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神道 靖国参拜：日本走上歪道
王少普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王少普
日本少女在靖国神社与身穿二战日军军服者合影
日本青年身穿日军旧军服参拜靖国神社
自日本神道转变为国家神道，靖国神社便成为国家神道的重要载体，两者表里相呼应，构成日本军国主义对军队和民众进行精神控制的重要工具。
现今的日本右翼势力和部分领导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这使得战后几乎被取缔的靖国神社，又呈峥嵘之势，国家神道则欲借此还魂。
本文拟从神道、靖国神社与日本政治的关系，剖析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与影响。
皇室神道成为神道中心
神道是日本本土宗教，经过跌宕起伏的发展，形成若干流派，在现今的日本政治生活中，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日本神道的发展，大致可划为四个时期，即原始神道时期、律令制国家形成时期、明治天皇至二战时期、战后时期。
日本原始神道起源于早期人类对自然变化、生老病死等现象的产生原因不了解而生发的敬畏，神秘主义色彩浓厚，信仰多神，以崇拜自然神或祖先神为中心。众神中有天照大神，实为太阳神。在古代，日本民族以渔猎农耕为生，靠天吃饭，对太阳的崇拜很普遍。因此，天照大神位居众神之上。
日本古时的统治者称“大王”，据传，到圣德太子颁布的十七条宪法改称天皇。该宪法规定：“国非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确立天皇为日本最高统治者。圣德太子还下令编纂《天皇记》和《国纪》，记载天皇家世和各氏族谱系，以天照大神为天皇家的祖神，收录以天照大神为中心的各氏族贵族神祖活动的传说，使天皇具备了神的崇高地位。
“大化革新”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其后以唐朝制度为蓝本开始的律令制国家建设，使皇室神道在理论和制度建设上进一步发展，在中央机构设置神祇官，管理神祇、祭祀及祝部、神户的名籍；在神祇官处建立登记神社名称的“官社帐”；对神道的祭祀、斋宫制度、神社等级等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原始神道临时性的祭祀场所变成了社、宫、祠等固定的祭祀场所，伊势神宫的斋宫制、“式年迁宫”制等开始完备，祭祀逐步国家化、定式化。神道的发展进入律令制国家形成时期后，天皇成为在人间的“现人神”。皇室神道成为神社神道的中心。
倒幕以后走向国家神道
日本进入幕府时代后，世俗权力逐步转移到由将军掌握实权的幕府；以天皇为代表的朝廷，名义上仍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和精神领袖。在这种二元化的体制下，日本在尊王（天皇）还是尊幕（将军）问题上产生长期斗争。这在意识形态领域有明显反映。在神道的发展中，对佛儒内容的态度上，有一个从吸取到排斥的激烈过程。
德川幕府时期，在1664年制定“寺访制度”，规定百姓要取得合法身份，必须持有佛教寺院出具之“寺请状”，证明自己为某佛教宗派施主。这使佛教的地位近乎国教，削弱了神道以及天皇的地位和影响。
德川幕府时期，极为推崇朱子学（朱熹理学）。这是因为朱子学与日本神道主张的天皇万世一系不同，它提倡“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的儒家思想，这为幕府掌控与扩展实权提供了理论和道义依据。
因此，在革新派发动以“尊王攘夷”为号召的倒幕运动中，必然高倡神道，以对抗佛教和儒学对其权威地位的不利影响。
作为“尊王攘夷”运动思想先驱的复古神道，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复古神道的倡导者以所谓实证方法研究日本古典，努力排除儒、佛影响，探求所谓“古道”；强调日本是神国，天皇即神，皇统万世一系，无与伦比；声称日本的神道出自神灵,只有这种道才是“真心之道”，惟日本有之。如平田笃胤宣称：“古学之徒，最重要的是坚定大倭心”，为此应“充分明白日本是万国之本国、万事万物皆优于万国的缘由和威严的天皇是万国之君的真理，如此方能探明灵魂的归宿”，“天皇不仅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并且有着天照大神的神敇，因此（天皇）是全权统治大地万国的君主”。复古神道宣扬的唯神为上，皇权神授、天皇至尊，成为倒幕运动的重要思想和理论武器，也为近代天皇制的形成和皇室神道转变为国家神道准备了条件。
倒幕成功后，1868年（明治元年)，明治天皇下诏宣布太政复古，亲祭冰川神社并下诏宣布祭政一致。1870年，明治天皇作大教宣布诏书：“朕恭惟天神天祖，立极垂统；列皇相承，继之述之，祭政一致，亿兆同心”，“今也，天运循环，百度维新，宜明治教，以宣扬惟神大道也。因新命宣教使，以布教天下。汝群臣众庶，其体斯旨。”
至此，日本神道的发展进入第三个时期，祭政一致，政教合一，形成了国家神道。
国家神道形成后，即成为日本统治集团维护天皇至高无上地位和对军队、民众进行思想控制的强有力工具。明治天皇在“宪法发布敕语”中开宗明义便以国家神道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惟我神我宗赖我臣民神先之协力辅翼，肇造我帝国以垂于无穷，此乃我神圣神宗之德威并臣民之忠诚武勇、爱国殉公，以贻此光辉国史之成迹”。《明治宪法》规定日本“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
“靖国”是国家神道之载体
靖国神社作为国家神道的重要载体，在宣扬唯神为上、皇权神授、天皇至尊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以其为中心，强力提升和发扬了无条件效忠天皇，以为天皇赴死为荣光的价值取向。
靖国神社的前身是东京招魂社，该社根据明治天皇旨意，设立于1868年6月28日，用以祭奠戊辰战争中阵亡的军人。所谓戊辰战争，是明治天皇平定德川幕府反叛的战争。1879年，东京招魂社改名为靖国神社，其地位仅次于祭祀天皇、皇族的神社。“靖国”之名源于《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吾以靖国”之语，寓安定国家之意。
其后，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侵略战争中战死的日本军人相继被祭祀于此，获得靖卫国家之神的神格,接受包括天皇在内的祭拜。举行祭祀活动时，战死者亲属会被邀至靖国神社,受到无比荣耀的尊崇和无微不至的款待，可谓一人成神全家荣光。
在这种思想控制下，旧日本军人以为天皇赴死为荣，上战场之际，常相互勉励“靖国神社见”。正如日本学者高桥哲哉所指出的：“靖国神社就是一个动员国民趋向战争的思想性、宗教性的装置。它主张‘为国家捐躯，为天皇战死’，再将战死的军人当成靖国之神祭祀在这里，然后由天皇前往参拜。这样，战争就无正邪之分，成了高尚的‘圣战’；遗族悲痛的心情也被这种‘情感炼金术’转为了自豪和喜悦。”
政教虽分离思想未肃清
日本战败后，1945年12月15日，盟国占领军指令神道与国家分离，禁止天皇神格化。1946年1月1日，昭和天皇被迫发表“人间宣言”，表示：“说朕是神，日本民族有比其他民族更优越的素质，拥有能扩张统治世界的命运，这种架空事实的观念，也是无根据的”，否认了天皇所具有的神格。1947年5月3日，日本新宪法生效，规定天皇不是神，没有实际权力，只是国家统一的象征。日本著名宪法学家宫泽俊义指出：“明治宪法以天皇主权或神敕主权为其根本原则，天皇的地位是依据天皇祖先神的意志确立的，而日本国宪法是以国民主权为其根本原则的，天皇的地位也以主权者国民的意志为依据。”主权由天皇转归于国民，标志着日本的国体发生了根本变化，政教由法律规定分离，国家神道被取消。日本神道的发展进入第四个时期，即战后时期。
由于美国在二战后出于冷战需要，调整了其初期比较彻底地肃清日本战争势力的政策等原因，使得“帝国时代的政治势力”被保存下来，“帝国时代的思想”在日本不绝如缕。岸信介这种曾被关押的甲级战犯嫌犯，居然能堂而皇之地成为首相，并组织“日本重建联盟”、“内阁宪法调查会”，主张修改战后日本和平宪法。
日本政坛的右翼势力继承了上述方针。2003年，自民党宪法调查会提出宪法修正要纲草案，要求在宪法中写明“为保证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可以行使个别自卫权和集团自卫权”。2012年，自民党在此案基础上，出台了更右的草案，要求将自卫队改为“国防军”，并主张“日本是以作为国民统一象征——天皇为顶点的国家”。
日本现任领导人多次表示要在任内推动自民党修宪草案落实；在日本政府举办的纪念“主权恢复”典礼上，对天皇和皇后带头三呼“万岁”，日本《东京新闻》批评此举“激起了冲绳居民对战争的噩梦般回忆”；日本前内阁法制局长官秋山指出：如果解禁集体自卫权得逞，“严格制约宪法解释及运用的规范将不复存在。一旦开创先例，将很可能波及其他条文。这将给权力介入言论自由及政教分离等开路，是危险的”。
右翼坚持参拜靖国神社
与这股修宪逆流相呼应的是日本右翼势力围绕靖国神社掀起的浊浪。１９５２年９月，根据日本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靖国神社改为独立的宗教法人。但日本右翼势力利用靖国神社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活动却一直没有中断，靖国神社内所设“游就馆”，陈列了日军在历次侵略战争中战死官兵的遗照、遗物等，例如偷袭美国珍珠港的战役组织与指挥者山本五十六亲笔题写的“不自惜生命”之“豪言”，并冠以“殉国”、“殉难”等褒词加以表彰；1978年10月，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置于靖国神社合祭；馆内纪录片声称“甲午战争是日本帮助朝鲜实现独立”、“卢沟桥事变是中国首先开枪”、“珍珠港事件是美国将日本拉入战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指控是战胜国强加的”；还在该馆正门右面，竖立当年受军国主义毒害和逼迫而以自杀方式袭击美国舰队的“神风突击队”队员的青铜像，称这些队员“是今日和平与繁荣的日本的基础，他们的至纯崇高的殉国精神，应该受到国民一致的敬仰、追悼并永远传颂下去”。
参拜图谋复活国家神道
日本部分领导人不顾日本和平力量以及中韩美等国家的反对，以内阁大臣甚至内阁首相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实际上给予神道以超越其他宗教的特殊地位，还为此制造了各种借口。例如，把参拜靖国神社说成日本的传统，“一个国家尊重自己的历史传统，别的国家不应说三道四”；又如，把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归结为生死观的不同，“在日本，无论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做过什么，死了之后是一样的。”
这些观点似是而非。即使日本文化中有重视“与死者的共生感”这样的传统存在，上述的所谓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正如日本学者所质问的：“第一，与战死者之间的共生感为什么必须以参拜靖国神社的方式才能获得？二者之间没有必然性。如果不参拜靖国神社，就不能在盂兰盆节、在新年的‘初诣’时怀念死者吗？”很清楚，“对士兵的祭奠和追悼可以采取各种方式。无论是战前、战争期间，还是战后，之所以采取参拜靖国神社的方式，都是国家政治意志的结果。”
说到生死观的特殊性，在日本的中世纪和近世，受佛教“怨亲平等”思想的影响，确有祭奠敌我双方战死者的习惯；神道思想中也有“摈弃善恶之上之争论，唯诚恐诚惶应对而已”的主张。但靖国神社的祭奠恰与上述观念不同，靖国神社不祭奠“敌”方死者，不仅外国人，即使是本国人，如果属于“敌”方，也不予以祭奠。靖国神社祭奠的内战阵亡者只有“官军”，即明治政府军的死者，而没有“贼军”即前幕府军和反政府军的死者。靖国神社合祭总数在250万人左右,其中绝大部分与侵华战争有关。总之，靖国神社依国家神道标准所选择的被祭祀者，即是在天皇的旗帜下，或因国内战争或因对外侵略扩张而战死者。
日本神道以民间避祸求福的美好愿望而兴起，经国家神道而被异化为驱使民众为军国主义赴死的工具。道义的缺失导致国家神道走向反面，在战后被取缔。但国家神道的形成，经过长期的酝酿，与日本神道的各个流派，特别是有着广泛影响的神社神道存在密切的联系，其影响绝非法律上宣布取消而旋即消失的；而且，战后的日本仍然存在着恢复国家神道影响的势力，特别反映在部分日本领导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上。他们力图在事实上复活国家神道，以为日本实现右翼振兴提供精神支柱，这将对日本政治产生极为危险的影响。因此，警惕国家神道影响的复活，警惕靖国神社复辟为国家神道事实上的载体，是日本及国际社会和平民主力量必须重视的任务。
（摘自新民晚报2015.4.1 A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