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利中
上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马利中
偷天换日 孙绍波 画
201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但是日本的“历史问题”迟迟没有成为历史。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日本政府在战争认识上以持续“暧昧”的态度，拒绝承认战争责任，从而使中韩等受害国人民难以抚平心中的伤痛。这也成了东亚地区和平的隐患。
意见表达惯常“暧昧”
日语“暧昧”是日本人表达习惯的一个显著特征，日本人是世界上使用暧昧表达最多的民族，主要体现在以委婉、含蓄的语言表达代替直接吐露心声。日本人在说话或写文章时，经常使用让人听起来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表达方式，凡是学过日语或和日本人有过交往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关于“暧昧”一词，《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版）的解释是：“1.（态度、用意）含糊；不明朗。2.（行为）不光明正大；不可告人。”
日本人说话喜欢采用不明确的词语和非直率的表达方式，使表达含糊而朦胧。特别是在表示时间、数量范围和情绪感觉方面，暧昧、不明确的词汇很多。比如在日语句尾表达上，日本人经常采用含糊不清或半吞半咽的“可能”“好像”“说不定”等委婉词汇，使整个语言表达暧昧模糊。
表面上看，这种表达方式避免了会话空气的生硬紧张和把自己武断判定的主观意志强加给对方，可以使双方在不断的意思确认和妥协中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目标，其实却由于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和矛盾冲突而令问题无法得到彻底解决。“暧昧”的表达不表明没有自己的主张和观点，“暧昧”的沟通只是掩盖了真实想法和意图，延缓了矛盾冲突的爆发。
日语中随处可见的“暧昧”表达，是大和民族“暧昧”文化个性及其生活伦理的反映。导致这一“暧昧”文化的原因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一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受到“自然条件”、“宗教文化”和来自“大陆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日本是一个狭窄的岛国，虽气候温和，但资源相对匮乏，早期的居民大多是从东南亚等地经历种种磨难来到这里。日本常常发生地震海啸台风之类的自然灾害，需要大家团结协助共渡难关。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日本人为了能够保持平稳生活，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尽量使用暧昧模糊的语言，不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轻易得罪人，不愿与外界发生冲突，不给对方添麻烦，为自己留有余地。另外，日本人崇尚佛教禅宗思想，认为暧昧模糊表达本身就是一种美，凡事不用表达太清楚。
日语中“模糊表达、避免断定”，“随声附和、一词多义”，“运用省略、委婉拒绝”等诸如此类的暧昧表达也许可以说是一种条件语，但实际上也可称之为一种危险语。这种表达方式令不谙东洋文化的外国人倍感困惑，不仅难以理解，而且经常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暧昧”论调模糊历史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大肆推行侵略扩张的殖民政策，野心勃勃，发动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等一系列侵略战争，大肆攫取邻国资源财富，给周边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日本国民在充当战争加害者角色的同时，也吞食了战争的苦果。
二战结束70年，围绕“战争责任”的认识，最近日本舆论基于各自立场和角度，明显出现了两种倾向，反映了日本社会整体对待二战历史的暧昧态度。
《朝日新闻》发表长篇社论《勿忘前事——日本人与战后70年》，抨击安倍的右倾姿态，呼吁日本社会正视历史。社论指出，在告别战争70年后的今日，战争亲历者渐次离开人世，而近日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却悄然抬头。如果日本继续一意孤行地拒绝承认战争责任，则战后70年苦心经营所赢得的信任将被损坏殆尽。
《日本时报》指出，日本正走在战败后的复兴之路上，现在却走到了十字路口。假如自民党在2016年参院选举中再次胜出，安倍必将加速修宪步伐，推动日本脱离战后的各种束缚。日本民众应当密切留意安倍的一举一动，为有关对策做好准备，因为民众在该问题上拥有最终发言权。
《读卖新闻》的文章则从根本上回避了关于二战责任的问题，而把重点放在了讨论走过战后70年、创造了经济奇迹并成为民主国家的日本，今后应如何维持和平与繁荣，成为“正常国家”，在国际上发挥作用。
《产经新闻》通过登载“历史战”系列文章大放厥词，否定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等，进而否定日本的战争责任。
2013年4月，安倍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称，“‘侵略’的定义在学术界或国际上都没有定论，在国与国的关系中，从不同角度看这一问题的结论也不同”。在5月国会答辩中他又就这番发言辩解称，“虽然联大通过了对‘侵略’定义的决议，但那只是安理会为了判断侵略行为而当作参考的”，“针对侵略的定义，虽然学术领域有各种各样的讨论，但并未最终确定”。2014年6月，针对二战时期日军强征慰安妇的事实，日本政府向国会提交了重新调查“河野谈话”的报告，表示对“河野谈话”的事实基础持怀疑态度。最近安倍又把“慰安妇”问题模糊为“人口贩卖”，采取“历史障眼法”的“暧昧”论调来否认历史的行径，完全是罔顾历史事实。安倍等政客在面对二战结果和“战争责任”时依然抱着模糊的态度，利用日语惯常的“暧昧”来否定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引起了曾经饱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和人民的愤怒。
联大对“侵略”有定义
日本侵略历史铁证如山，二战结束后的国际秩序是在制止侵略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且在国际法上对侵略已有界定。《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书是“制止及惩罚日本侵略”、宣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标志性国际法律文件。1974年12月14日，联大通过了《侵略定义》，把“侵略”明确定义为：“侵略是指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以本定义所宣示的与《联合国宪章》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武力”。当时的日本政府对这一决议表示赞成。
日本领导人也曾承认其侵略历史。199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50周年之际，村山富市首相发表著名的“村山谈话”。他在那次谈话中明确表示：“日本在过去一段时期，因国策错误，走上战争道路，使国民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并通过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将来再犯错误，愿谦虚地对待这一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再次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村山之后的日本历届政府均坚持“村山谈话”，这实际已成为日方在历史问题上的正式立场。
安倍上任以来，却多次对包括东京审判、慰安妇等已盖棺论定的历史问题表示质疑，扬言要重新审视“村山谈话”，并希望在今年就历史问题发表“与21世纪相称的”、“面向未来的”新谈话。
上述动向已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人们对安倍究竟要把日本这个国家引向何方深感不安。
“暧昧”阻断历史记忆
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右翼政客一面用“暧昧”来抵赖战争罪行，一面试图加快军备建设、修改和平宪法。安倍在《致美丽的日本》一书中如此解释其“历史观”：“所谓历史，是不能简单地用善恶来划分的……百年千年来，在日本漫长的历史中产生、形成的传统为何得以保存下来？对此常有真知灼见，这才是保守主义的精神。”
正是这种错误的政治理念和“历史观”诱发了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蔓延。“网络右翼”的言论更是对舆情升温起着推波助澜作用。影响日本舆情“向右转”的主要因素包括以“焦虑”、“迷茫”为主要表现的社会思潮和错误历史教育对日本青少年历史观形成所造成的误导。调查显示，日本人已逐渐淡忘二战，尤其是年轻人。
有日本媒体忧虑地指出，在安倍首相等右翼政客不断模糊战争的诱导下，日本已出现对二战历史记忆的断代现象。《朝日新闻》2006年5月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70％受访者不知道东京审判的内容，在20-30岁年龄层中，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回答知道东京审判内容，更有17％受访者表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法新社记者菲利普斯·阿格雷特认为，与清算纳粹德国的纽伦堡审判不同，东京审判只追究与发动战争相关的个体责任，日本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迟迟未能彻底接受“集体责任”。
日本立教大学教授栗谷健太郎也认为，“日本人没能像德国人那样严肃追问自己的战争罪行，后果就是，日本没有就战争犯罪和责任形成民族共识。”因此，在错误和不完整的历史观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很难正确认识历史。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日本的战争责任、加害者责任的暧昧化造成了只以为自己是牺牲者、受害者的国民心理；而作为对近邻各国的加害者，虽然有逃脱不了的重责，但正视它的态度受到了弱化，现在必须要考虑如何把战争记忆传递下去了。”
利用“暧昧”推卸责任
战后70年，日本的战争认识仍暧昧徘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战后至今，日本国内围绕战争责任问题的讨论从未中断，既包括日本进步派人士对战争责任的深刻反省，也包括保守派和右翼分子的顽固否认。
井上清等反战文化人士曾愤怒地批判“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提出了战争加害与受害理论，对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表示反省。
但实际上，大多数日本人是站在受害者意识上讨论战败责任的，知识分子和普通国民接受了美国宣扬的“指导者战争责任观”，认为自己受到了军部的“欺骗”，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民众，更多地关注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战争责任意识似乎也变成了一股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潜流。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国际格局的解体、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和民粹主义抬头，对战争加害者责任的认识程度有越来越“暧昧”、倒退的迹象。普通民众的战争责任认识千差万别，战后出生的日本人认为父辈的那场战争与自己完全“无关”。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徐志民认为，战后日本政府对战争责任的暧昧，天皇对战争责任貌似超然的态度，保守派对战争责任的否认，进步派对战争责任的反省与忏悔，普通民众在各种战争责任认识之间徘徊，是日本社会未能理清战争责任的结果，也是日本社会未能就战争责任达成一致或大体相近的共同认识的结果。而日本传统的暧昧文化也为战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暧昧思潮提供了土壤。
近年来，日本右翼政客利用这种“暧昧”作为推卸“战争责任”不光彩行为的保护色，其“暧昧”的相关言行被深受战争苦难的亚洲国家人民斥为逃避战争责任的“虚伪”和“狡猾”。
在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作了题为《暧昧的日本的我》的演说。大江健三郎对近代以后日本的历史进程，对日本的暧昧文化作了深刻的反思。他说：“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坚定地、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每日新闻》2014年11月3日报道了对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专访。村上春树分析说，作为战败国国民，不少日本民众把自己视为受害者，而无视自己侵略者的身份，这一趋势“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日本这样的“暧昧”态度不仅体现于对待历史，也体现于现实。以福岛核电站事故为例，没有人认真追究辐射泄漏的人为责任，政府选择把一切归咎于不可控的自然灾害。
历史是一面镜子。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模糊“战争责任”，以“暧昧”来否认历史，塑造所谓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挑战公理正义，毁坏对和平的热爱，来培养国民的国家认同感，所带来的只能是灾祸。德国对二战的认识告诉人们，反省历史可以赢得国际尊重。对日本来说，要成为一个为国际社会接纳的正常国家，就是要明确地正面承认罪责、深刻反省历史并承担起“战争责任”。
（摘自新民晚报2015.4.2 A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