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汪效驷，女，1994年本科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主讲《世界古代史》、《世界文化史》、《发展社会学》、《中国文化史》、《中国现代史》、《中国近代社会史》、《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等课程。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教学与研究。主持、参与了《民国时期社会建设实践研究》、《江南乡村社会的近代转型研究》、《中国历代官吏选任制度利弊分析、吏治腐败的根源和教训》、《“陈翰笙及其农村调查”研究》等项目的研究。
文章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页码：411-413 转自师大史学
关于“国民党片面抗战”这一提法的出台，有学者认为是毛泽东于1937年11月12日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第一次完整地使用了“片面抗战”这一术语。从已有的文献看，笔者认为其正式出现的时间还可以上溯至稍早的1937年10月，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首次出现，毛泽东论及“动员与武装人民，帮助政府与军队抗战，组织巩固的后方”问题，罗列了八个方面，其中第二条为：“我们的矛盾:我们要发动群众，而我们的同盟者却怕发动群众，要统制。关于‘片面抗战’与‘全面抗战’的区别。”这份文献的背景虽然无法考证，但被《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收录，在《毛泽东年谱》中也有 “10月写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的记载，说明是正式发布的文件，因此可基本认定这是毛泽东首次以“片面抗战”来评论国民党的抗战，也即“片面抗战”最早提出的时间。“国民党片面抗战”说对抗日战争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几乎作为定论被学界所接受和引用。近年来，随着对国民党抗战贡献的认识趋向客观和正面，有学者结合若干史实对所谓“国民党片面抗战”的论断作了一些修正，但对于一些重要问题仍语焉不详；特别对于毛泽东提出“片面抗战”说的初衷和本意未加辨析，导致很多认识误区难以消除。在此对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相关论述作一番文本梳理和认识辨正，以期推动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一、“片面抗战”说是毛泽东主要在1937年发表的言论，是对国民党初期抗战的定性
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国共两党抗战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通读这些文献，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毛泽东关于“片面抗战”论述的逻辑思路。毛泽东批评 “国民党片面抗战”的言论主要集中在1937年。时值抗战初期，毛泽东的本意并不是、也不可能对国民党在整个抗战中的表现进行定性；换言之，即使是定性，也是对国民党初期抗战的定性。1937年底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以王明和康生为代表，不同意公开批评国民政府片面抗战，认为这样的提法违背抗战纲领，不利于统战工作的开展，事后虽然被定性为右倾思潮、投降主义，但至少说明，“片面抗战”这一提法在党内未达成完全共识，毛泽东也对此进行了反思和调整。此后直至抗战结束，毛泽东在为数不多的关于“片面抗战”的论述中，表达的都是对国民党初期抗战的看法。如毛泽东在1940年7月7日抗战三周年之际发表的《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中指出：“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有区别，也有一致的。大体上可分为片面抗战与全面抗战两个阶段，然而都在抗战过程中。”这与之前的表述仍然是一致的。
更重要的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由于国民党不断挑起反共摩擦，其抗战政策偏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对国民党抗战方针批评的主调演变为“消极抗战，积极共”。如1943年10月5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的《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的社论中，通过分析近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几次大的战役如中条山战役、太行山战役、浙赣战役、鄂西战役、大别山战役的失败原因时指出：“因为你们（国民党）实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两个要命的政策而来的。”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国民党政府采取“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和对内积极摧残人民的反动政策……两条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很久以来，就明显地在中国存在着。”这里毛泽东所指的是“消极抗战”,而非“片面抗战”；也就是说，从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对这一问题的论述看，将“片面抗战”理解为毛泽东对国民党的整个抗战路线的定性，则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愿意，实属“片面”的认识。
二、毛泽东在抗战初期论述这一问题时，主要的用意在于警醒和告诫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抵抗强敌、拯救危局成为摆在全体中国人面前的共同任务。国共两党和社会各界虽然在抗日问题上形成前所未有的共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已初步形成；但如何树立战胜强敌的信心，将共识转化为民族抗争的实际行动，还面临很多挑战。作为一个刚刚取得合法地位的革命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对战局和时局显示出更强烈的忧患意识。再加上战争初期，敌我力量悬殊，国民党在正面战场遭受重创，形势危殆。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阐明共产党关于抗战前途、路线的主张，以警醒和告诫全国人民坚定抗战到底的决心，敦促国民党坚持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的力量，促进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最终夺取抗战的胜利。
洛川会议
在洛川会议的报告中，毛泽东列举了国民党在发动民众、改革政治、改良人民生活、对待共产党的态度等问题上的种种不足，接着提出警示：“他们以为单纯的政府抗战便可以战胜日寇，这是错误的。单纯的政府抗战只能取得某些个别的胜利，要彻底地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在接受英国记者贝兰特的采访,谈及阶段性抗战教训时,毛泽东说：“这次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从参战的成分说来则是片面的，因为抗战还只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是人民的抗战。”这里毛泽东针对的也只是战争开始后三个多月的情况而言的；而对未来是充满期许的，即便是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仍然是“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由于国家动员机制尚未建立，再加上国共两党在如何动员民众等问题上有根本性差异，毛泽东对政府当局在抗战初期出现的所谓片面抗战倾向进行分析，警醒和告诫的意味明显。
三、解读毛泽东的“片面抗战”说，不能离开“革命”语境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一大”通过的党纲就规定了“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奋斗目标。这种革命性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中都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共产党就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随后，毛泽东系统阐述了坚决抗日的主张，视抗日战争为民族革命战争，号召动员、武装民众投身到抗战的行列中，充满了一贯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既表现在对日不妥协的斗争上，还表现在对国民党抗日的内政外交“不够彻底”的批评上。“片面抗战”说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产生的。
就“革命性”而言，国民党的抗战路线中，关于民主改革、民生改善、民众动员等问题与共产党的主张存在一定差距，这是必然的；不仅因为两党的性质、理念不同，而且国民党处于执政地位，实现对局面的掌控，稳定、延续其统治是首要任务，这决定了国民党不可能像共产党要求的那样去放手发动群众，毛泽东也是基于这一点展开批评的，如1943年8月8日《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抗战一开始，国民党就不愿意人民起来抗战，奉行片面抗战的方针。他们认为抗战是政府的事，老百姓只要出兵出钱就行了。中国共产党奉行的是全面抗战的方针，认为只有发动和依靠群众，抗战才能取得胜利。”至于将“政府军队与民众结合起来”，“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对于战时、特别是对于执政当局而言更是难以做到的。民生议题在战争状态下也只能居于次要地位。换言之，国民党在共产党所诟病的以上诸方面并非不作为，而是其程度、力度尚未达到共产党所主张的“革命”的“标准”,特别与共产党所采取的彻底的革命措施相形见拙。如果因此将其定性为“片面抗战”，是否有“苛求”之嫌？
不难看出，“国民党片面抗战”说是对毛泽东原意的误读。这个“误读”产生的历史和思想渊源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从文献看，中共党史的权威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因其自身在学术界的巨大影响，多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书中写道：“国共两党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严重的分歧，形成两条截然不同的对抗日战争的指导路线。”在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进行了阐释之后，又接着写道：“这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并且贯穿在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这样的结论不仅突兀、牵强，偏离毛泽东的原意，也与后文出现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抗日战争期间坚持独裁统治，在战争的中后期尽力观战避战，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结果，使他们同广大人民之间发生深刻的裂痕。”的表述自相矛盾。那么，如何修正这一认识，对国民党的抗战作出既符合历史事实，又不违背毛泽东思想逻辑的定位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