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文化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张建立
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二战后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它时隐时现，时缓时急，严重地干扰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2015年1月2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声称，战后70年的内阁总理大臣谈话将“整体继承”历届内阁的谈话，但不会原封不动地沿用“村山谈话”中的“殖民统治”“侵略”等关键措辞。2月25日，安倍政府还任命启动了一个16人的小组“21世纪构想恳谈会”，为其将发表的谈话出谋献策。因此，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再度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一、日本的历史认识究竟存在怎样的问题
首先，日本的历史认识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是日本部分政要多年来一直对历史问题的认罪反省口是心非、出尔反尔。
公允地讲，日本政府针对日本当年发动的侵略战争还是有过反省的，如1972年9月29日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1982年8月26日的“宫泽谈话”、1993年8月4日的“河野谈话”和1995年8月15日的“村山谈话”。1998年11月26日签署的《中日联合宣言》称：“双方认为，正视过去以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日方表示，遵守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2005年8月15日的“小泉谈话”继承了“村山谈话”。
因此，日本的历史认识存在的真正问题，其实并不是在于它是否道过歉，而是在于它虽然有过道歉，但其部分政要在对历史问题的认罪反省上一直口是心非。一面口口声声表示反省，一面却参拜祭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否定侵略战争性质和美化侵略战争，甚至出尔反尔。其中，表现最为明显、极端的就是再度执政的安倍内阁。
2013年4月22日，安倍称其内阁不会原封不动地继承村山谈话，将在战后70年时发表新的面向未来的谈话。次日，安倍又抛出“侵略未定义论”。2014年3月14日下午，安倍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态称，“安倍内阁并不打算修改河野谈话，对待历史必须谦虚”，而且还不忘打出情感牌，称“想起她们所经历的无法言说的痛苦，我感到非常痛心”。但在2014年10月21日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菅义伟却称：“河野谈话有很大问题，应予以否定，政府将为恢复日本的名誉和信任努力申诉。”
其次，日本的历史认识存在的另一重要问题是日本民众与日本右派政治家在对日本当年发动侵略战争历史的反省上认同感日趋增强。
仅从民调数据来看，虽然安倍首相曾抛出“侵略未定义论”，但日本大部分民众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性质的认识，与中国民众还是存在一定共识的。例如，2013年11月６日至12月20日，《朝日新闻》以5500人为对象实施的问卷调查中，关于“你认为这场战争是否是对亚洲的侵略战争？”，回答“是侵略战争”的人中，20多岁的人占45%，30岁以上的人占55%；回答“不是侵略战争”的人中，20多岁的人占33%，30岁以上的人占26%。关于“你知道靖国神社中供奉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领导人东条英机前首相等战犯吗？”，回答“知道”的人中，20多岁的人占56%，30岁以上的人占84%。2015年2月6日至7日，《读卖新闻》关于内阁支持率及相关问题做的每月例行的舆论调查中有这样一个提问：安倍首相表示将在今年夏天发表的战后70年的首相谈话中全部继承迄今为止的首相谈话。在新谈话中，关于迄今为止的谈话中对过去的殖民地统治和侵略进行反省和道歉的表述，你认为是否该继续使用？回答“是”者占44%，回答“否”者占34%，还有21%的人不置可否。
虽然有很多日本人也承认日本发动的是侵略战争，但是，关于日本对其侵略罪行反省态度的认识，却与中国民众差距很大。很多中国民众认为“日本至今没有认真反省侵华历史”。与之相对，很多日本民众则认为日本政府对侵略已表示过道歉，新一代不应背这个历史包袱。而且，随着日本政治右倾化程度的加深，日本大多数民众对这一逆流采取了容忍、默认和认同的态度。
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在历史问题上混淆是非的日本政治家，在21世纪以前要冒辞职风险，但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安倍第二次组阁以来，上至总理大臣，下至地方自治体当权者如桥下彻等，非但很少受到日本国内的道德谴责，反而出现越发表右倾言论就越受民众欢迎的反常现象。
很多民调数据显示日本民众与日本右派政治家在对日本当年发动侵略战争历史的反省上认同感日趋增强，这似乎说明日本社会的右倾化程度确实在加深。例如，关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2013年7月22日至23日，《读卖新闻》实施了一项紧急全国舆论调查，问安倍首相应否参拜靖国神社，回答应该参拜的占46%，回答不应该参拜的是36%。2013年12月26日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后，日文雅虎网站就此进行的民调显示，有近8成的人支持安倍参拜靖国神社。TBS电视台的信息节目“信息7日新闻播报”2013年12月28日实施的网络紧急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有71.2％的人支持参拜。《读卖新闻》2014年1月10日至12日实施的全国舆论调查显示，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给予肯定的为45%，不予肯定的为47%。在21世纪之前的日本，对右派政治家还存在一定的制约力量，而今则不然。上述民调数据说明，日本国内制约政治右倾化的力量的确越来越弱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日本的历史认识出现了上述问题呢？
二、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成因
首先，日本部分政要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出尔反尔的言行是情境中心主义的国民性使然。
日本式人际关系有这样的特点：将自我分为“表我”和“里我”，并依据情境熟练地将二者切换。这一特点较突出地表现在日语中的“建前”与“本音”这一对概念中。“建前”是指“表面一套做法”，“本音”是指“表面做法背后的实质”。在与人交往中，区分出哪是“建前”哪是“本音”十分重要。这在日本政治外交上的一个例子就是政治家的“失言”现象。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看来，人的失言（口误）是被压抑的潜意识的流露，而从国民性的视角看，日本高官的失言则是日本人的“本音”与“建前”的切换出了问题。失言，反映了内心的真实想法，只是表达的场合错了。日本广播协会（NHK）会长籾井胜人为其慰安妇问题发言道歉时就称，作为日本广播协会会长那样讲是不应该的，但他并没有认为其所讲的内容本身有什么错误。
安倍首相对待历史问题也有其“建前”与“本音”。他否认慰安妇问题的存在，不承认“东京审判”，推动修改“村山谈话”等，这是他的“本音”。但在美国的压力下，他在外表上不得不加以掩饰。这种表里不一的行为，也许在一般人看来是人格分裂，但日本人并不这样认为，反而认为安倍在掩饰“本音”上是较为老练的政治家，是其心智成熟的表现。
其次，日本民众与日本右派政治家在对日本当年发动侵略战争历史的反省上认同感日趋增强，从国民性的视角来看则是日本人的自我再生机制使然。
日本人的自我再生机制包含两层内容，一是自力更生，二是他力再生。这一特点较突出地表现在日语中的“kejime（罪己）”与“misogi（祓禊）”这一对概念中。从日本人使用“罪己”的具体语境来看，它要求做出“罪己”的行为主体要对自身行为做出不同程度的责罚。有日本社会学家称，拥有“罪己”意识，“是日本人的才智聪明之处，是作为成年人的条件。”在日本文化中，“祓禊”观念，不仅是日本神道祭礼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日本人净身洁心谋求新生的重要仪式。日本人的罪己方式因人而异。最普通的罪己是从社会声誉上自罚，如在媒体上公开道歉。其次是从经济上自罚，如自行削减工资。再次是从社会地位层面自罚，如主动辞去公职。最严厉的罪己是对自己处以身体上的责罚。轻者，剃光一头秀发，或参拜庙堂百次等；重者，自杀谢罪。分析日本人“罪己”的事例会发现，所谓的“罪己”，虽表面上是基于伦理道德标准而主动进行的自罚，但实际上完全是迫于外部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罪己者对自身行为将受到何种责罚心里早有估算。先自行罪己，其目的往往不是出于真诚的忏悔，而是防御先行，以退为进，自己先承认错误，请求宽恕，这样即使不能回避他罚，也有助于减轻他罚的程度。
这种“罪己”心理在日本人历史认识上的典型表现，就是“一亿人总忏悔”（即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而非由日本领导人承担。大家都有责任，结果几乎就等同于都没有责任），这句模糊战争责任的口号对日本社会影响很大。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南博对此曾有过很精彩的评述：忏悔是先于他人追究责任之前陈述自己的责任，坦白并忏悔自己的罪过。自责是通过坦白、忏悔承认自己的责任，以图免去他罚。战争失败后，在战争责任尚未受到严厉追究的情况下，以所谓“一亿人总忏悔”回避自己的责任，从而扭曲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
与一厢情愿却难以保证客观责罚的“罪己”相对，“祓禊”是来自外部的责罚。唯有经历“祓禊”的仪式和磨砺后，即真正求得社会的谅解后才可能获得新生。如一个政治家因某事引咎辞职做出相应的“罪己”后，经过一段时间再次当选复出时，便会称“祓禊结束了”，意即已经接受社会责罚并获得许可再度复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尚有前嫌未释，即使再度复出时任职高于其当年辞去的职位，也不会再有人来翻其旧账。这种例子很多，如大家较熟悉的福田康夫。2004年5月7日，时任小泉内阁官房长官的他因三年零一个月没有按时缴纳国民养老金引咎辞职以示罪己，却在3年后的2007年9月25日当选为第91任日本首相。虽然国民养老金问题至今都未得到解决，但福田康夫荣任首相后无论其政敌还是媒体都不会再纠缠此事。
把握了日本人的“祓禊”与“罪己”心理，有助于理解日本民众为何会在历史问题上与右派政治家的认同意识日趋增强。在战后初期，多数日本人都能承认日军在侵略战争中有过残酷行为，因而皆有很强的负疚感，但这种负疚感却随着战争责任在“一亿人总忏悔”的口号下化整为零而不了了之。随着甲级战犯的释放和战时领导人一夜之间官复原职，及至今日，当年战犯的儿孙都已再度重返日本首相宝座了，按照日本人的“祓禊”心理，很多日本人自然会认为“一亿人总忏悔”的反省“罪己”得到了受害国的原谅，已经过了“祓禊”关，历史的包袱终于可以卸下了。但当其得知自以为是的“罪己”并未得到亚洲受害国人民谅解时，便表现得有些老羞成怒，在历史问题上口无遮拦。因此，从日本国民性的视角来看，“罪己”与“祓禊”这一日本人自我再生机制，才是日本的历史认识出现问题的深层原因。
三、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的思路
鉴于导致日本的历史认识出现问题的政治、经济以及根深蒂固的国民性等方面的原因，显然，欲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寄希望于日本政治家等良心发现发挥表率作用并不现实；一味地给日本政府、日本人定标准而不去思考如何使其达到这些标准也略嫌空洞；在美国为了一己之私依旧在偏袒日本的现实国际环境中，意欲用国际清算机制取代现行的双边解决机制来谋求解决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的提案怕也是前途多艰；主张更加深入地研究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从学术的角度促成该问题最终解决的想法也还是太过理想主义化。这是因为，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直接存在于日本自身，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日本，而非中国主观愿望所能解决。所以，我们在思考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时，不能仅仅停留在通过义正严词的口诛笔伐来敦促日本政府、日本人应该如何做，同时还应花更多的时间思考我们自己应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如何去做？
近代以来，日本虽然一直想主导东亚，但从历史上看，可以说无论在任何时候，日本都没有能够成为东亚秩序的核心，今天，它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当前经济倚重中国、安保依赖美国的东亚二元格局下，中日关系不可能用一个框架对经济合作与外交安全进行整合。
中日关系处在历史的转折点，双方应当共同讨论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给自己在亚洲定位？我们相互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对方？从日本人的行为心理来看，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我们要多方位地展示和提升中国的正面形象，建设一个值得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敬畏的中国，为那些混淆是非的日本人创造一个彻底、坦诚反省罪己的外部情境，使其真正认识到自以为是的“罪己”之举为何难以获得东亚受害国人民的认可，怎样才算真正过了历史认识问题的“祓禊”关；并一起来构筑遵循“自立与共生”原则的东亚共同体，帮助日本思考如何摆脱它不依靠美国依靠谁的困境，或将会是一种合情合理的选择。
3月11日，日本民间团体“继承与发展村山谈话会”访华团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图GJ
（摘自新民晚报2015.3.17 A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