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1937年12月20日前后，全家正在吃晚饭，在南京做店员的小叔突然仓皇地闯了进来，说：不得了啦，日本鬼子在南京杀了好多人，老板一家都被杀了，我幸亏逃了出来。看来蚌埠也保不住了，我们赶快逃难吧。
果不其然，元旦刚过，风声越来越紧，日本军队已经占领滁州，正沿着津浦线北上，滁州一带的难民已经向明光、蚌埠涌来。消息传来，人心惶惶。蚌埠已危在旦夕。父亲忙和邻里亲友商议，决定先逃难到徐州，再从陇海路去郑州。没几天后的一个傍晚，父亲就带着母亲、小叔、我和妹妹，背着行囊，挤上了一列去徐州的铁皮车。车上都是逃往徐州的难民，挤得透不过气来，等到火车启动，才感觉舒服点。之所以选择晚上动身，也是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
到了徐州，全家住在云龙山下为难民临时搭建的帐篷中。生活无着，父亲和小叔就每天出去打零工，挣一点糊口钱。每天早晨和下午，母亲都给我一个小碗，要我到附近的难民救济点，排队领小米粥，并嘱咐我领到后自己先吃一碗，然后再排队领一小碗，带回来给妹妹吃。每天我领了第一碗小米粥后，赶快跑到另一边，匆匆忙忙地喝完香甜的小米粥，将碗边四周仔仔细细舔干净，然后再跑去排队，领到另一碗小米粥后，小心翼翼地捧着回去给妹妹吃，妹妹吃剩后，母亲再喝完。徐州几个月，这就是我每天最重要的任务。那一年我刚满5岁，妹妹还不到1岁。
在徐州一呆就是三个多月，每天饥一顿饱一顿，生活极为困苦。父亲原拟带全家去郑州再转后方，无奈徐州聚集的难民太多，陇海铁路又时断时续，全家又买不起高价火车票，就困守在徐州了。直到这年5月，陇海路已被日本军队切断，去郑州已无望。5月10日以后，日军企图包围徐州，整日几十架上百架飞机对徐州狂轰滥炸，军民死伤无数，夜晚到处烈火熊熊。徐州再也呆不下去，全家决定逃回蚌埠去。我们逃出徐州是5月17日，这一天正是小叔的生日，所以我印象很深。现在从史料上才知道，我们逃出徐州后，5月19日国民党守军就全部撤离，5月20日日军侵占了徐州。而我的家乡蚌埠，早在2月1日就已被日军占领①。
逃回家乡的路上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们是天还没有亮就整理好行装，住在附近帐篷中的几家相邻互相打了招呼，就一齐出发了。这支队伍共有六个家庭几十号人组成，都是邻里乡亲，有的本来及熟识。大家结伙一起走，主要是为了路上安全，也好有个照应。逃出徐州城，只见人如潮涌，到处是扶老携幼的难民，还有从徐州撤离出来的国民党军队，只听到呼儿喊娘，人嘶马叫，乱成一团。我们一伙赶忙折向东南方，向蚌埠进发。因日本飞机不断轰炸扫射，大家不敢沿津浦铁路线走，也不能走大路，只好选离铁路线较远的小路。小路坎坷难走，父亲和两三个叔叔经常跑在前面探路，再引导大伙走下去。看到很多国民党士兵都在快要成熟的麦田里践踏行进，我们有时也学样走在麦田里。因青纱帐般的麦苗十分浓密，日机来袭时可以掩蔽。我当时个子小，麦穗正好碰到眼睛，一天走下来，我的眼睛都被麦芒戳的又红又肿，痛得直淌眼泪。
从徐州到蚌埠沿铁路线计程约二百公里（走小路要远一些），我们走了近一个月，我们这个队伍每天行程不过二、三十华里，走的很慢。一是因为老人、小孩都走不快，有的老人腿脚不便，行路很吃力；像我这样五六岁的孩子从未经过长途跋涉，走走就没力气了。二是因为不少妇女都曾裹过脚，像我母亲一辈的人不少都是解放脚②，她们年龄都在30岁左右，走起路来还好些；还有两位奶奶辈年龄的人，脚已裹成三寸金莲，走起路来一摇三摆，相当艰辛。所以队伍只好走走停停，等到掉队的人跟上来了，队伍才向前移动。加上小路坑坑洼洼，雨天的阻滞，日机的不断骚扰袭击，行程也无法快起来。就这样，有着小脚奶奶的两家，还是跟不上队伍的步伐。为了不拖累大家，两天后，他们就和大家珍重道别，分头逃难了。这支队伍也由六家一下子减为四家。
逃回家乡的路上，可以说是步步惊心，日日惊心。天上不时有日机飞来低空扫射轰炸，我们时时都要提高警觉，行路时都要注意周边有没有可以掩蔽的麦田和树丛，经过开阔地时都是一阵小跑通过。日机疯狂地轮番扫射轰炸，不断造成军民伤亡。军人受伤还有救治，死亡的尸体也有人就地掩埋，但死伤的难民则无人处理，死者陈尸田间野地，伤者流着血，发出痛苦的沉吟，慢慢地死去。我亲眼看到一位受伤的叔叔，家人满脸痛苦地守着他，无法救助。还有一天，在一片开阔地上，看见一位妇女被日机机枪扫射而死，身上地上都是血，一个两三岁的幼儿还爬在她身上哭着喊妈妈。
我们这一路看到的都是这种惨烈的景象：沟渠田野里到处丢弃的都是箱笼、铺盖、独轮车；被炸死难民和骡马的尸体，暖风一吹，散发出阵阵难闻的恶臭；被丢弃的婴儿，有的已经死去，有的还发出微弱的哭泣声；走不动的老人，坐在小树下，默默地看着这个世界，似乎在质询苍天为何这般残忍。
天上日机肆虐，地上也并不安全。我们还要防备国民党残兵游勇和土匪的攻击掠夺。这些人手中都有枪，他们不时窜出，逼迫难民交出细软钱财，甚至辱骂追打，强抢强夺。我亲眼看到一伙土匪，都穿着黑府绸衣裤，身上挎着盒子炮③，骑着自行车从高岗上飞驰而下，将难民团团围住，逼大家交出财务。有一个土匪竟然将一年青媳妇的金耳环从耳朵上生生地撕拉下来，妇女两耳鲜血直流，痛得又哭又叫。我偷偷地爬在麦地里，看着这一切，心里又害怕又难过。
除了大人承受的这些苦难外，我作为一个五岁多的小女孩，所受的磨难并不比大人轻。刚出徐州城，看到兵荒马乱，难民如潮涌，父亲就塞给我两块钱，告诫我要紧跟着队伍跑，跑不动，走散了，你就自投生路吧；这两块钱，省着点用，买点吃的吧。所以每天我都处在恐惧之中，生怕迷路走失，再也找不到父母。每天我都睁大着眼睛，看着前面的队伍，小跑着向前赶。有时队伍看不见了，就紧张的要命。有时刚赶上队伍，坐下来喘口气，队伍又出发了。好心的小叔怕我走失，每到岔路口，都要等我一下，给我指引前进的方向。这样一天走下来，脚上全是血泡，一坐下来就钻心的痛。夜晚休息时，脚上的血泡连着血泡都磨破了，粘在袜子上，连袜子也不敢脱。第二天起来又要赶路，起始很痛，但走走也就麻木了。
如此日复一日，这一个月我就未曾脱下袜子。这一路上，我们风餐露宿，有时还可以在乡镇上买些吃的，多数时候是到村庄上乞讨。善良的爷爷、奶奶、叔叔、姑姑看我年纪小，总会给我些剩饭剩菜，有时还会给我一两个棒子面的窝窝头，那已是最好的口粮了。我们夜晚休息时，有时能住到农民家的堂屋间，但大多数是在牛棚、猪圈、草垛中过夜的。一天的艰辛奔波，只有到晚上和家人团聚在一起，睡在母亲的怀抱中，拉着妹妹的小手，才安然、甜美、沉沉地睡去。
逃难途中，我们这支队伍发生的几件辛酸事，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也磨灭不掉。
一是妹妹差点被丢弃。逃难的第四天，母亲背着妹妹艰难地在麦垄间走着。母亲是解放脚，三天走下来脚上全是血泡，走着走着就摔倒了。父亲见此情景，扶起了母亲，突然从母亲背篼里拽出了妹妹，狠心地扔在麦田里。父亲说，不能因这个累赘影响大家逃难，并喝令大家向前赶路。母亲被邻家的阿姨架着向前走，伤心的直哭，我也哭着要妹妹。走了几十米还听到妹妹撕心裂肺的哭声，这时小叔突然将背上的行囊一丢，快步跑回去将妹妹抱了回来。从此小叔负责背妹妹，妹妹才捡回了一条命。
二是二大爷投河自尽。二大爷70多岁，为人慈祥，乐于助人，对孩子们特别好，我们小孩子经常围着他转，要他讲故事。二大爷腿脚不好，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很吃力，很慢。每晚他总是拖着病腿最后一个挨到大家休息的地方，无力地躺下。出事的那天，我已经赶到了休息地，到了天完全黑下来，仍未见他过来。父亲和他的儿子不放心，就一起回头去迎候，走了很长的路，也不见二大爷踪影。后来从难民口中，获知二大爷在前面一河口已投河自尽，人也被大水冲走了。两人哭着回来讲述了这一不幸消息，大家都难过的伤心落泪。这一夜，我们住地的空气好像都凝结了。
三是同龄小姐妹吓破胆夭亡。邻家小姐妹玲玲，还未满5岁，我俩很能玩得来。但她身体弱，胆子小，走路也不如我。每当日机来袭时，她都吓的脸色煞白，牙齿打战，爬在地上直哆嗦。开始两天她还能走一些路，以后再也走不动了，就由她父亲吃力地背着，走走停停。再以后她就有些迷糊，不思饮食，夜晚睡觉时身体抽搐，常发出惊叫声。父母愁苦无奈，但最终还是将她带回到蚌埠家中。快到蚌埠时，我们一家先在郊区吴台子父亲出生地住了几天，和玲玲一家分手。等到我们返回蚌埠时，听说玲玲已经死了。母亲说，她是吓破了胆死的。
这就是我一个5岁多小女孩在抗战初期所经历的一段逃难生活。
但是劫难并没有完。抗战八年，我在日本统治区过了七年多不顺心的“顺民”生活。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百姓欢腾，原指望可以为胜利好好庆祝一番，谁知灾难又降临到头上。当时驻蚌埠日军竟丧心病狂地在百姓吃的河水、井水中撒上伤寒菌，不少百姓都染上了可怕的伤寒病死去④。那些天蚌埠市街头里巷、左邻右舍，都不断传来痛失亲人的哭声，郊外野地里增添了无数垒垒新坟。我也在劫难逃，不幸染上了严重的斑疹伤寒。仅仅两三天，已是气息奄奄，处于半昏迷状态。当时西医已宣布不治，母亲背着我去一位老中医小刘先生家救治，小刘先生看看我，搭搭脉，摇摇头说：“不行了，回去吧。”母亲跪在医生面前，哭求他救救孩子。医生说：“我先开三副‘虎狼药’试试，扳回来，是孩子的命大，扳不回来，也不要怪我。”果然，三副药吃下去，我却奇迹般地慢慢好了。为此，母亲特地送上锦旗，感谢小刘先生的救命大恩。
从童年到少年的这些磨难，让我懂得了国破家亡的况味，懂得了什么是爱恨情仇，我好像一下子长大了。
注释：
①《徐州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孙连仲、刘斐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9月北京第1版。
②辛亥革命前后，不少妇女从小都裹过脚。民国后明令禁止妇女裹脚，要求已裹脚女放脚。这些人虽放了脚，但脚趾骨已经受到损伤，行路已受到影响。
③当时百姓对一种用木盒装手枪的称谓。
④解放后，我在南京大学求学和工作期间，曾和同学、同事谈及这一段劫难，他（她）们说，当时在南方的一些城市也发生过日军投降时喷撒各种有毒细菌造成百姓大量死亡的情况，看来这是当时驻华日军统一指挥的行动。只是由于当时国民党为了打内战、抢地盘，无暇追究日军的这些罪行。
作者简介：
吴翠芬（1932年10月17日——2014年4月4日）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1932年10月17日出生于安徽省蚌埠市。1952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1956年至1959年师从胡小石先生攻读研究生，1959年提前毕业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曾任中国旅游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楹联研究会理事。1983年初赴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大学讲授中国古代文学，是我国首批派出境外讲学的文科学者。1992年退休。
吴翠芬教授毕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八代诗研究、唐宋诗词鉴赏等课程，深受师生好评。其研究成果丰硕，在唐宋文学史研究、中国古典诗词评论等领域造诣精深，出版有《唐传奇英华》等多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
吴翠芬教授对国家和人民、对南京大学始终保持着一份挚爱，退休后甚至在病中也一直关心国家和社会，关注南京大学及文学院的事业。她一生淡泊名利，坦诚率性，正直热情，受到师生们的爱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