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70周年特别报道—日本为何难谢罪⑧

发布时间:2015-04-16 16:29   本文被浏览过:

日本的世袭政治与战争责任
樊勇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樊勇明


表一 第46届众议院世袭议员统计


表二 第三届安倍内阁成员的世袭议员统计

   
      “世袭”是日本政界久治不愈的痼疾。一些名门望族通过议员席位的私下传承,牢牢地把持了日本的政治权力。他们中的不少人与日本历史上对外侵略扩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世袭”的政治生态环境下,对战争责任的追究和清算,必然会打折扣。这是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在历史问题上无法真正做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国会和首相府:“世袭”重灾区
  在日本政界,所谓世袭主要是指掌控国家大政方针的国会议员席位,在家族内部私下传承授受的不正常现象。继承祖父、父亲或伯父(叔父)的席位的议员被称为世袭议员。
  表一显示的是在2014年10月被解散的日本第46届众议院世袭众议员的情况。如表所示,在480名众议员中,有162人的席位是世袭而来的,世袭议员占到众议员总数的33.8%,也就是说每三个议员中就有一个“世袭议员”。
  内阁首相及其他阁员的情况也是如此。从1982年的中曾根内阁到2014年第三次安培内阁,日本先后产生了18位首相,其中非世袭的仅有宇野宗佑、海部俊树、村山富市、森喜朗、菅直人和野田佳彦6人,其余12人都是世袭议员。这12人中,从父亲手中直接继承议席的有9人(宫泽喜一、羽田孜、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自小泉内阁起到鸠山内阁,居然创下了世袭议员出任首相的“五连冠”。
  就内阁成员而言,世袭议员就更多。因为出任大臣的首要条件是当选议员次数,一般情况下,当选五次后就有拜相入阁的机会。由于世袭议员有稳定的地盘、充沛的资金和父辈传下来的知名度,再选的机会要远远高出一般平民议员。表二反映了去年12月安倍当选第97任首相后的内阁成员的“政治出身”。如表所示,内阁成员差不多一半是世袭议员。
  二、“三板”与世袭政治
  在日本,要当选议员,政治主张固然重要,但是实力更为重要。所谓实力,简而言之“三板”是也,即:地盘、钱包和外在形象。这三个词在日文里都带有类似中文“板”的发音:地盘的读法为“chibang”,写为“地盘”;钱包为“kabang”,写为“鞄”;外在形象为“kanbang”写为“看板”。地盘即一个有利于自己稳定而连续当选的选区;钱包是指要有足够的竞选资金来保证当选;所谓外在形象有两个含义,一是指人长得帅不帅,中看不中看;二是知名度高不高。
  地盘是政治家的安身立命之地。有无地盘,事关其政治生命的生死存亡。日本国会由众、参两院构成,众议院的议席为480席,参议员议席为242个,全国划分为300个选区,按照一定的程序选出上述722名议员。从理论上来说,议员候选人所在的选区就是他的地盘。但是,事实并非那么简单。所谓的地盘是政治家经过长期经营而形成的在某一选区内的庞大而密切的关系网。
  首先,每位政治家要成立一个拥立他出马竞选议员的“后援会”。后援会的主要人物一般是选区内有钱有势的头面人物。政治家通过后援会来筹集政治资金,开展日常的宣传,维护与当地各方的关系。
  其次,政治家要为选区办实事。议员在国会闭会期间必须回到自己的选区,出席后援会为他举办的讲演会、亲睦会等各种活动。政治家在选区内举办的讲演会,一般是向选民汇报他从中央政府为本选区谋到多少福利,争取到了多少资金。有的讲演会,则是议员向当地选民解释重大政策变化的说明会。
  最为重要的是议员对选民的感情投资。为了维系与选区的关系,议员要给选民各种“实惠”。如选区内具有影响力的选民的子女大学毕业要找工作,议员就得亲自给有关企业写信推荐;有的商人选民要拓展产品销路,也要议员来帮他找关系,有时还要议员亲自到场为产品说明会或推销会“站台”致辞。即使对一般的选民,议员也要或本人亲自或委派秘书出席他们的婚礼或葬礼。
  钱包,也即资金的多寡。资金实力是能否当选的关键。实际上,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以大量金钱为代价的。日本的一个选区一般有10来万人,如果候选人要把印有自己政治主张的宣传品发放给选民,按一张280日元计,仅此一项就要2800万日元。除了发放宣传品以外,还要举行街头演说,打电话拉票、租用宣传车、雇佣模特来助选造势,再加上选举工作人员的费用,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
  尽管日本政府先后出台了多个十分苛刻的政治资金管理法,禁止企业和个人直接向政治家“捐赠”大笔资金。但是,政商勾结的政治献金的丑闻从未间断过。
  至于看板,世袭议员是最占优势的。由于父辈出任过国家和政党的要职,子女无需打拼,只要顶着父辈的光环,就可以赚足知名度。再说,他们跟随父辈早就接触官场,了解政务,自然懂得如何打出吸引人的旗号,如何去争取人心。
  三、“效忠”文化与世袭政治
  如果说,“三板”式票田是日本世袭政治的外在原因的话,“效忠”文化则是世袭政治的社会氛围和思想渊源。
  “忠”是儒教文化传入日本后的一个变种。儒家思想的内涵十分丰富,大致上可以用“仁义礼智信”来概括孔子的主要思想。其中,“仁”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孔子以“仁”为人之为人的最高准则,然而孔子又强调,实践仁道,必须从孝悌做起。但是,儒教传入日本后与日本的幕藩制相结合,其核心思想从“孝”演化为“忠”。日本的幕藩制的特点是:天皇与幕府(掌实权的大将军)分权,幕府又与诸藩(中小诸候)分权。层层分权的结果,形成了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众多家臣和武士集团。每个家臣或武士集团不是乞食于中央的幕府,就是依附于分布各地的藩主。所谓的“忠”,就是要求家臣和武士,不论善恶,不管对错,都要至死效忠于幕府或藩主。  
  “效忠”文化在日本政界很有市场,大行其道,是议员世袭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氛围。由于日本的议员和选区内选民的关系很密切,因此,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任议员因病过世,其子女往往会出马竞选父辈遗下的空缺议席。即使这些子女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其工作和生活与本选区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在“效忠”文化的潜移默化下,选民也往往对此反应热烈,大声叫好,认为这些子女有担当,认为自己过去受过人家的恩惠,现在有责任去帮助这些子女来继承父辈的议席。临时出马补缺的候选人往往会得到比平时更多的票。即使这些子女触犯重大政治原则或涉及道德错误,也能得到选民的原谅,重新以高票当选。前首相小渊惠三的女儿小渊优子在2014年10月被曝出丑闻,被指在姐姐开设的时尚工作室和姐夫经营的服饰店里用政治捐款购物。旗下的后援会被指花费2600万日元向小渊优子支持者赠送剧院门票,涉嫌违反选举法。小渊优子因此先后被迫辞去经济产业大臣职务和议员职务。但是,在两个月后的众院选举中,家住东京的小渊优子返回自己的选区群马县第5选区,每日到选民家中鞠躬道歉,寻求选民的谅解和支持。由于群马5区是小渊优子的爷爷和父亲经营了整整三代的票田。因此,选民们冲着小渊家的面子,依然投小渊优子一票,即使丑闻在身,她依然以压倒性优势的高票当选,得票数约11万票,得票率超过七成。
  四、世袭政治与战争责任清算
  世袭政治的根子在于日本的皇权政治,与对外侵略扩张关系密切,是日本作为国家整体反省历史、清算战争责任的巨大而又绕不开的障碍。
  世袭政治实际上是战前日本皇权政治的遗产。在二战以前,日本议会由众议员和贵族院构成,“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文规定,贵族院由世袭议员构成,其中皇族成员和侯爵以上的贵族不经选举就自动成为贵族院的成员。伯爵以下的贵族由同等爵位的贵族相互选出。二战后,在盟军推行的民主化过程中,作为清算战争责任的重要一环,1947年公布的新宪法取消了贵族的这一特权,明文规定所有的议员必须由国民经过直接投票选出。但是,由于美国主导的盟军占领总部出于所谓的对付共产主义威胁的需要,很快中断了日本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一大批在战前日本政界、财界以及军界的重要人物纷纷被解除整肃,堂而皇之地登上政治舞台。再加上日本社会独有的封闭性,因此而形成的门阀世家仍在日本社会各领域延续着重要的影响力。
  众所周知,现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安倍晋三是岸信介的外孙,两人在政治上一脉相承。岸信介既是战前侵华急先锋,又是战后日本保守势力的总头目。岸信介从1936年起来华,历任伪满洲国政府实业部总务司司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和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等人并称“满洲五人帮”。1941年东条英机组阁时,岸信介任内阁商工大臣。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国内经济崩溃,商工省被改成军需省,东条英机亲任军需省大臣,岸信介则任副大臣。日本战败后,岸信介逃窜到故乡山口县,不久即被抓到东京巢鸭监狱,出庭受审。由于侵华罪恶累累,岸信介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但是美国很快改变了对日方针,由整肃转为扶植,对已收容在押的战犯,不再加以追究,很快就释放了岸信介。岸信介出狱后就成为日本政坛的呼风唤雨人物。在他推动下,日本两大保守政党自由党和民主党合二而一,组成自由民主党,除了在上世纪90年代短暂失去政权外,一直稳居执政党地位。
  岸信介在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上台后一改前任鸠山内阁和石桥内阁的积极对华政策,多次发表敌视新中国的言论,公开声称支持蒋介石“收复大陆”。他无视当时已经谈妥的中日民间贸易协议,拒不批准互设享有外交特权的商务代表机构。在后来发生的“长崎国旗事件”中,岸信介不仅不严惩暴徒,反称“对无外交关系国家的国旗进行侮辱构不成刑事案件”,仅对撕毁中国国旗的暴徒罚款500日元了事,致使中日民间贸易一时中断。
  岸信介对安倍的影响极大。安倍曾在其撰写的《致美丽的日本》一书中承认,“我的政治DNA更多地继承了岸信介的遗传”。安倍晋三与岸信介不仅具有血统上的遗传基因,而且具有政治上的遗传基因。从岸信介到安倍的政治理念传承,深刻地反映了日本政界对侵华历史死不认账的内在联系。
从上面的这些例子可以想象,在日本的“世袭政治”得不到清算和根除的情况下,要日本政治人物深刻反省侵略,与过去的侵华历史彻底地划清界线,是难以办到的。即便普通人,要他做到与有罪错的亲属和尊长划清界线,也是难以办到的,更何况是在思想和政治上一脉相承的政治人物。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与日本国内否认侵略,洗刷战争责任的思潮和势力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
(摘自新民晚报2015.3.24 A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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