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高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周建高
反映日本与清政府之间战争的浮世绘
从明治时代到二战战败的近代日本意见领袖德富苏峰（1863-1957）根据“科学的历史眼光”，认为大东亚战争“从心里相信是义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言论呢？
19世纪日本在被迫卷入条约国际体系不久，就把不平等条约体系强加给亚洲邻国，走上对外扩张侵略的帝国主义道路。二战结束至今已70周年，但对战争的认识分歧，依然是影响东亚国际关系的“老毛病”。为什么至今仍有许多日本人不承认侵略，我们解剖一下日本近代以来的文明观，或许能找到钥匙。
效仿欧美的“文明开化”
明治维新使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急剧迈进。用一个当时流行的词概括，就是“文明开化”。它与“自由”、“人权”、“独立”等一样是当时流行的新概念，洋学家们纷纷刊文立说。在传播文明的学说中，福泽谕吉1875年出版的《文明论概略》是最系统完整的著作。他1872年发表《劝学》，以“天不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一句开篇，立刻获得社会极大欢迎。在当时3300万人口的日本累计销售340万册，创造了空前的销售记录。福泽没有出仕，但政府高官常向他请教，他的著作被作为学校教材广泛流传，他成为近代日本影响最大的一位启蒙思想家。
欧美为文明，土耳其、中国、日本为半开化，非洲、澳洲为野蛮，福泽在《文明论概略》中描绘的这幅世界地图，是19世纪后半叶欧洲流行的观点。当时西方势力在全球所向披靡，亚非拉各大洲许多古老国家沦为殖民地。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中国被迫向西洋蛮夷割地赔款，显示出清国的衰败。日本人认识到东洋在武备、贸易、学术各方面都不如西洋。不平等条约使洋人在日本享受着特权、仗势欺人。日本要摆脱被殖民化的危机，保持独立自尊，只有走向欧美那样的“文明开化”才能富强，与西洋诸国并驾齐驱。日本与欧美存在“半开化”与“文明”的差距，这种认识是近代日本以欧美为标准自觉舍己从人的心理基础，成为文明国家是日本现代化的根本动力。
重智轻德的文明观念
近代西方的文明，指物质上如衣食住行乃至战争工具的发展等，精神上脱离中世纪的神学统治而思想启蒙后个体精神的独立、理性和社会关系上的自由、平等乃至宪政等。文明概念传入日本后发生了变异，在促进社会进化的同时，也成为为侵略扩张辩护的遁词。
福泽谕吉把文明归纳为“人类智德的进步”。他认为，智是指思考、分析事物、理解事物的能力。智分私智和公智，私智指机灵、明白利害，公智指观察形势、分辨轻重缓急的才能。道德只存在于个人内部，德也有私德、公德之分，前者指内心活动如纯洁、严肃等，后者指社交道德，如廉耻、公平、勇敢等。古人说的温良恭俭让、仁者乐山等都是私德，私德的功能是狭隘的。
在福泽的文明观中，智先于德、优于德。“拿智慧和道德相比较，认为智的作用是重而广的，德的作用是轻而狭的”，“德和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无智的道德等于无德”。在公智私智、公德私德四者中，公智最重要。研究物理、机械等学术，或像亚当·斯密那样研究经济规律，将知识成果传播四海，给人类贡献了无数福祉。道德的性质千古不变，智慧则日新月异。私德如同铁材，智慧如同加工，同样材料加工成不同的东西，贵贱不一，不同加工得到的附加值不同。野蛮时代，道德支配人间关系；文明时代，智慧支配人间关系。日本的燃眉之急是智慧不足，文学、技术、商业、工业等没有一样能与西洋比较。“文明的真谛在于使天赋的身心才能得以发挥尽致”，人们独立自主地从事生产经营、学术研究，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福泽的宗旨就是要日本人改变封建制度下形成的官尊民卑的习气，不因袭往古，自由思想，发挥才智，推动日本前进。
近代日本重智轻德，侧重发展经济、军事。通过教育敕语宣扬的道德，以忠孝为核心，鼓励国民“义勇奉公”，为天皇和国家不惜牺牲自己，缺少西方文明中对于个人利益的尊重和保障。近代日本文明观中，追求利益是天赋人权，弱肉强食是自然规律也是社会规律。侵略朝鲜、中国这样贫弱的国家，从文明观看，属于遵循社会法则，以文明开导愚昧。于是日本人解除了道德负疚感，甚至有了替天行道般的大义凛然。二战中日本战败，对于战败的原因，多数日本人并不认为是因为本国发动的战争是不正义的，而认为是实力不如人家，不该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挑战美国。亲身经历了明治时代到二战失败的日本言论界领袖德富苏峰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对外战争“问题既不是正邪的问题，也不是是非的问题。关键仅仅是强弱的问题。”“文明”、“进步”而非道德成为近代以来日本人的行为准则。这种价值观是日本与亚洲国家在战争问题上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
不择手段的国家至上
近代日本的文明观中，为了达到于己有利的目的，手段不必拘泥。
福泽谕吉认为，狭义的“文明”是指单纯以人力增加人类物质需要或增多衣食住的外表装饰，广义上是指不仅追求衣食住享受，且励志修德，把人类提高到高尚的境界。但他所谓的“高尚”并非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舍己为人之类的道德，而是积极参与社会交往、关心国家大事，改变消极被动、与他人不交往的状态。他有时把文明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人类前进的终极目的，称文明至大至要，能促进文明的就是利，使文明退步的就是害。他认为：“社会上的一切事物，可能有使人厌恶的东西，但如果它对文明有益，就可不必追究。譬如，内乱或独裁暴政，只要能促使文明进步，等它的功效显著表现，人们就会把它往日的丑恶忘掉一半而不再去责难。”但更多场合，国家利益才是日本知识人的最高目标，文明不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福泽谕吉宣传自由、平等、独立，鼓吹一身独立则一国独立。在他文明论中，“自由”“平等”的分量不多，而“独立”是他关注的重点。他所谓自由，是要日本人改变自古以来官尊民卑的心理，尽自己所能参与国家建设；所谓平等，是希望日本国内的官民权利平等，让百姓、读书人可以参与国家舆论。所谓独立，是鼓励历来依赖俸禄生活的武士阶层在失去特权后自食其力，积极参与殖产兴业，同时争取日本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他要日本人首先人人谋自己独立，然后国家才可安泰。“国家独立是目的，国民的文明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手段有无数的层次，越多越好，而且非多不可。希望日本人“划清内外的界限”，对外要坚决与外国人“争利争理”，把“日本国缔造成一个兵力强盛、商业繁荣的大国”。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文”与“武”相对而言，指温柔、和平，文明的对立面是暴力、战争。侵略这种损人利己的战争不道德也不文明。但近代日本思想中，战争是文明题中应有之义。福泽谕吉说国家关系只有两种，平时进行贸易互相争利，否则就是开战互相厮杀。“战争是伸张独立国家的权利的手段，而贸易是发扬国家光辉的表现。”贸易、战争都是文明的内容。他提出，讨论事物的得失利弊时必须考虑时间性（时代）和空间性（地点）。没有绝对的善恶利弊，必须考虑具体环境，包括战争。他称，“战争固然是坏事，但对敌人却不能不战。杀人固然违反人道，但在作战的时候就不能不杀人”，“天地间没有贯穿一切事物的道理，只能是随着时间和空间来进行观察”，因此他是对外扩张的积极支持者。
国家利益至上，是日本近代各种思潮的共同点。自幕末权利概念传入后，明治初年日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自由民权运动，批判政府专制，要求设议会、立宪法。但在国际关系上，民权派转身拥护国权而支持政府。近代以来，日本从西洋输入各种思想，出现了各种政治经济党派，但一旦遇到国际纷争，无不支持对外强硬。一贯以在野立场批评政府的福泽谕吉，在甲午战争爆发后欣喜若狂，认为并非日本侵略，而是谋求文明、开化与进步的日本讨伐阻碍进步的清国，将文明事业推向亚洲的行为。而原本倡导平民主义、和平主义，坚决反对军备扩张和侵略主义的德富苏峰，在甲午战争开始后，通过报刊积极支持出兵，煽动战争热潮。20世纪初，舆论主张“对外实行帝国主义，对内实行立宪主义”，认为以文明国统治野蛮国之土地，为天演上应该享受的权利；以文明国开通野蛮国之人民，又是伦理上应尽之责任。可以看出，近代日本思想中，文明是追求、扩大国家利益的手段，被作为对外扩张的幌子。
不愿担责的战争辩解
在近代日本人观念中，文明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实际的存在，文明模范就是欧美。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开篇就号召日本人不仅在有形的物质领域，而且在无形的精神、价值观方面，都应以欧美为榜样，即所谓“脱亚入欧”。对欧美亦步亦趋，是日本近代史的轨迹。明治以来的各种主义，从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无一不来自欧美。作为后发展国家，日本因其善于学习而后来居上。二战失败，日本战犯受到国际审判。虽然基于现实主义考虑，日本服从美国为首的战后世界秩序，但是对于东京审判质疑、不服的声音始终不断，对那场战争的反省，也是意见纷纭。有人从感情上不愿承认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不愿承认日本是侵略国家；有人认为日本无罪。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旗手，1945年已83岁高龄依然担任着大日本言论报国会、大日本文学报国会会长的德富苏峰，在战败后反省历史时说道，即便从日美关系史的梗概也可看出，太平洋战争是出于不得已，战争是欧美人刺激、教唆、诱导、挑衅日本人而导致的。要说战争责任，全体日本人都有责任，标榜人道主义、文明伟大先驱的欧美人也有责任。这种论调的逻辑类似于一个十几岁少年，是精神不成熟的表现。
近代以来，日本较快地吸收了欧美的科学技术、产业方式，实现了富国强兵，没有像其他亚洲国家那样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一定程度上“脱亚”成功。经过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跻身世界强国，与欧美并驾齐驱，也可谓“入欧”。但国家和社会制度、思维方式、国民精神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西化。自由、平等、尊重人权，这些近代文明的核心理念，近代日本无论在国内社会关系还是国际关系上都没有很好实践。其吸收的西方文明，只是那些有利于增强力量、获取权益的部分，物质进步显著而精神则古今混杂，即在现代概念外衣下保存着恃强凌弱的原始兽性。福泽谕吉1860年随团考察美国途径香港时，十分羡慕英国人压制中国人，期待日本富强后不仅要像英国人那样指使中国人，更要像对待奴隶般压制、束缚英国人。他直言不讳压制别人可谓人间最大之愉快，当前有外国压制日本，“我等之志愿，在于压制此压制，并致力于独自在世界中推行压制”。英国哲学家罗素评论日本道，日本人批评白人把其他文化都看作低等文化，自私而损人利己、得寸进尺，为了金钱不择手段，这是公允的。人们也许会认为日本人会尽力不学白人。然而“实际上，只要是欧洲人对中国所犯的罪行，日本人都犯过，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跌宕起伏的时期，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令人权观念得到发展和普及。以武力解决国际纷争为道义和法律所禁止，侵略行为成为“过街老鼠”。战后日本整体上成为和平主义者，但右翼势力总是否认历史上对外战争的非正义性，认为日本不过学欧美文明国家的样，兴兵海外乃“解放亚洲”的道义责任，并把战败责任归咎于外界。这就像经营者把生意失败归咎于竞争对手、归咎于自己跟从的师傅那样，是缺乏责任感、不成熟的表现。
日本近代以来之所以走上侵略扩张道路，根源于东施效颦的文明观，或者说文明成了追逐国家利益的幌子，而忽略了文明真谛的自由、平等、博爱。但不管他们怎样辩解，判断罪与非罪唯一的根据是侵害的事实或行为是否发生，即使过失犯罪也得承担责任。何况日本的战争罪行是国际法庭早已判明的。无论到何时，只要不坦率地、勇敢地承担战争责任，就说明日本精神上尚未成年，就难以被作为国际社会普通国家的一员获得认可和接受。
（摘自新民晚报2015.3.19 A1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