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宇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 赵德宇
2013年4月28日，日本主权恢复日纪念仪式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左一）及与会者齐声高呼久违近七十年的“天皇陛下万岁”口号
面对当今日本社会右翼势力大行其道的现状，人们对其成因作过诸多分析，本文将尝试从日本神道这个历史的精神层面，追溯其思想渊源，以求善良的日本民众从更深层次反省战争历史，并起而遏制右翼势力无底线的恶性膨胀。
神道教起源于日本祖先的原始自然崇拜，至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经历了原发的“土著神道”阶段、融汇外来文化不断丰富自身思想的“融合神道”阶段、剥离所有外来文化之后异化为狭隘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扭曲神道”阶段等三个阶段。
“扭曲神道”又包括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发生的复古神道和近代以后形成的国家神道两个历史阶段。本来，自然生成的“土著神道”不但没有抵制外来文化，反而不断吸纳佛教、儒家思想等外来文化，丰富了神道文化精神的内涵，从而形成了神道融汇外来思想的传统。而“扭曲神道”对所有外来思想文化进行非理性的攻击，并以此建立了以神国史观为核心的日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把具有摄取外来文化传统的“融合神道”扭曲为思想狭隘的极端文化民族主义的神道，从而陷入了恶性排外的思想泥沼。
及至发展到国家神道阶段，更形成了以忠君爱国和天皇崇拜为核心理念、要求全体日本臣民无条件遵从的国家意识形态，并将其运用于不断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暴力民族主义的行动。如果说复古神道尚属于民间学者对内宣扬的文化思想意识，那么国家神道则凸显出国家对外侵略扩张的政治意志。
厘清这条历史线索不仅有助破解战前“日本帝国”自我膨胀、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基因，也有助认清战后日本右翼的思想根源。
复古神道与文化民族主义的膨胀
复古神道是江户时代一些著名国学家为对抗以中国文化为主的所有外来文化而创造的一种宣扬日本神皇一体的神国、皇国史观和日本优于世界万国的神道理论。
十七世纪，荷田春满（1668—1736）及其弟子贺茂真渊（1697—1769）认为要建立日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就必须树立日本精神，以消除“外来文化的污染”。他们把记录日本古代神话传说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神代卷》（先后成书于公元712年和720年，合称“记纪”）等“原典”奉于至尊地位。
被认为复古神道集大成者的本居宣长（1730—1801）则继承了其师贺茂真渊等前辈的思考路径，展开了大规模“追根寻源的考证研究”，把《古事记》所记载的古代神话传说当作史实，臆造出以神皇一脉相承的神国、皇国史观为依托的日本国至高无上的复古神道理论。
自称本居宣长弟子的平田笃胤（1776—1843）进一步“完善”了日本祖神创生宇宙的理论。据平田的说法，日本处于天地始分前连结“天地间的蒂之处”，天地生成后最初的国家便是“神”造之日本，所以日本是“神所生之国，与万国乃天壤之别”，并称此为“宇宙之公论”。平田又称，因为“我天皇是天照大神之后裔”，所以是“现人神”，“世界万国都要服从皇国是不言而喻的”。此等荒诞无稽的日本神国论和皇国史观，就是平田笃胤论证日本是世界的本源，而且是优于万国的万世一系的神国、皇国的原始依据。平田笃胤创造的“日本统治世界的原理”，走向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极端。
宣扬暴力民族主义的“佐藤文本”
在极端文化民族主义的复古神道走向暴力民族主义的国家神道的过程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中间阶段，即“暴力民族主义的文本”阶段，作者是佐藤信渊（1769—1850年）。
佐藤信渊兼通复古神道和近代西洋科学技术，从而诡秘地利用近代科学天文学理论，论证了他的神国史观和日本中心主义：“近来读皇国神代诸纪，就天地之运动而推自然之定理，发现皇祖天神溶造天地的规则，是太初产灵大神搅拌而生出的一元气……这是天文历数的基础、万物化育的本原。”
所谓“太初产灵大神搅拌而生的一元气”是“记纪”神话中所说的伊耶那岐和伊耶那美二神用天矛搅动海水，然后由矛滴下的海水而形成岛屿，以此象征创生世界。佐藤信渊据此认为：作为日本祖神后裔的天皇“皇祚连绵无穷，与天地共悠久，是万国的根本”。佐藤信渊似乎意识到其前辈们“论证”的神国史观缺乏说服力，所以利用自然科学的原理来强化日本神国史观和神国日本天下独尊之谎言的“真实性”。
依据上述梦呓，佐藤信渊居然提出了由神国日本武力统治世界的宏大战略：“皇国日本乃是最初形成大地之国，是世界万国之根本……全世界悉应为郡县，万国之君长皆应为臣仆。”为此，佐藤信渊首先剑指中国东北：“而今世界万国之中，皇国易攻之地，在支那的满洲，虽不知何时可得，但终为皇国所有，定而无疑。不仅满洲，支那全国亦由此而衰败……继而朝鲜、支那可图。”
在佐藤信渊看来，征服中国和世界易如反掌：“皇国征伐支那，只要调度得法，不过五、七年，必可使其土崩瓦解……故而皇国开拓疆土，必自吞并支那始……支那既入版图，诸如西域、暹罗、印度，岂能不慕德畏威稽首匍匐以为臣仆乎？故而，由皇国混同世界万国并非难事。”这就是有名的《宇内混同秘策》。后来日本的对外侵略步骤，与“佐藤文本”可谓如出一辙。
佐藤信渊为近代日本提供了以神国史观为“理论依据”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完整战略方案。国家神道的出现已经是“万事俱备”，只待天皇重新登上历史舞台了。
国家神道与“日本帝国”的武力扩张
国家神道是从明治维新到日本战败为止，由国家法令强制推行的、兼具政治和宗教双重性质的国家意识形态。它不仅承袭了复古神道和“佐藤文本”的全部思想和诉求，还将其付诸实施。可以说，近代以来日本疯狂对外侵略扩张，国家神道这一精神兴奋剂起了极大的作用。
1868年，被武家政权压抑而赋闲六百多年的天皇通过“王政复古”再次被推上政治舞台，并迫不及待地发布了一系列树立天皇权威的政令，主旨是宣告重建古代天皇制的祭政一致统治体制。明治政府为切实树立天皇的权威，还在全国进行大规模宣传，以确立天皇万世一系的神格和灌输神皇一体的皇国思想。1872年，太政官公告将神话传说中神武天皇即位的日子1月29日（1873年改为2月11日）定为“纪元节”，进一步强化了天皇绝对权威在日本臣民心中的位置。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最终确认了作为国家神道核心的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
1890年颁布、被视为“教育宪法”的《教育敕语》更强制将忠君爱国（忠于天皇、热爱皇国）作为规范全体日本臣民的行为准则，要求“尔臣民……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所谓“义勇奉公”，据当时的御用学者解释，就是“为国捐躯”。近代以来的天皇制国家之所以能随心所欲地把臣民投入战场，就在于日本学校把学生培养成了毫无独立人格、惟皇命是从、甘愿“义勇奉公”的“机器人”。
为进一步愚弄日本臣民，1869年建立了举行国家神道活动的象征性设施东京招魂社（1879年更名为靖国神社）。此后，凡是为“皇国”捐躯者都祭奉在这里，靖国神社遂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国家的祭坛和鼓动对外侵略战争的基地。
及至20世纪30年代，有如日本学者村上重良所言：“旨在征服世界的圣战正当化占据了国家神道教义的中心。”在军国主义国家政权的鼓噪之下，日本臣民完全成为国家神道驱使下的精神奴隶和执行战争暴力的机器。
战后国家神道意识的死灰复燃
1947年5月3日实施的《日本国宪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明确规定政教分离：“国家及其机关均不得进行宗教教育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统治日本80年的国家神道体制寿终正寝。加之《日本国宪法》第九条作出放弃战争的保证，日本与各受害国人民达成了一定的和解。
作为制度层面的国家神道体制虽已不复存在，但国家神道意识从来就没有被彻底肃清。战后日本当局并没有对国家神道意识主动反省。“象征天皇制”的保留，更给日本国民一种天皇无罪的错觉，无意中为国家神道的复活保留了空间，留下了注定要恶性膨胀的“癌肿”。
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试图重新将靖国神社与日本国家捆绑到一起。到60年代，右翼分子终于忍耐不住，挑起了恢复靖国神社国营化的事端。1962年曾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的甲级战犯贺屋兴宣出任“日本遗族会”会长，抛出旨在恢复靖国神社国营化的文件《靖国神社国家护持纲要》，并要求国会通过。该文件明显违背战后宪法的“政教分离”原则，遭到各界强烈反对。然而，自民党却支持这一违宪的无理要求，自民党内“遗族议员协议会” 甚至成立了“关于靖国神社国家护持小委员会”，提出“尊重靖国神社的历史和本质不变”提案。
虽然靖国神社国营化至今没能实现，但这股势力一直没有停止活动。据统计，从1952年到1975年，自民党曾在18次国会上提出靖国神社法案，极力促进恢复靖国神社与国家的直辖关系，有关议案达49件。鉴于上述遗族会和自民党执着的政治活动、甲级战犯合祀于靖国神社和多届总理大臣参拜靖国神社的事实，加之下述以“建国纪念日”名称恢复“纪元节”，人们不得不担心，靖国神社有朝一日会恢复战前作为国家神道心脏的“历史本质”。
1967年“建国纪念日”的规定可以说是具有国家神道死灰复燃象征性质的事件。前述明治时代所规定的“纪元节”，是体现国家神道最核心内容的皇国史观的节日，因而战后被明令取消。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就有诸多右翼团体结成“纪元节奉祝会”，要求恢复“纪元节”。经多年四处活动，终于在1967年由佐藤荣作内阁强行通过，将2月11日定为“建国纪念日”，恢复了曾作为国家神道象征性节日的“纪元节”。由此可见，试图复活国家神道思想的政治势力已经不容忽视。
新世纪以来日本右翼人群的动向
进入21世纪，留恋战前大日本帝国的“爱国者”势力有增无减，他们不但拒绝反省战争罪行，甚而重温战前的皇国梦。2001年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作为新世纪“爱国者”的先导，已经表露出重建战前神国史观的意向。该书堂而皇之大谈《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天照大神和神武天皇统一日本成为初代天皇的故事，以神话传说入史的“曲折叙述”正是要告诉国民，大和朝廷起源于天照大神和神武天皇。这不能不令人联想起战前以所谓神武天皇统一日本的公元前660年为日本皇国历史开端的历史教科书。
近来更有一批右翼政要成为公开的“爱国者”，似乎效仿当年颠倒历史的复古神道学家，肆意否认日本曾经犯下的战争罪行。他们把在侵略战争中战死的“靖国英灵”看作民族英雄，参拜战前国家神道心脏的靖国神社是他们否认侵略战争的“标准动作”。很明显，他们已经下定决心，宁可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国际舆论为敌，也要召回战前日本臣民的“爱国心”。
更有甚者，2013年4月28日在日本主权恢复日纪念仪式上，日本内阁首相及与会者齐声高呼久违近七十年的“天皇陛下万岁”口号，就连在场的明仁天皇也颇显惊愕。人们不得不发问，这是否在引导当代日本民众重温国家神道精神统治下的“大日本帝国的辉煌”。
这些右翼政要的所作所为不得不令人回忆起日本战败初期美国学者罗伯特·贝罗的警示：“在1945年的时点上，即使军国主义日本能够被征服，但支撑它的神道（此处指国家神道）依然是没有被征服之敌。”目前看来，该论断依然有效。
综上所述，当今日本右翼群体和右翼政要们正在逆历史潮流而动，使人们感到战前国家神道统制下的日本已经隐约可见。右翼势力不仅试图召回国家神道精神，更不遗余力地要修改和平宪法，推行军备扩张政策，与邻为敌。既然国家领导者如此行事，那么日本战后至今仍不能深刻反省，真诚谢罪，也就不足为怪了。
至此，笔者以日本学者的真情劝诫作为结语：“对于错误的思想应当探明其错误的根源……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只有进行这种深入的探究，才能真正地以史为鉴。”
（摘自新民晚报2015.3.27 A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