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晓
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任 晓
游就馆里展示的各次侵略战争中使用过的武器
广岛和平纪念馆中展出的被原子弹摧毁的童车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了。当年挑起和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德、意、日等国的战争罪犯，经由纽伦堡审判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东京审判，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欧洲，联邦德国脱胎换骨，彻底否定了纳粹德国的过去，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赢得了世界各国的肯定和尊敬。而在亚洲又如何呢？不能说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对它作为加害者的过去没有作出一点反省和道歉。战后50周年之际，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发表的谈话值得人们首肯。但作为一个民族的日本对于它的过去，却总是闪烁其词、态度暧昧，很值得讨论。
责任缺失主要表现
日本对发动侵略战争历史的认识和态度，特别是最近几年的所作所为，不仅是作为日本邻国的中国和韩国强烈地感受到了，就连作为关键盟国的美国也感受到了。我曾经在纽约参加过一次国际会议，听到前美军高级将领卡尔·艾肯伯瑞的主旨发言。这位将军曾先后出任驻阿富汗美军最高指挥官和美国驻阿富汗大使。他自述曾与一群美军军官一起参观广岛和平纪念馆，参观结束从里面出来时，心里感到非常不安，说不出来是何滋味，因为这个纪念馆的整个叙述基本只讲广岛市民怎样遭受了美国的原子弹攻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后果，却不讲为何会有这一灾难。整个叙述几乎没有一个脉络和前因后果的交代，这使美国参访者颇感困惑。事实上，广岛之所以遭受原子弹轰炸，首先因为日本是加害者，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所带来的，也是当时的日本统治者“一亿总玉碎”的疯狂所造成的。可是，广岛和平纪念馆的叙述却笼罩着一种朦胧和暧昧。
靖国神社内有个叫做“游就馆”的博物馆，它以颂扬的态度看待日本发动的历次对外侵略战争。它展出日本军人用过的军服、军刀及其他遗物，配以文字说明，颂扬他们的“为国捐躯”等。这就使人不禁要问：难道这些是正义的战争吗？这些战争应由今天的日本人来歌颂吗？如果这些是正义的战争，那别国国民的受害岂不是变成应当的了？无论如何，事情的性质才是根本性的问题，而对事情的性质，作为一个民族的日本又是怎样认识的呢？
众所周知，1937年12月，在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发生了一场大屠杀，遭到大屠杀的具体人数，因年代久远，或许难以统计得很准确，历史学者中间也有不同看法和估计。然而这起事件是大屠杀，这一性质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可在日本，就是有不少人对事件的性质问题视而不见，而是专门纠缠于遭到屠杀的具体人数。并不是说人数问题不重要，但毕竟性质的问题最重要，如果对此视而不见，那就是舍本逐末，需要问个为什么了。
这样的例子是大量的。曾任日本首相的福田赳夫写过一本回忆录，他在书中写道：“国民储蓄不仅是战争经费筹集的重要来源，也是防止通货膨胀不可缺少的手法之一。据推算，四二年（昭和十七年）的国民总收入的60%都转入了储蓄。老百姓只是靠着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养家糊口，由此可见国民的爱国心是如何的旺盛。”这段话至少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当时的日本国民以高储蓄支持了对外侵略战争；二是作为政治家的福田赳夫以赞赏的笔调肯定这种“爱国心”，是对这场侵略战争持暧昧态度的又一例。
一言以蔽之，70年过去了，日本仍然没有能走出“战败”。这就向世人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在很多通情达理的人士看来，那段历史应该不是个那么难处理的问题，只要当今的日本彻底否定和谴责过去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和实施的战争暴行，彻底与那个过去切割，问题本应是早已经解决了的，然而现实却不是这样。
责任应该由谁来负
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给别国民众造成了深重灾难，也给自己带来了噩梦。最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并在投降书上签字。战争结束后，理所应当地要追究战争责任。那么，究竟谁该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负责？答案恐怕不那么简单。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过长达两年多的取证、审判之后作出明确结论，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宣告有罪。那天皇呢？天皇当然是有战争责任的，涉及战争的最重大决定通常是在“御前会议”上做出的，但战后单独占领日本的美国出于复杂的动机和美苏冷战的需要，保留了天皇制，也使天皇没被追究责任。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把当时的日本人民与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统治者做了区分，称这笔账应该算在日本军国主义头上。作为政治家和外交家，周恩来总理这样言说无可厚非，也理应得到日方的赞赏。然而历史事实也告诉我们，当年日本发动给邻国带来深重灾难的对外侵略战争，并不是少数统治者的对外侵略战争，而是全体日本国民卷入的对外侵略战争。这有大量事实为证。1937年侵华日军攻占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时，日本国内民众举国欢庆。后来日军又攻占华中重镇武汉，日本国民也同样欢呼庆祝。那些在各国实施了杀戮及其他各种残暴行为的日军官兵，大量地产生于日本的产业工人和普通农民，很多人都是踊跃从军并奔赴战场的。正如有人所描述的，那时的日本，从东京到仙台，从熊本到金泽，从京都到名古屋，很多城市都出现狂热的出征场面。这些即将踏上侵略之旅的士兵，在城市的主干道上列队而行，两旁是挥舞着旗帜的民众。有的士兵在人群中发现亲人，就上前拥别，然后揣上一片“千针缝”。当侵略战争陷入颓势乃至节节败退时，日本的全体国民响应号召捐献出家中的金属制品等，拿去让兵工厂制造杀人的武器供给前方……因此，当年日本国民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对外侵略战争，这是一种集体行为，并不能说他们那样做完全是因为受了蒙蔽。甚至连日本随军慰安妇“工作”完了之后也要对日军士兵说“请多关照”、“拜托了”之类的话，激励其斗志，这也算是一种参与方式。
日本全国上下一起参与了侵略战争，到了战后要追究责任的时候，就变成了大家都有责任，太多人分担，最后大家几乎都没了责任。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严重核事故之后的情形，也是如此。当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地区发生史上最强烈地震，地震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是福岛第一核电站遭受重创，这是自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以来最严重的一场核灾难。3月14日，福岛核电站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当时不少美国专家建议日本赶紧把海水引进去，以降低堆芯的温度。但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为了保住核电站，不愿意注入海水，因为海水中有很多盐分，会把反应堆外边的容器腐蚀掉，最终毁掉这个反应堆。福岛核事故当然是天灾引起的，但也是由于应急措施不当造成的。
到今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已满四周年。直到今日，无论是核电站的管理者东京电力公司，还是作为政府机构的日本原子能安全委员会，或是其他相关机构和人员，竟无人出来为这起严重的核事故负责，也无人遭到问责。为什么？问及日本有关人士，得到的回答是集体为此事故负责。这就有意思了，什么“集体”呢？集体是由个人组成的，如果是一个模糊的“集体”为核泄漏负责，那就等于没有人为此负责。这样一来，也就谁都“无责任”了。
为何没人承担责任
种种事实说明，日本作为加害者而不自省，对过去的所作所为态度暧昧，模棱两可，一定存在着某些思想文化上的深层原因、日本民族的某种思维根性。这是需要学术界深入研究和深长思之的。常令人感到纳闷的是，这些人为何没有正义观念和是非感，为何没有因果观以至于只看一点，不及其余。这包括我素所尊敬的一些日本有学术地位或有社会地位的人士的观念。前大藏省审议官行天丰雄谈及日本吞并朝鲜半岛时的“条约就是条约”论，前东京大学教授猪口孝谈及日本加害别国的历史时的轻巧语气，庆应大学教授添谷芳秀听到别人提及日本侵略历史时的“不可接受”论，以及安倍晋三的“侵略无定义论”等，折射出来的似乎不仅仅是无知，也不仅仅是信口开河，更重要的也许是反映出了他们内心中百般不情愿听到或被提及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总之，这是一个暧昧的日本。
根据牛津英语辞典，问责之义为：要求为失败、不胜任或欺骗等而接受或承担某种责任。种种现象表明，在日本，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责任缺失”。谁都有责任，又谁都没有责任，连核泄漏这样重大的事故竟也可以无人负责任。
与之密切相关的是“集团主义”，也有称为“集体主义”的。日本知名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曾经指出，日本集团的渊源和人文关系都是一对一的关系：强调专一笃实的忠诚。以人的共同组合为基础组成的集团，往往自成一个封闭的世界。“我们”与“外人”泾渭分明。
另一位日本学者长谷川启之则称之为“日本的集团志向”，它的含义是个人（利害）即集体（利害），抑或集体（利害）即个人（利害）。它不是个人与集体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以相互共同生存为目标。个人即集体与集体即个人这两者不是对等的关系，任何时候集体和组织都处于优先地位，正因为只有通过集体才能使个人得到满足，所以个人只好这么做。在日本的情境下，无论怎样给集体主义下定义，在集体和组织的名义下（尽管程度不同）干涉和强制的机制都将发生作用。在集体主义下，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不是个人与集体的对立关系，而是一体关系。长谷川还区分了两种集体主义，一种是集体和个人处于对等的地位，成为“协调型集体主义”，另一种则是集体优先于个人，称为“支配型集体主义”。日本的集体主义大幅度偏重于支配型的集体主义。日本集体主义中的支配一面是集体中有某种凝聚力在发生作用，集体之和优先得到维持，集体所得更加易于受到重视。从这里或许可以窥见日本式思维的密码，即集团本位。
由于个人与集体是一体的，而且集体处于更优先地位，于是就需要维护好自己所在的集体，否则个人就会处于无依傍的状态。国家作为一种集体，便成为需要维护的对象，包括它的名誉、面子、利益等，使其不至于受到损害。而“战败”、“殖民统治”、“对外侵略”、“大屠杀”等大约都被看成了有损于国家这个最重要集体的名誉的东西，于是，岛国的人士们便想出了种种暧昧的字眼来予以“维护”，诸如“战败”变成了“终战”、“侵入”变成了“进入”、“性奴隶”变成了“慰安妇”，等等。在这种根深蒂固的心理下，侵略邻国的历史能够回避就尽量回避，能够不提就尽量不提，就好比鸵鸟一头扎进沙子中，仿佛自己的问题什么都没有看见因而也仿佛不存在一样。
但越是回避躲闪，问题就越得不到解决。越想维护什么，却越维护不住，越维护不住，就越想维护……与之相反的是，越是采取直面的态度，就越能获得他人的理解和宽恕，战后的德国便属于这后一种情形，而日本则属前一种情形。在当今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氛围下，已经出现了种种效果适得其反的行为，如美国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出版的世界历史教科书中描述了战争期间日军强征性奴隶（即日方所谓慰安妇）的事实，日本政府派人出面要求该公司做出删改，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对方的拒绝。最近，19名美国历史学家发表共同署名的公开声明，支持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同意作者之一的赫伯特·齐格勒的立场，即任何政府都无权删改历史。他们表示要站在正直的历史学家一边，努力把包括强征性奴隶在内的战争罪行告诉世人，因为研究历史是为了从历史中学习。又如，拟于今年8月战后70周年之际发表的“安倍谈话”的当事者试图淡化弱化1995年以来历届日本政府首脑关于历史问题谈话的核心措词，遭到日本国内外有识之士的质疑，人们纷纷要求其继承1995年“村山谈话”的精神，否则日本将失信于世界。
70年过去了，日本民族仍然需要灵魂的拷问，需要为过去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70周年是对日本的一次检验，也是日本给世界一个说法的机会，且看日本拿出一个什么样的答案。
（摘自新民晚报2015.3.31 A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