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建川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日本研究所所长 谭建川
在历史教育中，图像资料是非常重要的素材，插图对于历史解说具有非常强的补充说明功能，教科书往往通过插图来促动学生对于历史现象的思考和想象。
图1：“木口小平”
用“皇国民”教育洗脑
1890年，日本政府以明治天皇的名义颁布《教育敕语》，要求臣民“一旦危急，则能义勇奉公”，将效忠天皇、树立为日本帝国献身的精神作为各级学校的目标。
《寻常小学修身书》（1918年版）“忠义”一课描述了一名叫作木口小平的日本士兵，在甲午战争中被清国士兵击中后，仍不忘吹奏军号的“美谈”，插图上的木口小平临死也保持着仰头吹号的姿势（图1）。
《初等科国语》（1942年版）“三勇士”一课，讲述1932年在上海作战的三名日本工兵组成敢死队，紧握着点着火的爆破筒，以自杀攻击的方式爆破中国军队的铁丝网的故事，插图中的“肉弹三勇士”义勇赴死，毫不畏惧。
尽管这些故事有许多夸张和虚构的成分，但并不妨碍它们成为把日本儿童培养成忠君爱国的“皇国民”的重要素材，用插图再现“英雄壮举”的形式，让日本儿童认识到日本在中国的战争是正义的、美好的。
另外，随着日本在中国的殖民地不断增多，教科书也使用了不少赞美“大东亚新秩序”的插图。
《初等科修身》第2册（1941年版）“大陆与我们”一课有两幅插图，其一为五个并排站立的儿童，体现“满洲国”的“五族协和”。站在最中间、作为领袖的是日本儿童，俄罗斯族儿童、满族儿童、汉族儿童和朝鲜族儿童簇拥在其左右。在第二幅插图中，一个日本士兵拿着步枪站在高处，其脚下是中国的辽阔国土，俨然一副保卫“共存共荣”下的中国领土的模样（图2）。课文写道：“满洲国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民族。他们为了学习日本，把满洲国建设成为一个好国家而齐心协力努力工作着”；“日本与支那，一贯就是携手共进的。今天，日本正在从大陆向南方发展，为了建设一个新的东亚，勇敢地战斗，也温和地指导”。
这样的插图和课文很自然地用一种带有欺骗性质的引导，向日本儿童灌输了“共存共荣”之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的合理性，最终使这些少年“皇国民”在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教育环境中逐步成长为侵略战争的参与者。
图2：“大陆与我们”
战后短暂民主教育
日本战败之后，由于中国政府“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以及日本国内左翼势力的发展，很大一批知识分子怀着真诚的忏悔之心以及对新中国的亲近之情，改变战前蔑视中国的态度，在不断进行自我反思的同时，开始反省近代侵略战争。教科书一时间出现了不少正面反映中国人民抗战的插图。
小学社会科教科书《光明的社会》（中教出版，1952年版）在介绍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时候，直接使用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肖像插图。该教材在1953年版中，甚至还增加了这样一段话：“日本的报纸和广播根本不报道战争的真相。由于学者和文化人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很多国民都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在这个时候，反对战争的人都受到悲惨的对待。尽管日本就这样将国家力量全部注入到战争中，但是因为全体中国人齐心协力参加战斗，日本的图谋并没有成功。”使用中国抗战领袖的肖像，并用赞赏的语气描述中国的全民抗战，很明显将日本置于侵略和非道义的一方。
教育出版株式会社的《小学社会》（1952年版）使用一幅中国士兵的头像作为插图，图中的中国士兵目光坚毅，神情严肃，其下正文写道：“对于日本的做法，中国国民满怀愤慨，下定决心必须要收复满洲，将日本的势力逐出中国，于是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这样的图文很明显反映出战后初期日本知识分子反省对华侵略战争的创伤和教训的真诚情感。
图3：“攻入南京的日本军”
右倾思潮死灰复燃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对于日本的战后民主化改革是不彻底、不充分的，冷战格局的形成、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变了美国对日本的改造政策。日本虽然废除了《教育敕语》，但是战前的“皇国史观”并未清算，东京审判的不彻底，特别是天皇的战争责任并未得到追究，军国主义势力得以死灰复燃。政界涌动着一股复古和右倾的思潮，企图在教育领域改变和平教育和民主教育为主流的现状。
文部大臣大达茂雄于1953年发表《文教政策之基本纲要》，指责教科书过于强调对侵略战争的反思，是一种“偏向教育”。
1955年，日本民主党成立教科书问题特别委员会，发行名为《令人担忧的教科书问题》的小册子，指责诸如《光明的社会》教科书“在历史的前半部分中向中国模仿、学习、屈膝、纳贡的日本，在其后半部分历史中摇身一变，化为东洋鬼子，做出无休止的暴虐行径，欺负中国人民”；“完全与日本共产党如出一辙，为苏联和中共唱赞歌”。这种充满冷战思维的攻击不仅伤害了进步的历史学者的学术自由，更重要的是威胁到刚刚步入正轨的历史教育。
文部省通过修改具有国家标准性质的《学习指导要领》，为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留下了极大的操作空间。结果，1955年公布的教科书审定标准和《学习指导要领》规定用“进入”代替“侵略”，并要求尽量减少使用反映中国人在侵略战争中的正面形象的插图，战后初期曾经一度自由和进步的历史教育开起了历史的倒车。
图4：“占领南京的日本军”
“改良”“改恶”数度拉锯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文部省官僚、右翼保守势力和以家永三郎为代表的民间知识分子，围绕着如何看待近代战争这一问题，展开了长期而又激烈的“拉锯战”，教科书中的近代战争描述数次出现“改良”与“改恶”的更迭转换。
1970年家永教科书第二次诉讼中，家永三郎的胜利促使使用“侵略”字眼、记载南京大屠杀的教科书开始增多，但很快便受到右翼保守势力的攻击。在1982年的中小学教科书审定中，文部省要求在记述有关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实时，尽量冲淡对日本侵略行为的记述，例如使用“进入”代替“侵略”表述，将南京大屠杀的原因修改为“遭到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日军的损失也很大，于是日军群情激愤，杀害了众多的中国军人及平民”。
这种公然篡改历史事实的活动，立刻激起亚洲各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和严正抗议，从而引发“历史教科书问题”。日本政府被迫在教科书审定标准中追加名为“近邻诸国条款”的新标准，正面反映侵略战争的插图才得以再次出现在教科书中。
以使用率一直保持第一的东京书籍出版社的小学社会科教科书为例，1991年版《新编新社会》使用了3张反映当时战况的插图，其中两张插图的主角是日本士兵，分别是攻克南京之后，踩着城墙废墟行军的日本兵，标题为“攻入南京的日本军”（图3），以及正在破坏殆尽、满目疮痍的中国城市里巷战的日本兵，标题为“被毁掉的中国城市”。而另一张则是“与日军作战的中国士兵”（从正文及图片推测，应该为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部队）列队进行训练的插图（图5）。
在该教科书中，“南京事件”开始出现并有较为详细的说明，对于日本军队的行为，也采用“侵略”一词，带有谴责语气，正好与前两张插图相呼应。而对后一张插图，教科书中有这样的正文描述：“对于日本的侵略，中国的人们没有减弱抵抗，得到美国和英国支援的中国政府的军队，以及中国共产党所率领的人民的军队，一起顽强地战斗着。”很明显对于日本的侵略战争持谴责态度，而中国人民的抗日行动是被放在正义一方的。
图5：“与日军作战的中国士兵”
历史教育“改正归邪”
不过，由于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日本国内要求改变“自虐史观”的呼声甚嚣尘上，那些体现满目疮痍的中国城市的插图也逐步被弃用。
2000年版的《新社会》尽管保留了士兵踩着城墙废墟行军的插图，但是其下方的标题却被改为“被破坏的中国城市城墙”，而非1991年和1995年版的“攻入南京的日本军”；“中国士兵”的插图消失，换上的是名为“占领南京的日本军”的插图（图4）。在这幅插图中，日本士兵在城内整齐列队，日军将领骑着高头大马检阅部队，一幅庄严肃穆的氛围，而南京城内外建筑被摧毁、民众被屠杀的情景则完全无法在图中得以体现。
而在2004年版教科书中，此前被连续使用、但名称有所改动的日本兵踩着城墙废墟行军的插图也被弃用，“占领南京的日本军”这幅将领检阅士兵的插图仍被留用，还在其旁边加上了两幅新的插图。其一是“移居满洲的人们”，画面为正在中国东北开垦农地的日本移民，其二是“陷入不景气”，画面显示许多失业的日本人端着空碗排队等待施粥（图6）。这两幅插图正好配合了正文对于侵华战争爆发的原因——“满洲生命线”与“克服不景气”的解释，以此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寻找借口。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教科书在描述日本受到美军空袭以及原子弹爆炸的情景时，却始终使用大篇幅文字以及颇具冲击力的插图，极力塑造出日本“战争受害者”的形象。
2000年版《社会》使用了一幅横跨两页篇幅的插图，描绘了东京大空袭中一对母女在火海中奔跑逃生的情景，思考题也仅为“国内因为战争受到了怎样的损失”，而并未将日本儿童引入对招致这种损害的根本原因以及对侵略战争中中国受害者的悲惨经历的调查与思考。
这种弱化“自我”（日本）对“他者”（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的伤害、强化“他者”（美国）对“自我”（日本）的伤害的描述方式，导致“加害”与“被害”、“侵略”与“被侵略”的历史逻辑在教育中逐渐模糊，严重影响了当代日本人对近代历史的正确认识。
图6：“陷入不景气”
狭隘“爱国心”未根除
回顾战后以来日本的教育，否认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观始终存在；围绕历史观问题的较量，在教育领域始终激烈进行。教科书问题逐渐成为中日之间历史认识冲突的标志性问题，并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敏感因素。
究其根源，既有日本战后民主化改革不彻底、军国主义势力死灰复燃、战前“皇国民”教育因素未完全清算等历史原因，也有战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之后宣扬“大和民族优秀论”、寻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政治原因，而从更深层次的文化层面而言，正是因为日本社会自近代以来“脱亚论”的潜意识，以及伴随而生的狭隘“爱国心”思维并未彻底根除，从而导致日本人对亚洲邻国的蔑视和敌对态度始终没有全面修正，保守势力歪曲侵略历史的做法往往能够得到许多国民支持。
早在1896年，思想家植村正久针对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社会喧嚣的“爱国心”，清醒地批判道：“爱国心不仅仅为仰慕国家之古代，以其历史之光荣为乐，以国家之屈辱为悲，更是要记住国家逃避之责任，反省其蹂躏人道之行为。”家永三郎更是语重心长地说道：“只有感觉到自己国家之罪过，进行国家层面的悔改，才能够防止祖国再次陷入罪过之深渊，使其迈向新生之路，这才是‘爱国心’不可欠缺的前提。”
令人遗憾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育鹏社、自由社为侵略战争翻案而编的右翼教科书选用率不断上升；安倍晋三强行修改《教育基本法》，加强对学生进行国旗“日之丸”和国歌“君之代”的指导学习，并要求文部科学省废除教科书检定基准中的“近邻诸国条款”。与此同时，日本人对于中国的亲近感下降到历史低点，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也不容乐观。这些都为日本反省侵略战争、向邻国人民真诚谢罪设置了巨大的现实障碍。
（摘自新民晚报2015.3.30 A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