所以在认罪问题上那么固执，源自潜意识里挥之不去的“对华优越感”。正如著名作家竹内好指出的：日本人没有败给中国的实际感觉，“若问原因何在，可以举出各种复杂的理由，主要理由是美国占领了日本，再有一条理由或许就是对中国的蔑视吧。总认为日本是不可能败给中国的”。按照这种逻辑，日本败给美国、苏联还说得过去，让中国赢是一百个不可能，当然也就谈不上反省和道歉了。
千百年来，偏居东亚一隅的日本始终处于世界文明中心的边缘。它在贪婪吸取西邻中国的文化精髓、赞叹其博大精深的同时，又常以妄想代替现实，夜郎自大，孤芳自赏，时而表现出强烈的自卑心理，时而流露出目空一切的狂妄心态。它对中国的看法一直在两个极端之间摆动：在中国强盛时，将中国视为天朝，崇敬有加，通过遣隋使、遣唐使等把中国的语言文字、宗教哲学、生产技术等大量引进，以作借鉴之用；在中国国势衰竭时，便蔑视和疏离中国，甚至趁乱打劫，踩上一脚。
在近代史上，日本的“对华优越感”始于江户时代。明朝败亡后，一些日本学者自诩日本才是“中华思想”的唯一嫡传。新武士道倡导者山鹿素行在《中朝事实》一书中就曾抨击日本朝野仰慕和尊崇中国的风气，认为中国古代圣贤憧憬的理想均已在日本得到实现，应该反过来尊日本为“中华”、“中朝”和“中国”。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在福泽谕吉等日本精英层看来，中国已成日本必须远远躲避的“恶友”，“脱亚入欧”是日本跻身列强的必由之路。甲午战争中，日本以小搏大，击败腐败的清朝军队，使日本朝野的“对华优越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日本战败后，“对华优越感”暂时遭到挫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奇迹般复苏并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对华优越感”又重新在日本朝野深深扎下根来。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一直到1990年，日本的GDP总额仍相当于中国的9倍。日本国内普遍存在一种思维定式，认为中国不可能赶上日本，也永远威胁不了日本。
变化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经济在驶入“快车道”后的20多年里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率，日本却在“泡沫经济”破灭后先后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两国GDP总额的差距逐步缩小，2010年中国反超日本，2014年中国GDP更是日本的2倍。日本媒体夸张地将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称作“世纪大逆转”。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对华嫉妒、警惕和恐惧的思潮迅速抬头，心理上的反感和行动上的抵抗同时并存。前者表现为或是夸大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困难和矛盾，以求得心理上的自我安慰，或是渲染“国强必霸”，怀疑中国要对日本“秋后算账”。后者则表现为试图扭转历史潮流，阻止中日力量对比继续朝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
日本的“对华优越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扭转过来的。由于中国人均GDP只有日本的六分之一，加上日本还有很多经济指标优于中国，一些日本政治家觉得日本还有同中国一搏的本钱。而且日本朝野上下认为，日本推崇自由、民主、人权，与美欧发达国家价值观一致。站在道德高地上的日本掌握着这张对付中国的“大牌”，不必轻易对中国让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日间围绕历史认识问题的博弈还将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两国间的战略竞争将多于战略合作，战略猜疑将多于战略互信，这可能是中日关系的“新常态”。
当日本当权者有一天意识到中日间综合国力的差距已到了无法消除的地步，日本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美国又靠不住，继续围堵中国的战略外交已没有意义，直到那时他们才可能会有一些现实的判断，才会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作出真正让中国人民可以接受的反省和道歉。
（摘自新民晚报2015.4.3 A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