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中国档案报 2014年10月10日 总第2670期）
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告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这一天被美国总听罗斯福称之为“遗臭万年的日子”，蒋介石却视之为“枢机在握，千载一时”。次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此时距离九一八事变爆发已有整整十个年头。
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政府“勉强忍耐”暂缓宣战
宣战是一个国家正式通知另一个国家它们之间的和平关系终止，进入战争状态。作为被侵略的一方，事实上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就曾研究过对日绝交和宣战问题。11月30日，国民政府特种外交委员会对形式作出判断后，提出了处理时局的如下方针：“此时一切政策，以团结民心保持政府人民之信任为根本要图。对外策略，第一，中国无论如何，绝不先对日本宣战；第二，须尽力维持各国对我之好感；第三，须尽力顾虑实际利害，至万不得已时，虽在军事上为民意而牺牲，亦不所惜，惟必须筹画取得真实之牺牲代价。”从“无论如何”这个用词上，可以看出当时国民政府出于外交策略的考量，基本上排除了对日玄真的可能。
除了外交决策机构之外，国民政府的一些智囊也多主张避免对日宣战。1932年3月底，国民政府美籍法律顾问林百克专门从华盛顿寄送了一个《对日意见六项》的条陈，其中第一条意见即是强烈呼吁国民政府拒绝对日宣战。他在条陈中写道：“中国拒绝与日本宣战，在美国得一个极好之反响。盖中国无论在任何情势下，不得对日宣战，否则适陷日本之奸计，日本正在想尽方法使中国对渠（日本）宣战。据鄙人之意，中国亦万不可对日宣战，否则决有失无得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8月7日晚，从庐山赶回南京的蒋介石召开了一次国防联席会议。这次会议是国民党最高层正式决定对日抗战大计的会议，出席会议的除蒋介石外，还有汪精卫、林森、阎锡山、刘湘等国民党中央高层决策人物和一些地方高级将领。会议也讨论了对日绝交宣战的问题。会上有委员提出：“宣告断绝国交，予日以严重态度，表示中国的坚毅决心。”
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却主张：“宣布‘断绝国交’有影响战事上的运用，给他一个不宣而战，有利于我甚多。”最后会议决定，“在未正式宣战以前，与彼交涉仍不轻弃和平。”从这里可以看出，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最高决策层在与日绝交宣战问题上仍持否定态度。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对日宣战问题上之所以存在诸多顾虑，跟蒋介石当时的外交理念有相当大的关系。蒋介石在抗战前期深信单靠中国自身力量无法打败强大的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就在期盼国际干预。从早先寄希望于九国公约组织施加压力，到希望英美介入，到向苏联求援，到指望德国能有所作用，直至最后转而准备持久抗战，他也还是寄希望于未来国际形势的变动，相信坚持下去就会带来国际的干涉。因此，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蒋介石一直反对贸然对日绝交宣战，主张“苦撑待变”“应战而不求战”。
在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在对日宣战问题上还存在一个担忧：即一旦中日处于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争状态时，国际社会对华援助会由于国际法或国内法的原因受到限制，进而削弱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抵抗能力。在中国正式对日宣战以后，国民政府的喉舌《中央日报》在向读者解释过去暂不宣战的原因时候，也特意提及这一点：“中国自对日抗战以来，世界友邦中对于我们表示热烈同情，而自动加以援助者，比比皆是，我若宣战，则各友邦对我援助，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势将发生许多困难，所以对日暂不宣战，亦即不愿中日间有法律上的‘战争’存在，以谋避免国际法的拘束。举例言之，美国的中立法，到最后才加修正与废弃。在中立法尚未修正或废弃以前，中日之间如有‘战争’，则美国应用中立法的问题，立即发生”。
珍珠港的轰炸声传来，国民政府借机对日宣战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对于蒋介石来说，意味着他多年来“苦撑待变”的夙愿终于变为现实，意味着中国对日宣战的时机终于来临。国民政府最高中枢立刻为此高速运转起来。
上午8时，立法院院长孙科在例行的中枢纪念周活动上发表演说，指出目前的国际形势对中国非常有利，主张迅速对日、德、意宣战。他强调：“在目前新的国际形势之下，我们除了应该加紧协助英美对日加强作战外，还应该对德义（意）宣战，进一步把世界反侵略的战争合拢在一起，以这样新的姿态，来应对新的国际形势。”
10时，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特别会议，讨论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的对策。国民党内各政要“对于今后反侵略国共同行动问题”，意见较为一致，均主张“缔结不单独媾和及军事同盟之约”。会议决定：“一、太平洋反侵略各国，应立即成立正式同盟，由美国领导，并推举同盟国联军总司令。二、要求英、美、苏与我国一致实行对德、意、日宣战。三、联盟各国应相互约定，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以前，不对日本单独媾和。”
蒋介石想趁势逼苏联与中国同时对日宣战。12月8日，蒋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向苏联政府递交了一项声明，建议苏联对日宣战。次日，蒋即接到苏联的答复，称：“目前苏联正竭全力抵抗轴心国中最强有力之德国，实无余力再与日本周旋。苏联亟需充分之准备，彼今正努力为之。故请求予与以相当时间，勿以对日宣战相迫太甚。”苏联的答复打消了蒋介石促苏宣战的念头，于是他决定追随英、美立即对日、德、意宣战。
12月8日下午3时半，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名义邀约美国驻华大使高思。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晤谈，表示：“中国现决心不避任何牺牲，竭其全力与美、英、苏联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中国政府现决定向日本宣战，并对其同盟国德、义（意）同时宣战……建议美国对于德义（意）两国与苏联对于日本，皆请同时宣战。”6时半，外交部长郭泰祺接见中外记者，宣布中国政府决将同时对日、德、意宣战。
12月9日上午，蒋介石在其官邸主持召开国防最高委员会紧急常委会议，提出：“我政府与人民为表示同仇起见，应由国民政府昭告中外，正式对日宣战。又德义（意）与日同恶相济，应同时宣布对德义（意）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中德及中义（意）之关系者一律废止。”这一提案迅速获得通过。下午5时，蒋介石召集林森、孙科、戴季陶、居正、郭泰祺、何应钦、王世杰等人晤谈，决定即日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名义发表对日宣战文告及对德、义（意）宣战文告。7时，郭泰祺专门召开中外记者发布会，宣读了国民政府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宣战的文告。
对日宣战，一扫蒋介石心中多年之积郁。他当天写道：“本日发表宣战文告。此种大事，必须从大者远者着想。此次世界战局，比为一整个总解决，断不容分别各个之媾和；否则，虽成易败矣。”宣战次日，蒋介石还发表了《告全国军民书》，宣告：“日寇怙恶罔悛，多行不义，今竟以卑劣险诈之伎俩，策应欧洲轴心国家，实行其三国同盟联合侵略之行动，……我国民政府为伸张国际正义，保持人类文明，已对日本正式宣战，并对德、意两国同时宣战，宣告中外，谅已周知。”
